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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港粤各界及爱好和平民主人士何香凝等96人联名通电，呼吁和平，反对内战。通电曰： 时局险恶，祸起萧墙，国脉奄奄，民不堪命。今时局中心系于南京谈判，现谈判巳逾两周，尚未获具体协议，休战暂延长8日，转瞬期满。虽和平希望未绝，但人心咸感焦灼。同人等一致认为如内战重演，必招致国破家亡之严重后果。23日之休战谈判必须达成永久和平之协议，和平谈判已届最后机缘，或成或败，有关国家民族之兴衰与后世子孙之祸福。是故此一谈判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只宜延长不宜终止，必须使东北休战成为全国休战，使暂时和平成为永久和平。恢复交通，整编军队，政协决议必须一一付诸实现，然后国家民族始有复兴之望。目下国计民生濒于绝境，千万灾民死亡相继，何忍再事自相残杀，以绝生机。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咸盼国共两党相忍为国，其他党派与社会贤达，竭力斡旋，共底谈判于成，以慰民望而固国本！ 也在6月23日这一天，一个更加使人震惊的消息传向四面八方：这天，上海各界10余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欢送马叙伦、阎宝航、吴耀宗、盛丕华、雷洁琼等10位请愿和平代表前往南京，呼吁制止内战，实现和平。 这样规模的要求和平的示威游行，以前还不曾有过。在请愿代表中有教授，有大学生，有工商界人士，还有宗教界人士。 国民党当局得到这一消息，立即让南京的特工、警探换上难民衣服，集中下关车站，说是从苏北逃来。当天下午，请愿代表乘火车到达下关车站时，这批“难民”一拥而上，杂七杂八乱问一通，三言五语便打将起来。代表们横遭袭击，一个个头破血流。暴行前后持续5个多小时，马叙伦等4人身受重伤，在场记者与欢迎人员受伤的有12人。 周恩来闻讯，立刻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将受伤的代表和记者送往医院，并赶往医院探望。他激动地拉着受伤者的手说：“血不会白流的！”当晚，周恩来写了一个备忘录，由英文秘书章文晋面交美方转马歇尔，同时由国民党代表俞大维转陈诚，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 第二天，各种消息传到蒋介石的官邸。 上海：教育家陶行知为10人代表团挨打事招待记者，指出代表们是被特务殴打的。他要求美军离开中国，要求美国在中国获得和平秩序及联合政府成立以前，停止对华的一切援助。他代表上海54个反内战团体发言，这些团体的成员目前已超过10万人。 南京：首都记者联谊会请求政府缉凶，并慰问受伤的同业高集、浦熙修、徐士年、徐斌及市府新闻专员钱江潮。 重庆：工商界、宗教界等知名人士4000人签名呼吁和平。 同类的消息，来自香港、广州、昆明、贵阳、北平…… 蒋介石生气地对陈布雷说：“你们替我发表谈话，告诉广大民众，这个代表团是中共派来的。马叙伦等人一下车，王炳南等中共代表和民盟的叶笃义等人便去迎接，还为他们定了车；出事以后，周恩来、董必武还当夜探视，处处说明了这是中共安排的。” 陈布雷劝道：“今日之下，我们不能再长他人威风。如果把各地的反战行动都算在共党头上，岂不给人留下委座主战、共党主和的印象？”蒋介石正在沉思，宋美龄急匆匆走了进来，说：“马歇尔派秘书送来一封信。” 蒋介石忙问：“写了些什么？” 宋美龄边看边说：“他希望我们适可而止，不能过火。在首都车站殴打和平代表，除了使人得到一个政府不要和平的印象之外，没有别的。其实这些代表，由他们来好了。现在重要的是军事部署。除此而外，蒋将军可否表现得民主一点，争取民间的同情与拥护？希望能派官员到医院慰问这些伤者，这是我的建议……” “好！”蒋介石感到有理，当即派邵力子和中宣部的人到医院慰问去了。 就在这天，周恩来代表中共在会谈中再次作出让步，三方通过了终止东北冲突的训令和恢复华北、华东交通线的指令。周恩来判断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决不会因此停步，“谈判将临最后关头”。于是，他致电中共中央：“我在停战、交通及美方职权上均作了某些让步，今日大致通过三个方案，足够表示我方愿求解决，留下的争论在整军，蒋绝对不会放弃他的打算。请中央批准我在此相机行事，以便使谈判破裂做得愈于我们有利愈好。”中共中央在第二天复示：“你可根据既定方针便宜行事。” 