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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赤匪”进行第一、二、三、四次和目前第五次“围剿”的四年中，蒋介石长时间住在南昌。他认为，由于采用了他的德国军事顾问的新战术，共产党人已是四面楚歌了：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翻脸对付他的共产党盟友时，苏联顾问撤走了，他随即聘用了德国人。蒋介石的刽子手们砍掉了无数共产党人的头颅，以致到后来，他们的胳膊酸疼得都举不动屠刀了。 苏联顾问是在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的时代来华的。蒋介石试图继承孙中山的衣钵，用他自己瘦小的肩膀来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苏联加伦将军和其他几个人曾经赢得了当时广州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敬重。不过，假如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的鞭长可及，他肯定会把所有这些人，连同斯大林在中国的特别代理人鲍罗廷统统杀掉的。后来为了争夺权力，蒋介石决心不惜杀死中国所有的共产党人。 但那是另话了。不过，蒋介石对那些在江西同他作战的共产党指挥员们曾怀有过某种同行间的尊敬。当年，他们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并肩行进的时候，蒋就结识了其中的很多人。“匪首”之一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曾是仅次于蒋的第二号人物、该校政治部主任。还有很多人也进过黄埔军校。毛泽东却从未进过黄埔军校。蒋介石从来没有见过毛泽东，但对毛的情况却了解的很多。他当然也认识那另一位厉害的“赤色”领袖——年长的朱德(四十八岁)。朱德参加共产党之前是一位军阀将领，还抽过鸦片。 即使蒋介石轻蔑地将这些人称之为“匪”，他也绝不能低估他们。七年来，尽管他使尽了浑身解数，却未能把他们消灭。现在，多亏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帮助，他觉得消灭他们的日子已不远了。 希特勒把自己最好的将军之一——汉斯·冯·塞克特——派到中国。塞克特制定的碉堡战术，即将置共产党人于死地。 在冯·塞克特的指导下，国民党军队极其缓慢地、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一路上修碉堡、筑工事(上一年共修了三干个碉堡)，控制了所有的通道。这些碉堡在共产党人周围逐步形成一个坚固的包围困。冯·塞克特将这包围圈越缩越小，切断了被围困地区的贸易，使那里的大米或玉米无法出售；没人能出入这些地区；农民们好几个月吃不上盐，用不上煤油，买不到棉布。 还有另一方面的变化。在蒋的第五次“围剿”之前，共产党人一直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把国民党军队引进苏区腹地，然后用伏击战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共产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并以成千上万的国民党俘虏来补充自己的兵员。 后来就不是那样了。现在，共产党人正在同蒋介石进行正面的、代价高昂的战斗，以保卫他们的土地，似乎每一寸土地对他们都是宝贵的。一九三四年四月广昌一战，他们和国民党军队打成僵局，至少伤亡了八千人，也许更多。蒋介石的损失也差不多。但是蒋介石可以通过拉夫来补充损失，共产党则不能，即使共产党能打赢这种战争，他们也无力承担因此而造成的牺牲。 蒋介石乘着他那架崭新的，闪闪发光的福特三引擎飞机北上时，踌躇满志地展望着前景。共产党人使他无法积聚力量来对付地方军阀，而这些军阀又无时无刻不在策划反对他。扫清共产党人以后，他甚至可以争取到一个外国盟友，这样，和日本人打交道时，就更有力了。日本人占领了满洲，现正威胁着中国内地。希特勒在帮助蒋介石打共产党人——希特勒或许可以悄悄地帮助蒋介石。苏联人也可能帮忙，但蒋介石和共产党人打仗时，斯大林是不会帮助蒋介石的。不过，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面对日本的威胁，一个在蒋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对斯大林来说是大有好处的。 