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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行军倒也并不枯燥。正如一位红军干部告诉史沫特莱的那佯：“如果皓月当空，轻风拂面，夜行军也是很惬意的事。要是附近没有敌军。各个连队之间还要拉歌呢：“在长征初，红军周围往往没有重大敌情，又往往是月色皎洁，微风徐徐的好天气。 当月亮被云遮住，部队就要燃起火把行军。这种火把通常是一束劈开后又捆扎起来的竹子。有时还用松枝，还有盛满了煤油的竹筒。这时，无论是从山脚下仰视，还是从山崖俯视这条忽隐忽现、逶迤盘旋的火龙，那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但是，行军并不都是那么轻松美妙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战士们有时在自己的背上拴上白布条子，好让后面的同志看清楚跟上来。有时在危险的小山路上夜行军，后面的同志要将双手搭在前面同志的肩上，以防偏离那条狭窄的小道。这些小道经常是很滑的，如果一个人摔倒了，后面跟着的一班人也会摔倒，搞不好，有时还会从二百英尺高的陡崖上摔下去。 一般来说，红军战士都有着非常明确的奋斗目标。宣传队又为他们加油打气。干什么，怎么干，为什么这样干，都有人告诉他们。但在长征初期却没有这样做。张盛继是在家乡江西兴国模范县参加红军的。那是一九三一年，他才十五岁。二年以后离开苏区。整个长征他都在作战。他记得一九三四年九月，他所在的部队仍驻在兴国，有一天，他看见两架国民党飞机在空中相撞，一团火球坠落在地。场面惊心动魄。一周以后，他所在部队奉命转移。他们为的是去湖南建立一个新根据地。五十年后，这位六十八岁、相貌堂堂的老战士回忆道：“当时我们对红军的困境一无所知。大家的情绪还是那么高昂，不知道后来要走那么远的路。一个晚上赶五十英里路。夺下三座县城，要是情绪不高那是干不了的。”另一位江西人叫彭海清，是个七十五岁蓄着短须的小个子。风湿病使他半瘫了，他也说，部队并不了解红军正在节节败退，也不知道正在进行长征。彭是二军团的战士，经历了蒋介石发动的所有围剿，广昌战役是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最激烈的战斗，但他不知道这一位红军打输了。至于长征，“我们还蒙在鼓里呢。” 宣传鼓动在过去的战斗中是那样有效地帮助了红军；而现在如果仍旧进行这样的宣传鼓动的话，就会产生对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指挥失误的激烈反感。 突围的红军摆出了奇怪的阵型。“独眼龙”刘伯承把这一队形比作皇帝的轿子。两个纵队分别由一、三军团打头阵，组成一个矩形的方阵，方阵的中间行进着总部各纵队和五千名挑着各种行李辎重的挑夫。 红军的指挥系统是复杂的。在李德、博古和周恩来“三人团”的中央军委之下有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及总参谋长刘伯承。 行进在方阵中间的两个纵队，其一是军委第一纵队，由后来的红军领导人并担任多年国防部长职务的叶剑英指挥；其二是军委第二纵队，由罗迈(李维汉)率领。罗迈的副手是共产党的保卫局长邓发。 长征开始前，每个单位都有一个代号。军委第一纵队的代号是“红安”；第二纵队叫“红章”；一军团叫“南昌”；三军团叫“福州”。 军委第一纵队下分四个梯队，第一梯队里有最高指挥部的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这个梯队的负责人是彭雪枫。第二梯队基本上是后勤部队。第二梯队有工程营、炮兵部队和野战医院。第四梯队则是干部团，陈庚和宋任穷分别担任团长、政委。中央纵队(军委第二纵队)也下分四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教导师，负责人是张经武；第二梯队有供应、维修、通讯、训练等部门，以及挑夫；第三梯队是贺诚领导的野战医院；第四梯队则由政府和党的官员……及一个保卫团组成，它由保卫部门负责人姚颉指挥，政委是张南生。 刘伯承把中央级队比作轿子的座椅部位，该纵队的行动不能象作战部队那样迅速，数干名挑夫和他们的重担——伤病员和老人拖了后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纵队成了沉重的锚链，拖累着行动较快的作战、部队。最后。不得不甩掉那些沉重的包袱(挑夫居然还抢着办公桌椅和文件档案)。 