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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梅、霍利斯和雅各布——五年没有变动——参谋长委员会的稳定——自1941年至1945年，除一人死去外，没有其他变动——在最高机关政治家和军人亲密无间——私人通信——我同罗斯福总统的关系——我5月15日致总统的电报——“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那渐渐聚集、郁积已久的狂风暴雨，现在终于向我们猛烈袭来了。在这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中，第一次交锋就有四五百万人互相对垒。在上次大战的艰难岁月里和这次大战的初期，我们惯于躲在法国战线的后面过日子，而今这条战线在一个星期之内竟被摧毁得不堪收拾。不到三个星期，久负盛名的法国陆军竟土崩瓦解，溃不成军，英国的陆军被赶下大海，所有的装备损失无遗。不到六个星期，我们就发现自己成了孤军，几乎被解除了武装，节节胜利的德国和意大利掐住我们的咽喉，整个欧洲落入了希特勒的魔掌，而日本则在地球的另一半边虎视眈眈。正是面临这种种事实和黯淡的前景，我就任首相兼国防大臣的职务，担负起首先组织一个包括所有政党的政府的任务，以便采取一切被认为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办法，来处理英王陛下的国内外事务。
差不多正好是五个年头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对我们的处境抱比较乐观的看法。意大利被征服了，墨索里尼被杀死了。
强大的德国军队无条件投降了。希特勒自杀了。除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大批的俘获以外，在二十四小时内将近三百万德国士兵被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在意大利和蒙哥马利元帅在德国俘虏了。法国获得了解放，重整旗鼓，振作起来。我们同我们的盟国——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帝国——携手迈进，迅速地摧毁了日本的抵抗。这一对比确实是惊人的。这五年中所经历的道路是漫长的、艰苦的和危险的。那些在这条道路上倒下去的人们，并没有白白地牺牲他们的生命。那些昂首阔步地走到尽头的人们，将因为曾经光荣地走过这条道路而永远感到骄傲。
※ ※ ※
要阐明我做的工作和著名的全国联合政府的成立经过，我首先有责任阐明愈是艰难愈是紧密团结的大不列颠及其帝国对那最终成为这么多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事业，做出的贡献有多么大和起了什么作用。我这样做，并不是要和我们最伟大的盟国美国作令人不快的比较，或者毫无意义地论个高低，我们对美国的感激是无法衡量和永远不忘的，但是，让大家知道和了解英国在战争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是符合英语世界的共同利益的。因此我作了一张表，这个表包括了整个的战争时期。表中指出，直到1944年7月为止，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与敌接触的师的数目大大超过了美国。这个总的数字不但包括了欧洲和非洲战区，并且也包括了在亚洲对日作战的所有地区。直到1944年秋天大批美国军队到达诺曼底为止，在太平洋和大洋洲以外的每一个战区，我们一直有权利至少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而且往往是最主要的伙伴讲话的；
直到上述时期为止，在任何月份内各个战区所有的师的集结情况也是如此。从1944年7月起，从与敌接触的师数来看，美国战线变得越来越突出，而且一直这样下去，不断扩大，捷报频传，直至十个月后取得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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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国驻法远征军。
②不包括在阿比西尼亚的游击队。
③不包括菲律宾军队。
东方战区和西方战区的分界线画在一条通过卡拉奇的南北线。
以下各地·没·有当作作战地区：
印度西北边境、直布罗陀、西非洲、冰岛、夏威夷、巴勒斯坦、伊拉克、叙利亚。
（1941年7月1日除外）。
马耳他岛作为一个作战地区，从1942年1月到1943年7月，阿拉斯加也作为一个作战地区。
外国分遣队——如自由法国人、波兰人、捷克人——没有包括在内。
我作的另外一个比较表明：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人员的牺牲甚至比我们英勇的盟国人员的牺牲还要大。英国武装部队的死亡、失踪、被认为是已死亡的人数共达三十万零三千二百四十人，再加上各自治领、印度和各殖民地的十万零九千人，总数达四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人。这个数字还未包括联合王国国内死于空袭的六万零五百平民，也未包括大约三万名死亡的商船船员和渔民。与这些数字相比，美国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牺牲的人数是三十二万二千一百八十八人①。我之所以列举这些令人伤心的光荣牺牲的人数，是深深相信由这么多宝贵的鲜血所凝成的平等的战友关系，将继续博得英语世界的人们的崇敬，并鼓舞他们的行动。
