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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是周末，蒋介石照例请赫尔利到重庆南岸的黄山别墅度假。不速之客史迪威把罗斯福总统电报的中文翻译件交给蒋介石。蒋介石好像知道电报内容似的，拿起电报仅仅看了两三眼，就往桌上一扔，仰着头一言不发。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而史迪威则怀著称心如意的复仇感，用诗一般的语言给他的夫人写信：“我用鱼叉，对准小人物，猛地刺去，刺了个透心凉！” 然而史迪威高兴得太早了。蒋介石痛定思痛之后，决心向罗斯福摊牌了。9月24日，蒋介石约见了总统特使赫尔利，毫不客气地说：“史迪威缺乏政治头脑及战略思想，难当大任。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一事，关系中国生死存亡，罗斯福总统应给予充分的准备时间。我有这么几点基本观念不能变更：第一，决不能变更三民主义之民主政治，坐看共党赤化中国；第二，凡属损害中国主权之事，决不容许；第三，两国合作必须互尊人格，互守信义，在友善和好的空气中进行，不能含有丝毫的强制，或出以压迫之手段。” 次日，蒋介石又让赫尔利向罗斯福转交有这样内容的备忘录：“不能再委任史迪威将军以如此重大之责任，且拟请其辞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职务，并请由此战区遣调离任，另派富于友谊和合作精神的人代替。希望罗斯福总统不要因为坚决要求调回史迪威而使中美之间产生隔阂。” 26日，蒋介石电告宋美龄、孔祥熙：“此次之事涉及立国主义、国家主权与个人人格，不能迁就；否则，纵是盟国作战胜利，而我国格已失，虽胜犹败。中国局势决不致崩溃，吾人自力更生比受人束缚为愈。” 隔了一天，他又电召孔样熙不可再要求美国的接济，迅速回国以示决心。 赫尔利经过一番苦心思索，权衡利弊，认为在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必须选择支持蒋介石。10月13日，他电告罗斯福：“你若在这次争论中支持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可能连中国一起丢失……我们若不支持中国抗战，而其崩溃，即使一切天使都发誓赞助我们支持史迪威，也逃不了历史的裁判。” 罗斯福当然不想失去中国，确切地说是失去中国所能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利益。他感到在中国确实没有更多的选择，只能改变韧衷，收回成命。他不再帮助史迪威实现统率百万之师的梦想，转而大力扶持蒋介石。 蒋介石胜利了，这胜利来得十分不易。他后来说中“此事件是1944年对内对外各种困难的症结，且对此事之隐痛，亦可谓极人生之所未有也。” 10月21日，史迪威卸职回国。他气愤，他懊恼，他沮丧，但却不得不接受无法改变的现实。 接替史迪威的是魏德迈。他接受史迪威的教训，对蒋介石毕恭毕敬，不再提出要求指挥中国军队，也不再提出用美援武装中共军队。 随着史迪威离华，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为了战后独占中国，控制亚洲，美国希望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得到巩固。因此，罗斯福对华政策的重点由援华抗日逐渐转为扶蒋反共，把蒋介石集团看作是维护美国在华利益和消灭中国“共产主义危险”的工具。为此，赫尔利开始插手国共两党的争端。 赫尔利在一份报告中这样概括他在中国的使命：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和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 10月17日，赫尔利在重庆约见了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林伯渠和董必武。一开始，他就拿出他那雄辩者的姿态，微笑着说：“我是代表罗斯福总统来促使中国团结的，决不会对党派有所偏袒，分配物资也不偏重某一方。中共武装的组织和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蒋介石是全国公认的领袖，但他的政府不民主，需要改进，不过他对中共的态度已变缓和，他同意我与你们会谈，也允许我必要时去延安。” 林伯渠和董必武对望了一眼，乐呵呵地说：“好哇，我们代表中共欢迎你去延安；对你所谈表示赞赏。” 第二天，赫尔利请林、董吃饭。饭桌上，赫尔利热情不减，谈兴更浓：“国共合作，对抗战与国家都是有利的，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军事领导机构中应有中共人员参加；美军很快就要在中国海岸登陆，但国、共不团结，美军要双方接洽，对军事行动有大妨碍；你们过去对国民党宽容忍耐，以国家为重，这是很值得称赞的，建议你们不用‘共产党’这个外国名称，这样可以大大地减少反感……” 两位老布尔什维克越听越糊涂，老得用心辨析其中的意味，又不好打断他，只得听下去。 “我将约张治中、王世杰和你们举行三方会谈，有初步结果后，再与蒋介石谈，然后去延安，求得双方合作的基础，蒋介石与毛泽东见面，发表宣言，两党便合作起来了。”