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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９日拂晓，东方地平线上空，有几抹浓淡相宜的云层，从中透出道道霞光。参加秋收起义的有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和浏阳、平江、崇阳、通城的农民武装、安源的工人纠察队，以及被收编的杂牌军，共编为四个团，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作为中央代表任党代表，卢德铭任起义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兵分三路进攻长沙。卢德铭指挥钟文璋的第一团和刚收编的第四团，从江西的修水西进经龙门、平江直下长沙；陈浩的第二团攻占浏阳后快速向长沙推进；苏进的第三团夺取东门市后也到长沙会合。浏阳城在炮火的硝烟中被秋收起义部队攻破，战士高喊着“冲杀”声冲进浏阳城。 浏阳城头的硝烟还未消尽，起义战士还未来得及欢呼胜利，敌军以强大的阵势在炮火的掩护下重新包围了浏阳城。城头上到处是炮火，到处是硝烟。起义军从城内往外反冲锋，在城外遭到敌人炮火的打击，一个个战士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其场面既壮烈又残忍。 １０日下午，在浏阳城外的一个小山村里，也笼罩在战争的气氛中，远处枪炮声随时可闻。人员进进出出，来往不断，更多的是参战人员陆续把伤病员抬进山村。在这股人流中有一个匆忙急进的小战士，匆匆穿过街道，来到一座庄院前。 院内已有不少伤病员，农会干部正在为他们包扎或临时处理。 毛泽东高大而清瘦的身影立在祠堂门外。他的背后背着一只斗笠，面带沉思，显得刚毅、沉稳。他望着眼前的伤病员，耳闻隐隐传来的枪炮声，那沉思的面容又不时显露出担心的云翳。 “报告！” 毛泽东的沉思被打破。他望着眼前汗流满面、喘息未定而又慌张的小战士，正要开口问话。 “报告：二团攻进浏阳城后，突然遭到从醴陵来敌的反包围。团长正指挥突围，部队伤亡很大” “报告”又一个年轻的战士立在了他的面前。 毛泽东表情严肃，把目光投向他。 “三团在东门市遭到敌人的顽强阻击，无法扩大战果。” 祠堂内外的人员听到情况后，一个个吵嚷着要和敌人拼命。 此时的毛泽东显得异常冷静、沉着。他若有所思地点燃 一支纸烟，慢慢地抽着，静静地深思着 众人受到了感染，吵嚷声渐渐停息了下来，都把目光投向这位指挥若定的舵手。这时，一阵马蹄声传来，人们不约而同地望着门外。接着又是一声战马的长啸，有人情不自禁地拥向院门。 一个受伤的战士跑了进来。他来到毛泽东面前，恭恭敬敬地行个军礼。“报告：卢总指挥的信。”他说着双手递了过去。 毛泽东匆忙展开看，众人各怀担心、疑虑、不安的心情注视着毛泽东的表情。来人带来的是总指挥卢德铭写给毛泽东的信。从信中得悉一、四团向金坪进军途中，四团突然反叛，使毫无防备的一团遭到惨重伤亡。一团长钟文璋也失踪了。 人们无比气愤，又一次吵嚷着同敌人拼命。 毛泽东甩掉手中的烟蒂，对面前的三个战士说：“你们马上回去，命令浏阳、东门市的部队立即撤出战斗！你告诉卢总指挥，我同意他的意见，放弃进攻长沙的作战计划，到上坪待命。” 卢德铭是四川宜宾县双石铺狮子湾人，１９０５年出生。 １９２４年，１９岁的卢德铭千里迢迢离开家，来到广州报考黄浦军校。他到广州已经是十月，早已过了报考时间。年轻的卢德铭有一股不甘心的倔强脾气，亲自找到孙中山的办公室里，要求孙中山面试。当孙中山得知他学历不够报考条件，而且年龄也不够时，卢德铭说他学历不够可以自学，年龄不够还会再长。孙中山对立在他面前的年轻人的机智回答十分满意，当面进行笔试，破例录取了他。１９２６年５月，卢德铭在叶挺独立团任四连连长，担任北伐军的先锋部队。在攸县的战斗中，他处置灵活，及时地歼灭了逃敌，事后受到了叶挺的表彰。北伐军一路北进，攻打汀泗桥，激战贺胜桥，卢德铭身先士卒，被提拔为二营营长。武昌被北伐军攻克了，叶挺升任为二十四师师长，独立团改为七十三团，卢德铭也升任为团参谋长。 １９２７年６月，第二方面军在武昌成立了警卫团，卢德铭又升任为团长。他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利用他的合法身份，在形势极其恶化的情况下，掩护了不少革命的同志，像宛希先、何挺颖、何长工等都在警卫团安排了工作。８月１日，南昌城头打响了向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驻扎在武昌的卢德铭警卫团，在当日晚同时收到了两封电报。一封是在二十军任军政治部主任的周逸群的电报，要他率部来南昌参加起义；第二封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九江发来的电报，命令他率部火速赶到九江待命。为麻痹敌人，卢德铭来了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于２日晚率领警卫团二千多名官兵从武昌乘船东下，急急驰往南昌。为了稳妥，在途中他派出一只快船到九江侦察。当他接到九江的布防情况后，立即改变行军路线，在现在的黄石市上岸。到达奉新县时，得悉南昌起义部队已经撤出南昌。卢德铭面对突然变化了的军情，毅然改变原计划，率部到达湘鄂赣边界的修水、铜鼓休整，同时想法同地方党取得联系。不久，同湖南省委领导人夏曦取得了联系。夏曦告诉卢德铭，南昌起义部队缺乏有经验的领导干部，要他和团指导员辛焕文、团参谋长韩浚离开警卫团，去追赶南昌起义的部队。当他三人日夜兼程到了武汉时，见到了向警予，得悉党已经召开了“八七”会议，毛泽东已经到湖南组织领导起义，要他三人马上赶回部队。 卢德铭三人怀着兴奋与喜悦，接过向警予交给的三千元起义经费，不顾多日旅途的劳累，立即返回修水。不幸的是他们三人行至大沙坪时，被当地的民团拦截，辛焕文当场牺牲，韩浚被俘，他只身侥幸脱险，回到了修水的警卫团。没过几日，毛泽东来到了警卫团，俩人详细地研究了起义方案。 起义部队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来到上坪集中。 初夜时分，暮霭笼罩着山村。街道上随处可见从战场上撤下来的人员。他们三五成群随便的聚集在一起，或坐、或站、或靠，谈论着战事，发泄着心中的不满。看得出，他们精神不佳，士气不振。 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和师长余洒度、三团团长苏先骏、一营营长张子清、连党代表罗荣桓、连长伍中豪察看部队情况。 当他们一行来到街心，看到眼前的情形，不由止步，眉头紧锁。卢德铭扫视后，正欲发火。前面不知谁喊了一声“立正！” 卢德铭看看身边的罗荣桓和伍中豪，没有再说什么，正直向前走去，边走边说：“毛特派员一再告诫我们，首战必胜。出师不利，影响了士兵的情绪，当前最重要的是稳定情绪。” 罗荣桓正欲说什么，一抬头看见前面走来一队人马。六人不由止步注目。来人正是毛泽东和从浏阳撤出的三团的同志。 毛泽东同他们相见，简单询问情况后，就一起来到了临时指挥部。当天召开干部会议，决定起义部队全部到文家市集中。 文家市地处湘赣两省交界处，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较为繁华的边镇。