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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作开场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不能再退让了。23县，一个也不能少。中国出了双县长、双专员，贻笑中外。” 张闻天表示：“一定要强硬起来。干脆要求未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不要鹿钟麟，不要石友三，也不要庞炳勋。再请令贺龙为察哈尔省主席，反正那里的友军都跑光了。” 毛泽东说：“贺龙还是先去晋西北，完全解决晋绥旧军残部，建立晋西北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主任，巩固这块根据地，建立政权，让续范亭将军当行政公署主任。整个山西问题，还是要讲和平方钱。” 王稼祥说：“陇东事情必须让他们立即给予答复。不恢复去年8月状态，王旅不能撤。” “对，”毛泽东坚决地说，“陇东要针锋相对，他抓我们一人，我们至少也抓他一个，来而不往非礼也。要解决就要合理解决，我方源谢觉哉为代表。” 张闻天说：“王旅不能撤，并要求增调两旅。陕北在二战区范围，并非另一战区，王旅增援河防极为正当。现因蒋鼎文、未绍良增派大兵，包围边区，所以八路军必须增调两旅，否则后方无保障，前线不安心，要求蒋、何迅速批准。” 毛泽东说：“边区和军队是根本。八路军必须三军九师，22万人，月饷440万元，每人20元，不算多。新四军3个师5万人，月饷100万元。这些都是最低限度，不能再让步。” 这样强硬的条件，国民党自然难以接受。 1月19日，何应钦、张冲代表国民党方面同叶剑英谈判，对中共提出的条件作了如下答复：(一)边区名称为陕北行政区；(二)暂时隶属行政院；(三)县数15县；(四)十八集团军扩军为三军六师；(五)三五九旅至少要有一部分过河东，以给中央面子。 何应钦回答后，不容叶剑英分辩，说是“定案”，要求共产党必须同意。叶剑英当然拒不接受。双方再次不欢而散。 毛泽东对这种毫无结果的谈判已感厌倦。现在已不是三年前，为什么还要仰人鼻息过日子呢？抗战两年半，共产党的力量在蒋介石的“限制”声中增加了近十倍。如今只要不和蒋介石彻底撕破脸皮，我行我索，你又奈何了我？日本人也就这点能耐了，弹丸之地，兴兵数百万远征，马上就会山穷水尽的。只要蒋介石不公开投降日本，他也不可能发动大规模的内战。 2月10日，毛泽东提出如下近期目标：倾尽全力把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置于共产党的管理之下。为此目的，要陈毅部扩大军队5万，猛烈发展苏北，其在江南一部，要向淞沪、沪杭、苏嘉三线发展，争取越过沪杭路延至海边；项英部也要扩军，巩固皖南；鄂中、鄂东李先念部要扩军3万，建立民主政权，如程汝怀部袭扰，即歼灭之；彭雪枫部要确实掌握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西起开封，东至海边整个地区，至少应扩军4万；陈光、罗荣桓、徐海东、朱瑞等部，扩大军队15万，坚决消灭沈鸿烈，坚决建立政权，造成华中与华北的战略枢纽；聂荣臻等部确保五台、冀中；萧克部确保平西；贺龙等部以经营晋西北及绥远为目标。晋冀察绥等省以巩固为主，从巩固中扩大之，鲁豫苏鄂皖等省以扩大为主，从扩大中巩固之。 毛泽东的雄心壮志，呼之欲出。毛泽东的智谋策略，渐臻化境。毛泽东的战略眼光，至远至深。 毛泽东指令下达的第二天，刘伯承、邓小平等部即开始实行这个计划了。 1939年底，山西事变尚未了结，驻扎在冀南的石友三部趁火打劫，多次进攻八路军，占了不少便宜。1940年1月，蒋介石鉴于鹿钟麟已提出辞呈，另委四十军军长庞炳勋为河北省主席。接着，庞炳勋、朱怀冰、石友三等军自南而北，向太行、冀南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与日军自北面南的扫荡相配合。太行根据地处于两面夹击的危急局面。 朱德、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吕正操、刘伯承、邓小平等立即研究如何打一场反磨擦战役，一致的看法是，应集中力量打击反共急先锋朱怀冰。 不过，有“磨擦专家”称号的朱怀冰是中央军，武器精良，气焰张狂。反磨撩以来，直接和中央军打，这还是第一次。打不打，能不能打好，需要慎重考虑。 刘伯承的态度十分坚决，说：“他们从太南把我们挤到太中，又要把我们挤到太北，那我们在地球上就没有地方立脚了，成了空军。只有到空中去。空军还得在地上有个机场哩！” 彭德怀说：“好！就收拾这个‘磨擦专家’。叫黄克诚他们在西边打，你们在东路打。” 朱德说：“这回嘛，我和老彭、伯承都不出面，叫小平同志来干，到时候好说话。”众人大笑。 3月5日，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共13个团的兵力，在晋冀豫边的磁县、林县、武安、涉县地区，向朱怀冰部发起攻击。