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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明确表示：“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他认为陈诚“还有些民族气节，看来不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陈诚赴美前，周恩来请人提醒台湾当局要加强内部团结，即蒋、陈的切结，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周恩来申明：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 8月，陈诚访美。美国国务院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拿给他看，想以此进行拉拢。陈诚看后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做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 鉴于陈诚思想的发展，周恩来进一步抓紧了争取台湾的工作。1963年初，周恩来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与前途，说明今日反台者并非中共实为美国，而支持台湾者并非美国实为中共。中共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之不可侵犯性。谈到对台湾的政策时，信中除重述过去对台湾回归祖国后的建议外，并作了更具体的说明。概括起来就是毛泽东提出并由周恩来归纳的“一纲四目”。用张治中等给陈诚信中的话来说，“一纲”就是“只要台湾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一、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候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不久，周思来又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台湾归还祖国以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权利，除外交以外，军队、人事均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周恩来表示，过去送去的一些信件虽然大都是以个人名义写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们个人在政府中担负的工作可以变更，但对台湾政策是不改变的。 周恩来代表中共表达的和谈诚意和提出的具体建议对台湾当局深有影响。他们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决不会接受“两个中国”。 1963年7月。周恩来获悉陈诚提出辞职的消息后，于9月约见张治中、傅作义商议此事。周恩来分析陈诚辞职不外三个原因：美国压力、内部矛盾或真的有病。他说：“不管台湾形势如何，我们的政策只要老小合作。” 年底，周恩来出访亚非14国期间绕道广东，会见去台湾的有关人士，希望他转告陈诚及台湾当局，美国正采取更多的行动，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单位，而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固有困难而拿原则作交易。如果单从我们方面看，台湾归回祖国固然好，即使暂缺那也无损于祖国的强大地位。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是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今天祖国的四周边界问题已解决，惟独东南一隅尚未完满，这个统一大业应该共同来完成。 1965年3月，陈诚病逝。他留下的遗言中，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他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的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陈诚的这种态度说明他还是有爱国心的，也说明周恩来争取他支持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一片苦心没有白费。台湾的国民党右派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一类的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她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 陈诚去世后，周恩来继续坚持不懈地对台进行争取工作。他不止一次讲到：对台工作急是无用的，今后可能会拖下去，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 再说1965年7月18日上午11时，上海虹桥机场，一架波音737客机徐徐降落了。已经在机场等候多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全国政协副主席叶剑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获秋及有关方面负责人，都以企盼的目光，注视着飞机在跑道上滑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舱门打开，一位为大家所熟悉而又分别多年的老人，首先出现在门口。