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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合作和纲领问题，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拟定一个方案，在下次会谈时向蒋介石提出。第二天，周恩来即代表中央书记处拟定了几点建议，主要内容为：我方起草一个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征求蒋的同意，在这个纲领基础上结成新的民族联盟，包含国共两党及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同意推举蒋为顿袖；提出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的草案；准备提出修改宪法的草案，发展民主运动；对其他具体问题，坚持在不妨碍苏区实行民主制度及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独立领导的原则之下进行一切谈判，对行政区的问题拟接受，红军改编以四万五千人为定数，地方部队另编一万人；如基本上及具体问题上均能满意解决，则我们拟以党的名义发表合作宣言，以争取公开活动，否则拟采取拖延办法，待事态发展，以便促蒋让步。 4月9日，周恩来电告蒋介石：“归肤施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央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 然而在实际行动上，中共领导人却抓得不紧。为什么？因为他们正用很大的精力营救西路军和解决张国焘问题。 当年2月，徐向前率领的西路军经过一系列激烈残酷的战斗，由西渡黄河初期的两万一千余人锐减到一万人左右，被国民党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正规步骑兵三万和武装民团十多万人，围困在河西走廊中段的倪家营子，进退维谷，不得脱险。 在西安进行的多次谈判中，周恩来一直把停止进攻西路军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当顾祝同不能阻止二马对西路军的进攻时，周恩来提出：“红军只有自己增援西路军！”根据中央决定，由刘伯承、张浩、左权、刘晓率领的援西军出发西进。3月中旬，西路军撤进祁连山之后彻底失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兼总指挥徐向前离开部队，潜返陕北；余部由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副总指挥王树声、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等组成工委领导，分头行动；西路军所剩近3000人分三个支队和若干小分队分散游击。与此同时，中央命令援西军停止西进。 为保存西路军余部，3月27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联名致电周思来并彭德怀、任粥时，指示为解救西路军危局与马步芳、马步青讲和，中央愿以10万到20万之巨款，请二马停止对西路军之进攻。周恩来随即派联络员张文彬、张子华。通过各种关系去活动二马。4月3日，中共中央致电在西安的叶剑英，要他向顾祝同提出：如果马步芳俘虏了徐向前、陈昌浩及其他干部，应严令其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5日，毛泽东又致电叶剑英，要他进一步向顾祝同交涉。令马步劳把集中在凉州的红军被俘人员全部调到乎凉，经国民党第二十五师驻地，转交红四方面军，并制止马步芳再残害与压迫红军被俘官兵。周恩来巧汁会见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先后派地下党员吴鸿宾和张文彬、刘秉林去西宁、兰州、凉州看望西路军被俘将士，并写信给国民党护送班掸专使赵守锤，请他帮助。由于多方努力，西路军失散和被俘将士经营救回延安的约四五千人。当总指挥徐向前到达援西军驻地后，毛泽东、张闻天、未德致电说：“向前同志，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的为革命奋斗到底。盼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 在这段时间里。中共中央一面想方设法营救西路军将士，对他们的英勇奋斗予以肯定，一面开始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在3月下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国焘作了初步检讨。未德、毛泽东、洛甫、彭德怀、贸龙、廖承志等30余人对他的错误进行了批评。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他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即是有战略的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的。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他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践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历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从头干起。” 张国焘和毛泽东都是中共“一大”的代表，这时却成为对手。想当年，张国焘是如何神气活现，不可一世啊！建党初期，他在党内的地位颇为显赫。长征路上，一、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下旬在懋功会师时，他手下有8万人，自恃人多枪多，根本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当时毛泽东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位置，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张闻天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让给他好了。”毛泽东摇摇头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泽东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意思是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周恩来商量，周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样安排好，表示赞同。但是，张国焘仍然不同意北上。9月9日，他密电陈昌浩，令陈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如果不是这封密电送交时陈昌浩正在开会，如果不是叶剑英乘机立即去向毛泽东报告，不堪设想的后果会把历史完全变成另外的样子。12月5日，一意孤行的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央，致电中共中央称：“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 张国焘如此狂傲，他依仗的还是实力。这时，红四方面军尚存近4万人，难怪他赤裸裸地要求坐第一把交椅了。