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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1927） 还是在通过对外情报系统搜集情报之前，苏维埃俄国就已开始采取一系列步骤，以实现其在国外的大规模秘密行动的计划。当肃反委员会还在为保卫布尔什维克制度免受国内现实的和臆想的敌人的侵害而努力的时候，国外的苏维埃间谍机构的活动主旨是为了输出革命。而且当时在国外的大部分行动不是肃反委员会组织的，而是由控制在布尔什维克人手中的共产国际组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NkkH）称自己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 1917年十月革命后，相当一部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一直在期待着革命先传播到欧洲，然后席卷全球。一战末期，西线的一些战事导致了中欧几个大帝国的垮台，这使他们燃起了希望。 而且列宁还在1918年10月1日就写道：“世界革命在一周的时间内向我们走近了许多，我们可以认为它在最近的几天内就会到来……我们应该不惜自己的生命去帮助德国工人们加快革命的到来，革命应该很快就在德国开始了。” 11月9日， 即颁布停战令前两天，德国宣布成立共和国。那里照苏维埃的模式建立起工农苏维埃。 但列宁的欢欣和热望很快就消失了。1919年1月柏林的起义被镇压了，而不久前成立的德国共产党（kFIF）的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尽管不是工人运动的发动者，但却因对运动表示了支持，而被军官中右翼激进分子残暴杀害。虽然他们的死使德共以主要左翼政党身份取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位置，这一本来已渺茫的希望更加无望，但莫斯科却因此而能够毫无障碍地向德国共产党人强加自己的意志。遇害前不久，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罗莎·卢森堡曾批评布尔什维克制度、指责列宁不是在搞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在搞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她大概是唯—一个敢于公开反对列宁、抵制把共产国际变成苏维埃对外政策的工具的外国共产党人。 三月初，在莫斯科俄国革命剧院举了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中只有五人是从国外来的，其他的“国外”代表则是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从那些逗留在莫斯科的外国追随者当中选出来的。他们当中许多人甚至就从未到过他们所代表的那个国家。而且，他们所代表的党派，有些根本就没有成立。但是，对于大多数欧洲左翼运动的代表来说，这些技术上的细节没有多大意义。对于许多左翼积极分子来说，莫斯科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耶路撒冷，而共产国际的建立只是更加坚定了他们对光明未来的信念。法国共产党人鲁伊——奥斯卡·弗罗萨的发言表达了公众的心情： “遭到一大群敌人包围的、忍饥挨饿的、被推入混乱和无序状态的俄国，在付出无法想象的代价之后建立起了我们共同向往的公平、和谐的世界。曾受禁止的、处处遭压制的社会主义在那里取得了胜利。我们所向往的、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追求、期待而又未实现的东西，正在由为不屈的意志所鼓舞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们变为现实。在古老的沙皇帝国的上空，飘扬着共产国际的红色旗帜。再没有人剥削人了！资本主义终于被打倒在地，被碾碎、被消灭了！前进！人类不会灭亡，俄国开始了新的一天！” 在西方一些国务活动家的咒骂声中，如同在镜子中一样，映出了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最终要到来的坚定信念。在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的工作结束后两周，劳合·乔治对法国总理乔治·克雷孟梭说：“整个欧洲都充满了革命情绪……现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各个方面都为欧洲各个地方的人民群众所怀疑。” 实际上，早在共产国际开始输出革命之前，革命就已经开始迅猛展开了。在没有莫斯科帮助的情况下， 仅在轰轰烈烈的几周内，匈牙利（3月21日）和巴伐利亚（4月7日）相继成立了共和国。共产国际主席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曾预言说，一年内整个欧洲就会变成共产主义的欧洲。但布尔什维克遭受的打击是沉重的：成立还不到一个月，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就被正规军和起义部队打败了，而8月罗马尼亚的人侵则结束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 1919年10月，共产国际在西欧创立了两个秘密组织用以传播革命：柏林的西欧秘书处以及阿姆斯特丹的西方局。