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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同意，遂带邵元冲、汪精卫、李烈钧、孙科随行。 张作霖住在河北曹家花园。他得悉孙中山来访，立即传谕部属，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警戒得十分森严。等孙到了行辕门口，张摆起了架子，竟然稳坐房中，不肯出迎，只让张学良出来迎接。到了会客厅，张也没有立即出来，等候良久，他才慢条斯理地走进厅来，意态傲岸地踞予上座。 孙中山见他如此盛气凌人，心中老大不高兴，一时默然。二人相对，一时陷于僵局。闷了一会儿，还是孙中山先开四，说：“我昨天到了天津，承派军警前往迎接，所以今夫特来访晤，表示申谢。” 张仍未开口。 孙又说：“这次直奉之战，赖贵军的力量，击败了吴佩罕，推翻了曹、吴的统治，实可为奉军贺喜。” 张作霖这才开口，想不到挤出来的是这么两句冷冰冰的话：“自家人打自家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可谈不上什么可喜可贺！” 李烈钧看孙中山窘在那里，忍无可忍，便离座站起来说：“事情虽是这样讲，但如果不是把国家的障碍像吴佩孚这流人铲除，要想求得国家进步和人民幸福，怕也是没有希望的。今天孙总理对雨亭兄之贺，实有可贺的价值。也惟有雨亭兄能当此一贺呀！” 张作霖这才抿抿小胡子，露出一副笑容来。 这时孙中山又徐徐说道：“协和(李烈钧字)的话说得对，回想自从民国以来，当面得到我的贺词的也惟有雨亭一人而已。” 这时，才满座欢笑，一改刚才的尴尬局面。 少顷，张作霖高举茶杯，请大家喝茶。孙中山明白这是送客之意。遂起身昔辞。 回到寓所，孙中山的病明显又加了几分。 与段祺瑞、张作霖的虚与委蛇形成鲜明对照，天津各界民众对孙中山表示了热诚的欢迎。他们特致孙中山一信，略谓：“先生之来也，帝国主义之强暴及祸国军阀之狡展，处处与先生主张以阻挠，亦即处处与民众利益以残害：军阀所主张之善后会议，愚民欺世，更辱我公。望能坚持宣言三点，慰苍生之喁望也。吾辈惟有以政权归民之义，为吾辈革命领袖之后盾。临颖神驰，务望先生为国珍重，为国努力。” 12月31目，古老的北京朔风凛冽，尘沙弥漫，灰暗的云雾把天空压得低低的。 上午11时，孙中山偕夫人及随行人员乘坐专列，缓缓驶往北京。 冯玉祥这时不在北京，他预先把保卫孙中山的任务交给了警卫总司令鹿钟麟。鹿接到天津打来的电话，即作了布置，并前往前门东车站察看。只见不下十万的各界群众站在寒风中，把站台挤得水泄不通。在数不清的人群里，人人手执小旗，五颜六色，上写“首倡三民主义。开创民国元勋孙总理万岁”、“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万岁”、“欢迎中山先生北上”、“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字样。站前两面大幅标语写着“欢迎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北京各团体联合欢迎孙中山先生。” 鹿钟麟不禁忐忑不安起来，担心秩序难以维护，闹出什么乱子来。遂驱车前往永定门车站察看，想请孙中山从那里下车。以避开人群。 等专列开到永定门，鹿钟麟急忙登上车厢。只见孙中山不是坐着，而是躺在卧铺上，他脸色灰黄，头发稀疏，显然病得不轻。他看见鹿钟麟，放下手中的书，吃力地和鹿握手。鹿婉转地说出请孙中山在永定门车站下车的意思。孙感谢鹿的良苦用心。但没有接受他的建议，说：“在永定门下车，那可使不得。我的抱负是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你当然是了解的。我是为学生、为民众而来的，我不能只为了个人安全打算。而辜负学生和广大民众对我的这番热情。请不必担心，我一定要在前门站下车，郧使民众挤着我也不要紧的。” 鹿钟麟不便再绷劝阻，便陪同孙中山到了东车站。到那里一看，大大出乎他的预料。站在月台上的黑压压的人群，已经自动地把秩序整顿好了，每个人都严肃恭敬地站在那里，没有一个人乱动，也没有一个人随便说话，只有那森林般的手臂挥动着彩旗，在风中发出瑟瑟的响声。 