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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进的解放区主要在农村，解放区的群众基本上是农民，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变革也是首先表现在农村的生活现实中。文艺工作者在工农兵方向的指引下，深入基层，和群众相结合，他们接触得最多，了解得最深的，同样是农村和农民。所以，十分自然地，解放了的农村构成短篇小说最常见的题材，翻了身的农民成为这些作品最普遍的形象；而且，这个时期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大多也来自农村题材的作品。 孙犁是以写冀中农村人民抗日斗争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他的作品数量不少，质量也较好，有着自己的鲜明风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他已经写过剪影式的短篇如《邢兰》等，但创作取得成就则主要是文艺座谈会后。他的短篇小说集《芦花荡》、《荷花淀》、《嘱咐》《采蒲台》等，基本上以他的家乡冀中平原农村为背景，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抗日根据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艰苦抗日战争。作品的笔调清新明快，充满抒情诗意，在表现艰苦斗争的同时，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作者特别善于刻划农村劳动妇女的形象。在他笔下，中国劳动妇女一个个都是那样坚贞美丽，活泼可爱；她们对待自己的亲人是那样温柔多情，细致体贴，对待敌人则是那样英勇顽强。她们不怕艰难，不怕牺牲，承担着生活和斗争的重任，显示出解放了的妇女的本色。小说《荷花淀》和《嘱咐》中的水生嫂写得最为突出。她勤劳能干，活泼深情，开始似乎有些天真，但经过战争的考验逐渐变得勇敢机智，通情达理。在《荷花淀》中，她和妇女们一道也组织起水上游击队，而在《嘱咐》中，她熟练地驾着冰床送走抗战八年刚回家一夜又要去打反动派的丈夫。她们不是和男人一样支撑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不愧为中国历史的脊梁吗？《采蒲台》中小红母女是那样平凡，她们勤劳坚韧，又那样爽良乐观，表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不屈不挠的性格。《光荣》中的秀梅爱憎分明，大胆泼辣，《蒿儿梁》中的妇救会主任坚定沉着，积极热情，爱护子弟兵象对待自己的亲人，她们都表现了解放区劳动人民的优秀品格。的确，这些农村妇女形象一个个“象金子一样坚硬，象水一样明澈”。可以说，短篇小说写劳动妇女象孙犁这样写得活泼可爱，美丽多姿，尚不多见。孙犁还写有一些反映阜平一带山区人民斗争的小说，然而艺术成就不如写水乡风土人情、生活斗争的作品。写得稍迟的描写互助合作和土改复查的中篇《村歌》，则保持了作者写冀中平原农村生活和妇女形象的短篇小说的特点，以晓畅的语言和清新的风格生动地刻划了一个活泼开朗、爽直倔强、能干好胜的青年妇女双眉的形象。她有缺点，如有些急躁、自满和脱离群众。然而，在党的教育下，这个不断努力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终于战胜周围的保守落后势力的偏见，同时克服自己身上的弱点，成为村里的妇女大队长。双眉的性格特点十分突出，显示了作者塑造人物的艺术才能。不过作为中篇小说，《村歌》有些散文化，结构不够严谨，不象作者写短篇小说组织得那样周密。在这个作品中，他写到了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说明作家对于生活的敏感和具有较高的思想水平。 孙犁注意具体细致地描绘了人物的外貌特征，又深入刻划他们的内心世界，并且总是扣住时代特色，去展示他们的性格，从人物身上可以感到强烈的时代气息。与此同时，作者也善于通过日常生活事件和用侧面描写来反映大的斗争。他用灵巧轻捷的笔触刻划出人物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狂风暴雨中锤炼出来的坚毅、英勇、智慧的性格，他们对于生活的喜悦和希冀，以及如何以艰苦的抗争打碎旧秩序、迎来新世界。他没有堆砌华丽的辞藻，而是用平易单纯的文字，写出了人物身心的内在的美，生活斗争和自然风光的诗意。他几乎不用慷慨激昂的言辞，作品的基调却同样是激动人心的，唤起了人们对于那样的人物和那样的生活斗争的热爱。因此，他的作品看来似乎平淡，但从平淡中显出新鲜；表现简朴，而于简朴中含着隽永；近乎轻柔，却从轻柔中透出刚强。他的作品没有离奇，不觉紧张，然而主人公的遭遇和命运却紧紧扣人心弦。至于自然景物，作者轻轻勾勒，浓淡适宜，既富地方色彩，又充满时代特色。可以说，他的白描手法做到既绘形又传神；特别是他对白洋淀水乡的人物景色的描写，字里行间洋溢着深挚感情。