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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仁惊讶地说：“这不是等于共产党向国民党开战吗？” 在座的人纷纷指责共产国际，指责苏联，指责中国共产党。 汪精卫气愤地说：“我看，斯大林的指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都得完。”在座的人随声附和，都认为国共合作已经走到终点，以早日分共为好。 6月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突然宣布解除鲍罗廷和加伦的聘约。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左派们一个个神情严肃，目光炯炯。显然，他们事先已知道了这—决定。 鲍罗廷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问：“什么？什么？请汪主席再说一遍。”他脸色涨得通红。 “解除聘约是中政会的决定。”汪精卫平静地说，“过去鲍先生为中国革命殚精竭虑，我们当然铭记于心。但现在既然政见不同，抱负殊异，只好请先生离开，我们各奔前程。” 鲍罗廷竭力揣测这一突变的原因，直到他知道罗易的泄密以后，才恍然大悟，但一切都已经迟了。任何解释都成为多余的了。泼水难收，形势急转直下。 这时，北伐捷报频频传来。5月30日，冯玉祥部占领郑州。6月1日，庸生智部也到郑州。2日，南京方面北伐军攻下徐州。至此，北伐军与冯玉样会师中原的预定目标实现了。汪精卫为了解决面临的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决定和统辖豫、陕、甘三省，虎踞中州战略要地的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 6月8日，汪精卫、徐谦、顾孟余、邓演达、谭延岂、孙科、王法勤、于树德、何键等人来到郑州。9日下午，冯玉祥僧于右任由洛阳抵郑州，车站上挤满了欢迎他的政府大员、军事将领和各界。代表，兴高采烈的工农群众把他指了起来，送进轿车。 “那时，我们对冯玉祥的判断比对蒋介石的失误还大。共产国际不了解他的背景，以为他是位农民军领袖。”周恩来几年后不无自嘲地说。鲍罗廷、加伦都曾直接帮助过冯玉祥，李大钊、刘伯坚等共产党人曾和他并肩战斗然而现在…… 6月10日，汪、冯两方面要人在郑州陇海公园举行会议。大家享用着汪精卫专列带来的芦笋罐头、冰镇汽水、新奇士橘汁和嘉莱巧克力，纵论天下大势。武汉方面与会人员一面谴责蒋介石独断专横，把党和政府置于他的军权控制之下；一面指责共产党借口国共合作，搞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秩序大乱。破坏了国民革命；同时指责鲍罗廷，抨击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会外谈话中，更肆意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把个别事件加以夸大，耸人听闻地加以演染。何键对冯玉祥说：“现在湖南的情形真是一团糟，稍微有几个钱的人，都无法安居了，连长、营长的父母兄弟。竟被拘捕去当土豪劣绅惩办。再不严厉制止，国民革命就完了。”冯玉祥连连点头，联系到他在陕西时，农会带领农民拒缴租税、拘浦土豪劣绅的情况，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更加反感了。会议夜“分共”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看法，但冯玉样不同意“讨蒋”，而是规劝“息争”，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会议开了两天，冯想再讨论一些问题，但汪对冯十分戒备。急忙南返。原来有人给汪拍了电报，说冯与蒋已经勾结好了。此次要在郑州扣留他们。 蒋介石更清楚这时他多么需要冯玉样的支持。只要把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拉到手，就可以完全压倒武汉的汪精卫。于是，蒋介石邀请冯玉样到徐州会谈。蒋介石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当他用谁时就对谁十分谦恭。冯玉祥的专车预定6月19日抵达徐州。这天一大早，蒋介石就率李宗仁等在徐州的将领，乘专车西上20多里，至郝寨车站迎候冯的到来。蒋以总司令的高位，犹如此谦下，使冯深受感动，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6月20日至21日，蒋介石和冯玉祥在花园饭店举行会议，胡汉民、李宗仁、蔡元培、张静江、白崇禧等20余人出席，由吴稚晖主待。蒋允诺从7月起每月给冯部军饷250万元，并立即馈赠50万元硬币稿军，还预请冯将来任军政部长之职。冯十分感动，他知道，现在蒋介石的势力是最大的，他和蒋介石联合不会吃亏。他们互相恭维，蒋称冯为“绘中国带来福音的基督将军”、“民众救星”，并高呼“冯总司令万岁”，冯则称蒋为“彼得大帝和拿破仑的化身”，表示“本人当唯蒋总司令马首是瞻”。会议讨论了8个问题，重点是达成了联合“清党”和继续北伐的协议。蒋介石提出要冯在军队及其管辖范围内清党，冯慨然答应。 蒋、冯合作，武汉政府更加孤立。冯玉样返回河南后，一连几封电报致武汉政府，敦促汪精卫等人加速分共，并实行宁汉合作。电报如最后通牒，大有如不照办，即派大军压境之势。 