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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江中轻时因患脚病。成为瘸腿。然而他是一个“神瘸子”，头脑极为精明。他原是浙江盐商，居然在巴黎开办通运公司。赚了大把金钱。1905年冬，他回国后重返巴黎时，正巧与孙中山同船，他仰慕孙中山，特去拜访，并表示可以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告诉孙中山联络暗号，并说以ABCDE为序，倘电报中写A，即资助1万元，B为2万元，C为3万元，D为4万元，E为5万元。孙中山听罢，将信将疑。两年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同盟会本部经费匮乏、无计可施，想起了船上邂逅的那位瘸腿的富贾。便按联络密码往巴黎发电报，电文仅一个字：C。几天后，果真从巴黎电汇来3万法郎，使孙中山吃了一惊。从此，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陷于困顿之际，便向巴黎求援，张静江则有求必应，慷慨捐助。不久，张静江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战友之一。后来，他曾出任中华革命党的财政部长。 张静江跟蒋介石更有着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1920年，蒋介石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当经纪人时，便靠张静江资助，认了四股。在张静江指点下，蒋介石投机发财。后来，蒋介石失利，欠了一屁股债，又是张静辽替他还上，并劝他离开上海，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在陈炯明炮轰永丰舰，蒋介石侍卫孙中山时曾把两个儿子托给张静江…… 张静江得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三·二０”事变，特地从上海赶来，为蒋出谋划策：他年过半百，脸庞瘦削，苍白。颧骨很高，坐在轮椅上，两只眼睛藏在深度的镜片后面，射出幽深莫测的光。蒋介石对他待如上宾，安排他住在广州东山蒋寓对门，以便朝夕过从。正如张国焘所回忆：“他虽从未对外露面，却是人听共知的幕后人物。” 5月11日，汪精卫正式离开了广州。 他虽然3月25日宣称“易地就医”，实际并没有离开广州，而是隐匿起来，观察事态的发展。他手中没有军队，只有一个王懋功还被蒋介石撤了职，因此，凭他的力量绝对斗不走蒋介石，他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中共和苏联顾问身上。静观了一个多月，当他看到陈独秀和鲍罗廷步步退让，而蒋介石的声势却咄咄逼人，局势无可挽回时，便心灰意冷，于5月11日轻装简从，悄然离穗赴港。 真是无巧不成书，汪精卫从天字码头上船时。居然遇上了胡汉民。胡汉民在廖仲恺事件中涉嫌离国，来到苏联。听说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又听说汪精卫“失踪”，胡汉民兴奋起来。于4月29日回到广州，盘算着接替汪精卫的空缺。不料蒋介石不买他的账，冷落了他，弄得他好不尴尬。无可奈何，胡汉民只得乘船前往香港。 汪、胡二人在同盟会成立时就同为孙中山的助手。孙中山逝世后，二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均高于蒋介石，被视为孙中山的接班人。如今，却同被蒋介石逐出，坐上同一条驶往香港的轮船，虽然无话可谈，想必各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二人这一走不大要紧，正好为蒋介石上升为国民党最高领袖扫清了道路。 5月14日傍晚，鲍罗廷通知中共代表张国焘、谭平山，说是当晚要去会晤蒋介石，商谈要事。 晚8时，张国焘、谭平山驱车前往东山蒋寓，蒋介石又陪他们来到对面张静江寓所。蒋介石向张、谭透露了将于翌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执委第二次全会的一些内容，特别关照他们，根据他和鲍罗廷达成的关于“整理党务”的8条协定。会上将通过相应的决定，请共产党给予协助，不要闹事，以使今后“消除疑虑，杜绝纠纷”。 5月15日，军警加强了巡逻，在戒备森严的气氛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了。蒋介石代替汪精卫，而成为会议主持人。 会上，经蒋介石提议，由张静江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由谭延岂接替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虽然蒋本人没有担任一把手，而把中执会主席让给了盟兄张静江，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和蒋本人担任是一样的，而且这么过渡一下，更有利于蒋稳定局势，减少阻力。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通过由蒋介石、张静江研究多日的《整理党务案》。此案包括四个提案，是由蒋介石、谭延闺、甘乃光等人联名提出的。经过会议讨论，最后形成了四个决议。 决议规定：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人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币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凡他党党员之加人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 这些规定，条条都是针对共产党的。