作家关于乡亲和故土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描写，凝结着他对于人民和祖国的深沉爱恋，也饱和着对于他们命运的热烈关切。这种感情，使他的作品具有特别能够打动读者心灵的魅力。作品的语言也凝炼优美，刻划人物，抒情写景，十分准确细腻，而且基本上是群众化的语言，这就使作品更易在群众中传播。这是一位十分重视创造独特的艺术风格的小说作家。 开始创作和成名都略早于孙犁的，有孔厥。他写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的作品，收入短篇小说集《受苦人》，其中已有一些引人注目的篇什。他写到了大公无私的新一代农民(如《郝二虎》、《父子俩》)，描绘得更多的却是被旧社会压迫，性格比较特别的人，或者革命队伍中思想作风不良的人。孔厥善于抓住生活中的病态和缺陷，进行剖析和表现。题名《受苦人》的那篇，叙述一个童养媳和年纪比她大一倍的丈夫的生活悲剧。后者身心都饱受旧社会的摧残，对她真心诚意，她对他却只有感激和怜悯而毫无爱情。她同意完婚，想的是尽快解除婚约，双方都因此痛苦不堪。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封建剥削、封建婚姻的野蛮性质，和对于这种制度的控诉，都具有强烈的艺术力量。作家以冷峻的态度，深刻地揭示了生活的矛盾；但作品留有旧现实主义的明显痕迹，有的缺少明朗乐观的气氛，读了给人以重压之感，就反映解放区农村新的社会现实而言，使人觉得有所不足。写于文艺座谈会以后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则是歌颂解放区表现新人物新气象的好作品，与原先的格调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个作品带有传记性，有些近似报告文学，但在当时仍被认作较为优秀的小说。作品通过陕甘宁边区女参议员折聚英解放前后的遭遇，歌颂了新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逃荒要饭被卖给人当童养媳的小折，在原来那个坏男人要跟她成亲的当天投奔了红军，以后参加革命工作，和一个革命残废军人自由恋爱，“在学习、生产的战线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当了学习模范和劳动英雄，成为抗日妇女先锋，全边区千百万妇女的代表。《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情节并不曲折复杂，甚至可以说比较普通平凡，但它写出的人物作为一个典型，却是反映了社会制度的变化，说明了新社会的本质，而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对人民群众翻身解放的由衷喜悦，更是表现得十分突出。孔厥创作面貌的这一变化，在当时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中，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这个时期里，同样以描写新的农村生活著称的作家，还有康濯、秦兆阳等人。他们都是文艺座谈会以后成长起来的。康濯的作品大多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表现解放区农村生活的巨大变革。由于他生活在人民群众当中，并亲身参与他们改造社会的斗争，所以易于发现他们身上新生的萌芽。代表作《我的两家房东》以金凤和栓柱的婚姻恋爱问题为主要线索，写出了解放区青年敢于冲决旧婚姻的束缚，真正掌握住自己的命运。在金凤的带动下，已经结过婚的金凤的姐姐也和欺压她的坏男人离了婚。就连开始对女儿婚姻自主不以为然的老汉陈永年，在看到孩子们精神获得解放而无比欢乐时，也被感染得一道高兴起来。通过这个十分平凡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是儿女间的琐事，读者可以看到新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是怎样深入到农村，深入到农民的家庭生活。《初春》则从另一角度即写一个带有旧思想的老汉对新事物(如生产用的活底粪篓，讨论生产计划的会议，青年人自由恋爱等等)看不惯，但在事实教育下终于纠正了旧观念，显示了解放区农村的深刻变化。写得较早的《灾难的明天》虽然篇幅较长，故事有些枝蔓，矛盾冲突解决得也稍嫌简单，但作者通过祥保一家三口关系的变化，说明了新社会的优越和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力量。过去遇着灾荒年，劳动人民颠沛流离，痛苦不堪；现在新社会，政府组织人民生产自救，并且在战胜困难的过程中，把旧社会在劳动人民之间(作品中是母子、夫妻、婆媳之间)造成的不正常状态以及留在他们身上的不良影响，逐渐地克服了过来。作者的其他几篇作品《亲家》、《腊梅花》等也真实地反映了解放区农村的情况。前一篇写一对新老中农亲家在党纠正了工作中的偏差(把其中老中农错划为封建富农)后，欢欢喜喜成立拨工组搞好生产；后一篇刻划了一个受地主压迫极重的农民范老五终于敢起来和地主进行说理斗争。范老五的形象虽然不十分典型，却有鲜明的性格。