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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来到上海立即去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转达李大钊的意思。陈独秀一听十分高兴：“我正想和大钊先生商议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你来得正好！”为从长计议，陈独秀让张国焘住进了他的寓所。在这之前，李达和未婚妻王会悟已经住在这里。 陈独秀博学多识才思敏捷，精力过人，通常上午和晚上阅读、写作，下午则与朋友们畅谈高论。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词锋犀利，逻辑性强，是非分明，和李大钊宽厚温和的性格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但是，共同的信仰使他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 陈独秀对张国焘说：“请转达守常先生，我认为研究马克思国共和谈演义(第一部)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成立一些分散的组织也不解决问题，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 他滔滔不绝地阐述成立共产党的理由：社会革命的内涵是无产阶级和广大穷苦人民的自求解放，以中国实际状况而论，非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可，证之俄国革命的经历也是如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他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够彻底，而无政府主义又过于空想，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议会政策又不能实现于中国；未来的共产党能更有力地组织新文化运动、反军阀运动、反日爱国运动等；不应顾虑共产主义的曲高和寡，站在革命立场上，应当有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终目标，长期努力来促其实现；中国工业不发达，工人数量少，文化落后，一般工人还不能成为有阶级觉悟的共产运动的骨干，但五四以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来，就是这一运动的先驱，共产党成立后虽然一时没有夺取政权的希望，但现在就应该朝此努力。 过了几天，陈独秀告诉张国焘，共产国际来人了，已经和他接了头，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 来人是俄国人维经斯基，年仅27岁。中等身材，体格强健，目光深邃，一口英语虽不纯正却相当流利。他在美国做过工。是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远东局派来的代表，公开身份是新闻记者，他带着两位助手：23岁的俄国军官马迈耶夫，以及马迈耶夫当过莫斯科歌舞演员的妻子马迈耶娃，她是打字员。 他们的使命是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们在旅倔华侨、具有俄共党籍的杨明斋陪同下首先来到北京，经北大钥国籍教授柏伟烈介绍，认识了李大钊；然后拿着李大刨的介绍信来到上海找陈独秀。 一位充满热情的田园青年和一位满腹经纶的中国教授，像平等探讨学术一样，交换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革命的情况和意见，便匆匆分手了。 “中国应该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 这位俄国青年的建议与陈独秀的思索不谋而合。 于是，陈独秀联络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定一、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等人，首先创立了为建党作准备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随即指导各地成立相应的组织。 张国焘离开上海之前，适逢北大校长蔡元培来到上海。他去西藏路一品香旅社拜访蔡校长时，坦率地说：“我住在陈先生家里，准备追随陈先生从事共产主义运动，您以为如何？” 老革命党人、一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蔡元培说：“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无政府主义者始终没有组织，这是一个弱点。马克思主义者要有作为。就应赶快组织起来。” 校长的赞同更加坚定了这位北大学生联合会第一任讲演部长的决心。 张国焘8月底回到北京，兴冲冲地向李大钊谈了陈独秀的意见。李大钊略加考虑，即无保留地表示赞成，认为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北京应与上海一致进行。 张国焘说“那就请按您的意思回陈先生一封信吧！” 李大钊连夜写好了信，言词恳切面确定，热情洋溢。第二天和张国焘共同署名寄出。以后南陈北李间书信不断，具体商讨建党问题。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除李大钊、张国焘外，还有一位张申府。他是北大讲师，原是研究罗索哲学的，五四运动中颇为活跃，在李大钊影响下评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0年9月团迎接罗索来到上海，和陈独秀对建党问题进行了研究。筹建起北京小组后，即受陈、李委托前往巴黎，在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发展共产党员。周恩来就是他和妻子、老“觉悟社”社员刘清扬介绍入党的。后来，他又和周恩来一起发展朱德入党。 