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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约4500年前最早的区域文明出现以来，人们一直把地球这颗行星视为宇宙的中心；而每个地区的文明都有关于自己是位于地球中心的观念。东亚人认为，中国是处于大地“中央的王国”；印度人则认为，大地中心位于今天的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在穆斯林教徒眼中，麦加圣地是中心；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则认为中心位于耶路撒冷。到公元15世纪已经熄灭了的诸文明，同样持有自我中心论。在古希腊人看来，人类文明世界的中心是德尔斐；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人认为，大地的中心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顶端；苏美尔人则把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谷地的尼普尔城视为大地的中心。 相互毗邻的区域性文明的彼此接触，或是敌对的，或是友好的。幅员辽阔但昙花一现的蒙古帝国，使东亚和西方基督教世界暂时通过欧亚大平原而连接为一体。至少在公元前7世纪，人们就进行过从东向西的环非洲航行。公元10世纪末11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人就沿格陵兰西岸进行过开发，无人知道他们已经迈进了那无垠的“新大陆”的门槛。但就我们所知，在哥伦布（1451－1506年）于1492年横渡大西洋之前，是没有航海家在这一低纬度地区从任何一个方向横渡大西洋的。如果有船只横穿太平洋从东亚到达“新大陆”或从相反的方向横穿太平洋的话，那么这些穿越太平洋的航行则是既非有目的的活动，又是极为偶然的。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是第一位赢得从西向东环非洲航行成功荣誉的航海家。公元前5世纪，波斯皇帝薛西斯的使者进行过这一探险，但没有成功。确凿无疑的是，“维多利亚号“是第一艘完成了环球航行（1519－1522年）的船。它是费尔南多·麦哲伦船队5条船中的幸存者。 麦哲伦“维多利亚号”船的船员们证明了公元前3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厄拉多塞根据推理所断定的“航海”的含义。厄拉多塞对地球圆周长度的计算是近乎正确的。而哥伦布的猜测则是大谬不然。但这一猜测却给了他开始探险大西洋的勇气。（从欧洲到日本的最大圆周距离是10600海里，而哥伦布的计算要比这少3000海里。）另一位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的猜测是；地球是太阳的卫星，除了1年绕太阳1周外，它每24小时沿地轴自转1周。阿里斯塔克的发现，受到公元前2世纪希腊天文学家们的反对。但是，时至公元1512年，一位西方人，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年）发现了真理。他在1540年出版的《要释》一书中，阐明了这一发现；在1543年出版的《天体运行论》中，进一步翔实地论证了这一发现。 哥白尼对太阳系星体间真实关系的发现，加之“维多利亚号”在行星地球水面上的环行，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在1492－1522年这30年间，曾经分别集中于北京、贝拿勒斯、麦加、耶路撒冷、特诺奇蒂特兰、库斯科的人类文明中心，连接成为统一的人类文明世界，其规模是此前任何区域文明都不可比拟的；但是，尽管这些旧有的文明中心在某些方向已经同人迹未至的陆地和不知其深广的海洋相连，但是，人们即使根据先验判断，这个新的、统一的全球文明世界也是有限的。 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把西方基督教世界之外的整个地球纵向分割，分别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1493年，这两个巨大的全球性西方基督教国家达成条约。同意将这条分界线确定在比教皇分割线偏西270里格的位置。他们认可的这条界线位于巴西（一群葡萄牙人在1500年曾在那里迷失），在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内。1529年，两国又达成的新条约改变了对葡萄牙人有利的位于太平洋的分界线经度。葡萄牙人得到了摩鹿加群岛，西班牙人则拥有了菲律宾群岛。即使仅仅从理论上讲，这两个海上列强得以瓜分的那部分地球，在面积上也小于以前曾出现过的人类文明世界。这无论从以前哪一个地区性的中心来看，都是如此。