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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力挽狂澜(五)

14.重整旗鼓

  南昌机场,灯火通明。何应钦在热烈迎接的官员簇拥下和无数记者的追逐下,钻进了轿车。车队驶出机场,穿过大街停在了江西大旅社前。早已等候的军政官员蜂拥而上。军队奏起了欢迎曲。记者早围上来,挡住了他的去路。
  记者:“我是中央社记者,请问何部长来赣有何打算?”
  何应钦踌躇满志地告诉他:“奉委座之命授权指挥武汉、南昌两行营,统一指挥湘、鄂、赣、闽四省剿共事宜,以冀在三个月内消灭共军。”
  “请问何部长,有什么具体打算?”
  何应钦看了他一眼:“你问的这个问题,属军事机密,现在无可奉告。”
  何应钦讲完,不顾记者的纠缠,径直走进大楼。
  如今,还是那座喜庆大厅,又布置一新。何应钦召开军政首脑会议。到会的有王金钰、朱绍良、蔡廷锴、孙连仲等二十多位将军。何应钦是位军界大员,他追随蒋介石多年,深受其宠爱。他面对着众将官,信心百倍抑扬顿挫地说:“鉴于第一次围剿的失败,蒋主席要求我们‘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其缓进为要旨。这次围剿江西‘共匪’,共调集20个师又3个旅20万人马,数倍于敌。”
  讲到此他停住话头,扫视诸将官。
  “诸位,总司令命令我们……”众将官忙起立。
  “总司令命令我们由东、北、西三面进剿,一部从南面协剿,左右策应,同心协力,以期在三个月内彻底消灭共军!”
  他把拳头狠狠地击在桌面上,以表示他的决心。继而他转身走到大军用挂图前拿起教鞭,指向地图:“第十九路军。”
  蔡廷锴已为第十九路军代总指挥,他精神饱满地起身望着地图。
  何应钦:“你部的任务是:六十、六十一两师坚守兴国。”
  “是!”
  蔡廷锴声音洪亮的答应后落座。
  何应钦:“第五路军。”
  王金钰起身望着地图。
  何应钦:“你部的任务是:二十八师、四十七师、四十三师、五十四师进到吉安、吉水、永丰一带驻守;七十七师在泰和、吉安、安福地区负责清剿。”
  “是!”
  王金钰坐下。
  何应钦:“第二十六路军。”
  孙连仲起身望着地图。孙连仲是河北献县人,1893年生。
  早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后投在冯玉祥手下,当过营长、团长、旅长。1926年加入国民党,曾就任过国民党第二路军右路军总司令、青海省政府主席、甘肃省政府主席。中原大战,冯玉祥和阎锡山兵败,他被蒋介石收买,驻守山东济宁。前不久,他奉命率军到江苏埔口接受整编。蒋介石给了他兵源和装备的补充。而后,开进到了江西。
  何应钦:“你部的任务是:第二十五师驻守宜黄,第二十七师进驻乐安,骑兵第四师驻守宜黄、抚州、樟树地区,维护后方交通。”
  “是!”
  孙连仲此时也是踌躇满志,大有“提夜壶的当老板,一步登天”之感。
  何应钦:“第六军。”
  朱绍良起身望着地图。朱绍良是江苏武进人,字一民,1890年生,早年曾东渡日本,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于1911年回国,参加了武昌起义和讨伐袁世凯。讨伐袁世凯失败后,受到通缉,不得已再度避难到日本。在日本上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就任黔军的团长、师参谋长、重庆警备司令。在北伐中改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师参谋长。1928年后到南京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军务局局长。前不久,荣升为第六路军总指挥。
  何应钦:“你部的任务是:第五师、第八师、第二十四师驻守南丰及附近地区,新编第十三师负责维护南丰、南城、黎川的安全。第五十六师仍驻守建宁。”
  “是!”
  朱绍良落座。
  何应钦:“新二师、第四十九师、第六十二师、第五十二师……”韩德勤、张贞、香汉屏起身(新编二师未到)。
  何应钦:“你部分别驻守汀州、上杭、出蕉岭、清江、峡江等地。”
  “是!”
  他们三位同时应声。
  何应钦:“诸位,任务都明白了吗?”
  众将官起身:“明白了!”
  何应钦拿出他作为军政部长和行营主任的权威,严厉地强调:“此次围剿,若有人借故不前,指挥不当,作战不力,临阵脱逃,严惩不贷!”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方散。参加会议的各路将官,陆续步出大楼。孙连仲、王金钰来到早已等候的轿车旁,正欲分手上车,一军官走过来:“二位司令官,请留步,何主任有话说。”
  大厅里何应钦还坐在刚才开会时的位置上,一直未动,他见孙连仲进来,面带微笑地站起身说道:“连仲兄:有件事蒋主席托我转告。”
  孙连仲疑惑地坐在他身边。
  何应钦一本正经地说:“蒋主席十分器重连仲兄。此次‘剿匪’蒋主席对二十六路军寄于厚望。希望在剿匪中,建树党国。并许诺,江西省府主席非连仲兄莫属。”
  孙连仲受宠若惊地起身。“请何主任转告蒋主席,属下愿效忠党国,万死不辞!”
