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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攻克，察哈尔全省光复，冯玉祥决心自率10万饥疲之士，进而为收复4省之谋。7月27日，冯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4省计划委员会”，亲任委员长，并发出成立通电： “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 何应钦见冯拒不理睬他们的“软”、“硬”两手策略，便借日军的力量来压垮冯。何主动与土肥原贤二联络，秘密商定要日、伪军协助他夹攻抗日同盟军，以平贺及茂木两旅团，联合伪军张海鹏部，向察东大举进攻。 7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向冯玉祥发出俭电，向抗日同盟军提出最后通牒。何应钦又增调了5个师参加“围剿”抗日同盟军。至此，入察之国民党军队已达16个整师，15万余人，铁甲车8列，飞机2队，在怀来设机场。 冯玉祥只有“引领云天，鹄候明教”了！7月31日，他向全国发出世电：“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顾念国难之严重如此，而豆萁之煎迫，又复如此。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祥自兴师抗日，迄今已67日矣，究竟赤化察省与否，与确保察东失地与否，事实俱在，容有见谅于国人者，哀哉，同盟军！抗日何辜？竟而得罪蒋氏政府，致遭腹背之敌，更受轰炸之苦！” 冯玉祥唯恐察哈尔省地盘落入蒋介石、何应钦之手，极愿宋哲元回察主政。可宋哲元却表示不愿在抗日倒蒋旗帜下，听冯指挥。冯虽多次电请宋回来，终未实现。8月4日，冯不得不发出电报：“自即日起完全收缩军事。政权归之政府，复土交诸国人。并请政府即令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克日回察，接收一切，办理善后。” 不少人认为冯玉祥这样做是“屈服”表现。冯听后大笑：“他们不明了当前形势。目前国贼已和日寇勾结，已安排了进攻察省的计划，我们的枪械窳陋、弹药短缺，如果不迎宋返察以增实力，怎能御敌？” 8月7日，蒋介石、汪精卫电约冯玉祥赴南京“共商大计”，冯复电婉言拒绝。冯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总司令职务。总部设宴送冯，冯心伤至极痛，不忍参与惨别。 宋哲元于8月12日由宣化到张家口，冯玉祥到车站迎接，含泪与之握手，哀伤无以继言。冯已身束于人势之下，敢怒而不敢言。敢泣而不敢痛。他接见宋哲元及29军将领，商酌今后察政与目前应做之事后，于8月14日乘火车离开张家口，满怀一腔未酬之报国壮志，重登泰山。 冯玉祥离开抗日同盟军后，方振武和吉鸿昌在张家口附近的老君庙召集抗日将领集会，宣誓：“举义之日，已有死志……既不辞玉碎于强敌，更何求瓦全于汉奸……。”誓毕，众人端起斟满的白兰地酒杯，一饮而尽。会上决定将抗日同盟军改为抗日讨贼军，方振武任司令，吉鸿昌任副司令。 蒋介石继续向抗日讨贼军进逼。方振武和吉鸿昌率部分别由张北、沽源等地东进，沿途一面抗日，一面宣传民众，颇得民众的同情和拥护。司令部还派刘宝斋等人去北平秘密地与驻北平西苑的东北军3个师联系，东北军同意和抗日讨贼军一起发动北平起义，只要抗日讨贼军能打过潮河，占领北苑，他们就在西苑起义。方、吉2人遂决定由昌平县西北附近的一个峪口，越过昌平，指向东南，直捣北平。 抗日讨贼军行至高丽营子时，于学忠军一部驻在此地，阻止抗日讨贼军的去路，抗日讨贼军遂忍痛将该部缴械，继续向北平推进。抗日讨贼军过了昌平，遭到蒋军25师攻击，且蒋军援兵源源而来。 抗日讨贼军同蒋军在潮河北岸同南岸的蒋军激战八九日，双方伤亡很大。抗日讨贼军逐渐陷于被蒋军四面包围的状态，东、西、南被蒋军包围，北面被日军包围，日军用野炮不分昼夜地向抗日讨贼军轰炸。伤亡很大，只剩下约1万人。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蒋、日军的兵力超过抗日讨贼军10多倍，且装备优良，弹药充足。 抗日讨贼军处在万分危急之中。北平8大团体，包括各国领事团在内，倡议和平谈判，保证方、吉2人生命安全，军队由蒋介石改编，师以上不咎既往，旅以下发资遣散。方振武、吉鸿昌不得已去顺义县商震部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徐庭瑶见面。徐当即密报北平行营主任何应钦，请示处理。何遂密电蒋介石。 是日中午，商震欢宴方、吉，徐庭瑶作陪。欢宴中，方、吉托辞到厕所去，去而不归。徐问商震：“怎不见他们回来？”商震佯装不知，叫部下去厕所查看，杳无踪影。原来，方、吉早已乘坐商震给他们备好的汽车迅速向天津方向开去。 徐庭瑶电话通知25师派兵把守通往天津的一切通道，不准放过任何人。同时派一连人乘汽车追缉。 方、吉发现后面远处有军车追来，方振武要吉鸿昌同他在一个村子下车步行躲避。吉鸿昌说：“你先下去，让我把他们再诱追些时候。” 