这个统一了的人类文明世界的地平线，已经呈现在人们眼前。 此外，这个统一的人类文明世界过去是、现在仍是“生物圈”的精粹部分。“生物圈”是包裹着地球这个行星表面的，由陆地、水和大气构成的薄层。地球本身现已成为太阳的一个卫星。地球不再是位于中心位置的恒星，人们认为它不过是诸多“行星”（移动的星）中的一颗，现在看起来，过去对那些行星的命名都是不恰当的，因为包括地球在内的所有这些行星，都在沿固定轨道绕太阳作周期性运动。至于太阳，人们已经证明它是诸多恒星之一，就象太阳距地球很遥远一样，无数其他的恒星距地球更是极其遥远的。地球不过是一个恒星系中旋转运动的一颗小小的宇宙之尘，尽管如此，一位观察者仍会说，恒星系广袤无垠，它或许远远超出人们借助伽利略（1564－1642年）建造的最大倍数的望远镜可以达到的视野。地球这颗宇宙之尘的表面是有限的，而这颗宇宙之尘的四周则是广袤无垠的，既没有可见的也没有可以论证的边界。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勾勒的宇宙的新图景。在那个时代，在人类成繁衍生息的地球上，人类的文明世界已联结为一个整体。 人类文明世界的联结是突然的，它使以前在互相分离的区域中生活的人类的命运骤然改变，要么带来了福祉，要么带来了灾难。对于阿兹特克、印加以及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奴隶贸易者所到的西部非洲来说，它纯粹是一场空前的浩劫。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一些居民一度曾欢迎自己从最近强加于他们的地区性帝国的建立者那里解放出来，不料，他们却发现，他们并没有获得解放，而仅仅是更换了一批统治者而已。尽管对于中美洲民族来说，西班牙取代阿兹特克人的统治或许并非是不好的变化，但对于安第斯山民族来说，西班牙取代印加人的统治，则的确使他们的景况变得更糟。 在欧洲人的家园即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范围内，对海洋的统治改变了财富和实力的平衡，这种变化有利于濒临大西洋和北海沿岸的国家，不利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国家。就象马其顿帝国的希腊人洗劫波斯皇帝的珍宝那样，西班牙征服者盗劫了印加皇帝的珍宝，把它们熔化，铸成金币，以此获得经济财富。贵金属的涌入，虽没有抵销其他商品生产的增长，却引起价格的上涨；在每个西方国家，各个社会阶级的命运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西欧民族的航海先驱者——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受到的冲击是最为激烈的。但是，在16世纪末之前，物价飞涨的浪潮已经掠过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东部边界，正在搅扰奥斯曼帝国的经济。一位观察者根据20世纪70年代同样规模的价格上涨来推测，自1519年科尔特斯登上中美洲大陆以后的16世纪，社会上一些人因人为的因素而陷于贫困，另一些人则发财致富，结果导致了混乱、焦虑和不满的增长。这一事实可大致说明，在16世纪西欧人以宗教和理性的名义所犯下的某些如此凶残的暴行的原因。 大西洋鲱鱼是在1417年把产卵地从波罗的海迁到北海的，亨利派遣第一支海上探险队南行的时间是1420年，而中国永乐皇帝派遣第一支船队西行的时间则是1405年。因此，在公海航行方面，中国人比鲱鱼要早12年，而亨利亲王的航海家们则比鲱鱼要晚3年。 永乐皇帝的海军将领——云南籍的穆斯林太监郑和，在1405－1433年间曾七下西洋。他到过波斯湾的咽喉之地霍尔木兹，到过亚丁，至少两次到过红海口；其船队的个别船只曾到过非洲东海岸。在这一系列船队中，中国船只的规模、数量以及船员的总数都是葡萄牙船队所不可比拟的。在第一次航行中（这次到达过印度），中国人派出了62艘船，载有28000人。这些船带有罗盘（中国人的一项发明）和防水船舱。最大的船约有400英尺长。 在15世纪后期葡萄牙航海设计家的发明之前，这些中国船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所到之地的统治者都对之肃然起敬。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中国人的力量能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文明世界的“中央王国”。他们本应在葡萄牙人之前就占有霍尔木兹海峡，并绕过好望角；他们本应在西班牙人之前就发现并且征服美洲的。 1433年之后，中国人中断航海的原因，历史上没有记载。明王朝并没有被迫在海上和陆上的军事努力之间作出选择。确实，永乐皇帝的当务之急是在北方前线防御来自欧亚大平原的入侵。他曾5次亲征蒙古人。但是，中国有足够的资源用于同时支持两条战线的作战。