柏林的组织是由雅科夫·赖赫（化名为托马斯同志）领导的，而阿姆斯特丹的西方局则是由西博尔德·鲁特克格思领导的。列宁亲自选定了这些人，认为他们比那些名气较大的德国和荷兰的共产党人更合适，因为后者就他看来可能会不遵从莫斯科的指示。他和他们每个人都见了面，并对他们初期的秘密任务、经费及联系等问题亲自做了指示。尽管有种种防范措施，西方局还是很快就被警察局盯上了。1920年2月召开的第一次秘密会议的第二天，俄国来的代表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波洛金就发现，荷兰警察局在隔壁房里装了窃听器。他试图告知与会者有危险，但警察局已比他领先一步，逮捕了所有代表。虽然他们最终都被释放了，但英国的代表却没能得到他们翘首期盼的共产国际答应提供的资金，结果是空手而归。1920年4月西方局被关闭。 命运对柏林的西欧秘书处还是比较厚待的。托马斯同志成功地利用了秘密间谍网，其工作人员持外交护照往返于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给那些党的战斗队员提供了伪造的证件，资助了德国和其他的西欧共产党。因为警察局更多地注意的是男子，因而他的信使中有许多女性党员， 其中就有在1921年4月当上捷尔任斯基副手的约瑟夫·斯塔厄斯拉沃维奇，温施利希特的妹妹。托马斯居然租了两架飞机和一艘不大的轮船，将持有伪造证件或外交护照的代表送到彼得格勒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也显示了他的精明能干。 在彼得格勒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主要由列宁起草的“二十一条”，事实上是确定了共产国际成员的军事纪律。所有共产党的活动都应是合法手段与非法手段并用，同时建立了一些平行的非法机构，以在关键时候帮助党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代表卡尔·拉杰克称：“俄国是工人阶级已掌握政权的唯一国家，因而全世界的工人都应成为俄罗斯的爱国者。”大部分外国共产党人都同意这一说法。英国工党领袖们的界定十分贴确，他们认为英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富有教养的奴仆，”而它却是自愿地、甚至是高兴地接受这种奴役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一名持强烈批评意见的英国代表从彼得格勒回来之后写道：“很显然，对于许多共产党人来说，俄国不是一个他们可以学习经验的国家，而是一个神圣之至、可望不可及的国家，在它面前他们须俯首贴耳、就像那些穆斯林圣徒在祷告时面向麦加方向一样” 季诺维也夫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宣称， 执行委员会不仅有权。 而且也有责任“干涉” 那些已是共产国际成员或是想加人共产国际的共产党的工作。 进行这种“干涉”的主要工具，就是那些被称为“莫斯科的眼睛”的共产国际代表。德共主席、参加大会的德国代表团团长保罗·莱维，在1921年同共产国际决裂之后写道：“这些代表从未与那些独立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合作过，他们总是站在他们背后与之作对。与当地的领导人不同的是，他们受到莫斯科的信任……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就像是肃反委员会派往国外的方案制定人。” “莫斯科的眼睛”们是各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他们的职责包括准备秘密汇报。这些汇报，用托马斯同志的话讲，是做给列宁本人及共产国际“小局”（即事实上的政治局）的成员的。而意大利社会主义分子贾钦托·塞拉吉的说法更形象。他说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在国外的行动就像是些“灰衣主教”：他们对社会主义政党搞分裂，其结果是1920－1921年在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一些国家建立起了新的共产党。1920年，在图拉举行了筹建法共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会上，法国社会主义者安德烈·莱·特罗克尔不无气愤地发言说：“虽然我也想加人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但我不准备容忍这种没完没了的、甚至连我们的代表大会也不放过的监视行为。” 共产国际的特使对在共产党的活动中引入那些布尔什维克在沙皇俄国时期采用的秘密手段起了促进作用。在他们的活动中，重要的一项内容是从莫斯科获取资金来资助共产党和亲苏维埃的报刊。资金主要是一些从沙皇贵族和资产阶级手中没收来的珠宝。据被驱逐到巴黎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首都的大公们说，他们有时还能认出（当然有时不排除搞错的可能）一些陈列在珠宝商店的珍品是原沙皇国库里的珠宝。