方振武下车后，单独离走，后来雇了一头脚驴，骑到天津，尔后搭轮直驶香港，由香港出国。 吉鸿昌到天津后，隐居在法租界。11月9日，吉鸿昌在法租界国民大饭店被蒋系特务击伤，送往法国医院治疗，由蒋引渡逮捕，解往北平。 何应钦为“冠冕堂皇”地杀害吉鸿昌，煞费苦心地搞了个“军法会审”。结果审判者变成了被审判者。何应钦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匆忙结束了这场“军事审判”的滑稽戏。 蒋介石令何应钦将吉鸿昌就地枪决。吉鸿昌毫无惧色，他踏上刑场，随手以树枝作笔，在地上写下五绝一首：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西北军将领任应歧同吉鸿昌一起受难，任对吉道：“我死了倒没什么，你死了太可惜，国家正用得着你！” 吉鸿昌皱起眉头，抱怨地说：“在这个时候，你干嘛还这样。”他又冲着执行的特务们说：“让他先走一步，我要送他一送。” 特务们答应了，枪响了，任应歧倒下去了。 吉鸿昌向特务们招招手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也不能倒在地上，快搬张椅子给我！” 特务们不敢违拗，吉鸿昌端坐在椅子上，又说：“到前面开枪去，我的一切行为光明正大，我决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看反动派的子弹怎样打死我！” 执刑的特务只好走到吉鸿昌的前面，面对面地举枪。吉鸿昌瞪起两只大眼，高喊： “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枪声响后，吉鸿昌直坐在椅子上牺牲，此是1934年11月24日之事。 蒋介石在南方筹划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他总结前四次“围剿”不利的经验，古人云：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认为“利其器”是绝好的办法，决定在战前进行思想训练，拿出半年时间对官兵进行心理医疗。 4月24日，蒋介石在南昌讲武堂扩大纪念周上作了《剿匪从精神、组织与纪律来奋斗》的讲话。次日，又在南昌科学馆对各军事长官与参谋人员发表了《剿匪技能之研究》的讲话。他说： “我们现在和赤匪打仗并不是打军队数目的多寡，也不是打枪炮弹药的精粗和饷械粮服的接济，如果打这几项，那么，我们都胜过赤匪，我们早就应当剿灭赤匪了，须知我们和他们打的，第一是组织，尤其是军队的编制和民众的组织；第二是训练，就是训练士兵和民众的方法；第三是宣传，就是宣传主义来鼓动军民的精神；第四是纪律，就是使官兵用命，不怕死，不扰民；第五是战术，就是如何运用原则因地制宜，相机应变，知彼知己，取长补短，夺得最后胜利。” 蒋介石还特地跑到江西崇仁，召开了驻赣部队副团长以上军官大会，陈诚、罗卓英、吴奇伟等嫡系将领都参加了会议，蒋介石作了《统军作战制胜之道》、《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的讲话，还解释了所谓的“得胜歌”。蒋在讲话中极力鼓吹：“现在我拈出四句口号，望我们一般官兵，大家牢记：（1）受伤不退，被俘不屈。（2）生而辱，不如死而荣。（3）不成功即成仁，这是随时应当记诵的。（4）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果真被俘更要切记这一句话。” 会毕，蒋介石还同军官们拍了电影，这是蒋搞的一次心理战。 蒋介石返回南昌后，于5月中旬召集了政治训练会，作了《政治工作人员的责任与今后应有之努力》的演说。 5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重建了行营，总管江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五省及“剿匪”总指挥的任务。随后召开了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研讨“剿匪”战争经验，分析“匪军”状况，指示“对匪彻底封锁的作战方针”。会议期间，蒋介石差不多是一天一个讲话，甚至是一天两个讲话。先后作了《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的使命》、《剿匪战机述要》、《参谋业务与剿匪要诀》、《健全组织与宝贵时间》、《参谋业务及其应有修养》、《此次会议之心得与今后应有之努力》、《信仰统帅及战斗心理之重要》、《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要点》等诸多报告。 蒋介石在紧锣密鼓的“剿匪”部署之中，专门在庐山开办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蒋自任团长，由陈诚任副团长。聘请原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赛克特将军为首的德、意、美等国的军事教官组成军事顾问团，专门计划和讲授“剿共”的军事战术。