①艾森豪威尔：《欧洲十字军》，第1页。
在海洋上，美国当然肩负了太平洋战争的几乎全部重担，1942年，他们在中途岛附近、在瓜达卡纳尔岛以及在珊瑚海所进行的决定性战役，使他们在那辽阔的海洋上获得了全部的主动权，给他们打开了袭击所有被日本占领的地方的道路，并最后袭击日本本土。美国海军是不能同时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承担重任的。在这里我有责任摆明事实。在欧洲战区、大西洋和印度洋上击沉的七百八十一艘德国潜艇和八十五艘意大利潜艇中，有五百九十四艘是英国海军和空军击沉的；英国海军和空军除了击毁或俘获意大利全部舰队外，还消灭了德国的全部战舰、巡洋舰和驱逐舰。
把击毁的潜艇数字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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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毁潜艇总数：996
①“英军”和“美军”这两个词，包括他们作战时指挥的盟国部队在内。表中有零头数字的，是由英军、美军共同“击毁”的。共同“击毁”的事例很多，但在击毁的德国潜艇总数里，把零数加成为整数。
在空中，美国从珍珠港事件后的最初时刻起，便以最大的规模做出巨大的努力投入战斗，特别是使用了他们的白天“空中堡垒式”轰炸机；他们的空军既用来打击日本，也用来从英伦三岛打击德国。但是，当1943年1月我们到达卡萨布兰卡后，便没有一架美国轰炸机在白昼向德国投下过一颗炸弹，这是事实。不久之后，他们所做的巨大努力就有了成果；
但是，直到1943年年底为止，英国在德国投下的炸弹合计起来，无论白天或黑夜，都以八吨对一吨之比，超过了美国飞机所投的炸弹，只是在1944年的春天，美国的轰炸才超过了我们。在这方面，如同在陆地和海上一样，我们是从开始就参与了整个过程的，只是到了1944年，美国的巨大的作战努力才赶上和超过了我们。
有一点必须记住，从1941年1月开始实行租借法案起，由于美国的慷慨援助，我们的军需供应增加了五分之一以上。
有了他们给予我们的物资和武器，我们实际上就能够以全国四千八百万人当五千八百人去作战。同时，在海运方面“自由轮”的大量建造，使物资的供应能经过大西洋源源而来。另一方面，对整个战争期间各国的船运由于敌方军事行动而遭受的损失，也应作一个分析，记在心里，其数字如下：
国别 损失总吨数 百分比
英国 11，357，000 54
美国 3，334，000 16
（不受敌人控制的）其他各国 6，503，000 30
__________________
21，194，000 100
在这些损失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在大西洋，其中包括英国沿海水域和北海，只有百分之五的损失是在太平洋。
列举以上事实，并不是想得到不应有的功劳，而是要在一个能博得公正人士的尊敬的基础上，说明在世界历史的危急关头，首当其冲的这个小岛的人民在各种形式的战争活动中做出了多么艰巨的努力。
※ ※ ※
在大战方酣的时刻组织内阁，尤其是一个联合内阁，大概比在和平时期容易得多。责任感压倒一切，个人的打算也就退居其次了。把主要的安排同其他各党的领袖们——在各自的组织正式授权下——确定以后，所有我邀请的人，就像作战中的士兵一样，都毫无异议地表示要即刻走向指定给他们的岗位。把政党的基础正式确定后，据我看，在我所要会见的大批人士中，任何人都未抱有私心。即使少数几个人有所犹豫，那也还是为公考虑。这种崇高的行为在保守党和全国自由党的许多大臣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必须离开自己的职位，抛弃自己的事业，而且要在这种大关头和令人激动的时刻脱离公职，有许多人甚至是终身脱离。
保守党在下院所占的席位比其他各党加在一起还多一百二十余席。张伯伦先生是他们推选的领袖。我不能不认识到，在我对他们进行了多年的批评而且往往是严厉的谴责之后，我取张伯伦而代之，这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必然是非常不愉快的，除此以外，他们大多数人必然了解，我的一生是在同保守党的摩擦或实际斗争中度过的；我曾经在自由贸易问题上与他们分道扬镳，后来，又作为财政大臣回来与他们共事。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在关于印度、外交政策和缺乏战争准备这些问题上，我是他们主要的对手。接受我当首相，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许多可敬的人感到痛苦，而且，忠于党所推选的领袖，是保守党人首要的特色。如果说在战前的几年里，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未能履行他们对国家的责任，那也是由于他们忠于他们所选的领袖的缘故。这些考虑丝毫没有使我感到担忧。我知道，大炮的声音是压倒一切的。
首先，我请张伯伦先生担任下院的领袖兼枢密院长，他都一一接受了。这件事并未宣布。艾德礼先生告诉我，在这样的安排下，工党不容易工作。在联合政府中，下院的领袖必须是大家都接受的人。我把这点告诉了张伯伦先生，在他爽快的同意下，我亲自担任下院领袖，一直到1942年2月。
