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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下令征兵——3月16日法国实行两年兵役制——3月24日西蒙爵士和艾登先生访问柏林——斯特雷扎会议——5月2日法苏条约——6月7日鲍德温先生出任首相——霍尔爵士出任外交大臣——艾登先生被任命为国际联盟事务大臣——英德海军协定——其危险——在欧洲的深远影响——外交大臣的辩护——德国陆军的壮大——法国和德国的兵源。 几年来地下的偷偷活动，秘密的或掩蔽的准备，如今已成为过去了；希特勒终于感到自己已有足够的力量来提出第一次公开的挑战了。1935年3月9日，德国空军宣布正式成立，16日，宣布德国陆军今后将以国民征兵制为基础；接着不久，又公布了各项法令来实现这些决定，其实，实际行动早就开始了。法国政府对于行将发生的一切占有详细的情报，所以也在同一个重大日子中的早几个小时，就宣布把兵役延长为两年。德国的行动对建立国际联盟所根据的凡尔赛和平条约是一种公开的、正式的冒犯。在过去，德国是偷偷地或以种种借口和巧立名目的办法来破坏条约的，那时各战胜国因为沉迷于和平主义以及忙于国内政治，还比较容易推卸责任，不去正式宣布和约的被破坏或被违背，但在现在，问题却来得那么直截了当而粗暴。差不多在同一天，埃塞俄比亚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呼吁，抗议意大利对它的恐吓性要求。在这种背景之下，3月24日西蒙爵士与掌玺大臣艾登应希特勒的邀请访问柏林。法国政府认为这是不合时宜之举。法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已不是一年以前麦克唐纳竭力迫使他们要实行的裁军，而是要把义务兵役由一年延长为二年。按当时流行的舆论看来，这实在是一件费力的工作。不单共产党，即使社会党也会投票反对。当莱昂·勃鲁姆先生说“法国工人将奋起抵抗希特勒的侵略”的时候，多列士在亲苏党羽的欢呼中回答道，“我们绝不容许工人阶级被拖进所谓保卫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之中。” 美国除了希望每一个人都过得好之外，对欧洲的一切事情都不愿过问，而且决定以后绝不再为了欧洲的事情来自找麻烦了。但法国、英国，当然还有意大利，虽然彼此之间意见不一，但都觉得对希特勒这种断然违背和约的行为确有谴责的必要。于是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几个上次大战中的主要协约国，在斯特雷扎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些问题都在会上提出讨论。 ※ ※ ※ 艾登先生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内几乎完全致力于对外事务的研究。他在十八岁时离开伊顿公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六十来福枪旅服役四年，经过多次血战，屡立战功，升为副旅长，并获军事十字勋章。1925年当选为下院议员，不久，在鲍德温先生第二次执政时期，他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的政务秘书。1931年，在麦克唐纳—鲍德温的联合政府中，他被任命为外交部次官，在新任外交大臣西蒙爵士领导下工作。次官的职责虽常有变动，但他的责任总是有限的。他必须协助首长执行内阁决定的政策，但他自己并非内阁的一员，亦不能参预内阁会议，只有在牵涉到他本人的良心和荣誉的极端情况下，才可以对外交政策表示异议，甚至进行公开的争论或者辞职。 在这许多年中，艾登先生对于国外情况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对于负有如此重大责任的外交部的活动和思想也甚为熟悉。1935年西蒙爵士在对外事务上的做法，不论反对党或保守党中有影响的人物都不表赞同。从此，艾登先生以其知识及其非凡的天赋，日益获得人们的重视。因此，在1934年末，在受任掌玺大臣之后，出于内阁的希望，他仍然同外交部保持非正式的但极为密切的联系；并因此被邀随同他的旧上司西蒙爵士去柏林，进行这次不合时宜的但也不是毫无结果的访问。外交大臣在和希特勒会晤之后返回伦敦，带来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个重要消息，即依照希特勒的看法，德国现在已获得同英国的空军均势了。其后，艾登先生奉命访问莫斯科，在那里他和斯大林建立了联系，在几年之后，这种联系又恢复，对双方都有好处。在这次访问莫斯科的归途中，他的飞机遇到猛烈而持续的风暴，经过惊险的飞行最后着陆时，他几乎不省人事。