果然，蒋介石接着又坚持要中共交出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安东、白城子、热河、察哈尔、烟台、威海卫，并要中共领导的部队离开所有铁路线。 周恩来断然拒绝了这些要求。 6月26日，一个晦暗的日子。 这一天，蒋介石命令刘峙指挥；30万大军对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围攻。以此为起点，全面内战爆发了。 蒋介石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动这场内战，主要是由于他自恃拥有较中共方面强大得多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其中包括美国给予的大量援助，以为可以凭着这些力量很快地消灭中共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 蒋介石当时的兵力，包括陆军的正规军、非正规军，海军、空军、特种部队以及后方机关、军事院校，总数达430万人；而中共方面，只有61万人的正规军、65万人的地方部队和后方机关人员，总数12了万人。双方兵力的对比是三点三七比一。 蒋介石的军队，由于接收了侵华日军100万人的武器装备，再加上美国政府在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给予的大量援助，装备先进，武器精良。其正规军，约有四分之一是用美械装备起来的，一半以上是日械装备，四分之一是混合装备。他们不但拥有大量的炮兵，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坦克、作战飞机和海军舰艇。而中共领导的军队却只装备有抗战时期缴自日军的各种步兵火器以及极少数量的山炮、野炮，没有坦克，没有飞机，更没有作战舰艇。 蒋介石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控制着全国百分之七十六的土地和百分之七十一的人口，控制着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军火工业也有相当规模。而中共方面，却只有全国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九，除哈尔滨外没有一个大城市，经济上主要依靠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只靠肩挑、背扛、大车拉、小车推，军工生产基础极为薄弱，只能制造远不能满足作战需要的机步枪弹、手榴弹、炸药以及极少数量的追击炮。 美国对蒋介石的大力援助，也是蒋介石敢于发动这场大规模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统计，仅国共停战的1946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价值13.5亿美元的各种物资。杜鲁门总统承认，美国在抗战胜利后给予蒋介石政府的物资援助，是抗战胜利前美国援华物资的两倍。美国前后为国民党军队训练了各种技术军官15万人，重新装备了45个陆军师(旅)，为空军配备了各类飞机936架。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又向国民党军移交了舰艇131艘。从日本投降到1946年6月，由美国海、空军帮助输送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队达54万人。大规模内战爆发前夕，美国国务院除向国会提出《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请求通过外，又着手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准备把储存在西太平洋的价值2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国民党政府。 蒋介石为什么首先围攻中原解放区呢？ 中原解放区是抗战胜利后由三支部队汇合而成的：一支是原在鄂豫边区的李先念、郑位三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一支是从广东北返的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一支是由河南中部南下的王村声等率领的嵩岳军区部队。