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对于伊斯兰教国家来说，结束伊斯兰教共同体与阿拉伯民族的同一性，其代价是将政府转变成萨珊波斯人的专制形式。阿拉伯人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思维习惯，不仅阿拉伯的游牧部落是这样，而且在阿拉伯半岛的绿洲和在驻扎着占领者的阿拉伯部落民的各地兵站中定居的阿拉伯人也同样如此。希腊编年史家狄奥凡（写于约810－813年）把伊斯兰教国家的元首称作“议事会主席”。这一称呼准确地描述了最初4位哈里发的地位。他们的倭马亚继承人在与自己的同胞阿拉伯人的关系方面也并不是专制君主。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依赖于阿拉伯人的支持。阿拉伯人派性极强，动辄发怒。他们必定受到了倭马亚家族的穆阿威叶及其继承人的调教和劝诱。阿拉伯人地位的下降，免除了对阿拔斯家族行使权威的约束。在非穆斯林面前，非阿拉伯穆斯林现在赢得了与阿拉伯人平等的地位，但他们并未继承随意对待政府的特权（阿拉伯人自己也失去了这一特权）。 阿拉伯语并未随着阿拉伯人的地位而下降。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之下，阿拉伯语继续是伊斯兰教国家的官方语言，当然也是阿拉伯诗歌的语言，虽然阿拉伯诗人和阿拉伯语法的学者现在并不一定都是具有阿拉伯血统的人。813至833年间担任哈里发的马蒙，依靠伊朗人的军事和政治支持，但他推动了将希腊哲学和科学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工作。这些著作有些是从希腊文原文直接翻译的，有些是根据现有的从希腊文译成古叙利亚文的译本转译的。到7世纪末，伊斯兰教国家的非阿位伯人官员已必须要掌握两门语言。9世纪时的翻译家就是从这一阶层中产生的。这种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即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哈兰。该城一直到9世纪还保存着一种希腊化形式的前基督教和前伊斯兰教的巴比伦宗教。另一渠道是位于胡齐斯坦（古埃兰）的容迪沙普尔，它是由萨珊王朝皇帝沙普尔一世建造，用来囚禁他从叙利亚抓来的俘虏的。它后来成为一个聂斯脱利派的医学院的所在地。 大量的从希腊语和古叙利亚语翻译成阿拉伯语的著作表明，当时已有一批思想上十分活跃的阿拉伯语读者。这种新生的阿拉伯文化的中心是巴格达，它位于底格里斯河的西岸，距萨珊波斯帝国及其先驱安息阿萨息斯王朝的前都城泰西封很近。巴格达作为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首都始建于762年。与一个半世纪之前的长安一样，巴格达也变成了一座世界性的城市。通过9世纪在巴格达城思想和智力的发酵，阿拉伯语进一涉精练优雅，从而有资格成为从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到大西洋的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混合语。 阿拉伯语还开始取代当时在伊斯兰帝国流行的其他一些语言而成为日常生活的用语。在这方面，阿拉伯语未能挤走波斯语。波斯人保留了他们的古代语言，尽管他们采用阿拉伯字母来书写这种语言并用阿拉伯语外来词来丰富他们的语汇。这种新波斯语（法斯语）后成为一种伟大文学的表达工具。阿拉伯语代替其姐妹语——闪米特语中的古叙利亚语要更容易一些，到阿拉伯人征服时，古叙利亚语已成为新月沃地所有农民的母语。阿拉伯语还逐渐传播到埃及，取代了科普特语，并且更为迅速地传播到西北非，取代了各种柏柏尔语言。柏柏尔人的文化较落后，他们很容易就接受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但是，在本章涉及的整个时期，新月沃地和埃及的农民却仍然忠诚于基督教。在这一时期，他们很少采用阿拉伯语。 9世纪伊斯兰社会中的思想骚动，受到了要为伊斯兰教配置精神机构这种需要的刺激。伊斯兰教帝国中的非穆斯林臣民已经具有这类机构。伊斯兰教显然需要能够让伊斯兰社团在一个庞大帝国足以保持统治地位的法律和神学体系，而这个帝国又包容着若干古代成熟文明的故乡。使阿拉伯人成为“有经人”的渴望，一直是穆罕默德的动机之一。 伊斯兰教律法必须要建立在穆罕默德的教导之上，但原始材料并不充分。《古兰经》由许多条精神上的训诫组成，这些训诫又与作为麦地即伊斯兰教社团政治首脑的穆罕默德发布的专门性行政规定混杂在一起。