医生说他不宜和西蒙去出席斯特雷扎会议了，此后他病了好几个月。在这种情况下，首相便决定亲自和外交大臣前往参加，尽管这时他自己的健康、视力和智力都显然正在衰退。所以，在这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中，英国的阵容是弱的。参加会议的还有法国代表佛朗丹和赖伐尔，意大利代表墨索里尼和苏维奇。 当时一致认为，公开破坏牺牲了好几百万人才得以订立的庄严条约，是绝不能容许的，但英国代表们在一开始就明白表示，纵令和约遭受破坏，他们也不会去考虑制裁的可能性。这自然就使会议只限于空谈。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大意是：由单方——意即一个方面——破坏和约，是不能容许的，并将请国际联盟行政院公布已暴露出来的情况。在会议的第二天下午，墨索里尼竭力支持这一行动，直率地公开申明反对一国侵略他国。最后的宣言如下： 三国政策的目的，就是在国际联盟的机构下集体维护和平，三国一致同意，要采取各种可行的方法，反对危及欧洲和平的单方面违背和约的行为，并将为了这个目的采取密切真诚的共同行动。 意大利的独裁者在演说中着重“欧洲和平”这几个字，在说完“欧洲”一词之后又用引人注意的姿势停顿了一下。他如此强调欧洲，立刻引起了英国外交部代表们的注意。他们竖起了耳朵，很明白墨索里尼的意思是，他一方面表示愿意同英法合作以阻止德国重整军备，而另一方面，又为他日后可能要对非洲的阿比西尼亚发动远征留有余地。要不要把这一点在会议上提出来呢？当天晚上，英国外交部官员进行了讨论。每一个人都十分希望在德国问题上取得墨索里尼的支持，认为不宜在这个时候对他提出不得侵犯阿比西尼亚的警告，因为这样做显然会使他大为恼火。所以，这个问题就没有被提出来，在无人过问的情况下轻轻放过了；而墨索里尼则以为协约国已默认了他的声明，让他可以自由对付阿比西尼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这种想法也有一定的理由。法国对这个问题保持缄默，会议就此结束。 跟着，在4月15日至17日，国际联盟行政院对所传德国下令实行普遍征兵制这一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为进行审查。派代表出席行政院会议的国家有：阿根廷共和国、澳大利亚、英国、智利、捷克、丹麦、法国、意大利、墨西哥、波兰、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和苏联。所有这些国家都投票赞成不得以“单方面”行动破坏和约这一原则，并把这个问题提交国际联盟大会讨论。与此同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瑞典、挪威、丹麦三国，由于深切关注波罗的海的海军均势，也联合表示一致支持。提出正式抗议的国家，总数有十九国之多，但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准备甚至到最后关头使用武力，因而他们的决定只能是空口说白话！ ※ ※ ※ 赖伐尔原本无意以巴尔图那种坚决的精神和俄国接近，但如今法国对此有迫切的需要。在关心法国前途的人看来，最重要的是，三月间仅以微弱的多数通过的两年兵役制还必须取得全国一致的支持。只有苏联政府才能左右对其效忠的那部分有重要作用的法国人。此外，在法国，人们普遍地希望恢复1895年旧有的联盟，或与此类似的同盟。5月2日，法国政府签署了法苏条约。这个含糊其辞的文件，保证在五年之内一国遇到侵略时，两国互相援助。 为了在法国政治舞台上取得确实的成果，赖伐尔先生到莫斯科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他在那里受到斯大林的欢迎。他们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其中有一些从未公布过的事，不妨在这里说一下。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急于知道的，当然首先是法国军队在西线的实力：究竟有多少个师，服役期多长？对这一方面进行了探讨之后，赖伐尔说：“你能不能设法对俄国的宗教和天主教徒给以一些鼓励？这将对于我和教皇的关系，有极大的帮助。”斯大林说：“啊哟！教皇！他有几个师？”至于赖伐尔怎么回答，我可不知道；但他当然很可能提到在游行中不一定看得到的若干个军团。赖伐尔始终无意使法国承担任何特定义务，而这正是苏联惯常要提出的要求。尽管如此，他仍然使斯大林在5月15日发表公开声明，对法国为了保持国家安全所必需的兵力而执行的国防政策，表示赞同。法国共产党得到了这个训令之后，立即转过头来，热烈支持国防计划和两年兵役制。