  何应钦连声说道:“好、好。”
  孙连仲起身告辞,何应钦送到门口,转身在厅内走了几个来回。
  王金钰进来,何应钦热情地拉他坐在身边:“金钰兄,让你迟走一步,蒋主席是有重要事情要我向你转告。”
  王金钰客气地说:“谢谢蒋主席和何主任的厚爱。”
  何应钦用神秘的目光看着他:“蒋主席让我转告金钰兄,他老人家对五路军寄于厚望,希望金钰兄能在剿匪中,树各路军先声。”
  王金钰不卑不亢地说:“请何主任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
  何应钦:“蒋主席还让我转告金钰兄。众所周知,咏庵在上次围剿中失利,已免除他的省府主席。如今江西省府主席一直空缺,蒋主席极希望金钰兄能够继任江西省府主席。”
  蒋介石为了他要达到的目的,不惜手段的暗中拉拢,封官许愿。何应钦到南昌重整旗鼓,调兵遣将的消息,不几日已被毛泽东和红军总部首长所掌握。在小布,毛泽东的住室,灯光四射,窗户中映出他奋笔疾书的背影。原来他正在续写没有写完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毛泽东写完停笔思忖,表面上看上去他平静如水,可是内心世界却是思潮激荡。红军经过第一次的反“围剿”,部队还没有很好地休整,蒋介石就又如此迅速地布置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如今,他满脑子里都是如何打退蒋介石的“围剿”。此时此刻,他感到身上的压力很大。他点燃了一支香烟,慢悠悠地吸,慢悠悠地品味。
  朱德走到他的住处,见他还在灯光下思考问题,就轻轻地推门进来。
  毛泽东听到推门声,见是朱德进来,热情地说:“老总这么晚你还没休息?快请坐。”
  朱德似乎和他有同样的感受:“睡不着啊。”他来到桌前,看到毛泽东写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词,轻声念了一遍:“好,好嘛。看来,你也是睡不着呀。”
  俩人不觉笑了。
  看来,朱德也有难言的苦衷:“连续开了四天扩大会,脑袋都要崩了。”
  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解决了立三路线问题,又出了个‘两条路线’的小册子,那是‘左’倾冒险的政治纲领,不知下面的反映如何?”
  朱德没从正面回答他,而是说“对增补陈毅、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反映较好。”
  毛泽东:“这次富田事变,他陈毅处理得就不错,解救了被扣押的人,李韶九也回来了。大敌当前,思想认识的不统一,势必带来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不统一。我们有的同志还很幼稚,经不起风浪。”
  朱德有些担心地说:“面对‘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的局面。我担心我们的同志轻敌,或是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他的担心不是多余,最近他也听到下面不少的反应,对如何打退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议论颇多,说什么的都有。尤其是中央代表项英的言行,不说有代表性吧,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毛泽东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充满信心地说:“重要的是说服干部。
  搞好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的头等重要问题。要明确坚决而充分地告诉红军每一个指战员和根据地的人员,认识到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关于敌人的弱点、红军的优良条件等等都要清楚。除了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实行公开。准备的实际问题,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少,做到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朱德:“所以,深夜造访,是来听听你总政委的意见。还拟好了一个‘脱离与敌接触,南移整训和筹款的命令’同你商量商量。”说着朱德拿出了草拟好的命令。毛泽东见朱德没坐热情地让道:“坐嘛。”毛泽东细细地看着,并不时加改一些地方。他突然回过头说:“参谋长身体不大好,该让他去治疗一下。”
  朱德:“年轻人干起工作就没命,忙过这一段,就让他去治疗。”
  毛泽东:“不!我的意见是马上让他治疗,近来他有些顶不住了。”
  “我同意。”朱德想了想:“他离开后,由参谋处长郭化若同志代参谋长怎么样?”毛泽东表示赞同。正说着朱云卿拖着带病的身体走了进来。
  朱德:“说曹操,曹操就到。”
  毛泽东关心地说:“你身体不好,应该早些休息。”
  朱云卿满不在乎地说:“我年轻,有点小毛病一抗就过去了。”
  毛泽东:“我和老总商量过了,你马上去医院治疗。”
  朱云卿对两位老总提出的问题感到有点突然,愣了半天后才说:“国民党又调动了二十万大军围剿中央红军,在这时候我咋能去住院呢?”
  朱德:“治病也是任务。你的工作暂由参谋处长代理。”
  朱云卿望着两位老总问:“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朱德:“没有!”
  朱云卿叹了一口气说:“我服从组织。”
  “看来这里想不通哟。”毛泽东指指头。
  朱云卿心有余悸地说:“我有一种预感,外有国民党大军进剿的压力,内有我们一些同志的……”
  毛泽东很有信心:“有争论不怕,有反对意见也不怕。我们要用事实来说服他们,变不利为有利嘛。天不早了,该休息啰。”
  朱云卿:“我的意见还没说完呢。”
  毛泽东、朱德同时“哦”了一声,不由笑了起来。
  朱云卿:“部队向永丰、乐安、宜黄、南丰地区南移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还应补充一些。”他说着走到桌前,翻动拟好的方案,看后说:“总政委都想到了,看来我的担心是有些多余。”
  朱德不无幽默地说:“不是多余,是英雄所见略同嘛。”
  三人笑了,笑的是那样开心。
  四月初的赣南,正是春暖花开之际。满山一片葱绿,似云如黛;杜绢花红满山头,似浓墨丹青。苏区人民正忙着田间耕作。山头、哨卡有地方游击队、妇女、儿童把守。在宁都梅江东山口,一位年轻妇女在山坡上挖野菜。山口上,一个十三、四岁的男伢子手持红缨枪在放哨。突然,他发现前方的山道上有五个人远远地走来。放哨的男孩对着山坡上挖野菜的妇女喊道:“娘,前面有人来。”挖野菜的年轻妇女张望一会,她拿起早预备好的小旗,举在半空中来回摇动。向对面山头发出信号,直到对面山头的小旗摇动才停下来。
  来人全是商人装束。走在前面的是留有八字胡,穿长衫,戴礼帽的任弼时,后面依次是王稼祥、顾作霖、叶剑英等,手里提着箱子。他们来到山口。
  “站住!”
  男孩用红缨枪拦住他们的去路。
  任弼时热情地唤道:“小鬼……”男孩忙纠正道:“啥子小鬼,我是儿童团员。”
  任弼时笑了,其他人也随着笑了:“啊!儿童团。对,儿童团。”
  “你们是干什么的?”小男孩用怀疑的目光审视着他们。
  任弼时回答:“我们到宁都。”
  “到宁都?有路条吗?”