自7月18日，训练团正式开训，至9月，先后办了3期，共受训了7500余人，大都是蒋的嫡系部队的中下级军官。蒋介石对教官顾问说：“这次训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 蒋介石亲自编写了《剿匪手本》作为教材。其书分绪言和6篇正文、绪言主要讲“剿共”4年，损兵折将，“反使匪势一天天猖獗起来，其根据本原因，就是革命军人主义不明，意志不坚等；以后要认识主义，发生真信仰”，云云。正文有“救民”、“气节”、“纪律”、“智勇”等篇，各有名堂，如言“吾革命军人责在救国，惟救国必先救民，救民必先清匪，匪清则民安，民安则国强，国强则外侮自息，倭寇不足平矣！”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国维不张，国乃灭亡。今日赤匪，邪说充塞，故人欲横流，廉耻道丧，若不急起挽救，则国固不国，而人民且将沦为禽兽矣。”胡言乱语，不一而足。 蒋介石不仅为每期作了开学训词的报告，并先后作了25次专题讲话。 蒋军经过训练，果然面貌大有改观，确比过去狡猾、谨慎、机警得多了。他们懂得了如何防备红军打埋伏，如何依靠堡垒与红军作战而很快缩回堡垒去，如何避免运动战中整师整旅的被消灭，如何加强其侦察搜索与通信联络的工作等等。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在庐山脚下星子县举办了党政人员训练所，目的是要党政人员更好地推行他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蒋亲自讲授了《党政工作人员须知》，要求党政人员具备“克己复礼”的人格修养，要他们做到为“剿匪”去死。 训练结束，蒋介石踌躇满志，调动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并于10月上旬在南昌召集“进剿”部队师长、参谋长以上将领会议，部署军事进攻。 蒋介石请德国的赛克特以及维撒尔、克雷伯尔将军和17个德国参谋部军事专家当顾问，采用持久战和碉堡战政策，用短促出击，在纵深处构筑碉堡，步步为营，节节筑路，划区兜割，分进合击，战术上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取攻势即以攻为守，四面包围，逐步推进，稳扎稳打，绝不轻进。紧缩根据地，最后靠优势兵力寻红军主力决战，从而一举歼灭。 举世闻名的碉堡战术，即系此时所倡。 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因而，博古等人说，没有毛同志，我们干得不是更好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红军总司令部分开，在前方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而把原来随军在前方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移至临时中央所在地瑞金，增加博古、项英为委员。规定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主席职务由项英代理。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实际上由临时中央在瑞金直接发号施令了，不久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称中共中央局。 6月13日，中共中央局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朱德、周恩来发了一个长电，要红一方面军“分离作战”，即分成中央军和东方军，实行“两个拳头打人”。要东方军先打闽西的19路军，然后北上打抚河以东敌人；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地区进行牵制性作战，待东方军有进展后再北上会攻抚州和南昌，以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这个作战计划。后来被毛泽东讥之为“两个拳头分开来打人，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周恩来、朱德也不同意这样的作战计划，并二次致电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局三令五申，要他们彻底地最坚决地执行这一计划。 军委命彭德怀兼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兼政委。东方军于7月5日入闽作战。东方军虽然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但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领导下，在彭德怀、滕代远和杨尚昆等的正确指挥下，红军战士英勇作战，艰苦奋斗，仍然打了很多胜仗。 