从以上作品可以看出，作者善于刻划人物，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一些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事件，特别是农民家庭中经常发生的问题和人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艺术上认真而不刻板，细致却不烦琐，有着生动的朴素性，不加铺张的真实性，显示了淳厚朴实而又清新的风格。他的小说，常常给人留下扎实、新切的印象。康濯在全国解放前夕还写有反映工人生活的短篇《工人张飞虎》及长篇《黑石破煤窑演义》，艺术上都不及写农村生活的作品。 秦兆阳的一些作品也热情地歌颂了农民翻身后的新生活。他的《老头刘满屯》、《幸福》写了农民生活的变化。作品故事性强，语言形象生动，艺术上也十分注意群众化，民族化，显示了作者自己的风格。《东西李庄的故事》通过李庄农民被地主挑拨不和，分成两个李庄，土改后认识了阶级的利益，从而消除隔阂的故事，反映了人民政权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炊事员熊老铁》写的是部队生活，却成功地刻划了一个事事秉公、铁面无私的炊事员形象，歌颂了一个革命者应有的高尚品质。比这些作品稍早，秦兆阳还写有《娘》、《仇恨》、《路》、《何花秀》等作品，收在短篇集《平原上》，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斗争，大多近乎速写，比较单薄，艺术上不及后来的作品成熟。 表现农民翻身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作品还有林兰的《红棉袄》、潘之汀的《满子夫妇》、西戎的《喜事》等。《红棉袄》通过刘老三一家土改翻身分得果实的故事，写了东北农民在斗争中不断提高阶级觉悟，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作品着重写了刘老三的妻子带弟，她原是漂亮、干净、爱打扮的女人，因为嫁给刘老三，受地主剥削，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共产党工作团到屯里来，他们一家翻了身。作品十分生动地勾画了东北农村翻身解放喜气洋洋的场面，人物形象生动，既有全景又有特写，抒情气氛寓于现实描写之中，给读者留下强烈印象。《满子夫妇》和《喜事》都是写年轻农民婚姻恋爱的故事，前者写一对年轻夫妇开始感情不深(并非思想上有矛盾)，经过上冬学学文化，夫妻增加了接触和了解，很快加深了感情；作品篇幅短小，故事情节十分简单。后者写一对青年自由恋爱结婚，他们完全摆脱封建包办式婚姻，大大方方，新事新办，周围乡亲看了也高高兴兴，从而显示出新社会新制度的优越。两篇作品虽然内容不尽相同，却都充满活泼欢快的情调，风格明快，生动反映了解放区农村欣欣向荣的景象。除此以外，束为的《第一次收获》、《卖鸡》，方纪的《魏妈妈》也都写出了新农村的变化。束为的两篇小说虽然截取的是生活的一个侧面，有的通过对比，有的通过具体描写，却都反映了解放区的生活本质。这两篇作品的结构不十分严谨，语言却比较清新流畅。《魏妈妈》以第一人称写了魏妈妈一家从伪区到边区后生活的变化，歌颂了边区新社会。 这一时期解放区的短篇小说还有相当部分是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其中主要是写实行减租减息，斗争封建地主。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到首要地位，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也就以十分复杂、十分微妙的状态进行。王力的《晴天》反映了这一时期农民和地主的斗争。作品写一个叫太平庄的村子，外号“四臭肉”的地主王宏银过去凶狠地欺压农民，八路军工作组来了，经过艰巨的工作，发动群众进行二五减租，首先斗倒了地主的走狗毛老道，接着对“四臭肉”进行了坚决斗争，终于打垮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气焰，农民翻了身，太平庄也晴了天。作品虽存在一般化的缺点，但基本上反映出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束为的《红契》也是写地主阶级在减租减息问题上明减暗不减。外号笑面虎的地主胡丙仁，当农民要他减租减息时，他痛快地一口答应；然而不久，他就对农民暗地里威逼，把地契要回来，照旧收租。区干部老马深入了解情况，耐心做群众工作，思想落后的农民苗海其他终于提高了阶级觉悟，打消思想顾虑，对地主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菡子的《纠纷》没有直接写减租减息，而是写新四军所在根据地农民反对封建势力的故事。从另一角度上反映了农民与封建势力的斗争。寡妇来顺子妈和雇农刘二结合了，原来的“老甲长”、一贯欺压本村农民的地主狗腿子楼志清还想欺侮他们，妄图利用家族观念霸占来顺子家的田产。在民主政府支持下，来顺子妈终于和刘二正式结了婚，楼志清的威风也受到沉重的打击。