  “有、有、有!”
  顾作霖忙上前将路条递过去。
  男孩看了看路条,又还给他。生硬地说:“过去吧。”
  “好、好。”顾作霖连声应着。
  他们刚走几步,男孩突然又大叫一声:“站住!”
  五人同时止步望着他。男孩又不客气地对他们说:“到苏区不该看的不能看,不该问的不能问,懂了吗?”
  “好、好。”顾作霖点头应着,说:“到了苏区就是不一样啊。”
  五人走过山口。年轻妇女又用小旗向对面山上发出放行信号。
  他们五人到了宁都青塘墟,这时红军总部已转移到此。任弼时五人由人引导着来到了总部,毛泽东、朱德、项英同他们见面,相互介绍认识。工作人员忙着为他们打水洗脸。
  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是中央派来的代表。在当时,习惯上被人私下称作“三人团”。他们的到来,又带来了上海党中央的新精神。
  几天以后,中共苏区中央局继续开扩大会,会场设在青塘虚的祠堂里,到会人员有:项英、毛泽东、朱德、朱云卿、周以栗、彭德坏、滕代远、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叶剑英,还有各军军长、政委。祠堂里坐得满满的。
  会议发生了分歧。
  项英认为面对20万大军的步步为营,幼小的红军无法打破,只好转移。他认为,应该向四川转移。他在苏联曾听斯大林说过“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现在的项英有一种自豪感。他瞧不起土生土长的毛泽东,高傲地斜了毛泽东一眼,那分明是一种轻视和挑战。毛泽东十分平静地坐在那里,把他这个微小的举动全看在了眼里。
  项英以一个中央代表的身份,用居高临下的口气批评道:
  “汀州会议后,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况,以分兵退敌为好。”汀州会议以来,江西苏区的军政实际上是毛泽东、朱德说了算。
  他话中的用意是显而已见的。最多的成分是在批评毛泽东。
  毛泽东虽没有出过国留过洋,更没有喝过洋墨水,可他通晓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更知道中国的革命必须建立农村武装,充分发动人民,才能有效地发展壮大。
  对于他来说,有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面对气势汹汹的强大敌人,他知道如何对付他们。因此,他认为战略退却的问题,只能有一个,其目的那就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准备反攻,必须选择造成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是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行反攻。如果离开了这一点,讲退却,实质是“逃跑”。他的意见为大多数所接受。
  可是,项英仍抱着葫芦不开瓢的态度。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在中央早就听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到苏区才短短几天时间,又听到了不少关于毛泽东的故事。他们目前,对毛泽东仅仅是才有了一个初步的感性认识。项英求救地看看他三人,那目光分明是期盼他们的支持。他三人都想着各自的心事,没有去理会他。会议只好暂时休会。
   
15.钻牛角尖

  宁都青塘墟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休会后继续进行。
  毛泽东在会议一开始,就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次进攻的敌人,全部是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说是20万人马,实际上是以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和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为主。但他们都是杂牌军。一些人太看重了敌人,同时也看轻了我们自己,因而提出了不必要的退却方针,在精神上同样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的。由轻敌而发生地对于准备的放松,和由被敌人进攻所吓倒而发生的惊慌失措,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不良倾向。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
  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一阵掌声。
  会后进行分组讨论会。在分组讨论会上,项英坐在一边心绪不定地听着大家的发言。
  黄公略认为现在我军士气正旺,上下团结,求战心切。我们又有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加上地方群众的支持,采
  取集中优势兵力,打他一部,一定能打败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蔡会文也认为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没有信心。地方政府和群众同意在苏区打,反对中央红军退出红区。
  林彪平时少言寡语,显得深沉,尤其是他那两道浓眉下的眼睛却有一股异样的目光。他的看法是在战略上主动退却,避其锐气是对的,但绝不是逃跑主义,战略退却和逃跑主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他的观点很明显是毛泽东的观点。其他领导都讲述了自己的观点,基本上认识趋向一致。项英虽没有表示什么,可他心中仍有疑虑。
  在另一座民房内,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也在开碰头会,李韶九也挤了进来。他们认为项英处理“富田事变”的做法,完全是错误的。他根本没有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完全模糊了它的性质。王稼祥也认为“AB团”危害之大,是人所共知的。对于“富田事变”的领导和参与者,决不能手软。同时提出对李文林、曾炳春也要进行审查。
  李韶九见中央代表的观点是支持他的,不无得意地说:
  “我过不了多久就要有一匹好马,有一条好枪了。”
  顾作霖问他:“那个人是谁”?“谁?”李韶九却神秘地说:“那可是个大人物。”
  是谁李韶九没有直说,他们也没有再问,后来他们的话题又转到这次军事行动上。他们三人虽不像项英那样锋芒毕露,但从心里是支持项英的。这一点,毛泽东和朱德俩人心中是清楚的。
  会后,毛泽东来到朱德住处,同朱德就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进行商量。这一对老搭档彼此心心相印,每逢大的行动,都要在一起研究出具体行动方案,每逢遇到难处俩人总在一起商量对策。对这次反“围剿”的方针,有人反对,是早有预料的,尽管这样,面对反对的是中央派来的大员和中央派来的代表,深感压力重大。
  俩人都感到事情很棘手,一时竟沉默不语。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说服他们,争取他们,是这次反‘围剿’成败的关键。”
  朱德说:“《战前部队集中命令》已下达,20日方面军主力向龙冈地区集中。到达龙冈后,有时间分别再找他们谈谈,必要时,再开一次扩大会,统一思想认识。”
  毛泽东同意朱德的建议,目前只好先按命令行事。
  部队按着总部的命令开始行动。龙冈大山深处的山道上,树林间斜进无数个带光环的缕缕阳光,毛泽东、朱德同大队人马一起转移。
  战士们见总部首长跟着部队一起行军,情绪高涨,都忍不住投过去一眼,并无声地招招手。毛泽东、朱德走热了,胸前的衣扣也解开了,停在路边借喘息之际同战士们打招呼。
  天幕低垂,上弦月挂在西边天空。红军主力仍夜行在山林中,没有声音,没有光亮,只有脚步声。
  在龙冈大坪,也就是第一次反“围剿”时抓到张辉瓒的地方。总部首长已先期到达。毛泽东、朱德、周以栗正拿着地图研究情况。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叶剑英也来到了大坪上,望着身边走过的队伍。电台班在王铮的带领下,正在忙碌着架机器。
  参谋处长郭化若已是代参谋长,他走过来报告情况,说“刚接到各路军的报告,他们都到达了指定的地点集中。”
  毛泽东:“参谋长,你把东固地区的情况讲一讲。”这时项英也走了过来。郭化若指着自制的地图讲道:“东固四面环山。东南有‘狐狸十八歇’,南有大乌山和荒石岭,西南有白云山,西有观音崖,西北是九寸岭,正北是钟鼓山和东固岭。
  山上只有五条小道,易守难攻。东固的北面、西面、南面都有敌人驻守,并且挨得很近。”
  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风趣地说:“东固有点像井冈山啰。
  那五条小道不就是五大哨口吗?山高林密便于集结部队,利于隐蔽,易于封锁消息。命令部队再向西转移40里,到东固地区集中,隐蔽集结,等待时机,先吃掉王金钰部。”
  项英听到毛泽东还要部队继续向西,迎着敌人前进,以为这是在冒险,是个人英雄主义。就不悦地说:“部队到东固集中,一旦走漏消息,就是三面受敌,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不能拿几万红军的生命当儿戏。你这是在钻牛角!”
