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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是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扩大而开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开始建立于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一九二七年。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工农群众，把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三大任务结合起来，走上了通向革命胜利的道路。在这一新形势下，使人民群众了解革命的意义，进一步广泛地发动群众，便被提上了日程。一九二九年十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古田召开。毛泽东同志亲自草拟了大会的决议案。决议的第四部分对宣传工作做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和论述，指出了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指示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充实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在部队中，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设俱乐部，提倡利用文艺形式进行娱乐活动。 由于古田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文艺活动在部队中活跃起来，当时工农红军学校几乎每周都有吸收群众参加的晚会。一九三一年工农学校又成立了八一剧团，这是根据地第一个专业文艺团体。这个剧团受到了群众普遍欢迎。为使文艺进一步更好的服务于革命斗争，一九三二年在艺术局的领导下成立了工农剧社总社，各省县区乡相继设立分社支社。一九三三年设立了蓝衫剧团(后改为苏维埃剧团)，开办了蓝衫剧团训练班(后改为高尔基戏剧学校)。红军政治部门除剧社外还设有俱乐部或列宁室。政府机关、较大的工厂俱以及各个区乡，同样建立了俱乐部或列宁室，作为开展群众自我教育、自我娱乐的园地。据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三年所写《长岗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中介绍，江西兴国县长岗乡有俱乐部四个，福建上杭县才溪乡有企业乐部两个；俱乐部内设体育、墙报、晚会等委员会和剧团，几乎村村有墙报。由于俱乐部的推动，文艺活动相当活跃。此外，《红色中华》(工农民主中央政府机关报)、《青年实话》(共青团中央机关报)、《红星》(红军总政治部编)等报刊，也对开展文艺运动作了很多工作，诸如刊登文艺作品、编辑出版《革命歌谣选集》、《革命诗集》等。 一九三四年初，原在上海和鲁迅一起从事革命文化运动的瞿秋白来到了革命根据地。他担任了工农民主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兼管艺术局工作。在他的直接领导下，颁布了《苏维埃教育法规》，其中包括《工农剧社简章》、《高尔基艺术学校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俱尔部纲要》等，明文规定了各个组织的方针任务，从而使根据地文艺更加趋向组织化、革命化、群众化。 在紧张的战斗环境里，在物质条件非常困难和专门人才十分缺少的情况下，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适应环境的需要，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除去主要的民间形式以外，也包括“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形式，戏剧、曲艺、诗歌、散文等各式具备，其中又以歌谣、戏剧、通讯报导所发挥的作用最大，最受欢迎。 戏剧活动首先是从红军开始的，翻了身的群众在党领导下，很快就把红军的活动方式学过来并加以推广。演出节目以小型居多，一般都是集体创作。有活报剧、话剧、歌剧、舞剧以及民间形式彩茶戏、花鼓戏等多种。迅速配合当前政治任务的活报剧特别发达。歌舞剧中的音乐大多数来自当地流行的山歌、小调与革命歌曲。