令人震惊而又别有一番情趣的是，来者不是别人，乃是曾任中国共产党的敌对政权——南京政府代总统的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李宗仁。 尘埃落定，换了人间。李宗仁为新中国感召，毅然从定居了16年的美国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走出机舱门的李宗仁，首先看到周恩来微笑着站在候机室门前，亲切和蔼地注视着他，便三步并作两步，上前伸出双手抱住了周恩来。 周恩来笑容可掬地说：“你回来了，我们欢迎你。” 李宗仁激动得难以自抑，连声说：“我回来了，回来了！”随后，又深情地问候，“总理，你好！总理，你好啊！” 和周恩来一同前来迎接李宗仁的各位领导人，也都满面笑容地纷纷上来和李宗仁握手。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握手。 这是一桩轰动世界的新闻。 争取李宗仁归国，毛泽东、周恩来花费了近10年的心血。这期间，原李宗仁的秘书和智囊人物程思远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五上北京，两赴瑞士的苏黎世，牵线搭桥。此外，李济深、张治中、李克农、刘仲容等原来与李宗仁有过密切交往的重要人士，也从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全国解放前夕，李宗仁以治病名义到美国定居，但对和平一直存有一念。为给日后留下一条回归之路，他特意把与其非常贴近的程思远留在香港。程思远后来回忆说：“我替李宗仁办完一切手续后，他决定把我留在香港，我估计他此次赴美治病是一时权宜之计，最后一定要回到祖国来，可能让我在香港起桥梁作用。” 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就台湾问题阐明了中国的立场，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并郑重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一直在关注时局的李宗仁，听到了这一消息，兴奋异常。他认为这个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正确的途径，凡属爱国之士均应竭诚拥护，并为促其实现而共同努力。于是，他立即写信给程思远，嘱其同海外爱国人士交换意见，并替他准备一个文件，以便在适当时候发表。 1955年8月，李宗仁针对中国当前形势，在美国公开发表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 李宗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与成就之速，皆史无前例，国势日振，真可说举世瞩目。我本人虽失败去国，而对北平诸领袖的日夜孜孜，终有今日，私心弥觉可喜。我国变乱百余年，民穷财尽，今日幸得此和乎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应再使内乱出现中国。”他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一直采取“等尘埃落定”的政策。“试看今日中国，尘埃已经落定，室内红光耀目，焕然一新。”而美国当局却视而不见。他呼吁美国当局，改变对华政策。 谈到台湾，李宗仁认为，蒋介石“未能在大陆实行三民主义，今日在台湾已做到党政军清一色的局面，理应发挥理想，把台湾治成一三民主义的实验区”。但是蒋介石到台湾以来，“小朝廷内的一切作风似仍沿袭大陆时代的恶习”，“独裁作风有甚于大陆时代”。 李宗仁说：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清末甲午战后，台湾割归日本五十年。然珍珠港变起，中国对日本正式宣战，马关条约失效，按照国际公法，台湾遂复还于中国。1943年开罗会议，更经同盟国领袖正式承认，故台湾绝无独立的法律依据，任何中国人自皆不愿接受。” 李宗仁认为，台湾局势拖下去，可能引起世界严重的问题、对中国不利，对美国亦无益。鉴于此，李宗仁提出，今后解决问题，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国共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经过谈判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第二条，美国应正式声明它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它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自治州。然后，在美国撤走其第七舰队的同时，实行台湾海峡地区非军事化。只有通过这样的办法，才能免除台湾海峡的战争危险。经过长期的和平，两个敌对政府间的彼此仇视就会逐渐消失，然后就能够为国家统一作出安排。” 李宗仁说：“蒋先生比我年长4岁，已年逾70高寿，生年饱经忧患，如果他能毫无个人成见地以苍生为念，毋使内战重起于中国，他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李宗仁的建议发表以后，海外反共人士舆论大哗，在他们的眼中，李宗仁的建议荒谬绝伦，狂妄已极。而在一些爱国人士的眼中，李宗仁的声明则被看作他认清形势，转变政治立场的起点。 对李宗仁态度立场上的变化，中共中央及时注意到了，于是争取李宗仁回国的工作便积极开展起来。 1956年4月下旬，周恩来授意李济深：想法以你的名义告诉程思远，让他到北京来谈谈。 李济深按照周恩来的意思，当即给香港方面的朋友打电话。请其转告程思远。程思远虽觉突然，但事关重大，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如约秘密北上。 程思远没办任何手续，也不带行李，由专人护送回到大陆。这一行程充满了神秘。他4月底到北京后，连续几天受到李济深、蔡廷锴、黄绍闳的宴请。5月6日晚，张治中约他在家中吃饭。