在这个时期内，艾德礼先生担任我的副职，处理日常工作。他在反对党中的长期经验是有很大价值的。我只在有最严重的事情时才到场。这样的情况是经常有的。许多保守党党员觉得：他们党的领袖没有被人看在眼里。每个人都敬佩他的为人。当他以新的身分第一次步入下院时（5月13日），他的党的所有党员——下院中的大多数人——一致起立，对他热烈表示同情和敬意。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向我致意的主要来自工党议员席。不过，张伯伦先生对我的忠诚和支持是始终不渝的，我对自己满怀信心。
工党成员和某些又能干又积极但未纳入新政府的人，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要求肃清那些“有罪的人”，肃清那些应对慕尼黑协定负责或由于备战不力而应受批评的大臣。其中哈利法克斯勋爵、西蒙勋爵和塞缪尔·霍尔爵士成了众矢之的，但是，目前并不是排斥那些长期担任要职的有才干的爱国人士的时候。如果这些爱好批评的人想怎么就怎么的话，保守党的大臣至少有三分之一就不得不辞职。由于张伯伦先生是保守党的领袖，所以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运动对全国的团结是有害的，而且，我也无需研究所有这些罪责是不是应由一方来承担。正式的责任是应由当时的政府承担的，但是道义上的责任则牵连甚广。可以摘引工党大臣——自由党大臣也不例外——所发表的许许多多言论和投票记录，他们的那些言论和投票都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非常愚蠢的，这在我脑子里都记得，而且可以详细列举。我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不追究过去的事情，因此，我对这些分裂的倾向进行了抵制。
我在几星期以后说：“如果想拿现在来裁判过去，那就会失去未来。”这一论点以及当时的严重局势，制止了那些所谓的迫害异端的人们。
※ ※ ※
5月11日清晨，我给张伯伦先生写了一封信说：“一个月内谁也不变动住处。”这就在战争的紧要关头避免了一些小小的麻烦。我继续住在海军部大楼里，并且把地图室和楼下的几个好房间当作我的临时总部。我向他报告我同艾德礼先生的谈话和组织新政府的进展情形。“我希望今天晚上为英王把战时内阁和作战机构组织完备。战争促使我们不得不赶快完成……由于我们〔两人〕必须如此密切地一起工作，我希望你再次迁入我们都很熟悉的你在十一号的旧居①，并且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到有什么不方便。”我接着写道：
我并不认为今天有什么必要举行一次内阁会议，因为陆军和其他部队都在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战斗，但我仍希望你和爱德华〔哈利法克斯〕在晚间12时30分到海军部作战室来，以便我们一起察看地图，进行商谈。
①在唐宁街的这幢房子，通常是财政大臣居住的。
英国和法国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安特卫普——那慕尔一线；这条战线在受到袭击之前，看来很有希望可由盟军加以牢固地占领。此事必须在大约四十八小时内完成，并且要认识到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另方面，德军还没有强渡艾伯特运河，而且据报告说比利时人打得很好。荷兰人也在进行顽强的抵抗。
※ ※ ※
我在最初那些天的经历是奇特的。一个人埋头于战事，一切思想都集中在战争上，可是对战争又拿不出什么办法来。在全部时间里，既要组织政府，又要会见客人，还要调整各政党之间的平衡，那些时刻是怎样度过的，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我的记录也没有记载。那时，一个英国政府拥有由英王任命的六十到七十位大臣，要把他们像拼图片似的拼成一体，而且在当时还要照顾到三个政党的要求。我不但需要会见所有的主要人物，而且还至少要腾出几分钟来会见大批被选出来担任重要职务的有才干的人。首相在组织联合政府时，在考虑各党中由哪些人来担任分配给该党的职务时，必须充分尊重各党领袖的意愿。我主要是依据这项原则办事的。如果有谁本该获得更好的职位，但由于他们党的负责人的意见而没有选上，或者，甚至不顾那种意见也没有选上，我就只好表示遗憾了。不过，从整个来说，这种难办的事情是很少的。
就克莱门特·艾德礼来说，他是我的一个具有战争经验并久谙下院工作的同僚。我们只是在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上有分歧，但是，这些分歧很快就被战争抛在一边，要求个人完全服从国家。在整个联合政府期间，我们一起工作得十分融洽，彼此信任。阿瑟·格林伍德先生是一位颇有胆量和见识的顾问，也是一位善于助人的好朋友。
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作为自由党正式领袖，感到难于接受空军大臣的职务，因为他的追随者觉得他应该在战时内阁中占有一个席位。但这是不符合小型战时内阁的原则的。
因此我建议：凡是遇到涉及重大政治问题或党派团结的事情时，便请他出席战时内阁。他是我的朋友，而且在我1916年在朴罗格斯提特（“普拉格街”）指挥皇家第六苏格兰火枪团时，他曾经担任我的副指挥，他本人也渴望进行我为他保留的范围广大的活动。经过一再磋商之后，这个问题便融洽地解决了。至于贝文先生，我是在战争初期因设法解决海军部对于拖网船的迫切需要才和他认识的，他在加入内阁出任劳工大臣这一极其重要的职务之前，必须同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磋商，因为他是该会的书记。这件事花费了两三天的工夫，但是是值得的。这个英国最大的工会，一致同意贝文出任该职，而且坚决支持他五年之久，直至我们获得胜利。
