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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或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既不满意国民党，又不满意共产党，以为国共是两个极端，他们要走“第三条道路”。储安平说：“在这种两趋极端之下，只有自由分子出来领导，可以获得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今日绝大多数的人，既不满意‘国’，也未必欢迎‘共’。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注：《中国的政局》，《观察》第2卷第2期，1947第3月8日)“信奉自由主义”的《大公报》的社评也说：“所谓‘中间路线’绝对不是两边倒，而是左右的长处兼收并蓄，左右的弊病都想除掉。”(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上海《大公报》，1948年1月8日)他们以“绝大多数人”的代表自命，以比国共两党都高明自居，实际是散布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引导人们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怀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仅在政治上鼓吹“第三条道路”，而且还在文艺上散布了许多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观点。他们宣扬文艺脱离阶级、脱离政治的“独立”性，提倡“创作自由”，鼓吹人性论、艺术至上主义以及唯心主义的美学观。萧乾说：“一个有思想，站得住的作家，绝不宜受党派风气的左右，而能根据社会与艺术的良知，勇敢而不畏艰苦的创作。文学家与其他人类同样有一颗心，对于不平一定要鸣，对于黑暗自然要攻击；但文学家之所以异于其他以笔黑为职业的人，正因为他的笔是重情感，富想象，比较具有永久性的。”(注：《大公报》社评：《中国文艺往哪里走？》，上海《大公报》，1947年5月5日)朱光潜说：“我反对拿文艺做宣传的工具或是逢迎谄媚的工具。文艺自有它的表现人生和怡情养性的功用，丢掉这自家园地而替哲学、宗教或政治做喇叭或应声虫，是无异于丢掉主子不做而甘心做奴隶。”朱光潜认为，“文学上只有好坏之别，没有什么新旧左右之别”，文学的功用就在于树立“健康底纯正底”风气(注：《复刊卷头语》，《文学杂志》第2卷第1期，1947年6月1日)。朱光潜还宣扬“观照”是文艺的“灵魂”，说什么“文艺所凭借底心理活动是直觉或想象而不是思考和意志”(注：《自由主义与文艺》，《周论》第2卷第4期，1948年8月6日)。他们的这些似是而非的文艺观点，虽然不过是三十年代“新月派”、“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等的旧调重弹，但当他们一旦把文艺的自由与政治路线上的自由主义联系起来时，仍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与此同时，在他们所主编的文艺刊物上，还发表了不少模糊阶级界限、削弱人民斗志、散布对帝国主义幻想的消极不好的作品。 为了分清是非，教育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消除人们对敌人和“中间路线”的幻想，进步文化界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文艺观点进行了及时的批判和斗争。在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群众》、《华商报》副刊，在上海的《文汇报》、《新文化》、《文萃》等报刊上，郭沫若、胡绳、邵荃麟、冯乃超、林默涵、叶以群、杜埃等人，发表了许多批判文章。这些文章联系对方的论文与作品，集中批评、揭露了他们在对内对外关系方面表现出的严重错误。 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文艺家，在对内关系方面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不具体分析中国内战双方各自所代表的不同阶级利益，统称之为“自相残杀”、“民族自杀”、“自杀性的内战”，而一概加以反对。沈从文说：“在目前局势中，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情况中，凡用武力推销主义寄食于上层统治的人物，都说是为人民，事实上在朝在野却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注：《从现实学习(二)》，天津《大公报》，1946年11月10日)如何用文学来促进这种“民族自杀悲剧”的结束呢？答曰：“这条路就必然是从‘争夺’以外接受一种教育，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在这种憧憬中，以及憧憬扩大努力中，一个国家的新生，进步与繁荣，也会慢慢来到人间的！”(注：《从现实学习(二)》，天津《大公报》，1946年11月10日)“中间路线”的倡导者认为一切“武力”和“主义”都是不好的，他们这些“夹于左右红白之间”的人物，“默祷着红白迟早合龙”(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上海《大公报》，1948年1月8日)。这种言论表面公允，但在解放军大举反攻，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分崩离析，败局已定的当口，实行起着阴碍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作用。郭沫若指出：“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和提倡。”(注：《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胡绳也认为，在当时鼓吹“第三条道路”只会“损害新势力和新中国在人民中的信心而给旧中国统治者寻觅苟存的罅隙”。胡绳还针对自由主义者把共产党与国民党、解放区与国统区等量齐观的错误思想，说明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是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天地，共产党是跟国民党根本不同的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在今日的解放区，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存在着人民的自由与平等，——因为把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机构彻底扫清，所以有了政治自由；又因为彻底实际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所以有了经济平等。