大概是中国丰富的资源使统治者失去了海外探险和扩张的兴趣。等到1793年，当英国工业革命已经稳步发展之时，清朝乾隆皇帝仍向英国使节表示，大清帝国在经济上是自足的。而西欧的统治者受国家贫穷的刺激，鼓励并且支持海外冒险。15世纪的中国商人象当时西欧的商人一样精明能干。但他们很少得到从事私人商业活动的机会，因为他们是官僚统治国家的臣民。他们的统治者和官员认为，关心商业会有失尊严。在近代中华帝国，人们对贸易的天然爱好和习性因政府缺少对国民天性的同情而被扼杀。这与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情况相似。当20世纪70年代我们回首往事时就会看到，这种官方的偏见颇有一些（不容置疑的，欺骗性的）先知先觉的味道。 葡萄牙人是不屈不挠的。1487年，巴特洛缪·迪亚斯绕过了好望角。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登上了印度西海岸。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1510年占领果阿，1511年占领马六甲，1515年占领霍尔木兹（中国并未永久性地占领这里），从而把印度洋置于葡萄牙人的控制之下。阿尔布克尔克的海洋战略计划可与13世纪蒙古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的陆上战略计划相媲美。1514年，一艘葡萄牙船到达广州。1542或1543年一艘葡萄牙船到达日本的小岛——种子岛（该岛与九州的南端隔海相望）。1503－1551年间，葡萄牙军队打败了穆斯林军队，这对于争夺印度洋的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 葡萄牙人的巨大胜利是创造性和勇气的回报。1440－1490年这50年间，葡萄牙的造船工匠设计的一种独特构造和帆装的海船在海上称雄400年；在1840－1890年的50年间，即该船的历史行将结束之时，人们又将它加以完善。在它整个漫长的全盛期，这种船型仅以这种船本身而著称。它有3根桅杆（只在它历史的初期和末期时是4根桅杆）和一套混和的帆装。前桅杆和主桅杆挂有方形的帆，它给船以动力；后桅杆挂有三角帆，它使船具有机动性以及根据风向航行的能力。在17世纪末，这些优点又锦上添花。荷兰人用船头和船尾的帆取代了后桅杆上的三角帆，在前桅杆和第一斜桅之间装上了船首三角帆。在16世纪初，人们在船两边的上下甲板之间开了舷洞，以便于一排枪炮可以向外射击。与在19世纪取代了这种古典的航海帆船的那种机械推动的船不同，它能连续航行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因为它的动力是用之不竭的风，而无需补充燃料。 西班牙人也是坚韧不拔的。1492年，哥伦布首次登上美洲。1513年，瓦斯科·奴涅斯·巴尔沃亚到达巴拿马海峡太平洋一侧的海岸。巴拿马的西班牙城始建于1519年。1519－1521年，埃尔南多·科尔特斯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1532－1535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征服了印加帝国。 西班牙人以少胜多，征服了这两个由穷兵黩武、狂妄自大的人统治的帝国。西班牙人在这两个国家的运气是绝好的。 科尔特斯在某年某日到来，这在墨西哥人的宗教历法上早有预言。这个历法预言，魁扎尔科亚特尔神将要兑现其诺言，在人间再现。他曾附在12世纪被推翻的托尔托克人的国王身上。如果位于特诺奇蒂特兰城的阿兹特克人的皇帝莫克特苏马二世没有把科尔特斯误认为魁扎尔科亚特尔神再现的话，他是不会屈服于外国入侵者的。而科尔特斯确实没有资格去取代莫克特苏马在阿兹特克的王位。并且，如果科尔特斯不曾在塔瓦斯科偶然结识一位墨西哥女孩，那么他在墨西哥事实上将会是既聋又哑，政治上也将陷于一片黑暗。因为这位女孩不仅通晓纳瓦特尔诺和马雅语，而且异常机智，熟悉墨西哥人的心理。西班牙人给她取了一个新名字：多纳·马里纳。 而皮萨罗在进入印加帝国内地时，正值内战结束不久，胜利者阿塔瓦尔帕尚来不及巩固其统治。如果在第一次探险（1524－1525年）时就进军内地，皮萨罗就会同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发生冲突。他当时还活着，还是印加帝国至高无上的君主；他把帝国的重兵集结在北方，而不是布置在远离东南边境的都城库斯科。如果在第二次探险时，皮萨罗攻打内地，就有可能同还活着的卡帕克皇帝相遇。1532年皮萨罗无意地偶然决定冒险进兵。这是自1438年帕查库提打败昌卡人以来，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外国入侵者所选择的战机中最为顺利的一次。 被征服地区的内讧，使西班牙人坐收渔利。阿兹特克人同其臣民势不两立，同其邻国关系不佳。而印加人几乎是同样地为人厌恶，其内部也是剑拔弩张。