蒋介石从南昌向北飞行。他飞过长江，飞过南方的大片稻田，飞过黄土高原的山丘。共产党人还被围困在赣南那个角落里，包围困越缩越小。让他们去挣扎吧。这回他们可跑不掉了。照《民国日报》的说法，“今年他们就要被消灭了。他们四面楚歌，溃败已指日可待了。”蒋介石回来后，就要下令发起最后的进攻。 蒋介石坚信，共产党在江西的气数已尽。对于这一点，南昌城里没有多少人会认真地提出异议。在中国的其它地方，人们只是模糊地感到共产党的存在，而南昌则对共产党比较熟悉。共产党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城举行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接着南下，企图拯救被蒋介石血腥扼杀在上海的革命，从那时起，共产党就已闻名南昌了。 南昌起义的关键人物是一个二十九岁的青年，他相貌英俊，才华横溢，能言善辩。他一生都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高级职务。这个人就是周恩来。他自称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和同代的许多中国青年一样，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激进的学生运动，漂洋过海到欧洲(巴黎和柏林)去工作(法国的雷诺工厂)、学习，并成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创建人之一。 一九二七年是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分水岭。其高潮是北伐战争。由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一九二六年从广州出发，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作为盟友并肩参加了北伐战争。北伐的目标首先是武汉，第二步希望直取北京。周恩来奉命前去帮助上海的工人起义，却因时机不成熟前两次起义被镇压下去。第三次起义宣告成功，几十万工人涌上街头，夺取政权，准备迎接蒋介石和北伐军进上海。 然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清晨，一声号角在上海吹响，迎来的不是周恩来和他的同志们期待的革命胜利，而是一个“头颅的筵席”。就在工人们手举旗帜，准备欢呼“国民革命军万岁”和“蒋总司令万岁”的时刻，蒋介石和他在黑社会的旧友们达成了一笔交易。法租界稽查局长、青帮头子黄(金荣)大麻子和他的帮徒开始行动了。帮徒们在闸北、南市、吴凇和浦东地区扑向工人，蒋指挥的北伐军却袖手旁观。大刀挥舞，机关枪呼啸。 死难者不下数千，有的被枪杀，有的被砍头，还有的被活活扔进了烈火熊熊的火车头锅炉里，蒋介石悬赏八万元取周恩来的首级。共产党指挥部设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的东方图书馆内。工会领导人顾顺章刚从楼里逃出来，过了一两分钟楼门就被砸开了。 多年来出版的各种书刊报道都说周恩来被国民党军队逮捕，但又逃脱了，可能是化装一个女人。安德烈·马尔罗在他描写上海惨案的小说《人的命运》中也讲到了这件事。但是，周恩来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告诉埃德加·斯诺：“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实际情况是：大屠杀的次日，周恩来由六名卫兵和顾顺章陪同，来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二十六军军长是白崇禧将军。第二师的任务是“恢复治安”，它正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周知道二师里有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军官。他和顾顺章到那里去是要对当时发生的镇压情况提出抗议。但他和卫兵们一到二师，就被缴了械，而且被关押起来了。 二师指挥官赵舒是国民党的党代表，同情共产党人，他的女儿是个共产党员。但赵当时不在。接待周思来的是副师长司列，原以为他的态度会比较友好。因为他的弟弟是地下党员，他本人在黄埔军校时当过周恩来的助手。 但是司列的态度很坏。他们争论得越来越激烈。显而易见，他根本不想放周恩来走。最后，赵舒赶来，把司列叫到隔壁房间。人们可以听见他们争得很厉害。过了一会儿，两人回来，向周恩来道歉，交还武器，把人全部放走了。周恩来向党的总部报告了事情的经过，然后秘密地到武汉去了。