同时，冯玉祥一回河南就下令写标语、撒传单骂共产党，在他的辖区实行“清党”。随即将军队中200名共产党员和辖区内中共地方党员干部州人调至郑州。先请他们吃饭。然后冯讲话：他说：“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是不能干的，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张作霖。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就去哪里吧！”随后，冯玉祥送给刘伯坚1000元，科长以上每人100元。其余每人50元，用一个闷罐子车皮把240余人拉到武胜关，让他们下车。这些人后来多数去武汉，少部分到西北去了。 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上，到了很快就要摊牌的最后时刻。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意识到这一点。努力寻找出路。毛泽东、蔡和森一再建议中共中央注意反动军官磨刀霍霍的严峻形势，认为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提议“中央及军部应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但陈独秀等仍不醒悟，面对咄咄逼人的反共气焰，依然企图以忍气吞声的退让来避免国共的决裂，并主动下令解散了工人纠察队，拱手交出了武装。 周恩来以其在党内的重要地位，曾经尝试过进行一次最后的努力来挽救革命——发动湖南农民暴动。那时，湖南农民运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力量颇为强大，并且拥有不少武装。由共产党人掌握的叶挺部队、击败夏斗寅部后正驻军湘鄂边境。而唐生智主力的三分之二还在河南，没有来得及回师两湖。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良机。6月17日和20日，周恩来两次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的报告，并准备亲自到湖南去指挥这次暴动。但这个计划最后遭到国际代表罗易的反对而没有实现，不轻易发火的周恩来气得和他大闹一场。 湖南暴动计划被取消后，陈独秀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再也拿不出什么好的主张来，完全处在不知所措的慌乱境地。政治局对每个问题都是动摇的、犹豫的、不一致的；对下一步该怎么办也感到迷惘。在这种沉闷空气下，人心更加涣散。 6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个所谓“国共合作十一条政纲”，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员参加政府工作“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共产党人可以用“请假”名义退出政府。文件还说，“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的武装纠察队“可减少或编人军队”，苦苦地哀求汪精卫不要“分共”。这个纲领不仅完全放弃了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独立地位，而且自动代替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取消了工农民众运动的合法存在。 然而，投降主义者的这种哀求除了捆住自己助手脚以外，并不能打动汪精卫集团的心。6月26日，康生智公开宣布反共，这显然是得到汪精卫默许的。三天之后，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从河南前线开回汉口，杀气腾腾地发出反共训令。他说工农运动便是“指有饭吃有衣穿的人为土豪，指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为劣绅，私擅逮捕，任意残杀……佃户压迫田东，店员压迫店主，农不耕田，工不作事商不经营，士不读书。提倡兽化，毁弃人伦，天昏地黑，人人自危，古来大乱。未有如此。”认为这“纯系共产党中暴徒之策略，并非幼稚过火之错误”，叫喊铲除“屠杀良民的暴徒”、“扰乱后方的暴徒”，要求汪精卫、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事实上，何键已经指使其部下在街头拘捕共产党人，并伙同武汉卫成司令李品仙派兵占领了全国总工会等机关。 这时。传来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紧急训令，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随即派来罗米纳兹作为国际代表接替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的工作。7月12日，中共中央实行改组，陈独秀停职，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5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经过这欧改组，主张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力量在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从而为后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发动和“八七”会议的召开开辟了道路。 