张子清营长带领一营首先进入文家市，一团、二团也相继开进文家市。 毛泽东还是身背斗笠，在人陪同下走进了文家市。途中遇到了连长伍中豪。伍中豪中等个子，身体微微发胖；浓眉、四方脸。时年２５周岁。毛泽东同伍中豪的认识，还是去年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伍中豪当时是黄埔军校步兵科毕业的高材生，根据党组织的决定调他到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军事教官。毛泽东接见了他，在交谈中得悉他是湖南耒阳人，家境贫寒，从小就失去了父亲，靠母亲织布维持生计。由于家族的支持才得以上学，后来考到北京大学文学院，结识了革命先驱李大钊。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４年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１９２５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 １９２６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伍中豪同毛泽东分别，参加了北伐军。当他到耒阳老家时，被留任为县团防局局长。 “马日事变”后遭到通缉，在老家呆不下去了，只好到武汉找到黄埔军校的学友卢德铭，被任命为十连连长。这一次，他随着警卫团一起参加了秋收起义。 “毛委员。”伍中豪惊喜地叫了一声。 毛泽东闻声止步，寻声一望，惊喜地说道：“伍中豪同志，你好啊？” 伍中豪跨步向前，紧紧握住毛泽东伸来的大手，一时竟激动地说不出话来。毛泽东亲切而又关心地问：“去年７月广州一别，转眼一年过去啰，你的情况如何？” 伍中豪告诉他分手后的遭遇，喜出望外地说：“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您－您还好吧？。” 毛泽东连声说：“好哦，好哦。”这时卢德铭、余洒度、苏先骏、张子清、罗荣桓、何长工、宛希先等人迎上来。毛泽东同他们一一见面，握手问好。当握住何长工的手时，他的脸上明显地溢出喜色。“噢，长工同志。你好啰？” “毛委员好？”何长工握住毛泽东的手，使劲摇了摇，显得十分激动。 毛泽东指着他风趣地对大家说：“长工，为革命扛长工嘛。” 大家被毛泽东的话说笑了。毛泽东最后握住宛希先的手。 宛希先个子不高，显得粗壮，脸上有几颗浅浅的麻点，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卢德铭介绍道：“一营党代表，宛希先同志。” 毛泽东又一次地细细打量面前年仅２１岁的他。“你就是宛希先？” 宛希先异常激动，脸堂憋得红红的，甚至还挂着羞涩。他无声地点点头算是回答了毛泽东的问话。 毛泽东又说：“湖北黄梅宛家大屋人，你父亲是布店店员。 在堂兄宛希俨的影响下，１８岁参加革命，对不？” 宛希先听到毛泽东对他十分了解，更是激动。不好意思地说：“没想到毛委员了解得这么清楚。” 毛泽东大度而又风趣地说：“你们要晓得，我是善于搞调查的哟。”他说着把身边的张子清拉了一把。“张子清的父亲是位爱国军人，参加过孙中山的同盟会。他本人毕业于湖南讲武堂。”毛泽东对大家如此了解，且又平易近人，一下子把大家的距离拉近了。 张子清告诉他：“在我表兄夏曦那里，早就听说过毛委员您。” “噢。”毛泽东听到夏曦的名子，面色为之一动，打着手势说：“你表兄和我还是同学哩。” 毛泽东确实是一个善于搞调查的行家里手。他把参加起义的连以上干部都作了调查了解，依照他的一贯作风，叫做“不打无把握之仗”。知兵必须先了解将。 张子清也是湖南人，出生在益阳市，祖祖辈辈务农。到了他父亲这一代，投笔从戎参加了同盟会和湖南新军，在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战役中都立过功。他的父亲张建良以战功卓著升任为湖南江道区司令官。张子清从小就受到军人的熏陶，立志当一个有作为的军人。他１８岁在讲武堂毕业后就当上了零陵镇守使署上尉副官。由于他参加了“平江兵变”，受到通缉，跑到山上组织了游击队，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成立湘中游击司令部，他为支队长，参加了北伐。三年多的苦斗中，使他彷徨、苦闷。在他对中国前途失去信心时，找到了表兄夏曦。从表兄口中知道了毛泽东，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２５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６年秋，他在广州政治讲习所毕业，分配到北伐军宣传队，不久又分配到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当政治连长。１９２７年春，长沙成立了黄埔军校第三分校，他又调任分校政治教官。５月中的“马日事变”，他在长沙也呆不下去了，只好到了武汉找到卢德铭，在警卫团任三营五连连长、副营长。 由于起义失败，部队中的思想情绪很不稳定，尤其是一些营连干部，甚至还有团一级干部，对革命发生了动摇，对革命的前途产生了怀疑。 夜幕降临，里仁学校被黑暗严严实实地笼罩着。里仁学校原是一所创建于清朝道光年间的文华书院。它本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建筑，在茫茫黑夜中显得是那样的渺小。一处校舍里，窗户中射出几缕灯光。毛泽东正在召开有连党代表以上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卢德铭、余洒度、苏先骏、陈浩、徐庶、韩庄剑、黄子吉、张子清、宛希先、罗荣桓、何长工、伍中豪、曾士峨等数十人。会议开得既激烈而又紧张。 毛泽东告诉大家：“鉴于目前敌强我弱的形势，再执行原计划攻打长沙，势必造成不利的局面。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要保存实力，以图再举。要保存实力，就要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说着毛泽东指向一张旧地图：“这个薄弱的地方就是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 毛泽东的话音刚一落，师长余洒度腾的一下站了起来。 “毛委员是想当山大王？也想让我们跟着当山大王吗？” 苏先骏团长首先站起来响应师长余洒度的意见：“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起义队伍，不当山大王！” 毛泽东见首先站起来反对的是师长余洒度和团长苏先骏，从容地点燃一支纸烟，而后耐心地说：“山大王有什么不好？历代都有！唐朝有瓦岗寨，宋朝有梁山泊。山大王凭险拒敌，官军是拿他没办法的。如果说我们是山大王，那就是前所未有的山大王。我们这个山大王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有主义信仰、有政策策略的山大王。中国是一个贫穷大国，军阀割据。