芬兰女共产党员（其丈夫于1921年曾任共产国际总书记）艾诺·库西年回忆说，1920年冬，他丈夫曾资助一名叫卡尔麦·皮卡尔的芬兰共产党员前往伦敦执行秘密使命：“当时我丈夫忽然从西装背心的口袋里拿出四颗大钻石给我看，并说：‘它们每颗都值四万元，我已记不清是按什么货币换算了。’然后他把钻石交给皮卡尔的妻子，笑了笑，说道：‘这些钱是给你们路上用的。’” 一家经营社会主义报纸的年轻经理弗朗西斯·梅内尔也曾将沙皇的珠宝带出境过。尽管在回到英国后，他多次遭到搜查，但警察却一次也未能当场将其抓获。有一次在“钻石旅行”中，他将两串珍珠藏在装有荷兰黄油的罐子里顺利带走了。还有一次，他给自己的哲学家朋友奥卢·贾德寄去了一个包裹（此人后来成为BBC广播“答听众问”节目的颇受欢迎的主持人），里面装的是伪装成高级巧克力糖的珍珠和钻石。回到伦敦后，梅内尔即被“伦敦警察厅刑事部”扣留搜查。当然，在他身上什么也没找到。两天后梅内尔从贾德那里拿回了自己的包裹，然后和妻子一起“干了整整一个小时的非常不利于健康的工作”——吮吸那些裹上巧克力的珠宝。 这种用沙皇的珠宝来资助世界革命的顽童式的热情，自然时常造成一些麻烦。1919年，波罗金受委托，将缝在皮箱夹层里的沙皇珠宝带给美国的共产党人。因为怕有人跟踪，波罗金请他在船上认识的一个同路的奥地利人照管一下箱子。那人对波罗金保证说，一定将这些箱子送到芝加哥。但从此它们就消踪匿迹了，而波罗金本人也在一段时间内被怀疑偷窃了这些珍宝。 共产国际最初两年的秘密活动，主要是给那些非俄罗斯的革命者和亲布尔什维克分子以指示和资助。 直到1921年3月，才在德国开始了第一次革命的尝试。德国“三月行动”的倡导人是别拉·库恩——是当时非俄罗斯人的共产党人中最有功绩的一位。 他参加过十月革命， 曾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共产国际”“小局”的委员。库恩曾说：“资产阶级政府现在还很虚弱，这是组织起义、罢工和暴动、对他们逐个进行打击的最佳时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德国，依他看来，是资本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列宁并没有像他那样头脑发热，这时他对世界革命不可避免的信念也开始减弱。他认为，苏维埃俄国必须同帝国主义暂时和解，以重建这个国内战争后成为一片废墟的国家。但是库恩还是得到了列宁的支持，一一他向列宁表明，在德国的行动会减轻苏维埃政权所遭受的外部压力。 1921年3月初， 库恩随共产国际秘密代表团来到柏林，策划德国的革命。共产国际驻德国的主席托马斯同志气愤得不能自已。后来他讲道：“我极力提出抗议，井要求将库恩召回。我向他们提出证据，表明在德国还不具备起义的条件。莫斯科则保持了沉默。”尽管如此，到3月17日，库恩还是得到了德共领导人的支持，他们宣称，“从此所有工人都被号召参加斗争。”法国、英国、捷克等国的共产党代表人被召到德国来充当见证人， 并从中汲取德国革命的经验。3月21日和22巳，开始了罢工和工人运动。 3月24日，德共发布指示开始全国总罢工，并号召工人拿起武器，但是绝大多数德国工人并没有响应这一号召。到4月l日，为数不多的几个起义中心都惨遭镇压， 于是德共又开始号召工人们停止罢工。起义过程中有145名工人被打死，不少人受了伤，有3470人遭逮捕。在二月离职的德共领导人莱维指责共产国际，说是它迫使德共尝试了这次连德国人自己都反对的革命。他称：“由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错误，以及它对德国共产党的这些霸道行动，使得在此之前欧洲唯一的一个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群众性政党遭到了极度威胁。”但是接替莱维任德共领导人的根利赫·勃兰特则说， 那些关于执行委员会以及“接近它的人物” 与“三月行动”有着某些牵连的说法，不过是“卑鄙肮脏的诽谤，”。共产国际的主席季诺维也夫也附和说，这种指责是“可耻的谎言”。但到了1926年，这个“谎言”得到了官方的证实，在他的正式传记中说道：“1921年，共产党人派他赴德国；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的‘三月行动’。” 尽管列宁和共产国际都不曾表示对“三月行动”负有责任，但在德国的失败还是对苏维埃政策产生了根本的影响。现在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输出革命了，而是从内部来巩固苏维埃制度。在1921年党的五大上，列宁表明了他要“让反对派就范，将他们肃清”，以及建立起一个清除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一党制的共产主义国家。列宁称：“我们还未让广大的群众信服。”饥荒席卷了俄国的大部分地区；工业濒临崩溃；乌克兰和西伯利亚发生了农民起义，就在举行代表大会的时候，当时被托洛茨基称为革命的“荣光和骄傲”的喀琅施塔得卫戍部队的水兵也发动了起义，反对布尔什维克制度带来的政治镇压和经济混乱。在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宣言《我们为何而战》中，将同肃反委员会的斗争称为是起义的主要目的之一，把肃反委员会的活动同伊凡雷帝的禁卫军相提并论：“以警察宪兵为护神的君主制的权力转移到了共产党篡权者手中，他们非但没有带给工人们自由，反而使其总是害怕哪一天会被投进肃反委员会的监牢，而这些监牢的恐怖程度远远超出沙皇制度下的警察民”肃反委员会总喜欢将一切视为阴谋，因而很快就认定喀琅施塔得起义是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唆使造成的。