次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指斥汪精卫等人“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人。但不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随即，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工作转为应付突然事变，大批共产党员紧急撤退，处于公开状态的共产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 这时，有入企图毒死加伦将军。在一次宴会上，其他苏联顾问中有一人中毒而死，但是加伦被救活了。 美国记者希恩去看鲍罗廷，这位到中国已历四载、经受过后殿风雨的老顾问依然慷慨激昂。他说：“我将坚持别最后一分钟。到非得离开时，我才离开。但是，不要以为中国革命行将完结。或者彻底垮了。它将转入地下。它将成为非法运动，会受到反革命的镇压，被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击败；但是它学会了如何组织，如何斗争。或迟或早，从现在起一年、两中、五年，它将再次公开。这可能遭受多次失败，但是最终将会胜利。这里发生的一切，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7月13日，坚定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发表辞职宣言，谴责汪精卫等人“与共产党分离”、“残杀农工”、“向蒋图谋妥协”。然后，他装扮成农民模样，悄悄离开了武汉。 严峻的时刻，宋庆龄讲话了。7月14日，她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严厉斥责蒋介石、汪精卫“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和“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她说：“我对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面对汹涌围滚的反共浊流，她大义凛然地表示：将不再参加“本党新政策的执行”。宋庆龄的声明被国民党的报纸禁止发表，但是她安排《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 国共决裂的最后日子到来了。7月14日，一次决定性的秘密会议开了几个小时。汪精卫神情默然地坐在长形会议桌的一头，紧张的辩论使他感到疲惫不堪。参加过共产党首次代表大会、后又与共产党为敌的陈公博咬牙切齿地说：“目前若再不分共，恐怕大家都跟着共产党跳水！”陈友仁表示反对，但孙科当即和他大吵大闹。直到深夜，他们的意见才基本一致：立即实行分共。 “合作了这么几年，说反就反了吗？”陈友仁最后不无遗憾地说。 “该反就得反”汪精卫冷漠地回答。 7月15日，汪精卫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所谓《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随之而来的是国共两党兵戎相见，进行长达10年的国内战争。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再说汪精卫集团宣布分共反共之后不久，就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展开大屠杀，其疯狂残忍程度一点也不比蒋介石逊色。汪精卫声言：“宁可征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 宋庆龄乔装打扮，乘船顺江而下，来到上海。她在莫里哀路稍事停留，匆匆地将自己的事情安排妥当，便开始了下一个公开同蒋、汪分道扬镳的引人注目的行动——她接受鲍罗廷的建议，公开访问莫斯科。她在一位原来帮助国民党办报的美国人雷娜·普罗梅小姐陪同下，上了一艘苏联货船。接着，陈友仁带着两个女儿也来到这艘船上。在早晨的浪潮中，大船向海参战驶去。 7月27日，鲍罗廷和美国记者安娜。露易丝·斯特朗一道，离开武汉，返回苏联。一个多月前，鲍罗廷和140多位苏联顾问的职务已被汪精卫解除。但是当他离去时，汪精卫等人却给子极为隆重的欢送。汪把鲍送上专列，又把国民党中央一封表示“友好感情”的信交给她。鲍罗廷向欢送的人表示感谢，挥手告别。站台上的中国人有眼含泪花的，也有冷嘲热讽朗。此前不久，鲍罗廷的夫人差一点被张作霖杀害，因多方营救才逃出魔掌、此刻正躲在苏联大使馆。当鲍罗廷途经郑州时，汪精卫秘密致电冯玉样，要冯将鲍杀害。冯不忍下手，反而以礼相待，亲率高级官员到车站迎送，送上大红绢纱一匹，并派出张允荣、李连山等人将鲍罗廷一行由潼关经兰州送至库伦，使他们得以安全返回苏联。 宁、汉双方终于在反共问题上合流了。但他们积怨太深，合流却不能合作，而且蒋、汪都想当国民党的一号人物。于是，他们就不得不利用各自所掌握的力量，较量一番了。双方先是文电往返，吵来骂去。汉方称他们反对南京的斗争是“党权运动”，而宁方则自称反对武汉是为了“维护国民党”。