剧本内容大部分是反映尖锐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有些戏正面地歌颂了红军的英勇战斗精神和战斗的胜利，揭露了白军的罪行并指出其必然失败的命运；有些戏动员群众当红军或拥军优属；有些戏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残暴，表现了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号召群众起来参加斗争；有些戏激发人民抗日斗争的精神；还有一些则以婚姻自由，提高文化、反封建迷信为内容。演出方式灵活机动，有时采取幕表形式，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稍加剪裁，把当事人组织起来，兵演兵，将演将，进行真人真事的演出。这些作品在艺术上虽然不免粗糙，但由于所包含的革命内容的强烈，对群众愿望表达的及时，因此演出常常收到很好的效果。 在发展通讯报告文学方面，革命根据地内各级报刊的作用很大。《红色中华》曾明确的向通讯员和读者提出要“创造中国工农大众文艺的报告文学”，并在一九三三年“五一”，开始增辟文艺副刊《赤焰》，号召通讯员和读者“努力的去把苏区工农群众的苏维埃生活实际，为苏维埃政权而英勇斗争的光荣历史事迹，以正确的政治观点与立场在文艺的形式中写作出来”。当时在报刊上发表的通讯报告，内容范围很广，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在战斗、劳动、工作、学习、文化、卫生等方面的活动。反映战争题材的作品，多偏重于战斗经过的描写，也叙述了许多战斗中的英雄事迹，表现手法粗犷，具有较强的政治鼓动性。 在战斗频繁、生活十分不安定的情况下，各个根据地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革命歌谣。这些歌谣许多都是各民族群众的口头创作，其中也有一些是专业文艺工作者的作品。群众歌谣包括山歌、民谣以及利用群众熟悉的传统曲调(如十二月调、孟姜女调、苏武牧羊调等)填上新词的歌曲和小调。这些歌谣又不同于以前的歌谣，它是在革命根据地这个人民已经当家作主的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充满了新的思想新的感情，它以它优异的成就，把歌谣带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党和毛泽东同志对歌谣的重视和提倡，直接促进了它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早在广东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就曾要每个省代表抄录民间歌谣。古田会议后，全军在毛泽东同志指示下，对歌谣的征集和编制更为重视。这样便多方面地保证了革命根据地歌谣活动的顺利开展。 “红色歌谣万万千，一人唱过万人传”。广大群众习惯把自己这时期的歌谣称为红色歌谣，说明了它与传统歌谣的不同。它不仅在数量上比起“五卅”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歌谣要丰富得多，就在内容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上，也有突出的发展。一九三四年中央革命根据地“青年实话丛书”的《革命歌谣选集》序言中，曾介绍代英县两个区的歌谣运动情况，从中可看出当时歌谣所起的作用：“一九三三年的广州暴动纪念节，代英县芦丰、太拔两区的少年先锋队，举行以区为单位的总检阅，并举行游艺晚会”，在晚会上，两个区的妇女山歌队互唱山歌，鼓动青壮年参加红军，“因为他们是指着名字来唱，所以格外动人”。结果是“太拔全体出席检阅的队员加入红军”，芦丰的“七个队员加入红军”。有不少地区在“扩大百万红军”运动中，青年都唱着歌子去参军。红军在作战冲锋时唱歌，在战斗胜利后唱歌，行军时唱歌，休息时也唱歌。他们在集会时即席和群众对唱，唱歌成了当时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 正面歌颂革命斗争的群众歌谣，最大的特点是那种生气蓬勃的革命声势。传统歌谣反映劳动人民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多半通过侧面的嘲笑和调刺，而革命根据地的歌谣则是理直气壮地正面歌唱革命，歌唱斗争，歌唱胜利。 骑虎不怕虎上山，骑龙不怕龙下滩； 决心革命不怕死，死为人民心也甘。 ——《死为人民心也甘》 头上包个烂帕帕，脚上穿个棕袜袜， 背上背个饭笆笆；我为穷人打天下， 你当我做啥？ ——《我为穷人打天下》 前一首表现了革命者克服一切困难验阻的“降龙伏虎”的气概，也是一个革命战士的誓言。后一首格调淳朴，富有风趣，以回答问讯者的口气，表现了革命者的生活目的和抱负，而读来音节自然，声调和谐。在这类作品中，歌颂反“围剿”斗争胜利的数量最多。