1945年10月24日，这三支部队在豫西的桐相山区会师，以新四军第五师为主体组建了中原军区，李先念为司令员，郑位三为政委。 中原解放区以桐柏地区为中心，纵横数百里，地处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横跨平汉铁路，南临武汉，北近许昌、洛阳，东接合肥，西连襄樊、南阳。中共部队雄据中原，就像一把利剑插在蒋家政权的心腹之中，并威胁着蒋军出川的大门，战略上对其极为不利。因此，蒋介石决定把全面内战的突破口选择在这里。 早在年初，蒋介石就集中大量兵力，向这个地区进逼。豫中、鄂南、鄂东、鄂中等地解放区相继被国民党军攻占，迫得中共部队无处安身，不得不在鄂豫交界的以宣化店为中心的这块地区驻扎下来，以求生存。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包围，中原军区不但粮食极其缺乏，连饮水、烧柴都难以解决，更谈不上药品。5月上旬，周恩来向美、蒋代表建议组成三人小组赴宣化店视察，并就中原部队适时进行战略转移作了具体部署。 到6月25日，蒋介石认为其围歼计划业已准备就绪，终于向刘峙下达了大规模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命令。他的如意算盘是：用48小时歼灭中原解放军，7月份用两个星期占领苏皖解放区，8月份用三个星期打通津浦线和胶济线，9月份占领冀热辽和晋冀鲁镊解放区……5个月内消灭中共及其所有部队。 但是，蒋介石确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没有达到。刘峙估计李先念部必向东北方向突围，向新四军主力靠拢，因此将大部兵力集中在东线和北线，并命令进攻时不许有一个漏网，务求全歼。可是，中原解放军却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和周恩来在宣化店时一起研究的作战部署，以主力向西，分三路全部突出“铁桶式”重围。 6月29日，周恩来会见马歇尔，气愤地说：“国民党军队于6月26日起大规模进攻湖北李先念部队，这必然会引起全国性的大规模军事冲突，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政府！” 马歇尔说：“我很关注此事，将进一步调查。” 周恩来余怒未消，说：“能让的我都让了，不知政府是破裂呢？还是一面打一面谈？我们愿意和平，但不能接受蒋的这一套。” 马歇尔说：“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应该继续谈下去。” 30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蒋方是边打边谈，在东北兵力不足，一时不致有大动作，关内则向我中原、苏北、山东、热河等地进攻，可影响晋冀鲁豫，建议在政治上揭露大打，在军事上各个击破。” 7月1日，中共中央通知各解放区：“敌反共反人民的大内战已从26日围攻五师开始。我即将进行自卫战争。” 7月2日，周恩来和董必武一起去会见蒋介石。尽管战场上枪声凄厉，硝烟弥漫，但双方见面，依然客客气气，彬彬有礼。谈到正题时，蒋介石重复提出要中共让出苏北、安东、胶济线。他说：“这个问题解决了，全国就和平了，一个月后就可开国大，改组政府，实现政协决议。”他尤其着重于让出苏北，说：“苏北地方并不大，让出来不算什么。你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生存嘛。现在大家都看到，你们在苏北，对南京、上海威胁太大了。胶济路如不让出，则交通常遭破坏，影响国计民生，就无法安定。北宁路无承德掩护，也不安哪。”最后笑着说，“你们不是总说代表人民吗？你们让出这些地方，消除对政府的威胁，全国人民都说你们好，你们是不会吃亏的。” 周恩来回答道：“今日必须一面求全面停战，一面开政协，谈改组政府。”他对蒋所提问题逐条给以答复，并对驻军方案提出具体建议。蒋介石听后，不假思索地一一否定了，丝毫不予采纳。 主客双方坐在那里，你看着我，我盯着你，都感到无话可谈，只好这方“告辞”，那方“送客”。本来，周恩来还想同蒋介石谈中原部队、办报、放人等问题，因看到不可能有任何结果而没有提出。 同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作出判断：“现在形势，边打边谈，打又为主。” 第二天，国民政府以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名义宣布：决定在本年l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这个决定，事前既没有同中共方面商议，也未向第三方面人士打招呼。 