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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端详良久，说：“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 毛泽东本着礼尚往来的传统，也客气地说了几句。然后话锋一转，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不等毛泽东讲完，斯大林立即插话：“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斯大林的这句话使毛泽东没有把内心的话讲出来。然后，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到乡下的收获、土地改革、工业建设以及群众工作等。当时惟一的翻译师哲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泽东此行的意图和愿望。谈话历时两个多钟头。斯大林问：“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我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斯大林的话是指搞一个条约，但又不愿先提出来，以免日后有人说其强加于人；也可能斯大林过去对中国革命出了一些不正确的主意，因而表现得狠谨慎。 毛泽东也不肯明说，他认为苏联应该主动提出帮助中国，不提是不诚恳的。他幽默地说：“恐怕是要经过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斯大林及在场的苏共领导们不能理解，全都目瞪口呆。贝利亚竟然失声笑起来。 毛泽东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台湾问题。他向斯大林提出：“国民党的支持者在台湾建立了一个海空军基地。海军和空军的缺乏，使人民解放军占领这个岛屿更加困难。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的一些将领一直在提议，请苏联援助，比如可以派志愿飞行人员或秘密军事特遣舰队协助夺取台湾。” 斯大林没有一日回绝，但回答得含糊其辞：“这样的援助不是没有可能的，本来是应当考虑这样做的，问题是不能给美国一个干涉的借口。如果是指挥人员或军事教员，我们随时都可以派给你们，但其他的形式还需要考虑。” 斯大林在会谈中再三提到他在1945年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达成的那个《雅尔塔协定》，称破坏这个由三大国对远东政治格局所作出的共同承诺，未必是明智的。联想到斯大林这时因为担心与美国在远东发生直接冲突，甚至连是否应当根本废除旧的中苏条约，另订新条约一事都犹豫不决，可知他这时是不可能真正提供军事援助的。他建议毛泽东采取更策略些的方式来解放台湾，比如，是否可以先向台湾空投伞兵，组织暴动，然后再去进攻呢？ 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甚至不能确定是否应当帮助毛泽东。双方产生了隔阂和不愉快。会谈后，斯大林再不露面，所有的正式会谈即告停止，莫斯科的新闻媒介对毛泽东的活动不再报道。 毛泽东当然没有闲着。他一面用电话、电报指挥国内事务，特别是部署进攻海南岛的计划，一面参观列宁格勒。苏联对毛泽东此行未按国家元首规格接待，没有政府高级官员陪同，只由列宁格勒地方领导出面，回到莫斯科时，也只有副外长葛罗米柯迎接。斯大林似乎在设置难题，有意考验毛泽东。 他吩咐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你去看看他，他是什么样的人，摸摸底。” 莫洛托夫奉命来到别墅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向他漫谈中国革命的历史，谈党内斗争，说的时间很长。但莫洛托夫一直沉默，不提问题，不表态，只是点头听着。 莫洛托夫回去对斯大林说：“毛泽东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有头脑。他是一个农民领袖，是中国的普加乔夫。” 普加乔夫是沙俄时代率领农民起义的英雄，在苏联是个家喻户晓、声誉很高的人物。 斯大林表现出了一定兴趣，但他还是不知道究竟应当怎样对待毛泽东，仍然把毛泽东搁在莫斯科坐冷板凳。这时候，一个十分意外的情况戏剧般地改变了斯大林的态度。 