有些是正面歌唱红军英勇斗争的，如有名的《上前线》(注：《上前线》产生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后由肖华将歌词重新作了修改，收入电影纪录片《五首战歌》中)充满着强烈的战斗气氛，表现了红军无比的胜利信心。也有一些是利用歌谣形式来概括斗争经验的，如伯钊等在泸定桥写的《打骑兵歌》，它指出了敌人骑兵的弱点的红军打垮它的有利条件，对于革命部队有很大鼓舞作用。这些歌一直被传唱着。 根据地的各族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第一次得到了解放，幸福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眼前的现实，内心的喜悦十分自然，因而发出来的歌声不再象过去的长工歌、诉苦歌那样调子低沉。根据地的民歌主调是明朗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日头落山心莫慌，夜里冒(即没有)日有月光， 月光冒哩有星子，星子落哩天大光。 ——《日头落山心莫慌》 在兄弟民族歌谣中也出现了新的内容，有一首苗族民歌唱道： 阳雀一叫百花开，红军一到幸福来， 千年凤凰展双翅，万载金龙把头抬。 肚子不再填树叶，赶场不再将头埋。 苗家土家成兄弟，建立工农苏维埃。 ——《阳雀一叫百花开》 他们唱得这样乐观、酣畅，情绪饱满，因为他们坚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对革命胜利的前景具有坚定的信心。在一首采茶的山歌中，描写采茶的姐妹好象“半山坡”的“云彩朵”，她们一面采茶一面唱，隔山红军也合唱起来，歌声飞过山顶，山鹰都听呆了，它们“双双对对山巅立”，来听“军民唱山歌”。气息清新，想象丰富，具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而又不脱离现实的生活基础。 红色歌谣中歌唱爱情生活的作品和传统情歌的主要区别，在于传统情歌的内容主要是通过个人爱情的不幸遭遇，控诉封建礼教所依附的社会制度，而根据地里的情歌，是在革命的雨露中滋长起来的，它很自然地把爱情和革命联系起来，没有革命，没有红军的胜利，没有革命政权的存在，他们的爱情就没有保障。因而革命变成了青年男女维系爱情的主要条件。爱情的坚贞建筑在双方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上。送郎当红军的主题在这些情歌里占了不小比重。 绵水清，绵水线， 水清水浅我的哥， 你去从军莫忘我。 绵水长，绵水深， 水长水深过几春， 不立功劳不成亲。 ——《绵水清》 感情深厚，革命的立场又十分鲜明，看不出一点感伤情调，更多的是对革命斗争精神的鼓励。又例如： 喂，太阳那个落坡四山黄啊， 犀牛那个望啊月姐望郎， 哝呼呀呼嗨，姐望郎呵。 喂！记得那年菜花黄， 我送那个红军上山梁， 叫声那个哥哥早回转罗呵， 老百姓的痛苦记心上。 喂！站在那包谷地旁， 望着那摩天岭上， 四山那个云彩放红光罗呵。 犀牛那个望啊月， 犀牛那个望啊月， 姐望红军哝荷呀荷咳， 早回乡罗喂！ ——《盼红军》 情意真挚，表现形式自然活泼，是一篇优秀的抒情诗。 劳动人民深深地懂得，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劳动人民的幸福，“行船要靠舵拿稳，翻身要靠共产党”，人民群众对于党和革命领袖有无比的爱戴和崇敬，“爹在娘在，莫如共产党在；爹亲娘亲，莫如毛主席亲”。对于伟大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人民群众总是带着纯朴真挚的感情，选择最美丽的言词来加以赞颂： 井冈山头连青天，汪洋大海不见边， 比起恩人毛委员，高山嫌低海嫌浅。 ——《恩人毛委员》 从短短的四句歌里，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同志发自肺腑的感激和对他领导的无限信任。土家族有一首《扛起梭标跟贺龙》的民歌：“太阳出来满天红，扛起梭标跟贺龙，贺龙跟着共产党，共产党有个毛泽东。”气势豪迈，思想表达得准确，表现了人民群众跟着党革命到底的决心。在各个根据地里人民群众中还流传着许多歌颂彭湃、韦拔群、刘志丹、方志敏等烈士的民歌。 歌颂红军的部分，内容特别丰富：有歌唱人民和红军的亲密关系的，有描写迎红军、送红军、盼红军的。湘鄂西根据地流传着一首《贺龙军》： 睡到半夜深，门口在过兵， 婆婆坐起来，顺着耳朵听。 不要茶水喝，不惊老百姓， 只听脚板响，不听人做声。 “伢们不要怕，这是贺龙军， 媳妇你起来，门口点个灯， 照着大路上，同志们好行军” 这首歌谣借一个老婆婆的几句话和很少的动作，生动地描写了人民和红军之间的深厚情谊。半夜里，老婆婆被嚓嚓的有规律的脚步声惊醒，她立刻知道有队伍在门口过。这时老婆婆的心情有相当复杂，她侧着耳朵细细地听。环境的安谧把一支自觉遵守纪律的部队的形象清晰地烘托了出来。老婆婆从多少次经验中很快就判明了：这样好的队伍自然不是敌军而是自己的亲人红军。她告诫孩子们不要怕，而又特别嘱咐年青的儿媳妇赶快起来在门口点个灯为他们行军照路。