事实可使人们看到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并不是在企图着象二十年来的国民党一样地对抗着人民意志而‘稳握政权’，相反的，它将把自己党的每一件工作和每一个党员摆在人民大众的监视与审查之下，如同它现在已经在解放区内所做着的一样。”(注：《为谁“填土”？为谁“工作”？》，《华商报》，1948年2月22日) 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文艺家，在对内关系方面的第二个错误，就是有些人对当时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得到解放的广大农民斗地主，分田地。他们为自己第一次做了土地的主人而欢欣鼓舞，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援着解放战争。这时，某些带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作家写的文艺作品，不但不去揭露地主剥削农民的罪恶，相反却去描写地主的美德和善心，掩盖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沈从文的《芷江县的熊公馆》就是这样的作品。这篇作品描写地主阶级“极一时人间豪华富贵”，称道地主“人格的朴素与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在作者看来，农民纳贡，地主收租，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作品写道：“当地规矩，佃户每年照前按收成送给地主一点田中附产物，此外野鸭、鹌鹑、时新瓜果，也会按照时令送到，有三五百担租的地主人家，吃来吃去可吃大半年的。”作者不描写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势不两立的阶级矛盾与对立，将其关系说得十分融洽，似乎根本没有什么剥削可言。这本身就说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与农村的封建势力还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冯乃超在《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中指出：沈从文的《芷江县的熊公馆》，是属于“新第三方面运动”的代表作品之一，其主题是“遮掩地主剥削农民的生活现实，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注：《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当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半个中国进行的时候，《芷江县的熊公馆》的出现，显然是有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所进行的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的。 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文艺家，在对内关系方面的第三个错误，就是站在反压迫、争民主的革命群众运动的旁观者方面，对群众运动冷潮热讽，企图影响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随着国共两党阶级斗争的激化，在国统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压迫、争民主的各行各业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怀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如何残酷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反而指斥青年学生是“比醉人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注：沈从文：《一种新希望》，北平《益世报》，1947年11月10日)，甚至说“社会的团结向来都要基于和爱，于今群众只借怨恨做联结线，大家沉醉在怨恨里发泄怨恨而且礼赞怨恨。这怨恨终于要烧毁社会，也终于要烧毁怨恨者自身。今日世界所需要底是清醒、和爱与沉毅，而今日群众所走底是疯狂、怨恨、浮躁与怯懦的路。回头是岸，让我们祷祝卷在潮流中底人们趁早醒觉！”(注：朱光潜：《谈群众培养怯懦与凶残》，《周论》第1卷第5期，1948年2月13日)象用人性论的观点斥责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一样，他们又用人性论的观点去对待人民群众的民主革命运动。革命文艺工作者邵荃麟等，用鲜明的阶级观点批评了朱光潜、沈从文等人对于群众民主运动的错误态度，指出：群众的“团结是基立于他们自己阶级和社会的爱，但同时也基立于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几千年来封建的剥削与压迫，培养了人民对于统治者的血海深仇，而在这种仇恨的燃烧中间，他们将烧毁一切旧的，丑恶的，残忍的制度，创造出人类伟大的光明与漫暖！”(注：荃麟文章见《大众文艺丛刊》第2辑《人民与文艺》，1948年5月1日) 民主个人主义者或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人们，不仅在对内关系方面有许多错误主张，而且在对外关系方面也发表了一些错误意见。他们崇信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也即是反对任何一党专政”(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上海《大公报》，1948年1月8日)。例如《红毛长谈》一文，“以欧人冷静眼光看中国时事”，既指责国民党，又指责共产党，既谴责美国，也谴责苏联，表明作者“系民主政治之忠实信徒”(注：《红毛长谈》，天津《大公报》，1946年8月5日)。《吾家有个夜哭郎》把我国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劳动人民，描写成摇篮里躺着的“一具又黄又瘦，满身伤痕的可怜娃娃”，认为“眼前的根本问题是奶汁，奶汁，更多的奶汁。谁喂也罢，只要奶喂的够勤，不掺石灰，不总给橡皮奶头吮！