中央纵队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伤亡极少。出现的伤亡更多是由于敌机轰炸和偶然的事故，如惊马带着背上的人一起掉下山涧，而不是由于战斗。 在这个纵队里，当然有指挥作战行动的李德、博古和周恩来，还有毛泽东、王稼样等人，王稼祥一年多前腹部负伤至今未愈。这里还有三十泣妇女干部，她们大多数是高级指挥员和高级干部的妻子，很多人自己就是高级干部。 红军像拖着圆木的象队，转移到苏区曲面南角，从那里悄悄地越界进入白区。 十月二十一日夜，红军几呼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冲破了蒋介石的第一道碉堡防线。这条防线设在江西西南端的桃江河畔。桃江是赣江的一条支流。进入广东省境内，红军行军的方向仍旧是向西偏南。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条奇怪的路线，因为通知下来的行军目标是向北向西前进，同二、六军团会师。 长征出师大吉，红军胜利地冲破了第一道碉堡封锁线，随后又急速向第二道封锁线挺进，并于十一月三日以同样的速度顺利通过。此后推进的速度稍有减慢，但到十一月十日，红军已全部通过尚未竣工的粤汉铁路。 这是指挥有素的旋风般的作战行动。尽管李德曾提到指挥员之间就细节问题争论不休，特别提到因为缺少地图使一军团裹足不前，耽误了时间。 长征初期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因为周恩来通过谈判已同广东军阀陈济棠达成了一项秘密交易。在长征途中，对峙双方的军队指挥员之间进行秘而不宣的接触是屡见不鲜的。 这样做的原因很多，它符合中国传统的兵家之道。中国人是特别明智的民族，如果能够达成适当的安排，他们决不会执意非要血染沙场不可。意识形态的改变也没有能够破除这一传统。许多今日兵戎相见的人过去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革命运动的早期，那时他们都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共同作战。国共两党曾有过多年的合作。 在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棋局中，蒋介石并不总是万能的。他面对着地方军阀和政治搞客排列组合的万千世界，联合也好，结盟也好，无时不在变化之中，军阀们担心一旦蒋介石过于强大，自己的地盘(和财路)就会丧失。对他们来说。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共产党变得过于强大都是他们所不愿意的。如果和共产党搞交易可以捞到好处，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他们中间有些人还对共产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爱国主张表示欢迎。 这些因素促使广东方面的陈济棠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向周恩来发出秘密信函，建议举行私下谈判。李德认为陈济棠这样做的动机是惧怕国民党中央军冲破红军的防线，把军队一直开到广东边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共产党的根据地是广东的一道屏障。不管动机如何，粤系军阀派了一个密使去见周恩来，周当即作了积极的表示。他说：“我们可以利用陈将军的反蒋态度，我们必须吸取在十九路军问题上失败的教训。” 周恩来派了两位负责同志，一位是何长工(他曾劝说王佐参加了井冈山的红军)，另一位是潘汉年(他后来负责同莫斯科联系的秘密使命)，去粤北的一个小山村，在那里达成了一项互不袭击的协议。双方还商定交换情报，广东省长还答应向红军提供通讯设备和药品器材。因此，长征中的红军穿越广东及毗邻地区有时就象游客散步一样消闲自在。广东军阀的军队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红军的情报工作十分出色，它对敌情了如指掌。 这项中立协议对决定长征开始的时间有一定影响。虽然到了九月，转移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大的变化已不可能了。这一协议也许促使共产党领导人确定从毗连广东的一隅突围的选择。