这便是1950年1月5日和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和谈话。他们宣称美国的安全线既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南朝鲜，美国不会为了保护这些地方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美国政府的态度使斯大林的胆子壮了许多。既然美国自己放弃了《雅尔塔协定》划定的势力范围，把中国和朝鲜划在自己的防御圈之外，这就等于把它们交给了苏联。因此，斯大林同意毛泽东就适当时机解放台湾进行必要的准备，同意将苏联给中国的3亿美元贷款，一半用于购买进攻台湾最需要的海军装备。不过直到最后，斯大林还是小心翼翼地没有同意利用苏联的飞机和军舰来进攻台湾。 “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作为1950年中共军事工作的首要任务，紧锣密鼓地进行了起来。苏联人也加强协助中国军队进行各种装备和技术的改进工作，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和海军也迅速地初具雏形。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态度渐渐热情起来，他主动派人来征询毛泽东对于签订中苏条约等事宜的意见。毛泽东也安排周恩来率领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进行具体谈判。 毛泽东在莫斯科的后期，收到了第四野战军前委关于海南岛战役作战方针的报告。他多次致电四野司令员林彪，进行周密部署。 3月4日晚间，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安全回到北京。临近拂晓，毛泽东和林彪接通了长途电话。 3月5日傍晚时分，第一支渡海先遣营分乘13条木帆船，从雷州半岛西南端的灯楼角起渡，开始了进攻海南岛战役的偷渡行动。26日，另一小批部队偷渡。他们登上海南岛，和那里的中共游击队——琼崖纵队会师。这样，中共对横渡琼州海峡已是熟门熟路了。 4月16日，几百艘木帆船从雷州半岛出发，如箭离弦一般向南驶去。 驻守海南岛的是蒋介石的嫡系，当年在长征时追剿红军的薛岳，他担任琼崖保安司令兼防卫总司令。薛岳知道海南岛难保，曾面见蒋介石，请求从海南岛主动撤退，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蒋说：“海南岛是反攻大陆的跳板，不可放弃。”如今，得知中共部队横渡海峡而来，薛岳急命出动飞机、军舰拦击，却无法阻挡那数百条木帆船。 只花了4个多小时，几百条木帆船在夜色的庇护之下，居然一举渡过海峡。在琼崖纵队和先期登陆的两批部队的配合下，解放军主力部队强占滩头，站稳了脚根。接着，后续部队不断地渡海而来。 经过10多天的战斗，海南首府海口于4月30日落入解放军之手。5月1日，海南岛最南端的榆林港，红旗飘扬。至此，海南全境解放，薛岳部队3万多人被歼。 此前不久，西昌已告解放。待到第二年西藏插上五星红旗，中国全境除台湾及少数岛屿之外，就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天下。 这样，蒋介石别无选择，只能据守台湾。 这样，毛泽东和蒋介石以台湾海峡为界，继续对立着。 这样，两岸关系便一直为世人所瞩目。 再说蒋介石回台北前三天，国民政府迁至台北。不过，此时的国民政府，只有行政院，而代总统李宗仁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附设的长者会医院。蒋介石虽然是台湾的实权人物，是国民党总裁，是“非常委员会”主席，但毕竟是下野总统。总统位置虚悬着，总是“名不正言不顺”，且不符合“宪法”精神。 蒋介石早有复出之意，无奈，总得由代总统李宗仁主动让位才行。可是，李宗仁却怎么也不肯让位，甚至把蒋介石复出称为“复辟”。 据李宗仁回忆，蒋介石的复出计划，早在1949年7月便开始进行了： 7月间，我还在广州的时候，黄埔系将领及蒋夹袋中的政客，已有请蒋复职的企图，然那时尚无人敢公开提出。抵渝之后，情势便迥然不同了。他们认为广州既失，我已堕入蒋的瓮中，可以任其摆布了。这时，CC系和政学系控制下的报纸，对蒋已不再以“总裁”而径以“总统”称呼。我深知蒋已呼之欲出，不久便要“复职”了。 果然不久，吴忠信、张群、朱家骅等便先后来找我，他们不敢明言要我劝蒋复职，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当前局势紧张，希望我拍一电报请蒋来渝坐镇。