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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月13日上午，穿着空军制服的军人把我送到秦城监狱。经过例行的姓名、籍贯一类的问讯，就是一场侮辱性的检查，然后里里外外全部换上黑色的“囚服”，外面是一套臃肿不合身的棉衣。监管员把我引向牢房的路上，冷冰冰地说：“这里不用名字，你的代号是‘6813’。”很快走进里院一座三层的楼房，“犯人”正在开饭。 走过漫长的走廊，监管员把我引进走廊尽头靠边的一间牢房，是这幢楼房的第1号。这间房大约是专门给新进来的“犯人”住的，同别的牢房相比较，它有两层很厚的木板门（以后移住的牢房多是单层的铁门，有的外头加一层木门）。门的顶端嵌着玻璃的圆洞瞭望孔），是供卫兵和监管员窥视室内动静用的；下面靠近地面有一个6寸见方的、可以打开的小洞，是“喂”囚犯的地方，这里传递饭碗、菜碗、茶缸和递送发放的生活用品，或向外边递送所写的交代材料。钢筋水泥的墙壁足有一米厚，厚墙上安的是不透明的玻璃窗，室内光线阴暗，使人感到阴冷憋闷。室内面积约有3米来长、2米多宽。靠近左面的墙壁，横放着一张用粗糙的木板草率钉起来的木板床，只有1尺来高、3尺来宽，长度5尺多点，上面铺着一条有许多污渍的薄褥子，一条破旧的军用棉被。里墙窗下的铁丝网里面是暖气片。虽然正在隆冬（这天是农历腊月14日），伸手摸摸，只感到一点点低微的温度。靠近右手最里面的角落，是一个铁铸的简陋的蹲式马桶，大部分埋在地下（在其他牢房里边，近门处另辟一小室，里边有抽水马桶和带水龙头的小砖盆）。这些就是“新居”的印象。 过一会儿送来了午饭：一个大点的搪瓷碗里放两个窝头，一个小搪瓷碗里是菜，还有一个搪瓷茶缸里是开水，再就是一把小铁勺。这里的伙食特点是常年吃不好、吃不饱。麦面和大米是极难见到的稀罕物，很长时间都是一天三餐5个窝头，随饭给3次开水。早餐一个窝头、一碗玉米粥、一点咸菜，午、晚的菜，不是“开水煮白菜”，就是“白菜炖开水”，少油缺盐，淡而无味，有时根本就没放盐。过了不久就是春节，这天“改善”了一次伙食，午饭给4个皮厚馅少个头小的包子，还不如平时两个窝头耐饥（偶而发过苹果，个头比核桃大一点），故意吊人的胃口。伙食如此糟糕，主要是监管员不把在这里受审的人当人看待。据说监管员中有一句流行的话：“大黑不吃小黑吃”。“大黑”是对受审人员的蔑称，“小黑”指猪。蔬菜不洗不摘，三刀下锅。饮食卫生极差，经常发生食物中毒的事。（耐人寻味的是：获释以后报社补发工资的时候，还被扣除在这里的“生活费”1298．32元。） 监狱的气氛是静谧的。安在房顶、用铁丝网罩着的电灯，通夜亮着。到达这里的第一夜，心潮澎湃，是无法入睡的。自己的事情倒不忙想了，一个人被打入监牢就什么都不怕了，在恐惧与无畏的搏斗中，后者已经占了上风。最思念的是亲人的命运，受了重伤的妻子是否脱了险境？子女们如何生活？年过古稀的老父如何生活？弟、妹的遭遇又会怎样？监狱故意与人作对，从1967年9月6日凌晨被绑架离家，直到1972年6月30日，将近5年根本不让家人探望。既不许见面，也不许写信，音讯杳然，生死未卜，格外悬念。 监狱的夜里反倒不那么平静，不时有一些声响冲破漆黑的夜空传来。“犯人”中有些人还是孩子，病痛的呻吟，绝望的呼叫，令人心悸。在我们这座楼房的顶层，有一个操广东口音的姑娘，日夜不停地大声“广播”，就像广播电台的广播员一样，连续讲些听不懂、或者虽然听懂了对其所讲内容却未留下任何记忆的话。在近旁相邻的一座楼上，有一个年轻的姑娘连续不停地唱歌，不分昼夜地唱着，而且总是重复着那几句歌词。常识告诉人，她们不堪这里给予的侮辱和损害，被迫害得神经失常了。这个时候，监狱正处在军管时期（1967年11月实行军事接管，1973年春季才结束军管，由军队重又交回公安部接管），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把这里变成了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场所，大搞法西斯式的审查。来到这里接管的军人，只会做一件事，不择手段地折磨人、侮辱人、搞点叫人哭笑不得的小动作，丢尽了人民解放军的脸。当然这都是“长官意志”造成的，“长官”的谎言扭曲了他们的灵魂，把所有的受审人员都当成十恶不赦的敌人。当然也与他们自己的素质有关，遇事不懂得想一个“这是为什么？” 这次冤狱来得突然，弯子转得太陡，一时难以适应，有过许多遐想。这座监狱原是建国后修建，专门囚禁国民党战犯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反革命分子的。自己加入共产党已逾30年，经过漫长的革命生涯之后，忽然被当作敌人关在这种地方，囚禁在共产党的监牢里，思想上无法接受，心情是异常愤慨的。面对群魔乱舞的现实，内心里也感到无穷的忧虑。可是回顾自己亲身的体验，虽然眼下江青一伙权倾天下，但不相信她们能够“成功”。不论江青自己如何天马行空，狂妄自大，但她根本不具备办大事的素质，成不了气候，“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只要党有希望，个人的坎坷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样一想，激荡的心情就平静下来。 在这里，朝朝暮暮，尽是空闲时间，思潮滚滚，常将自己引向往昔的回忆。想得最多的，是在青年时代一起走向革命而已逝去的战友们的身影，是那炮声隆隆的战斗的年代。在严峻的战争岁月里，不少一同战斗过的同志倒了下去，他们或者牺牲在战场，或者殁逝于病床，都为人民创造美好的生活流尽最后一滴血，都是党和人民的英豪。同他们比起来，我们能在党的哺育下健康成长，能够亲眼看见新中国的诞生和兴盛繁荣，是莫大的幸福。 回顾自己成长的历程，对党的培养教育，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而今虽然被人泼了一身污水，但是历史的事实是最过硬的，任何谎言和诬陷都抹不掉。