  毛泽东早掌握了敌情,也了解敌人的战术。古人讲得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也不客气地讲:“我们就是要钻这个牛角!将敌人对我军的大‘围剿’,变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个别的小围剿,变不利为有利,变劣势为优势,变弱为强。这个牛角值得钻!”
  部队按照毛泽东的命令,集中在东固这个狭小的地带。大山深处的东固,一向平静,突然热闹了起来。
  3万大军悄然云集到这个地方,伺机待动。可这万人的东固镇陡然增加了几倍的人员,供应问题顿时紧张起来。
  在十二军军部,罗炳辉、谭震林也正在为红军的供应问题发愁。
  罗炳辉军长为难地说出了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东固本来就不富裕,加上敌人的多次抢劫,农民自己生活都很困难,一下子又增加了这么多的部队,供应成了大问题。从今日起,全军一律改三餐为两餐。”有人担心战士受不了。罗军长专门强调,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的办法来处理。革命战士不仅仅是在战场上经受考验。艰苦的环境、艰苦的生活也是考验。
  罗炳辉是云南彝良人,原名叫罗德富,字宿星,1897年生,19岁从军,曾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战斗和北伐战争,33岁那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也就是1929年。这一年的10月,他在吉安率领吉安靖卫大队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的6月被任命为红十二军军长。
  谭震林政委补充道:“没菜吃可以上山挖野菜,下田逮泥鳅、摸田螺嘛。在我们家乡这个时候的野菜可好吃啰。只要把战士发动起来,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大家想想,咱们参加革命后,那一天不在和困难作斗争?”经这两位首长一讲,大家的担心和疑虑就没有了。
  谭震林,湖南攸县人,1902年出生,23岁参加革命,2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茶陵工农兵政府主席和县委书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红四军第二、四纵队政委。1930年6月升任红一军团第十二军政委。他为人耿直,办事认真。
  他还强调各部队要进行教育,约法“三章”,任何人不得违犯群众纪律。将令一出,各级闻风而动。他俩人布置好,就一同走出东固镇,沿着稻田地旁边的小河埂向前走着,河里的水不深,他俩老远就看见前面的小河里有人裤腿卷得老高正弯腰在河里摸东西,其中一个背后还背着个大斗笠,看不清是谁。俩人同时都琢磨开了,这是谁行动这么快?
  罗炳辉、谭震林走近他们,看见河边放着的斗笠中装了不少田螺,一声不响地立在他们背后悄悄地观战,看看到底是谁。小河中的人聚精会神地在水中摸鱼,根本没有发现来人。突然,在水中摸鱼的那人站起来,高兴地叫道:“抓到一条鱼。”鱼在他手中乱蹦乱跳地挣扎着。
  罗炳辉、谭震林同时惊讶地叫道:“老总。”
  朱德满脸泥水,手里抓着足有一斤多重的鱼,开心地笑了。
  谭震林既心疼又关切地说:“山里的水凉,小心生病。”
  朱德的警卫员小王高兴地从水蹚中过来,从朱德手中接过鱼。
  罗炳辉、谭震林俩人伸手将朱德从水中拉上岸。朱德却笑呵呵地说:“没那么娇气。”
  罗炳辉说:“我们军刚开会布置下去,没想到总部首长,比我们想得早,行动得快。”
  朱德指着东固镇说:“这么个弹丸之地,一下子来了好几万张口,粮、菜还不紧张?我们是人民的队伍,更要体谅人民的困难!”
  罗炳辉半批评半开玩笑地对小王说:“你这小鬼让老总下水,着了凉小心挨刮。”小王略带羞色,不由伸伸舌头做了个鬼脸。
  朱德这才打量着他俩人问:“你们这是弄啥子去?”