仅4天，就歼灭朱怀冰两个师及其他反共军1万余人。朱怀冰丢下家眷率残部逃脱。八路军总部派人将其家眷送还。 打朱怀冰的同时，八路军在平汉铁路东击溃了勾结日军的石友三部。以后，八路军截获了石友三与其弟石友信秘密降日的罪证，又连续给石以打击，并将证据送给蒋介石和卫立煌。卫立煌下令将石友三密捕处决。 打朱战役前，鹿钟麟因在河北已难立足，率残部千余人从冀西南撤，到磁县正遇上朱部被歼。鹿一行逃到陵川险道，被八路军发现，报告彭德怀。彭德怀说：“国共还要合作，放他去吧，以后好见面。” 鹿钟麟跑回重庆，冯玉祥责问他：“去年彭德怀来看我，介绍八路军在敌后的政策，我还要向八路军学习哩，你为什么不好好和八路军合作？”鹿以遵照蒋介石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来解释。冯玉祥骂道：“我叫你深入敌后，是为和八路军密切合作，发展一些部队，抗战对敌。谁叫你管他那些混战办法？” 毛泽东担心各地冲突加剧，影响国共合作，决定见好就收。3月20日。毛泽东电告朱德、彭德杯、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山西、河北两省反磨擦行动，全部告一段落，在此期间内，偃旗息鼓，一枪不打，向一切国民党军队表示友谊，求得恢复感情，推动时局好转。” 蒋介石也不希望国共关系破裂。周恩来后来说：“朱怀冰被消灭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朱德说：“他们不作声，我们也不作声。他们打败了不作声，我们胜利了，何必那样来宣传呢？” 蒋介石的视线更多地集中在了华中地区。 华中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抗战之初，蒋介石的主要兵力都集中在这里。日军先后占领南京、武汉后，将大量兵力移向西南，因此，华中一带出现了“空隙”。1939年9月，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进皖东。蒋介石得到这个消息，即令四支队回撤，理由是不能擅自移防驻地。四支队不听，蒋介石密令皖东程汝怀部对进入皖东的新四军“按匪论剿”。然而，到1940年初，皖东新四军仍有较大发展。 这时，新四军的兵力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驻在皖南；陈毅、粟裕率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后成立江南指挥部；张云逸率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辟皖东根据地后成立江北指挥部。 对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当时有两种不同意见。负责指导华中工作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主张大力发展苏北，主持新四军工作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则主张发展和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毛泽东、洛甫、王稼样举行书记处会议，决定支持刘少奇的意见，电告项英、叶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根据这个要求，新四军江北部队立刻抓紧向皖东敌后发展，到3月间就从原来的5000人发展到15000人，为向苏北发展开辟了道路。 蒋介石一看势头不对，下令在长江下游及淮河西域的新四军统统撤回皖南。 3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刘少奇：“对蒋的撤离命令一概置之不理。” 蒋介石见命令失灵，立刻命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第三十一集团军总指挥汤恩伯、苏鲁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德勤等部向江北新四军进攻。 面对严峻局势，毛泽东立即发出“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的警告，并要求八路军立即抽调4万至5万兵力，在3个月中到达华中，增援新四军，创建新的敌后根据地。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新四军江北部队击退了苏北方面韩德勤的进攻，以劝告和争取的态度暂时制止了其他国民党军的东进。 4月初，顾祝同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商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与此同时，蒋介石也邀请朱德、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华中问题。 