我们要利用这一点，先站稳脚跟……”毛泽东讲到此，扫视了全场一下，而后用他那扭转乾坤的手，在半空中划了一个半弧，铿锵有力地说：“而后，再图更大的发展！” 会场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余洒度和苏先骏小声耳语。 张子清斜视了耳语的余洒度一眼，站起来大声说道：“我们相信毛委员，我们跟随毛委员当革命的山大王……” “我不同意！” 苏先骏不等张子清话音落地，就霍然起身大声反驳道：“夺取长沙，是张家湾军事会议确定了的方针，个人无权随便更改。要改变就得请示湖南省委后，再作决定！” 余洒度接上话说：“我们不能被眼前敌人的一时气势汹汹所吓倒，放弃眼前的长沙而不打，拉着部队往山里转。到山里瞎转悠，是没有出路的。”他的话有一定的代表性。受当时错误思想的影响，一部分同志还不理解毛泽东已经形成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有人站起来说：“余师长的话有道理。我们不应该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 “对！执行原计划，攻打长沙！” 毛泽东沉着冷静地听着大家的发言，凝思不语。他最后把目光投向一直沉默不语的卢德铭总指挥。 总指挥卢德铭看到了毛泽东求助的目光。２２岁的卢德铭，长得清秀，显得英姿勃发。在军旅生涯中，经过战火的洗礼，使他又显得沉稳老练。他站了起来说：“由于我们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使这次暴动受到了重创。目前，敌人正在寻求同我们作战。长沙守敌也是有准备之敌。我们暴动受挫后，士兵的情绪也不稳定。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果我们再去冒险，就可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个时候，我们头脑冷静下来，暂避敌人之锐气，到敌人薄弱的地方去养精蓄锐。等到我们逐渐的强大起来，再去同敌人拼斗，我们就能够东山再起，就能够从失败中走向胜利！毛委员作为中央代表，来领导这次暴动，他的意见，我认为是正确！大家想一想，当革命的山大王，有什么不好？” 他话刚一落音，就迎来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师长余洒度、团长苏先骏先是尴尬，继而十分不情愿的也随着众人鼓起了掌。 掌声刚一落，毛泽东又讲道：“掌声告诉我，大家都愿意当革命的山大王！我们这支队伍就是革命的火种。保存了这支火种，就有了星火燎原的资本，就一定能把旧中国埋葬，燃烧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夜已很深，文家市已是万籁俱寂。可是，在里仁学校的校舍里，却还有两处亮着灯光。一处是毛泽东正和卢德铭商讨如何解决部队中出现的问题，另一处则是陈浩和徐庶、韩庄剑、黄子吉聚在一起。如今他们谁也不说话，只顾闷头抽烟。 俄倾，直性子的黄子吉憋不住了，他把烟蒂往脚下一丢，一只脚使劲踩灭：“你们都哑巴了？明天队伍一开拔，不想当山大王也得当。” “你不能小点声吗？”陈浩站起身不满地瞪了他一眼，继而走到门口，警惕地向外望望。他见学校操场上静静的空无一人，这才放心的重新关上房门。他不无批评地说：“就你一个人着急？我们出来当这个‘丘八’，难道是送死的？咱们背井离乡，谁不是为了争口气，想混出个人样来，也好光宗耀祖。” 黄子吉气呼呼地嘟囔了一句：“这不是到了节骨眼上吗？” “好啰，不要争了。”徐庶知道黄子吉的脾气，忙出来打圆场。“我看天也不早了，明天还要行军，回去休息吧。” 陈浩压低声音：“这事先不要着急，看看发展再说。” 他们四个人悄悄散了 ９月２０日，一千五百多人的起义队伍有次序地走出学校大门向市外开拔。队伍中有不少伤病员，他们相互搀扶，有的拄着拐杖，重伤号则用简易担架抬着。 毛泽东一身出征的打扮，背后仍背着一个大斗笠，所不同的是他手中多了个木杖。他和卢德铭、何长工立在一边，像是在检阅这支部队。他三人不时同队伍中的伍中豪、罗荣桓、宛希先等招手致意。接着卢德铭和何长工向毛泽东告别后，匆匆向开拔的队伍前头走去。毛泽东仍立在原处，注视着从他面前走过的每一个战士。毛泽东见战士们一个个闷闷不乐，心中就像压着一块石头沉甸甸的。 部队离开文家市，沿着高低起伏的蜿蜒山道，毫无生气地行进。刚走出文家市不多远，卢德铭气喘吁吁地大步走来报告： “毛委员，据前卫侦察，萍乡有敌人重兵把守。” 毛泽东听后微微一愣，继而果断地说：“避开萍乡之敌，绕到芦溪，直插莲花。” 芦溪在萍乡东。部队经过一天的急行军，傍晚才赶到芦溪宿营。 芦溪笼罩在茫茫的暮色里。村镇很静，甚至可以说是静得又多了一份神秘感。就在这个神秘的芦溪，早已过了子夜，毛泽东仍立院落里，一边抽着纸烟凝思，一边不停地徘徊。可以看得出，他对这次军事行动，既充满了信心又时时不无担心。他知道前途险恶。这一天是农历８月２８日，半个月亮迟迟的从云中钻出。 卢德铭从外进来，见毛泽东伫立在那里沉思，没敢打扰他，就无声的立在一旁。过一会，毛泽东转过身无意间看到卢德铭，来不及寒暄，开口就问：“侦察的人回来了吗？” “侦察的人刚回来报告，从芦溪到莲花一线，没有敌人把守，仅有少部分民团。” 毛泽东听后思索片刻告诉他：“部队在拂晓出发前再向纵深侦察。夜宿杨村。” 拂晓，没有集合的军号声，各连连长一个个把战士叫起来，无声无息地出了芦溪。部队行不多久，山中起了薄雾，而且愈来愈浓。 在一个丫字形的三岔路口，卢德铭带领前卫一团停下观察后，向着东南方向的山道继续前进。一会，毛泽东也同机枪连一起，来到三岔口，走向东南方向的山道。旷野里变得十分迷茫，行进的队伍也在雾中时隐时现。 苏先骏带领后卫三团也来到了三岔路口，他毫不犹豫地带领队伍走上了通往西南方向的岔路。按理应该在岔路口设上行军方向的标记，为后续部队指明方向。当时考虑到行动上的保密，而没有这样做。这样又出现了一个疏忽，不设标记也没有留人在此等候为后续部队指明行军方向。谨慎中出错，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突然间，从西南方向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 卢德铭一下子愣住了。行进的队伍也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队伍中的毛泽东也微微一怔，辨别、分析西南方向传来的枪声。 卢德铭从队伍前面赶过来向毛泽东报告：“响枪的方向，是萍乡方向。” 毛泽东耳闻枪声，思考着问道：“此处离萍乡有多远？” “在２０公里以上。” 正说间从后面跑来一个战士，喘着粗气报告：“三团走岔了道，在前面不远遭遇到了白军和民团的伏击。” 这时一营党代表宛希先赶了过来。情况紧急，卢德铭果断地命令：“我带一个连前去解救三团，一营到前面的谷口准备接应。”说话间卢德铭和宛希先各自带领部队直插萍乡方向。 张子清因患疟疾，身体不适。他也拖着病体从前面赶来。 毛泽东对他说：“情况有变，命令部队就地待命，作好战斗准备。” 张子清转身大声命令道：“原地待命，作好战斗准备！” 部队随着一声命令，各自选择地形，就地隐蔽。刀出鞘，弹上堂。有的战士心有余悸，孤零零的坐在那里想着心思。 陈浩翘首望着枪声方向，徐庶、韩庄剑心神不定地走来。 