  罗炳辉回答说:“跟老总一样,搞生活自救去。”
  朱德一听,脸上带着笑说:“生活自救?嗯,这个提法好!快去告诉毛总政委,号召全军开展一场生产自救活动。”
  罗炳辉和谭震林俩人都有个雷厉风行的作风,马上就要去找毛总政委,被朱德叫住:“总政委不在镇里,早上山去了。”
  毛泽东和他的警卫员吴吉清已是满载而归。他俩人满头是汗的从山上下来,看上去,吴吉清背后的布袋里装得鼓囊囊的。毛泽东又弯腰拔下几棵野菜拿在手上。他们俩人下了山坡,拐向乡间小道,边走边在路旁寻觅。
  罗炳辉、谭震林俩人远远地看见从山上下来的毛泽东,不由加快了步子。毛泽东也看见了他俩人,立在路边,望着匆匆而来的罗炳辉和谭震林风趣地说:“二位大将,如此匆忙,有何贵干呐?”
  罗炳辉、谭震林来到毛泽东面前。罗炳辉不好意思地说:
  “我们行动太迟缓了,该向首长作检查呀!”
  毛泽东看他两位那认真的样子,也一时摸不着头脑,疑惑地问:“你们俩人作何检查?十二军每次行军打仗、执行任务,从未落后呐。这次又随总部行动,动作迅速。有啥子可检查的?”
  罗炳辉、谭震林见毛泽东挺认真,不由笑了起来。
  毛泽东更是疑云满腹:“笑啥子。”毛泽东突然明白过来:
  “你们都想到了,很好嘛。一个好指挥员不仅仅是会打仗,更重要的是随机应变,克服困难嘛。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学会生存的军队,才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
  罗炳辉饶有兴趣地翻弄着吴吉清背后的袋子。见里面野菜的品种很多,还有野竹笋。
  毛泽东指着野竹笋说:“这东西炒辣子,好吃的很哩。我小时候,常到山上挖竹笋。”正说着总部通讯员马全满头大汗地跑过来:“报告总政委,郭参谋长通知,请首长回去。”
  毛泽东预料到敌情可能有了新的变化,于是同罗炳辉、谭震林匆匆分手,急冲冲走回总部。
  原来是在南昌行营坐镇指挥的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旨意,派特务潜入苏区搞扰乱和暗杀活动。刚接到报告,有一些积极分子和干部被暗杀。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感到事态严重,立即部署反渗透工作。然而,在红军战士忍受饥饿,隐蔽待命,伺机歼敌的同时,最高决策者还在为怎么打,在什么地方打争论不休。为了统一意见,又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吸收各军军长、政委参加了会议。
  项英坐在最显眼的地方,他是会议的当然主持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叶剑英也在座。经过充分地讨论,基本上达成共识。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作了精辟的最后发言。大意是:一个多月来,经过四次会议的讨论,就如何打退敌人的“围剿”问题,认识基本趋向一致。但是,还有一些人的思想,没有完全转过弯子来。他认为“分兵退敌”到苏区外去打不可取。退出中央苏区,转移到四川去,这更不可取。我们还是老办法“诱敌深入”,在苏区打!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进攻我们的军事力量数量多,但有许多弱点:一是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存在着指挥上的不统一;二是地形不熟,运输困难。我们虽然处于劣势,但我们有三个有利的条件,第一红军好,上下团结,情绪高;第二群众好,拥护红军,支援红军;第三地势好,我们可以利用熟悉的地形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思想认识统一后,还有一个先打哪一路敌人的问题,大家也有认识上的分歧。有的要先打蔡廷锴部,也有的要先打朱绍良部。他的意见是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他们战斗力不强,地形不熟,胆怯心虚。我军可在运动中打它一部,而后向东扫去,直指福建的建宁。
  毛泽东的讲话引来了一阵鼓掌声。任弼时、王稼祥带头鼓掌。项英见状,也不得不随着众人迎合地拍几下巴掌。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和朱德就召集总部人员研究分析敌情。
  “根据种种迹象来看,敌人也在耍花招。是要‘以静制动’,引我们上钩。我们不能上这个当,要设法调动敌人。”毛泽东讲到关键时,把胸前的衣服敞开,一手卡腰,一手击在桌面上。
  朱德十分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又补充道:“对!迫使敌人就范。”
  毛泽东还有一种担心,反复告诫大家:“机会总是有的。
  但同志们在大山里等了好多天,可能会出现急躁情绪,告诉大家,情况转机往往是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突然,传来了雷声,毛泽东、朱德等不约而同地望着门外。
  外面下起了雨,愈下愈大。周以栗不无担心地说:“这场雨,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困难。但,也给敌人带来了更大的困难。”这时,大家都望着门外的滂沱大雨,谁也不说话。密集的雨点形成了道道水幕。门外的高山在烟雨中时隐时现。
  雨水冲刷着道路,形成了一道道沟。河水也在暴涨,许多木桥被冲垮。有的山体还出现了滑坡,堵塞了道路。
   
16.富田战斗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一直得不到江西进剿红军的大捷消息,常来电督促在南昌行营坐镇的何应钦。何应钦也为抓不住红军的踪影而大伤脑筋。他望着手中蒋介石拍来的督促进剿电报,正举棋不定。他的高参望着他作难的样子,欲言又止。
  何应钦在想,20万人马,西起赣江,东到福建的建宁,东西联营八百里,像梳头的篦子一般,由北向南推进,怎么会连个影子也发现不了呢?他对少将高参说:“电告各路军,相机紧缩包围圈。”
  在陂下的王金钰总指挥部里,他严肃地站在门口,望着门外不停的大雨和房檐下如注的落水。他接到了南昌行营催促进剿的电报,心中在埋怨老天不作美,下起来就没个完。
  在富田的公秉藩,也接到了南昌行营进剿的电报,也在为不停的大雨发愁。这时,他的八十二旅旅长王懋德打来了电话。告诉他,他们旅的哨兵抓获红军的一个排长,据初步交待,朱、毛、彭、黄正在东固,并有七八个军的兵力在此集中。
  公秉藩听后一阵暗喜,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建功立业,树各路军之先声,在此一举。冲动的热度还不到几秒钟,他又一想,带着满腹地疑虑问道:“他是怎么跑出来的?”
