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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放蒋的消息传到东北军、西北军中，将士们认为“不签字就放蒋是没有保证的”。有人慷慨激昂地说：“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两人的事：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里，不在协议上签字，干脆就干掉他！” 25日一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一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宋子文，口气强硬地表示：商定的条件必须有人签字，中央军必须先迟到撞关以东，才能放蒋，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 蒋介石看到信后大惊失色，立刻要宋子文去见张学良，恳求他尽早放蒋。 张学良是个有爱国热忱的人，也是一个坦率、直爽的人，但他爱感情用事。容易冲动。他这时担心夜长梦多，闹出乱子，便决定悄悄地把蒋介石早点放走，以免发生意外。 下午，张学良打电话请杨虎城来。杨到后。张说：“现在不走不行啦！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我决心亲自送蒋走，我想在几天内就可以回来，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 杨虎城一听，大大出乎意料。他不同意无保证的放蒋，更不同意张亲送，但他一向尊重张学良，也不知道周恩来是否同意张亲送蒋走的事，而且这时蒋介石已经出来准备上汽车，当着蒋的面又不好争执，只得和张一起去飞机场送蒋介石。 张、杨陪同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等悄悄离开公馆10多分钟后，孙铭九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了声“不好”，连忙乘车赶注机场，想劝张学良不必亲送。在疾驰的汽车上，他心情沉重、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张学良个人前途，而且还会给西安事变的圆满解决带来困难。 在机场上，蒋介石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他还把答应的6项条件重申了一遍。 张学良当即表示：愿意赔蒋回南京。 蒋介石说：“我们兄弟已谅解，你就不必去了吧！南京与西安不同，倘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 端纳也不解，追问：“你真的要陪我们回南京？” 张学良说：“是的，吾意已决。发动兵谏是为了抗日，如今跟着委员长回南京请罪，恢复委员长声望，也是为了抗日。只要抗日成功，学良就是砍头坐牢，在所不惜！”接着就在飞机旁写了一个手令，大意是：余去南京期间，东北军由于学忠统率，听从杨虎城副主任委员指挥。 蒋介石等人刚钻进机舱，飞机一声怒吼，拔地而起，一溜烟飞离西安。 张学良随即登上自己的座机，跟着飞去。 杨虎城呆在那里。神情沮丧，恍然若失。 周恩来驱车赶到机场，飞机已经起飞。他后来叹息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飞机上的蒋介石为自己能保住性命，安全离开西安而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而又回忆起这段没齿不忘的日子：20天前，当他从洛阳来西安部署数十万大军，准备一举荡平“赤匪”的时候，一大串军政要员跟在屁股后面，一大批侍从警卫前呼后拥，那是何等的不可一世啊！如今却是在许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才得以偷偷摸摸离开他视为“虎穴”的西安的。“最高领袖”的面子往哪里放啊！他越想越恼火，暗中盘算着如何收拾张、杨。 事实上从飞机冲上蓝天，蒋介石感谢耶和华赐予他自由的那一刻起，他的态度就起了很大变化。飞机一到洛阳，他就命令张学良让杨虎城立即释放陈诚、卫立煌、朱绍良等被扣的高级将领。张学良电告杨虎城照办，西安方面遵照执行了。以后，又要西安方面放回被扣的50架军用飞机。26日午后，蒋介石乘飞机抵达南京。两小时后，张学良也飞抵南京，随即被软禁起来。27日，蒋介石发表了由陈布雷代拟的《对张、杨训词》，只字不提他身为阶下囚时所作的承诺，却说：“今召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勉强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古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光明。以尔等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30日，蒋介石在南京组织高等军事法庭悍然对张学良开庭审理。第二天，以“监禁国家元首罪”判处他徒刑10年。几天之后，又由国民政府宣布“特赦”，但“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柬”。从此，张学良便失去自由，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徒生活。与此同时，蒋介石又下令将杨虎城、于学忠两人撤职留任，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调集37个师的兵力分5路向西安推进，其中进入潼关、直逼西安的达12个师。 西安方面不见蒋介石实行诺言，也不见张学良归陕，见到的却是中央军对陕西的威逼和南京政府对西安的压迫，自然无比愤怒。