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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看过这份提示案，发现国民党虽有退让，如同意中共军队编四军十师、陕甘宁边区改行政区后隶属行政院、党的问题在战后解决、允许共产党公开等，但与中共中央的要求相距甚远。 林伯渠提出的中共12条意见，却再次被张、王拒收。于是，双方舌战起来。张、王说共产党没有诚意，林说国民党逼人太甚。争执到最后，张治中口气缓和下来，说：“22日先生所提20项，因内容与在西安所表示的意见出入甚大，未便接受，当经先生收回。此次所提12项，项目虽较前减少，但内容并未改变，中不能接受，惟不想过拂先生的意见，只得留下，但不能转呈。”林伯渠见再争无益，只好顺水推舟，说：“好吧，就留在两位处参考亦好。”并表示收下国民党提示案，向中共中央报告。 这个《中央政府提示案》客观上比较接近林伯渠在西安签字的意见，这就使得林伯渠感到为难了。不得已，林伯渠于6日写信给张、王，解释此中关节，声明《中央政府提示案》与中共中央的12条意见相距甚远，但仍愿将这一提示案报告中共中央，相应地，张、王也应将中共12条报告国民党政府；双方的新案都和西安商谈的意见有出人，这种谈判过程中的出人是正常的，不足为奇，不应因此指责中共没有诚意而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张、王坚持说《中央政府提示案》是根据中共方面的意见作出的，与林彪方案、西安方案均无不合，中共无不接受之理，要谈只能以这个提示案为基础。 林伯渠11日再次致函张治中、王世态：“谈判是两党公事，非个人私事，我们彼此都得要遵照自己中央的意见去和对方谈判，并将对方的意见详细报告给自己的中央，最后得到双方中央一致同意，才能使问题获得解决。你们不让贵党中央了解我党中央方面意见，只片面地要求我个人接受贵党中央提示案，试问我个人如何能够做主？谈判如何能够进行？两先生又如何能负责？” 因事关重大，林伯渠请示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答道：“张、王既然不愿考虑我党中央所提意见，又不愿将此意见转交蒋，又不承认我党合法地位，又不以平等地位对我党中央，而片面地提出所谓提示案，我党中央坚决不能接受，望立即将所谓提示案退还张、王。” 6月15日，张治中、王世态致信林伯渠，说已将中共12条意见转报国民政府，但坚持解决办法只能按《中央政府提示案》办理，不能变更。 刚刚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两党谈判，又陷入了僵局。按下不表。 单说当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屡遭败绩。一部分美国人对国民党失望之余，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共产党。中共方面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全面封锁，回击蒋介石的反共宣传，显示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也曾向美国方面吁请其派人访问延安。早在1942年8月6日，周恩来即致函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居里，提出了这样的建议。1943年1月23日，美国驻华官员谢伟思向美国国务院转达了周恩来的邀请，并建议“派美国代表访问共产党地区”。他认为：“这种访问对我们会大有益处，会使我们对共产党方面的形势有一个广泛和实际的了解。”6月24日，另一位美国驻华官员戴维斯向史迪威提出报告，建议派出一个观察团并在延安设立一个领事馆，理由是这一地区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对苏联军队将来进人中国将起到某种联系作用。他的建议当时未得到答复。开罗会议之后，戴维斯于1944年1月15日再度建议派观察组去延安。他在给史迪威的信中写道： 我们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观察员代表团到共产党中国去搜集敌人的情报，协助并准备从那个地区开展一些有限的话动。假如俄国进攻日本，也好就俄国在华北和满洲的话动作出汇报，并对华北和满洲是否可能另立中国甚至变成俄国的卫星国作出估计。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搞封锁，从而使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就迫使他们逐渐依附于俄国。要是美国派一个观察团到延安去，那就会打破这种孤立状况，削弱依附俄国的趋势，同时又能遏止蒋介石试图以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愿望。因此，蒋委员长自然要反对美国派观察员去共产党中国。通过通常的外交和军事渠道是不可能获得蒋介石的允许的。应当由总统直接向他提出要求。要是蒋介石一开始就加以拒绝，总统可以运用我们足够的讨价还价力量制服他。 