然而蒋介石不这样说，他一再表白，他提出整理党务的办法，“完全是站在党员的地位，鉴于现在时局的纠纷和环境的险恶，为了改善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否则“本党的纠纷长此下去，我可以说我们党的大祸即刻就来了”，“此次有人以为限制共产党，其实并不是限制，乃是合作的一种办法”。 在这次会上，陈独秀派了张国焘、彭述之去指导中共党团。讨论接不接受《整理党务案》时，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但是有人提出意见时，他又引经据典地说这个不行，那个错误。如此讨论了七天，毫无结果。后来张国焘要大家签字接受。毛泽东拒绝签字，主张“坚决顶住”，但却左右不了局势。 于是，二中全会最终通过了《整理党务案》。 据此，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中共党员必须辞职。于是，在5月25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上，有这样三项议程： “毛泽东同志提出辞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请另荐贤能继任案；林祖涵同志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及中央财政委员两职，请另选继任案；谭平山同志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请另选继任案。” 三天后，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上，以上三案均“照准”。同时由张静江提议，蒋介石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由陈果夫代理)、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不久，蒋介石又从张静江手中接过了主席职务。这样一来，硬独揽了广州的党、政、军大权，成了国民党的一号人物。 这时，蒋介石已把广东军界的头面人物谭延岂拉拢到了自己一边。谭延岂与孙中山交情颇深，谭夫人去世后，孙中山曾介绍小姨子宋美龄给他续弦。谭延岂以自己年老体弱无法消受而婉言谢绝了孙中山的美意，并把宋美龄当作义女看待(若干年后，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了，她没有忘记义父的恩情，把谭延岂的女儿谭曼意介绍给陈诚作妻子)。中山舰事件后一个多月，谭延岂在感情上仍倾向于汪精卫。蒋介石为拉拢他，把孙中山生前给自己的书信用上等好纸精印成《孙总理翰墨手迹》，送给谭延岂一阅。谭延岂睹物思人，涕泪交集。当他读到孙中山批评汪精卫的一段话时，感情的天平骤然倾向于蒋介石一边：蒋打击汪，看来是总理生前本意。谭延岂出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后，甘心做蒋介石的傀儡，抱定了“三不主义”：不负责任，不建言，不得罪人，先后被称为“甘草主席”、“伴食宰相”。他还对人戏言：“我的妙诀就是一个‘混’，我一生的功名富贵，都是从‘混’的妙诀中混出来的。” 对于苏联人，蒋介石早把迷魂汤给他们灌足了。他高喊着：“我们不但应该和第三国际联络，而且还承认它是处于指导的地位。”他宣称军事上、政治上都要听从苏联顾问的指挥，甚至称“孙中山是国父，鲍罗廷是亚父”。 于是，苏联军火源源不断地运到广州。周恩来要求鲍罗廷拨给中共5000支步枪，鲍不答应，要全数送给蒋介石。 不过当时有些苏联人就有看法。一个顾问说：“我们认为蒋介石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追求荣誉和权力，渴望成为中国的英雄。他声称，他不仅支持中国国民革命，还支持世界革命。毋庸说，他对革命的实际了解程度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是完全根据个人愿望行动的，并不依靠群众。但是，为了得到荣誉(这是他的目标〕，他有时候要利用群众、中国共产党和我们自己。” 托洛茨基后来说得更加一针贝血。他说：“(蒋介石)为了发挥刽子手的作用，需要世界共产主义的掩护，他得到了这种掩护。” 对蒋介石这一段的表演，李宗仁在广西看得一清二楚，心里不免暗暗叫绝。他说：“汪氏既除，蒋氏表示左倾……如此亦左亦右的手法，并非由于政治观点的改变，事实上，只是其个人的权术，以虚虚实实的姿态，排除异己，以达其个人独裁目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陈独秀等共产党领导人对蒋介石一再妥协的时候，何香凝、彭泽民、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都激烈地反对《整理党务案》，以至声泪俱下。特别是柳亚子，还向共产党提出了一个“非常可骇”的建议。 柳亚子是大诗人、他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发起组织革命文学团体——南社，1912年被孙中山委任为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孙中山1924年改组国民党时，他以同盟会员资格加入，成为三大政策的积极拥护者，1926年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在二届二中全会上，柳亚子和毛泽东初次相识，立即成为“忘年交”。二人一起品名叙谈，一起议论国事。在交往中，柳亚子对毛泽东的胸襟和才学颇为赏识，当时就写下了感怀诗句： 孔佛耶回付一嗤， 空言激世总非宜。 能持正义融科学。 独拜弥天马克思。 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后，柳亚子立刻敏锐地感觉到蒋居心不良。他和国民党左派朱季恂、共产党员侯绍袭一起找到蒋介石，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舌战。 柳亚子质问蒋介石：“你到底是总理的信徒。还是总理的叛徒？如果是总理的信徒，就应当切实地执行三大政策。” 蒋介石答道：“这个么，政策和主义不同，主义亘古不变，政策不妨变通一下。” 