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阴谋家终会被揭穿，强加在一个革命者头上的冤情总会得到昭雪，是非的颠倒只是暂时的现象。因此，不论到了什么时候，出现任何险恶的情况，都要坚定不移，经得住考验。在思考的过程中，酝酿了一首激励自己的小诗：“君既来之则安之，‘在劫难逃’应识时；私、疑、偏、忍除未尽，毁、贬、诬、陷总有辞。撞鬼怕鬼鬼益狂，见怪不怪怪自逝；‘塞翁失马’福抑祸，笑问铁窗恢可知？”这样的意境成了自己的精神支柱，激励自己比较平静地坦然度过2807个孤寂而严峻的日日夜夜。 曾见一份调查秦城监狱当局肆意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采取法西斯手段残酷迫害革命老干部情况的材料，揭发这里打骂、体罚成风的事实：“拳打脚踢、‘喷气式’、扭胳膊、揪耳朵、撕头发、撞墙、棍子打、大铁钥匙捅、罚站、脖子里塞雪球、冬天夜里拉出去冷冻，等等，形式多种多样。杨奇清同志1968年遭到毒打，肺部受了严重内伤，以致过早逝世。1972年10月整顿中，参加学习的59名监管员，自己检查从1971年底以来，打人或变相打人的就有38人。受审人员张卉中（女），1972年1月因向监管人员要报纸学元旦社论，发生争执，当即遭到痛殴，锁骨被打折。监管员以下流语言辱骂受审人员，更是司空见惯。女监13名监管员，自己检查骂过人的就有12人。”这里面所讲被打骨折的张卉中，就是我的妻子。张卉中在狱中还遭到各种残酷的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九死一生，出狱后不久就含冤逝世。 这份材料还揭露了这里滥用镣铐等戒具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中有明确规定：‘犯人可能有逃跑、暴行和其他危险性行为的时候’，经批准可以使用戒具。‘但在上述情形消除的时候，应当立即消除。’在这里，对并无上述情况的受审人员滥用戒具，有的几年也不解除。康生还曾直接插手。1968年1月3日，他在一个报告上批：‘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对待，要防止他们自杀，打击敌人的顽固态度，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地审问工作，使敌人彻底的缴械。对这些人应向他们宣布逮捕，送进监狱。’根据已查到的材料，刘仁、崔月犁同志自入狱即带手铐，直到1972年1月22日才去掉，长达4年之久”。 就我个人说，整个被关押的日子里，还未遭受过镣铐和皮肉上的痛苦，却受到严重的精神摧残和药物的毒害。 表面上看，监狱当局似乎对受审人员很“爱护”，说是要防止自杀，入狱后先没收了皮带和一切绳带性质的用物，免得用来勒脖子上吊；把木、竹制的筷子都换成勺子免得扎喉咙寻死；金属的餐具换成搪瓷、塑料的，免得发生意外；等等。可是实际上，这帮心狠手毒的伪善人，却在暗中故意使用“启发”、“暗示”、“刺激”诸种卑劣手段诱导某些人自杀。 1969年2月16日是农历除夕。关在这里的人，绝大多数属于无辜，都是冤屈的。有些人百思难解，想不开。逢到节日，思念亲人，更易走上绝路。这时我住3楼83号牢房。这天午夜，监管员发现关在隔壁牢房里的人自杀。他们不是悄悄地把死者运走，故意大喊大叫，叮叮当当，把整幢楼上已经熟睡的人全都吵醒。这不是故意“启发”人们的邪思，刺激人们的感情么？ 这年4月2日，我从3楼搬到1楼27号牢房。一进门，便见已经蒙上尘埃的白墙上，印着几个血手印。显然，这里前面的“房客”出了事。他们原应及时消除墙上的血迹，却故意保留下来让人“观赏”，当然是别有用心的。在这里住下来，又在床头墙壁上发现有人在自杀前用指甲划刻的“遗言”。具体的词句忘记了，只记得那意思是讲自己受了冤屈，以死向党表示自己的清白。因觉察他们不怀好意，便分几次在卫兵脚步声走远了时仔细看完，此后再也不望一眼。卫兵没有见到我观看过，又不见有任何哀伤表现，以为我未“发现”墙上的“秘密”，监管人员故意对我设下一个小小的圈套。有一天上午放风回来，刚到门口，就贝室内有几个专以害人为能事的监管员，正朝床头墙壁指手划脚地议论。见我进来，其中一个故意指着床头责问：“你在这里乱写些什么，故意违犯监规！”我明白了这班奴才的用意，连往那里望都不望一眼，冷峻地摇摇头说：“我没在任何地方写字，也不想知道那里写了什么！”不论他们再说什么，我都轻蔑地望着他们默不作声。这班披着人皮的豺狼，卑鄙、堕落，竟然如此的无聊、无耻，他们亵渎了人的尊严。他们感到无趣，一起退走。我怒目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不禁在内心里诅咒起来：“老子为什么死？我要勇敢地活着，比你们活得更长久、更快活，好看到你们的下场！” 监狱里设有医疗所，也有医护人员。医生的职责本是救死扶伤。在革命战争年代，即使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也要发扬人道主义，给予伤病人员以充分的治疗。但在这所监狱里，某些医生不论是自觉自愿或者被迫，却在执行林彪、江青一伙“医疗要为专案服务”的方针，伤天害理，不仅不为人治病消灾，反而给“无病者‘种’病”、使有病者早亡。 自己身体素来比较健康，秦城冤狱开始时未满48岁。此前参加革命工作30年间，很少同医药打交道，仅因割治砂眼于1949年在广州住过两周医院，以往就连感冒之类的小病都很少见。自从进了秦城监狱，竟被他们在饭菜、开水中暗用药品“种”了许多病。 他们最先折腾我的牙齿，后来又对胸骨制造病痛，而给我服得最多的是兴奋剂。有些药吃下去使人暴躁，有的服后产生幻觉，最讨厌的是经他们“种”下的长期不愈的皮肤病。 从进秦城不久直到林彪垮台，前后将近4年，他们经常连续给我服兴奋剂。每月总有10至15天，什么时候都很兴奋，昼夜都不眨眼，毫无睡意，也无特殊疲困的感觉。他们这样做，意在毁坏我的头脑，不但影响记忆力，还可能导致不能再写文章。