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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明白，暗杀程壁光，矛头完全是指向他的，因为程壁光是坚持拥护他的护法主张的。 在同安舰上，孙中山、程夫人和水兵们向程壁光的遗体致哀。孙中山命令，放炮21响，祭奠程总长的英灵。 1918年5月，程璧光的死因终于查明，原来是陆荣廷花重金买下刺客，将程璧光置于死地。陆荣廷曾与程璧光结下金兰之好，他企图拉拢程壁光反对孙中山，遭到程的严词拒绝。陆荣廷一怒之下。终于对程璧光下了毒手。 程璧光一死，孙中山护法运动的主要军事力量受到了沉重打击。紧接着，陆荣廷等人操纵非常国会，议定取消大元帅的首领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 孙中山明白，所谓改组军政府，实际想砍掉护法的大旗，要从他手中把军政府的大权夺过去。5月4日，孙中山提出辞职，并发表宣言，沉痛指出：“吾国之大患，莫过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细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也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桂、滇军阀及其附庸非常国会里的政学会控制。护法运动宣告失败。5月21日，办中山回到了上海。这时。他一筹莫展，意态消沉，对于“外方纷纭，殊不欲过问”，陷入了苦闷、恍惚和绝望的困境。幸有庆龄陪伴身边，才在无边的冷酷中感受到一些温暖。继而想到用心著书，以此启发人民，唤醒社会。遂着手继续撰述过去未完成的《建国方略》，到1919年完成了全书。 护法运动虽然以失败而告终，然而对于孙中山自有公正之论：是他不肯与军阀同流合污而遭到的失败，如果跟军阀唱同调，还算什么革命党人！ 这一不同凡响的评价不是出自别人，乃是出自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陈独秀。 陈独秀，宇仲甫，安徽怀宁人，曾与写过《革命军》的邹容同期留学日本因反清活动与邹容等先后被遣送回国。武昌起义后，任过安徽都督府秘书长。191；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自第二期起改为《新青年》，为民主革命大声呐喊。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聘请陈独秀、李大创、胡适等人为教授，并聘任他的老朋友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为进步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陈独秀赴京就职，《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也移往京荔城。 1918年夏季的一天。陈独秀邀请参与编辑《新青年》的同仁开会，商定下—期稿件。坐在陈独秀左边的是写过《文学改良刍议》的留美博士胡适，他清秀的面容上带着几分微笑。右边是北大教授、图书馆长李大创，他四方四正的脸上架着一副老式眼镜，唇上留着胡须，头发剪得短短的，目光沉稳。挨着李大创的，是身材不高、面容瘦削、棱角分明的周树人(鲁迅)，他时而深吸一口烟。对面坐的，依次是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几位教授，其中还有周作人，他是鲁迅的弟弟，长得与鲁迅颇有几分相似。 彼此寒暄之后，陈独秀提出了新问题：“诸位，探求真理是一条艰难的路啊！孙文先生护法的失败，世界大战的升级，使我们不能不问一下。西洋的思想和国家制度，是否是最先进的，是否适合于中国？《新青年》应如何引导国人，走向真理的彼岸？对于下步如何办好本刊，诸位有何高见？” 胡适将圆圆的眼镜摘下，轻轻揩了揩，又架到鼻梁上，不急不慢地说：“一本刊物，主义谈得太多，怕要弄昏了头的。政治上的事最好由政府去管嘛。《新青年》应当带头研究学问，整理国故。我看把青年带进研究室比带上大街游行好。我目前正准备研究古今小说，作些考据，作为探路吧。” 鲁迅看了一眼胡适那高深莫测的表情，开口说道：“古今小说是需要研究的，适之兄也确是这方面的专家。但这在适之兄一人则可，作为《新青年》刊物则是不可的。刊物是面对最富生气的中国青年的，应当办得切近这时代，触动这脉搏，感应这神经。即便是作研究，也要有一点时代气息才好。” 陈独秀一边点头一边说：“豫才(鲁迅字)兄的话很对。比如他的小说新作《狂人日记》，便有振聋发聩的力量。没有‘救救孩子’的时代声音，我们的文学革命便没有了实绩。” 李大钊清了清嗓子，用那浓重的冀东口音说：“我以为《新青年》应当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以前，我们对这个主义所知甚少。去年11月俄国革命的胜利，使我们看到了它的光辉。这是指导庶民胜利的学说，也是挽救中国的良药。” 胡适微微皱起了眉头。鲁迅和其他人都陷入了思索。陈独秀素常十分钦佩李大钊思想敏锐、见解深刻。这时接下来说：“守常(李大钊字)兄的意见极为重要，我完全赞同。《新青年》要办出特色。真正成为中国青年的向导，就应当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我看可以出一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这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此刻他们也许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以《新青年》和稍后创办的《每周评论》为阵地，以科学、民主为旗帜，大张旗鼓地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会使广大青年产生多么深刻的忌想裂变，铸造出多么新鲜的信仰和品格，从而为即将来临的五四运动奠定多少坚实的舆论基础。 