这时，蒋介石已打算将军事进攻的重点从江北移到江南。他说：“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因此，顾祝同在谈判中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意在切断新四军和八路军会合的可能，并使他们集中到苏南狭小地区后再加以消灭。 毛泽东及时察觉了蒋介石的企图。他4月20日致电项英：“蒋、顾阴谋是想把新四军江北、江南部队全部掐死在苏南敌后狭小区域，以求隔绝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系，以求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皖北、皖东……是消解国民党消灭新四军之阴谋的重要斗争地区……现在和将来，江北部队均不能南调，这些部队南调，不会对江南部队有帮助，而只使江南部队更孤立更困难，故目前对顾祝同可用各种办法借口延搁之。”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院南的情况，因为停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北面是受到日本军舰严密封锁的长江，东、南、西三面都有国民党的重兵，随时有被突然袭击的可能。他致电项英，询问：“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过了几天又致电项英，明确指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 形势已日见恶化，项英却犹豫不决。5月4日，毛泽东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 随后，陈毅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打破了国民党打算消灭苏南地区新四军的图谋。但项英仍固执己见，没有东出苏南同陈毅部会合，丧失了转移的时机，对可能遭受的突然袭击也仍然不做准备，从而使皖南新四军军部陷入愈来愈危险的境地。按下不表。 再说正当国共双方为华中问题斗智之时，重庆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小诸葛”白崇禧于4月16日上书蒋介石，提出一个更老辣、更彻底的妙计：划界而治。尽管5个月前张冲曾向博古提过这样的建议，但因军事冲突一直搁置下来了。白祟禧认为共产党扩张势力用心深远，而在抗战之现阶段，断然处置则投鼠忌器，若听之任之，又恐将来酿成大患。他建议于适当地带划定第十八集团军作战区域，再将新四军编入十八集团军战斗序列，令其集结至一个区域内，授以攻敌任务，指定攻击目标，这样就可以限制其编制、人数及宣传和活动范围，在其范围内听之任之，超出范围即予以取缔，如其抗命，则绳之以法。 蒋介石接信大喜，这样既可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又能避免国共军队之间的冲突，可谓一举两得。赞赏过后，便命军令部负责拟定划界方案。几天后，军令部的四种方案摆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案：变更战斗序列，将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划为冀察战区，委任朱德、彭德怀为战区正副总司令，令两军全部开入旧黄河河道以北之冀察两省和交界地区。蒋介石为什么同意这一方案？因为八路军已经占领这些地区，成了既定事实、国民党一时也难以收回，如今同意划给共产党，不过是补个手续，顺水推舟送个人情而已。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国民党方面以第一方案为原则，开始制定具体办法，约共产党进行划界问题的谈判。 然而，这一方案是不是太一厢情愿了？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会接受吗？ 对于通过划界来解决国共两党的矛盾，共产党是同意的。毛泽东表态道：“划界可以，要争取划界，我们不超出界外，避免同国民党引起更大的冲突，以减少国民党的恐惧情绪，争取抗战时间延长。”但是，在他的心里，这个“界”划在哪里呢？他决定还是派中共谈判“第一高手”周恩来前往重庆。周恩来3月下旬才从苏联回到延安。他5月11日离开延安前，毛泽东和他商量了谈判的对策。 周恩来先到西安，同当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进行了晤谈，并同由洛阳赶来、准备返回延安的未德会面，交换了意见。 