赫尔利说完，完全被自己讲述的天方夜谭打动了，陶醉了。 22日再谈，赫尔利换了一副低声小嗓，处处显出神秘：“告诉二位，蒋介石前两天交给我一份国共合作方案，我当场退回了。我想我要是共产党，也不会接受！” 林伯渠一愣，探问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 赫尔利的声音压得更低：“因人格关系，绝对保守秘密。” 董必武捋捋胡子：“你只打个比方吧！” 赫尔利瞅瞅窗外，将椅子挪近他俩：“他叫你们在前面打，他们在后面打，意思就是要消灭你们。我问蒋，为什么不可以并肩作战？蒋说，无适当人指挥。我说，我去！但我不是指挥，是作两军的连锁。于是，蒋只好起草新的方案。我告诉蒋，要马上行动，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不能再等了……” 晚上，林、董二人给中共中央起草报告，犯起难来。“你说赫尔利神经正常不正常？”“难说。谁知道哪句话真，哪句话假？我们还是原原本本给中央汇报，请毛、周他们琢磨吧！” 毛泽东、周恩来接到林、董的报告，十分重视。11月6日，毛泽东主持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研究这件事。毛泽东分析道：“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蒋想给些小东西而对我们加以限制，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对国民党问题，赫尔利看得相当乐观。赫尔利如来，我们要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同志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晚会。”会议决定，对谈判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对国民党仍要批评，但可留点余地，不点蒋介石的名字。 在这段时间里，赫尔利亲手写了一份国共谈判方案，交给蒋介石修改。直至11月7日早晨，蒋介石才把修改好的方案用英文打出来交给赫尔利。这时，赫尔利已得到罗斯福肯定能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消息，便在没有通知延安任何人的情况下，乘坐信使班机自重庆飞往延安。 在飞机起飞前，他向罗斯福总统电告：“今天，我要进入共军控制区了，希望总统相信我正在扮演一个真正的无畏的角色。” 像往常一样，盼望着美国来信的美军观察组长包瑞德上校照例去延安机场，接信使班机。在机场，他意外地看见周恩来那熟悉的身影，急忙抢上一步，与周恩来握手。周恩来余光一扫，突然指着机舱门口，问道：“那个身穿考究军服，胸前一大片勋章的人是谁？” 包瑞德转脸去看，不由失声叫道：“我的上帝，他怎么没打招呼就来了？” “他是谁？” “赫尔利少将，罗斯福总统的特使！” “噢，是赫尔利将军？”周恩来虽然知道赫尔利可能要来，却不料说到就到了，所以感到有些突然，但他很快想到下一步：“你先陪他待在这里，我马上去找毛主席。” 包瑞德转身就去接迎赫尔利，与他开着美国式的玩笑：“将军，您除了平定谢伊族印第安人的勋章外，什么勋章都有了。” 赫尔利尖尖的灰白胡子一翘，望了一眼荒草漫漫的机场，问了一句：“怎么什么人也没有？” 包瑞德急忙说：“将军，周恩来将军来欢迎您了！” “周恩来欢迎我？他在哪里？” “他请将军稍等片刻。” “为什么？” 正说着，公路上腾起一股烟尘。毛泽东和周恩来乘坐着用救护车改充的大轿车来到机场，后面紧跟着一队行色匆匆的士兵。双方握手后，就地进行了一次临时的仪仗检阅。赫尔利兴高采烈，在检阅时，竟异乎寻常地表演起印第安人打仗时的呼喊，情不自禁地跳起了乔克托族的蛇舞。那粗野的吼声令毛泽东大为惊异。周恩来在一旁不得不小声提醒毛泽东：“此人就出生在美国印第安地区，又当过牛仔，所以……” 毛泽东笑了。他们乘上“救护车”离开机场，回到黄土岗下的一排窑洞。赫尔利刚在窑洞住下，就命传令兵去叫戴维斯。戴维斯一到，赫尔利就急乎乎地说：“这是我带来的一份国、共协议草案，我预想毛泽东、周恩来会在上面签字的。等我从延安回到重庆，也能使蒋介石在协议书上签字。” 戴维斯说：“事情若像特使先生设想的那样简单就好了。” 赫尔利笑着说：“难吗？我有把握！” 第二天上午，第一轮会谈开始了。地点在延安南门外交际处。中共方面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美国方面有赫尔利、包瑞德及译员和秘书。这一次主要是听赫尔利谈。 包瑞德后来说过：“为赫尔利将军翻译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因为他谈吐随便，语言不精，而且谈话过程中喜欢东拉西扯，思路难以捉摸。因为见到路边的乡民，将军便谈起自己在俄克拉荷马的老朋友的奇闻软事，而这对毛泽东也许毫无意义。一匹受惊的骡子在我们车前停住了，老农民拉着它发愁，便引得赫尔利大叫：‘打那边抽它，老伙计！’” 不过第一次所谈，还是郑重其事的。他说：“今天所谈的一切请不要公布。我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讨论关于中国的事情。我这次来此，还得到蒋委员长的同意和批准。