孙中山从卧铺上站起来，在随行人员的维护下走下火车。缓步登上高处，用力提高嗓音说：“承请君欢迎，实在感谢！我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救国的道理很长，方法也很多，如今因为抱病，只好留待病好后再与诺君细论。” 人群中一片欢呼之声。 孙中山徐徐走过欢迎的行列，含笑答礼。这时，北京大学学生军在体育主任白雄远统率下，戎装整齐，肩扛教练枪，向孙中山致敬礼，并高呼“欢迎孙总理北上”等口号。孙中山见他们帽徽上镶着“北大”二字，才知道这支威武的仪仗警卫部队为北大学生军，顿时十分惊喜，向学生们频频招手致意。 随后，孙中山偕夫人及随行人员分乘汽车，径赴北京饭店。 孙中山到京后，始终末与段祺瑞见面。段派其子段宏业及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予以招待，孙中山则派汪精卫前去答谢。 在表面的酬酢背后，是十分尖锐的矛盾斗争。孙中山反对段祺瑞包办的善后会议。提出两个参加会议的条件：“其一，善后会议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为所云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等；其二，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制财政，面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国民会议。” 段祺瑞一口拒绝了孙中山所提条件，在孙中山拒绝出席的情况下、操纵善后会议于1925年2月1日正式召开。开幕式到会者仅86人，不足法定人数的三分之二，特邀的黎元洪、岑春煊、梁启超也不愿为段捧场，拒绝出席。会议开了二十多天，一个重要问题也没有解决。 为了对抗段氏御用的善后会议，国共两党共同发起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百多人，有工农群众、知识界、教职员、学生、商人、实业家、新闻记者、律师等，其中有不少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会议虽然没有得到什么具体的结果，但在引导群众参加政治活动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冯玉祥与孙中山也没有晤面。他这段时间先在天台山，后在张家口，均离北京不远，想拜访孙中山并不难。但是，他担心与孙中山过于接近更使段祺瑞猜忌孙中山。而且孙中山北上，缘于他之真诚相邀，可当孙真的来了。北京已变成了段祺瑞的天下。他见了孙中山，又该如何谈起呢？这种愧对孙中山的心理，他在多年以后还常常提起。 孙中山虽在病中，各方前来访谒人士仍然络绎不绝：孙中山精力不支，又不好谢绝。不得已采取了一个派专人分别接待的办法，确定由汪精卫、于右任、王法勤、邵元冲等负责接待军政两界人士，于树德、丁惟汾、石瑛、马超俊等接待社会人士，黄昌谷、杨杏佛、韦玉泉等接待中外新闻记者。 1月25日，孙中山病势突然加剧，次日上午即住进协和医院，下午即施手术。经医生诊断，确认为肝部恶性肿瘤，已成不治之症。当时虽用镭锭疗治，仅可减少痛苦，不能根本解决。 在京的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成员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预立遗嘱问题，决定加委李大钊、于右任、李石曾、吴稚晖、陈友仁等为政治委员，在孙中山病重期间处理一切政治事务。 2月18日，孙中山因在协和医院医治无效，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静养。 孙中山身患癌症的消息传开，牵动了许多人的心。 廖仲恺来电问候，并要求人京侍病。孙中山立即复电阻止，说：“广东不可一日无件恺！”廖仲恺既不能北上，便对夫人何香凝说：“孙先生的病恐怕难治了，孙夫人一定很忙、我现在因党务、政事、军需都要我亲自料理，不得脱身，不如你到北京去帮忙一下吧！”何香凝本来对孙中山的病情也非常着急，经廖仲恺这么一说，就匆匆整装兼程到北京去了。 