韩庄剑不安地问：“出了什么情况？” 陈浩无声地摇摇头。 韩庄剑不满地说：“革命、革命，钻山沟当山大王，算什么革命？” 陈浩左右看看，瞪了他一眼：“你少说两句罢。” 一阵激烈的枪声随风飘来，毛泽东临危不惧地伫立原地，仔细地听着枪声。 张子清上来要毛泽东隐蔽：“毛委员，请您到安全的地方去。 毛泽东并不理会他的劝告，毅然岿然不动。 张子清犹豫了一下，又说道：“毛委员” 毛泽东这才转向他：“队伍的成分比较复杂，加上思想混乱，队伍中出现了波动。你去照看队伍吧。”他见张子清还要说什么，忙用手势制止，示意他离去。 张子清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离去。 不一会，枪声变得稀疏起来。毛泽东很随便地点燃一支纸烟，抽了一口后，就没有再抽，一直拿在手中。两眼却是死死地盯住萍乡方向。枪声愈来愈稀，最后枪声完全停了下来。毛泽东丢掉烟蒂。 曾士峨给毛泽东搬来一块石头，他无言地坐在上面。不 由自主的又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地品味大约过了半点钟，苏先骏和宛希先悲痛地走来。 毛泽东一见，预感到了什么，丢掉正抽的纸烟，一下站起来，疑惑地看着他们。 苏先骏后悔而悲痛地说：“都怪我……没辨别方向……卢总指挥他……右胸中弹牺牲了。” 毛泽东正欲说什么，一抬头看见卢德铭的尸体被抬来，疾步匆匆走上去。他来到卢德铭的尸体前，怀着悲痛的心情，小心地、轻轻地揭开盖着的布单。只见卢德铭脸色苍白，中弹的右胸还在流着鲜血。 毛泽东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生怕惊动了他的灵魂，将布单重新盖好。随后他肃穆、庄严地脱下帽子。在场的人员也都自觉地脱下帽子，向卢德铭的遗体志哀。 毛泽东望着卢德铭的遗体，心中一阵一阵隐隐作疼。在毛泽东的心中，卢德铭是一位优秀指挥员，尽管他才年仅２２岁。他不信天命，可眼下的处境不能不令他担心。起义时有５０００多人，如今只剩下１０００多人，队伍中的思想混乱不说，且又牺牲了起义总指挥。出师未捷先损将，按着中国传统地说法，这就叫做出师不利，前途未卜，凶多吉少。毛泽东也清楚，卢德铭的意外牺牲，不仅会增加他的工作量，而且还会给每一个人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压抑，稍有不慎便会造成这支队伍的灭顶之灾。 队伍又开始行进了，行进得很缓慢。卢德铭的意外牺牲，果然使这支队伍受到了很大的心灵上的创伤。人们只顾低头走路，毫无一点生气。 陈浩和徐庶边走边小声谈话。 他俩人身后的黄子吉对韩庄剑说：“出师未捷，主帅先亡。 这可不是好兆头啊。” “唉。”韩庄剑长叹一声，不无埋怨地说：“这个毛委员把我们拉到这穷山恶水的地方，不知他有什么法宝？” 陈浩回头瞪了他俩人一眼。俩人只好闭口不语。 莲花县城，是一个临近湖南省的江西边境小城 ９月２５日，在敌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毛泽东指挥这支部队一举攻下了莲花县城。由于对当地的敌情不十分了解，队伍在没有休整的情况下，揩干身上的鲜血，又继续向着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 莲花一战小胜，虽然使一部分人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喜色。 但在大多数人的心里，队伍的出路，个人的前途，今后的发展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悲观失望的阴云在每一个人心头总驱赶不散。 队伍继续向南行进，山愈来愈高，道路愈来愈难行。山道两边是浓密的树林。有些意志薄弱的战士，悄悄丢掉手中的枪支、梭镖，偷偷消失在密林中。有人看到，也视而不见。 这样一来，又有人觑准机会，携枪而遁。 队伍走出山谷，来到一片开阔地。毛泽东看看疲惫的队伍，对身边的陈浩团长说：“命令队伍原地休息。” 陈浩面对行进的队伍大声传达命令：“原地休息，注意警戒。” 伍中豪带人背着捡来的枪支、梭镖从后急急赶来向毛泽东报告：“途中有不少人开小差。” 张子清一听，自报奋勇地说：“我带人去追回来！” 毛泽东的脸色变得十分严峻，他无声地环顾左右休息的队伍。 张子清不见毛泽东下命令，又看看二团长陈浩和三团长苏先骏。他俩人也无所表示。 毛泽东回首看着焦急的张子清，缓缓地说：“强扭的瓜不甜。有人要走，就让他们走好了。革命是自愿的，我相信大多数人是不想走的。走了也是无法生存的。” 张子清也只好作罢。 毛泽东又说：“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来去自愿。谁想走，我们欢送，而且还要发给大洋作盘钱。如果谁觉得没出路再回来，我们还欢迎他回来参加革命。” 就在他们不远处，有个刘满崽，中等个头，黑黑的四方脸，给人一种憨实的印象。他听到了毛泽东的话，壮着胆子，扭扭捏捏来到毛泽东等人面前。 “毛委员，我父亲死的早，家中的老娘多病，屋里的堂客又快生崽了，我得回去照料，你看我能不能……” 他断断续续说明了本意。陈浩和苏先骏毫无表情地望着他，张子清等人气怒、鄙夷地背过去身。 毛泽东心情复杂地打量着局促不安的刘满崽。 毛泽东对陈浩说：“陈团长，发给他五块大洋，让他上路。” 刘满崽感激地给毛泽东深深鞠了一躬，而后跟着陈浩去领路费。 毛泽东望着他离去的背影若有所思，心中在隐隐作疼。 站在旁边一直看热闹的黄子吉自言自语地说：“伤的伤，亡的亡，溜的溜，走的走，这叫什么事呀。”刚好走过来的陈浩听到了他的不满，停下来打量着他，继而训斥道：“你愣在这里干啥？照看队伍去！” 黄子吉没趣地走了。 几天来的行军转移，又是几天来的艰难考验。 毛泽东在极其困难的险境中，在９月２９日，把这支队伍带到了永新县的三湾。 一尚平静的小山村，突然来了这么多的队伍，一下子变得热闹了起来。湾子里狭窄的石板道上，来往着担水、抱稻草和忙着安排住宿的人员。 毛泽东在陈浩、何长工等人的陪同下走出一处小院。他们见街道上来往的人较多，立在一边让这些担水、抱稻草的人先过去。 他们默默走了一段路。何长工打破沉默地说：“从湘东到赣西，经过近十天的转移，天天都有开小差的。队伍一下子就从１５００多人，减少到不足１０００人。” 陈浩接上说：“士兵们对这次大转移多数不理解，又离开了家乡……”他突然停住话头不讲了。毛泽东用鼓励的目光看着他。他鼓起勇气说：“目前，队伍上不稳定的因素是思想混乱。” 毛泽东突然问他：“你说我们是强了，还是弱了？” 陈浩毫不掩饰地说：“这还用问。从暴动时的５０００人，到文家市时的１５００多人，现在还剩下不足１０００人，明摆着是减弱了嘛。” “不、不！” 毛泽东高深莫测地望了他一眼：“‘大浪淘沙’，可留下的人都是坚定分子。表面上人数是少了，实际上是强大了！这叫辩证法。” 陈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毛泽东没有再问什么，只顾思索着向前走去。毛泽东此时心中想的是要健全组织，澄清思想，要党指挥枪，重要的一条是支部建在连上。 夜幕降临，山村归于一片沉寂，西部山峰上挂着弯弯的新月。 毛泽东住处的茅舍里，亮着灯光。毛泽东在油灯下一直正奋笔疾书，书写着这支队伍的未来。 