被打败的瓦斯卡尔派并没有同取得胜利的非法篡位者阿塔瓦尔帕那一派言归于好；历史上的都城库斯科对崛起的基多城的竞争忿忿不平。这些内讧为西班牙提供了可乘之机。但这仅仅是因为西班牙人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利用了它们。科尔特斯招募特拉斯卡拉人进攻阿兹特克人，皮萨罗招募卡尼亚尔人和瓦斯特尔的余部去同阿塔瓦尔帕一派作战。皮萨罗虽然没有马里纳那样的当地人为他充当政治顾问，却表现出他具有与科尔特斯同样的政治洞察力。 尽管如此，西班牙人的王牌仍是他们的装备、冒险性和凶残。当受害者从可怕的入侵者出人意料的进攻所造成的暂时混乱中舒缓过来时，便进行了英勇抵抗。阿兹特克人一直战斗到死，几乎被灭绝。印加人反侵略斗争此起彼伏；直到1572年，在蒙大拿，在安第斯山的大西洋一侧的山地，他们仍在战斗，那里的热带森林为他们提供了天然屏障。他们在那里的最后一个避难地马丘比丘到1911年才被人们发现（仍保持着原样，但已长期无人居住）。但是，在西欧人眼中的“新大陆”，即使是最英勇、装备最好的当地人也无法抵挡火药、钢铁制成的刀剑以及马匹（尽管在人类从亚洲东北部来到这里之前，北美洲的马已处于进化过程中，但美洲人没有见过马）的进攻。西班牙人在战略要地建立自治城市，并在那里驻扎富有经验的老兵和欧洲人与美洲印地安人的混血儿，以此来保证他们的征服。这是在效法马其顿帝国的希腊人在征服第一波斯帝国时的做法。 象1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那样，16世纪的西班牙是靠两种东西前进的。当他们必须弃船登陆时，他们就骑上马。他们在美洲骑马走过的距离并不逊色于蒙古人在欧洲大陆行进的距离。 在16世纪末期，西班牙人在美洲的业绩正由俄国人在亚洲北部重演。在1568－1569年，土耳其人打算吞并阿斯特拉罕并在顿河和伏尔加河的最接近处开挖一条运河，但未获成功。这表明他们没有能力打通在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人的同胞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俄国人的障碍。这道障碍现在因哥萨克人（“哥萨克”在土耳其语中是“挖掘者”的意思，即来自游牧部落的外人）而得到了加强。这些人是乌克兰信仰东正教的船夫。金帐汗国在14世纪因立陶宛人的袭击而向东退到黑海北岸之后的某一时候，他们第一次定居于第聂伯河中的一个岛屿。1571年，一支哥萨克人沿顿河定居，或许在同时，另一支哥萨克人沿乌拉尔河定居。 1581年，一位哥萨克族的俄国冒险家叶尔马克从西向东跨越乌拉尔河，并且征服了刚刚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操土耳其语的西伯利亚的汗国。与征服美洲的西班牙人相同，叶尔马克的追随者们拥有火器，而丧生在火器下的西西伯利亚人则没有。他们乘船沿河而下，通过西伯利亚森林，他们发现并走出了一些运输路线，于1637或1638年到达太平洋的西北岸。在经过贝加尔湖畔的信奉佛教的蒙古布利亚特人住地时，他们遭到有力抵抗。这些俄国人征服了布利亚特人，并于1651年在他们国家中建立了伊尔库茨克城。与此同时，俄国人已侵入到阿穆尔河流域，1643年，一伙俄国入侵者到达了满洲境内的阿穆尔河右侧的支流松花江。 在这里，俄国人碰到了满族人，他们也已掌握了火器。在征服了中国之后，满族人向西驱退了俄国人，并且在1658年把他们限制在阿穆尔河最西边的河源处。这个界限位于俄国人占领地的东南面。1689年的条约肯定了这一边界。在阿穆尔河流域，俄国人远离后方，而满族人则离后方很近。从逻辑上讲，满族人的优势是决定性的。俄国人同满族人第一次冲突的日期——1652年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当这两个非游牧的但又是流动地建立其帝国的民族在阿穆尔河流域较量之时，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第一次发现他们被定居的军队完全包围了。 1634－1635年，满族人开始把宗主权强加在东部的蒙古人身上。在此之前，这些蒙古人曾进入中国内地并且同俄国人较量过。布利亚特人是处于俄国人统治之下的仅有的东部蒙古人。与此同时，在1576－1577年，东部的蒙古人皈依了藏传大乘佛教，而西部的蒙古人也很快地效法。西部的蒙古人（厄鲁特部、准噶尔部、卡尔梅克部）如今栖息于阿尔泰山山脉和天山山脉之间的隘口两边。这里是扼守从欧亚大平原东部通往中部通道的战略要地。大约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卡尔梅克部蒙古人向西涌去。他们开辟前进道路，通过操土耳其语的哥萨克穆斯林地区，进入欧亚太平原中部，并且在1613年越过了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而这一年正是俄国人“混乱时期”（1604－1613年）的最后一年。