1972年底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不许对受审查人员实行法西斯手段管制命令下达后停下来，可是临出狱时他们暗中又在饭菜中下了药，害得到家后连续几天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中。因被连续毒害数年，头脑受到了极大伤害。押进秦城之前，关在卫戍区的时候，光明日报报社全部职工200多人，还曾默写出所有人员的姓名，也能记得各人的面貌；及至从秦城出来回到报社，连编辑部的人名也记不全了。自己从事读、写几十年，这时有许多字都忘记了，以后连续抄录了几本书才恢复记忆。开头看电视只能观看新闻节目，形象化的东西难以容受，电视剧和电影故事片看了心烦。延请中医治疗、调理了1年多，方始恢复正常。 过去胸骨从无异常感觉。1969年后，几乎每天午饭后都觉得胸骨疼痛，时轻时重，每次疼痛一阵自行消失。自己说不来是什么毛病，般还能挺得住，便不理会。有一天午后，胸骨痛得特别厉害，坐在那里强忍着，脸上汗水直流。卫兵不停地从瞭望孔里张望，意在等我喊“报告”求医。我却强力忍着，默不作声，睬也不睬。最后他倒忍不住了，伏在门上问道：“你病啦？给你找医生吧！”我才点头示意。须臾有人来把牢门打开，领我到医务所，医生决定透视。监狱里看病，只给发药，从不告诉是什么病。透视完了，医务人员故意低声嘀咕，却又让你听见“癌”一类的字眼，叫你惶惑不安。因为每次疼痛发作都在饭后固定时间，我已怀疑是恶作剧，是因服药造成的。有两天午饭时把菜全部倒掉，届时疼痛便未再现。知道疼痛确由饭菜中来，癌的疑虑不攻自破。如今出狱已近20年，其间胸骨从无异感。 入狱时牙齿是齐全的，过去曾经修补过一颗牙齿，已经稳定多年。入狱后不久，他们便用药物折腾牙齿，左边3颗臼齿，周期性的疼痛发作，时间长了逐渐动摇。1972年底传达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后，饮食方面有所改进。例如饮水，本来按惯例应当供应充足的开水，可是直到1972年12月，还是随饭给3次饮水。此后又在饭外增加3次开水，每天6次。可是每次给水，又搞名堂：这次喝了或许就会引起牙痛；下次给水喝了也许立即止痛，也可能牙痛愈烈。这既是肉体上的摧残，给水时的戏弄又是精神上的折磨。折腾几年之后，终于把3颗牙拔掉。但又一直不给补，两边相邻的牙齿受其影响，也渐动摇。而从拔掉那天开始，又以“病号饭”为名，强给喝了几天名为“汤面”而却有“汤”无“面”（只几根面条）的“面汤”，让人连续多天挨饿。 他们擅自规定受审人员“一侧睡”，就是夜里只准面向牢房的观察孔睡觉，不准仰卧，不准翻身，更不准背向观察孔坐、卧。直到1972年7月28日才宣布废除。从1968年4月2日到宣布废除时，我一直右侧睡了1578天，养成不易改掉的痼习，若加改变，就难以入睡。至今已经过了20多个年头，依旧未能矫正过来。 他们还强制受审人员遇事必须高声喊“报告”。不管要同他们谈什么事，不喊“报告”就都置之不理。自己生性倔犟，不愿自甘卑贱，拒绝服从这种带侮辱性的规定。从1968年1月13日进去，到1975年5月14日出来，始终没有喊过“报告”一次。他们为了将人制服，就在一切事情上刁难。我的一把牙刷，1967年9月8日在北京卫戍区用起，整整用了1267天。早就用得没有毛了，多次要他们换，但如不喊“报告”就不给换。我就用这把牙刷继续刷牙，直到1971年2月间，他们看到上边一根毛也没有了，才给换了一把新的。 关在这里的，有不少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也有不少同样无辜的年轻人。他们中间有些原是曾受江青一伙重用过的红卫兵，当被他们使用完了，为着灭口；或者在给江青一伙办事中出了差错，就被作为牺牲品投进监牢。1969年4月下旬，“九大”开会后期，距我住的一层27号房间左侧不远，拘押进来一个男青年。在放风时听他自言自语地叫喊，自称上了陈伯达的当，说陈叫他做了一件什么害人事情，然后把他送到狱中来。他进来就整天高声喊叫冤枉，因为反抗卫兵的干预又常发生争吵，监管员用尽一切手段，没有把他压服。过了两天，大约由于从他身上没有逼出口供，在还相当寒冷的初春（暖气早已停掉），拿走他的棉被，也不给他饭吃或者总不给他吃饱。就在窗外高音喇叭传出广播电台欢庆“‘九大’成功”“圆满”闭幕的时刻，他却昼夜不停地大声在室内哀叫：“毛主席！林副主席！我饿呀，我冷呀！”形成极大的讽刺。狱卒怕被别人听见“影响不好”，关掉他的窗户。他那些凄厉的喊叫声，仍然穿过牢房门窗的缝隙，冲破寒夜的宁静，在漫长的走廊里回荡。不论这个人的情况如何，不管他作了什么样的坏事，从牢狱当权者对他的态度来看，他定是一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受害者。他所发出的凄厉的哀叫，引起所有“犯人”的同情，也引起人们的遐想。 自己本来无罪，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投入牢狱，不过为的灭口（用兴奋剂毒害头脑也是为了灭口）。因此关进监牢以后，很少问讯。将近8年间，只在1969、1971和1972年有过3次“审讯”。 进秦城1年多，1969年4月中旬，“九大”开会期间，中央专案组和报社造反派各3人首次“提审”。一见就要我“向毛主席请罪”。说“现在外面每天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你应向毛主席请罪！”我说：“有错无罪。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们提出要我写一篇自传，还有50份各地向我“外调”的问题要我答复。这次并未谈到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套话也没有讲。不大工夫就结束了这场戏。 又过两年，1971年5月下旬，开始一次延续106天的马拉松式的“提审”。来的人中有中央专案组中一个叫张宏学的人（张卉中称他“审判员”），报社的杨罗王3人，还有驻报社军宣队队员。