还有证据表明，广西军阀也同红军达成了某种谅解，由其在广西东北部让出一条“走廊”，以利于红军迅速通过。 广东军阀根据秘密安排向红军提供通讯器材并非孤立的一例。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在川北边境建立根据地时，已经拥有一支相当干练的无线电通讯队伍。陕西地方军队的参谋长、师长杨虎城将军秘密提供的设备器材使其如虎添翼。杨将军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这样的同情者遍及蒋介石军队的各个角落)。但是，他没有能够活着看到人民解放军的胜利。由于参加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绑架了蒋介石)，他被国民党逮捕，一直关押到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前夕被处决。 对于红军来说，是否真正得到广东军阀答应提供的情报，这都无关紧要，因为红军本身已有一笔特殊的秘密财富，它可以侦听和破译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电讯。红军对蒋介石拥有的这一优势，就象二次大战中的盟国能够破译绝密的德军电讯一样。红军有这种本事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周恩来。自一九三零年始，周就负责党的安全保卫工作，他同莫斯科关系密切，安排中国的专业人员在苏联接受电子、暗语、密码和破译方面的训练。更令人叫绝的是，他还安排地下党学习魔术师哈利·胡迪尼的特技，一旦被捕，他们就可以打开手镑脚镣逃脱。至于他们是从哪里受到这样的训练，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在江西根据地初建的期，红军还没有可以发射到上海的无线电台。一九三一年五月，他们从蒋军手中缴获了两部一百瓦的电台，不久以后，在俄国受训的第一个重要的电文破译专家刘鼎从上海来到苏区。他把整本密码都记在脑子里，从此，毛泽东就能够同上海、并通过上海，同莫斯科进行无线电联系了。 刘鼎开始了截听和破译国民党电台联络的工作，而国民党方面似乎从未在这方面起过疑心。 开始，国民党仅使用简单的密码或根本不用密码。第一次围剿期间，他们用明码发电，第二、第三次围剿期间，他们便用了简单的密码，这种密码不用什么特殊技能即可破译，而红军的侦听工作早已顺利进行多时了。后来担任电子工业部 (原四机部 )部长的王诤就是这一工作的负责人，他可以破译国民党前线部队联系的全部电文。几乎没有一次红军不知道蒋军的部署和接到的命令。往往国民党军队自己还没有接到电文，红军却已得到了。 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也在忙于同一任务。长征开始后，他不断向一方面军发出截获的国民党电文。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他一连几天彻夜坐在电台边，监听电讯往来，并向一方面军发去重要情报；但他不知道发出的电文对方能否收悉，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知道一方面军究竟在何处。有时候，一方面军的电台功率不足，无法同四方面军联系。 共产党勤奋不倦的侦听工作使当时仍在上海的李德能够清楚地了解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和战斗命令，胜过了解红军的情况。他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国民党电文抄件。 由于报务员和设备器材长期紧缺，红军要想方设法俘获敌方的报务员和缴获器材(红军对敌方的医生和他们的药箱也有一个专门的俘缴计划)。为了鼓励被俘的报务员留下来工作，红军给他们各种优待，如额外报酬，优厚的食物供应等。一些报务员知道国民党军队的密码，对红军来说，这更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由于设备紧缺，电台在长征中只用于军团之间的联络，同下级单位联络都使用电话或通信员。通信连要背着大捆的电话线走在司令部的前面，并在侦察队选定的地点架好线，这种办法非常累，效率低，并且经常造成通信兵的伤亡。 根据红军自己掌握的情报，国民党军队从未截获过红军的电文。 随着红军长途跋涉，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即高层指挥员的生活方式要服从通讯工作的需要。