(注：《吾家有个夜哭郎》，天津《大公报》，1947年11月7日)当时，美帝国主义把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友谊”，妄图在“援助”的幌子下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这种有奶便是娘的观点，反映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对外关系方面的软弱性、动摇性，客观上投合了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需要。革命文艺工作者分析了这种思想的危害，指出：“四万万五千万子民都被看成‘夜哭的娃娃’”，这种作品只会起“麻醉读者的作用”(注：郭沫若文章见《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 自由主义文艺家在对内对外关系方面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归根到底是由他们的立场决定的。这些文艺家的社会经济地位，长期以来所受的资本主义教育，使他们与劳动人民之间存在很大距离。因此，他们尽管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实际并没有真正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自由主义的文艺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面，他们认为“政治上负责者无从经营扶助这个部门的正常发展”，提出把文学“一律交给自由主义者”(注：沈从文：《从现实学习(二)》，天津《大公报》，1946年11月10日)。但由于他们的立脚点没有转移到人民方面来，因此并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郭沫若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借用论争对方提出的所谓“纯文艺”的说法，分析道：“‘纯文艺’的真正的意义，我们要作这样的认识：凡是人民意识最纯，丝毫没有夹杂着对于反人民的权势者的阿谀，对于不劳而获的垄断者的赞颂，或钻进玻璃室里作自渎式的献媚，丝毫没有夹杂着这些成分，而只纯真地歌颂人民的辛劳，合作，创造，而毫不容情地吐露对于反人民者一切丑恶、暴戾、破坏的如火如茶的憎恨。这样的作品，我们便认为是今天的‘纯文艺’——纯人民意识的文艺。”(注：《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上海《文汇报·新文艺》，1947年3月1日)这里，接触到作家的立场问题，说明作家只有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反映他们的生活、意愿、要求，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艺上的又一次激烈较量。通过这次批评，分清了思想是非，在政治上孤立了胡适这类民主个人主义者中的上层分子，教育、争取了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使许多人划清了敌我界限，逐渐向人民靠拢。他们当中许多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党的帮助教育下有了很大进步，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事情。这次文艺思想批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但这次文艺批评也存在着缺点错误。首先，批判者未能很好划清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带有“左”的简单化。毛泽东同志指出：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们，“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25页)。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指出他们“近视”，“糊涂”、“书生气十足”、“对美国存着幻想”，甚至存在“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说明他们“有爱国心”、“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事实证明，这个分析是科学的。在阶级搏斗尖锐的时候，他们虽然提出了一些错误主张，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既不跟国民党反动派走，又不到美国去，而是逐渐向共产党和广大人民靠拢。毛泽东同志根据对这些人的正确分析，指出了对他们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注：《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33页)毛泽东同志表彰闻一多、朱自清等人，在国内外反动派压迫面前，宁死不屈，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说明“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注：《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32页)先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正确论述，进步文艺界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及创作的时候，存在着把思想问题简单提升为政治问题的现象。如有的文章指某人代表“黑色”文艺，某人代表“蓝色”文艺，某人代表“桃红色”文艺等；还有许多批评文章，采用杂文形式，较多嘻笑怒骂，缺少善意的批评、团结。其次，这次批判对政治思想问题注意较多，对错误文艺理论本身批评不够。这次批判自由主义文艺思想，主要是联系作品表现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分析，没有就他们提出的理论问题本身，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人性与阶级性，美学的直觉与理性等，进行深入细致的论述。产生上述缺点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国统区作家要迅速配合解放军的反攻，来不及对自由主义文艺理论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时，也跟进步文艺界长期以来在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存在着不够纯熟等弱点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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