接着，汉方以唐生智为总司令东征讨蒋，在江西增兵；蒋介石急调李宗仁在安徽布防，长江中下游厉兵秣马，严阵以待。冯玉祥出面调停，未果。 7月28日，汪精卫把江南的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及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参谋长叶剑英等人召到庐山开会，企图说服他们东征讨蒋。江北的第一方面军唐生智讨蒋是积极的，自然不要去说服。 “为什么你们刚开抵南得线就驻足不前呢？”汪精卫质问。 张发奎对北伐、东征均已毫无兴趣，一心只想打回广东老家。他冷笑一声说：“南京方面战将如云，我们不是往死里碰吗？” “是啊，”黄琪翔谨慎地说，“第四军都是广东人，现在老家让李济深夺去了，还有什么心思打仗？我看我们还是先打回广东去。“你们不打南京也罢，”汪精卫强忍怒火说，“但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几乎成为共产党的大本营了，我希望你们能迅速解决。” 张发奎保证说：“他们不是共产党。尽管他们同情共产党，但我担保他们不会违抗我的命令。” 汪精卫把身子往后一靠，说：“既然如此，那就请你把贺龙、时挺召到山上，我们共同商量一个解决的办法。” “行！” 张发奎当日便发了一封电报，请贺、叶上山。不料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是个秘密的共产党员，他担心汪精卫不怀好意，连夜下山赶到甘棠湖烟水亭的二十军司令部。告诉贺龙和叶挺千万不要上山。他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移防开往南昌，联合那里的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聂荣臻等人发动起义去了。 8月1日凌晨，一声枪响划破了长夜的静寂，完全由共产党控制的军队在南昌起义了。从此，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 第二天，听到南昌起义消息的汪精卫从庐山跑回武汉。他一面大骂“一个共产党徒和一条毒蛇、一只猛兽一样，决不能听他留种于人世”；一面和谭延岂、唐生智、孙科、程潜、米培德于8月3日联名给冯玉祥摘电报，表白他们已经彻底反共了，并表示如有和平统一方法，战争可不必有，迁都南京也是可以的。 经冯玉祥沟通，8月8日，由李宗仁领衔，白崇禧、蒋介石等附名，向武汉发出求和电，声称“共党全退出党部，则党之只有整个善后，并无两派争执”，要求武汉政府要人及早莅临南京。 不料第二天，在汪精卫的支持下，唐生智再次发出讨蒋通电，称蒋介石“以军治党，以党窃政”，扬言“一切均可磋商，对蒋氏个人，绝对不能相谅”。显然，汪精卫集团是在逼迫蒋介石下野。 蒋介石急忙把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李烈钩请到他的官邸。他开门见山地说，“双方派兵东下，进逼首都。你们有什么看法？” “这叫‘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他们并非真的要来打南京，只是想为今后合作准备筹码，好讨价还价。所以我们大可不必管他。”白崇禧满不在乎地说。 蒋介石不以为然，神情严峻地说：“南京既为首都，汉方进攻首都，就是叛党叛国，我们一定要先平定武汉，然后再北伐。” 李宗仁反复强调，武汉问题完全可以和平解决，都是国民党，没有必要一定兵戎相见。争论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蒋介石怒不可遏地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和谈，我只好辞职了。” 白崇禧以一种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冷静态度回答：“总司令征马劳顿，能作短期休息也好。”李烈钧也顺水推舟，随声附和白崇禧。 蒋介石浑身都僵硬了，他的目光急切地朝何应钦射去，他想何应钦肯定会出来转圜。哪知何应钦却低头闷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蒋介石明白了，原来他们是互通声气的，此刻都希望他下野。 蒋介石知道，国内各方面对他的意见都很大，武汉方面的矛头主要对准着他，他这时若恋栈不走，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权衡得失，他决定“以退为进”。追根溯源，他最恨的还是汪精卫。他在口记中写道：“余以为对同志应退让，对敌人需坚持。而江乃异其是，诚非人类也。” 8月12日，蒋介石确定下野。在这天的中央执监委会议上，何应钦说：“蒋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很好，从此我们也可以爱一爱这个国家。”白崇禧说：“革命是大家的事，蒋走了很好，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做革命工作。少了他，我们一样可以做。” 蒋介石宣布下野之后，宁、汉和在沪的老西山会议派之间依然龙争虎斗，纷争不已，乱哄哄你未唱罢我登场。 蒋介石悠然于故乡溪口的山水亭台之间，读书赏景，作闲云野鹤状。实际上，他时时刻刻做着卷土重来的准备。一天，他特意去雪窦寺里请方丈算命。报过光绪十三年丁亥九月十五日午时的年庚后，再油纸签。老方文掐指推算后说：“恭喜总司令，从此逢凶化吉了！论总司令的八字，今年流年是丁卯，犯天狗星，据说交狄之后冲动，不死也受伤，但正在行运，后福无量，决无妨碍，远则两年，近则一年，必然东山再起。