《古兰经》中的法律材料必须要挑选出来，然后再把有关穆罕默德言论的传统报道补充进去。这些报道必须要经过证实。此后仍然存在的空缺部分，则必须要由类比推理和引用地方上的习惯法来填补。这种习惯法在前罗马帝国的疆域内可能就意味着是罗马法的地方版本。在750至900年之间，圣训传说分门别类被汇编成集，伊斯兰教律法的四大学派正式确立。对于与什叶派（即阿里家族的同党或追随者）穆斯林相区别的逊尼派（正统派）穆斯林来说，所有四大教法学派最终都被认为是有效的。当地的穆斯林社团可以自由地选择服从它喜爱的任何学派。 伊斯兰教神学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这部分是因为已经存在着一个精心论证的基督教神学，部分是因为对上帝独一性和统一性的信仰已使两个宗教都产生了同样的问题。认为《古兰经》是受造而非自存的教义，是阿里乌派关于基督教三位一体中的第一和第二位关系的概念在伊斯兰教中的翻版，这一教义于827年被哈里发马蒙确立，随后又在847年被哈里发穆塔瓦吉尔废除。在颁布这些神学通告时，这两位哈里发滥用了权力，因为哈里发只是穆罕默德在政治领域的继承人而已。在神学领域由穆斯林公开讨论的问题，就同犹太人一样，应当由律法专家们的一致意见来决定。纯粹的一神论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不需要用希腊哲学的语言起草的信经。但是，穆斯林通过翻译接触到希腊哲学，促使一系列穆斯林思想家将希腊哲学与伊斯兰教融合在一起。在945年以前的100年中，相继出现了巴士拉的哲学家金迪（死于873年）和具有突厥血统的穆斯林哲学家法拉比（死于950年）。 750年的革命标志着伊斯兰教帝国扩张时期的终结，同时也是其分裂时期的开端。尽管阿拉伯人是伊斯兰教国家享有特权的主人，但他们仍常常陷入内战之中。考虑到这一事实，人们不能不为这一事实感到惊奇：他们不仅设法创造和保持了他们庞大的征服对象，而且直到倭马亚政权倒台之前还进一步将其予以扩大。阿拔斯家族未能成功地继承伊斯兰帝国的全部版图。756年倭马亚家族一位幸存的流亡者赢得了伊比里亚半岛逊尼派穆斯林社团的效忠。在757至786年之间、有3个哈瓦立及派的国家建立于阿尔及利亚和阿特拉斯山脉南部一侧的柏柏尔人地区。（哈瓦利及派即“分裂派”，是因阿里与穆阿威叶妥协而与阿里分裂的一派。）788年一个阿里派小王国建立于摩洛哥。800年建立于伊夫里奎亚（突尼斯）的逊尼派阿拉伯人的艾格莱卜王朝仅在名义上效忠于阿拔斯家族，它于909年被一支柏柏尔人部落支持的“法蒂玛”王朝所取代。法蒂玛王朝否认阿拔斯家属的合法性，企图将整个伊斯兰教世界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对于阿拔斯家族来说，在他们统治下的伊朗地区，宗教和政治的反叛更为严重，而伊朗一直是他们权力的源泉。伊朗人因为在精神上对萨珊帝国的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会感到不满，才接受了摩尼教及其分支玛兹达教。阿里家族的代理人阿布·穆斯里姆曾发动推翻倭马亚王朝的起义，他在伊朗唤起了人们的期望：继之而来的将是一个同宗的什叶派穆斯林的，或许甚至是一个玛兹达教派的或琐罗亚斯德教的政权。在749年阿拔斯人抢占哈里发职位之时，在754年第二位阿拔斯哈里发曼苏尔（754－775年在位）处死帮助阿拔斯人夺取王位的阿布·穆斯里姆之时，伊朗人极度不满，民怨沸腾，爆发了一连串的起义。术士辛巴德领导了755／756年的起义，乌斯塔德西斯领导了766－768年的起义。“蒙面先知”穆卡那领导了777－783／784年的起义。实际上在阿拔斯时代，非伊斯兰的宗教和非正统形式的伊斯兰教遍布于伊朗和伊拉克。 一个穆斯林要成为神秘主义者，既诱人又危险。922年哈拉智因宣称自己与真主合一而被处以死刑。玛兹达教徒巴贝克领导的起义在伊朗西部从816年坚持到838年。从869年到883年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下游流域垦荒的黑人奴隶参加了哈瓦立及派领导的起义。伊朗位于厄尔布尔士山脉和里海南岸之间的地区一直未被阿拉伯人征服，但它最终也皈依了伊斯兰教，不过不是逊尼派伊斯兰教而是什叶派中的裁德派。从864至928年，这一地区在裁德什叶派统治之下。自932年开始，布瓦希德人横行于伊朗西部，他们属于什叶派中与裁德派不同的另一支教派，起源于里海沿岸独立地带的西北角。945年他们占领了巴格达，将阿披斯王朝的哈里发变成了他们的傀儡。 自从哈里发穆阿台绥姆执政（833－842年）以来，阿拔斯人已经成了他们自己的突厥奴隶卫队的傀儡。