其实，蒋一直在飞来飞去，向来不需要我敦请，现在何以要我拍电促驾呢？他们辞穷，便隐约说出希望我声明“引退”，并参加他们“劝进”。 当吴忠信仍向我叨叨不休时，我勃然大怒道：“礼卿兄，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处处在幕后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们又要我来‘劝进’。蒋先生如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 他们见我态度坚决，才不敢勉强。 这时李宗仁在美国，倒是真的动了手术，据其自云，是“割治十二指肠”。1950年1月20日，李宗仁身体恢复出院，但仍在美国居住。台北的监察院连连电催李宗仁回台。李宗仁不愿回去，但又不提出让位。 蒋、李矛盾，终于公开爆发。2月21日，非常委员会致电李宗仁，限他三天内回到台北，不然就被视为放弃代总统职权。李宗仁仍然拒绝回台。 2月25日，监察院弹勃李宗仁。 3月1日，蒋介石宣布正式复职，亦即复任中华民国总统。 13日，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讲话时，谈到了他三次复职的经历：“我每一次复职时所预定的目标，亦无不如计完成。我在第一次复职以后，不到8个月的工夫，北伐即告成功。第二次复职以后，虽然经过14年的长期奋斗，但终于促使日本投降，达到了我们雪耻复仇收复失地的目的。现在是第三次复职了，这一次复职以后，我们革命的目标，是恢复中华民国，消灭共产国际……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完成我第三次复职的使命。” 从此，蒋介石直到病逝，一直连任中华民国总统，成了终身总统。 他是在1948年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总统的。按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6年。1950年3月，他尚在任期之内，只是由下野变为复职重任。 按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后来为了使蒋继续连任，国民大会通过一个《临时条款》，作了“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的规定。于是，蒋介石便连任五届总统，一直当到死。 不过蒋介石1950年初复职时，他这个总统却不是好当的，因为他面临着危如累卵的形势，他只能勉为其难，苦撑危局。 台湾岛的面积36000平方公里，山脉占去三分之二，可耕地不及三分之一，人口600万。经济上，在1949年刚刚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平。可是一下子从大陆退涌来200多万军民，人口骤增，经济恶化，生产失调，通货膨胀极为严重。根据台湾政府当局公布之平均物价指数，1949年的物价是1945年抗战胜利时的7000余倍。 与经济状况一样严重的，是人心不稳。当时，有过大陆上溃退经验的外省人，许多人已经产生了“恐怕快完了”的心理。有的从大陆迁台的企业家，机器设备刚运到台湾，又放心不下，高价雇船，将机器迁到南美去了。有的政界人士，也纷纷出走海外，如曾担任过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就寓居巴西；担任过东北大员的熊式辉，也滞留香港，不愿来台。 蒋介石重新上台后，格外注意各方面的反应。宋美龄从英文电讯中得到消息，美国各报刊刊登了李宗仁的发言人甘介侯的声明。甘介侯代表李宗仁谴责蒋介石恢复总统职务为违宪行动，理由是蒋介石将总统职务移交李宗仁之后，他已经成为一个平民。甘介侯向记者们问道：“一个平民怎能自称为中国总统？” 蒋介石得知，只是一笑。他宣布正式复职的当日，便给李宗仁发去一封电报，通知李，由于时势与环境的需要，他已在台北复任总统，希望李以副总统的身份在美国作他的专使，在友邦争取外援。李宗仁通过甘介侯作如此反应，他并不惊异。 蒋介石更为关注的是美国当局的反应。他3月1日宣布“复职视事”的当晚，从外交部长叶公超那儿得到报告，称美国总统杜鲁门将于3月2日中午在白宫会见并宴请李宗仁，他为此感到痛苦而愤怒，可又不能对外发泄出来。当他第二天得知在宴会上杜鲁门只说了一些礼仪上的话，并未对李宗仁作任何政治承诺时，他的心情才平静了一些。 美国人其实只是耍了一个手腕。就在3月2日晚间，国务院新闻发布官麦克德英特发表声明说，国务院收到了蒋介石恢复总统职务的正式通知，美国承认蒋介石是中国政府的首脑。