5月31日，周恩来到达重庆，立即同正在那里的新四军军长叶挺、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会面。这时，项英仍没有处理好同叶挺的关系。蒋介石放出风声说：叶挺已离开新四军，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决。并有另派他人充任新四军军长的意思。周恩来见叶挺时，好言抚慰，明确地确定他在新四军中的实际地位和职权，请他向蒋介石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坚决反对蒋介石另派新四军军长。叶挺答应了。周恩来和袁国平谈话时，袁认为八路军既然南下，新四军也应向南发展。并说：项英同意中央指示的原则，但认为中央对新四军的批评有些是出于误会。周恩来指出项英没有积极执行中央关于新四军应向北发展的方针，没有执行中央关于对顽固派应进行“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的方针，而采取了单纯合法斗争的方针，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没有坚持原则立场，这些都是错误的。周恩来还对袁国平说：“根据中央的意见，今后有关新四军问题的谈判，不再由你和顾祝同在上饶进行，一律移重庆，由我负责。” 6月4月，周恩来拜会了正为湖北战事忙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 周恩来面色红润，精神勃勃。在苏联治伤期间，他的体重增加了9磅。对比之下，蒋介石显得憔悴不堪。 “我没有很多时间。”蒋介石问了一下周恩来治伤的情况，即转换口气道，“日寇这次进攻，是近两年所没有的，你们不能再闹了！” 周恩来谨慎地说：“我们也希望时局好转，有人故意把事情弄成这样了。中共是要发展，可并不是要超过国民党，说我们要独霸，是天大的谎言，说中共要举行暴动推翻国民党，更完全是造谣。我们的发展，主要是在沦陷区同敌伪争取群众。我们一直是诚意抗战的，一直是拥护委员长的呀。我们所反抗的，只是反共、溶共、剿共的行动，因为这样做只能帮助敌伪。” 蒋介石显出委屈的神色，说：“那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我早就说过，我并没有批准，也从未看到其他所谓的反共文件。一年多来，华北、华中发生的事端，哪一件不是先由你们引起的？恩来，我对你们，可谓不薄，你们应该对得起我呀！军事上，只要你们服从命令，一切都好商量。你看着，我的军队是怎么与日本人作战的，前几天，张自忠战死了。陈部长说你们延安无一伤兵，那是一时激愤所致。张自忠是集团军总司令，如今也战死了。你们作何感想？你们要对之反省。” 周恩来立刻反驳：“八路军和新四军一直在和日军作战，我们只有—个集团军司令，校长只要翻翻战报便可知道，十八集团军至少在起着3个集团军的作用，它牵制了日军4个师团的兵力，在华日军不过有22个师团，我们抵抗了六分之一强。如果我没记错的放，全国该有三十几个集团军吧？该反省的不是我们。” 蒋介石哼了一声，说：“恩来，你们现在号称有二十几万八路军，可是，自忻口会战后，你们打了什么像样的仗？你们歼敌一个小队，我就要通令嘉奖，对你们算不算爱护？可是，你们的做法，很难不让别人说三道四。日苏如今又和解了，华北日军又要南移，如果你们再不行动，怎么向国人交待！” 周恩来正要换个话题，陈布雷进来了。他向蒋介石报告：“敌三十九师团昨日攻陷宜城，下个目标很可能是宜昌。” 蒋介石拿起军帽对周恩来说：“宜昌是重庆门户，如果宜昌被占，后果不堪设想阴！我要去指挥作战了。总而言之，抗战团结都是有决心的，任何困难决不畏惧，国共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但军事上必服从命令。” 周恩来说：“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服从，另一方面不能拿命令来胁迫。” 蒋介石说了一句“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然后边戴帽子边说：“具体问题，你找何部长他们商量吧！” 周恩来无言地站着，看着蒋介石匆匆离去。 当天，周恩来报告中共中央：蒋对国共破裂尚未下最后决心，但投降的危险日益严重。 6月14日，周恩来向国民党正式提交了全面解决两党关系的具体方案。该案除坚持边区为23县外，仍坚持十八集团军扩编为3军9师，又提出将新四军编为7个支队。7月2日，国民党方面提出复案，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接到命令后，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河北。共产党坚决不同意。 7月中旬，国民党方面决定以中央提示案方式向中共表明最后态度，力图使中共妥协。该案较前案略有让步，把八路军战区扩大到察哈尔、鲁北和晋北，但却取消了冀察战区设置，取消了中共独立指挥权，仍坚持十八集团军只许扩编至3军6师3个补充团，新四军扩编成两个师。 