戴维斯把上述建议的副本寄绘了白宫的霍普金斯和柯里，希望他们俩提请总统给予重视。2月，罗斯福正式通知蒋介石，为了搜集日本在华北、东北的情报和研究将来在中国大陆作战的各种可能，准备派出一个军事观察团去山西和陕西视察。他巧妙地避开了把这一地区称作共产党区域。蒋介石心中恼火，又不敢断然拒绝，只好大方地同意为观察团“提供方便”，但补充说，观察团当然只能去访问那些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 在蒋介石同意的基础上，中缅战区司令部开始拟订计划，不理睬那条毫无意义的限制规定。为了确保观察员不受主人的摆布，史迪威挑选了懂中文而且了解中国的人。他任命包端德上校为团长，谢伟思为他的政治助手。包瑞德中文极好，能用中文朗诵莎士比亚的长诗，和中国人用汉语开地道的玩笑。 史迪威本人对这件事情的兴趣，在于他非常自然地渴望与他认为有朝气、有明确目的的军队取得联系。他对1937年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的振奋人心的胜利记忆犹新。从那以后，他和其他人一样，对共产党人活跃而又成功的游击战有了深刻的印象。1938年八路军的参谋长叶剑英及其同事们和他会面，在他头脑里留下了良好的记忆。史迪威还记得在缅甸战役失败之后，周恩来托人转来的话。周说：“我愿在史迪威将军手下服役，并服从他的指挥。”此话虽有些诙谐，却让史迪威的心里一热。在舆论的种种责难中，他毕竟听到了另一种声音。随着与蒋介石矛盾的加深和国民党正面战场一溃千里，史迪威越来越认为，只要蒋介石在位一天，军队的改革和战斗力的提高就无法实现。这一认识使他想要接触远方从未谋面的共产党部队的心情更加迫切。目前需要的是第一手资料。 军事观察团以“迪克西”为代号，准备；月启程，但却遭到蒋介石的阻挠。“迪克西”一词出自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一首流行曲《人们所说的迪克西是真的吗？》。歌中“迪克西”指的是当时美国造反的南部各州。罗斯福于4月重申了美方的要求，但仍末成功。转眼到了6月，这个问题移交到了另一位特使——副总统享利·华莱士的手中。 6月20日上午9时半，华莱士的专机降落在重庆机场。蒋介石早在机场等候了。从机场到蒋介石的官邸，蒋与华莱士同乘一辆车。借助夫人宋美龄精通英语的便利，蒋介石在车上即向华莱士表示：华莱士先生在最黑暗的时辰访华，会提高士气，希望美国继续援华；我很钦佩罗斯福总统的人格和见识；若是我看到中国崩溃的到来，我会告诉总统的，但是中国还没有崩溃，事情并不像原来预计的那样坏…… 说着说着，话锋一转：“解决中国国内问题，我愿意取得总统的帮助。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都是些不守信用之人，签了字是无效的。我和他们打交道多年，很懂得他们，不管他们嘴里讲要怎么做，实际上他们根本不会执行。如果总统和他们合作，威信会受到极大的损失。如果总统愿意协助我解决国内问题，我很欢迎，这不牵扯什么内政，因为总统是我的真正的朋友。” 华莱士只是听着，未作什么表示。 华莱士和蒋介石进行了四次长谈，派观察团访延是一个重要话题，而蒋介石的交换条件是撤换史迪威。 6月21日下午，蒋介石在家里与华莱士单独会谈，宋子文担任翻译。 蒋：“先生是否带有罗斯福总统的函件？” 华：“没有。在离开华盛顿前夕，总统和我谈过话。他曾谈到过中国通货膨胀的情况，不过我不想在这里谈这个问题。总统谈到过你们的共产党，他认为你们都是中国人，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 蒋介石沉默不语。 华：“我从苏联过来，我认为，任何足以造成中苏两国不睦的问题都不应悬而不决。” 蒋：“是否可请罗斯福总统出来担任中苏两国之间的仲裁者？” 华：“美国愿意中国成为一个强盛而民主的国家。” 蒋：“谢谢！” 华：“斯大林主席表示，在战争期间，苏联应该支持你，他对你和毛泽东正在达成协议一事很感兴趣。中国需要团结。” 第二天下午，蒋介石与华莱士继续会谈。中方的宋美龄、宋子文、王世态和美方的拉铁摩尔、哈沙德、范宣德在座。 华：“在前一段的河南战役里，曾发生中国农民对中国军队开枪攻击的事，因为这些军队见了日本人就逃跑，这是怎么回事？” 蒋：“中国打败仗是由于士兵缺乏士气，而这种缺乏士气大部分是由于经济状况所造成。缅甸全面战役的未能发动起来，对中国士气有着决定性的不良影响。中国人民感到他们被抛弃了。如果这个战役能够实现，目前这些失败就可能已经避免。” 华莱士不愿纠缠此事，赶紧转移话题：“委员长十年前倡导的新生活运动是否还在继续？” 蒋：“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训练人民过更有纪律的生活，并提高他们的文明水平。前一段美国报纸对中国的批评太多，应该制止。中国因为共产党而遭到极大灾害，美国人民不懂得这种情形。虽然中国目前的情况不能完全归罪于共产党，但是他们的颠覆性行动和宣传却对中国的士气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中国人民并没有把共产党人看作中国人，而把他们看作是服从第三国际命令的国际主义者。” 华：“共产国际不是早解散了吗？” 蒋：“这个事实并没有改变这样的形势。” 华：“纽约华旗银行北平分行经理马特尔·霍尔先生曾于1943年从北平出发通过共产党地区到重庆。