法苏条约虽然是欧洲安全的一个因素，但它并没有规定在德国发动侵略时，对任何一方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所以其效力是极其有限的。法国并没有同俄国达成真正的联合。而且，这位法国外交部长在归途中曾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停留，参加毕苏斯基元帅的葬礼。在那里他与戈林会面，并进行极亲切的会谈。赖伐尔对苏联的猜疑和嫌恶，都通过德国的渠道及时地转告了莫斯科。 麦克唐纳先生的健康和能力逐渐衰退，已使他无法继续担任首相的职务。他在保守党方面从来是不受欢迎的。由于他的政治上的和战时的言行以及他的社会主义信仰，使保守党长期以来对他抱有成见，只是在后来的几年中出于怜悯而略见缓和。他是工党最痛恨的人；他们之所以痛恨他，显然是有理由的。虽然工党基本上是由他创立起来的。但在1931年，由于他的“背叛”（这是工党指责他的话），使工党一蹶不振。在政府的巨大多数中，他只有七个工党追随者。他用尽了最大个人力量来推行的裁军政策，现已证明完全失败。大选已为期不远，而在大选中，他也将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6月7日宣布他和鲍德温先生互调职位，鲍德温先生第三度出任首相，这完全不是意外的事。外交大臣一职亦同时易人。霍尔爵士在印度事务部辛勤工作，因政府的印度法案的通过而获得了荣誉，如今他要转到更重要的岗位上了。西蒙爵士的外交政策，一些时期以来一直受到与政府密切联系的一些有势力的保守党人的猛烈抨击。现在他被调任他所熟悉的内政部。外交大臣一职则由霍尔爵士继任。 与此同时，鲍德温先生采用了一种新奇的权宜办法。艾登先生这时声誉日增，并已恢复健康，他便任命艾登先生为国际联盟事务大臣，在外交部办公，地位与外交大臣相等，并有审阅文件和使用部员之权。鲍德温先生的目的，无非表示他重视国际联盟，重视我国在日内瓦的事务，以便同拥护国际联盟的强有力的舆论潮流相协调。大约在一个月以后，当我有机会来评论我所说的“设两个地位相等的外交大臣的新计划”时，我提醒议员们注意这种安排的缺点： 昨天首相说，这只是暂时的试验，我听到很高兴。我也觉得这恐怕不能持久下去，将来恐怕也不会实行。……我们所需要的是以独个人负责外交事务的整体思想，掌握全面，使每一个因素，每一件事情都为议会所同意的总目的服务。不管谁来当外交大臣，不管他是什么人，他必须在部里享有最高权力，而且在这个重要的部里的每一个人，都得听从他，并且只听从他一个人。我记得在战时我们曾讨论过统一指挥的问题，那时劳合·乔治先生说：“这不是某个将军比另一个将军好些的问题，而是一个将军比两个将军好些的问题。”在这困难时期，一个强有力的内阁没有理由不需要每天同外交大臣在一起，首相没有理由不随时召见他或他的属员。现在的问题如此复杂繁重，时局如此不断变动，我认为这种混乱局面会因双重领导和双重责任而弄得更加混乱。 所有这些话全都不幸而言中。 ※ ※ ※ 正当人和事都处在这种情形的时候，英国政府办了一件极其惊人的事情，这件事的起因，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海军部。 让陆、海、空的军人来搞政治，始终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他们进入一个其标准同他们一向所熟知的完全不同的新领域，当然，他们是遵循海军大臣和内阁的意向甚至指示来行事的，因为只有他们才负得起这个责任。不过海军部也吹来一股强烈的赞成之风。英德两国的海军部之间进行两国海军比例的谈判已有一些时日。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除准许有六艘不超过六千吨的轻型巡洋舰之外，排水量达一万吨的军舰，不得超过六艘。英国海军部最近发现德国新近正在建造的两艘袖珍战列舰，即“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其吨位都远远超过和约所准许的限度，其规格也完全不同，事实上是二万六千吨的轻型战列巡洋舰，或者可以称之为最高级的商船驱逐舰。 这种肆无忌惮的、欺诈性的破坏和约的行为，至少在两年之前（1933年）就有了周密的计划，而且已开始执行了，面对这种事实，海军部竟然还认为有订立英德海军协定的必要。 英国政府没有同它的法国盟友商量，也没有通知国际联盟，就这样进行了。英国政府一方面向国际联盟呼吁，并要求会员国支持对希特勒破坏和约军事条款的抗议，与此同时他们却暗中进行协议，把凡尔赛和约中的海军条款抛到九霄云外。 英德海军协定的要点，是德国海军不得超过英国的三分之一。这一点对海军部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们想起战前曾满足于两国的比例为十六比十。