我希望大家理解：美国不愿意干预中国的内部政治，美国相信民主，中国亦相信民主，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共同合作，击败敌人与支持民主。在重庆，我曾与蒋委员长详谈。他对我说希望与共产党得到谅解，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他将考虑吸收共产党员参加军事委员会的问题。他承认有必要在公平基础上成立统一机构，在这种机构里，共产党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同样的待遇。这是一个简略的提纲，蒋委员长认为这个提纲是可以同意的。我愿意请毛主席、未总司令考虑以这个提纲作为谈判基础，并请建议增改不同意的地方。 接着，他拿起一份题为《为着协定的基础》的文件，宣读起来：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 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傣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 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赫尔利读完后，一直耐心地听着的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赫少将刚才所说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 赫尔利没有完全明白毛泽东的意思，答道：“是我本人的观点，不过是我们大家制订出来的。我觉得这些条文是公正的，当然它只是提供参考的建议而己。” 包瑞德告诉赫尔利，毛泽东想知道这些意见是他的意见还是蒋介石的意见。 赫尔利说：“噢！原来是我的意见，后来蒋介石作了若干修改。” 对这个细节，包瑞德回亿道：“毛泽东查询这些条款体现了谁的思想，我当时觉得他有些唐突。然而后来，当阅读这些条款时便觉得，毛泽东提的问题是公正的，因为某些语言听上去的确不像委员长自己惯常的表述方式。” 当天下午，举行第二次会谈，主要是毛泽东发言。 毛泽东一路思索着，反复斟酌着各种想法。一坐下便说：“中国的事情很难办哪！这一点在中国多年和来延安已有一些时候的包上校知道得清楚，还有许多美国朋友也都知道。中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中国大多数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一个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政府。推迟这一改组，将引起国民党政府的崩溃，但委员长却正在阻止这一改组。” “有那么严重？”赫尔利摇头，并不停地用手帕擦汗。 “正是。”毛泽东请赫尔利抽烟，自己也点着一支，继续说，“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共产党的存在。我们在敌后战斗的63万军队和9000万人民，拖佐了日寇的中尾巴，这样保护了大后方；假若没有这个力量拖佐日寇的中尾巴，国民党早被日寇打垮了。国民政府的军队已经没有作战能力了，因为它的195万军队有77.9万被用于监视共产党，其所剩部队在近来的豫湘桂战役中落荒而逃。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部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关于薪饷待遇，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饥寒交迫，走路都走不动，士兵月薪50元，只够买一包纸烟。我们的军队全部投入了对日作战，士兵吃得饱，穿得暖，走起路来蛮有劲。现在要我们拿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优越，那不是要我们军队也和他们一样吃不饱，穿不暖，走路都没有力吗？这如何使得呢？因此，应改造的正是国民党的部队。” 赫尔利的脸色渐渐变了，话也变得不中听了：“毛先生，我听你的话，像听中国的敌人的声音！” 毛泽东将抽到一半的香烟一下掐灭，不客气地反驳了一句：“赫尔利将军，我刚才讲的这些话，罗斯福总统，宋子文都曾讲过，难道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包瑞德后来这样写道：“我觉得，就毛泽东自身的利益而论，他正在犯一个错误。因为谈判一开始就如此激烈地攻击蒋委员长和国民党，我觉得这可能造成赫尔利将军对整个共产主义事业的偏见。” 当时赫尔利胳膊肘支在桌子上，脸涨得通红，说道：“为国民政府辩护，非我所愿之事。但是我想说一说，过去一年国民政府的军队在北缅和萨尔温江地区赢得了非常杰出的战役，打下密支那，使雷多公路不久可以开放。由于打赢这些战役需要物资，削弱了其他地区国民政府军队的力量。这些责备中国士兵的言论，是那些希望中国继续分裂的人们所散布的。我感到毛主席所说的，和我们的敌人所说的，有相同之点。我想我们应该设法使中国的领袖们在一起冷静地商讨目前的局势，寻求中国各种力量团结的可能性。在我再去和蒋谈话之前，我愿毛主席说明希望国民政府做些什么。如果局势是已经无望的话，那我何必枉费心力？