作品虽然没有写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受欺凌的来顺子和刘二显得过于软弱；但比较具体地写出了封建势力在农村的严重影响，表现了农民群众在自己政权支持下怎样力图摆脱旧势力的束缚，而且开始显示出作者描写细腻的特点。写于建国前夕的马烽的《村仇》是一篇反映农村阶级斗争比较深刻的作品，它通过旧社会农村常见的两姓的村仇揭露了地主阶级的阴险毒辣。赵庄和田庄的庄稼汉都是受苦人，由于地主的挑拨，利用修水渠制造械斗事端从中渔利，两庄结下了深仇。甚至连田铁柱和赵拴拴这样从小在一起干活、后来成了连襟的贫农也成了冤家对头。解放了，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工作团领导两村联合斗争。在斗争中大家认识到结仇的根子是地主老财，阶级觉悟得到提高，疙瘩终于解开，于是两村团结一起斗倒了共同的阶级敌人，田铁住和赵拴拴也喝下了“和合酒”。《村仇》结构严谨，故事性强，人物性格突出，矛盾冲突发展有波有澜，风格比较明快，有较强的感染力。 另外，解放区的短篇小说还有一些是写农民群众中先进与保守，新思想与旧思想的矛盾，通过矛盾的解决歌颂了先进，表现了落后的转化。这样的矛盾一般都以一家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也有专门写一个落后农民的转变。写得较好的如葛洛的《卫生组长》、林漫的《家庭》等。作品中年轻一代(《卫生组长》中的卫生组长，《家庭》中的媳妇)接受新事物较快，坚决听党的话，坚信人民政府的领导，敢于移风易俗；老一代由于旧社会的影响，比较落后和保守，但是，经过事实的教育，也终于有了转变，在新事物面前表示认输。作者对待落后保守的农民，不是为暴露而暴露他们，对他们不是厌恶歧视，而是满怀热情教育他们；同时也是以他们衬托、对比新一代农民的先进：因此，整个作品给人的感觉不是沉闷压抑，而是活泼明朗。除此以外，王铁的《摔龙王》，洪林的《李秀兰》写部分群众克服迷信思想和不爱劳动的习惯，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作品。《摔龙王》的缺点是故事情节比较冗繁，语言也不够精炼。《李秀兰》比较凝炼；作品通过主人公的转变还反映了年轻农民在翻身后应如何正确对待生活的问题。他们有的错误认为，翻了身就应该痛痛快快地“乐一乐”，而不象老一代农民看问题那样深沉清醒。从这一意义上，《李秀兰》提出的问题还是值得注意的。另外，袁毓明的《由鬼变人》虽然主题比较积极，写一个大烟鬼二流子的转变，表现了新社会改造人的传大力量，作品政治意义较大，但情节提炼不够，人物转变也显得有些简单。 党的干部作风和干群关系，也是一些短篇小说表现的一个主题，从这一侧面可以见出解放区农村的生活面貌。王若望的《吕站长》、俞林的《老赵下乡》，写的都是工作干部坚持群众路线，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克服困难，开展生产运动和阶级斗争。吕站长和老赵都不搞形式主义，没有官僚架子，不生硬贯彻上级指示，随进随地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工作。他们调查研究，善于发现问题，摸透了群众的心，是好的基层干部的代表。洪林的《莫忘本》则写一个出身长工、曾被群众夸奖为“明晃晃的金豆子”的村干部，由于工作有成绩页开始骄傲起来，逐渐脱离群众，并在群众面前摆起官架子。他有一句话很说明他的问题：“什么民主不民主，大家都说，就成了乱主了。老百姓天生的奴隶性，不带点压迫就办不成事”。——这实际是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思想的残余。群众因此在背后议论他：“孙猴子上了天——忘了自己是那块石头里蹦出来的了”。经过上级和群众的教育，她反省自己，认识到应该记住一句话：“不要忘了老百姓”，最后在群众的欢迎下纠正了缺点，洗去了身上的灰尘。这一类作品总的说来虽然艺术加工不够，显得有些粗糙，但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对干部群众都起了较大的教育作用。 反映人民武装斗争，表现农民群众积极勇敢、大公无私、不怕牺牲地支持和参加革命战争，也是这一时期解放区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主要特点，主要倾向。无论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时期，武装斗争是革命的最高形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武装的主力就是农民；不管是在前方后方，农民都是人民战争的主要参加者。许多直接描写革命军队生活的作品，从广义上讲，也是反映了农民在革命战争中起的重大作用。在这方面，解放区的短篇小说确实是真实地、艺术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情况。写成较早的邵子南的《地雷阵》就是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品。邵子南(1916—1955)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写作了，发表过描写矿工悲惨生活的短篇《青生》等。