那些天，周恩来和后期到达西安的博古、叶剑英等经常彻夜不眠，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冷静地处理面临的复杂问题，与以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协商，作了应付时局的安排：一是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面团结一致，作必要的军事准备，以对付蒋介石的军事压迫，以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衷；二是组成三方面联军，拟定了联合作战纲领，进行备战。元旦，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的西郊机场举行大阅兵，对南京方面进行示威，反对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和纵兵西进。 也在1937年元且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心下台，有最后挣扎、进攻西安的危险；决定红军准备进至兴平、扶风策应东北军、西北军，并加紧晋、绥、川，、挂、直、鲁的活动，反对内战。 同一天，毛泽东与周思来联名致电在南京的潘汉年，指出：共产党“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等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 1月5日，杨虎城领衔发出措词强硬的通电，抗议南京扣张进兵，并坚决表示： 围危至此，绝不应再有箕豆之争，固尽人皆知，苟有促成举园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命。如不问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为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战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 这时，中共中央机关从保安迁往延安。西安事变后几天，根据周恩来和张学良达成的协议，红军接管了延安。后来。这座城市被尊为革命圣地。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到达耀县、三原。红十五军团到达威阳，红二十七军到达洛川。红军主力开进关中，在各方面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从后来的历史进程来看，人们说，西安事变的最大的受益者是共产党，而最大的受损者是蒋介石，因为10年的“剿共”到此骤告结束。 毛泽东在年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兴奋地说：“就内战来说，10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是划时代转变新阶段的开始。” 蒋介石后来在《西安半月记》中沉痛地写道：“此次事变，为我国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乎隳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质言之，建设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 再说共产党当时虽在调兵遣将，但基本方针仍是逼迫蒋介石实现他抗日救国的诺言，赞成和支持一切将事变引向和平解决的办法。 1月5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让潘去找宋子文，要求宋实践诺言。 8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很策略地写道：“本党中政府认为此时蒋先生应挺身而出。制止祸国殃民之内战重新爆发。这对于蒋先生是可能的，因为今天参加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均愿听命于蒋先生。这对于蒋先生也是必要的，因为蒋先生曾担保中国之内战不再发生。这次事变对于蒋先生之政治人格与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实为重大之试验。” 由于西安方面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又以军事准备为后盾，加上国内外反对内战的舆论压力，使蒋介石不敢贸然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双方虽然拉开战线，摆开阵势，但内战的枪炮声并未打响。 1月9日，蒋介石派与南京方面有联系的东北人士王化一、吴瀚涛携亲笔信飞往西安进行和谈试探，劝说西安方面服从南京命令，以免引起战端，并传达了张学良的嘱咐。杨虎城表示：“遵照张副司令的意见，停止军事行动，关于军队改编及善后问题须双方协商再作决定。” 10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说明：“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部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 次日，周恩来写了亲笔信托王化一、吴瀚涛带给蒋介石，请他撤兵释张，实践诺言。信的全文如下： 蒋先生： 自汉卿先生陪送先生回都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先生实践诺言，完成和平统一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发表、愈使大家认识先生顾全大局之心，钦佩无所。乃事未及周，先生请假归里，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懑不可终日，尤以处置西北善后之部令与先生意图完全相违，虎城先生虽力持慎重，但一般将士实已愤慨万分。来居此仍本共产党红军历来主张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之一贯方针，尽力调处。来敢保证，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内战。