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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千名红军走完了突击队匆匆开辟的小路之后，毛才沿着大渡河西岸从容不迫地北上。他一路上大多是缓步而行。据他的警卫员说，这是为了使大家少消耗一些体力。他有时停下来，让工兵拓宽道路，或让红军部队先通过那些摇摇晃晃的桥梁。他在日落之前便早早宿营了，第二天晚上住在磨西面，第三天很晚才到达泸定桥。周恩来和朱德都比他先到。 杨成武在西岸迎接周恩来和朱德，并护送他们过桥。刘伯承和聂荣臻在对岸迎接。周在警卫员的陪同下，亲自换下几块断裂的桥板，等着毛的到来。黄昏前不久，毛终于到了。据敬仰他的警卫员们说，毛走过东摇西晃的泸定桥时，脚下大渡河水白浪翻滚，但他毫不在意。毛在河对岸与他的高级指挥员会合，开进肮脏的泸定城，坐下来美美地吃了一顿米饭、南瓜、土豆，可能还有鸡和肉。 红军过了大渡河，终于甩掉了国民党的追兵，毛和他的部下现在要决定的是下一步如何行动。红军放馒了前进的速度。毛和司令部在泸定逗留了一天一夜，然后又到化林坪休息了几天。一九三五年六月二日，杨成武率领的突击队又出发了，他们全速前进，目标是东北方向约四十五英里以外的天全一带。 当时的形势仍然充满矛盾。毛虽然摆脱了国民党进攻的危险，已经没有敌人来阻止他与川西北的张国焘及第四方面军会合了。但是毛却不知道张的确切位置，张也不了解毛的位置。其实他们及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过一百英里，只是中间被大雪山隔开了。 毛过金沙江时，一、四方面军是否已知道对方的方位，中国的历史学家迄今尚未找到佐证。到了过大渡河时，两个方面军有无联系同样也是一段空白情况。长征初期，一、四方面军曾有一些断断续续的无线电联系。但据张国焘回忆，他事先根本不知要长征，长征开始几天之后他才听说。这同李德、博古和周恩来“三入团”对自己的计划严加保密是相符的。他们的许多最亲密的同僚也象张国焘一样蒙在鼓里。张甚至在听说一方面军已开始行动后仍不明白其意图何在，但推测一方面军出了问题。 一、四方面军相互极少联络的一个原因是四方面军丢失过一个密码本，担心它已落入蒋介石之手。尽管如此，张国焘声称一方面军进入贵州后，他的无线电侦听台便开始为长征当“耳目”。他回忆说．他常常通宵达目地守在电台旁边，以确保把四方面军侦听到的情报扼要地发给一方面军。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张收到中央关于遵义会议决定的通报。“中央指示他采取行动帮助一方面军渡过长江。但是没有下文。因为四方面军帮不上多少忙，而且一方面军也从未真正靠近长江上的任何一个主要渡口。军事博物馆秦兴汉将军认为，一方面军渡金沙江时，这一指示仍然有效，但没有证据表明一、四方面军是按照这个指示行动的。 通信联络十分困难，这不光是因为担心密码不保险，而且因为两个方面军都在运动中。张国焘决定率领部队渡过嘉陵江，进入靠近西藏的四川西北角、事实是迄今没有找到证据说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后，一、四方面军之间有任何信件或信使往来。有时，他们通过老百姓中间的传闻或国民党报纸刊登的片言只字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消息十分有限。当毛率领部队在贵州兜圈子和张四月份挥师向边远的西北运动时就更是如此。 据张回忆，大约是在五月底或六月一日，他获悉(消息来源不详)一方面军渡过了金沙江，如果张没有记错日子，红军这时实际上已渡过了大渡河。 难怪毛过了泸定桥后要停留一下。要好好考虑到哪儿去找四方面军。 人民共和国康健而久经风雨的主席李先念是位七十五岁的老革命家。一九八四年时他回忆说，一九三五年六月初，张国焘指示他派一支部队去迎接一方面军，当时估计一方面军快到了。但张既未告诉他一方面军的抵达日期，也未告诉他一方面军的方位。李派自己属下的一个师向南攻克了位于雪山北麓的懋功。 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坚持认为渡金沙江时．一方面军“应该知道”张的部队在川西北，而张也“应该知道”一方面军的行踪。这更说明缺乏有力的证据能够证明一、四两个方面军是相互通气的。 很明显，双方都不知道另一方在哪里。约在六月初，双方都大概估计了另一方所在的位置。 夹金山一万四千英尺高，是大雪山的一个要隘。毛泽东何时决定翻越夹金山没有记载。可能是在天全作出的决定，天全是个岔路口，大部分红军在那里停留了几天。 毛当时面临三种选择。