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3月14日，蒋介石还有一封长信给廖仲恺。明确表示反对联俄容共，劝廖切不可一意顺从孙中山：“吾辈不能因循苟且，专意顺从，亦不应使其固执己意，丧失同志人格，反为宵小所污辱，而致党自陷于不测深渊也。” 3月28日，廖仲恺发给当时负责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的胡汉民一封电报：“转介石兄，归否？请即复，俾得自决。”意思是再最后征求一次意见。干就干，不干就拉倒。 胡汉民一看急了，立即给蒋介石写信。提醒他“万不宜速决绝不顾”，如果再不去上任，就要安排别人了。 蒋介石不敢扳得再硬了，接到电报当天就给廖仲恺回电：“函电敬悉，弟必来粤，勿念。” 4月14日，蒋介石和许祟智一道离开奉化，21日到广州，当日晋谒孙中山，26日到黄埔视事。 5月3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任粤军参谋长。9日任命廖仲恺为黄埔军校党代表。校长和党代表之下，分设政治、教练、教授三个部和军需、管理、军医三个处。教练部主任李济深，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离粤后由邵元冲代理)，军事总教官何应钦，学生队总队长邓演达。 中国共产党派了许多优秀党员陆续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军事、教育工作，如后来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任教授部副主任的叶剑英、任政治部秘书的聂荣臻、鲁易，任政治教官的恽代英、萧楚女、包惠僧、高语罕、周逸群、胡公冕、韩麟符、熊雄等。 苏联对黄埔军校大力支持。除了担任国民党总顾问的鲍罗廷和国民党军事总顾问的加仑将军经常给予指导外，还专派了军校总顾问契列班诺夫、步兵顾问白礼别列夫、炮兵顾问嘉列里、工兵顾问互林、政治顾问喀扶觉夫等，并提供了大量的经费和武器装备。” 蒋介石当上黄埔军校校长，这是他手握军权的开始，虽然他当时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一任命是他政治生涯的里程碑。从此，人称“蒋校长”，这是他第一个带有官衔的称调，颇为响亮，即便他后来成为总裁、总统，他的若部下依然称他“校长”，表明当年曾是他的学生，显得更为亲昵，他也乐于接受。 蒋介石这时干得的确比较投入。 从4月26日至30日，蒋介石每天对教官训一次话。他慷慨激昂地说：“诸君的资格。有许多是很老的。有的在军队中做过官长，有的在本党中干过好多事情。现在竟喜欢到本校来当下级干部。无非是因为这个军官学校是我们本党办的学校，诸君皆愿意为党尽力。原来这个学校就是本党培植人才，预备将来做本党健全的干部，扩张本党势力。”他教训大家要严守军纪，不要抱升官的目的来军校工作。 从5月5日新生开始陆续入学，到6月15日正式开学这段时间里，蒋介石对学生进行“精神训话”11次。他一遍又一遍地谈他创办这所军校的艰难，眉飞色舞地讲述他过去的革命经历。他要求学生要绝对服从和不怕死。他说：“军人字典里没有难字，军人的目的只有一个死字，要以杀身成仁的精神为主义而奋斗，要把不怕死的精神作为‘黄埔精神’！” 蒋介石规定的军校课程有：人生观、革命史、军纪、军略、兵器、训练、卫生、典范令、士兵生活、军人要则、曾国藩治军语录——曾国藩是蒋最钦佩的人物。黄埔初创，异常艰难，因为广州的重要税收多半控制在滇桂军阀范石生、杨希闵手里。有一次，范石生当面奚落向他要钱的蒋介石：“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那几根吹火简顶个屁用，我只派一营人就可完全缴你的械！”蒋介石平时倔强、暴躁。但这时连哼一声都不敢，就黯然神伤地返回黄埔。 党代表廖仲恺一看他那副无精盯采的样子，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于是苦口婆心地劝慰他：“介石，你专心管好学生吧，经费的问题，都由我负责。” 被誉为“黄埔的慈母”的廖仲恺，常常在半夜三更时候来到范石生或杨希闵吸食鸦片的床前，曲意周旋。老烟鬼要在烟瘾过足后才肯签字，让他领到极为有限的军校用款。 后来，苏联为创办军校提供了6万元贷款，国民党领导人对这笔贷款的来源严加保密。蒋介石要查询此事，廖仲恺说：“军校经费事，我不过问支出，你也莫问来源。现在经多方筹集，经费已不是什么大问题，你可继续支用，不必担心。” 为了创办这所学校，苏联政府先后资助了200万元现款，并运来8000支步枪和500万发子弹。 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 早晨，以党的总理兼任军校总理的孙中山偕夫人乘“双固号”军舰来到黄埔岛。只见粉刷一新的校门上横挂着“陆军军官学校”的牌子，左右门柱上贴有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去，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校园里的一幅幅标语，写着“拥护本党本校总理的三民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等字样。 孙中山和宋庆龄兴致勃勃地巡视课堂和寝室后，来到大礼堂。这时，五百多名黄埔健儿身穿苏式黄军服，正在精神焕发、声音洪亮地高唱他们的校歌：草率学生，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 革命英雄，国民先锋， 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 同学同道，乐遵教导， 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 以血洒花，以校作家， 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歌毕，孙中山发表了热猜洋溢的讲话： “至于说到民国的基础，一点都没有。这个原因，简单地说，就是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使我们有了新的希望。