这些卡尔梅克部移民在伏尔加河下游和顿河下游之间安营扎寨，处于俄国人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无人区。那个地区，对于不信奉东正教和逊尼派伊斯兰教的佛教徒来说，在政治上是最合适的地区。 17世纪结束之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已经是江河日下。1578年，葡萄牙人在摩洛哥遇到军事上的失利。1580年，葡萄牙人同腓力二世统治的西班牙联合起来。1588年，西班牙军队企图征服英国，但以海军的失败而告终。这次失败的惨重可同蒙古人1281年在日本、1292年在爪哇的灾难相比。此后，即使西班牙和葡萄牙联袂，他们的海军力量也无力保护其跨越东西两半球的海上帝国不受伊比利亚军队的侵犯及其心怀妒意的西北欧邻国——荷兰、法国和英国的蚕食。 这3个冒险性的民族已经占据了加勒比海的许多岛屿，这些岛屿正在遭受劫难。1606年，英国殖民者在弗吉尼亚登陆；1620年到达新英格兰。1605年，法国在阿卡迪亚进行殖民活动，并于1608年建立了魁北克城。1612年，荷兰人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今天的纽约）。西班牙丧失了其幅员辽阔的“西印度帝国”（即美洲）的一些重地。葡萄牙的损失更为巨大。1641年，荷兰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走了马六甲；1658年，占领了锡兰海岸。1609－1623年间，在争夺葡萄牙占据的印度尼西亚时，荷兰人打败了英国人。在1621－1654年间，荷兰企图征服巴西。但是，这个野心勃勃的冒险规模太大，超出了荷兰军事资源的能力。 对于葡萄牙人来说更为不祥的征兆是，他们被亚洲人和非洲人驱逐了出来。的确，从长远的观点看，这对于所有建立帝国的西欧列强来说，都是不祥之兆。在英国海军的缓助下，伊朗萨非王朝皇帝沙阿·阿拔斯（1588－1629年在位）在1622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回了霍尔木兹。1632年，阿比西尼亚（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人在没有任何外国帮助的情况下，驱逐了葡萄牙人和所有欧洲的耶稣会教士，并把自己同人类文明世界的其余部分隔绝开来。几乎是同时，日本人作出了同样举动。早在1587年，丰臣秀吉就下令驱逐基督教传教士。1614年，德川幕府发布敕令，禁止基督教在日本活动。1622－1638年间，基督教在日本受到残酷迫害。1637－1638年，日本基督徒举行起义并遭镇压（在某些荷兰海军的帮助下）。接踵而至的是，1638年日本驱逐了葡萄牙商人。于1636年公布的一道禁止日本人出国的敕令成为这场运动的先导。在1603年获准进入日本的荷兰人被允许留在日本，但被限制在长崎港口的一个人工岛——出岛。 阿比西尼亚人和日本人因同样的理由感到不能容忍葡萄牙人的存在。葡萄牙人是狂热、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们热衷于传播天主教和从贸易中攫取利润。1626年，在阿比西尼亚的耶稣会成员，引诱当朝的皇帝承认教皇在基督一性论教派的教会统治区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哄骗皇帝彻底废除当地的基督一性论教派的礼拜仪式，这些仪式中还包括一些犹太教的内容（犹太教先于基督教传入阿比西尼亚）。尽管阿比西尼亚人感激葡萄牙人在16世纪使他们摆脱了穆斯林人的奴役，但此后葡萄牙人企图把罗马天主教强加给他们，招致了他们的愤怒。在日本，自从1549年第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到达九州以来，已有大批人自愿皈依罗马天主教。但是，西班牙人于1571年征服了菲律宾群岛，随后于1580年同葡萄牙人一道主宰了菲律宾，这就使丰臣秀吉和继之而来的德川幕府害怕西班牙人会把皈依天主教的日本人作为他们企图征服日本的“第五纵队”。这就是日本人自愿地采取自我封闭、同文明世界和其他地区保持一定距离的预防手段，以提防西欧人威胁的原因。这同阿比西尼亚人的做法如出一辙。 日本政府允许荷兰商人留在日本的原因在于，荷兰人使日本人相信：他们的兴趣仅在贸易，他们并不想使日本人皈依他们所信奉的基督教加尔文教派。英国商人也审慎地避免表现出要同化其非西欧的贸易伙伴的意图，甚至连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法国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效法挑衅性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所作所为，旨在使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成为法国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但在这个问题上也极力谨慎从事。 