《地雷阵》以李勇这一真实人物为主人公，广泛地写了晋察冀民兵开展地雷战把日本侵略者打得焦头烂额的故事。李勇“凭着他积极、勇敢、心眼灵，学会了使枪使雷”，“各种地雷阵，游击战，蛮子战，麻雀战，更是头头是道”。经过钻研，他创造了“大枪和地雷结合”的战术思想，受到上级党委和武装部队的重视和嘉奖，他越发虚心，不断摸索，创造各种地雷战，把敌人打得坐卧不安，神鬼皆惊。李勇成了晋察冀边区爆破英雄，在他带头下全边区也出现了“千百万个李勇”。作品在叙述、描写方面，明显吸取了民间说唱文学的优点，特别是作品中插入不少快板和落子式的韵白，更适合群众的爱好，因而在当时广为流传，起到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作者另一篇作品《阎荣堂九死一生》写了一个粮秣员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的故事，也写得生动感人。这些作品所描写的都是中国人民在苦难的岁月里所经历的严峻考验，却通篇洋溢着乐观的信念和明朗的气氛。如果说这是解放区创作的共同特色，在邵子南的小说中表现得相当突出。另外，崔璇的《周大娘》、于黑丁的《母子》、西虹的《英雄的父亲》也是表现农民群众积极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比较好的作品。《周大娘》写一位年近五十的老寡妇、妇救会主任周大娘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伤员的故事。她已经把自己唯一的儿子送去参加八路军了，这一次要日寇搜索下，她冒死把一个伤员带回家中。日寇打她，摔她，她都忍住。最后，为了避免敌人再来搜查，她毅然点火烧掉自己的房了，把多年来积聚的一点家业全部毁了。她只有一个信念：“一个八路军要顶多少间房子啊！”在这里，作者生动地写出了人民群众在抗战中为了胜利是怎样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母子》中的李大妈是一位英雄的母亲。在抗日战争中，大儿子春生在一次反“扫荡”中为了掩护全村老百姓安全转移，英勇地牺牲了。抗战胜利后不久，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的斗争中，第三个儿子春起又在前线牺牲了。这时二儿子春发又要带领民兵去打反动派。开始，她伤心得哭了，但她还是毅然把孩子送上前线。李大爷说得好：“孩子是为咱全村老百姓的幸福，为咱们下一代……”。《母子》构思独到，结构严谨，人物的语言、动作以及心理活动都写得十分细腻，气氛烘托也很恰当，可以说是这一类小说中艺术上比较成功的作品。《英雄的父亲》则是写一个烈士的父亲，开始他不知道儿子牺牲，还错怪他没有写信可能是“做下对不住乡亲们的事”。他亲自找到儿子所在部队驻地，才知道儿子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为儿子的死感到光荣和自豪，也受到烈士战友们的尊敬和爱戴。作品虽然比较简单平板，但确实描绘了一个革命老人——英雄的父亲的形象。 杨朔的《月黑夜》也是写人民群众支援战争的较好的作品。作者在抗战初期就写了许多散文和特写，并有中篇《帕米尔高原的流脉》。这一时期所写的短篇，则收入小说集《月黑夜》。他的这些作品，故事平易自然，人物形象鲜明，内容大多写人民群众和自己的军队齐心协力，坚决抗日。《月黑夜》一篇写一位革命老人庆爷爷带领村里群众接引和护送一支八路军小分队过河执行任务，就在队伍过河之后，他被敌人抓获杀害了。作品最后写八路军队伍完成任务回来，得知庆爷爷牺牲，再一次回忆起他高大的形象，感到在漆黑无边的夜色中有一种激励人的力量。通篇作品感情深厚纯真，环境描写细致，情节安排得当，语言精炼生动，特别是气氛渲染所导致的艺术效果很好。《麦子黄时》写一农村基干自卫队中队长狗剩掩护革命干部，在反“扫荡”战斗中勇敢顽强战胜敌人的故事；作品有些细节如狗剩咬下日寇手指回村时才想起吐出来，不但对人物描写起着重要作用，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王林的《五月之夜》，通过荣军辛大刚不顾危难帮助一个后方医院在敌人扫荡下转移伤病员的故事，艺术地展现了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人民武装的艰巨斗争。作品情节十分简单，只写了一个在抗战时常见的生活片段，却从这简单故事中透露出惊心动魄的斗争情况，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子弟兵伤员的爱护，真正是“映照出了民族的伟大画面”。《五月之夜》从一个侧面描写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于平凡中显示伟大，舒缓中写出紧张，也是当时反映人民革命战争的较好的作品。 在表现革命战争的人民性、群众性方面，有一些以少年儿童为主人公的作品写得相当出色。它们故事情节曲折，人物性格也鲜明突出，语言又比较流畅活泼，不但在一般读者中留下深刻印象，更在青少年中产生很大影响。华山的《鸡毛信》、管桦的《雨来没有死》以及峻青的《小侦察员》是其中的代表作。《鸡毛信》塑造了机智勇敢的海娃形象。