7月7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书面抗议： 本月3日，为国民党一党执政机关之国防委员会，竟片面决定召集国大日期为本年11月12日。敝方闻之，不胜诧异。当即一再要求速开政协综合小组商讨此事，乃未获贵方同意，而国民政府已于本月4日，明令公布矣。 贵方此种举动，是否表示不管各党派意见如何，抑或置政协于不顾，不能不令人发生疑虑。查政协决议，曾经蒋主席与各方代表(包括国民党代表在内)庄严起立表决，如有修改，亦须得各方同意。今贵方表示若此，完全违反协商精神，敝方坚决反对，敝方向贵方郑重声明：关于国大诸问题，在未得协议以前，敞方不受贵方任何片面决定之拘束。敝方并仍坚持速开政协综合小组，商讨国大及其有关问题之主张。贵方如仍予拒绝，并因此而引起纠纷，其责任应由贵方负之。 蒋介石对周恩来的抗议根本不当一回事。7月14日，他偕夫人飞向庐山避暑去了。走以前，他已将大打的方针、步骤确定下来。继围攻中原解放区之后，他又调集了正规军50万人，开始向华东解放区大举进攻，进攻的重点是苏北中部，所用兵力为5个整编师约12万人。 周恩来12日致电延安并北平，及时通报了这一严重敌情。解放军立刻做好准备，奋起反击。苏中地区的部队在粟裕等指挥下，以3万多人迎战12万人的国民党军队，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从了月13日至8月31日，七战七捷，共歼敌5万余人，迟滞了国民党军队对苏皖和山东的进攻。战况传出，各方均惊叹不已。 国民党当局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对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也加强迫害。7月1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街头用美制无声手枪暗杀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15日，又在昆明暗杀民盟另一位中央委员、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消息传出，举世震惊。特别是民盟中人及昆明各界，无不悲愤填膺。 17日周恩来、董必武等向国民党政府提交的抗议书中激愤地写道：“如此野蛮、卑鄙手段，虽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政府犹不敢肆意为之。中国号称反法西斯胜利国家，四项诺言，言犹在耳，而特务暴行，接踵而至，遍及全国。殴打未已，暗杀继之。一城之内，五日之间竟至续演杀人惨案两起，不知政府当局何以自解耳！” 他们在给闻一多夫人的唁电中沉痛地写道：“惊闻闻一多先生紧随李公朴先生之后惨遭特务暴徒暗杀，令郎义和君亦受重伤。暗无天日，中外震惊，令人雄心泣血，悲愤莫名，真不知人间何事！此种空前残酷、惨痛、丑恶、卑鄙之暗杀行为，实打破了中外政治黑暗之记录。中国法西斯统治的狰狞面目，至今已暴露无遗。一切政治欺骗，已为昆明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政治暗杀枪声所洞穿。” 同一天，周恩来往见马歇尔，愤怒地对他说：不知你听到昆明的消息没有？现在国民党有一切权力可用，但却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民主人士，是无耻、法西斯的作风，令人愤慨。我得到消息后，愤慨得无话可说。国民党用这样的方法，还有什么谈判、民主可言？连别人说话都怕！国民党用武力来打中共，双方还可以对打。民盟并无武力，为什么用这样的方法来压？这样就能压下去吗？这虽然不是谈判范围内的事，但实在太严重了，不能不提请将军注意。现在政协的一切保证都无法实现了，国民党内的和一切民主人士的安全都成了问题，不仅我们一方而已。” 7月18日，周恩来在上海思南路10了号寓所招待记者，坦陈内战扩大、时局迅速恶化的真相。到会的中外记者100多人，把一间不大的客厅挤得坐无隙地，许多晚到者只得站在窗外、阳台上听讲。 周恩来一开始就明白指出：“现在的情况是由局部的内战向着全面的内战发展和扩大。最明显的事实是在鄂豫边境、山东胶济线、苏北和山西进行的大规模战争。如照报纸上所说目前的局势是边谈边打，则政府今天是偏重于打。形式似乎在拖，但实际是向全面内战发展。我们认为这是不应该的。” 