白天，全军不是打仗就是行军，或者边打边走，除了战场上紧急联系外，指挥员没有时间阅读报告。只有夜幕降临，安营扎寨后，电台才开始工作，通信员才匆忙返回，也只有在这时，指挥员才能对战况有所了解。 作为从事秘密活动的革命者，红军许多高级指挥员已经习惯于夜间工作，而今战场上的局势又迫使他们连续彻夜不眠地工作。战士中流传着许多毛和周半夜三更还在工作的故事。那么，他们又是如何休息的呢？ 部队每天清晨六点钟开拔，战士和干部要提前一小时起床，收拾营地，吃一顿米粥，喝点茶水。领导人起床的时间是八、九点钟．此时他们的炊事员或警卫员已经出发三个小时了。他们在三小时路程的地方生好了火，做好了领导人的早饭。在这三个小时里，领导人通常是睡在自己的担架上，被抬到吃早饭的地方。他们被结实的担架员抬在肩上，就象摇篮中沉睡的婴儿一样。 “他们知道后面没有追兵。”一九八四年担任国际交流协会会长的李一氓这样说。他在长征中同干部团在一起，经常看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他说：“除了养成吃安眠药的习惯外，睡担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有害的影响。” 直到十月底国民党才察觉到红军转移的一点风声、但又过了一个月，他们才搞清楚已经发生的情况。 这一点直接反映在国民党报纸的报道上。十月十八日的南昌报纸发表了一篇祝贺十四日攻克所谓“兴国模范区”的消息，据说该地从七月起就被包围了。当时，蒋介石正在西安，十月二十三日抵达成都。十月二十七日同一家报纸报道说，“赤匪”正企图突围逃跑，并说攻打信丰和安远的红军被击溃，损失达万人。还说是毛泽东和朱德指挥这些行动的。同一篇文章还说到红军已向瑞金方向撤退。次日，这家报纸又发表了一大堆失实报道，二十八日宣布宁都攻陷，三十一日宣布“赤匪根据地”已被粉碎，红都已从瑞金撤往他处。 另一家国民党报纸于十一月八日报道说，共产党屡遭失败，但依旧“十分顽强”，“彻底剿灭，尚需数月”。 诸多新闻报道中没有一篇对实际发生的情况提供任何线索。诚然，有一篇报道提到红军正试图逃跑，但重点是指对某些城市的争夺，而红军这时对夺取城市根本毫无兴趣。一个月后的十二月一日，南昌的报纸头版刊出社论，标题是：“前赤区的清理工作”，文中提到共军伤亡近万，被俘四万。这一天，南昌召开了市民庆功大会，为蒋介石歌功颂德。 实际上，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已一败涂地。或许这是由于蒋本人不在南昌的缘故，或许是由于谨小慎微的冯·赛克特顾问担心共军埋伏而禁止军队穷追猛打。国民党军队先是筑好碉堡，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慢步前进。根据秦兴汉将军的看法，最早在十月三十日，国民党才开始意识到共产党正在采取重大的行动。 在十一月以前，以及在穿过第四道封锁线遭到攻击之前，红军没有受到敌机轰炸，敌机的空中侦察也很少。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红军到达湘江，国民党才大规模地动用了空军。这是一支由约二百架飞机组成的战斗轰炸机部队，进行空袭时通常三架一组。红军撤出瑞金后很久，国民党还在轰炸瑞金。 蒋介石情报工作的失败是惨重的，而整个世界对中国时局的无知却更为严重。在《纽约时报》一九三四年十月整整一个月的新闻报道中，没有一则中国新闻，没有一次提到蒋介石，没有一处说到红军，没有一丝一毫有关中国的白银买卖和铁路事故的消自 这个月《纽约时报》的大新闻是棒球世界大赛，糊涂的迪安，希特勒，日益激化的西班牙危机以及连日报道的林白绑架案。总之，这家有闻必录的报纸不认为中国有什么值得报道的消息。 十一月九日，《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说，有四万共产党军队撤离了被封锁数月的江西和福建，此时正在西行途中。他们沿着粤汉铁路两边的湖南边界行进，在一个一百英里长、十二英里宽的地区大肆抢劫。全文仅四行，登在第六版上。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到长征已经开始， 三个星期之后，《纽约时报》要读者放心，说什么国民党已在江西打败了共产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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