在《新青年》众多的竭诚的追随者中，有一颗正在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他就是后来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的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1918年8月15日，出生手溯南湘潭韶山冲的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他们是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 到京后，朋友们分赴各预备班学习，毛泽东为找一个托足之地，以获得生活来源，经他的老师、此时已到北大哲学系任教的杨昌济介绍，认识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水扫地外，便是管理15种中外报刊，登记阅览者的姓名。北大教授们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却只有八元。但他仍然感到称心，因为可以阅读各种新出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 新文化运动的浓厚氛围，使毛泽东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兴奋和刺激。他参加了北大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的新闻学研究会，一个是由杨昌济、梁漱溟、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的哲学研究会。 他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胡适座谈，请教学术和人生观问题。 对陈独秀，他是崇拜的，认为陈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以前只读其文。此时终于见到了其人。 他既在李大钊手下工作，李大钊当然更给他以直接的影响。这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李太创是在古老的中国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这篇演说和李大钊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我在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的时候，在李大到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 毛泽东还认识了谭平山、王光拆、陈公博、张国焘这样一些后来颇为著名的人物，并同来自湖南的北大学生邓中夏建立了真诚的友谊。 在北京，毛泽东起初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先生家中，后来和蔡和森、萧于升、罗章龙等七人搬进景山东街三眼并吉安东夹道7号，八个人挤住在三间民房小屋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毛泽东语)。 在清苦而紧促的生活中，杨先生的女儿杨开慧给了她情感上的慰藉。毛泽东进湖南一师读书时，杨开慧还是个14岁的小女孩，如今已出落为18岁的大姑娘了眉清目秀，文静娴雅。21岁的毛泽东经常来往于杨先生家里，和开慧的认识逐渐加深，遂建立起恋爱关系。他们一同漫步在故宫河畔和北海公园。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还有倒垂湖面的杨柳枝头悬挂的冰柱。在诗情画意中，互相倾诉着绵绵爱语。 1919年春，毛泽东因母亲病重。带着刚刚学到的新思想和活动经验，离开北京返回长沙。不久，即创办了引人注目的《湘江评论)。 上海莫利爱路29号。 孙中山护法失败，与夫人住在此处整日闭门谢客，对国家的前途，对自己几十年的道路，陷入苦苦的思索。看来。靠军阀来推行革命是建筑在沙滩上的梦。目前老牌官僚徐世昌又被徐树铮炮制的安福国会选为总统，他和刚刚被撵下台的冯国璋一样，都不过是段棋瑞的傀儡。今后的路该怎样走呢？孙中山在徘徊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他不小的震动，再次刺激了他兴奋的神经。他把这一事件看作人类伟大希望的诞生。1918年5月，他通过美洲华侨，向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电贺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司奋斗”。这期间，孙中山贪婪地阅读各种各样的书、有马克思、思格斯的著作，陆海军年鉴、工业、财政、货币、运输、城市建设、土壤、农作物、地质、外语等书，匝有尽有。屋内四壁挂满地图，冬日炉火熊熊，夏日短衣伏案，不读就写，不稍间断。他谈泊地生活，每日菜金不过二元。有次外出购书竟然连团家的车费都没有了。《孙文学说》、《实业计划》，以及20万字的《建国方略》，都是这期间完成的。他希望能用自己的思想更广泛地唤起民众，实行“全民政治”。在他内心深处，正期待着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革命风暴来临。 