他可以沿一条马帮常走的山路插向雪山西面，这条路通往川西北和青海藏族地区的首府阿坝，路程较长，沿途几乎都是充满敌意的藏民聚居的地区。他们也可以走雪山以东通往松潘的路，但沿途遭受国民党进攻的危险极大。 第三种选择就是走中路翻越雪山，这是一条险路，但当地有人包括妇女、儿童走过这条路。毛的决定明确地表现出他一贯的主张：如果没有把握就走偏僻的小路。这就是他在这个关键时刻作出的抉择。可能他(正确地)估计到走这条路能使他最接近自己的目标：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 从历史记载看，毛是在经过考虑后进行这场赌注的。他决定翻越雪山时，对越过这座大山后能否与张国焘会合毫无把握。除非当时曾有小贩、牧民或行人把张的消息带给了毛，不过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记载。 这是个生死攸关的决定。毛和他的部队都没有爬过雪山。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来自华南炎热而潮湿的亚热带或半热带地区，雪在那里极为罕见，有些人几乎没有见过雪。大雪山终年积雪，十分壮观。从山上极目远眺，地平线上雪峰兀立，与加拿大的洛基山脉一样巍峨。顶峰在树线之上，高耸入云。后来修的公路呈之字形盘旋而上。在这里，所有的绿色都不见了。山成了光秃秃的一片褐黄，不久便是雪的世界。即使在五六月间，也还是厚厚的积雪，一直铺到峰顶，铺到雪山的另一边。 在中国，人们敬畏雪山，也迷信雪山。当地居民称夹金山为仙姑山。他们告诉红军，只有仙女才能飞过此山。如果到了山顶把嘴张开，山神就会使你窒息。的一位长征过的老战士记得有人告诉他在山上讲话要低声，因为氧气太少了，一句话，夹金山是座魔山，鸟都飞不过去，人最好对它敬而远之。 红军长征来到仙姑山脚下时，已经过了八个月的跋涉。许多人已经打了三四年或更长时间的仗。对他们来说每天的生活都很艰难，却又使人感到踏实，因为毕竟没有国民党追兵的威胁了。 一九八四年六十五岁的老红军、医生戴正启说，他熟悉红军生活的每一步每一个细节，他闭上眼睛也能把红军长征的生活述说一遍。一九三四年开始长征时，他才十五岁，是一个宣传员，不久就改作了卫生员，现在是政府的一名高级卫生干部。他说，象他这样的普通战士，长征中走的路要比地图土标出的红军在一年中从江西走到陕北的两万五千里路多得多。他们常常一口气走八十到一百六十里，忽上忽下，忽前忽后，走的完全不是直线。许多卫生员为了照料伤病员和垂危病人，三次甚至四次越过大雪山。对许多人来说，征途长达三万至四万里。 他说，哨音一响，一天的生活就算开始了。一般是清晨六时吹哨，但也常常五时或四时吹哨。起床后用十五分钟时间整理行装，归还借来搭床铺的木板、门板和稻草。再用十五分钟洗脸、刷牙(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战士都刷牙)、吃早饭( 半磅米饭，有时是红薯 )、领干粮、整队。有时先头部队领完干粮，米桶就见底底了，其他人什么也领不到了。 戴正启在当宣传员时，身上背着背包、挎包，腰里别着手枪，手上拎着一桶贴标语用的浆糊。他当了卫生员后，就背起了药箱，里面装着凡士林、碘酒、石炭酸、阿斯匹林、绷带和脱脂棉。 每人负重约二十五磅。早晨出发前告诉大家当天的路程。白天休息两次：上午休息一次十分钟，午饭时间二十分钟。没有午睡。如果遇到敌机空袭，大家就都可以乘机休息一下。趴在路边，等候哨音再一次吹响。 翻越夹金山前，向所有的战士简单地介绍了高山、冰雪及严寒对健康的危害，要求他们用布条遮一下眼睛，防止雪盲；要求他们稳步前进，不要在高处停留；要求他们在出发前吃饱吃好，穿上厚衣服(大多数人只有补了又补的单军装)。可是，山脚下还是酷暑天气，开始爬了不多一会儿，就大汗淋漓了。 宣传员把注意事项编成便于记忆的顺口溜，教战士唱诵： “夹金山，高又高， 注意事项要记牢； 裹脚要用布和棕， 不紧不松好好包。 到了山顶莫停留， 坚持一下就胜利了。 病人走不起， 帮他背东西。 大家互助想办法， 一定帮他过山去。” 曾当过外交部长，现在任国务委员的姬鹏飞翻越大雪山时是中央卫生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一九八四年见到我们时，他已七十四岁，头发花白，身材相当高，年青时体格更健壮。他告诉我们，爬夹金山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坡度不大，终年积雪的山顶看起来似乎就在眼前，实际上山脚的海拔就已相当高，结果造成大家对高度的错觉。虽然几个月来的行军和缺粮已使大家十分疲乏，开始爬雪山倒似乎很顺利，可是，没多久，进入了一个冰雪世界。眼睛突然看不见了。山上没有路，踩在冰上滑倒了，挣扎着往前爬，却没有气力。