声明还说，关于谁是中国总统的问题，是一个由中国政府自己决定的问题。 蒋介石这才有点放心了。 他复职后，总统府所在地名为“介寿路”，是纪念他60诞辰时取的。总统府原来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也改称“介寿馆”。 在介寿馆三楼他的办公室内，忽然出现一本不平凡的书，书名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者乃海峡对岸他的政敌毛泽东。 痛定思痛，蒋介石正在反思和检讨自己在大陆失败的原因。 此时此际，他认识到自己在发动内战之韧所实行的“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犯了战略性的错误。 他说：“我们在进攻中虽然占领了许多城市，却要处处设防，尤其是交通要点和后方基地更须置重兵据守，每处至少布置了一团以上兵力，我们的兵力就这样被四处分散，并且都成了不能机动使用的‘呆兵’。而共军则能随时集中主力，采取主动，在我们正面积极活动，伺机突袭，将我各个击破。” 在此之前，蒋介石就说过：“国军处处设防，备多力分，形成处处薄弱之虞。共匪乘此弱点，乃‘以大吃小’之战法，集中其全力攻击我薄弱之一点，于是屡被其各个击破，此所以逐渐造成今日严重之局势。” 蒋介石在作了这些战略检讨之后，认为：“我们初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他总结了4条“自己打倒自己”的原因： 第一，是内部不能精诚团结，因之予奸匪以分化挑拨的可乘之机； 第二，是违反国父遗教，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取为目的； 第三，是丧失了革命的党德，不能以个人自由与能力，贡献于革命大业； 第四，是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不知道民族道德力量和民族精神的伟大。 蒋介石反思了自己的军队，总结了高级将领们的8大缺点： 一、本位主义； 二、包办主义； 三、大而无当，粗制滥造； 四、含糊笼统，不求正确； 五、因循萄且，得过且过； 六、贪求享受，奢靡堕落； 七、迟疑犹豫，徘徊却顾； 八、主观自大，固步自封。 由此，蒋介石认为，他的军队也就成了“六无”之军，即“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 由此，蒋介石认为，军人们也就成了“六无”之军人，即“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 由此，蒋介石得出结论：“非失败不可。” 他说：“我们的几百万军队，没有同共军作过一番较量，就被解决了，无数优良的装备送给了共产党，用来消灭我们自己。” 蒋介石又反思了国民党，承认：“党内不能团结一致，同志之间，派系分歧，利害磨擦，违反党纪，败坏党德，以致整个的党，形成一片散沙，最后共党乘机一击，遂致全盘瓦解，彻底崩溃。” 为此，蒋介石组织了“国民党改造案研究小组”。 为此，蒋介石在一次总理纪念周的集会上，向2000多名国民党高中级干部作了长篇演讲。演讲分为三部分：首先表示虚心接受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其次表示将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最后表示他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 蒋介石这番动人的演说，使座中不少人涕泪满面。 与此同时，蒋介石急切地采取措施，安定台湾局面。在人事上，他让陈诚代替阎锡山，出任新的行政院长，组织台湾内阁，又让吴国帧出任台湾省主席，让孙立人担任重要的陆军总司令一职，海军司令仍由桂永清担任，空军司令则由参谋总长周至柔兼任，并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功高资深的何应钦、顾祝同等均退出一线。三军首领年轻化，是蒋介石对军队的一项革新措施。 他还让行政院发布紧急命令，防止官兵逃亡，规定人民出国探亲游历一律禁止；政府官员因公出国，须行政院审核批准。这一措施，刹住了当时台湾岛上的外逃风。 在经济上，蒋介石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早在1949年夏秋间，当严家淦任台湾省财政厅长之时，即将币制改为新台币，以从上海偷运来的200万两库存黄金为准备，限额发行新台币2亿元。