9月，一位年轻外国军事顾问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他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来的奥托·布劳恩，即李德。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员，因参加德国中部工人起义被捕，后越狱逃往苏联，加入苏联红军，晋升很快，任苏军骑兵师参谋长。后被送到陆军大学进修，1932年毕业后被派到中国来，当年秋来到上海，即经常和博古等接触。由于博古不懂军事，项英也不太懂怎样指挥打仗，在博古的邀请和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同意下，李德被秘密护送到中央根据地当军事顾问。博古便依靠他主管军事领导工作。若按共产国际规定，“顾问”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更无指挥权，而且必须听命于中共中央。但是，博古和项英竟放手让他掌握红军的指挥权，使他成了共产国际派的“钦差大臣”，成为包揽军委一切工作的“太上总司令”。博古等人唯李德之命是听。这样一来，蒋介石请了德国人当军事顾问，博古也请了德国人当军事顾问，蒋介石没有把权力交给顾问，而25岁的博古却把权力交给了顾问。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用教科书中的条条和他在苏联红军中的作战经验对照地图，制定作战计划。李德年轻气盛，作风独断专行，蛮横粗暴，他的作战计划，往往越过红军总部，直接指挥前方部队作战。周恩来、朱德的军事指挥权实际上被剥夺。 9月25日，蒋军3个师进攻黎川。中央苏区的闽赣军区司令部设在黎川，肖劲光任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闽赣军区的主力部队红19师已被抽去参加东方军，到福建去了，其独立师又被调往他地，归红一方面军总部指挥，黎川城内守备薄弱。肖劲光曾建议红军主力及早集结于黎川东北方向，从侧面歼灭进犯之敌，遭到博古、李德、项英等人的拒绝。黎川在敌我力量悬殊、后路将被全部切断情况下，肖劲光带队撤出，退到城外60里的溪口，避免了遭敌包围消灭的危险。 敌人于28日占领黎川。 李德、博古、项英等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不同意周恩来关于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意见，而急于收复黎川城，提出“不失苏区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命令在福建同19路军作战的东方军撤围，日夜兼程北上，向黎川前线前进。 东方军在向硝石前进途中，于不预期遭遇战中，歼灭了由黎川向洵口、飞鸢游击侦察之敌3个团，生俘敌第6师第18旅旅长葛仲山。这个意外的序战胜利，使李德、博古得意忘形，并引以为据，提出普遍陈兵根据地边缘，实行全线出击，以抵御敌人的进攻。遂命东方军攻打敌之有重兵防守的、巩固阵地兼是白区的硝石。蒋军步步为营，尤讲究构筑工事，红三军团连攻不克，大有损伤，不得不退守。 10月20日李德等又命令红军1、3、5军团集中主力，攻打敌人的另一个有重兵把守的堡垒阵地兼是白区的资溪桥。并提出：“拒绝进攻这种堡垒，便是拒绝战斗。”红军连攻4天，既未能攻下资溪桥，也未能牵动敌军，红军主力却暴露在蒋军堡垒周围，日间遭敌机轰炸，晚上露营，十分疲备，10月26日，不得不放弃攻打资溪桥的计划。此时，军委决定成立红七军团和红9军团，红七军团以寻淮洲为军团长，肖劲光为政委；红9军团以罗炳辉为军团长，蔡树藩为政委。 中央仍不许红军撤退，于11月11日再令红军深入敌后，进攻敌人的战备要点南城以北之浒湾。不但未打下，红军却伤亡了1000余人，受到重大损失。红军不得不放弃阵地，继续向根据地内转移。此后，东方军和中央军的番号便在实际上取消了。 浒湾战斗失利后，李德和博古等却借黎川失守问题，搞了一个审判肖劲光的事件。肖劲光作为新编的红七军团政委，带部队和红三军团一起参加了浒湾战斗，浒湾战斗失利后，彭德怀主动承担了责任，说责任不在肖劲光。李德、博古想整彭德怀，但不敢动他，于是整肖劲光，又避开了浒湾失利事件，重提黎川失守的责任问题。李德说：“肖劲光在黎川城不战而弃，带领他的独立部队仓皇撤退，而让地方部队听命运的摆布。”宣布将肖劲光撤职，关押，并送交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召开公审大会进行公审，判肖劲光5年监禁徒刑，开除党籍、军籍。 毛泽东知道后，坚决反对、王稼祥也几次拒绝在处分书上签字，毛泽东利用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没有执行李德等人的决定，在肖劲光被关压1个多月后，即将他调到红军大学干部队当军事教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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