饭后，张治中说：“明天下午，政协礼堂三楼举行酒会，招待海外归侨，周总理为要见你，也来参加。你最好写一些材料事前由我交给总理，明天我将郑重地向他介绍你。” 次日上午，程思远写了一份各方对台湾问题看法的报告，交给张治中。下午3时许，程思远到政协礼堂参加酒会，他正和张治中交谈时，周思来健步走进大厅。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一面扬起左手和大家打招呼，一面径直走到张治中和程思远面前。张治中正准备作介绍，周恩来却已笑容满面地向程思远伸出手去，说：“程先生，久违了，欢迎你回来！我们1938年在武汉见过面。” 程思远不禁惊奇：事隔18年，他居然还记得我，真是记忆力惊人。 4天之后，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阂设午宴招待程思远。当程思远由外交部副部长兼副总参谋长李克农陪同来到宴会厅时，看到过去的一些国民党军政大员赫然在座，其中有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张治中、邵力子、黄绍闳、刘斐、屈武、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还有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等。 周恩来首先讲话：“这一次程思远先生到北京，是建国以来我们同国民党人第三次会晤。第一次是叶帅在广州与张公权接谈，我们保留他在中国银行的董事职位，希望他回到祖国来，结果他到澳洲去，一去不返了。第二次是我接见龙绳武(龙云之子)，希望他到海外做些有益于祖国统一的工作，后来他去香港，却溜到台湾去了。这一次程先生到北京，我们很想借此机会深入地谈谈。现在首先吃饭再说。” 在宴会上，周恩来高度评价李宗仁的对台建议。但有一点，他不赞成李宗仁主张台湾非军事化。他说：“台湾重新归还祖国以后，还需要国民党的军队来保卫嘛。” 周恩来批评白崇禧说：“白健生颇自负，其实政治上急功近利，没有远见，他竟相信蒋介石的话，因此被骗到台湾去了。” 饭后，周恩来在客厅里同程思远进行了3个小时的长谈，涉及许多方面。他说：“我们国家当前的对内对外政策，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按照这一方针，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过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将来有第三次的国共合作。有人说，过去两次国共合作，结果凶终隙末，但是追源究始，责任不在我们。这是事实俱在，有目共睹的。” 谈到对台政策，周恩来说：“从现在起，我们不派人去台湾工作，我们不在台湾内部制造分裂，我们希望台湾全部过来。台湾当局如要了解国内情况，尽可以派人来大陆考察，我们将提供一切帮助。他们不必派特务来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谈到李宗仁，周恩来说：“李宗仁先生在声明中反对搞‘台湾托管’，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请你向李先生转达，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赞成中国的一旬古话“和为贵”，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程思远回到香港后，花了几个晚上，把回大陆的经历、感受和周恩来要他转达给李宗仁及海外人士的话，写了一封长信。因为篇幅太长，他分装了几个信封，寄给远在美国的李宗仁。 时间又过去了3年，李宗仁并没有大的举动，似乎还在观望。思乡之情与对红色中国的陌生，交替地折磨着他。但李宗仁并没有停止回归的脚步，1958年秋天，他给李济深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自己落难他乡的种种心境。最后，他把这种心境归为一句话：“中国有句古语曰：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李济深接到信后，很快将李宗仁的信息报告了周恩来。 1959年，海外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回国参加建国10周年庆典，程思远也在被邀之列，他的名字是在代表团组成后由于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才临时加上的。10月25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他。 周恩来说：“李德邻先生出于爱国热诚，要向国家贡献一些文物，政府表示赞赏。至于他有落叶归根的意愿，估计当前他回国的时机尚不成熟。在适当的时候希望他先到欧洲同你谈谈，然后作决定。” 11月初，程思远回到香港，即将此行经过函告李宗仁。 后来，李宗仁托人将存在美国的字画运到香港，通过程思远送到北京。这些古董有12箱，李宗仁说是他在北平当行辕主任时花11万美元购买的，要献给国家。可是经故宫博物院专家鉴定，仅值3000美元，大部分是假的。周恩来说给他3万美元吧。当时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感到已够大方了。但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说：“这叫做投石问路，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我们就给他12万美元。” 于是，周恩来寄语程思远：“李先生的藏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助他一笔赴欧的旅费，以壮行色。” 1960年秋，李宗仁派夫人郭德洁到香港，面见程恩远。因怕特务发现，每次见面都是以游玩为名，由程夫人石溉开车，在约定的地点等郭，车开起来之后，程便与郭交谈。