这个十四岁的放羊娃受到爸爸(抗日游击队的侦察员)和妈妈关于打日本鬼子的教育，自己也当了儿童团长，经常为村里站岗放哨。在一次反“扫荡”中，他为了送一封鸡毛信(表示十万火急)，一路上和敌人巧妙周旋，终于克服困难和险阻，完成了游击队交给的任务，把情报送到了八路军张连长手里，使我军打了胜仗。作品故事复杂而又符合真实，各种人物写得栩栩如生，语言也十分合于少年儿童特点。和《鸡毛信》同样在广大青少年中深受欢迎的《雨来没有死》，以简短的篇幅写了一个活泼顽皮的孩子雨来。在日本侵略军一次突然袭击时，父母又都不在家中，他独自一人机智地掩护了区交通员李大叔。在敌人军官百般诱骗和威逼下，他坚决不说出李大叔的去处，最后日军把他带到村外还乡河边枪毙。当乡亲为雨来的死而伤心哭泣时，人们发现雨来并没有死，他在鬼子枪响之前就冷不防扎到了河里去。小说对雨来形象写得活灵活现，对形成他性格的基础交代得非常清楚，细节描写具体生动，对雨来谙熟水性，首尾也有照应。至于《小侦察员》虽然情节比较简单，但作品的主人公——刚十岁的信子的形象，还是写得生动可爱，表现了中国人民从儿童到成人在抗日战争中的崇高品质。 直接以部队生活斗争为题材，以人民子弟兵——八路军、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主人公的作品，更有不少是写得生动感人的。它们的作者，既有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深入部队，积累了一定写作经验的作家，也有部队自身培养出来的一批新作者。 刘白羽是这个时期里著名的描写部队生活的小说作家。他对人民军队指战员的生活比较熟悉和了解。除写作大量通讯报告外，这时他主要致力于小说创作，写了包括《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士》、《战火纷飞》、《血缘》等作品(均收入短篇小说集《战火纷飞》)在内的一批短篇小说，曾经产生了较大影响。刘白羽在政治上敏锐，加之生活经验比较丰富，作品中的主人公思想境界都比较高，焕发出照人的光彩。如《政治委员》中老红军出身的团政治委员吴毅，虽只剩一只右臂，却坚决要求留在前方作战。他沉着刚毅，勇猛善战，深入战士生活，同时又善于做各级干部的工作，特别是他把一个革命意志衰退的二营教导员沈克教育转变过来，更显出我军中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的优良素质。《无敌三勇士》则通过几种类型的战士之间的分歧、矛盾，真实反映了人民军队中政治工作的威力，生动地刻划了战斗英雄的高尚品质，同时，也形象地表明了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战胜敌人的重要原因。作品中除了战斗英雄阎成福的形象刻划得十分成功外，老油条李发和及解放战士赵小义也都活灵活现，很有个性。小说写得通俗活泼，吸取了说书和章回体小说的长处，故事情节生动，发展有条不紊，也是作品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另外，《血缘》中的陈启祥和《战火纷飞》中的王喜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人民解放军勇如猛虎，克敌制胜的战斗品质。他们都是被压迫阶级出身，参加人民军队是为了给千百万阶级兄弟报仇，这就深刻揭示了人民解放军上下一心、大智大勇的力量源泉。刘白羽比较了解战士的思想感情，又熟悉他们的生活，所以作品中的人物写得十分真实，形象也比较丰满；作者既善于用少量笔墨勾画他们过去的身世，又善于具体描摹他们现在的言行笑貌，使读者感到作品中的人物好象可以呼之即出。与此同时，对于战斗场面，作者也写得紧张热烈，层次清楚，既有全景，又有特写，具体而不显冗繁，扼要而不显空洞。刘白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还发表了以解放战争为题材的中篇小说《火光在前》。作品描写解放军横渡长江、挺进南方的历史行动，真实在记录了为解放全中国进行的最后斗争的壮丽动人场面。作者写了渡江作战时遇到的严重困难：暴雨暴晴，天气酷热，战士们水土不服；山高路险，河汊纵横，大军行进不便；另外还有饥饿，蚊子的袭击，某些战士的思想波动……，与此同时更要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地追击敌军，扫荡残匪。然而人民的子弟兵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和高昂的乐观主义。作品也写了南方人民是怎样渴望解放大军的到来，可以看出解放军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和作者写短篇小说一样，在《火光在前》中，刘白羽也着重刻划了正面英雄形象，其中以师长和师政治委员两个较高级的指挥员形象，塑造得比较成功。这对于探索文艺作品反映部队生活，在众多的形象中写好主要人物，特别是塑造好领导干部的形象，积累了值得重视的经验。可能和刘白羽在一段时期里曾经以记者的身份采访了部队的战斗生活有关，他的小说也能色彩鲜明地表现出当时的历史特点。这不是作为人物活动或者事件发生的背景出现的，而是体现在作品的整个艺术形象里。