明年流年戊辰，非常顺利，那时总司令的权位，要比现在高，贵不可言哪！”蒋介石眉开眼笑，亲手向方丈送上谢仪。方文笑纳，并说：“这是贫僧凭总司令的八字命运推算出来的，决无虚言：“ 9月下旬，蒋介石利用国民党各派互相厮杀、争吵不休的肌会，决定去日本一游，目的有二：一是了解日本意图；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拜见正在日本养病的宋老夫人，请求其同意他和美龄的婚事。 蒋介石于9月29日抵达日本长崎，10月3日即与宋子文乘车到神户马大旅社，拜访宋老夫人。他比当年孙中山幸运，由于他表示信奉基督教，所以很顺利地通过了老夫人的严关，他当天就把与美龄的订婚戒指送上老夫人。随后，他与宋美龄合影留念，到各处名胜游玩。蒋介石又拜访了日本军政界官员和社会名流，活动了44天，于11月10日踌躇满志地回国。 11月26日，蒋介石在报上刊载启事，声明与姚焰诚、陈洁如均无婚约；与毛氏离婚，今后断绝一切关系。 关于蒋、宋联姻，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大公报》创始人之一胡霖分析道： 蒋的再婚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治行动。他希望同美龄结婚后能把孙夫人和宋子文拉过去。此时，蒋还开始考虑到需要寻求西方的支持。美龄成为他的夫人后，他就有了同西方人打交道的“嘴巴和耳朵”。另外，他对宋子文这位金融专家评价很高。但是，要说蒋不爱美龄，那是不公正的。蒋显然把自己看作英雄。在中国的历史上，英雄往往爱美人。为了政治目的，蒋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在那种情况下，另娶新妇对蒋来说是理所当然之举。 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先于宋宅举行基督教婚仪，由牧师余日章主持，观礼者只有上海少数近亲。然后又在大华饭店举行中国式婚礼。参加婚礼的有1300多人。介绍人为谭延阎、王正廷。证婚人原聘何香凝，为何拒绝，复请蔡元培。大厅里悬洼着孙中山的大幅肖像和国民党青天白日旗。40岁的新郎蒋介百首先人场。容光焕发，乐不可支。之后，30岁的新娘挽着哥哥宋子文的手，在四位女傧用的陪伴下，在《新娘来了》的乐曲声中步人大厅。她身穿银白色的旗袍，手待一大柬白色和粉红色的玫瑰花。蒋介石则穿着一身笔挺的黑礼服，与宋美龄的穿着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婚礼之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舞会。 次日，各报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蒋、宋婚礼的报道。《上海时报》说：“这是近年来的一次辉煌盛举，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显赫的结婚典礼。”因蒋介石又名中正，故当时有的报纸以“中美联合”为大标题报道他们的婚礼盛况。 蒋介石以能和宋美龄结婚，视为平生最得意之事。他在当天写下的《结婚感言》中说：“余今日得与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一年以来最快慰之一日……余确信，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 这时的政治形势，也对蒋介石十分有利。在你争我夺的混乱之中，各派都想拉拢他，请他出面调停。婚后第三天，就在他的新居上海拉都路3ll号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此后，他先后挤走了汪精卫、胡汉民等人。1928年2月初，四中全会决定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并改组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由蒋兼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半年后，蒋又兼任国民政府主席。从此，蒋介石成了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独揽了党、政、军大极。 这时，中国共产党正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在异常艰难而严酷的环境中奋起，寻求和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在挽救革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独具慧眼，率先提出了“上山”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路，展示了他作为革命领袖的非凡的胆识和卓越的才能。 此后十年，国共两党之间没有合作。只有生死搏斗，没有和谈，只有武器和武器的“对话”，人们共同卷进了烽火硝烟之中。 正是： 尘世难逢开口笑， 萁豆相煎一何急！ 十年一觉风雨梦， 何日剑啸换莺啼？ 欲细十年后将会如何，将在下部书中续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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