但默察现状，中央军进入座关者已达十二师，正向西安迈进，窥敬之部长意图似有非逼成内战不止之势。现先生虽假中，但战机危追，先生以一系全国安危，待先生力排众议，坚持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释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则内战可弭，和平可坚，一切人事组织、政府主张、抗战筹备均将循先生预定之方针前进，统一御侮之大业必可速就。非然者，一部分主战之士将不顾大局，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此事之痛，除日寇及少数亲口分子称快外，不特为全国同胞所反对，想亦为先生所不忍见不愿为也。 来承召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一候大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至一切西北赤化谎言，先生及汉卿先生均知之审，必能辨其诬。凡来为先生及夫人与张、宋诸先生言者，我方均绝对保证实践。且为外交计，来及党人在此均遵先生约，均守秘密，更无向外广播之可能。盖凡能为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尽力者，我方愿举全力为先生助也！专此奉达，仕候回教，并颁起居佳胜。不一。 蒋夫人均此不另。 周恩来 一月十一日午 蒋介石向来惯予以军事压力和政治分化并用，曾取得过许多成功。他这时又用起了这两手，在军事方面作了部署以后，又接连发动政治攻势，分化西安内部。而这时在西安内部，情况确实相当复杂。 西安的主要军事力量是东北军。东北军是一个以张学良为惟一领袖的军事集团，多年以来一直以张学良个人为中心来维系内部，虽有不同派别，但都服从张学良。除了少帅以外，没有任何人能代替他指挥并控制全军。张学良离开西安时，虽然指定于学忠统率东北军，但于学忠不是东北军的嫡系，又远在兰州，无法起到这种作用，实际上由王以哲和何柱国在西安主持，他们被称为元老派。东北军内还有一个以卫队团团长孙铭九、政治处处长应德田、抗日同志会负责人苗剑秋为首的少壮派。他们都是中下级军官和政治工作人员，地位较低，抗日要求强烈。张学良在时，他们受到张的信任，能够通过向张提出建议来影响东北军。张学良不在，元老派就不大把他们放在眼里。新老两派之间，对问题的看法大相径庭。这种思想混乱和内部不和，严重削弱了东北军的力量。 杨虎城受张学良的委托，名义上可以指挥东北军，但十七路军的力量远较东北军为小，而东北军高级将领中又无人能帮他共同控制局势，这就使他感到十分为难。 这样，张学良被扣后，西安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这种局面，正为蒋介石的分化、瓦解、收买政策提供了机会。 蒋介石正在奉化老家休假。他和幕僚们精心研究从西安传来的信息后，于1月13日派米春霖携甲、乙两种方案飞往西安，要求西安方面择一而行。甲案：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至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红军仍返陕北，陕西省政府主席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乙案：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米春霖还携带了张学良致杨虎城和西安各将领的信函。信中说：“商定办法二则，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柬陕甘之局。关于改编政府及对图问题，准我等可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 在这两个方案中，接受甲案则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仍靠拢在一起，“三位一体”不致解体；接受乙案，东北军可移驻较富庶的地区，但东北军东开后“三位一体”自然瓦解。蒋介石给杨虎城写信，劝他接受甲案，并说杨和十七路军有革命的历史，不能与东北军相提并论，甲案对杨有利。而何应钦又给王以哲、何校国写信，劝他们接受乙案，说乙案有利于东北军。于是，西安内部的矛盾更加明显：十七路军主张接受甲案；东北军高级将领虽然公开表示接受甲案，但暗中却想接受乙案；东北军少壮派则认为不管他甲案乙案，先把少帅救回来再说。 共产党在西安是张、杨请来的客人，不便于涉友军的内部事务，更不能发号施令，只能处在建议和赞助的地位。1月15日。杨虎城向周恩来表示。如果真的打起来，他对作战胜利没有把握。周恩来根据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总体方针，分析当前局势，向杨虎城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为了求得和平解决。须先由杨虎城、于学忠通电就职。第二，由他们派人去奉化见蒋。对乙案坚决拒绝，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须中央军全部退出甘肃，在西安得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一部，东北军并可伸至咸阳。第三，主要的是军事上三单位靠拢，政治上利用国民党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来解决问题。 1月21日，毛泽东从延安致电潘汉年，让他转告宋子文，中共在如下条件下接受甲案：一、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二、停止“剿共”并发经费；三、容留一部红军驻陕南，以解决粮食困难；四、下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五、以上四条应有蒋介石手书保证。 看来毛泽东实在不敢相信蒋介石的口头承诺了，所以才要求蒋介石立字为据。但是，蒋介石依然措墨如金，不肯留下片言只语。他对红军最先表示同意甲案表示满意，第二天即让宋子文代他面告潘汉年：红军若是能迅速劝告张、杨部队服从中央，则和平解决后定当抗日，给养自然概由中央负责，何必疑心中央军继续进攻？