如果没有赵舒出来干预，周恩来恐怕会象他无数的党员同志一样，葬身在血泊之中了。 正是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这位瘦瘦的身着灰色衣服、手提黑色皮包的年轻人，于一九二七年七月的最后一周悄悄地住进了南昌的江西大旅社二十五号房间。没人知道周思来登记时用的化名是什么。大旅社是南昌最好的旅馆，建于一九二二年。时至一九八四年，它依旧矗立在南昌繁华的商业中心，周围是些商店、办公楼、饭店和银行。当中，这个十字路口挤满了黄包车，车夫们拉着银行家去他们的办公室，拉着阔太太小姐们到豪华店铺的漂亮试衣室去。 大旅社是外省中国式建筑的一个典型，中间有一个院子，两边是讲究的房间，后面是一个装饰辉煌的宴会厅。这里有穿着软底鞋、彬彬有礼的招待员，能干的厨师，考究的饭菜和一种富裕、幽雅和古色古香的气氛。 这个星期，周恩来并非是大旅社里唯一的稀客。其实，大旅社从顶楼到底层都被占满了，地方军官们租了房间作为专用。住在二十号房间的是国民党二十军军长贺龙，他是个脾气有点古怪的共产党同情者，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第二方面军将领叶挺住在二十 四号房间，他是正式党员。九号房间是刘伯承（他失去了一只眼，所以人称“独眼龙”），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军队指挥员。林彪没有开单独的房间，那时他资历很浅，只是一个排长，但他后来在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事务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朱德也没有在这里预定房间，他住在自己的司令部里。朱德是在德国由周恩来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的，不过对外是保密的。此时，他是南昌国民党省政府公安局局长和国民党军官教育团团长，这也是党中央选择南昌作为起义地点并派周恩来去领导起义的原因之一。 南昌起义一举成功的可能性似乎很大。周思来组织了二万人的部队支援这次起义，而忠于政府的军队只有一万人。 但是对革命者来说，没有一件事是轻而易举的。这时，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一位二十九岁的新代表刚刚抵达中国。他叫罗明纳兹，格鲁吉亚人，颇受斯大林的赏识。罗明纳兹对中国一无所知，可是斯大林却认为可以依靠他执行命令。他也确实带来了一项命令，这是斯大林的亲口信，断然下令停止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罗明纳兹宣布，如果坚持举行起义，共产国际将不允许它的顾问参加，（那时还有几名顾问隐藏在中国），也不允许把共产国际的资金用于这一行动。 这项命令是在行动开始前二十四小时下达给周恩来的，他断然拒绝执行这个命令，决定继续准备起义。 起义进行得非常顺利。那天天气晴朗。八月的南昌，天气炎热，无雨。他们把大金鱼缸倒空，里面装上开水送到干渴的队伍。士兵们都在院里露宿，那时的南昌是一个只有十二万人口的省会。到一九八四年，它已经是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纷乱的大都市了。 天亮之前，城市被起义军攻占。国民党伤亡约八千人，共产党损失极小。不知道周恩来当初是否打算守住南昌，不过，南昌实际上是守不住的，因为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将军立即派兵进逼南昌，而起义者们还指望张发奎支持他们，即使不支持如果能保持中立也好。 三天之后，共产党人撤出南昌开始南下。到八月六日，南昌又回到了国民党手里。一起南下的朱德安慰部队说：“这就象一九零五年的俄国一样。”他指的是一九零五年俄国那次未遂的起义，列宁把这次起义称为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预演”。 ’ 不管其军事结局如何，南昌在中国革命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把一群杰出的人物聚集到一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刘伯承、叶挺、林彪、肖克和聂荣臻——都成了领导人物。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著名的“十大元帅”中有好几位都出自这些人。为纪念南昌起义，八月一日在中国被定为红军建军日。 中国没有一个省份象遥远的江西那样聚集过如此众多的共产党人。