每新台币1元合旧台币4万元，每5元新台币合1美元。此项币制改革，遏制了通货膨胀，使之不演变为恶性。蒋介石还通过陈诚，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政策。在以前，台湾佃农要缴纳高达收获量的5成至7成给地主。从1949年底开始，实行“三十七点五减租”，也就是“从佃农的收获量中减除肥料等实际费用的百分之二十五，其余则由地主与佃农各分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在20年代大革命时期和抗战初期，中共都曾促使和希望国民党政府实行孙中山的“二五减租”政策，但都遭到蒋介石反对。亡命到台湾之后，痛定思痛，尽管为时已晚，还是实行了土地改革政策。这些措施对于发展台湾经济，无疑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在治安方面，蒋介石的措施极为严厉。除了实行出入境管制，还禁止集会、游行、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管理书刊出版。是共产党人，抓住当然枪毙。有“通共嫌疑”者，也一律投进监狱，或用麻袋捆扎丢到海里，无辜受害者不计其数。台北市郊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是枪毙人的刑场，在那时频频传出凄厉的枪声。1950年上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数犯被枪决伏法”的标题，一星期要出现好几次。 对大陆，蒋介石向国民党空军提出了“攻势防御”的要求，加紧了对东南沿海城市、港口的轰炸。由台湾起飞的作战飞机到舟山群岛定海机场加油后，其航程可达华东乃至武汉。在1950年一二月间，国民党空军对上海及华东沿海港口连续轰炸，以破坏大陆的国民经济恢复，并阻挠解放军向华东沿海集结船只。在2月6日对上海的大轰炸中，国民党空军机群分4批轮番轰炸发电设施，炸死炸伤上海市民1400多人，使上海电力丧失百分之九十，多数工厂停产瘫痪。 使蒋介石恼火的是，斯大林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派出一个空军师到上海、徐州，协助共军担负内地防空任务。当先进的米格喷气式飞机出现在上海机场，使国民党十分惊慌，其空军被连续击落5架飞机，从此即不大敢进人上海地区。 5月，解放军空军在南京组建空军第四混成旅，终于有了一支可以配合陆军作战的空军力量。同时，可以用于海上作战的华东海军第四舰队也在上海组建。 蒋介石已得到消息，林彪的四野已全部攻占海南岛，陈毅、粟裕的三野正积极准备对舟山群岛登陆作战。国民党部队在丹山的守军有15万人，是国民党仅剩的陆军部队的三分之一。如再蒙受重大损失，守卫台湾就更加困难。 5月11日，蒋介石给在舟山的副参谋总长郭寄峤、浙江省主席兼舟山群岛防卫司令官石觉写了亲笔手谕，部署秘密撤退。13日，撤退开始，3天后，守军撤光，并炸毁了岛上的重要设施，花费4000万银元修筑的定海机场也被彻底炸毁。 解放军发现国民党从舟山撤退，立即以3个军的部队渡海，17日占领了舟山本岛。 海南岛失守，舟山群岛撤守，毛泽东的下一步棋就是进攻台湾岛，台湾顿时进入战时状态。台湾是不是守得住？已经成为台湾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有人说，300年前荷兰大鼻子都抵挡不了郑成功的海师，从大陆溃败下来的国民党残余部队，能够确保台湾吗7台湾岛上，沉浸着一片悲观和惶恐的气氛。 《中央日报》惊呼：“我们国家实在已经到了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每个处在这个孤岛上的人也已没有什么可以撤退和逃避的地方。” 蒋介石作了最坏的准备。他向高级将领训话说：“军人要知廉耻，辨生死，负责任，重气节，忍辱负重，与中共周旋到底。如果台湾沦陷，就要以身殉国。”蒋经国主持的政治部，发动各部队歃血连盟，“誓死效忠领袖”，要做到“成功成仁誓为国死”。 同时，蒋介石又开杀戒，杀了几个大人物以镇压人心。先以通共罪枪毙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和第四兵站总监陈宝全中将。接着，又以通共策反汤恩伯罪，判处原浙江省主席陈仪死刑，执行枪决。 正是： 危险关头急红眼， 先要杀鸡给猴看。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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