他曾盛赞共产党，并说共产党对阁下充满信心，他认为你对共产党地区内的情况了解得不正确。” 蒋：“霍尔先生和许多美国人一样，譬如卡尔逊上校，都是受了共产党的宣传。我是愿意共产党回到政府里来的，但是他们却用宣传破坏我军队和人民的士气。共产党希望看见中国的抗日垮台，因为这样将加强他们的地位。” 华：“我不能理解阁下这番话，他们一直在和日本人作战呀！” 蒋：“我承认共产党也是希望日本失败的，但是，他们祈祷着国民党将先战争结束而告崩溃，因为这个崩溃将使他们取得政权。相反，如果国民党继续执政到和平，他们将无机会取而代之。由于中共和第三国际的关系，政府无法公开批评他们，我们不愿因为批评而和苏联发生冲突。” 华：“美国的共产党人最起码是爱国的，我不理解你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 蒋：“他们的差别在于美国共产党并无夺得政权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却正在企图夺取政权。” 范宣德插言：“你们和共产党正在进行的谈判进展如何？” 蒋：“政府的条件有两个：共产党服从命令，把军队并入政府军；把他们现在的控制区变成政府的一个行政区。如果他们答应，他们将得到政府大赦，并有权继续作为一个政党存在。如果那样，那一批美国军官就可以进入华北，不和共产党直接发生关系，而是在中国政府名义下去训练转变了的共军。” 华：“先生对此是否乐观？” 蒋：“假如共产党有诚意，可能会解决。如果此问题得到解决，我会立即施行民主方案。你们要让罗斯福总统相信，中共不能公开使用苏联为自己撑腰，他们能够用的而且确实做了的是利用你们美国的影响来强迫我们答应他们的要求。你们对共产党应该超然处之。” 华：“如先生所言，中共与苏联有联系，那就更有必要解决你们的国共问题。” 蒋：“我知道你们希望中国能够把全部的军事力量用于抗日，但是你们却不了解共产党对中国政府所构成的威胁，而且过高地估计了共产党抗日的作用。” 华：“你们和共产党是否能够达成一个低水平的谅解，好让他们在华北的力量发挥充分作用？” 蒋：“请你们不要逼我！欲速则不达。请你们认清共产党在抗日战争里并没有多大用处。” 次日，华莱士等人一再表示他们只对战争感兴趣，要求派情报组到共产党控制区，要求派军事观察团前去延安。争执几个小时，蒋介石勉强答应在华北设美军情报组，但要求中国军官同往，对军事观察团一事不置可否。 中午，华莱士回到大使馆，接到了罗斯福总统的亲笔信：强求蒋主席批准陆军观察组出发去中共控制的任何地区。 下午5点钟，蒋介石和华莱士继续谈话时，华莱士把罗斯福的信读了一遍。蒋介石顿时呆住了。范宣德趁热打铁道：“是否观察组一组成就可以启程？我这样解释我们上午的谈话是否正确？上午你并没反对。” 蒋介石艰难地答道：“可以吧。但我们应对这一观察组有支配权。” 法里斯将军一听观察组要受蒋介石的命令，马上急了：“你们不能命令我们。” 蒋介石只能再退一步：“支配并不是命令。好吧，你们独立吧。” 刚刚进来参加讨论的宋美龄说：“该组不能使用‘使团’一字，应叫调查组。” “对，对！”蒋介石不能不佩服夫人的敏感。若使用“使团”一词，中共岂不成了政府？ 蒋介石接着冷冷地说：“你们应该记住，共产党不接受我的命令，我不能保证该调查组在共产党区内的安全。不过，我愿意给予一切可能的帮助。” 法里斯和他的副官谢伟思一听蒋介石这般承诺，立即退席回使馆准备去了。 蒋介石利用自己不得不让步的机会，再次提到史迪威问题。他长期以来一直希望摆脱史迪威和高思——这两个毫不留情地控制着来自美国的物资供应渠道的人。他在史迪威身上多次失败。这次他没有直接提出撤换史迪威，而是要求总统派一名私人特使，使他可以不必通过国务院或陆军部与白宫直接联系，达到最后撤换史迪威的目的。担任翻译的宋子文以其流利的英语，动人地描述了史迪威的种种坏处。 华莱士后来承认：“我被处在不幸之中的人的呼声深深地打动了。” 在蒋介石等人的劝说下，华莱士得出结论：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 6月28日，华莱士从昆明打电报给罗斯福，主张国、共双方团结合作。他在随后给总统的汇报中说：“我们的态度应当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便使我们能在更有希望的领导人或集团出现时利用他们。蒋介石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笔短期投资。据信，他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要么从演进中产生，要么从革命中产生。现在看来，更可能是从革命中产生……” 却说这时的延安，愈来愈成为中外人士关注的热点。 6月9日，也就是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第三天，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到延安访问。参观团一行21人，成员中有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路透社、《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记者夏南汉神父，苏联塔斯社记者普罗岑柯，此外还有国民党统治区各大报的一些记者以及国民党官员。 