他们一上来就提出两大问题，是逼我“交代”在《光明日报》工作期间，在报纸上放过什么毒；一个是逼我“交代”报社“五一六分子”名单。 关于前者，我说前后在报社工作10年，其间报纸上发表的新闻、文章约计1．2亿多字，不记得都是什么内容，也无法对每个字、每句话负责。 关于后者，我说，不知道“五一六”为何物，说不上谁是谁不是。只能把所知道的干部情况说一说，由你们判定谁是谁不是。我就按照报社人员花名册，自上而下，从副总编、编委、部主任起，照实历述他们的简况、优缺点，逐个“介绍”。他们非常不乐意地皱着眉头、耐着性子听了一天。第2天，我仍继续往下讲，他们再也忍不住了，杨罗王们拍桌子大喊：“是叫你交代‘五一六’，不是叫你给干部作鉴定！”我就闭起嘴巴，不再说话。这时，那位姓王的拿起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念其中有关“五一六兵团”的一大段话。念完了，他们说，“要你交代的就是这个五一六兵团的名单。”这种无中生有的事，怎么回答？任凭杨罗王们大声叫、拍桌子，我都不再说什么。结果，又僵持下来。 本来，我被绑架前，天安门观礼台出现的“炮轰周恩来”大标语，署名就是“五一六兵团”。其后听说，所谓“五一六兵团”就是江青一伙唆使的一些人。在我被投入监狱后，他们却又利用“五一六”来诬陷干部、残害异己。1967年9月10日，谢富治接见中学生代表时曾说：“五一六兵团非常反动，又非常渺小，他们人数不超过50人，其中相当多是受蒙蔽的年轻人，真正的坏人不超过10几人，可能有点后台老板、走资派。”可是以后他们在全国范围大抓“五一六”，它像“叛徒”、“特务”、这些字眼一样，成了陷害无辜的一顶大帽子。杜保同被他们非法绑架押回内蒙之前，就被吴法宪扣上“五一六骨干分子”的帽子。他们在《光明日报》职工中就打了108个“五一六”分子（也有人说将近100个），这些无端被加上罪名的人都没有“根”，如今过了几年之后，他们又来秦城找“黑后台”，抓我这只“黑手”，岂不好笑？ 他们蛮不讲理，连续追逼。当时也被囚禁在秦城监狱里的师哲同志，以后回顾在这里所受折磨时说：“有真理的却无起码的生存权利，无真理的却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10年浩劫中，一切事情都是这样是非颠倒的。每逢这帮人前来“提审”，望着那几个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喋喋不休、信口开河时，心里都浮现出这样的想法：“我和他们的位置坐错了，应当颠倒过来！” 逼交名单的事卡了壳，他们又回到报纸内容的问题上，指责我在报上“放毒”，宣传“揪军内一小撮”，“反军”、“乱军”。以后翻来覆去就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如前所述，1967年7、8月间的中央告武汉军民书、《红旗》八一社论提出这个口号，毛泽东有批评，王力、关锋被追究。但是这个口号原是林彪本人先提出的，怎么能要报纸负责？所以我只说报上发表了含有这个口号的文章，自己有责任，有错误；他们硬要说是“罪行”，就又顶起牛来。其实，他们表面整我“反军”，实际上是要逼我承认“反林彪”，但是他们又不便明讲转递杜保同揭发叶群“黑材料”的事。这样扯来扯去，延续了106大，已到9月初。最后一天临完的时候，他们还提出一些问题要我继续“交代”。可是，隔不几天，他们极力卫护的“林副统帅”折戟沉沙，这次以追查反林彪为主题的“提审”只得告吹，这伙“审判官”再也不见来了。 “提审”停下来，又过了一年多，直到1972年底，他们又到监狱里来逼供，改在历史问题上纠缠。这时我已陷入冤狱5年多，他们派出许多人员，耗费巨量财力，并没找到任何证据，只好伪造“证据”栽诬。这次“提审”断断续续又延续了很长时间，他们伪造两个“证据”、提出两个问题。给我看的“证据”是两张照片。因为是无中生有的捏造，照片上有破绽，不堪一驳驳。参与“提审”的杨罗王中有两人以照相为职业，但这两张照片伪造得并不高明。要求看原件，他们不敢拿给我看，仍旧反复纠缠，直到作结论的时候。 张卉中原是《光明日报》文艺部编辑，被打伤后于1967年9月离京南下治病。因恐报社造反派追捕，不能回九江老家，先到武汉亲戚家暂避，以后在湖北、江西沿长江两岸辗转躲藏过17个地方，于12月底移到南昌。她离京后，光明日报社造反派造谣说她“带走两箱整叶群的‘黑材料’”，联络公安部门对她印发大量“通辑令”；随后又派一个姓金的原籍九江资本家子弟前去追捕（此人过去一度参加共产党而在预备期间被取消了党籍，曾进党校一个训练班学习而在未结业前被调离党校）。他伙同一些人跟踪寻找，没有找到张卉中，却和各地造反派沆瀣一气，把张卉中躲藏过的人家整得家破人亡。我手上有许多控诉这伙人残酷施暴的信函，在无意间得到的这位姓金的专记迫害我们一家事项的一本笔记本中也有详细记载。1968年2月23日，吴法宪派“联合舰队”核心分子于新野在南昌找到张卉中，26日用专机押送北京，即被拘留在北京卫戍区，4月29日起关押到秦城监狱。她在狱中备受折磨，狱中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不准采取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迫害受审人员的指示，她在1973年12月20日向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申诉信，控诉“审判员”压制申诉、大搞逼供信的犯法行为。她说：“1973年8月14日，审判员同另一位解放军2人来，出了4个题目，叫我写一份交代检查材料。我8月20日写成，23日监狱管理员取走，共36页。9月26日他2人又来，一见面，审判员大发雷霆，说我不该写这么多页纸，不该写得像文艺论文，……他说，哼！还想给你把材料转党中央！我没有负这个帮你转材料的责任！” 这位“审判员”接着说：“好了！先不跟你说这些。你这份材料不行，得重写！就在这里（指审讯室）我看着你写。于是他拿出材料纸（是黑色线纸，与监狱的红横线不同），抽出他自己的自来水笔给我。