谈到李、闻惨案，他说：“昆明暗杀事件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平民主运动中一种反动的逆流，想以这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吓退民主人士。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内战。因为这是打击大后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工业家、新闻记者及文学家。在内战的前方，还可以说两方都有武器。而在国民党政府管辖的后方，有的是宪兵、警察、军队、法庭、监狱等的镇压，还要用暗杀的手段来镇压政府党所不满意的人士，这真是无耻卑鄙之至！” 有记者问：“中共代表团和周先生本人有无危险呢？” 周恩来答：“我们来谈判就是准备着的，过去在重庆准备了8年，今后再准备8年吧。” 有记者问：“局势如此恶化，谈判还能进行下去吗？” 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和真心侮过的人握手。我们和多少人握过手，我很难过地说，甚至和手上染有血的人握过手。为了人民，为了民主，为了国家，我们不惜忍气吞声地这样做，我们日夜祈求停止这种暴行。现在情形如此严重，我们仍为和平民主而奋斗。只要能永远停止战争，我们仍愿在政治协商的前提下，解决任何争执的问题。” 招待会后，邓颖超对记者说：“周恩来因公忙碌，午睡既不可，夜睡也不能安，现在消疲，无复年前之壮健。” 再说北平军调部美方委员饶伯森对没完没了的调停事务缠住了腿，以致不好意思向马歇尔将军提出回国的事。然而，在将军奉命来华，以停止中国内战及达成中国统一为己任已历时半年多的今天，中国全面自相残杀的内战危险比以前更加严重，而围绕着中国局势的国际关系也远不能令人满意。对此，连英国人也说起风凉话来了。英国《密勒氏评论报》在一篇评论中把美国的对华政策贬得一钱不值，说什么“在中国原野上已撤遍了对山姆大叔抱恶感的种子”。 饶伯森与白鲁德商量，决定要说服马歇尔将军，承认调处的失败。 于是，他让白鲁德从北平南下去见马歇尔，建议将军用最妥善的方式告知美国人调停所以失败的原因，使美国人明白，“连马歇尔这样德高望重的人，虽然殚精竭虑犹未获得成功”。 但马歇尔已陷入调处的泥坑里不能自拔。他对白鲁德说：“我还不打算认输，认输之前我不想回头看。” 饶伯森感到短期内回国的希望是不大了，只有硬着头皮顶着。7月29日，国、美、共三方军人在乎津之间的香河安平镇发生了武装冲突，事后，国、美方和共方互相指责，舆论界纷纷扬扬，饶伯森不得不陷人了“安平事件”的争端之中。 马歇尔早已看出了饶伯森“思乡病”复发，已无心于“调处”工作，便决心搬出在燕京大学任校长的老牌“中国通”司徒雷登来帮自己的忙，征得杜鲁门同意，请他出任了美国驻华大使。 当时蒋介石正偕夫人在庐山牯岭避暑，马歇尔也舒适地住在他附近。 司徒雷登不顾自己年迈体衰，坐飞机先到武汉，又乘轮船到九江，然后驱车驶过那片青葱的田野，坐着轿子上了牯岭。 在牯岭上那座漂亮的别墅里，马歇尔引他见了蒋介石，并递交了国书。 “希望委员长能按我们以往的友谊而不以我新任的官员身份来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司徒雷登用熟练的中国话说。 “很好，很好！我们是老朋友了。”蒋介石礼貌而热情地接待了他。 开始一段，马歇尔很高兴：司徒雷登真不愧识途老马，两周之内，随同他三上三下庐山，奔走于南京、牯岭之间，试图为停战和谈打开新的局面。 守候在牯岭的20多名中外记者，渴望能得到一点有关和谈消息的暗示，但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却守口如瓶。其实他们不是不想说，而是因为谈判没有进展。 在第三次上庐山时，司徒雷登着了凉，肠胃功能发生紊乱。 马歇尔把司徒雷登安置在床上以后，蒋介石就派他的私人医生来探病，并送了许多精美的食品。 病情趋缓后，司徒雷登跟着马歇尔两次拜见了蒋介石，向他提出成立一个非正式的五人委员会的打算。 蒋表示同意，但提出5个中共必须接受的先决条件：一、让出苏皖边区；二、让出胶济线；三、让出承德及承德以南；四、东北在10月15日前退至黑龙江、兴安省及嫩江等省与延吉；五、鲁、晋两省须退出6月7日后占领地区。 蒋介石说：“共党如有诚意，就应该接受这些条件，否则，停战、改组政府都无从谈起。” 正是： 但凭兵多将又广， 谈判桌上价码涨。 未知中共是否接受，且听下文续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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