最大的困难发生在比弗布鲁克勋爵身上。我是相信他能做出非常卓越的贡献的。根据我在上次大战中取得的经验，我决定把飞机供应及设计的工作从空军部分出来，我希望他担任飞机生产大臣。他起初好像不大愿意担任这一职务，空军部当然也不愿意把他们的供应部门划分出去。还有其他阻力妨碍任命他担任这一职务。不过，我确信我们的生存有赖于新式飞机的源源不断的生产；我需要他那种生气勃勃的旺盛精力，因此我坚持了我的意见。
※ ※ ※
遵照议会和报界发表的普遍意见，战时内阁必须是小型的。因此，我开始只要五个成员，其中只有一个人，即外交大臣，掌管一个部。这些人自然是当时的主要政党的政治家。
为了便于处理事务起见，财政大臣和自由党领袖是要经常出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常出席”的人数就逐渐增加了，但是全部责任还是落在五位战时内阁大臣的身上的。如果我们不能打赢这场战争，应当被送到伦敦塔山①斩首的，就只是这五个人。其余的人要被处分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掌管的部门有所失职，而不是因为他们制定了政府的政策。除了战时内阁以外，谁都可以说：“我不能对这件事或那件事负责。”
政策上的重担是由更高一级来承担的。这在即将来临的日子里使许多人打消了种种顾虑。
①伦敦塔山是中世纪英国监禁、处决囚犯的地方。——译者
以下是全国联合政府在大战期间逐日建立的几个阶段。
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国防大臣和下院领袖 丘吉尔先生* 保守党
枢密院长 内维尔·张伯伦先生* 保守党
掌玺大臣 克·理·艾德礼先生 工 党
外交大臣 哈利法克斯勋爵* 保守党
不管部大臣 阿瑟·格林伍德先生 工 党
海军大臣 A·V·亚历山大先生 工党
陆军大臣 安东尼·艾登先生* 保守党
空军大臣 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 自由党
大法官 约翰·西蒙爵士*（后为西蒙勋爵） 国家自由党
财政大臣 金斯利·伍德爵士* 保守党
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 无党派
殖民地事务大臣 劳埃德勋爵 保守党
贸易大臣 安德鲁·邓肯爵士 无党派
军需大臣 赫伯特·莫里森先生 工党
新闻大臣 艾尔弗雷德·达夫·库珀先生 保守党
印度与缅甸事务大臣L·S·艾默德先生保守党
卫生大臣 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先生 国家工党
劳工与兵役大臣 欧内斯特·贝文先生 工党
粮食大臣 伍尔顿勋爵B 无党派
自治领事务大臣兼上院领袖 考尔德科特子爵* 保守党
苏格兰事务大臣 欧内斯特·布朗先生国家 自由党
飞机生产大臣 比弗布鲁克勋爵 保守党
教育委员会主席 赫·拉姆斯博瑟姆先生* 保守党
农业大臣 罗伯特·赫德森先生* 保守党
运输大臣 约翰·里思爵士* 无党派
海运大臣 罗纳德·克罗斯先生* 保守党
经济作战大臣 休·多尔顿先生 工党
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 汉基勋爵* 无党派
年金大臣 W·J·沃默斯利爵士* 保守党
邮政大臣 W·S·莫里逊先生* 保守党
主计大臣 克兰伯恩勋爵 保守党
检察总长 唐纳德·萨默维尔*（王室顾问） 保守党
苏格兰检察总长 T·M·库珀先生*（王室顾问） 保守党
副检察总长 威廉·乔伊特爵士*（王室顾问） 工党
苏格兰副检察总长J·S·C·里德先生*（王室顾问） 保守党
*上届政府成员。
在我的长期政治经历中，我曾经担任过国家的大部分重要职务，但我毫不迟疑地承认，我目前担任的职务是我最喜爱的。权力，如果被用来对同胞作威作福，或者用来增加个人的虚荣，就应该被认为是卑鄙的，但是，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当一个人相信自己知道应当发布何种号令的时候，执掌权力就是一件幸事。在任何活动范围内，第一号职位同第二号、第三号或第四号职位是无法相比的。除第一号人物之外，所有其他的人的职责和问题是迥然不同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比较艰难的。当第二号或第三号人物不得不提出一项重大计划或政策的时候，那往往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他不但要考虑政策的得失，而且要考虑领导的意图；不但要考虑提什么意见，而且要考虑在他的地位提哪些意见才恰当；不但要考虑做什么，而且要考虑怎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同意，怎样才能付诸实施。而且，第二号或第三号人物还得考虑第四号、第五号和第六号人物的意见，说不定还要考虑内阁以外的某个头面人物——第二十号人物的意见。每个人都是雄心勃勃的，这倒不一定是为了达到庸俗的目的，而是为了博得名声。
往往有些观点也可能是正确的，而且有好些观点是颇有道理的。1915年，我在达达尼尔海峡吃过一回大亏，那时，我是一个下级，但却试图发动一次重大的作战行动，结果，我那雄伟的计划遭到彻底的失败。人们进行这种冒险行动是不明智的。这一教训深深影响了我的性格。