为了达到这个前景，同时又偏信德国在表面上的保证，于是他们就承认德国有权建造和约明文禁止它建造的潜水艇。按协议，德国可以建造的潜水艇，可达英国潜水艇实力的百分之六十，如果德国认为情势特殊，还可以达到百分之一百。当然德国要保证他们的潜水艇永远不用来袭击商船。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要潜水艇呢？因为，很明显，如果协定的其余部分被遵守，则仅就军舰而论，潜水艇是不能决定海战胜负的。 德国舰队可达英国的三分之一这个规定，可以使德国实行建造新舰的计划，使德国的造船厂开足马力至少也要干十年。所以，事实上这对于德国海军的扩充，等于没有什么限制或约束。他们可以尽最大可能加速建造。事实上，英国计划容许德国建造的军舰限额，已大大超过德国所打算建造的程度，这当然一部分是由于建造军舰和制造坦克之间对钢板需要的竞争。德国按规定可以建造的，有主力舰五艘、航空母舰二艘、巡洋舰二十一艘和驱逐舰六十四艘。但事实上，在战争爆发时已完成和接近完成的，只有主力舰两艘、巡洋舰十一艘和驱逐舰二十五艘，而没有一艘航空母舰，还不及我们慷慨答应的数额的一半。如果他们不造或少造战列舰，把可以利用的资源集中于巡洋舰和驱逐舰的制造，则他们在1939年或1940年和英国开战时，就可能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我们现在知道，希特勒曾对雷德尔海军上将说过，对英作战大概不至于在1944年和1945年以前开始。所以，德国海军的发展计划，是建筑在长远的基础之上的。只有潜水艇的建造才达到了协议所许可的程度。当他们能够超过百分之六十的限制时，就立即援用准许他们建造百分之一百的规定，到战争开始时，事实上建造了五十七艘。 至于新战列舰的设计，因为德国不是华盛顿海军协定或伦敦会议的签署国，他们就有多一层便利。当英、法、美三国都受三万五千吨的限制时，他们就立即建造“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这两艘巨型军舰的设计，其排水量都超过四万五千吨，一旦完成，就肯定成为世界海面上最强大的军舰。 这个协定同时也使希特勒在外交上得到很大的便利来分裂协约国，使其中一个国家轻易地宽恕他对凡尔赛和约的破坏，他还可以由于与英国达成协定，在协定的核准下，获得重整军备的充分自由。协定的公布，给了国际联盟又一个打击。法国人有充分理由埋怨英国准许德国建造潜水艇，因为这将危及他们的基本利益。墨索里尼则从这一件事中看出了英国对盟友并无信义：只要英国自己的海军利益有了保障，它显然愿意尽量迁就德国，而不考虑受到德国陆军扩充的威胁的友邦利益。英国这种看来不讲道义的自私态度，不啻是鼓励墨索里尼继续推行侵略阿比西尼亚的计划。至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只是在两星期以前，还勇敢地对希特勒在德国陆军实行征兵制提出抗议，现在却发现英国在幕后暗中同意德国建立海军，其实力虽仅及英国的三分之一，但就是在这个限度之内，也足够使它称雄于波罗的海了。 英国的大臣们对德国提出和我们合作废除潜水艇的建议，大大地卖了一番力气。其实德国人明知这个建议附有其他各国必须同时表示同意这一个条件，人人都知道，其他国家绝对不会表示同意的，所以他们提出这个建议，实在是最稳妥也没有的了。德国之所以同意对潜水艇的使用加以限制，不得对商船进行不人道的袭击，也是因为它明知别国不会同意之故。谁能相信德国人一旦有了庞大的潜水舰队之后，在看到他们的妇孺因英国的封锁而挨饿时，还会不去充分利用这种武器呢？我把这种想法称为“十足受骗”。 这个协定不仅不可能把裁军推前一步，如果付诸实行，几年以后，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全世界建造新舰的热潮。法国的海军，除了它最新建造的舰只之外，都需要重新改装。而这又将影响意大利。至于我们，很明显，我们必须大规模重建英国舰队，以便在新式舰只方面维持三比一的优势。也许我们认为，德国海军既被允许有英国的三分之一，这对于海军部来说，就是英国的海军要三倍于德国。这也许使我们能够合理地，虽则为时已晚地重建我们的舰队。但那些政治家在哪里呢？ 海军大臣博尔顿·艾尔斯—蒙塞尔爵士在1935年6月21日向议会宣布这个协定。我一有机会，即在7月11日，其后又在7月22日，就对这个协定进行抨击： 我不相信英国这种单独行动将会有利于和平事业。其直接的反应，就是使德国舰队的吨位日益增加，使它能够绝对控制波罗的海，并且不久以后，阻止欧洲发生战争的因素之一也就将逐渐消失了。就地中海的形势而论，我认为我们遇到的困难更大。如果法国为了对抗德国而不得不把它的舰队加以现代化的改造，而意大利又照此办理，那么各国一定会大量建造新舰，看到那种情形，我们亦将被迫重建我们的舰队，不然就会影响到我们在地中海的地位。