1918年11月。欧战结束了。中国因为参加了战争，也算是一个战胜国：北京政府大肆鼓噪段总理对德宣战如何英明，段棋瑞本人更是以中国的救星自居。孙中山对此不以为然。但对英、美、法、意、日五强主持召开巴黎和会还是抱有希望，因为按照公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均应废除。孙中山为此感到兴奋。 但是，后来传来的消息令孙中山怒不可遏： 在巴黎凡尔赛宫举行的“和平会议”上，日本代表提出荒谬的无理要求：欧战前德国在胶州和青岛的特权，包括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一切动产、不动产以及筑路开矿权。均将无条件归日本所有，所持理由是袁世凯接受过“二十一条”，段祺瑞与日本政府有个“山东问题的秘密换文”。 巴黎和会本来是列强的战后分赃会议，在列强的眼里根本没有中国人的利益，和会竟把日本的无理要求明文规定下来。北京政府代表、外交总长陆征详求告美国总统威尔逊无效，遂准备签字认账。 这样的局面，怎不令孙中山怒火满腔、痛断肝肠！ 这天，正在孙中山坐卧不安、踱来踱去的时候。朱执信兴冲冲地走进孙中山的书房，一进门就挥舞着一张报纸，大声喊着：“先生，你看！喜讯，喜讯！” 孙中山接过报纸，迫不及待地看起来，未及看完，拍案叫好。 你道为何？ 原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后，一片愤怒，处处沸沸扬扬。 1919年5月2日，济南3000工人聚集在北岗子举行讲演国共和谈演义(第一部)会，要求收回青岛。 5月3日，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开全会，决议在5月7日召开国民大会，同时通电全国各界共同行动，阻止北京政府代表签约。 3日晚，北京大学法科礼堂挤满了学生，除北大学生外，还有北京高师等校代表。每人都是一副激愤的表情，有人呐喊，有人挥拳。一个青年入站到讲台上、高声说：“同学们，不能再等待了。北京政府是个卖国政府，只会讨好日本主子。明天我们就行动，举行学界大示威，制止签约！”这个青年人就是北大学生邓中夏。礼堂里一时静下来，他的坚毅的声音在回荡。随后，礼堂里响彻“对呀”、“同意”的声浪。 陈独秀和李大创，是这次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陈独秀就在当晚，为第二天出版的《每周评论》写了号召人民“直接解决”的评论。他说：“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13所大学学生3000多人汇集到天安门城楼下，像大海的潮水涌向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他们高呼“还我山东”、“保我主权”、“拒绝和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更有那无数面彩色小旗挥动着，许多面横幅高举着。其中一面大白旗上写的两行黑字颇为醒目：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碎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淳余孽死有头。 那曹瞒遗种系指曹汝霖，时任交通总长，章淳余孽系指章家祥，时为驻日公使。他俩人所以激起公愤、盖因从前中日各种合同，多经曹、章经办、署名。曹曾是“二十一条”签约代表，章则是“中日军事秘密换文”的经办人。此外还有一个陆宗舆，现任币制局总裁，签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对此三人。海内人士共目为汉奸、日本走狗。 当游行队伍被使馆区的警察阻拦，不能通过东交民巷时，学生们无比激愤，转而扑向赵家楼，找老牌卖国贼曹汝霖算账。赵家楼曹公馆院子里挤满了人，“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怒吼声震天动地。正巧，曹、章二人刚从总统府饮宴回来不久，这时吓得面无人色，体似筛糠。他们栖栖惶惶地溜到后院大墙下，企图越墙逃走。曹汝霖在前，靠着仆人的帮忙，好不容易才爬上墙头。他往下一看，不由一阵头晕眼花。可前院一片呼喊声，逼得他不敢再犹豫，一闭眼一咬牙跳了下去，歪着身子摔倒在地，痛得直哎哟，仆人连忙搀扶他逃向六国饭店。 听到曹贼的惨叫声，章宗样再也不敢翻墙头，在墙下像热锅上的蚂蚁，欲逃无路。一个跑在前边的学生发现了他，上去一把揪住，人群蜂拥而至，以为他就是曹汝霖，连声喊打。他连说自己是章宗祥，学生们叫道：“打的就是你！”转眼间，章贼已是鼻青脆肿，趴在地上营苦求饶。 学生们虽说打了章宗样，但未抓到曹汝霖，心头怒火难消，遂放火点着了赵家楼。刹那间风助火势，浓烟滚滚，火舌飞窜…… 爱国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样，北京市民无不拍手称快。军阀政府则恼羞成怒。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率大批军警开到曹家门前，抓走了三十多名学生。紧接着发布禁令。取缔一切集会游行。 第二天上午，北京各大学学生代表开会议决，即日罢课，并通电全国各地，请求声援。 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迅速席卷全国。这时的孙中山，眼观时势风云，重新燃烧起希望之火，再度焕发出充沛的活力。 局势正如林伯渠的诗句所描绘： 登高一呼群山应， 从此神州不陆沉。 究竟孙中山有何举措，请看下回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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