据张国焘回忆，9月中甸，北京小组在李大创的办公室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者除主持人李大钊外，还有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8人。李大创当众宣布，他将每月捐出个人薪傣80元作为小组活动经费。 两个月后，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5位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小组。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一致决定将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重要成员补充进来。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吴雨明等9人和国会议员李韶九、河北省议员江浩先后参加，使小组扩大为15人。经协商，李大钊被推举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 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李大钊的这些诗句，正可以形容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上半年中国各地共产主义运动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的景象。 陈独秀直接领导的上海小组1920年8月间开始实际活动以后，随即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成立了一所外国语学校，对进步青年短期培训后，当年冬天就派出了刘少奇、彭述之、罗亦农、任弼时等8人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小组活动以上海为中心。又向杭州、南京、芜溯、安庆等四周发展。 北京小组一边从事工人运动，一边指导济南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最早参加的有王尽美、邓思铭等8人。王尽美原名王瑞俊，参加小组后，赋诗言志：“贫富阶级见疆场。尽美尽善唯解放。”并改名王尽美。 武汉的共产主义小组是由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项英等人创建的。挥代英、萧楚女、李求实等人则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四川，老同盟会员吴玉章在成都创立了一个叫“青年共产党”的组织。杨音公则在重庆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切。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两个组织宣告合并。 广州的共产主义小组是陈独秀一手指导的。1920年11月孙中山到广州重建军政府后，陈炯明被慑命为广东省长兼军政府的内政部长、陆军部长和粤军总司令。他为标榜与新人物合作的气度，便邀请陈独秀去担任广东省政府的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于1921年1月邀约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组成了共产主义小组。 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是毛泽东。小组的成立和毛泽东的结婚几乎在同时。 毛泽东这年27岁，风华正茂，漾洒倜傥。 杨开慧比毛泽东小8岁。她跟着母亲在长沙县板仓乡下度过童年。父亲杨昌济留学归来后，迁居长沙城。1919年又随父亲迁居北京。扬昌济病逝后，她和哥哥杨开智扶枢回到长沙。不久进湘福女中选修班读书。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后，她便到湖南学联做宣传工作。 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中，和她相爱了。杨开慧后来回忆说：“自从听到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毛泽东也有许多植给她，表示浓浓的爱意。还写过一酋《虞美人》词寄给杨开慧：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无奈披衣坐起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 倦级身无凭。 一勾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温柔缠绵，一往情深，比之一般热恋男女的山盟海誓，更增添几分浪漫，几分神韵，几分荡魂摄魄的魅力。 杨开慧后来说：“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所生之外，就是为了他。假设有一天母亲不在了，他被人捉住了，我要去跟着他同事一个命运。” 这些从心底溢出的话写于1929年6月20日。杨开慧被害前把它藏于长沙板仓住所的墙缝里，直到1983年才被发现。这也是他们爱情史上的一段佳话。 他们结婚的时候，不用花轿，不备嫁妆，不举行礼仪，杨开慧只带着简单朗行李。恢进了毛泽东任主事的第一师范阳小的教师宿舍。晚上，杨开慧和毛泽民的妻子、陈昌的妻子一起操持，花六块银元办了一桌宴席，招待长沙的几位亲友。从此，杨开慧一直协助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并在1921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新婚前后，毛泽东正忙于创建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 长沙一开始就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张国焘晚年回忆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 11月初，毛泽东收到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正式委托。