通过具体的故事情节，包括人物心理状态的刻划和生活细节的描写，烘托出一种强烈的时代气氛，即部队经过新式整军运动、人民解放战争由自卫转入进攻、进而迎接最后胜利的那种特定的历史氛围。应该说，就典型环境的渲染和塑造上，他的小说是相当成功的。刘白羽的笔端饱含革命激情，无论是描写人物或叙述事件，作者都不掩饰自己的强烈感情。他把自己的小说称之为“不断酝酿着的诗”。这当然是优点。不过由此也带来了缺点，那便是作品结构不够紧凑，人物性格有时不够鲜明，这似乎是作者所未及预料的。 这个时期里，反映人民军队的战斗生活的作品，比较优秀的还有师田手的《活跃在前列》谭虎的《“四斤半”》、刘石的《真假李板头》、胡田的《生长》及李尔重的《落后的脑袋》等。《活跃在前列》和《“四斤半”》生动地反映了抗战时期八路军广大指战员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的情景，表现了人民军队上下一心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正是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出一面生产一面作战的决策，我们才彻底打破了敌人的封锁，克服了巨大困难，不但使自己站住了脚跟，并且最终战胜了敌人。《真假李板头》写的是战士李板头和刘巨宽(因演秧歌剧饰李板头而被叫做假板头)在冬季练兵运动中互教互学共同进步的故事，歌颂了李板头刻苦练兵、取得成绩不骄傲、热情帮助战友的先进品质。作品语言生动流畅，表现手法上吸取了说书的优点，配合当时练兵运动，为反击蒋介石的进攻起了一定宣传教育作用。《生长》和《落后的脑袋》塑造了另一类战士形象。前者写一个在旧军队里当过兵的战士开始对人民军队认识不清，经过上级和同志们帮助及事实教育，终于提高了觉悟，热爱自己的队伍，决心“要跟大家干革命，干到底！”小说故事情节比较曲折，矛盾冲突安排得合乎情理，不同人物性格也较为鲜明，写出了这一类战士的“生长”过程。后者写一个思想比较落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命令主义都比较严重的老战士，虽然当了班长，但全班都对他不满。然而在上级的启发下，真正打起仗时他还是把一个班领导得好好的，发挥了应有的战斗作用。经过战斗，特别是他负伤后同志们对他进行抢救，他也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决心和同志们一道更好地前进。《落后的脑袋》塑造的这一类战士，在实际生活中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如何教育他们，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落后的脑袋》尽管表现得不十分充分，毕竟重视并提出了这一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除此以外，曾克的《战地婚筵》对反映解放战争胜利前夕部队和人民群众的欢乐心情，也是比较好的。作品写一个战士的父亲送他的未婚妻到部队驻地和他成亲，部队从领导到战友是怎样高兴，驻地群众是怎样快乐地帮助收拾新房，因为大家都感到胜利即将来临，都准备再接再厉迎接新的胜利。作品反映的故事虽然对部队生活说并不典型，但作者通过这样独特的艺术构思，却真实地写出了当时革命队伍和人民群众中弥漫的兴高彩烈的气氛，给读者留下生动的印象，因而不能不说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手法运用较好的作品。当时，周洁夫、白刃、罗丹、立高等人，都写过一些取材于部队战斗生活的短篇。 解放区的短篇小说还有一些写工人生活的作品。由于这一时期革命力量主要处在农村，我们尚未掌握更多的工业，工人队伍为数甚少，因而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写这类题材的作品也不多；作家深入工厂不够，对工人生活不十分熟悉，缺少这方面的积累和准备，作品在艺术上也比较粗糙。这类作品中写得较好的有周洁夫的《师徒》，鲁煤的《双红旗》，李纳的《煤》，雷加的《鳝鱼》等。《师徒》通过一对师徒对待技术革新的态度表现了工人内部的思想矛盾。开始师傅比较保守，终于被徒弟感动也积极参加了革新，共同取得了优异成绩。《双红旗》写两个纱厂工人由落后转变为先进的故事。《煤》则是写一个小偷在矿山上经过劳动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工人。这样的故事和人物虽然在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中并不典型，却说明一个问题：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能够“把废铁炼成钢”。雷加的短篇数量不多，但注意从生活的不同方面汲取创作素材。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他发表过《一支三八式》、《五大洲的帽子》，都是反映革命队伍的生活的，人物具有鲜明的个性。文艺座谈会后，又写有《麦地的梦》《沉默的黑怀德》以及《男英雄和女英雄》等取材于农村的短篇；前两篇格调比较沉闷，后一篇歌颂了翻身后的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比料明快开朗。