但最坏的情况则是影响我们在世界那一边的地位，就是说，在中国和远东的地位。这对于日本真是意外的收获！看看后果吧。海军大臣说要“正视现实”。可是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完成，英国的舰队将大部分停驻北海。这就意味着远东的整个形势大大改变，不但对美国和英国不利，而且对中国也不利…… 我引以为憾的是，关于德国海军复活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同我们的欧洲盟国磋商，也没有同那些和我们一样因德国大事扩军而影响其命运并深为恐惧的许多国家协同处理。德国所扩充的究竟是什么军备，那是无从精确估计的。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可以建造远比我们预料更为强大的军舰，连我们的海军部事前也不知道。我们已看到他们在空军方面所做的事情。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确知德国在本财政年度开支的数额，那么，德国用于全面备战的巨额开支必定使本院和全国大为震惊。大量的经费用在全国各地进行战备建设，使这个强大的日耳曼民族和帝国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军火库，而且确实快要动员起来了。 ※ ※ ※ 霍尔爵士为了答复来自国内和欧洲的种种批评，1935年7月11日在受任外交大臣后的第一次演说中提出了相反的论证。在这里也应该提出来： 英德海军协定完全不是一项自私的协定。我们决不会订立在我们看来对其他海军国家不利的协定。而我们所订立的协定，我们认为它不但不会妨碍，而且一定会促进全面的协定，否则我们绝不会订立的。至于海军裁军问题，向来和陆军、空军的裁军问题分别处理。海军问题向来是单独处理的，并且就我所知，单独处理这个问题向来是各海军国家的意图。 但除了法律的理由之外，在我们看来，为了和平的利益——这是英国政府的主要目的——确实有充分理由缔结这个协定。根据我们的海军专家的意见，我们应该把这个协定看作不列颠帝国的安全协定。在这里，我们又发现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来消除在大战前曾引起人们愤恨的主要原因之一——德国海军的军备竞赛。顺便提一提，在讨论中，德国政府发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声明，说他们今后将消除使战争成为非常可怖的原因之一，即潜水艇对商船的无限制的袭击。第三，我们确实认为这是达成协议的好机会，这个协定从海军的角度看来，显然将有利于其他的海军国家，包括法国在内……由于现在的法国舰队同我们的舰队接近相等，因而这个协定可以使法国舰队比德国舰队永远占百分之四十三的优势，而在战前，它比德国大约少百分之三十……所以我敢相信，当世界对这些结果作冷静的观察时，极大多数赞成和平、赞成限制军备的国家，都会说英国政府不但采取了明智的措施，并且采取了在当前状况下唯一可能的措施。 事实上，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准许德国在今后五六年中大力从事扩充罢了。 ※ ※ ※ 这时，在陆军方面，德国在1935年3月16日正式实行征兵制度，这是对凡尔赛和约从根本上进行挑战的开端。现在德国陆军的扩充和改组，其采取的步骤并不限于技术方面。 国社党国家的陆军的全部职能，需要有明确的确定。1935年5月21日的法律，其目的就是把秘密训练的专门人材中的技术骨干分子加以扩充，使之成为整个国家的武装表征。德国陆军改称为国防军。军队归最高领导元首统辖。每一个士兵，不是像以前那样对宪法宣誓，而是对希特勒个人宣誓。陆军部直接听命于元首。兵役是人民的主要义务。陆军的责任在于教育和永久地统一全国人民，法律的第二条规定：“国防军是德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和进行军事教育的学校。” 这实际上就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的一段话的正式的和合法的体现。这段话是： 未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应重蹈以前的错误：使军队负有它所没有或不应有的任务。德国的军队不应成为保持民族特性的学校，而应该成为促使所有的德国人互相了解互相调节的学校。国家生活中不论有什么分裂的因素，应通过军队来加以统一。它还应把青年人的眼界从其狭小的乡土领域扩大到整个德国国家。他所必须尊重的，不应是他出生地的疆界，而是他祖国的疆界；因为这才是他所要保卫的。 在这些思想基础上，法律规定了新的军区编制。把陆军编为三个司令部辖区，分设司令部于柏林、卡塞尔和德累斯顿三地。