他一边口述，我一边笔录。9月26日未写完，他把草稿带走。第2天2人又来，草稿删去了一半，还改了许多地方。他继续口述，又令我笔录，随后令我誊写一遍。于是完成了1973年9月27日的所谓交代材料（共3页半纸）。然后，他把我8月20日的36页材料交我，勒令我撕毁（撕后，他带走了）。”（这位审判员和杨罗王们在逼我“交代”所谓“反军”‘“罪行”时，也曾采取过类似的办法：“越俎代庖”，炮制假“交代”，强加于人，罗织诬陷。他们口口声声“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自己的行动中却处处违背毛泽东思想，把毛主席一贯严禁使用的“逼、供、信”手段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结果，张卉中只好另外又写了《对9月27日材料的申诉》，逐条批驳“审判员”强制口授的“交代材料”。“审判员”收了她的申诉，但绝不给她转送（我是从她自狱中带出的写在草纸上的《申诉》底稿中摘录的这些话）。同时又拿出一些伪证和国民党反动分子写的诬陷她的材料，逼迫她承认。张卉中对自己的遭遇百思不解，以致绝望，曾经偷偷咬破手指，从衬衣上撕下一块布，给儿女写血书说：“这是要把我也搞成特务，故留此血书，让你们知道我们被政治陷害的概况。”在姓金的这本专记迫害我们夫妇事项的笔记本上，写了331个人的名字（还不包括有姓无名或有职务无姓名的几十个）。其中许多我们自己早已遗忘、已经死去或者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人，都要“寻找下落以扩大特（务）证（据）的线索”。他的着眼点是专找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的人，提供诬陷革命干部的“证明材料”。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去找的，几乎全是一些社会渣滓，如像：“日伪政务警长”、“伪警察局长”、“日本宪兵队突击队情报员”、在日本宪兵队作过密探的“劳改释放犯”、“天津劳改犯”，国民党政府“高二分院首席检查官”、“江西省党部书记长”、“党证特字一八三六二号”国民党特务以及“日伪县长”、“伪保长”、“甲长”，准备找的还有罪大恶极、人民政府“已镇压”、“已枪毙”的朱某、曾某。他从他们那里究竟收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用来诬陷我们的“罪证”呢？可以举一个例。他在九江看守所找到作过“军统少尉译电员”的国民党特务黄某，笔记本里如获至宝似地录下这个人的口供：“穆、张运了一部电台到九江。他们有个女儿，文化大革命期间发了几次报。电台先在东门外，后转庐山。欣红梅，在北京一无线电学校。”我们有个女儿叫穆小玫，1967年我被江青关起来时，她才刚满10岁，在北京第二聋哑学校读书。这些情况笔记本的主人自然全都知道，却还要拿这些被他逼出来的“口供”罗织罪名，岂非蓄意诬陷？ 张卉中原是南昌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历史清白，思想进步，南昌解放第7天就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南昌解放前她曾与反动校长张矫作过斗争，引起她的仇恨。张矫是什么人？笔记本上记述她是“南昌女师校长、国民党员、国民党江西省书记长”。张卉中根本没有参加过张矫遵照伪教育厅指示组织的“应变会”，专案组硬说她参加过。张卉中提出5个人可以证明此事，有的就在北京。姓金的一个也不找，偏到南昌去找张矫捏造伪证，一口咬定张卉中参加过“应变会”。张卉中在申诉信中揭发光明日报社造反派进行外调，“不是为了弄清问题，不是对党负责和对干部负责，而是先有了结论，下去找假证为他们一贯陷害我的结论服务。”他们的行为，完全违背毛泽东所主张的实事求是、不准搞逼供信的原则。在姓金的本子上详细记有张宏学1969年3月25日对他们的“训话”：“外调重点是特务问题。”还说要他们“用主席思想指导我们的行动”，“坚持活学活用”，“天天读一小时不能少”、“每周一个学习日雷打不动”。看来这位“学生”连同他的“老师”的言行，都是完全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完全是他们所效忠的“林副统帅”“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那一套手法，堪称“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 8年冤狱，张卉中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了严重摧残，身患多种重病：高血压（血压常在200以上）、心肌梗塞、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甲状腺肿大，1974年10月26日患脑血栓差点死掉，肾出血至死未愈，终被折磨死了。在“十年浩劫”中，我和张卉中两个家庭，先后共有12人被关押过，3人致死（张卉中和她的母亲被关生病致死，我的父亲因受惊吓，病死）2人逼疯、1人致残。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决定由光明日报社和红旗杂志社代为收转各方寄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信件和材料。1967年7月，笔者在第七机械工业部设于内蒙呼和浩特市的第四研究院工作的弟弟（杜保同），参加群众组织“新红联”外调组从武汉回来，写了一份《关于蒋匪军委第六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情况调查》材料，通过我带到钓鱼台，交给收发室转送给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林彪、陈伯达等。