江西多山，一条大河——赣江从南向北纵贯全省，然后流往鄱阳湖，汇入长江。 江西地方偏远，赣南很多地区十分贫穷，当局很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这块山峦起伏的土地上，这里没有公路(到三十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还是如此)，只有山间小径，人们把东西背在背上，人和马、骡成单线尾随而行。山路太窄了，连大车都难以通过。于是，江西成了造反者的避难所。赣江是江西的大交通干线，也是唯一的商业动脉。这里没有铁路。全省充斥着文盲、疾病、贫穷和愚昧。（江西省人口一九四三年是一千三百七十六万一千人，一九八零年增至三千三百一十万）。 毛泽东没有参加南昌起义，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命令，他正忙于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这是一次以攻占长沙为目标的农村起义。毛出生于离长沙不远的韶山的一个富裕中农家庭。他早期的很多革命活动都是在长沙进行的。他熟悉农村，在那里他创造了自己的革命哲学——充分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哲学。这些使他常常和那些比较因循守旧的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由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说教者和由苏联训练、受苏联的熏陶的一群中国年轻人发生争执，他们中很多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先是受卡尔。拉狄克和尼古拉·布哈林的影响，后来又受一位非常年轻但又极为固执的苏联人巴甫尔·米夫的影响。米夫对中国一窍不通，不久前还在乌克兰做党的工作，二十六岁就成了斯大林在中国事务上的重要代理人。 毛泽东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发动秋收起义”使用一面他自己设计的旗帜——一颗红星中间有一柄锤子和一把镰刀。，起义结束了，九月十九日，毛泽东率领所剩的约一千人来到通往井冈山途中的文家市村。在文家市，他站在里仁学校泥泞的操场里临时搭起的讲台上高声问他的部下：“我们有没有胆量把革命进行下去？”人们答道：“有 ！” 井冈山是峻峭的岩层露头组成的山脉，海拔四千至五千英尺，是毛泽东的家乡湖南与江西的分界线。在中国，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偏僻了。井冈山位于两省交界处，向两边伸展，没有道路，森林茂密。千百年来，这里是亡命之徒出没的地方。没有任何一届政府认真地调查过井冈山一带的情况。 毛泽东了解井冈山，井冈山正好符合他当时的需要——在这里，可以聚集力量，可以检验他酝酿中的暴力革命理论，还可以用共产主义的实践来教育农民；用湖南人的话说，毛泽东是个“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人，也就是说，他通晓长沙地区的情况。井冈山这个名字对他并不陌生。政府鞭长莫及，整个地区由王、袁两股土匪控制着。袁自称大刀会，在茅坪周围活动，王的领地在山上。 近来，毛泽东听说王、袁表现出某些有觉悟的迹象。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他们允许一支共产党部队通过他们的领地到上海去参加北伐。一九二七年一月，他们参加攻打永新县城，帮助解救了关在永新监狱的共产党员。假如毛能把王、袁这些人争取过来，他们可以成为一支可观的力量。但如他们反对，准会使毛泽东在井冈山站不住脚。 上井冈山是一场冒险——这里没有道路，田地荒芜，没有工业，山上没有学校，也没有什么地主的财产可以没收来补给毛泽东的队伍。井冈山充斥着迷信。人们相信鬼神和中国的所谓风水术，在他们看来，风水先生可以预卜男女是否可以结婚，可以使妇女生子，可以测定房屋和水井的最佳位置，能治愈疾病，还能用符咒迷惑敌人或对手。很少有人冒险进山。也没有人出山。这里对外界一无所知，一支国民党部队竟在这里悬赏捉拿一个名叫苏维埃的共产党领导人。而苏维埃是俄文 Soviet(代表会议)一词的中文译音。 县城里有两三个中医，用中草药治病行医。没有报纸，也没看书店。各种罪恶——奴役、压迫、卖淫、梅毒、高利贷——在旧中国的一切落后现象在井冈山应有尽有。山上居住着很多结有世仇的家族，他们的仇恨是多少年流传下来的，有些甚至搞不清起源于何时了。 