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从这个学校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 孙中山还发表了对黄埔军校的训词：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 凤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 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时、即以此作为国歌。蒋到台湾后，也未改变。 典礼仪式结束后。举行了整齐严肃的阅兵式。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军队。对于当时在场的各派系军阀头目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刺激。 当时出席开学典礼的除蒋介石、廖仲恺等军校领导外，还有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汪精卫、林森、张继。大元帅府军政部长程潜，外交总长伍朝枢，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湘军总司令潭延圆，滇军总司令杨希阂，西路讨贼军总司令刘震寰，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孙中山之子孙科及吴铁城等军政要员。 这时的蒋介石春风得意，如鱼得水。他不吸烟，不饮酒，不近女色，大有励精图治的气概，与当年在日本和上海时花天酒地、吃喝嫖赌的生活判若两人。他亲自险查教官、学员的训练与生活情况，亲自教唱校歌，并就做人意义、军人的目的、遵守纪律、吃苦耐劳、加强独立生存能力乃至卫生防疫等方面的问题，对学生进行训示。他经常说：“我们跟总理干革命，就应当不怕苦、不怕死，怕苦怕死就干不了革命！我国受各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国内军阀各据一方，横征暴敛，战乱频繁，民不聊生。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救国救民，用我们之手建立起富强的新中国，实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孙总理制定的三大政策，谁反对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共同努力，如果我不革命或者反革命，你们任何人都可以打倒我。” 为了构思这些讲话内容，人们常见“在天色还朦胧未明的早晨、他一个人便站在校园中。凝神沉思”。 蒋介石常常在早晨起床号吹过后即直闯教官、学生的宿舍巡视。一天早晨，他发现教官刘峙、顾祝同、陈继承睡懒觉，当即不顾情面地严加斥责，直使他们面红耳赤，驻颜无颜。对教官尚且如此，对学生就更加严格了。一次，他经过禁闭室，听到有个学生在里面号啕大哭，马上板起面孔，高声训斥：“革命军人是有价值的，是自爱的。犯了校规受处分，认错悔改就是了。哭！丧失了革命军人的价格，错上加错，特再加禁闭三天。”说罢，扭头就走。 练兵场上，只要蒋介石一出现，便充满了严肃的气氛。他始终保持军人的风姿：一身戎装，外着鼓风，昂首挺胸，一脸威严，标准的步幅和步速。值星官见校长莅临，当即一声拉长的“立正”口令，一切操作都停止下来，官兵们像被“定身法”定住了一般，肃立无声。值星宫跑步换正步，走向校长举手敬礼。蒋介石戴白手套、举手还礼。操练才重新开始。 在节假日里，他却能轻松自如，与军官同乐。一个周末的晚上，他特地备好茶点，请一帮得意门生来家里做客。当大家玩得正高兴的时候，他说：“我家里藏三件宝贝，谁人找到，大大有赏。”大家既好奇又有趣地翻遍每个角落、搜出的东西送到校长面前，校长均摇头微笑。眼看就成僵局，蒋夫人陈洁如悄悄地对李之龙耳语几声。李之龙随即在校长枕头底下搜出《三民主义》、《曾文正公家书》、《俾斯麦传》三本书。蒋介石见状，高兴得眉开眼笑：“之龙到底是我的好学生，懂得校长的心意。这三部书我每天必读。因为做人做事。立大业成大事、以及教儿育女、都少不了它们。希望你们认真领会其中奥妙。” 蒋介石看起来对孙中山很恭顺，其实不然。在革命目标上，孙中出是要首先打倒军阀统一中国，而后废除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摆脱控制，成为独立自由的中国。而蒋对学生讲话时，却提出革命目标就是：要先打倒帝国主义。在军事训练上，也不执行孙中山的规定和对军队的编制，而实行自己的一套。 对此，孙中山严厉批评了他：“今日开始练兵，犹不能行我所定编制，若谓练成之后，兵士长期都成了习惯，然后再行改制，则更难矣。此为我所定之制，则欲练成之后，仍可以应我方寸运用也。倘开练之时，已不能行我之制，则练成之后，我亦无心图之矣。” 又批评蒋：“本其日本士官、保定军官之一知半解，而全不知世界大势。不知未来之战阵为何物……倘今开始练兵之始，不行我制，待到练成时期，谓能听我之指挥，我决不信也。” 蒋介石还针对孙中山的崇高威信，在学生面前大讲反对个人崇拜：“我们革命是以主义为中心，跟着这个主义来革命，认识这个主义来尊命的。决不是跟着一个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的。如其跟着一个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那就不能叫做革命。那就叫盲从，那就叫做私党，那就叫做把他人当奴才、走狗了。”“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到如今，仍旧是几千年前皇帝奴隶的恶劣思想。” 然而蒋介石只反感对孙中山的崇拜，而对他自己，则是千方百计树立个人威信，要求学生对他毕恭毕敬。 长洲要塞与黄埔岛毗邻，防务一并归属黄埔军校。蒋介石了月7日开始兼任长洲要塞司令，住进了要塞司令部里。要塞烟台前。竖立着一面大红旗，旗上有个斗大的“蒋”字，如同封建时代的帅旗。从要塞司令部到军校的距离不足一里路，可蒋介石每天上下班，总是警卫森严。他披着一件拿破仑式的斗篷，前面有一个副官开道，四个全副武装的士兵跟在他后面。如果官兵、学生在路上遇见他，没有向他敬礼，他一定要严加追究，给予处分。单就敬礼这个问题，他就在大会上声色惧厉地专门训过好几次话。 军校第一期学生最初有490多人，后来把军政部所办的讲武堂也合并起来，共有学生654人。