柳亚子驳斥道：“不对！你不懂得政策和政略的分别。政略是可以随时变换的，政策就不应该轻易放弃。就以政略而论，必须环境变化才有变通的必要。总理生前，为了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产阶级，所以定下了伟大的三大政策。现在帝国主义鸱张犹昔，北洋军阀虎负如前，而买办资产阶级，以广州而论，就曾挑起了商团之变。这些事实，难道你身负党国重任，还能膛目不睹吗？” 一席话，说得蒋介石面红耳赤，默不做声。说完，柳亚子等便拂袖而去。 和蒋介石交锋之后，柳亚子断定蒋介石一定要做陈炯明第二，闹出更大的乱子来，祸害未来的革命事业，因而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他和朱季恂、候绍袭等四处活动，都不得要领。后来，柳亚子找到了正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总教官的恽代英，向他建议，用张良对付秦始皇的办法，找一个刺客去结果了蒋介石。 恽代英不同意，说：“北伐大业未成，我们还要留着他打仗呢！” 柳亚子一听就急了，争辩说：“北伐为的是什么？不是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吗？倘然让这种总理的叛徒去统一中国，结果一定比北洋军阀还要糟糕。在杨希园、刘震襄割据的时代，总理说过，他们戴了我的帽子，来蹂躏我的家乡，是非常痛心的事情。照我的意见，与其让蒋介石戴着中国国民党的帽子，来做出卖民族的勾当，还不如让北洋军阀打进来，连广州都不要：因为后者还不过是军事上的损失，随时可以卷土重来。面前者呢？把中国国民党的金宇招牌，丢到粪坑里去，将来就是有人把它捞出来、三熏而三称之，恐怕臭气熏蒸，还是叫人家不容易忍受吧！所以，照我的主张，就非立刻出重赏，求勇夫，把蒋介石打死了再讲。不然，将来的后果，我就不忍说了。” 恽代英不相信事情有那样严重，开玩笑地说：“人家叫我们共产党作过激党，以为洪水猛兽。你老哥的看法，却比我们共产党还要深刻到几十倍。那么，应该在过激党上面，再加一个过字，称你老哥为‘过过激党’吧！” 谈到这里，柳亚子站起来，拉住恽代英的手严肃地说：“我们是好朋友，好同志，玩笑是玩笑、正经是正经，你今天不赞成杀蒋介石，怕蒋介石将来会杀你呢”说着说着，竟掉下泪来。 这时，恽代英也感动了。他说：“你讲的有道理，不过共产党历来相信群众，不重视个人；搞群众运动，不搞暗杀活动。这佯吧，我们再好好考虑考虑。” 末得满意答复，柳亚子又去找毛泽东。可是，毛泽东与恽代英的说法差不多，而且认为采用非常手段只会损害国共合作。 柳亚子生气了。他对毛泽东说：“你们不听我的话，将来是要上当的。”会未开完，他便拂袖而去，到吴江老家去了。行前，他去黄花冈祭扫廖仲恺墓，有诗云： 乱革斜阳哭墓门， 从知人世有烦冤。 风云已尽年时气， 涕泪难于袖底痕。 何止成名嗤阮籍， 最怜作贼是王敦。 匹夫横议谁能谅？ 地下应招未死魂。 后来，柳亚子的预言果然不幸而言中了。包括恽代英在内的大批共产党人，纷纷倒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柳亚子始终不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从来不赞成暗杀呢？他一直对此表示遗憾。他在晚年忆起当年的这段往事，写下了“曲突迁薪今已矣、一夫不杀血成江”的诗句。并自注说：“1926年夏，余游广州，初见蒋贼，即决其必反，力劝恽代英募力士狙击之，为中国除大害。代英不从。卒酿1927年南京上海之变。”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战马嘶鸣，旌旗飞舞。万众瞩目的北伐提到了日程。 北伐，是孙中山的遗志，也是国共两党的共同要求。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确认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中的广州，必须利用当时北方的太好形势，向北洋军阀进攻。2月，中共中央负责人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陈延年、谭平山、任粥时等12人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准备北伐，“不仅是在广东做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处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发动北方地区的群众支持冯玉祥的国民军，“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四五月闯，广州第一次“工代会”、广东第二次“农代会”及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均提出了发动北伐战争的要求，催促国民政府“从速出师北伐”、“拯救处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宰割之下水深火热中的民众”。 蒋介石也积极主张北伐。中山舰事件之后，他还没有放弃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而且也需要在向北发展中扩张个人势力。正因为如此，他既要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又不敢断然与共产党决裂。他对黄埔师生训话说：“我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确实是要合作到底的。我现在确定方针：第一，就要中国国民党的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彼此先避免一切的冲突；第二，避免冲突之后，两党诚心诚意地团结起来。” 在广东的湘军、桂军、滇军等各派将领同样想通过北伐扩张自己的势力。广东地方势力则希望所有“容军”都因为北伐而离粤他去。 于是，同床异梦的各种势力一致主张北伐。 