1936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徐向前晚年回忆道：“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未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后，中共中央指出：对张“最后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应马上作。” 如今，终于可以认真清算张国焘的错误了。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发言之后，3月的最后一天，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犯了反党反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把军权看得高于党权，最后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要求改组中央，以至另立第二“中央”的军阀主义错误。决议在号召全党同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斗争的同时，在最后一段写道：“中央在估计到张国焘同志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同时亦估计到他在党内的历史，及对于自己错误的开始认真的认识，与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的声明，认为暂时应该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给张国焘同志及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彻底开展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表现自己的机会。” 人高马大的张国焘不得不低下那颗狂傲的头颅。但在他的内心深处，是如何怨愤不平、充满仇恨啊！后来，中央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但他一直情绪消沉，酗酒打牌。闲散无聊，直至一年后只身叛逃。这是后话。 再说蒋介石住在风景如画的杭州，一面寄情山水，一面处理党国大事。就在他和周恩来会谈以后，又解决了一下扬虎城的闻题。他通过宋子文、顾祝同向杨虎城授意，要杨主动去见他，以便“恢复感情”。3月28日，杨飞杭州见蒋。蒋介石热情地招呼杨坐下。问：“虎城啊，今年有四十多了吧？”杨答：“四十四了。”蒋“哦”了一声，然后说：“比我小七岁，比张汉卿大七岁。四十而不惑嘛，办事该讲个尺寸，不能鲁莽啊！”杨答：“是。”蒋话题一转，指桑骂槐地糟踏起张学良来：“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他老子了，他跟我走。劝我搞法西斯组织，他说服从领袖，现在他竟如此！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张汉卿这样一个人，你虎城竟是跟着他一路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这是敲山震虎。训斥时杨虎城一直目光下视，既不顶撞，也不申辩，更不认错，只是默不做声。训斥完了，他只是说道：“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 召见结柬，蒋介石深思熟虑地说：“这样吧，你先出国考察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扬虎城正遭受各种有形无形的压迫，自然不敢说半个不宇。十七路军这时已移驻渭北，北与红军毗连，南与中央军相接。杨动身出国之前，给自己的部属留下这样的话：“我们部队的处境，北边是朋友，南边是冤家，北边是光明，南边是陷阱。到了蒋介石使我们的存在发生危险时，我们就断然倒向共产党……” 杨虎城早就料到会遭到蒋介石的报复，从西安事变一开始便屡屡言及。但是，他再也没有料到十几年后蒋家王朝垮台之日，竟是他个人生命终结之时，更没有料到蒋介石亲自指使，同时杀害了他的妻子儿女并随从秘书。他的下场，比张学良还要悲惨。历史，就是这样的深邃莫测。按下不提。 再说4月5日是清明节。国共两党分别派出张继、林伯渠来到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举行祭祀活动。表达团结御侮的决心。在黄帝陵前，张继、林伯渠和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等相互问候，合影留念，颇有合作抗日的气氛。林伯渠代表毛泽东、朱德所致祭辞更有特色，像一篇声情并茂、言简意赅的政治宣言。辞因，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胃衍祀绵，岳峨河洁。 聪明睿知，光被遐荒； 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 越数千年，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三韩为墟； 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做，敌欲岂足； 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 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 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屡俱奋； 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 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 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 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 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 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杭州会谈十几天过去了，蒋介石等得不耐烦了。4月15日，他召来张冲道：“你马上去西安找周恩来，催他迅速弄好双方合作纲领及编制人事问题。这事不能再拖延了。” 张冲告诉顾视同，顾得到蒋介石的旨意，不得不连电周恩来，促周去西安。周却不急不躁，与顾祝同打了十来天“电报官司”。真实的情况是，他在延安忙得很，既要多方联系营救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又要参加政治局会议，与各位领导人共同研究他起草的那份会谈报告。 在讨论民族统一战线纲领时，周恩来说：“整个统一战线的原则，第一，要有共同的纲领；第二，要有联合的组织，才能行动，可以设想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像大革命时代一样，这种形式也有许多困难，不容易实现，另一种是参加联合战线，比较好活动；第三，在承认我们纲领的条件下，可以承认蒋为领袖。”关于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说：“要坚持三个原则：第一是组织的独立性，无论如何不能混合；第二是国际性，不能断绝同国际的关系；第三是阶级性，是代表无产防级的，这些原则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得到承认。”关于联合组织的名称，局思来认为最好用民族统一联盟，同时提出组织上的原则是可以加入，保存独立性，允许自由退盟。 至此，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的基本原则已经确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 4月25日，周恩来和张云逸等坐一辆卡车，离开延安前往西安，准备南下见蒋继续会谈。