后来，一些在苏联培养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开创井冈山根据地问题批评毛泽东；他们指责他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原理，说他没有依靠无产阶级，即城市工人阶级，说他应当攻打大城市，而不应当从他们叫作没落分子的土匪、乞丐、妓女、被遗弃的社会渣滓中拉队伍。他们说毛与土匪头子差不多，说他信奉的是枪杆子而不是《资本论》。 其实，早在到达井冈山之前，毛已经受过批评和处分。（他过去受过批评，将来还要受批评。）理由是秋收起义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攻打长沙！他因而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免除了在湖南省委的职务。这个消息过了几个月才传人荒凉的井冈山。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作出上井冈山的决心。井冈山酷似《水浒传》里那些绿林好汉的巢穴，毛泽东正是一辈子颇喜欢看这本中国古典小说的。 毛泽东要实现理想的任务绝非易事。但困难和危险对他并不陌生。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前，他在为秋收起义招兵买马时还被民团逮捕过。士兵们拿走了他的鞋子（作为战利品，而且说是把他的鞋子拿走之后，将来他的鬼魂就不能追赶他们了），把他押到司令部去枪毙。后来他回忆说，他向另一个犯人借了几块银元，想用来买通押解者逃跑，结果没有成功。但后来他还是设法在路上逃掉了，他在丛林里一直躲到天黑。第二天，他用借来的钱买了新鞋、一把雨伞和吃的东西，逃到了安全地带。韩素音听说，甚至在他初上井冈山时，他部下的一些军官还密谋要杀害他哩。 井冈山地区并不都很险峻。毛泽东也没有（象我一直想象的那样）爬上高耸的山顶，然后象沃尔特·司各脱爵士描写的高地头领那样建寨扎营。整个地区大约有一千二百平方英里，六十多英里长，二十英里宽，全部或部分囊括了六个县，人口约九十万。 一共有五个不小的镇子，还有大约十二个小村子。山顶高度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战地钟声》一书中的马德雷山脉差不多。毛在山顶修筑了一个堡垒，周围有五个哨口。每个哨口都有石头砌的枪眼和石头掩体，各面安放着几挺重机枪和三门追击炮，其中只有一门可以打响。三条陡峭山路通向供哨兵使用的石头小掩体。顶峰几乎是无法攻占的 毛泽东对高山下的镇子很感兴趣，在这里，他建立了司令部，和部下们忙于组织地方苏维埃，宣传共产主义，招兵买马，扩大根据地，但是，他首先必须和土匪们搞好关系。袁文才、王佐一伙活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一年。还有一些土匪的历史更长，人们都记不得他们到底存在多久了。每一股土匪都有二三百人，五六十支步枪。毛泽东先从袁文才人手。从理论上讲，袁文才这时早已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但他处处提防着毛。和这偏僻地方所有的人一样，他对陌生人怀着戒心。开始只要一提起毛泽东，人们就纷纷逃跑。但是，出于好奇心并看到这支队伍的行为规矩，人们又开始返回自己的住地。毛泽东的头发又长又乱，与其说是中国人，不如说更象个莫霍克族人。他常和人们拉家常，和农民们处得很好。他会走到一个男人面前，问：“你叫什么名字，大哥？”或者对一位妇女说：“大嫂，怎么称呼你”人们的恐惧感很快就消失了。但袁文才还是很谨慎，他担心：毛泽东大概想消灭他，然后吞并他的队伍， 一九二七年十月六日，毛泽东在茅坪附近的大仓村和袁文才会面；毛解释说，他是共产党，他的部队在那里不是要干涉袁的 活动而是要和人民一起改善他们的命运。他的军队不是国民党军队，不会压迫老百姓。袁终于同意支持毛——但是要有个代价。 毛给了他一百支步枪。袁付给毛一些银元，并且同意在毛的司令部所在地茅坪的原攀龙书院的房子里建—所小医院。 茅坪是一个环境宜人的山麓小镇，有一百多户人家，大约七百人。毛找到一所漂亮的带院子的老房子作为自己的住处。这个院子就是谢家祠堂（茅坪几乎所有的人都姓谢），房子的顶层是一个很少见的八角形小楼，毛把它当做书房。星转月移，他在这里写出了两本小册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这是他第一次阐述关于使用武装力量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论。 王佐就比较难对付了。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荆竹山停留并会见了王佐的一些人。王同意第二天在靠近山顶的大井村和毛见面。井冈山由山上的“五井”而得名。