西边的新月不知什么时候隐在了山背后，在湾外的溪边，有一处挺拔的竹林。黑暗中有四个人聚在一起密谈。 俄倾，这四人离开了溪边的竹林，走进湾内。 他们一行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停步观察一下，便进了院落。这时才看清，原来是陈浩和徐庶、韩庄剑、黄子吉四人。 他们进了院，看见毛泽东在灯下疾书，没敢打扰，无声地立在院子里。时间不长，张子清、宛希先、罗荣桓、伍中豪、曾世峨等人也随之而来。他们谁也不说话，静静地站着，耐心地等着。 茅屋内的毛泽东停笔起身，在身上摸摸，拿出一支纸烟，俯在油灯上抽着。他离开桌子，慢慢走到门口。他一抬头，看见有十多个人在院子里，惊讶中不失热情地说：“你们都来了？快屋里坐。”把人一个个请进来。 屋内比较狭小，十几个人随便落坐。毛泽东立在屋中，扫视着他们，关切地问：“天这么晚了，你们都还没休息？” 张子清站起来说：“睡不着。大家都在为队伍的前途担心。” 伍中豪忙接上说：“毛委员，你快拿个主意罢。” 毛泽东望着他们有一股说不出的情感：“我和你们一样，也是睡不下，也在想这支队伍的前途。既然大家想到了一块，那就各抒己见。” 大家反而衔口不语。 毛泽东见大家不好意思说，开口道：“那我就来个‘抛砖引玉’。”说到此毛泽东扳着指头，讲出了他心中早已酝酿成熟的方案。 “一是整顿改编，把师的建制缩编为团的建制；二是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三是成立士兵委员会……”毛泽东送走他们，已经是凌晨３点了。 茅屋的灯光通宵未灭，直到迎来又一个黎明。 早饭后，全体人员在枫树坪集合。枫树坪上生长着几棵高大的枫树，棵棵枝繁叶茂，显得十分苍劲。士兵整齐的列队聆听毛泽东的讲话。 毛泽东规定了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官兵一律平等。士兵参与部队的管理，协助官长做好政治工作和宣传群众的工作。 尤其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 士兵听后心中豁然开朗，博得了阵阵掌声。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设一营、三营和特务连、军官队、卫生队、辎重队。陈浩为团长，徐庶为副团长、韩庄剑为参谋长，黄子吉为一营营长，宛希先为党代表，张子清为三营营长，何挺颖为党代表。 部队经过三湾改编，士气大振，心头上的阴云也在渐渐消散。经过简短地休整，毛泽东又带领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 从三湾的枫树坪出发了 毛泽东望着队伍走出三湾的枫树坪，看着一张张笑脸，多日来的压抑和担心，也在慢慢冰消雪溶。 身后一声“报告”，打断了毛泽东的思路。他回身见是请求离队的刘满崽立在了他的身边。他从上到下打量他。 刘满崽一副狼狈相。帽子跑丢了，浑身上下的衣服被挂得东一道，西一道，脚上的草鞋也丢了一只，另一只也是破烂不堪。 毛泽东和蔼而关切地问他。“刘满崽，你怎么又回来了？” 刘满崽有苦难言地说：“狗日的白匪”他说着竟蹲下哭了起来。 这时围上来了一些人。张子清看见也从队伍中走出来。 毛泽东安慰他：“不要哭嘛，‘男儿有泪不轻弹’。说说情况。” 刘满崽止住哭声，站起身，说道：“狗日的白匪，将我抓去，把发给我的五块大洋搜去不说，还动手打我。你看。”说着他捋开袖子让人看，只见他的身上和胳臂上伤痕累累。 “他们拉我当壮丁，我偷偷跑了出来。家里也被白匪占了，回去还不是去当炮灰。当炮灰还不如当革命军。所以我又回来了。”刘满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小声地说：“不知你们还要我不？” 在场的人都笑了。 张子清也笑了。 毛泽东高兴地告诉他：“你来了，我们欢迎。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 “刘满崽”张子清大叫一声。 刘满崽两腿一并：“到！” 张子清：“你这个兵我收了！” 刘满崽：“是！” 张子清把刘满崽带走了。 毛泽东望着他俩人的身影。 “报告！” 毛泽东回身见何长工奉命赶来，热情地说：“这次让你回长沙，向湖南省委汇报工作，有困难吗？” “有困难我能克服！” 何长工坚决地说。 毛泽东又叮嘱他：“路上要小心。听说朱德和陈毅带领着南昌起义的部队，由赣南到了湘南，也请你去联系。” “请毛委员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何长工向毛泽东行个军礼，大步离去。 毛泽东望着他远去的身影在视野中消失。 宁冈古城，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密林翠竹掩映；永（新）宁（冈）公路从中穿过，将小镇一分为二。 毛泽东带领着刚进行过改编的队伍来到了古城镇外，停步仰望四面青山。最后将目光停留在南面连绵起伏的高山上，久久不肯离去。有许，他收回恋恋不舍的目光，对左右的陈浩、张子清、何挺颖、宛希先、徐庶、韩庄剑说：“古城这个名子好。三国时有个‘群英会’，我们也要在这里开个‘群英会’，总结暴动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今后的发展方向。队伍经过多日的行军，也需要休整、补充。” 打前站的罗荣桓从镇中匆匆走来，向毛泽东报告：“打前站的同志已把文昌宫收拾好，请毛委员进镇。”罗荣桓今年２５岁，中等身材，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１９０２年１１月２６日出生在湖南衡山东部的鱼形镇寒水乡的南湾村。父亲早年是一名不见经传的私塾教师，后弃文经商，在南湾开了个杂货铺兼卖中药，渐渐富了起来。买田置地，当了罗氏的族长和乡里的团总。罗荣桓姊妹八人，他排行老六。１９１０年，罗荣桓年仅８岁，他的父亲被人诬告，牵扯到了搞维新变法的谭嗣同的案子上，花了１０００多大洋也未打赢官司，要不是慈禧太后归天，怕是连命都保不住了。 １９２３年夏天，罗荣桓在长沙读完中学，收到北京的一位同学的来信，信上说几位北京师范毕业的学生，帮助湖南考生办了一个补习学校。罗荣桓的父亲因那一场官司，家境也逐渐衰落，拿不出供他上学的经费。他只好咬着牙上了北京。 翌年的６月，补习结束，考上了青岛大学预科。１９２５年５月２６日，军阀张宗昌在日本人的授意下枪杀罢工的工人，爆发了青岛惨案。接着上海又爆发了“五卅惨案”，学校组织了“学生会”，罗荣桓被推举为学生负责人。不久张宗昌出动大批军队大肆镇压学生运动，一些人被捕，罗荣桓也因此躲到了乡下。当局势稍微好转才回到学校，这时的学校死气沉沉。 罗荣桓想到美国留学，因家中拿不出路费，也只好作罢。罗荣桓学的是建筑，原本想以实业救国，然而社会现状和国情达不到他的目的。他彷徨了好久，决定到广州报考中山大学。 １９２６年７月，因德语不及格，未能被录取，１１月回到家乡从事农民运动。第二年４月到了武汉，进入武昌中山大学，在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武汉也处在血腥风雨的飘摇之中。罗荣桓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到湖北通城从事农民运动。