但谁也没有想到会死，也不知道海拔一万四千或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山上氧气如此稀薄。有的人挣扎着要站起来，结果却永远倒了下去。 卫生员见此情景立即意识到山顶不能停留，哪伯停一步都可能丧命，必须尽快翻过山顶，下到氧气较多的高度上去，不能休息，可实在是太糟了！ 肌肉麻木得好象不存在了，可是还得坚持走。一旦越过山顶，最好的办法是坐在冰上往下滑，反正没有路。不少人都这样滑了厂去。有些人摔断了骨头，有些人不慎滑下了悬崖。尽管如此，这仍不失为最好的办法。 伤亡的大多是后勤人员，如担架员(当时还有拾担架的)和炊事员。 炊事员们不顾轻装的命令，坚持负重六十到八十磅，锅里还装着米和其他食品。三军团的炊事员在山顶停下来，为抢救病人做鲜姜辣椒汤。( 毛曾告诉警卫员，爬山前要吃些生姜和辣椒。 )炊事员坚持说：“我们不能让任何人死在雪山上。”他们把热汤送给别人，两名炊事员却倒下了，再也没有醒过来。红军到达陕北时，这支部队牺牲了九名炊事员。 对于体弱和有伤的人来说，空气稀薄格外令人难受。据姬鹏飞回忆，当时几乎无法看护病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送下山，可是谁也没有气力这样做，往往还没有送到低处，他们就牺牲了。他们常常死在卫生员把他们从雪地上拉起来的时候。姬鹏飞说：“牺牲的人很多，天气太冷，有些是冻死的，有些人根本喘不上气来。” 派了一些人沿途收容掉队的人。这些“掉队的人”往往是掩埋在雪下的尸体。由于海拔太高，水已无法烧开，火柴也很难划着。找不到柴火，看不见村庄，看不见人烟。翻山用了一整天。到了山的那一边后，海拔仍然很高。 水是个问题。无法把雪化开。战士们不得不刨开地表的冰雪取下面的雪解渴。无法修厕所，因为没有能在冰上和山石上挖茅坑的工具。冰天雪地里战士们还穿着草鞋。有些人找到破布把脚包了起来，大多数人没有包，四肢冻伤了。有些战士是光着脚翻过雪山的。大多数人穿着单军装。许多人得了雪盲症，不得不让人搀扶着下山。几天之后，他们的视力才逐渐恢复。 对危秀英来说，爬雪山和过草地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时刻。她说：“过雪山后，我便不来月经了，所有的妇女都是如此。” 当时，年方二十岁的丁甘如随后卫部队五军团翻过雪山。他们到得最晚。他说：“翻山前做了许多政治工作。”他指的是各部队的政委告诉战士爬山前要把衣服松开，以便于呼吸，走路要慢，但绝对不能停。他说：“我们好象成了一群马上要被人领进公园的小学生。”爬到山顶后，下达的命令是：“坐下来往下滑。”他们照办了，但有些同志掉下山去，再也见不着了。 一九八四年，李一氓忙于文化交流。一九三五年时，他是一个政委。他对长征中的几乎每一件事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对大雪山也是如此。他认为翻雪山并不困难。相比之下，翻越五岭的最后一岭要难得多。他说：“雪山不高，上山的路很好走，不陡。下山的路也不陡。”但他承认下山的路上全是冰，很滑，天气很冷。没有人烟，藏族牧民都吓跑了。” 还有一些人觉得雪山没有什么了不起，钟伶就是其中之一。他一九三一年参加红军时才十—岁。翻大雪山时刚满十六岁。一九八四年，他已是个六十五岁的老医生了。但看上去还很年轻，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上身穿一件浅蓝色衬衣，再配上灰色的裤子和袜子，完全是一副专家的模样。他在江西老家参加红军时还不够领枪的年龄。他在宣传队工作，负责往墙上刷标语。他家里很穷，一年中有四个月缺粮，不得不向地主借，欠下了水远还不清的债。 钟医生存长征途中是个卫生员。他说：“当时我们是红小鬼，年纪轻，生命力旺盛，体力恢复得很快。我想得不多，只知道吃饭、睡觉、行军，从来不去想会有什么危险。我们坐在吹足气的猪皮筏上过河，我从未掉下去过。” 翻越雪山有种种困难，但钟医生一点也不在乎。他应该穿上暖和的衣服，但他没有。他只有一件汗衫和一件单布褂。当时是六月天气，可是夹金山上却下着雪。他穿的是草鞋，也没有裹绑腿，脚却没有冻坏。他从未感觉气短。有人交代他不许停，不许休息，要一口气走完。他就这样翻过了雪山，没有看到一个人死去。据他回忆，三军团医疗队中他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人牺牲。 “请记住，”他强调说，“当时我还年轻，困难对我影响不大，想得也不多。” 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比钟伶只大一、两岁，可他对翻雪山的回忆就没有那么轻松了。他记得看见了国民党的飞机。那些飞机飞不到红军所在的高度。