  王懋德旅长在电话里解释说:“据他讲,他是犯了严重错误,受到关押,乘监视疏忽之机逃出来投城的。”
  公秉藩历来疑心甚重,半信半疑地问:“不会是苦肉计吧?”
  王懋德又告诉他:“听他口气不像。”
  公秉藩似信非信地对他说:“你们要看好他,别让他跑了。
  要严加审讯。”王懋德要他放心。公秉藩放下耳机,暗想道:
  “东固离富田,近在咫尺,我们的侦察队怎么一点也没有发现?再说,红军明知国军在这一带有重兵把守,他们怎能把自己至于死地呢?难道是“置死地而后生”?”接着他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不可能。”不管怎样,他得把这一消息报告南昌行营。他快步走出师部来到后院大功率的电台室,电台人员见师长亲自来电台室,知道事关重大,一个个忙立身站好等待吩咐。
  公秉藩一进来就焦急地说:“赶快向南昌发报。”
  电台发报员坐下手摸电键等待他的口述。
  公秉藩思考一下,说:“南昌:我师抓获一名共军军官,据云共军集结于东固地区,请示派飞机侦察。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5月8日于富田。”
  南昌的何应钦接到公秉藩的电报,也是将信将疑。东固离富田这么近,就在国军的眼皮底下,他想毛泽东、朱德绝不会冒这个险。如果说是少数人还可信,几万之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不管怎样,侦察了再说。于是飞机从南昌陆续起飞,到东固地区反复侦察。
  这时,东固地区上空,已经烟消云散。标有晴天白日旗的侦察机在大山的上空低空盘旋飞行。飞机的机翼下是:群山起伏,苍茫辽阔;青松翠竹,白云漂浮。飞行员向下鸟瞰大山:山是静静的山,树林是静静的树林,无有一丝异常。
  飞机下面的山林中,在树荫的笼罩下,正集结着红军的千军万马,有的在开动员会,有的围成一个圆圈,在兴致勃勃地做游戏,有的在学习,有的在讨论。
  飞机从头顶上空飞过,红军战士不受任何影响,照常进行着自己的事情。
  飞机连续侦察了两天,没有发现目标。在富田的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到了5月11日,还未接到南昌的复电。疑虑颇重的公秉藩带领他的属下,登上了富田东南面的山顶上,用望远镜观察东固方向的群山。他仔细观察了一阵子,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他放下望远镜,仍不放心地目视着那个方向。提起东固,就让地心有余悸,上次同张辉瓒在浓雾中火拚,张辉瓒部被歼,幸亏他逃得快,没有遭到全军覆没的厄运。这次他慎重多了。他的属下提醒他下山。公秉藩似乎还不放心,临走还回过头来再望一眼。他边走边说:“进入红区愈深,困难愈甚。”他的手下也附和地说:“这里的老百姓都被共产党赤化了。”
  公秉藩心情沉重地说:“所过之地,看不见人,无人为向导。房屋一空如洗,没粮、没有锅、碗、瓢、勺。实在进退两难。”有人说:“游击队到处放枪,还捕杀掉队的弟兄。”公秉藩再没有言语,闷着头走下山。山下的马夫已为他们备好马。他们跨上战马,驰回师部。公秉藩刚到师部门口,收发报员手拿电报迎出来。
  “师座,南昌急电。”
  公秉藩让他念电报,他就大声念道:
  “二十八师:连日派飞机侦察,均未见敌踪,仍
  盼鼓励部属,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如期攻下东固,树各路之先声。
  南昌何应钦
  5月11日
  公秉藩这下放了心,毫不犹豫地对参谋长吩咐道:“通知团以上军官,到师部开会!”
  毛泽东、朱德等利用战前的空隙来到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朱云卿参谋长。朱云卿一手拉住朱德的手,十分动容。朱德要他安心好好养病,朱云卿则认为自己这病算不了大病,在“反围剿”的关键时刻,他应该到前线去,却躺在了病床上,心里很是不安。
  毛泽东安慰他:“既来之,则安之。国民党的军队一时消灭不完的,今后有你打的仗。”
  毛泽东、朱德看望朱云卿后,回到东固坳上的红军总部。
  这一天正好是5月15日,红军的电台在实施监听中,突然收到一个很强的信号。
  战士们在议论:
  “二十八师的电台功率真大。”
  “把它给弄过来就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同上海的中央联系。”
  突然,电台出现了明码联络。王铮头戴耳机一阵紧张,示意大家要静,并飞快地作记录。电台中出现了如下对话:师部电台,功率大,声音大:“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
  吉安电台(吉安是二十八师留守处):“到哪里去?”
  师部电台:“去东固。”
  王铮取下耳机,拿起抄收电文,一阵风地跑了出去。
  毛泽东、朱德、郭化若等聚在一起正在商讨敌情,王铮高兴的忘记了喊报告,一下子闯进来。由于激动,口里叫着:
  “电报、电报……”毛泽东接过看后喜形于色,电报传到朱德手里,看后说:
  “功夫果然不负有心人,终于等到了。”
  毛泽东也兴奋地说:“这个牛角我们终于穿通了!参谋长,你派人把十二军军长找来,为了保密我要当面交待。同时,对各军的作战行动命令,以书面形式,派专人送达。”
  郭化若走后,毛泽东、朱德进一步研究了作战方案的细节。
  朱德要求红三军团加上三十五师为左路军,担任迂回包抄任务,经红树头、固陂圩向富田迂回进攻;红三军为中路军,沿东固中洞大道向桥头江方向攻击前进;红四军、六十四师和十二军一部为右路军;四军担任第一梯队,十二军担任第二梯队,分两路抢占九寸岭和观音崖,正面迎击敌人。十二军原来担任钳制郭华宗的四十三师和总预备队的任务即行撤销。
  “报告。”
  “进来。”朱德听出是罗炳辉的声音。
  罗炳辉一进来,朱德就对他下达了作战任务。
  这时,郭化若已选调了几名职务较高的年轻干部,都牵马立在总部门外等待受领任务。郭化若将人员分为三组,每组二人,并交给每组一份用牛皮纸封好的作战命令,临行又给他们提出了要求。
  三组六骑人马,接受任务后,一起离开总部完成各自的任务去了。
  不一会,毛泽东走出总部,叫上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奉上了战马,消失在天地一色的夜幕里。
  毛泽东和警卫员来到红三军军部。红三军军部设在大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庄的农舍里。此时,黄公略正在灯下趴在地图上寻找进军的捷径路线。
  “黄军长,一切都布置好了吗?”毛泽东和他的两个警卫员来到门口,一进门就看见聚精会神的黄公略,问了一声。
  黄公略听出毛泽东熟悉的声音,虽对毛泽东的到来感到十分意外,却爽快地回答道:“一切都布置好了,就是如何尽快赶到伏击地点还没有把握。”
  毛泽东:“呵!我们想到一块了,看来你是要准备出奇兵呀!”