车上共有三十来人，包括一个警卫班，周恩来和司机坐在驾驶室里。卡车刚离延安60里路，行驶到劳山附近，突然遭到当地土匪伏击。一二百个土匪从正前方公路上挖的工事里，从后面的小山包和左边的树林中同时射击，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密集的子弹射来，就有随从人员在车上牺牲了。周恩来不等汽车停住，立刻喊道：“快下来，散开，还击！”他跳下车来。一面还击，一面指挥人员向右边的密林深处转移。副总参谋长张云逸一举驳壳枪。高喊一声：“跟我上！”带领几名战士向最近的土匪勇猛地冲杀过去，吓得土匪掉头就跑。在激烈的战斗中，延安卫成司令部参谋长兼周恩来随从副官陈友才、警卫队副队长陈国桥等十余入牺牲。当附近的红军闻声赶来时，周恩来、张云逸等已突围脱险。脱险后，周恩来仍折回延 第二天，顾祝同派飞机接周思来到西安。周恩来见到顾祝同、张冲后，把准备和蒋介石会谈的内容同他们先交换意见，并和顾商议发放本月经费与寒衣问题、河西问题以及派人到鄂豫皖等苏区去等问题。 谈到红军改编，顾祝同表示：“用不着等到6月，5月上旬便可解决改编问题。” 周恩来一笑：“6月能解决就很好了，这件事你我说了都不算数。”随即把《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交给顾祝同，“蒋先生屡次谈到纲领问题、这是我方搞出的一个草案。” 当日晚，顾祝同电蒋，报告了这件事。 蒋介石踌躇起来：女口果两党共同发表什么纲领，共产党不就合法化了吗？两党不就乎起平坐了吗？何不让共产党先发表宣方，然后再改编之？这样，不管内容如何，外人看来。宣言就是乞降书，改编就成了招安。 4月30日，蒋介石同意将杨虎城革职后，把自己的妙计电告了顾祝同和张冲。 5月3日，顾祝同、张冲约周恩来谈判。 张冲把统一纲领草案还给周恩来说道：“这份纲领无论由你方还是我方提出，怕一时难以统一。你们先发个宣言，5月中旬即可改编了。”张冲虽对周恩来颇为敬重，但关键时刘不会坐错板凳，各为其主嘛。 周恩来吃惊地问：“蒋先生可是要先准备纲领呀，难道你们忘了？” 顾祝同道：“这也是蒋先生的意思，他要先了解你们宣言的内容。不然，不好向他交代呀！” 周恩来说：“纲领没两妥，宣言怎么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不是这个道理？” 蒋介石得此报告，第二天即电顾祝同，指责共产党的宣传仍以国民党为惟一反对目标，是无诚意的表现，要共产党彻底改正。 中共中央也给周恩来发来电报，称如共产党单独发表宣言，必依下面两条方可：第一，国民党同时发宣言；第二，宣言中要驳斥《三中全会根绝赤祸案》。 谈判的主题被撂在一边，双方口笔并用，相互指责起来。 西安的谈判已难以为继。8日，张冲电告蒋介石，报告协商结果，并提议蒋见周；同时派视察团去苏区调查整编各项历需费用。9日，蒋电准，约周恩来在洛阳见面。15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央政府派员人陕北。但不能叫视察团，应称考察团。 5月23日，蒋介石抵洛阳，改约周恩来前去庐山枯岭会他。 25日，毛泽东、洛甫、博古关于同国民党谈判要点问题致电周恩来，要他力争办到：(一)特区政府委员9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博击、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二)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未德，副司令彭德怀。至少四个师，一师长林彪，二师长贺龙，三师长徐向前，四师长刘伯承。 27日，周恩来飞抵上海，在上海、南京停留几天，同各方面人士洽谈，争取共产党的公开合法地位，并酝酿筹办公开刊物。 6月4日，周恩来到达庐山。此时的庐山，风景壮丽，环境宜人。在一片绿树掩映之中，坐落着蒋介石夫妇居住的别墅。在这里，从8日至15日，周恩来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宋美龄、宋子文和张冲也参加了。 周恩来首先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其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细则共52条。他又向蒋介石申述了来此之前所准备的各项意见。在这些意见中，没有包括蒋介石提出的同他个人合作的问题。 对于周恩来的到来，蒋介石表示了热诚的欢迎。井盛情款待，关心起居。然而他在这次会谈中的态度，同在杭州时相比，却起了很大变化，给谈判设下许多新的障碍。 本来，是蒋介石提出要共产党先商量出一个合作的纲领，这时，他却完全撇开周恩来带来的那份纲领草案，另外提出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来，具体的办法是： 一、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二、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 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 四、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产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间之联合。 蒋介石说完，看着周恩来：“恩来，怎么样？我对于你们够宽大的吧？我可是把共产党和国民党一般看待了。只要你们真心实意与我合作，我是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周恩来一眼看出，这个办法显然是要在“国民革命同盟会”的名义下，从组织上把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内。他当即表示：“有关国民革命同盟会的组织，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后才能定。” 谈到国共合作中急需解决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蒋介石也变了态度，推倒了在杭州作过的承诺。他坚决不同意中共将红军改编成四个师的要求，只同意三个师，不过人数可编45000人，并表示：在共产党根据以前声明发表宣言后，政府就发表三个师的番号。 周恩来坚持在三个师以上设立总司令部，蒋不同意。二人仅对这一点就争论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蒋介石终于让步了，摆摆手说：“好了好了，三个师上面设一政治训练处，代行指挥权，这是最后之限度。恩来，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要体谅我的难处！” 对陕甘宁边区政府，蒋介石坚持由国民党政府“派正的官长(可由共方推择中央方面的人)，边区自己推举副的，可由林伯渠担任，事情可由边区政府自己办”：对“允许共党适时公开”的向题不再提起，反而规定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时“不以共党名义出席”。“对其他各党派不必谈合作，由中央尽量收容”。 对这些问题，周恩来都表示不能同意。 蒋介石话锋一转，又提出一个要求：“国共要合作了，红军要改编了，朱、毛也可以离开军队出来做事了，我看还是先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吧！各边区的武装也要实行编遣，其首领也要离开。” 周恩来生气了：“你这是要我们共产党群龙无首嘛！假如我们共产党提出要你出洋、你将如何想？” 正是： 腥风血雨十年过， 唇枪舌剑今又来。 究竟谈判结果如何，下回续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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