这份材料中列举曾在那里受过训练、目前在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工作的10多人的名单，其中就有叶群。叶群在外面用的名字叫叶宜敬，笔者和所有参加调查的人都不知道。他们照写，我也照转。叶群是林彪的老婆、秘书，又是林彪办公室主任，送给林彪的一份她会首先看到。原在这个训练班担任教官的欧阳敏纳向“新红联”外调组提供这些材料之后，也给林彪写信，说有人调查叶群在“青训班”的历史，希望林彪“注意”。林彪对叶群说：“搞倒你，目的是要搞倒我。”随即亲笔写信给被人称作“草包司令”但是死心塌地效忠“副统帅”的吴法宪，要他对此事详细追查。林彪的信大意说：叶群同志的历史情况，从延安整风起已多次查明，作过结论，无问题。现在有人整她的黑材料，目的在反对我，现请你派人找写信的人，设法抓住这只黑手，很可能从中发现重大的政治线索，也许可以破获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具体办法，请酌定。在追查中发现杜保同经过笔者转送这份材料，认为我是“黑手”。以后就正式下令将我和杜保同、张卉中拘留审查，进行迫害。 杜保同于1967年12月2日夜被吴法宪派宋城等绑架后，关押到东城西扬威胡同他们私设的牢房里八九天。他们私设公堂，逐日由林立果“联合舰队”的宋城、宋焕阁、何汝珍、张舜甫采取车轮战术，昼夜审讯。他们反复逼问整“中央首长”叶群“黑材料”的问题：“穆欣怎么向你们布置的？你们通过穆欣送过几次整‘中央首长’的‘黑材料’，穆欣都送给了谁？”逼他承认“穆欣是整叶群材料的后台”，还造谣说：“穆欣都交代了，你还顽固。”杜保同拒绝回答，逼供没有结果。他们决定把他押回内蒙长期专政，继续审问。吴法宪“指示”：“杜保同不是好人，是危险人物，押回去后要长期关押，要看管好，不许跑掉，不许打死，留着这个人有用。” 杜保同被押送回内蒙的情形，在他向党组织写的控诉信中说：“在押送我上北京站那天，真是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宋城、宋焕阁、何汝珍指挥，在押送我的汽车到火车站前，他们已早派人站好了岗，监视和押送我下汽车、上火车。在呼市和四院‘迎接’我的是满市、满院的大标语。大标语写的是‘北京专政机关依法逮捕现行反革命五·一六骨干分子杜保同，经内蒙专政机关押送我公司革命群众批斗！’并将这一内容每天广播3次，连续广播了3天。把我押回来不几天，大概12月20日左右，宋城、宋焕阁、何汝珍又亲自来呼市看了我和邢鉴等十几个同志的档案材料，又进一步策划，布置对我们进行迫害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不久就发生了抄查整叶群‘黑材料’的‘1·20’事件。那天晚上把邢鉴等5位同志毒打后，送进了监狱，打伤了许多同志，有的打伤致残，又抄了150多个同志的家。以后又继续对邢鉴同志专政11个月，抄了5次家。” 他们把杜保同押回呼和浩特市后，继续对他逼供，残酷迫害。“九大”以后，有一次追问杜保同有关叶群的材料送给了谁的时候，竟然诱供说：“他们现在还是中央常委嘛，穆欣把材料送给他，你讲了也不要紧嘛！”九届中央政治局5个常委是毛、林、陈、康和周恩来，十分明显，他们明目张胆地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 林彪给吴法宪的信中说：“现在有人整她（指叶群）的黑材料，目的在反对我。”“设法抓住这只黑手，很可能从中发现重大的政治线索，也许可以破获一系列的重大问题。”而在吴法宪给宋城等人的“指示”中，最耐人寻味的，就是“留着这个人有用”这句话。杜保同只是一般干部，他们从北京押送他回内蒙，竟然如此“戒备森严”，联系林彪一伙指示于新野这样的“大人物”亲自跑南昌追捕张卉中这样的一般干部，还破格用专机并配备医生（因张有重病、怕死掉了）押送她回北京的情景，以及当时于新野等不断地在光明日报社对面北京劳动保护馆，同报社某些造反派头头频繁开会密谋的情形，固然显示他们对于叶群反对历史曝光的恐惧，同时也可看出他们准备借题发挥，正在暗中酝酿、策划着某种重大阴谋。只因突然发生“九·一三”事件，致使这一阴谋归于破产。 杜保同于1973年11月20日给党组织的信中，控诉了所遭受的残酷迫害：“从1967年12月把我押回来，直到1968年5月份，6个多月不准我出门，不许我乱说乱动。6个月不准我换衣服，不准我洗澡，不准我理发。我满身是虱子，头发可以梳成辫子。我在1968年5月底，经过极大的努力，说了不知多少好话、多次请求，才准我在有人看押下，从南地（当时在四院车间关押）到东门来拿换洗的衣服和上市里理发。当我在路上走时，有不少大人、小孩跟在后面看，以为我是一个疯子。在理发前，利用押送我的人一时不在，我就跑到照相馆先照一张长头发像。后来托人取出后，我就写信并附上像片，向中央首长控诉对我的迫害情况。信到北京后被叶群、吴法宪等死党分子扣留了。后来吴法宪又把信和像片转到四院来，并“指示’对我要严惩，加强对我的管制。从此我被禁止一切通信，家信也不准我写（原来准我写信，但信写好后必须经过他们检查，才能送出），并多次遭到毒打，把我留下的两张长头发照片也抄走了。” 杜保同在1973年12月间写的另一份申诉中说，当时他给中央首长和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都写了信，并且附上所拍的长头发照片，控告吴法宪一伙的迫害。“可是给中央首长的多次去信，都被林彪、叶群、吴法宪全部扣留了。只有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接到了我的信。并回信说：‘逮捕你我们不知道，望你来信把详情告诉我们，我们好追查处理。’不几天，这封信被抄走了。长头发照片和底片全被抄走，并由四院革委会把这封盖有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公章的信与我的长头发照片转给了吴法宪。吴法宪一看大怒，认为我‘太不老实’了。