7月27日，周恩来携“中央提示案”回延安研究。8月25日，他带着中共中央新方案经兰州飞回重庆。此案在边区名称上作了让步，同意改为陕北行政区，因为这个问题纯属形式，似乎用不着计较。扩军问题也略作让步，把十八集团军原要求的甲种师改为调整师，新四军7个支队改为3个师。要求改组冀察两省政府，省政府主席由中共保荐。请求把华北5省作为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区域。 周恩来到重庆后，接连走访白崇禧、陈立夫、张治中等高级官员，探询实现中共目标的可能性。白、陈、张等的态度很暧昧，周恩来便知这轮谈判前景不容乐观。 果然，何应钦一看中共方案，当即拒绝就此方案进行谈判，要谈只能以接受“中央提示案”为前提。 8月28日，周恩来只好硬着头皮去见蒋介石，希望听听他的意见。 蒋介石听完周恩来的口头说明后，当即说：“各地游击队仍留原地作战，那就等于新四军主力仍留在华中。按编制，新四军只有4个支队，其他都属游击队。我的意思是，要走，全部都走，游击队留在华中也可以，但要全部交给第三战区指挥。你们的部队如不全部开至黄河北岸，别的问题就不要谈了。” 周恩来说：“冀察两省，地区狭小，我们50万部队在这样地域，别说作战，就是生存也无法保证呀。” 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说：“会有办法解决的。现在的形势是，如果你们有诚意抗日，听我的命令，则抗战必胜，否则必败无疑。” 周恩来知道再说无益，转而再找何座钦。何应钦也很干脆：“除非你们改变方案。” 事至此时，周恩来十分清楚，国共谈判不可能有新的进展了。双方所以能坐在谈判桌前清淡讨论，都是敷衍，以拖延时间。既然如此，不如提个新案与他们周旋吧。9月5日，他提出了三条解决军事冲突的办法。此案尽管又作了一些妥协，但国民党方面仍然寸步不让，谈判陷入了僵持。 鉴于国内政治局势趋于紧张，周恩来在重庆作出部署，加紧把整个中共组织转入地下，并对南方局作了组织分工。 从8月20日起，八路军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在华北发动了一场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以破袭日军交通线为主要目标，八路军共出动105个团，20多万人，经过三个阶段，到12月上旬基本结束。八路军前后作战18000次，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多人，俘虏日军200多人、伪军18000多人，八路军伤亡17000多人。 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群情欢跃，万人集会祝捷。中共中央书记处赞扬此举“给了日寇以沉重的打击，给了全国人民无穷的希望”。毛泽东指出：“蒋介石正发动反共高潮，我们要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 八路军在华北出击，正值敌机170架狂炸陪都重庆，市区大火。迁都之说，妥协之议，甚嚣坐上。日本派遣军司令部对国民政府实施诱降的“桐工作计划”也正加紧进行。大后方在悲观空气的弥漫中，突然听到八路军在华北前线胜利出击的消息，顿时反响强烈，气氛为之一变。重庆《大公报》、《新蜀报》、《新民报》等，况相刊载百团大战的战绩，发表社论。《新蜀报》9月20日这样写道：“我们每天看到如雪片般飞来的条条捷报，真是兴奋感动得流泪。” 弹了一年多防共反共调的国民党员高当局，对八路军的胜利表示欢迎。蒋介石特地发来嘉勉电： 朱副长官(第二战区)、彭副总司令： 迭电均悉，贵部窥破好机，断然出击，予改甚大打击，特电嘉勉。除电饬其他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军作战外，仍希速伤所部，积极行动，勿予敌喘息机会，彻底断绝其交通为要！ 其实，蒋介石的心态是矛盾的。百团大战吸引了大量日军兵力，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他无疑是高兴的。但是，这样一来，势必提高共产党、八路军、游击战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地位，使他的限共、溶共政策更难实行，对此，他又是不高兴的。因此，国民党中宣部向重庆军委会战时新闻检查局正式抄发了蒋介石的一份密令：“查近来报上常有记载‘百团大战’字样……此项名词及有关之新闻，以后绝对禁止登载，即饬遵。” 而在共产党内部，后来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也有许多争议。 正是： 一场大战匆匆过， 曲直是非说到今。 未知后事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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