  黄公略被毛泽东一夸奖,不好意思地笑笑。
  毛泽东严肃地说:“为了保证这次行动,只有少数人知道。
  我们面对的对手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他不同于张辉瓒。总部的作战命令是先吃掉公秉藩的二十八师和王金钰的四十七师。你们军的任务就是对付上次溜掉了的二十八师。要赶在敌人的前面,就得抢先占领将军帽!”
  黄公略正在此为难地说:“从地图上看,没有小路可通将军帽。”
  毛泽东诙谐地说:“如果地图上有,早就被敌人控制了。
  我们就是从没有中去找有。”
  黄公略大悟:“找小道?有谁能知道呢?”
  毛泽东微笑地看着他:“我们有的是群众,可以去调查一下吗。”
  黄公略也是个急性子,说干就干。静静的山夜,朦胧的月光下,小山村一片模糊。毛泽东、黄公略和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奉来到村口一户人家。吴吉清向前敲门。
  “谁?”屋里传出一个老人的问话声。
  黄公略答道:“孙老爹,是我!黄公略。”
  屋里的灯亮了,门“吱”地一声打开,孙老爹披衣出现在门口。看上去他年近六旬以上,额头的纹理刀刻的一般,证明了他饱经风霜的一生,不过精神很好,身子骨也很硬朗。他热情地把四位让进屋。
  屋内东西不多,倒也干净。
  “随便坐吧。”孙老爹热情地招呼他们,自己先坐下,问:
  “深夜找我老汉,想必有要紧事吧?是不是要找一条小道,上将军帽?”
  黄公略大为惊奇:“孙老爹,你真是料事如神呀!”
  孙老爹自谦地说:“什么神不神的,咱们的毛委员,那才叫神呐。我估摸着,要抄‘刮民党’的后路,只有抄小道上将军帽。”
  毛泽东同黄公略无声地对视一下,不慌不忙地问:“孙老爹,上将军帽有没有小道可走?”
  孙老爹这才注意到毛泽东,抬起头打量着这位身材高大的人,觉得既面熟又面生。他转向黄公略问:“这位是……”黄公略笑着说:“他就是大家常叫的毛委员呀!”
  “毛委员?就是那个……”孙老爹揉了揉双眼,仔细打量毛泽东:“就是歌里唱的那个毛委员?”说着他不由得哼了起来:“朱、毛会师在井冈,革命力量坚又强,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杨)。”
  黄公略一阵欣喜:“哎呀!老爹还真唱的不错呀。”
  孙老爹:“黄军长,是那个毛委员吧?”
  黄公略:“是!”
  孙老爹既惊奇又意外地站起来,激动地拉住毛泽东的手:
  “你是咱穷人的大救星,大恩人啊!”
  毛泽东和蔼地说:“老人家,快坐下,快坐下。”
  孙老爹重新坐下来。黄公略问道:“有小路通将军帽吗?”
  “有!有!”
  孙老爹边说边用木棍在地上画着:“这条大道南侧,过了三采就有一条小路,向南直通将军帽,从这里向西直通观音崖。”
  黄公略很有礼貌地问:“老爹,走小道到将军帽比大道近多少?”
  孙老爹说:“大约要短半天的路程。”
  黄公略:“这条小道你走过吗?”
  孙老爹很有把握地说:“走过!那年逃兵,早起匪兵追我,我就是走的这条小道。匪兵走的是大道,我到了将军帽,那里的老乡才吃早饭,匪兵赶到时天已正午。”黄公略激动地一把抓住孙老爹的手,使劲地摇着,连声说:“谢谢、谢谢!”
  毛泽东和黄公略回到军部。毛泽东在自制的地图上,用红蓝铅笔标上了一条通往将军帽的红线。并对黄公略说:“凌晨3点行动!三军改道,沿着这条小道,高速隐蔽地向将军帽快速推进。务必明日10点前抢占将军帽这个制高点!”