“我们朝着飞行员大声减：‘上来，上来呀！ ’”他说。第二座雪山最要命，用了两天时间才翻过去。他们不得不在山坡上宿营，用毯子把自己裹起来，挤在一起取暖。他说；“我们年纪轻，挺过来了。” 总之，对于大多数红军战士来说，翻越雪山是长征开始以来最艰苦的一关。其艰苦程度超过湘江之战，超过翻越五岭，也超过四渡赤水。比起只有少数人参战的抢渡金沙江或飞夺泸定桥来更是艰苦得多。有些指挥员也病倒了。一军团年富力强的司令林彪在夹金山顶上几次失去知觉，靠了警卫员的帮助才翻过山去。红军情报局局长徐迪宁也是如此。据警卫员说，毛泽东也走得十分吃力。警卫员想去帮他，可他们自己也陷入了困境。毛未穿棉袄。他的棉布裤子和布鞋不久便湿透了。路上又遇到一阵冰雹，只好躲在油布下避一避。警卫员陈昌奉几乎晕倒，毛把他扶起来。而当毛停下来鼓励战士往前定时，又是陈设法帮助毛重新迈开步子的。” 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说长征中过雪山最困难。战士们手拉着手以防摔倒。山上不是下雾就是刮风，积雪常常从山头崩落。魏头晕目眩，浑身无力，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喘—口气，越走越慢。起风了，魏看见自己的一个同乡倒了下去。还没等他走到跟前，那人就已停止了呼吸。战士们把尸体放在山缝里，用雪掩埋好。下午三点他们到达顶峰，开始下山。” 下山后，周恩来频频咳嗽。他着了凉。这是一场大病的最初症状，这场大病几乎要了他的命。 四方面军派李先念去迎接一方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当时驻扎在理县( 杂谷脑 )。他带领他的第八个八师和九军第二十五师和二十七师一部于六月八日占领懋功(今小金)，六月九日占领下山必经之地达维。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电告李先念，预计一方面军六月十日可以到达。李先念十分惊讶。他没想到会这么快，怀疑韩的报告不准确。他电示韩再核实一下，韩回电说：“情况准确，他们业已到达。” 情况是准确的。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已于六月十一日翻过雪山，并于六月十二日上午到了达维。这里距雪山不到二十五英里。当一方面军的侦察兵发现四方面军派出的部队后，一时敌友难辨，双方都打了枪，但无人伤亡。当吹响军号，双方便弄清了对方是谁。 —方面军的部队川流不息地开进达维。李先念急忙从懋功赶来。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周恩来(仍在病中)、朱德、彭德怀、叶剑英、林彪等都下了山。李先念回忆说：“当时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欢乐气氛。人人兴高采烈。一方面军风尘仆仆，看上去人困马乏，四方面军战士的身体情况比较起来好得多。” 当时，达维还是个不显眼的村子，有一百零六户人家。附近的小山上有一座大喇嘛寺。这里盛产鸦片，是个鸦片之乡。至少三分之一的土地种罂粟。每年初秋，达维一带村村卖鸦片。 六月十四日晚，在村外喇嘛寺附近的坡地上举行了盛大集会。幸存者们估计一万人参加了大会。毛阐述了团结和北上抗日的必要性。晚会演出了戏剧、歌舞，还举行了会餐，食物和其他用品都是四方面军从地主手里没收来的。 李伯钊又唱又跳，观众反复要她再来一个。她跳的苏联水兵舞，受到热烈欢迎，这是她在莫斯科学会的。大家不让她停下来，她也好象精力特别充沛，跳上一整夜也不在乎。 当晚，毛和李先念谈了一次话，毛问李三十军有多少人( 李以前指挥第九军，此时指挥第三十军 )。李说有两万多。毛问他多大了李说二十五六。五十年后的今天，李对当时未做好迎接一方面军的准备工作仍然感到抱歉。“我们到后他们跟着就到了”他说、“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我们作了最大努力，甚至补充给他们一千来人。一、四方面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可争吵的。” 第二天、毛和他的司令部人员继续前进。还要翻过不少山，包括一些雪山，才能同张国焘最终相逢，这将是他俩在一九二三年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上各执己见以来的第一次重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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