不久传达了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精神，成立了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罗荣桓任支队党代表。后来听说毛泽东在湖南搞秋收暴动，这支农民武装就向湘东转移。当时队伍中没有管帐先生，罗荣桓兼管财务。 三湾改编，他为特务连党代表，曾士峨为连长，张宗逊为副连长。 “好。我们走。”毛泽东很是高兴，说着就带头向前走去。 这是他多日来少有的好情绪。 当毛泽东刚进入古城时，在古城南的山林中，有一双机警的眼睛，死死地盯住山下的古城。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陆续开进镇中的队伍。 树枝一晃，那双眼睛不见了。 毛泽东和团部住进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既叫奎峰书院，又叫文昌宫。它坐落在永宁公路右侧。毛泽东刚一安顿好，就扑打着身上的尘土走出房门。在门口遇上正要进来的张子清。 “张营长，部队都安排好了吗？” “部队都已安排好。我来看看毛委员。听老百姓说，这里的山上有两股土匪。” 毛泽东听后一怔，“噢”了一声，心中十分佩服张子清的细致工作作风。 “据说山上的叫王佐，山下的叫袁文才。他们都有百十人。 是不是先把他们解决了再说？” 毛泽东暗暗惊奇，刚到他就把这里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毛泽东心中说他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才。毛泽东听了他的建议，思索着没言语。 张子清见毛泽东没有表示，又试探性地说：“我们要在这里立足，就得先拔掉这两个钉子。” “要很好地调查一下，摸清他们的来历，再作决定。” “是。”张子清回身就走。 “等等，我们一起去。” 毛泽东和张子清一起走出文昌宫的时候，山上那个窥探的人也急匆匆到了砻市。 砻市又叫宁冈，是伪县政府所在地。在一个不大的饭馆里，袁文才和几个头头正在楼上的雅间用餐。袁文才个头适中，长长的脸，是个小知识分子出身。年方２９岁。 楼下饭馆的厅内已是客满，较为热闹。 一个挎着盒子枪的年轻人，满头是汗的进来，穿过餐厅上到楼上，推开房门进去。他叫袁顺，是袁文才的本家，就是刚才在山上窥探之人。 “团长，古城来了一批队伍。” 袁文才机警地望着进来的袁顺：“来的是什么人？” “不像白军。” 有人拔出家伙就要动武。说：“大哥，吃掉他们！” 袁文才凝眉不语。他想不是白军，那又是什么军？这些年他的“马刀队”发展到今天实属不易，因为是在夹缝中生存起来的，所以他事事、处处小心。如今这年头，有枪就是王，有枪就有地盘，有枪就能吃香的喝辣的。他时刻都在防备着被人吃掉，就连睡觉也得用半边耳朵听着，半边眼睛睁着。多年来他同官军和民团血战过无数次，有得有失。对方来的多了，他就带领人马往山里一钻，打圈圈，和敌人捉迷藏。眼下有了这么一块地盘，那也是用许多弟兄们的血肉之躯换来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因此，他要弄清楚山下来的不速之客。 “官军都奈何不了我们，难道还怕他们不成！” 袁文才没有理会他，按着自己的思路问：“来了多少人？” “大概有八九百人。” 刚才说打的那个人，不由倒吸一口冷气。“乖乖，这么多人。” 八九百人，不像官军，那是其他拉杆子的队伍？方圆几百里没有听说过有大股队伍呀？不管怎样，先弄清他们的来历再说。袁文才打定主意后，对袁顺吩咐道：“古城不是有你一个亲戚？你去了解一下。弄清他们的来历，领头的是谁。” 袁顺得令而去。 袁文才的脑子里一直在想着古城的这股队伍，酒兴一下子锐减。同桌的部下见大当家的有心事，都坐着一声不语。 “当家的，菜都凉了”有人提醒他。 袁文才收回纷乱的思绪，端起酒杯，说：“来、来，喝。” 众人起身碰杯。 在古城，也正是开饭时间，一个炊事员端着一碗红米饭和一碗辣子炒苦瓜，进到毛泽东的房间。人不在，他把饭菜放在一张桌子上自言自语地说：“人到哪里去了呢？” 此时，毛泽东和张子清搞调查去了。他俩人走出一家农舍，同送客的老爹告别。 街道上因是中午吃饭时间，无一行人，毛泽东同张子清无声地穿街而过。 俩人来到文昌宫前，张子清同毛泽东分手。他见毛泽东进了学校门，才离开这里，反身回走。 张子清走着走着想小解，四处看看，认为无处可解，干脆向着镇外走去。出了镇就是树林和竹林，他下了路正要进入一片树林，看见前面有一条小道，就走过去。他刚走进去，一眼看见树丛中的小道上有三个熟悉的身影。他毫不介意，解完小手后，还见他们在那里，随手捡起一块小石头，想丢过去和他们开个小小的玩笑。扬到半空中的手突然停住了。他产生了疑问，俗话说得好“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张子清犹豫一下，好奇心和疑虑驱使着他悄悄进入林子里面。 不大一会，林中小道上走出了陈浩、徐庶和韩庄剑三人。 三人左右瞧瞧，见没有人，就放心大胆的大摇大摆地进了镇子。 不久，张子清也出了林子，见他们三人已经走去好远，独自立在那里，一直望着他们的背影发思…… 张子清想着刚一迈进院子，同正要出来的党代表何挺颖险些撞个满怀。 何挺颖人长得很帅气。他是陕西南郑人，年仅２２岁。１９２５年他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在学校期间他参加了学生运动，支持工人罢工。上海发生了惨杀顾正红的事件，一下打破了他的“科学救国”之梦。他曾在诗中写到：“对数表里查不出救国良方，计算尺上不能驱逐横行的虎狼……”他立志当一个拿枪冲锋的战士，到战场上杀敌报国。这一年的秋冬之交，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根据党组织的派遣，他到工人夜校担任宣传员，结识不少人。不久，发生了北伐战争，党组织又派他到军事训练班学习。训练结束后分配到李品仙部的一个团担任指导员。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根据组织上的需要，他又到了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结识了共产党员卢德铭、张子清、何长工、宛希先、伍中豪等人。 何挺颖十分喜欢他这个老搭档，既埋怨又关心地说：“老伙计，饭都凉了。你跑到哪里去打牙祭啰？” 张子清没有理会他，一把将他拉到屋里。 何挺颖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边挣扎着，一边说： “你放手。”何挺颖挣开他的手，指着桌子上放着的一碗凉米饭和一块发黑的咸菜头说：“你今天是怎么了？快吃吧，刚才通知，毛委员要开前委扩大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 张子清还是没有理会他，回身把房门关好。 何挺颖疑惑地瞧着他。 张子清神秘地说：“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张子清凑过去，对他俯耳。 何挺颖听后思索着说：“他们一个是团长，一个是副团长，一个是参谋长……能做什么呢？