因此，吴法宪就来电话和信指示，要对我严惩，叫狠狠地整我。结果有半个来月的时间（这时我在东门14单元3楼5号关押），每天晚上10点以后把我拉到办公楼，推到一个小房间里，搞去我的眼镜，先是审问，然后就是七八个人上来拳打脚踢，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有时打得我满脸是血（走时还要逼我去厕所把血洗掉才准走）。腰被打坏了，直到现在还经常腰痛。头被打得脑震荡，搞得我头痛脑胀，精神时常错乱。当时搞得我实在受不了啦，曾想到过自杀。但在关押我这个房子里找不到机会，因薛伟民同志、梁贵全同志每天都在屋里不出去，外屋还有看押我们的人。有一次让我替薛伟民同志去打扫大楼，打扫大楼的用具都放在办公楼一楼西头楼梯底下那个小屋里。我进去以后，看到这个小屋很背，没有人来，多少天产生的自杀念头又来了。仔细看了一遍，就决定电死。我把灯打开，把灯泡摘下。在我就要伸手去触电了，思想上复杂极了，斗争非常激烈。我想要是就这样死了，不就是叛党、成了反革命了吗？我家里还有一个多病年迈的老父亲，还有4个孩子，我这样死了，他们不就成了反革命家属了吗？同时我想到我又没有干什么坏事，有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健在，问题再大也会搞清楚的，死了反而复杂了。我还想，一个共产党员死要重如泰山，不能轻如鸿毛，我这样自杀不是比鸿毛还轻吗？结果我在那里哭了一个来小时，下定决心不死了。不能死，再大的痛苦再大的折磨也要咬牙顶过去。……” 杜保同还控诉了家庭所受到的迫害。当时留在河南省扶沟县农村家乡的，还有年近80岁的老父、弟媳以及4个侄儿侄女。吴法宪处和杜保同所在单位以及光明日报社的造反派，都曾连续不断地派人前去“调查”、抄家，对家属残酷迫害。他们以吴法宪盗用中央军委的名义，向公社、大队、小队和社员宣布我们是“现行反革命”，专找那些因犯错误受过处分、对党不满的干部和历史上有严重问题的人（如原国民党副警长、劳改释放犯等）写假材料。又用高压手段把我家打成“反革命家属”，并向家属逼索杜保同送回家里的“整叶群的黑材料”。还给家属在经济上制造种种困难。留在老家的老小6口，没劳动力，过去基本上靠我们寄钱回家买粮生活。这时我们夫妇和杜保同都被非法关押，不准写信、不准寄钱，他们“只好向亲戚借点粮，挖点野菜维持生活”。父亲因在旧社会劳动过度，得下多种疾病，因得不到任何治疗，病情日益加重。又因两个儿子都是早年参加革命，忽然都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关在牢里，生死不明；那些前去“调查”的人，抄家、逼供，使他深受惊吓，以致病情一天天加重，及至杜保同获得平反后赶回家里，已经奄奄一息，陷入昏迷状态，不久即在惊恐不安中谢世。 因为杜保同受迫害的“罪名”就是整叶群这个“中央首长”的“黑材料”，是公开由林彪的死党吴法宪挂帅、“联合舰队”四员大将逼供。所以“九·一三”事件以后，尽管一直迫害他的那些已经成了“职业杀手”的人还不甘心，但已没戏唱了。他们在吴法宪已被抓起来后还去北京找吴法宪“调查”，被空军顶回来。1972年1月就恢复了杜保同党的组织生活。 我的案情与林彪有关，我和张卉中、杜保同都因林彪的命令而被捕。但专案组和报社杨罗王们只是暗中整我同揭发叶群的事有牵连，表面讲的却是“反军”“乱军”。“九·一三”事件后老题目不好再提了，就改在历史问题上继续对我诬陷。直到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批准释放大批受迫害的干部，才得重见天日。报社负责人本来当众宣布4月7日我和张卉中同时释放，决定派一名报社的负责人去接。报社领导小组当众表态：坚决按照中央指示办事；每个党员每个群众按党性、党的政策办事。当天并让报社分组讨论，绝大多数表示同意。可是过了一夜变了卦，未向公众说明原因，4月7日只将身患重病的张卉中从“监外就医”的复兴医院接回报社，而我却延缓到5月14日才得从监狱里出来。 在我出狱之前，专案组采取高压手段，对我进行了极其残酷的折磨。他们一面突击审讯，大搞逼供信。不过所问仍是老调重弹，并无新意，只是态度更加蛮横，列位“审判官”的脸色更加难看。放风的时候，监管员恶言恶语，厉声恫吓，或在围墙外面鸣枪放炮，显示威慑力量，制造恐怖气氛。同时通过饭菜饮水频繁地给我服用各种药品，折腾我的头脑。有的服后产生幻觉，有的出现恐怖感，有的服后话特别多，自己无法抑制。还有一种药品，导致一切记忆中的事物性质完全颠倒。连续多日，都是人睡时药力就开始发作，记亿中浮现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像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至起床前药力失效，思维重归正常，那些颠倒了的记忆又都颠倒过来。 他们所以这样对我百般折磨，其目的显然是想逼出他们预期的什么口供，以便找到某些把柄，阻挡我出去。为此他们千方百计，煞费心思想出许多怪招，什么离奇的手段都施展出来。 狱中发给受审人员看的一份《人民日报》，早已成为他们戏弄、折磨受审人员的工具。人们被关进来，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给看报。监狱虽在北京市郊，北京出版的报纸总是较迟几天交来，以便他们有时间研究报上哪些内容可以用来折磨“犯人”。他们想要封锁某些消息，即将某天或几天的报纸“扣发”；有时为了达到某种效应，故意多拖几天再给你看。凡遇比较重要的新闻，留心窥测“犯人”的反应，作为评价“犯人”政治表现的依据。 1972年初，接连曾有两个重要人物病逝，一个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敬重的元帅、诗人陈毅同志，1月6日病逝；一个是靠篡党夺权手段爬上高位，身后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谢富治，死于3月26日。1月初旬看到陈毅追悼会的报道，拿起报纸一看，感到异常悲痛，不禁热泪滚滚，强自抑制才没哭出声音。