随之而来的由西方商人和帝国的创建者们掀起的层层浪潮所带来的西方文明，是形态各异的。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为代表的第一个浪潮，力图完整地输出西方文明，包括他们本民族的宗教。而在任何文明中，本民族的宗教都是该文明整体的核心。所有具有力量的非西欧民族都成功地抵抗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这一企图。所以，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掀起的，在不信基督的异教地区传播西欧文明的第二个浪潮，输出的仅是经过筛选的西欧文明。荷兰和英国的私商和官方都对传教士的活动皱眉蹙额、表示不满。从17世纪开始在人类文明世界中渗透的、这种删节了的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宗教，而是技术。其中，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是为战争服务的技术。 在日本，罗马天主教在九州海岸之外的一些小岛上秘密生存的状况，直到1873年才结束。因为，那年废除了对被确认是秘密基督徒的死刑。到了那时，秘密的教徒们所信奉的罗马天主教，已经把土生土长的日本流行的信仰和仪式融为一体。在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那里，被征服的人人多被强迫信仰天主教，所以这种信仰实际上是名存实亡的。 所有西欧国家的帝国创立者们都很相象。他们要么剥削海外的受害者，要么就消灭他们。西班牙征服者的贪欲和残忍，为他们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们所仿效，但是，只有西班牙人面临由征服所产生的必须迅速而明确地处理的道德问题。早在1514年，西班牙殖民者的受害者们，就在多明我修道团的男修士中找到了一位坚韧不拔的斗士，他名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他促使西班牙政府颁布法律，制止最恶劣的胡作非为。尽管处于对立面的掌握军队的征服者一再反对，这项法律仍得到部分实施。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以与皈依天主教的教徒通婚的办法，来缓和对受害者的压迫。在他们看来，宗教的共同性是超越种族差别的精神纽带。皈依天主教对减少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隔阂的作用，生动地体现在后来西班牙议会的新西班牙保护女神——瓜达卢佩城的圣母——的色彩和服饰上。 葡萄牙人一登上黑非洲海岸，立即开始把非洲黑人变成奴隶。所有后来的西欧帝国创立者们都干下了这种罪恶的勾当。当西欧人获得海外领土后，他们就把从非洲掠来的黑奴运到那里，强迫他们劳动，以代替被灭绝或大量杀戮的当地人。这些奴隶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而贩卖奴隶的商人们的利润则与此成正比。那些被贩运到外国的非洲黑奴中的幸存者，应当感谢他们种族的生命力，应当感谢他们能够在美洲繁衍后代，这使他们得以与贩运他们的西欧白种人一道，去分享他们所获得的“新大陆”。 人类的迁移以及不同人种之间的繁衍，并不是人类文明世界的联结对生物圈的动物群体和植物群体所产生的唯一影响。毫无顾忌地把人工驯育的动植物，从以前曾经互相隔绝的两半球的一边移到另一边，会得到很多有益的收获。但也会造成细菌和病毒的有害传播。天花病毒尾随哥伦布的航波，通过人的载体西行到了美洲。如果说天花就是夺取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生命的疾病的话，那么，这些病毒就是皮萨罗率领入侵南美洲的为数不多的侵略者的肉眼看不见的先锋。反过来说，性病在西欧首次为人所知是1495年，即在哥伦布首次登上美洲的3年之内。这大概是“新大陆”惩罚“旧大陆”入侵它的错误的回报。16世纪期间，西欧出现的始于1519年的大灾难所造成的代价，无疑是对西班牙人掠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金银，以及后来他们雇佣美洲土著劳动力开来美洲矿藏并把它们运回欧洲的报应。这样，人类文明世界连为一体的结果之一便是：天花、性病和通货膨胀。这3位可怕的来客，每一位都拥有一个帝国，它曾使查理五世那幅员辽阔的帝国相形见绌。也就是在这些新的帝国中，太阳从未在那里升起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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