这事先不要声张，要多注意毛委员的安全。” 张子清点点头：“一定要保证毛委员的安全。” 何挺颖说：“快吃吧。”张子清取下身上背着的枪，随手丢到桌子上，往凳子上一坐，先咬了一口咸菜，端起米饭就吃。 文昌宫里的一间校舍中，没有桌子，凳子有高有矮。陈浩、徐庶、韩庄剑、张子清、何挺颖、黄子吉、宛希先、伍中豪、罗荣桓、曾士峨、徐彦刚等二十多人，随便落座。 毛泽东坐在一个高凳子上。他扫视众人后，说：“我们在古城开个‘群英会’，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发展方向；集思广益……” 这就是历史上的古城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开了三天，主要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同时确定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意向。同时也在部队中贯彻了三湾改编的精神。 就在这天的初夜时分，急坏了一个人。他就是袁文才。 上弦月挂在西边天空。砻市城外的岔路口处，袁文才带人在此等候。前面出现一个黑影，袁文才等人警惕地拔出家伙。问了一声：“谁？”来人听出声音，说：“团长，是我。” 黑影来到他们面前，原来是他的侦察员袁顺。 袁文才迫不及待地问：“了解清楚了吗？” “弄清楚了。他们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领头的是个什么委员，叫毛泽东……” 袁文才身后的文书，叫陈慕平。他告诉袁文才：“毛泽东是共产党中央委员，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我听过他的报告。” 袁文才一怔：“是共产党的队伍？” 有人问：“我们怎么办？” 袁文才想了想说：“先弄清了再说。为防意外，连夜撤出宁冈，到茅坪一线防守。” 文昌宫的校舍里，前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我们要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首要的是如何解决山上山下的两股土匪。山上的是王佐，山下的是袁文才。这两股土匪各有百十人，山上山下遥相呼应，以‘吊羊（绑票）’为生。” 陈浩提议：“人数不多，吃掉他们。” 黄子吉第一个响应：“对！吃掉他们。” 毛泽东又补充说：“这两股土匪很少危害群众，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是武力解决好，还是收编好，大家可以仔细地斟酌一下。”毛泽东很注意民主，他很想听听大家的想法和意见。 徐庶说：“凭我们的实力，吃掉他们不成问题……” 第二天，在茅坪的宁冈保安团团部里，袁文才在一间较为讲究的房间里摆下一桌酒席。他今天好像换了一个人，显得很有精神。他看看天，时间已到了正中午，还不见要请的人到，心中不免焦急。他对着门外高叫一声：“陈慕平。” “来了。”随着声音陈慕平进到房里。 袁文才对站在门里的陈慕平吩咐道：“去，看看请的人来没有。”陈慕平正欲出去，门外传来“来了、来了”。 袁文才喜形于色，忙出门迎接。 来人正是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他同袁顺一同进了院。 袁文才把他请进屋内让到桌旁。龙超清２２岁，本地人。１９２５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受党组织的派遣，以国民党特派员的身份回乡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以后建立了宁冈党支部，他任书记。前不久他根据党的指示招降了绿林好汉袁文才，成立了宁冈县政府保安团，袁文才任团长。这年１月，他改任宁冈县委书记。 龙超清开玩笑地说：“袁团长为何如此破费？” 袁文才轻松地说：“没什么，没什么。文书，你也坐下陪龙书记。” 陈慕平顺从地坐下。 袁文才对袁顺俯耳几句，袁顺走出并随手关闭房门。 龙超清不觉一笑：“袁团长为何如此神秘？” 袁文才平静地笑笑，挨着龙超清坐下，端起了酒杯。“来……” 屋外的袁顺忠于职守地立在院中。大概是腿站酸了，在院中来回走动。 屋内的龙超清放下手中的杯子：“袁团长，该露底了吧？” 袁文才神秘地瞧着他：“古城来了一支队伍……”龙超清心中一动：“什么队伍？” 袁文才狡黠地笑笑：“请你来就是为了这支队伍的事。你看……” 龙超清喜出望外，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当天他就出发了。 文昌宫的初夜，凉风飕飕，同时又显得沉静。 开了一天多的会议，毛泽东有些疲倦，正在院中抽着烟徘徊。 张子清大步进来，到了毛泽东身边，小声告诉他： “毛委员，袁文才派人来了。” 毛泽东一阵惊喜：“噢。来了几个人？” 张子清：“来了两个，一个是宁冈县委书记，叫龙超清；一个是陈慕平，是他的文书。此人曾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过训。” “他们在哪里？” “就在大门外。” “请他们进来。” “是。”张子清转身离去，不一会把人带进来。 毛泽东热情的把他俩人让进屋内。落座后，张子清给他俩人端上水，放到他们面前的凳子上，转身退了出去。毛泽东急于要了解情况，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秋收暴动的部队，要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请你们先谈谈这里的情况。” 龙超清开始汇报情况……袁文才今年２９岁。是１８９８年１０月出生，在当地也算得上是一个知识分子，上过两年中学，因父亲病故只好辍学回家。由于受不了地主老财的欺压，一气之下就上了山，加入了绿林当了师爷，和头子胡亚春结为生死之交，后来升任为参谋长。由于他们昼伏夜出，专找地主和作恶大户作对，在当地很有影响，地主豪绅都害怕他。 山上的王佐同袁文才是同岁，不过王佐比袁文才大半岁。 王佐给地主放过羊，烧过炭，学过裁缝。后来投在了朱聋子手下，由于他比较精明，就当了朱聋子的“水客（探子）”。不久他同朱聋子闹了矛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购买了一支广西逃兵的九响枪，秘密串联李开昌和胞兄王云龙，就另起炉灶单干，自称营长，打出了“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口号。 这样一来，当地的老百姓都投靠了他。王佐势力的发展，引起了民团和白军的注意。有一次，三县联防团团总尹道一，收买了他手下的李斋脑，利用他在小井办民团的机会想趁机杀害他。 那天，夜色浓浓，王佐早已躺在帐内休息。这时，小井村外，许多联防团队员，悄声无息地包围了上来。个个荷枪实弹，谨小慎微的弯着腰进入村内。一个作内线的人对几个联防团队员悄声几句，把手一挥，慢慢靠近了王佐的临时住处。 蒙在鼓里的王佐，还在屋内的床上躺着。这一天也不知怎么了，辗转反侧的毫无睡意。他心情烦躁地翻了个身，睁开朦胧的双眼，黑暗中看看帐顶，又闭上眼睛瞌睡。