中外记者来到延安，毛泽东十分兴奋，觉得总算是打开了局面。6月12日，他即会见记者参观团，详尽地回答了他们的提问。后来，又单独会见了斯坦因和武道，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未德、周恩来、时剑英等也分别会见了中外记者。延安交际处安排他们进行了多方面的参观访问。 延安给中外记者留下了和重庆完全不同的深刻的印象。他们回到重庆或回国后，写了许多引起很大反响的书籍和文章。一份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叶剑英向记者团的讲演《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通过中外记者的报道，广泛传布到大后方和许多国家，使国内外舆论开始重新评价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等发表的评论，都受到广泛的注意。连一向敌视共产主义的夏南汉神父“亦认为边区是好的”。7月1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无疑地，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 爱泼斯坦在当时的笔记中这样写道： 我个人感受，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的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毛在延安给我们留下了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十多个抗日根据地频繁的战事和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组织工作。在和国民党多方面的关系中，他是主要决策人，他既要躲开对手的攻击以避免发生内战，又要推动对手更有力地打击日军。他已在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从事于理论写作和解决党内争论的问题。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来自重庆，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庆的蒋介石在举止方面的强烈反差。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毛则相反，他极擅长于委任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 6月27日，毛泽东得到了美军观察组将来延安的消息，兴奋不已。次日，他电告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周、未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 6月29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和国共谈判问题。会议决定：对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 这次会议后，中共方面对国共和谈也表示了热情。6月30日，毛泽东电告林伯渠、董必武：“关于谈判事，可利用美军来延机会，请张治中、王世杰两人或一人偕林伯渠来延安商谈国民党政府提示案。如王、张均拒绝，则单独回延安讨论，好作具体回答。” 7月1日，周恩来在延安公开发表谈话：“自林伯渠同志代表我党中央赴渝谈判，已经两月，一切问题尚在继续商谈。林同志经西安时，国民政府曾派张治中、王世杰两先生前往接洽。至重庆后，我党中央经林同志手提出书面意见交张、王转交国民政府。嗣得张、王转来政府提案，内容相距尚远。我党中央现正研讨复案，期谋合理解决。所谓合理解决，即是于团结抗战及促进民主有利，在此原则下，我党无不乐于商讨也。” 7月22日，由包瑞德上校率领的7名美国军官，以“迪克西”观察组第一批成员的名义到达延安。周恩来、叶剑英、杨尚昆等到机场迎接。飞机在着陆时螺旋桨撞上了一块无人注意的碑石，但安然无恙。这反而使机场热闹起来，美国人满脸笑容地出现在机舱口。叶剑英握着包瑞德的手高兴地说：“我喜欢你们美国人。我们中国人碰到这样的事会觉得很丢面子。”双方都开心地笑起来。 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说：“我们不应把他们(指美军人员和外国记者)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果然，在观察组到达延安的第一天，周恩来就表现出外交家的风度。 正是： 千军易得将难得， 名相更比将难求。 未知周恩来如何举措，且看下文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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