国民革命军当时面临的主要放手有三个：一是直系军阀吴佩孚，招兵约20万，占据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及直隶南部，控制着京汉铁路；二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拥兵35万，占据东北各省及山东、热河、直隶等地，控制着津浦路北段；三是从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拥兵20万。控制着长江下游和津浦路南段。而吴佩孚的附庸、湖南军阀赵恒惕首当其冲，成为广东革命势力向北发展的巨大障碍。 1925年初，南方尽管大肆宣传说要北伐，但是北洋集团内没有多少人相信会成功。南方内部斗争太激烈了他们的力量已被抵消，根本无法向外发展，孙文前两次出师北伐都是被自己人搞垮的。所谓北伐的宣传无非是政治派系斗争的需要。何况，在南北之间，还有一个实行省宪自治的湖南，如果广州真的兴兵北伐；必然先和湖南发生冲突，北方完全不用担心。 然而春天，局势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作为缓冲地的湖南突然“自行消失了”。湘军第四师师长兼溯南善后督办唐生智，在衡山宣告“反英、讨吴、驱赵”的政治主张，限湖南省主席赵恒锡于24小时之内离开长沙。 赵恒惕在武力的压迫下，仓粹逃到了湖北。3月16日，唐生智的军队开进了长沙。一个星期后，唐生智宣布代理省长，废除省宪，解散省议会，并向广州革命政府靠拢。国民政府立即委任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挥。这时效忠于赵恒惕的湘军开始分两路会攻长沙。唐生智力不能敌，放弃长沙，退守衡阳。5月，国民政府首先派出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购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北伐前锋先行入湘，随后，第四军第十、十二师和第七军一部也相继出发。序幕拉开，震撼中国历史的南北大决战开始了。 周恩来亲手组建的叶挺独立团是中共第一支武装队伍。叶挺是著名的粤军将领，担任过孙中山警卫团的营长，1924年孙中山派他去苏联学习，同年12月在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到国内，11月担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该团刚成立时，共2000多人，连以上军官多是共产党员，周士第、卢德铭等都在这个团内工作。独立团从肇庆、新会出师经过广州时，主持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在叶挺家里召集团内党员干部开会，向他们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北伐的有利条件，说明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的任务，要求大家加强政治工作，注意发动群众，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很好与友军团结，作战要勇敢，要有牺牲精神，要起先锋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最后，周恩来满怀豪情地激励大家说：“饮马长江，武汉再见。” 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次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蒋介石下达“北伐动员令”。7月4月，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指出这次北伐的任务和目的是“剿灭卖国军阀之势力，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 7月9日，烈日灼灼，军旗飘飘。广州东校场上，正在举行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大会。党政军负责人出席大会，10万军民激情洋溢，“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庄严辉煌的主席白耸立在北端，孙科高举着孙中山遗像站在中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分悬两边。 誓师典礼开始，由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岂授印，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吴稚晖授旗，蒋介石宣誓并发表演说。他说： 今日是国民革命军举行誓师典礼的口子，亦是本总司令就职的日子。本总司令自觉才力绵薄，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负如此重大的责任，惶恐万分。但是，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已重重包围我们、压迫我们了，如果国民革命的势力不集中统一起来，一定不能冲破此种包围，解除此种压迫。所以本总司令不敢推辞重大约责任，只有竭尽个人的天职担负起来，以生命交给党、交给国民政府、交给国民革命军多位将士。自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接着，蒋介石下达了各路兵马的任命，所任都是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极一时之盛。 正是： 芸芸兵士争效命， 一将功成万骨枯。 要知北伐将领姓甚名谁，且看下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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