五个村子象九子棋一样排开，分别叫做大井、小井、中井、上井和下井，每个村予都是四周峭壁，危崖高耸。一些想象力丰富的中国人认为，从上往下看，这些村子都象水井似的。 王总是心猿意马。最后，毛派了一个可靠的人——何长工去做他的工作，把他争取过来。何长工发现王佐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他有个难以制服的对手——土匪头领尹道一，控制着赣州附近的三个县，妨碍他的利益。王表示，如果共产党能帮他除掉尹，他就可以帮助共产党。何长工答应了，并于一九二八年二月率领两支小队和王的一些人在拿山伏击并活捉了尹和尹的一些部下。据一位现代历史学家说：“王佐手下的人高兴之极，他们把尹道一的脑袋砍下来，连夜带给了王。”王当然也很高兴。这件事使 他对共产党的信誉和能力确信无疑，他投到了他们一边，并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加入了共产党。 井冈山绝不仅仅是个盗匪出没的地方，后来很快变成了一个大有作为的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朱德带领队伍来到宁冈，同毛的队伍会合，宣布成立工农红军第四军。党代表陈毅也和朱德一起来了。毛和朱在龙江边的一片空地上见了面。这里四面空旷，登上附近一座庭院的屋顶平台，可以看到带有飞檐的灰色槽形的屋顶，他们坐下来，谈了很多很多。在这里开始一起建立朱毛军队和军事政权，这个军事政权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核心。 朱德带来了近一千人的队伍。毛泽东原有一千二三百人。朱和毛逐渐扩大了根据地，奠定了一个独立的苏区的基础，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最初贡献。这个基础在赣南的中央苏区得到发展，又在陕北的延安进一步完善，后来成了中国革命政权的摇篮。 初上井冈山的日于是相当平静的。地方军阀相互争斗，无暇顾及这片荒山里发生的事情。但不久形势就开始紧张了。广西的李宗仁和湖南的唐生智握手言和，把部队拉回来要打“赤匪”了。还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朱毛部队实力倍增，根据地容纳不下了。他们现有四千一二百人的第四军和八百人的第五军。山里没有足够的食物养活这么多的部队。必须另找地盘。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朱毛军队开始向山下转移，留下彭德怀（他后来成为红军最优秀的指挥员之一）和膝代远领导的第五军，任务是尽可能坚持保卫根据地，然后同大部队会合。这个阶段很快就结束了。在敌人强攻之下，第五军溃散，幼年的苏维埃被压垮了。到一九二九年三月，佐在山顶苏区村庄里的大约二千人当中，一千人被杀害。有些村子的房屋全部被付之一炬。这都是吴尚和他的湖南军阀们于的。 有一点要说明。毛曾告诉埃德加·斯诺，红军撤离井冈山后，袁、王二人又恢复了他们的土匪习气，被农民们杀了。他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故态复萌。在他们进行了一次烧杀掳掠之后，湘赣边区的地下特委会决定处决他们两人。决定是一九三零年一月中旬作出的。二月下旬，可能是二月二十五日，这两人被请去参加永新县特委会的一次会议。他们带几个随从去了，在当地一个旅馆下榻。半夜，执行小队包围了旅馆，破门面入杀了衰。王跳出后窗，骑上马在夜色中飞驰而去，但掉到河里淹死了——至少传说是如此。 当地的土匪就这样被瓦解了，其中一些人——但不是所有的人——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还有的人回到山上投奔了王的兄弟王云龙。井冈山又落到了土匪手里。从那以后二十年之久，直至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人，没有任何一个红军战士能够进入这个革命圣地。只是在二十年之后，共产党才又回到井冈山顶。然而，在这里，毛曾建立了中国农村第一个苏维埃，并开始了名垂中国史册的长期斗争。 时至一九四九年，王的兄弟早已去世，由他的儿子统治着并冈山。后来红军捉住并处死了他。对于袁和王，特别是对于他们的结局，迄今还有争论。毛告诉斯诺的是这两人碰巧被觉醒的农民杀了。然而，现在井冈山地区的官员却把这件事描述得比较正式：特委会开了会，正式决定处决他们，等等。“文革”期间，又出现了另一种说法。大字报指责彭德怀“谋杀”了衰和王。这是韩素音提到的，但她并不相信红卫兵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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