再分成十个（后来改为十二个）军区。每一个军区有一个军，由三个师组成。此外还计划组织一种新部队——即装甲师，并且不久就成立了三个装甲师。 兵役的详细计划亦经拟定。新政权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把青年组织起来。从参加希特勒青年团起，德国少年到十八岁就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冲锋队两年。根据1935年6月26日的法律，参加劳动营成为每一个年满二十岁的德国男子的一种强迫义务。他必须为国家服务六个月，修筑道路，建造兵营，或填平沼泽，从而使他在身体上和精神上能够适合于尽一个德国公民的最高义务即服兵役。在劳动营中，强调不分阶级，加强德国人民的社会团结；在军队中，则强调纪律和国家领土的统一。 根据赛克特的建军思想所拟定的训练新军和扩充干部的重大任务，现在开始了。1935年10月15日，希特勒又一次公然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规定，恢复德国参谋学院，希特勒亲自出席正式的开学典礼，随同参加典礼的有三军将领。参谋学院是金字塔的塔尖，金字塔的基础就是无数的劳动营。1935年11月7日，在1914年出生的第一批青年应召入伍；共有青年五十九万六千人，准备接受战争技术的训练。因此，至少在纸面上，德国的陆军一下子就发展成为一支七十万人的精兵。 随着训练工作而来的问题，就是筹款重整军备和发展工业以适应国家新军需要的问题。根据秘密的命令，沙赫特博士成为事实上的德国经济独裁者。赛克特的先行工作，现在投入最高级的试验。其主要的困难有二：第一，扩充军官团； 第二，组织特种兵，如炮兵、工兵和通讯兵。到1935年10月，成立了十个军团。一年以后，又增加两个军团，到1937年10月又增设第十三个军团。警察的组织也成为武装力量的一部分。 谁都明白，在1914年出生的第一批青年应召入伍以后，其后几年入伍新兵的数量将逐渐减少，这是由于世界大战期间出生率降低之故，在德国和法国，都有同样的情形。因为这个缘故，在1936年8月，德国把服兵役的期限延长为两年。 在1915年出生的男子约有四十六万四千人，再加上延役一年的1914年出生的兵员，因而在1936年参加正式军事训练的德国男子的人数，达一百五十一万一千人，半军事性的纳粹党所属组织和劳动营还不包括在内。在同一年里，法国军队的兵力，不包括后备军，共有六十二万三千人，其中只有四十万零七千人留驻法国。 即使是普通的会计师都可以相当精确地预算出来的下列数字，很可以说明问题： 法国和德国在1914年到1920年出生而在1934年到1940年应召入伍的男子人数比较表： 出生年 德 国 法 国 1914 596，000人 279，000人 1915 464，000人 184，000人 1916 351，000人 165，000人 1917 314，000人 171，000人 1918 326，000人 197，000人 1919 485，000人 218，000人 1920 636，000人 360，000人 3，172，000人 1，574，000人 这些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一一成为事实之前，它只是警告的阴影。直到1935年，人们所做的一切事情，远远没有使法国的陆军及其庞大的后备军达到应有的兵力和威力，且不说它的为数不少而强有力的盟国了。即使在这个时候，本来还可以利用我们不难取得的国际联盟的权威作出断然的决议，或许也可以阻止这一事态的发展。可以把德国传到日内瓦会议去，请它提出详细的解释，组织协约国联合调查团，调查它破坏和约、重整军备和建立军队的情形。如果德国拒绝，就立即重新占领莱茵河桥头堡，直至德国确实完全遵守和约为止。这还不至于引起有力的反抗，也许不至于流血。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少可以无限期推迟爆发。法国和英国的参谋人员，对许多事实及其一般趋势是很清楚的，两国政府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但法国的政府，由于着迷地玩弄政党政治而频频更迭，英国政府则与此相反，一致同意保持现状，得过且过，也导致同样的弊端。两国都未能采取有力的或断然的行动，尽管这些行动完全合乎条约且也是理所当然的。法国政府并没有由于盟国的压力而全部接受裁军的要求，但法国政府和英国的一样，没有胆识，不能对赛克特在他那时所说的“德国军事力量的复活”进行有效的抵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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