他们还将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机器工会，以及《中国共产党宣言》起草等情况，随时告知毛泽东。并寄来了《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毛泽东回信邀请陈独秀来长沙指导建党，出席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因陈赴广东就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到长沙来。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磺等6人在建党文件上签名，正式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长沙小组是在新民学会基础上创立的。毛泽东和蔡和森何叔衡等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重新调整了新民学会发展的方向。学会74个成员，早期先后加入共产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易礼容、李维汉、罗章龙、郭亮、夏曦等31人，只有熊梦飞等2人后来成为反共分子。另一位分道扬镳的，是主张温和改良的萧子升。他和毛泽东认识很早，又是一师同学，相交甚深。他从法国回来后，同毛泽东争论了好几个晚上，谁也没有说服谁。大革命时期，他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员，国共分裂后当过故宫博物馆监守、国民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后来长期旅居海外。他晚年回忆说；“1920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 这个“秘密组织”，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有诗赞曰： 立志在匡时， 秩为国之英。 再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欲以广东为根据地，进行北伐。为巩固根据地，免除北伐的后顾之忧，就必须消灭在广西的接系军阀的残余势力。1921年6月27日，孙中山命令各军分兵三路，讨伐广西接军。 这时，孙中山又想起了蒋介石。 蒋介石1920年l1月间因感到粤军派系复杂，不听指挥、离开了在前线作战的粤军。此后，除了回家乡探望母亲。游览山水以外。就是到上海照料交易所的生意。次年初，正当孙中山韧返广州重建政府之际，事业万端，亟需用人。孙中山及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函电交驰，请蒋介石赴广州供职，但他都以家母有病为由推脱了。戴季陶亲自跑到奉化去请，蒋介石和戴季陶吵了一架，结果还是不肯出山。后经陈炯明来电催促。并在电报中委任蒋介石为援桂中路军总指挥，他才于2月6日抵达广州。可是在平定广西作战的军事会议上，陈炯明、许祟智、邓仲元三位实力派人物意见不合，作为手中没有一兵一卒的蒋介石，在其间无从置喙、颇感窘迫，便于2月14日又离开广州回奉化了。 这时候蒋介石的母亲正在患病。蒋介石一回家，就带着母亲上普陀山拜庙求佛，向上千的和尚施舍斋饭，祈祝母亲康健。 3月29日孙中山打电报给蒋介石，说出征广西关系重大，盼他速来粤参与策划。蒋介石接电后不予理睬，反去祭扫三代先人墓。4月21日孙中山又致电蒋介石，说出征广西已下动员令，许崇智病未痊愈，军事紧急，盼他接电速来，蒋介石接电后苦笑一声带着次子蒋纬国游天童山去了。 蒋介石为什么取此态度？盖因他再也不愿和日趋骄横、以粤军为私产、视广州为领地的陈炯明共事，为陈“做嫁衣裳”。自然也有抬高身价、待价而沽的意思。直到5月20日，蒋介石才极不情愿地到达广州。在广州只待了四天，蒋介石就说他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雪满山原，一白无际，醒后身犹寒战，默念此必母病凶兆”，因此必须回乡探母。 蒋介石5月底回到家中，果见母亲病情恶化。6月14日。蒋母王采玉因患心脏病磕然长逝，时年57岁。蒋介石嚎啕大哭，在灵前长跪不起，发誓“庐墓终身”，并自己撰写了《哭母文》和《先女比王太夫人事略》两篇祭文。他自撰的那副挽联，更为时人称道。联曰： 祸及贤慈。当日梗顽悔已晚； 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 为何母子如此情深？原来蒋介石想起了母亲一生的艰难。 王采玉年轻时即守寡在葛竹庞带发修行，精于女红。并粗通文字，能诵《楞严经》、《金刚经》等经卷，经堂兄王贤东说合，还俗再嫁蒋明火为继室，生下二子一女，长子瑞元，即蒋介石，小儿瑞青，六岁天折。女名瑞莲。蒋明火死时，蒋介石才8岁，一门孤寡，无可依靠，遂成为凌辱胁迫对象，地方上没有仗义执言的人，族人和亲戚们也多袖手旁观，母子含愤忍痛。悲苦万端。蒋介石同父异母的长兄蒋锡侯，比蒋介石大10岁，性情暴庚，嗜赌成性，独霸了玉泰商号。 王采玉茕子无依，抚孤携幼，只能忍气吞声。她一面望子成龙，严加督促蒋介石献学业，一面笃信佛教，终日诵经拜佛，并常与寺庙里的僧尼交往。有一次蒋锡侯赌钱输了，回头一看，一个来他家化缘的和尚亚站在他身边观看，蒋锡候认为和尚是属“空门”的，所以冲了他的财气。就怒打了和尚一顿。王采玉因此和蒋锡侯争吵起来，蒋介石怒火中烧，可又不是蒋锡侯的对手，只好作罢。 如今，蒋介石已经混出个人样，正想多多报答母亲恩情，不想母亲无福消受，刚五十多岁就撒手人震。思念至此，怎么不令蒋介石悲从中来，痛断肝肠！ 6月23日，孙中山给蒋介石发来电报。告诉他广西前线军事吃紧，盼望他立即赶赴广州。同时，汪精卫、胡汉民、张人杰等人也纷纷打来电报，劝他节哀，“墨经从戎，古贤不废”。可是蒋介石根本不予理睬。他把死者装硷完毕，经过防腐处置之后，停枢家中，自己到离家10里的雪窦寺和千丈岩—带山麓盘桓去了。一盆桓就是一个多月，他说这是怀着悲痛的心情看看他母亲生前游过的旧地，同时挑选墓茔地。 直到9月13日，蒋介石才磨磨蹭蹭地来到广州。 正是： 费尽口舌磨碎牙， 急病碰到慢医家。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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