居于首脑地位，情况就简单多了。一个公认的领袖，只要他确信怎么做最好，就可以怎么做，也就是说，只要他决定那么做就可以那么做。对第一号人物的忠诚是巨大的。如果他跌倒了，就把他扶起来。如果他做错了，就对他的错误加以掩盖。如果他睡着了，就不要随便打扰他。如果他无能，就撤他的职，但是，最后这种极端的手段，是不能天天采用的；而在他刚刚当选之后的日子里，自然就更不会采用了。
※ ※ ※
作战指挥机构的根本改变重实际而不重表面。“宪法，”拿破仑说：“应当简短而且要措辞含糊。”现有的组织原封不动，人员一个也不改换。战时内阁和参谋长委员会起初还是每天碰头，和过去一样。在英王批准下，我自己担任国防大臣，我这样做，并没有对法律或宪法有所改变。我很谨慎，没有明确说明我有哪些权利和义务。我未向国王或议会要求特殊的权力。不过，有一点是大家明了和接受的，那就是在战时内阁和下院的支持下，由我全面指挥战争。我接任后的关键性改变，自然是由一位没有明确权限的国防大臣来监督和主持参谋长委员会。由于这位国防大臣又是首相，所以他享有这个职位所固有的一切权利，其中包括任免所有专门人员和政务人员的极其广泛的权力。这样，参谋长委员会在和政府行政首脑的日常的直接接触中，第一次获得了应有的适当地位，并且在同他取得一致的情况下全盘控制了战争和武装部队的指挥工作。
海军大臣以及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的地位虽然形式上不变，但在实际上却大受影响。他们不是战时内阁的成员，也不出席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他们仍然对各自的部门负完全的责任，但是他们很快地、而且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就不再担负制订战略计划和逐日的作战指挥工作了。这些计划和工作是由参谋长委员会在首相兼国防大臣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因而是得到战时内阁认可的。海陆空三军的大臣是我为海陆空三军挑选的我的非常能干而又可靠的朋友，他们办事是不拘泥于形式的。他们组织并管理日益壮大的部队，而且按照英国人爽快利落、讲求实效的方式尽量帮助大家。由于他们是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并经常同我接触，所以他们了解全盘情况。
他们的专职部下，即各军参谋长，同他们讨论一切问题，对他们极其尊敬。但是，作战要有总的指挥，他们对这种指挥是忠实地服从的。从来没有发生过侵犯权力的事情，而且在这个圈子里，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但是战争的实际指挥权不久便掌握在少数几个人的手中；过去似乎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现在变得简单多了——当然，此事在希特勒就不同了。
尽管局势动荡，尽管我们要忍受许多灾难，但是这个机构几乎是在自动地工作，我们的思想连贯一致，能够非常迅速地付之实行。
※ ※ ※
虽然海峡的彼岸正在进行着一场恶战，同时读者又无疑要急于了解那里的情况，但是让我在此刻把我从当权之日起就拟订并执行的处理军事和其他事务的制度和方式描述一下，是有好处的。我坚决主张处理公务要用书面。毫无疑问，事后检查起来，在事务紧迫的情况下随时写下来的东西，有许多难免是不相符的或者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还是愿意冒险这么做。除了有关军事纪律的事情以外，我觉得发表意见和意愿，总是比发布命令妥当一些。然而，法定的政府首脑兼专门负责国防的大臣亲自发出的书面指示，却起了这样大的作用：在形式上虽非命令，但往往能付之实行。
为了确使我的名字不轻易使用，我在7月的紧急时期发出了下列备忘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帝国总参谋长
和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 1940年7月19日
我发出的一切指示概用书面，或在事后立即用书面的形式加以证实，在国防问题上，一切被认为是由我决定的事，除有书面记录的以外，我概不负责，希望你们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当我上午8点左右醒来的时候，我就阅读所有的电报，并在床上口授大批发给各部及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和指示。
这些备忘录和指示一经口授完毕就陆续打印出来，立即交给战时内阁副秘书（主管军事）兼我的驻参谋长委员会的代表伊斯梅将军，他每天清晨都来见我。这样，当参谋长委员会在10点30分开会时，他就有许多书面的东西带给他们。他们在讨论总的形势的同时，是充分考虑我的意见的。这样，在下午3点至5点，除非我们之间有某些异议需要进一步磋商之外，一整批由我或由各参谋长发布的经过我们大家同意的命令和电报就准备妥当了，就可以解决那些需要马上决定的事情了。