其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约五六十人，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徐象谦(向前)、陈赓、左权、蒋先云、许继镇、王尔琢、周士第、蔡升熙、宣侠父等都是第一期的学生。这一期里，还有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郑洞国、范汉杰、李默庵、李仙洲、关麟征、侯镜如、黄维、王敬久、孙元良、黄杰、张镇等后来成为国民党名将的人物。 黄埔军校前后办了七期，于1930年9月停办。自第五期起，除炮科、工科和政工种的学生先期随军北伐，毕业于武汉外，其他各科学生均被调往南京举行毕业仪式，宣誓反共。至此，革命的、国共合作的黄埔便成了蒋介石培养反共骨干的学校。 关于蒋介石办黄埔军校这件事，曾和蒋介石在黄埔共过事的周恩来1934年说过这样一段话： 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有一次苏联顾问为革命说了几句话，他就不高兴，拂袖跑到上海去了。当时黄埔军校有近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蒋介石对这些人是提防、限制的。他的军阀思想在那时也是发展的。他让最为人所不齿的王柏龄负责训育。他所能用的就是奴才。对有些骨气不愿做奴才的邓演达，他就容不下；对经王柏龄介绍的何应钦，这第二个奴才，他却非常信任。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他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左派，叫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党代表就可以用周恩来。第二师师长三懋功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的左派，我推荐我党的鲁易去当党代表，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干，用了右派的人。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他就用鲁易同志为党代表。第一次东征以前，1925年1月、黄埔军校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他接着就在4月，在戴季陶的分裂阴谋下，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以相牵制。” 话分两头。且说在国民党“一大”上，蒋介石只是列席会议，也没有被选为中央执委。他当然注意到了第39号席位上那位一口湖南话的青年人的发言，但他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位青年人后来竟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对手。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时他还是中共中央的执行委员。他的政治地位当时显然高于蒋介石。正在蒋介石筹办黄埔军校的时候，毛泽东来到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他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内。后来，杨开慧和母亲带着岸英、岸青从长沙来到上海，一家人便住在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今威海卫路583弄)。 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在广州根据地以外最重要的机构，统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地工作，在法租界环龙路44号办公。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伦等分任各部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沈泽民、瞿秋白、邓中夏、挥代英、向警予、罗章龙、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等共产党人，也都担任执行部各部门的实际工作。社会上一时称环龙路44号为“国共群英会”。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这时也设在上海。毛泽东以中央局秘书身份，起草并与陈独秀联合签署了一系列文件。 在国、共两方面，毛泽东都是秘书，其辛苦劳累，可想而知。更难以忍受的是他遇到了一个又一个麻烦。 执行部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是党员重新登记。老党员也都要经过填表和审查后才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员。有些老党员摆老资格，看不起毛泽东等年轻人，说：“毛头小伙子也配问我们的履历？” 罗章龙半个多世纪以后回亿说：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来打招呼，他们三人交谈，我和润之不认识此人。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一打听，才知是辛亥革命后当逾四川省长的谢持，现在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实际上是反对改组的右派；他到我们这里说了一遍，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党员人人都要填！”因为未得允许谢持便一怒而去。润之说：“派人选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以放宽点。”给了这个台阶，谢持还是填了表。其他以老党员自居的人也都按规矩办了。 然而右派分子决不会善罢首休。 正是： 只顾今朝卖老姜， 不记昨日少年狂！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