  毛泽东布置好作战任务,就和警卫员回总部了。夜里能见度很差。羊肠小道十分难走,战士互相牵扶着向上攀登。黄公略、蔡会文在前开路。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攀登,你牵着我,我拉着你,互相踩着肩膀向上爬。有的划破了手,也全然不顾。
  天亮了。红三军爬上一座小山头,望到了前面的将军帽,战士们高兴地说:“到了、到了。”
  黄公略指着面前的将军帽说:“同志们:再加把油,抢占将军帽制高点。”
  在红三军抄近道向将军帽前进时,红四军的林彪、罗荣桓也正带领队伍在一条大道上急行军;红三军团的彭德怀、滕代远也在率领队伍爬山岗、趟小河,快速前进。
  于此同时,敌四十七师一部,由王金钰率领也在不断地催军前进。道路上到处是游击队设置的障碍,有沟、有坑、有树木阻挡。队伍行进的较慢。王金钰不得不下了滑竿步行。他看着缓慢行进的队伍,心中难免焦急。他登上高处不断地催军加快速度。
  红三军到达将军帽时,敌二十八师在公秉藩的率领下,正沿着狭窄的山道,成一路纵队前进。队伍中间的滑竿上坐着师长公秉藩,他的后面是骡马运输队。人多路窄,又负许多辎重,行进的速度自然就慢。
  毛泽东回到总部,朱德早已率领司令部的有关人员先行一步。毛泽东就带领总部机关人员,沿着中洞大道来到一座小镇,在小镇上他写好一张纸条交给一个战士。说:“你再此等候朱总司令,并告诉总司令,总部设在白云山上。”
  大约在上午的9点多钟,毛泽东和总部人员登上了白云山。
  白云山上白云飘,极目四望,群山静悄悄。他作为一个诗人,有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欲望,阅尽人间沧桑;作为一个政治家,透过自然风云能看到潜移默化的政治风云;作为一个军事家,眼前的高山深壑,雾幛山岚,正是消灭敌人的好战场。此时此地,他作为一个军事家,能透过层层密林、茫茫云海看到此时此刻敌我双方,千军万马的调动。他长时间地伫立在山上,一手卡腰,一手夹着烟望着四面群山。每逢大的决战他都习惯这样,越发显示出他那博大的胸怀和领袖的风范。
  群山很静。他知道这静中将隐藏着不平静,将有一场生死搏斗。
  太阳升到半空,白云渐渐飘散。
  朱德和部分总部人员及总部特务连来到了白云山。毛泽东从山顶走下来,迎接朱德上山。指挥部和电台设在白云山半山腰中的古庙里。这座古庙前后两栋,分上下两层,三面有吊楼。两位伟人面对着群山,异常关切地注目着富田方向。
  中午时分。观音崖、九寸岭方向传来了激烈的枪声,枪声渐渐由东向西转移。朱德高兴地对毛泽东说:“看来林彪和罗炳辉两军,已将王金钰部包围了。”这时,一个电话兵气喘嘘嘘地跑上山来:“报告总司令:正前方数百米的小桥以西的大路上,发现敌人的尖兵。”
  朱德接过警卫员小王递过来的望远镜,观察后下达了命令:“总部特务连在小桥以东迅速展开,堵击敌人。”
  特务连听到后冲下山去,迅速占领小桥以东的地形,马上向前进中的敌兵开火。这是敌二十八师的先头部队。敌人正在行进中,突然遭到袭击。在混乱中马上组织还击,双方激战了一个时辰,敌人的后续部队赶来。这里约有一个营的兵力向小桥东的特务连发起猛攻,敌人凭借自己装备好,要拼命杀开一条血路。朱德看到敌人的火力猛烈,亲自赶过来指挥战斗。他命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战士听到号声一个个如同猛虎下山,跃出战壕,反冲锋将敌人打垮。
  特务连把敌人打退,撤回小桥以东。敌人见红军人数不多,又组织了两个营的兵力向特务连反扑。这座小桥是通道咽喉。敌人知道夺不回来小桥,就意味着死亡。因此,调来十几挺轻重机枪,疯狂地一齐开火。一时间弹壳乱飞,枪声震耳欲聋。敌我力量悬殊,朱德指挥着特务连且战且退。毛泽东在山上看见,大声对总部人员讲:“同志们:放下背包,冲下山去把敌人打垮!”
  总部机关人员听到毛泽东的一声令下,放下背包,拿起武器快速冲下山去。
  敌人被阻截在这里,进不能进,退不能退。
  将军帽战场,则更为激烈。黄公略见敌人离开中洞,全部进入我军包围圈,及时下达了攻击命令。随着一声“打”的命令,严阵已待的红军战士手中的机枪步枪齐鸣。没有思想准备的敌人突然遭到袭击,如惊慌失措的兔子,乱奔乱逃,乱作一团。
  公秉藩被吓坏了,飞机侦察没有发现红军,他派出的搜索队也没有发现红军,难道红军是天兵天将。他来不及细想,跳下滑竿,指挥部队还击。队伍还没有准备好,红三军的冲锋号就响了。战士尤如神兵天降呼喊着冲下山去。
  公秉藩恐慌中看见满山遍野都是红军,马上命令电台人员赶快架设电台,向友军发出“SOS”的紧急呼救声。他焦急地守在电台旁等待友军的回答信号。无论如何呼叫,根本收不到对方的回答信号。
  双方经过激战,由于红军占据有利地形,还击的敌军死伤甚多。活着的敌人见红军如高山滚石,势不可挡地压下来,惊吓地哭叫着满山乱跑。公秉藩看到他的部下,如此不堪一击,感到大势已去,脱下将军服简单化化装,觑准机会溜进了山林。
  这时观音崖附近,红四军围歼敌四十七师一个旅。在固陂红三军团歼灭敌二十八师兵站。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结束战斗,二十八师大部被歼。
  白云山下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总部特务连和总部机关人员拚命阻击。机枪手突然中弹身亡。敌人嚎叫着冲上来。在这危急关头,黄公略军长及时带领一个营赶到,他飞身跃到机枪前卧倒,将牺牲的机枪手移开,亲自操纵机枪向敌射击。冲在前面的敌人倒下一片。
  下午3时,大的战斗已基本结束。毛泽东、朱德又登上白云山,立在山巅之上,耳听远方的枪声由稀到停。俩人离开总部再次下白云山。
  山下的山道上到处可见押解的俘虏。
  毛泽东、朱德不时地向红军战士招手示意。郭化若匆匆赶过来,向毛泽东、朱德报告敌情:“敌二十八师残部和四十七师一个旅,逃向水南;在大源坑、潭头的四十三师也在十二军的进攻下向水南逃窜。”
  为了更多的不失时机地消灭敌人,毛泽东把大手一挥,果断地说:“命令各部留一小部打扫战场,大部乘胜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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