这时，他写得较好的要算描写工人生活的《鳝鱼》，小说通过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歌颂了新社会，艺术上也保持了作者善于通过几件小事就突出人物性格的特色。在这以后，雷加主要从事反映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创作了。 另外，还有一些短篇小说写了知识分子在和工农结合的过程中思想感情的变化，热情歌颂自己的老师——工农群众，批判了小资产阶级脱离实践的倾向和脆弱的感情。思基的《我的师傅》、韦君宜的《三个朋友》是写这类题材较好的作品。前者写一个知识分子到山区木工厂劳动，师傅是个年纪不大的木工，脾气虽有点怪，其实为了直爽热情，一心为革命，事事想着别人。在劳动中，两人加深了理解，知识分子也克服了不虚心爱面子的毛病。后者则是从一个知识分子眼里写了三个人物：一个农民朋友，一个也是知识分子的朋友，一个则是绅士朋友。通过相互对照，写出了农民的朴实纯厚，相比之下知识分子朋友则显得夸夸其谈，华而不实；而那位绅士朋友则原来是个虚伪、阴险、违法盘剥劳动人民的人。作者从“我”的眼里，看出农民朋友形象格外高大，“好象一根大粗柱子，在青天和大地中间撑着”，相形之下，自己则觉得渺小。这两篇作品都以第一人称展开故事情节，人物思想活动写得十分细致，感情变化也写得比较具体。特别是《三个朋友》一篇，情节发展和心理抒写都较真实合理，艺术手法也新颖活泼。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中，曾经极为普遍。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解放区作品中，这类作品在数量上显著减少，但诸如上述短篇中所显示的，无论是作家的思想感情还是作品的主题命意，都已是崭新的了。 解放区短篇小说比较起过去或同时期国统区的作品，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这些小说，大多格调高昂，色彩明朗，无论是写人写事，都能激发读者积极向上，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这与解放区充满光明的现实是分不开的，同时也和作家思想感情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解放区短篇小说反映的是全新的生活，表现的是新的主题和新的人物，因而也就在现代文学史上别开了生面。其次，许多作品有着浓重的生活气息，几乎不事雕饰，但却具有朴素的感染力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家遵照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方向，学习社会，较长时间深入实际生活，并且有些作者本来就是革命的实际工作者，他们非常熟悉要表现的对象，能够从丰富的生活矿藏里提取大量生动的素材。有些作品如《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地雷阵》等基本上就是真人真事。客观地说，解放区的短篇小说有许多不是以艺术技巧取胜，而是以它表现生活、人物的真实性打动了读者。这并不一定是优点，却是解放区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另外，解放区的短篇小说一般都提出甚至解答了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明确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当时曾经起过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解放区是没有的，就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品在解放区也不可能存在。象《卫生组长》、《莫忘本》、《红契》、《摔龙王》等，几乎就是为配合一定的教育运动而写的。这类作品有一些艺术上不见得纯熟，然而也有一部分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其中成功的经验和不足的方面都值得总结。再次，解放区的短篇小说艺术表现手法大多比较朴实生动。作者比较注意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和艺术爱好，学习运用民族民间文学形式，取得了一定成绩。一般说来，解放区短篇小说结构比较完整，有头有尾，交代清楚，几乎可以说它们都以叙述故事见长。一些作品虽然也着力刻划人物，那主要也是让人物在故事的发展中展现自己的性格，作者一般不离开故事去描绘人物外貌和心理活动，景物描写更是很少运用。这是农民读者比较习闻乐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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