初步约定与李宗仁在瑞士的苏黎世会面，因那里是中立国，又是著名的旅游区，李可以探亲、旅游的名义前往，不会引人注意。 直到1963年4月，李宗仁才按周恩来的意思，动身去欧洲，以便同程思远会面。 这年夏天，李宗仁接受了意大利《欧洲周报》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的采访，纵谈天下大势与中国问题，表达了他回归祖国的思想轨迹。7月14日，《欧洲周报》发表了该记者的《李宗仁先生访问记》，文中引用了几段李宗仁同她的谈话，颇耐人寻味。 李：“我不能谈论蒋。蒋是我的总司令，我曾经在他手下工作，我说他的坏话是绝对不礼貌的。” 记者：“那么，就说点好话吧。” 李：“关于蒋，我只能说史迪威将军常说的话。这就是，他有许多缺点。就我个人来说，我很喜欢他。我们都是失败者。许多年来，蒋一直是中国的元首，而现在他的举动好像他的经验还没有一个村长多。他不懂历史。每年一度他站在金门、马祖海边的悬崖上发表演说，总是重复着同样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回去。’很难说他本人是否了解这一事实：回大陆是不可能的。蒋对我没有像我对他那样的友谊。1949年以来，我一直在工作和祈祷，而蒋则想像着可怕的事情。我从来不曾打扰他，我一直没有开口。难道他不知道将来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吗？蒋说我是一个共产党，我回答说我不是共产党，我甚至也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我宁愿继续做一个诚实的人和可怜的政治家，但是我不能不说实话。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组织得这样好。我怎么能够抹煞事实呢？我为什么应该歪曲事实？是为了宣传吗？但是一个人所能进行的唯一的宣传，就是为了事实真相。反过来，让我们来看看蒋，他歪曲事实，一年一度地站在悬崖上叫嚷：‘我们要回去！’再不然就造我的谣言。这样，他给予他的人民是什么样的榜样呢？去年他散布谣言说我突然离开了美国，好像我可以突然离开似的。他说我在香港，并试图进入红色中国。而我当时却在新泽西州参加一次婚礼。联邦调查局先向我家里打电话，然后他们匆忙赶来要证实回电话的是不是我。我就把吻新娘的照片给他们看。我到这样的年纪，联邦调查局还不相信我，你看多有意思。” 记者：“如果我可以引用一句古老的谚语的话，将军，那么我要说，无风不起浪。你不会说蒋的神经过敏是无缘无故的吧？” 李：“完全不会。我已经对你说过，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我不把我的错误归咎于任何人，这些错误是我的。我不说我受骗了，他们抛弃了我。谁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而我就是提供这些理由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中国呢？” 接着，李宗仁从欧洲向程思远发出了信息：当年12月在苏黎世会晤。 行前，程思远于11月中旬再次来到北京，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要程思远向李宗仁转达三点意见： “应该告诉他：我们欣赏李德邻怀念故国、叶落归根的想法，并把他看作是有影响的爱国人士，但是不把他看成是代表哪个方面，李德邻不要怀念过去代总统的头衔，那是反动年代的头衔，已成过去。第二点，德邻总想在中美之间做点事情，愿望是好的，但这不符合我们的国策，今天也不需要。不管是艾森豪威尔、肯尼迪，还是洛克菲勒，他们不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我们就是若即若离。1961年我就向你谈过，德邻以不介入中美关系为好。今天更应该断绝这种念头。这种事对他个人也不会有结果，甚至可能给他的晚年增添些麻烦。归纳一句话，就是：归国万事足，无累一身轻。还有一点，就是他到欧洲后的去处，这由李德邻先生自己决定，一切不要强加于人。” 接着，周恩来提出“四可”，让程思远务必记住转达：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在祖国定居，他决心回来我们表示欢迎；第二，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再回来；第四，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 圣诞节前一个星期，程思远飞抵苏黎世。李宗仁在欧洲南部休养了一个时期，也到这里来了。他们在约定的天堂广场见面。两人久别重逢，紧紧握手，相视良久，感慨万千。程思远望着李宗仁，觉得他头秃了一些，两鬓皆白，但精神尚好。午饭后，他们到圣彼德饭店前面的咖啡馆，在靠街走廊尽头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座位，彼此谈起阔别后的情形。 程思远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和“四可”的意见。李宗仁刚一听完，就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程思远问：“李夫人如何？” 李宗仁说：“还没有同她谈过这个问题。她不同行，我就一个人先回去。” 又经过一年多，李宗仁归国的各方面条件终于成熟了。 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再度离美赴欧，揭开了绕道欧洲回国的序幕。 6月28日，程思远再度飞抵苏黎世，迎接李宗仁夫妇回国。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李宗仁抵达上海之前，周恩来等提前来到上海迎接李宗仁。 正是： 异邦飘零终非宜， 落叶归根是正理。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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