我曾与蒋委员长长时间谈话，要他合理地采取有助于全中国利益的行动。我现在要求毛主席也合理一些，要毛主席给我一个声明，你究竟可以做什么？以便与蒋合作。” 毛泽东说：“这个可以办。” 赫尔利接着说：“刚才毛主席说话，有重复敌人所说的地方，这是不公平的。蒋苦战了八年，他周围的贪污腐化分子利用了他。毛主席应当帮助蒋肃清这些分子。” 毛泽东立刻抓住了这句话，说：“你承认那里有贪污腐化分子？” 赫尔利脱口而出：“是的。” 毛泽东反攻了：“既然如此，将军不应该说我表达的看法是中国的敌人的看法。我所重复的是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的话，是孙夫人和宋子文、孙科先生的话，我想重复这些人的话是可以的吧！说我重复敌人——日本人的话，那是不合事实的。” 赫尔利忙解释：“我的意思不是说日本人，而是说那些希望中国继续分裂的人。” 毛泽东接着讲出一番道理：“正因为不切结，我们才谈团结，正因为不民主，我们才谈民主。如果中国已经团结，已经民主，那么又何用我们来谈它们呢？有两类人说中国不团结不民主的。一种人希望中国继续分裂，还有一种人希望中国团结民主，他们批评中国的缺点，但希望使中国团结民主。我的话决不反映前一种人，而是反映后一种人的意见，就是反映希望中国团结民主的人的意见。” 赫尔利说：“现在我们有一致意见了。” 毛泽东继续自己的话题：“我们必须承认事实，中国缺乏两个东西：团结和民主。” “同意。”赫尔利面露笑容，“蒋、毛两位知道中国情形，当然非我局外人能比。以你们的智慧和你们掌握的材料，你们当能达成协议。我现在再问毛主席，是否可以给我一个声明？” “将军所提的‘为着协定的基础’，有几条可以被充分接受。” “那么，就请毛主席对此文件加以修改或增补。” 于是，毛泽东当场修改起来。蒋介石加在“进步和民主”后面的“程序”被去掉了，赫尔利说好；毛泽东提出在“服从命令”前加“一切有利于抗战，有利于切结，有利于民主”，赫尔利也赞成；毛泽东提出增加改组政府，成立“联合国民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赫尔利居然也同意了。 毛泽东说：“修改后的第三条，还要加各种自由的规定才好。” 自小饱享自由的赫尔利当然不会反对这样做。当周恩来提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人身自由、居住自由后，赫尔利脱口说道：“再加思想自由、向政府请愿要求平反冤屈的自由。”他完全回到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去了。 毛泽东笑着说：“好，这样就更全面了。” 赫尔利还在谈自由：“我不大明白什么叫做居住自由？” 周恩来说：“譬如我在重庆的时候，我要回延安，国民党当局不让我回来。” “噢！”赫尔利似有所悟地点点头，接着催促，“让我们谈第四条吧。” 毛泽东把第二、第四条放在一起考虑，提出解放区的民兵也为抗日作出了贡献，要求在战争结束后，按国防需要规定其编制。赫尔利说：“有了联合政府，一切军队都要国家化，不要特别化，这一条如果放进去，反而会妨碍前几条的效力。” 毛泽东说：“好吧，不提了。一切抗日军队皆应服从联合政府的命令，并应为联合政府所承认，这样改好不好？”赫尔利表示同意。 第五条，毛泽东改成了：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这样一来，国共两党就处在了完全平等的位置，而改变了过去只是要求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一主一从甚至一正一邪的局面。赫尔利似乎没看出其中奥妙，居然评价道：“修改得非常好！” 毛泽东说：“就是这几条，为了让步不再多提了。” 赫尔利完全被征服了，当即表示：“从今天的谈话中，我感受到了毛主席的热忱和智慧。我刚才误解了毛主席的意思，后来明白了。请各位将我误解毛主席的话，从记录上完全勾去。” 11月9日上午，包瑞德驾着吉普车带着赫尔利参观了延安的市区和郊区。 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举行第三轮会谈。赫尔利看了一遍由中共方面修改好的协定草案，表示方案很好，他将尽一切力量促使蒋介石接受。 毛泽东提出：“赫尔利将军回去以后，可以把我们所同意的要点征求蒋介石先生的同意。如他同意，那就非常好。” 赫尔利说：“如果毛主席愿意见蒋先生，我将以美国国格来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在会见后安全回到延安。不管毛主席、朱总司令或周副主席，无论哪一位到重庆去，都将成为我的上宾，由我们供给运输，并住在我的房子里。” 毛泽东说：“我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现在有美国出面，赫尔利将军调停，这一好机会，我不会让它错过。如果事前取得一致，我见蒋先生的时候，就可以没有多大争论。就是说，在双方见面以前，实际问题早巳解决，这样的步骤比较恰当。” 赫尔利点点头，说：“这样也好。不过，现在就请主席先生在这五个要点之上签字，是否可以？” 正是： 双方都有老主意， 空劳红娘费心机。 未知毛泽东如何答复，且听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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