老婆婆这个嘱咐充分表露了她对红军的信任和关怀。歌谣不用正面描写红军，而对红军的本质揭示得非常充分；写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十分亲切。整个作品字数不多，但内容丰富，感情深挚，结构紧密，层次分明；无论是叙事抒情，都写得有声有色。这样的歌谣决不是凭想象能够写得出来的，它是革命歌谣中杰出的一首。 当红军北上抗日时，人民群众唱起了送红军的歌谣，《十送》就是流传很广的一首。歌谣在“一送”里劈头点明了这是一个“秋风细雨”的季节。送行的群众问道：“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在“二送”里群众站在大道旁，“桌上摆满送行酒，酒儿里边掺蜜糖”，他们一面斟上酒，一面唱道：“红军啊，恩情似海不能忘”。表达了人民群众和红军的深厚情谊。在“四送”里写红军过高山，这时正是“山上包谷金灿灿”，庄稼是红军帮助种上的，已到收割时候，更引起了群众对红军的依恋，因此他们唱道：“红军啊，撒下种子红了天”，语意双送，也反映了群众的胜利信心。在“十送”里，群众盼望红军转回来，那时群众要在“巴山顶上搭高台”，欢迎自己的亲人。“台高十丈白玉柱，雕龙绣凤放光彩。”他们要把台搭得庄严、美观，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台，“红军啊，这台名叫望戏台。”殷切的期望，诚挚的留恋，豪迈的乐观气概，坚定的胜利信心，充满在字里行间。 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程中，经过苗、彝、白、纳西、藏、回等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同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各族人民歌颂自己的军队，创作了不少优美的民歌和故事。云南纳西族歌手用传统民歌《蜂花相会》的调子，加以革新，编了新的寓言长歌《三月和风吹》，以蜜蜂比喻红军，以鲜花比喻人民，歌颂红军给人民带来幸福，歌唱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布谷鸟走后》、《红军是要回来的》等民歌表现了藏族人民对红军的热爱和怀念。少数民族中流传的革命故事很多，如贵州有毛主席给贫苦老大娘送毛衣和白米的故事，云南有红军攻打宜宾城的传说等。有些故事在流传中出现了一些神奇的情节，如《红军树》、《红军坟》、《红军草鞋灰》等传说，通过不同的情节表现了相似的主题，都说这些与红军有关的事物，可以奇迹般地解除人民的痛苦。 智慧的、富有艺术才能的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创作了为数惊人的优美动人的歌谣。它们是中国文学史上灿烂夺目的艺术明珠。红色歌谣采用了传统歌谣的长处，或因物起兴，或就近取比，或直抒胸怀，或反复吟唱。劳动人民过去世世代代运用这种形式和方法唱出他们的苦难，唱出他们的爱情；这里则用以歌唱革命斗争，歌唱新的生活，歌唱党，歌唱领袖和红军。这些歌谣除仍然保持着传统歌谣的那种单纯、明朗、刚健、清新以及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外，其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则有新的发展，为文学史增添了新的光辉的一页。高尔基曾经指出民歌是和悲观主义绝缘的。这个论断，在劳动人民已经当家作主的红色歌谣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印证。革命歌谣是革命根据地文艺创作的精华。它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因而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农民会唱，干部会唱，战士会唱，它是根据地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人民的生活教科书。 革命根据地文艺是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战斗频繁的环境中产生的。虽然有些作品艺术加工不够，但它是完全崭新的文艺，这种文艺的主要特点表现在：文艺自觉为政治服务、专业文艺工作与群众文艺同时并进、文艺作品与群众联系密切、群众娱乐与进行革命教育相结合等等。革命根据地文艺的这种优良传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文艺工作中，都被继承下来而且有了更高的发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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