在总体战中，很难在军事问题和非军事问题之间划出什么明确的界线。军事参谋人员和战时内阁人员之间所以没有发生过这种摩擦，主要是由于战时内阁秘书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的为人。这位前桂冠诗人①的儿子，不但是一个孜孜不倦、十分称职的工作人员，而且是个具有非凡的毅力、才干和优美风度的人，在他的性格中丝毫也没有一点忌妒心。他最关心的是，战时内阁秘书处作为一个整体应当尽最大的能力为首相和战时内阁服务。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他自己的个人地位，在秘书处的行政人员和军事人员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龃龉。
在遇到较大的问题或意见分歧时，我就召开战时内阁国防委员会会议；这个委员会最初是由张伯伦先生、艾德礼先生和海陆空三军的大臣组成的，并由三军参谋长列席会议。这些正式会议在1941年以后就越来越少。②由于政府机构的工作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我就得出一个结论：由三军参谋长出席的战时内阁的日常会议是不再需要的了。因此，我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举行后来在我们之间所谓的“星期一内阁检阅会”。每逢星期一，就召开一个相当大的会议——战时内阁全体阁员、海陆空三军大臣、国内安全大臣、财政大臣、自治领大臣、印度事务大臣、新闻大臣、三军参谋长和外交部的长官都参加。在这些会议上，每个参谋长轮流报告过去七天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接着，由外交大臣叙述外交方面的种种重要事态发展。在每周的其他日子里，战时内阁单独开会，一切需要决定的重大事情都提到会上讨论。其他大臣则主要是在讨论与他们主管的事情有关的问题时才出席。战时内阁阁员统统传阅有关战争的一切文件，并且阅读所有由我发出的重要电报。由于信任的程度日益加深，战时内阁就不更多地干预作战的活动了，尽管他们对战事是密切注意和充分了解的。战时内阁阁员几乎替我承担了内政和党务的全部重担，从而使我从其他事务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处理主要问题。关于所有未来的重大军事行动，我总是及时同他们商量；他们虽然是很仔细地考虑有关战争的问题，却常常要求我不要告诉他们日期和详情，而且的确有几次在我正要告诉他们日期和详情的时候，他们阻止了我。
①指桂冠诗人罗伯特·布里奇斯（1844—1930年）。——译者
②国防委员会在1940年开会四十次，1941年七十六次，1942年二十次，1943年十四次，1944年十次。
我从来没有打算使国防大臣的职务体现在一个部里。如果我那样做的话，就需要立法手续，而我在前面谈到的一切微妙的调整——大都是依靠个人的善意而自行解决的——就不得不经过不合时宜的制定宪法的自由讨论之后，才能得到解决。不过，在首相的亲自领导下，是设立了战时内阁秘书处军事组进行工作的，这个组战前是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处。
领导军事组的是伊斯梅将军，并由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担任主要助手，另外还有一批从三军中特别选拔出来的青年军官。这个军事组就成了国防大臣办公厅的参谋处。我对这个组的成员感激不尽。随着战事的进展，伊斯梅将军、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的军阶和声望不断提高，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调换过工作。在这样一个与机要事务如此密切相关的圈子里，调职换人是不利于连续地和有效地处理事务的。
参谋长委员会议经过初期的一些人事变动后，几乎保持了同样的稳定。1940年9月，空军参谋长纽沃尔空军元帅任期届满后，调任新西兰总督，他的职务由大家公认的空军名将空军元帅波特尔接替。波特尔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同我共事。于1940年5月接替艾恩赛德将军职务的约翰·迪尔爵士，在1941年12月随我前往华盛顿之前，一直担任帝国总参谋长。其后，我派他担任我和美国总统联系的私人军事代表兼我国驻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代表团团长。他同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关系，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成了宝贵的纽带，当他两年之后殉职时，他享受了无比的荣誉，安葬在阿林顿公墓——这个烈士纪念堂在此之前是专门用来安葬美国战士的。艾伦·布鲁克爵士继迪尔爵士之后担任帝国参谋总长，并和我共事一直到大战结束。
从1941年起，在大约四年的时间里——其中最初的一段时期是在许多不幸和挫折中渡过的——在三军参谋长和国防部参谋人员这一小部分人中，只是由于海军上将庞德的殉职，才有过一次变动。这在英国军事史上可以说是一件从未有过的事情。罗斯福总统在他自己的圈子里也达到了同样程度的稳定性。美国三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金海军上将和阿诺德将军，后来又加上李海①海军上将——从美国参战之日起便开始在一起工作，并且从来没有变动过。由于英国人和美国人当时建立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因而这对大家都有难以估计的好处。同盟国之间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是前所未闻的。
