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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喜克索人进入埃及的背后，肯定存在着一次大规模的迁移，即从今天的土耳其东部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胡里人地区。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语言学上的证据可以证实，公元前18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米坦尼王国（杰济拉）的入侵者和在巴比伦强行建立喀西特统治的蛮族中，都有操原始梵语的人。这种语言学证据暗示着，在这些局部压力的背后可能存在着某种独立的原动力，驱使操原始梵语的民族从西南亚北部的穷乡僻壤进发而出。 这块穷乡僻壤位于欧亚大平原腹地。印欧语的发源地可能在东欧某地，它的南面在土库曼与西南亚相接，从那里很容易进入大平原。如果存在一次从大平原进发的大迁移，那么可能是在马的驯化之后，因为马很适宜于当地的游牧生活。在特洛伊遗址最低层的特洛伊第六地层中就发现了马的骨骸，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此外，苏美尔－阿卡德人在巴比伦第一王朝时期还没有马，中王国时期的埃及人也是如此。这说明，马是公元前1800年以前不久在欧亚大平原上驯化的，而一种新式武器—一马拉战车的发明和传播正是蛮族在公元前18世纪入侵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并取得成功的原因。 游牧生活象城市生活一样，也是一种非农业生活方式。它寄生在农业上，存在的前提是在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有与之保持联系的农业人口，这些农业人口持续不断地生产出超过自身生存所必需的食物。城市人口用城市的产品和服务同农业人口交换食物，游牧民也同样需要通过出售牲畜和兽皮来购买农居社会的物品。虽然游牧民自己不从事农业，但他们浪漫的生活方式不仅后于农业而出现，而目‘只有同持续耕种土地的邻居同生共存才具有可行性。在这种条件下，游牧生活是科用干旱草原而不毁坏它的最具建设性的方式。耕种土地能够在较短的周期内生产出更大的收获，但每年的收成是不稳定的，而且大量的草根被翻犁起来，有可能使大草原变成沙漠。在大草原上，较长周期的交替游牧是把草原当作狩猎地来使用，正如美洲北部的土生美洲人在公元19世纪仍然对当地大草原的使用方式一样。来自欧洲的定居者灭绝了曾作为当地人狩猎对象的野牛，而以一个生长期短的“牛的王国”取而代之。大草原的游牧生活是最有利的生活方式，它可以开发大自然，却又不把它变为不毛之地。 为了使干旱草原能供养尽可能多的牲畜，游牧民不得不按照周期性的季节轨道不断地把畜群从一个牧场赶到另一个牧场。如果没有诸如马和骆驼这样的非人力助手的帮助，他们要在周期性的迁徙中管理好他们的牛和羊是不可能的。而且，由于迁徙如果不是天灾使然，还必须周密计划和准确实施，游牧民因之不得不把自己、动物助手和牲畜置于严格的纪律之下。游牧共同体迁徙时的后勤恰似一场军事战役的后勤，结果，游牧生活本身就为进行流动战争而自动地训练着它的从事者。当然，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年复一年，周而往返，既不同其他游牧民族也不同游牧民的农居邻邦和贸易伙伴发生争端。 马的驯化给人们提供了使游牧生活具有可行性的非人力助手，但最初驯化的马却是一种弱小的动物，它不能承受骑手的重量，用尽可能轻的材料制成的两轮车也要4匹马来拉。经过1000年的饲养之后，马才能驮一个装备很轻的骑兵。又过了几个世纪，一种“巨型马”被培育出来，它可以承担自身的盔甲和一个着全副盔甲的骑手。然而，从一开始，游牧民只要冲出通常居住的大草原，他们在军事上就都是令人生畏的。不过，这种情况比较罕见。公元前18世纪下半叶对巴比伦王国和埃及的入侵，也许还有对克里特的入侵，可能是游牧民族第一次系列进发的直接后果。这种进发在欧亚大平原一直持续到公元18世纪，在阿拉伯北部大平原则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欧亚太平原上游牧生活的发明者很有可能就是那一批操原始梵语的民族，他们对巴比伦王国和美索不达米亚施予了暂时性的冲击，却给印度打上了永久性的烙印。但是，游牧生活一旦发明，就不可能维持任何单一民族的垄断地位。欧亚大平原在不同的时期被讲不同语言的民族所占领，这些语言相继有原始梵语、伊朗语、土耳其语、通古斯语、蒙古语和芬兰语（马扎尔人的语言）。伴随着公元前二千纪末叶单峰骆驼在阿拉伯大平原的驯化和公元纪年前夕马对那里环境的适应，游牧生培的范围扩展到阿拉伯，又从阿拉伯扩展到北非。游牧民族从公元前18世纪开始创造历史，至今仍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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