这些人是最初将阿拔斯王朝推上王位的伊朗呼罗珊人的继承者。（虽然突厥人的草原帝国已于581年分裂，并在630－637年灭亡，突厥人还是生存下来，许多突厥人部落继续占据着大部分欧亚平原。）阿拔斯哈里发的突厥奴隶卫队，至少已在名义上皈依了逊尼派伊斯兰教。从874至995年统治托卡里斯坦、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和呼罗珊的伊朗萨曼人就是改宗逊尼派伊斯兰教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后裔。他们与西北非的艾格莱卜人一样小心谨慎地在口头上归顺于阿拔斯哈里发名义上的统治权。945年巴格达城被什叶派的伊朗布瓦希德人攻占，暴露了阿拔斯人对逊尼派穆斯林社会的统治权纯属是沙上之塔。 这种虚构的统治权事实上早在929年就已经站不住脚了。在这一年倭马亚王朝流亡在伊比利亚半岛那一支的当政代表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自称“哈里发”。这样一来逊尼派伊斯兰教社会的版图便发生分裂，分别统治两地的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穆罕默德合法的政治继承人。因此到这一时期，其臣民中包括逊尼派穆斯林社团的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已不复存在，更不用说还存在着许多与正统派伊斯兰教分道扬镳的政治上独立的小国。 在750至945年之间，除了一次例外，穆斯林唯一的胜利是由西方的穆斯林政府或私人冒险家所取得的。在陆地上，流亡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倭马亚王国不断缩小。到803年，它不仅失去了比利牛斯山脉北部的最后一批据点，而且还丢失了南部的加泰罗尼亚。但是，在826或827年，被驱逐出倭马亚西班牙的穆斯林反叛者征服了东罗马帝国的克里特岛。827－902年艾格莱卜人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征服了整个西西里岛，后者在该岛仅剩下一个据点。9世纪查里曼帝国的解体使得西西里和西班牙的穆斯林有机会从海上进攻意大利。他们占领了阿尔卑斯山的许多关隘，并几乎成功地从西部基督教世界的外阿尔卑斯山地区袭击了意大利。868－876年当东罗马帝国进行干预时，他们几乎已经经阿普利亚和达尔马提亚抵达保加利亚。 751年，即阿拔斯人推翻倭马亚王朝的第二年。阿拔斯人在塔拉斯河对中国人取得了一次历史性的胜利。如果中国人打赢这一仗，他们很可能会使中国和佛教重新占据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如果这样的话，一位于巴尔赫的佛教“新寺院”世袭住持的后裔们，也就不会成为管理阿拔斯帝国达40年（直到803年为止）之久的“巴尔马克家族”了。“如果穆斯林在751年战败，那么这些野心勃勃的托卡里斯坦人也绝不会皈依伊斯兰教。我们可以猜测，在中国755－763年的大动乱之后，为了在重整中国唐王朝的财政中发挥领导作用，他们很可能会从琐罗亚斯德教重新皈依佛教。 实际上，伊斯兰教在中亚并未退缩，相反它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在阿拔斯哈里发穆克塔迪尔统治期间（908－932年），尽管阿拔斯王朝在政治上已衰落到最低点，但一支生活在欧亚大平原深处伏尔加河和卡马河汇合处地区的讲突厥语的民族——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人，仍请求穆克塔迪尔向他们派遣一队传教士。这些保加尔人当时肯定已皈依了伊斯兰教。这批传教士于922年到达了他们的首都保尔加。960年，当时占据大宛北部一带草原（751年阿拔斯人曾迫使中国人撤离这一地区）的葛逻禄（“雪人”）突厥人，改信他们在河间地带的邻居所信奉的逊尼派伊斯兰教。这些邻居已不再是阿拔斯人；他们基本上是独立的萨曼人。葛逻禄人扩张到了塔里木盆地，并随身带来了伊斯兰教。因此，尽管曾经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四分五裂，而伊斯兰教本身却在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力量鼎盛时期的疆域之外赢得了皈依者。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