防地问题仍按原议，红军分成几块也不好，如陕北嫌狭，可向凉州以西发展嘛。对马部已下达停战命令，他不服从暂无良策。至于保证书一事，何必多此一举呢，子文转达已是证明。 毛泽东一看，这分明是权宜的应付。22日收到潘电后当即电示：请坦言告蒋，红军所虑是继续“剿共”，这种可能存在，红军束缚于渭水与黄河之间是危险的；以红军实数，每月至少需50万，停止打土豪则毫无办法；请蒋给我们亲笔信，写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同意一部红军驻陕南，因为那里以前就是苏区。 蒋介石依然没有写这封信。 正在这时，西安的形势发生了不可收拾的逆转。 东北军内部少壮派和元老派在战与和的问题上矛盾日益激化。一方面，深受张学良信任而思想偏激的少壮派把“张副司令能回来一切都可谈，张副司令不能回来只有去拼命”作为行动纲领，不顾一切后果地进行战争宣传，自下而上地发动请战签名运动，要求营救张学良。不惜同中央军开战，认为元老派主和是有意取代张学良而放弃营救。他们的义愤很容易引起东北军中下层官兵乃至社会群众的同情和支持。杨虎城虽忧虑作战难以取胜，但也希望张学良能早日回来主事，又担心中央军来后会对他报复，在这点上同少壮派有着共鸣，甚至对中共代表团产生误解，避而不见。这样，少壮派的主张在西安一时占了上风。 环境复杂，矛盾尖锐，形势险峻。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实现对外抵抗。周恩来苦口婆心，舌敝唇焦，一直同各方面广泛接触，宣传坚持三位一体，坚持和平。当然，重点是做少壮派的工作。 1月27日夜，周恩来请少壮派的主要人物到金家巷东楼会客厅会谈。少壮派表示：我们坚持要求张学良将军回来才能撤兵。应德田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长篇讲话，陈述他们的理由。周恩来听完后，耐心地解释道：我们了解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张副司令在东北军的重要性，我们也了解张副司令在“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我们极愿把副司令营救出来。但是现在这种局面，我们坚持要求放回副司令。而蒋介石一定不放回，坚持下去，很容易引起战争。而引起战争，那就不合副司令发动西安事变所希望达到的团结抗战的原意。引起战争，对副司令恢复自由和回来的问题更无好处：很明显，战争一起，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了。我们现在退兵，我们“三位一体”好好地团结，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继续坚持要求，副司令迟早总会回来。我们要求副司令回来的方法应该很多，不一定要现在这样坚持。要求南京即刻放他回来。现在这样坚持，一旦引起战争，不仅张副司令回不来，而且容易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对国家前途，对团结抗日前途，对东北军前途，对副司令前途，都会没有好处。 周恩来充满感情地说：“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怀。凡对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不见得对他有好处。” 然而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仍没有说服少壮派。苗剑秋一边大哭，一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你们红军开到关中干什么？是否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孙铭九跪下，一边哭，一边请红军出兵。一直闹过半夜。最后，周恩来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他们这才走了。 少壮派代表刚离开，周恩来还没上床，南汉宸慌慌张张跑来了，报告了杨虎城的心事。原来这天夜里，杨虎城把他从床上叫醒，对他说：“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我也希望你要替我打算打算。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样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 周恩来听后，立刻对南汉窟说：“请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今天去三原红军司令部开会，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们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30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坐汽车赶到三原，和在那里的洛甫、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一起开会。大家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我们的朋友，现在这两个朋友坚持要打，解释无效，并已发展到答应了是朋友、不答应可能导致敌对的情势。本来是不应该打仗的，但在这种实际情况下，只能帮助他们打这一位。会议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订。当晚，周恩来赶回西安，将三原会议的决定告诉杨虎城和少壮派。 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没有阻止住少壮派的幼稚举动，一场亲痛仇快的悲剧还是猝然发生了。 正是： 未到对外抵抗日， 却是后院起火时。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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