①原文为Leahy，发音应为莱希，这里从旧的定译。——译者
我不能说在我们内部从来没有发生过意见分歧，但我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之间滋长了一种谅解，那就是：我们要彼此说服，而不是压服。其所以能够作到这一点，当然是得助于我们讲的是同一的术语，拥有一大套共同的军事理论和战争经验。在这个变化无常的局面中，我们的行动就像一个人一样，战时内阁授予我们更多的自行处置之权，并且始终如一地坚决支持我们。“大礼服”和“黄铜帽”①（会把事情弄糟的讨厌字眼），也如同上次大战时的政治家和军人一样，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不和。我们的确是亲密相处，而且建立了友谊，我相信大家是非常珍惜这种友谊的。
①“大礼服”指高级文官，“黄铜帽”指高级军官。——译者
战时政府的效率，主要是取决于最高当局批发的决定是否真正得到严格地、忠实地和及时地遵照执行。由于战时内阁对于我们所致力的基本目标抱有巨大的诚意、理解和坚定的决心，所以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我们在英国做到了这一点。
按照给与的指示，船只、军队和飞机行动起来了，工厂里的轮子转动起来了。由于采用了所有这些方法，由于大家对我表示信任、宽容和衷心拥戴，所以我不久就能够对战争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发出全面的指示。这实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局势是那么的糟糕。这个办法被大家接受了，因为每个人都认识到死亡和毁灭是多么地近在眼前。不但是个人的死亡——人生终有一死——近在眼前，而且关系无比重大的是，英国的生存、英国的使命和英国的光荣也处在千钧一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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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把我个人发给美国总统和其他国家与自治领政府首脑的一系列函电加以解释，就不可能充分阐明在全国联合政府领导下制定的政府施政方针。我必须叙述一下这些函电。
在内阁作出有关政策的特别决定后，我就亲自起草和口授文件，大部分是按照发给朋友和同事的亲切便函形式写的。一个人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总是能够表达得好一些的。我只是偶尔才事先向内阁宣读函电的内容。由于我知道他们的意见，所以我放手进行我的工作。我同外交大臣和外交部自然是密切配合的，任何意见的分歧都是在一起解决的。
我把这些电报交给战时内阁的主要成员传阅（有时是在拍发以后送去传阅的）；凡是同自治领大臣有关的，也送给他们阅读。在拍发电报之前，我自然要各有关部门把我的要点和事实核对一下，所有的军事函电几乎都是通过伊斯梅之手送给参谋长委员会的。这种通信同大使们的正式联系或工作毫不抵触。这事实上成了洽商重大事务的手段，在我指挥战争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次于我担任的国防大臣职务，有时甚至还过之。
经过遴选而处在我周围的人，完全可以自由发表他们的意见，他们对于我起草的函电几乎一致表示同意，这就使我日益增加信心。比方说，同美国当局的一些分歧，在第二级是无法解决的，但通过最高一级的直接联系，往往在几小时内就解决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最高一级处理事务的效率确实显而易见，因此，我就倍加小心，不让它变成为处理部一级的普通事务的方法。我曾一再拒绝我的同僚们要求我亲自就重要的细节问题致函罗斯福总统。如果把这类问题不恰当地纳入私人的通信中，那不久就会破坏私人函电的机密性，从而破坏它的价值。
我同罗斯福总统的关系渐渐地变得如此密切，以致我们两国间的重大事项实际上是通过他和我之间的私人函电往来处理的。这样作法，我们便获得了充分的谅解。作为国家的元首，同时又是政府的首脑，罗斯福在各个方面的发言和行动都是有权威的；而在使战时内阁同意我的意见的情况下，我也几乎能够同等行动自由地代表大不列颠。这样就获得了高度的配合，而且大大节约了时间和减少参与其事的人数。我把电报送交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它通过特别的密码电报机直接同白宫的总统联系。获得答复和解决问题的速度是以小时计算的。我在傍晚、夜间或者甚至是清晨2点拟就的一切电文，都能在总统就寝以前到达他的手里；当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的答复往往就回来了。我总共发给他九百五十份电报，收到的回电大约有八百份。我觉得，我是在同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保持联系，这个人同时是一个热心的朋友，一个在我们共同努力的崇高事业中站在最前列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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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赞成我试向美国政府要驱逐舰；我便在5月15日下午起草我担任首相以来第一次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为了保持我们之间的通信的非正式性质，我在署名时自称“前海军人员”；而且在整个大战期间我几乎毫无例外地一直使用我喜爱的这个称呼。