冯玉祥每天给鹿钟麟打长途电话，探询孙中山的病情，并反复叮嘱鹿，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孙先生的生命。这样犹感觉不能表达关怀之情，又派夫人李德全持他的亲笔信来京问候孙中山。 孙科、李烈钧本已南下。闻讯后迅速返抵北京。 宋庆龄的姐姐宋霭龄、弟弟宋子文来了，宋霭龄惟命是从的丈夫孔祥熙也跟来了。 在黄埔，蒋介石向他的学生们讲话说：“我们的大元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患了重病，他还没有康复。他为什么患病呢？因为几十年来，他一直致力于革命，但没有任何军队把他的计划付诸实施，所以他操劳过度，忧虑过度、得了癌症。我们是大元帅的军队中最可靠的部队。现在他得了重病，国家的命运处在危险之中。人民在遭受苦难。我们必须继续进行艰苦的斗争，以拯救国家和人民。只有这样做，我们才有可能治愈医药已经无法治愈的大元帅。” 话分两头。再说孙中山北上后。一直和广东革命政府相对抗的陈炯明认为有机可乘，决定卷土重来。1月7日，自称“救粤军总司令”，倾巢出动，会同林虎、方本仁各部，分三路进逼广州。 大元帅府广州留守处，在中共的推动下，决定组成东征联军。出师讨伐陈炯明。代行大元帅职权的胡汉民任杨希阂为联军总司令。2月初，东征开始。由于滇桂军决意坐山观虎斗。逡巡不前，粤军许崇智部和黄埔学生军两个教导团成了东征主力。蒋介石、廖仲恺、周恩来和加伦等苏联顾问共同研究了作战计划。 2月3日，3000名学生军从黄埔出发，一路上，黄埔健儿高唱“同志们前进！杀！杀！杀陈炯明，不杀不甘心”的《杀贼歌》和“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的《爱民歌》。蒋介石乘坐轿子，团长何应钦、王相龄和加伦将军骑着战马，周恩来和其他苏联顾问则和士兵一起徒步行军。 2月4日，东征军首战告捷，攻下东芜、石龙。蒋介石、周恩来在东莞商会组织的欢迎大会上分别讲话。蒋介石说：“我军是真正革命军，以革害国害民贼之命为目的。我军为救国救民而来。人民有痛苦，我军必使之无痛苦，这与其他军队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是截然不同的。现在广东军队，多如中毛且腐败得不成样子，都是因为他们不是真正革命军。真正的革命军是为保护人民而战，纵无衣食，亦不变志。”他还热情地把周恩来向大家介绍，并说明革命军特设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专门负责与人民有关的事情。 周恩来接着讲演。他说：“革命数十年尚未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支真正的革命军。各地军队均系前清遗留下来的，即使有新招之兵，也仿照前清编制。这种军队不顾人民痛苦，不懂政治意义。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认为，要实现中国和平，必须有真正为人民所用之军队。因此，总理特设军事政治并重的军官学校，使军官和士兵懂得，中国如何受到列强和军阀的压迫，懂得如何解除农工商各界之痛苦。现在人民非常痛苦，不是受到土匪侵害，就是遭受反革命军队的骚扰。此次我军出发，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但全恃本校军队则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故本校极希望东莞人民通力合作，以促革命成功。” 当地群众分清了革命军和军阀、土匪的区别，满腹疑虑烟消云散。一时间，莞城内外到处洋溢着军民同乐的气氛。东莞本是生产爆竹的地方，那一串串又响又脆的喜庆之声响彻云霄，比过年还显得热闹。有的群众还主动帮助部队运输，充当向导，刺探敌情。 蒋介石一扫多年来积压心头的替别人带兵、为别人打仗的窝囊气，心情十分愉悦。在队伍经过常平车站时，他激情难抑，赋诗抒怀： 亲率三千子弟兵， 鸱(号鸟)未靖此东征。 艰难革命成孤愤， 挥剑长空涕泪横。 东征军直趋淡水城下。淡水距惠州70里，陈炯明企图利用其城墙高厚坚固、城壕既深且宽的易守难攻的地势，据城而守，并迅速从惠州发兵援助。