突然，他好象听到了异常，动作利索的一跃身下了床，随手掂起枕下的枪，疾步到了窗前。他隔窗一看，着实吓了一跳。只见有几个人正在翻越篱笆墙。 他愣怔了几秒钟，突然想出一计。匆忙到了床前，抱起一团衣物，悄悄开启窗户，隔窗将衣物抛出。 进到院中的联防团队员，正小心翼翼地靠近房屋，突然从屋内飞出一团黑物，误认为是王佐破窗而出，慌乱中躲藏着开枪。 房后的人听到房前的枪声，以为王佐冲了出来，毫不迟疑地跑过去。 打了一阵枪，不见地上的黑物有动静，以为把王佐打死，大着胆子靠上前去。一个联防团队员用枪刺一拨，原来是一团衣物，知道上当，警惕地靠近房。 不见屋内有动静，喊道：“王裁缝，快投降吧！” 屋内仍无动静。 有人上前，一脚跺开房门，几个人对着屋内就是一阵排枪。 屋内还是没有动静，他们硬着头皮冲进屋。这时有人划着火，点亮了油灯，只见屋内空无一人，后窗洞开，知道上当。 “王裁缝跑了。” 众人涌出房门。 房后是一片竹林，王佐正丧魂落魄地落荒而遁。 后半夜，王佐逃到茅坪。茅坪还在黑暗中昏睡，几声狗叫，打破了茅坪的沉寂。 王佐拍打攀龙书院的大门，开门的是袁顺，他见王佐丧魂落魄地立在门旁大惊。 “当家的，如何这般模样？” 王佐惊慌的一头进门，一头说：“进去再说。” 袁文才睡眼朦胧地走出卧室，见是如此狼狈的王佐，不觉大惊失色。 王佐的衣服多处被树枝挂破，脸上也有明显的划痕。 袁文才惊问：“出了什么事情？” “唉！” 王佐气怒的一拳砸在桌子上，悔恨地说：“都怪我轻信小人，被尹道一那个老小子抄了后路。” 文昌宫中，毛泽东还在听龙超清的继续讲述。 “王佐下山逃到袁文才处。俩人以前虽未正式打过交道，可也是慕名已久。俩人志同道合，加上又都是客籍人，就饮血盟誓拜了把子。１９２５年初，宁冈伪县长沈清原多次派人进剿，都大败而回。后来他想招抚袁文才，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这时，正好党组织指示发展革命的武装力量，要我们做袁文才的工作。根据党的指示，就将计就计，由我出面上山当说客……”那是１９２５年４月的一天。半岗山山寨，坐落在高山之中，戒备森严，三步一哨，五步一岗。龙超清被人蒙上眼睛，带进了山寨。 在一个石头砌成的大院内，龙超清被带进来，早已摆好架势的袁文才命人给他去掉眼罩。 龙超清打量着全副武装列队的人员，看到他们个个如临大敌，嘴角不由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再看看袁文才，端坐太师椅上，真像一个土匪头子。他立在袁文才面前，犹如泰山上的青松，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 袁文才威严地盯住他，一言不发。这是一种无言的精神战。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逝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袁文才突然一声大喊：“说！沈清源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来当说客？” 龙超清鄙夷的一笑：“我是为您的前途而来，用不着别人给我好处！” 这时进来了袁顺，走到袁文才面前，小声对他说：“没有尾巴。” 袁文才马上露出了笑容：“龙先生，不愧为虎胆英雄。请！” 龙超清随袁文才进了屋内。 袁顺解散了院内的武装人员，他自己在院中值勤 ４月的江西，虽是山中，站在太阳底下的袁顺，一会头上冒出了汗水。 一个时辰后，龙超清和袁文才一前一后出房门，来到院中。 袁文才机警而不失坦荡，狡诈而不失笃厚地说：“龙先生回去请转告沈县长，袁某定准时下山，同他会晤。” 不久，袁文才带人到了伪县政府所在地——新城。 这是一处较为讲究的院子，树木青翠，花草飘香。若大个池塘，荷叶出水，黛绿一片，鱼儿嬉游。池塘旁边的六角凉亭上，伪县长沈清源和他年轻、美貌的夫人早已等候。亭中的桌子上摆好了酒宴。夫妇二人欣赏着池塘中游动的鱼儿。 龙超清和袁文才及十多个全副武装的随从人员来到凉亭。 双方略一寒暄便分宾主落座。袁文才带来的人伫立左右。 沈清源看看这些凶神恶煞般的随从，嘿嘿一笑：“袁先生，我这里不是‘鸿门宴’，弟兄们是不是……”袁文才把这个院打量了一番，放心地对袁顺摆摆手。 袁顺会意，把随从撤走，他自己则立在他们远一点的地方，以防意外。 沈清源客气地端起酒杯。 袁文才见状，马上制止道：“沈县长，我袁某明人不做暗事，咱得把话挑明。我收编不受调，下山不交枪，队伍自立，行动自由。”袁文才说完死死地盯住他。 沈清源有些措手不及，嘿嘿笑笑，愣了几秒钟。“好说、好说。来……” “慢！” 袁文才站起身，把挎着的枪向后一拉，说：“我还有一个请求。” 沈清源求救地看看一边的龙超清。他见龙超清无动于衷，陪着笑说：“请讲。” “改编后，这里驻扎的白军，必须限期离境。” “这个自然。老百姓也受够了他们的骚扰之苦。唉，就连我这个堂堂的一县之长，也常常受到他们的挟制。” 袁文才所担心的两个问题，就这么顺当地解决了，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端起了酒杯。一语双关地说：“来，为了我们今后的利益，干！” 毛泽东听后又急切地问：“后来呢？” 龙超清接着告诉毛泽东，这支队伍实际上是在党的掌握之下。半年以后的一个晚上，我和袁文才带领这支队伍，打下了县政府，缴了清乡局的枪。沈清源也吓跑了。我们根据党的指示成立了宁冈县行政委员会。我为委员会主席，袁文才为常务军事委员。经过一段的考察，去年１１月由我介绍，袁文才加入了党组织。王佐受袁文才的影响，经过随川县农民协会代表王文静做工作，也于今年初，将自己的队伍改编为随川县农民自卫军。王佐任团长。今年７月２６日，袁文才和王佐的两支队伍在永新县南门会合，攻进县城，冲进了监狱，放出了被关押的群众和贺敏学。 打下永新后，遵照党的指示成立了永新革命委员会。贺敏学任革命委员会主席，王佐任副主席。为了便于进一步武装斗争，成立了赣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和王佐分别任正副总指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十分惊慌，从吉安调来了一个正规团。 贺敏学、贺子珍、袁文才和王佐商谈如何退敌。贺子珍是贺敏学的妹妹，今年１８岁，是中共吉安特委委员兼特委妇委组织部长。她身材均称，长着一双妩媚的大眼。人长得清秀美丽，端庄大方，既有大家闺秀之气，又有小家碧玉之灵。 贺子珍暗自思谋着看看哥哥贺敏学和沉着的袁文才，提出敌人来势凶猛，我们不能硬拼，引他们上山，让他们吃苦去。 袁文才一阵欣喜。“还是咱们的女秀才。不硬拼，给他个软磨——打圈子。” 白军在山上转悠一个多月，吃尽了苦头，死伤也很大，最后只好退走。如今王佐住山上，袁文才住山下，成为犄角之势。 毛泽东听龙超清讲完，没有马上表态，只是摸出纸烟点燃，慢悠悠地抽了一大口，说：“天色已晚，你们两位先住下，有些事情明天再谈，你们看如何呀？” “一切听毛委员的。”龙超清说着和陈慕平站起身。 张子清把他俩人引走，毛泽东送到门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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