隔没多久，刊有谢富治死讯的报纸来了，看一眼就扔到床板上去。谢富治这个被人称作“犹大”的热衷权欲而摒弃了任何道德准则的人，死讯传出只能让人舒口气——人们不止是“无动于衷”。自己对待陈、谢死讯上的这种鲜明的差异，势必引起监管员的注视，并且会留下深刻印象，作为难得的“罪证”上报。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一旦在迫害狂那里挂了号，日后必然难得有好日子过。 这个时候，1975年4月，报纸上又有类似情况的两则新闻出现，而且隔得更近。4月2日，我国人民尊敬的董老——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在北京病逝；4月5日，人民公敌蒋介石在台湾死了。监狱当局乘机又以《人民日报》来做手脚。他们送来刊有董老逝世新闻的报纸之前，暗中给我吃上抑制流泪的药品（女“犯人”在狱中会见前往探视的子女以前，许多人都给吃过这种药），使人怎么难受也流不出泪水。但到送给刊有蒋介石死讯的报纸之前，故意又给吃下相反作用的药。纵然如此，对人民公敌蒋介石的死也不会有丝毫的“难受”，更不会流眼泪。他们观察到这一点，又叫“狱卒”们把浓烈的刺激眼睛、容易流泪的硫酸液倾洒在囚室门口地上，还用扇子往屋里扇，力图逼出你的眼泪，可以上报你的“反革命感情”。结果，这一招也不灵验。其实，即使采取这种手段逼出几滴眼泪，不是也和他们伪造的那些“证据”同样毫无用处嘛！ 机关算尽，终归徒然。拖到1975年5月14日，早晨忽见张宏学跑来，让我收拾东西（其实就是四卷《毛选》，一本《语录》和一件故意留作8年冤狱“纪念品”的破烂衬衣），知道这是要释放我。因为这里的“犯人”已有许多人出去，每天都有成批的人出狱。当天中午回到家里，见到朝思暮想的家人和一些亲友，自然感到无限喜悦、宽慰。 但是，人从狱中出来了，“案子”却远没有了结。江青那张垂天大网依然罩在头上，心情依旧感到压抑。据说在我出狱那天，张宏学们那个中央专案组向报社领导小组成员讲了四条：（一）有人讲，穆欣是特务，经过审查，他不是特务；（二）中央没有给我们审查他是不是“五·一六”的任务；（三）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中央了解；（四）他犯过执行修正主义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随处可以看到不少敌视的眼光，报社头头每天还得给姚文元送去一份有关我的“动态”的报告。张卉中再也承受不住新的迫害，于1978年4月2日因遭长期折磨重病而含冤逝世——至死都没等到一个公正的结论，死后报社的两个负责人还不允许为她开追悼会。 经过孩子们奔走，得到北京市委谭庄同志的帮助，我于6月21日住进友谊医院检查、治疗，原想可以安静几天。不料刚到第5天，张宏学们就找到医院里来，像催命鬼般进行新的折磨，又在结论问题上做手脚，继续施加压力，逼令在他们诬陷自己的结论上签字。在我住院期间，从7月21日到8月8日，先后给我看过5个内容互异的结论稿，每一个都说我是“人民内部矛盾”，可是一直还是把我当敌人来看待。拒绝他们这种强加于人的诬陷，他们就秉承上司的旨意威胁说：“再不签字，就以拒绝签字论！”或者同你软磨：“今日你不签，我们就不走！”既然8年的监禁都不曾压服，这时哪个还会屈从他的淫威。拖到翌年10月，江青一伙垮台，张宏学也再未露面。办结论的专案组又换了两班，经过许多周折，直到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12月15日，方才有了一个彻底平反的结论：“穆欣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撤销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1975年8月6日结论，所谓整叶群‘黑材料’等，均系林彪、‘四人帮’妄加罪名，蓄意迫害。对林彪、‘四人帮’强加给穆欣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和莫须有的罪名统统推倒，予以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对因穆欣同志问题而受株连的家属、亲友和干部，应予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有关材料，按党中央规定处理。” 《结论》也写明了这次林彪对我进行迫害的情形：“1967年7月间，穆欣同志的弟弟杜保同，曾通过穆欣同志转送过七机部四院一派群众组织‘新红联’外调组‘关于蒋匪军委第六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情况调查’材料。10月份，青训班原教官欧阳敏纳给林彪写信，说有人在调查叶群在青训班的历史，林彪要吴法宪派人追查此事。追查中发现杜保同同志转送过材料、怀疑穆欣是‘黑手’，因而将杜保同、穆欣、张卉中同志拘留审查、进行迫害。穆欣同志在被关押期间，政治上受到迫害、精神上身体上受到残酷摧残，家属、子女及其亲友也受到株连。” 同日，对张卉中也作出了彻底平反的结论：“历史清楚，所谓特嫌问题纯属诬陷。因此，对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张卉中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1975年8月26日的结论应予撤销。……”1980年2月21日，光明日报社为张卉中举行了追悼会。 忆起蒙难8年九族株连，仿佛又坠入蛮烟瘴雨之乡，受骇浪惊涛之险。然而，寒心冰骨的严冬毕竟已成过去，雨过天晴，天空依然是那么蔚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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