东征军决定组织攻城奋勇队。周恩来布置各级党代表和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踊跃报名参加，勉以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以满腔热血去浇灌主义之花。蒋介石则许以奖赏每个队员30元或一枚大元帅金牌胸章。 15日拂晓，教导一团炮兵轰击敌军工事。随后，由担任营连党代表的八名共产党员和两名国民党员以及近百名士兵所组成的奋勇队向城墙冲锋。由于云梯未及时运到，无法登城，城下的奋勇队员连遭牺牲。蒋介石、何应钦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在这危急关头，当过消防队员的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献计“人梯法”。在炮火掩护下，奋勇队员迅速搭起人梯向墙头攀登。 两小时后，陈军副总指挥洪兆麟率援兵到来时；城头已换上东征军大旗。他指天发留：“不夺回淡水城，死不瞑目！” 东征军进城后，王柏龄团以为城池既破，万事大吉，而疏于防守。等到洪兆麟反扑过来，问应钦团能适时投入战斗，而王掐龄东一个、西一个地拉了半天，才勉强凑够一连人。蒋介石大怒，、当即撤了王柏龄的团长职务。并厉声斥责：“我是叫你当团长，不是叫你当连长。你怎么只带一连人来见我？你给我滚开！” 还有王手下的一个连长，自恃是蒋介石的亲戚，而擅自从火线率队逃窜到数十里外的龙冈。周恩来闻讯后，立即面报蒋介石，要他太义灭亲，以张军纪。开始蒋介石犹豫不决，可是《革命军连坐法》是他刚刚制定的，那上面有一条：“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他不好徇私舞弊，有法不依，只得硬着头皮，下令枪毙。 军纪严明，军心大振，迅速击退了洪兆麟的反扑。1月16日，蒋介石致电北京，向病中的孙中山报捷。孙中山听说东征韧胜，十分欣慰，当即命汪精卫回电，奖勉各部东征将士。 陈炯明惊闻洪兆麟败绩，东征军正进逼他的老家海丰，立即从汕头乘船，仓皇逃往香港。 海丰是农民运动的策源地。2月27日，校军进人海丰县境，男女老幼，簇拥观光，彩幡鞭炮，一路欢迎。3月1日，海丰各界三千多人，在林氏祖祠召开欢迎革命军大会。周恩来和“农运大王”彭湃分别发表演说，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农协”在城里设立办事处，送来了肉、蛋、蔬菜等慰问品。 东征军占领海丰后，兵分三路进攻陈炯明在东江的主要据点潮州、汕头。3月6日，攻克汕头市。这时，陈炯明“救粤军”中最强捍善战的林虎部乘东征军立足未稳之机，队背后包抄过来，企图与洪兆麟、叶举残部前后夹击东征军。东征军从揭阳、普宁回师，以教导一团充当正面，迎击林虎。3月13日，一团在棉溯园林虎部主力突然遭遇。 当时，敌军五六千人已抑先占领有利阵地，居高临下，以轻重机枪猛烈扫射。蒋介石严令何应钦：“坚决抵抗。不准后退！”一团在炮兵掩护下奋勇仰攻，冲人敌阵，进行白刃格斗。这时，炮兵连连发哑炮，急得蒋介石来回走动。周恩来沉着地带领炮兵连官兵校对炮位，连长陈诚鼓起勇气瞄准发炮，“轰！轰！”大炮打响了，恰好打中了密集的救阵。蒋介石高兴得合不拢嘴，马上宣布把陈诚提升为营长。下午2时，校军第二团在代理团长钱大钩率领下从左翼开到，粤军第七旅也随之赶到，相继加入进攻。猝然之间，枪炮声大作，厮杀声震天。打了一天恶仗，又累又饿的一团见援军已到，顿添勇气和斗志，纷纷跃出阵地，扑向敌群。林虎部不能持久，山崩河决似地向五华、兴宁方向溃逃。 这次战斗的激烈，在东征史上是仅见的。在战斗中，教导一团的九个连长阵亡六人，负伤三人，他们都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生。从此，黄埔校军英勇善战的威名震惊远近。 棉湖驰捷，东征的胜利已成定局。喜讯报往北京，然而孙中山已经听不到了，此前一天，他已经驾鹤仙归。 正是： 安得东征驰捷报， 捷报飞来当纸钱。 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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