我虽然变换了职务，但我相信你不愿意我中断我们之间的密切的私人通信。正如你必然知道的那样，局势已迅速地恶化了。敌人在空中显然占了优势，他们的新的技术正在法国人的心中产生深刻的印象。我本人认为，地面战争才刚刚开始，我很想看到群众都参加战争。直到目前为止，希特勒还是在用特种坦克部队和空军作战。那些小国简直像火柴杆一样，一个一个地被粉碎了。虽然还没有肯定，但我们必须预料到，墨索里尼也将急急忙忙地插手进来参加劫掠文明国家。我们预料，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这里会受到空中袭击以及伞兵和空运部队的袭击，我们对此已有所准备。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将继续单独作战，我们是不怕单独作战的。
但是，总统先生，我相信你会认识到，美国的呼声和力量如果压抑得太久，也许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你将看到一个完全被征服的纳粹化的欧洲很快就会出现在眼前，这个压力也许是我们承受不了的。我现在所要求的是：你宣布非交战状态，这就是说，你们除了不实际派遣武装部队参战外，将尽一切力量帮助我们。目前我们迫切需要的是：第一，借用你们四五十艘较旧的驱逐舰，以弥补我们现有舰只和我们从战争开始时就着手建造的大批新舰艇之间的差缺。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有足够的舰只了，但是，如果在这段差缺期间，意大利又用一百艘潜水艇来向我们进攻，我们就可能濒于崩溃。第二，我们需要数百架最新式的飞机；这些飞机，你们正陆续得到交货。我们可以用正在美国为我们制造的飞机来偿还。第三，防空设备和弹药，如果我们能支持下去的话，我们的防空设备和弹药明年也将是很充足的。第四，由于我们的矿石供应是来自瑞典、北非或许还来自西班牙北部，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美国购买钢材。其他原料也是这样。只要我们还能付美元，就继续用美元购买，但是我有理由深深相信：
即便我们付不出钱，你也会照样把物资供给我们的。第五，我们得到许多报告，说德国伞兵部队或空运部队可能入侵爱尔兰。如果美国派一支分遣舰队访问爱尔兰的港口（最好是延长访问期），那将起到巨大的作用。第六，我指望你们能够使日本人在太平洋不要有所行动。你们觉得怎样利用新加坡好，就可以怎样利用。我们手中的详细材料，将另行送上。
致良好的祝愿和敬意。
5月18日，我接到了总统的复电，对我们继续私人通信表示欢迎，并且还谈到了我的特殊要求。复电说，借用或赠与四五十艘较旧的驱逐舰，需要国会授权，目前进行此事尚非其时。他愿尽力使各盟国政府顺利地得到最新式的美国飞机、防空设备、弹药和钢材。我们的代表，非常能干和忠诚的珀维斯先生（他不久之后便在一次飞机失事中牺牲了）在这些问题上提出的意见将得到最善意的考虑。关于我建议美国派遣一个分遣舰队访问爱尔兰港口一事，总统将仔细考虑。
关于日本人，他仅仅谈到美国舰队已在珍珠港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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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星期一，下院召开特别会议；我要求下院对新政府举行信任投票。在报告了充实各部人员的进展情况后，我说：“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在我们的全部悠久的历史中，没有一位首相能够向议会和人民提出这样一个简明而又得人心的纲领。我在结束时说：
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还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大家都要认识到：没有胜利就没有大英帝国的存在，就没有大英帝国所代表的一切，就没有促使人类朝着目标前进的那种时代要求和动力。我满怀兴奋和希望，担负起我的工作。我深信，人们不会让我们的事业遭到失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有权利要求大家的支持，我说：“起来，让我们把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前进。”
下院对这几句简单的话，一致投票赞成，并且一直休会到5月21日。
我们就这样一起着手进行我们共同的工作。在此后的五年中，我从国内各党派人士得到的忠诚和真诚帮助，是任何一位英国首相从他的内阁同僚中未曾得到过的。议会在进行自由的积极的批评的同时，对于政府提出的全部措施始终给以压倒多数的支持；全国人民空前团结，热情奋发。这真是好的很，情况应当是这样的，因为即将落到我们头上的事情比任何人所预料的都更加可怕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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