捷尔任斯基向列宁报告说，喀琅施塔得的暴动是由里加的法国间谍组织的。他们伙同社会革命党人企图“借助水兵和有不满情绪的工人群众在彼得格勒发动政变，法国打算在此之后将自己的海军派往波罗地海。”列宁同意这个说法。 1921年3月17日，也就是德共开始准备在德国进行“三月行动”的那天。五万名红军战士，其中也包括肃反委员会小分队，残酷镇压了喀琅施塔得暴动。 喀琅施塔得暴动加速了布尔什维克政策的转变，尽管它不是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党的五大上，列宁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取消了余粮征集制，允许私人经营和小型私人企业存在。除此之外还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向外国企业主表明，他们可以为俄国的发展投人自己的才智和资本、从这时起苏俄外交的首要任务就成了进行缔结贸易协定和获得资本主义世界对俄国的外交承认的谈判。 1920年3月， 以外贸人民委员列昂尼德·克拉辛为首的苏维埃贸易使团抵达伦敦，开始就签署英苏贸易协定展开了漫长的谈判。英国特工机关的报告中讲道，刚刚到达英国，克拉辛的贴身助手兼翻译、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H·K·克雷什科和一些“共产主义人士”就接触上了。而1920年12月20日，在肃反委员会成立三周年之际， 捷尔任斯基所做的建立“国外处”（这便是以后有名的nho的决定，是国外情报搜集工作意义越发重大的又一个证明。 国外处进行外交情报活动的主要对象是英国，因为就苏维埃领导人看来，英国是最有影响的一个大国，是一把特殊的钥匙，依靠它布尔什维克俄国可以达到让资本主义世界承认自己的目的。 英苏贸易条约签订还不到一年，在1921年3月，俄国已同德国、意大利。瑞典。挪威。奥地利及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贸易条约。当英苏条约签订的时候，刚刚诞生的国外处还没有关于英国对外政策的可靠的情报。在肃反委员会给列宁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英国首相大卫·劳合则乔治——这位最有影响力的贸易条约拥护者。报告说，首相的主要对手是“以寇松和丘吉尔为首的、有外交部及其圈内人物支持的保守党。”很显然。根本不必用秘密情报部门来证实外交大臣寇松勋爵同当时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是英国内阁中两个反对布尔什维克最厉害的人。 1920年5月，英苏谈判刚开始的时候，唐宁街10号的英国内阁成员接见了克拉辛。而丘吉尔认为还是不参加这次会见为好，因为一想到他将租这个毛发丛生的黄狒狒握手，他就觉得难受。寇松则参加了会面，但当克拉辛向他伸出手来时，他却站着一动不动。只是当首相本人对他说：“寇松，要有点绅士风度广他才握了握伸过来的手。除了以寇松和丘吉尔为代表的贸易协定的主要反对者的表露之外， 肃反委员会在1921年3月对英国政策的真实内容及那些决定英国对外政策的势力所能了解的东西很少。那时丘吉尔还是自由党人，当然，就如肃反委员会认为的那样、不是保守分子。直到1924年，温斯顿·丘吉尔才成了保守党人。 据肃反委员会的文件记载，当时其最主要的，大约也是唯一的英国政策方面的情报提供人，是记者阿尔托尔·兰塞姆，此人后来成了著名的儿童作家，写有著名故事集《燕子和女骑手》——讲述一些乘船游玩湖滨区的奇遇。兰塞姆身上集中了杰出的语言大师和一名求知欲极强的学生的品质。作为《每日新闻》驻红色俄国的记者，他是由一种细致人微的洞察力和孩童般天真浪漫性格的奇妙结合体。他赞叹那些“善良的、优秀的、绝望的、疯狂的、务实的。无忧无虑的、轻信的、多疑的、目光短浅的、敏锐的、精力极充沛的布尔什维克”，被他们建立新社会的革命思想所吸引；“每个人，从一定意义上讲，只要其青春还未枯萎，其双目还未黯淡，都可能是新耶路撒冷的建造者—t…假使我们这里用血和泪铸成的总不是我们梦想的那个金色的城堡，它们也值得我参与和理解，哪怕仅仅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在这样或那样树程度上对青春有笔未付的债。”兰塞姆和许多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都熟识。并且，在同自己的英国妻子进行了漫长的、不愉快的离婚诉讼之后，他娶了托洛茨基的女秘书。兰塞姆并不掩饰他对捷尔任斯基和副手彼得斯的崇尚之意：“捷尔任斯基——这是一个沉着冷静的革命的热衷者，他对自己的信仰笃信不移；也不承认任何凌架于自己之上的至高权力。他多次进过监狱，在那里他颇引人注付，因为他总是干一些对其它监禁者说来不愿干的活儿，比如擦洗牢房、倒脏水等。他有自己的一套关于自我牺牲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一个人应该善于承担那些否则要由许多人分担的重负和痛苦。这就是他不愿担任现在这个职位的原因。” 甚至是在别人向他提供了表明肃反委员会的残酷性的证据后，他还是为其存在辩护，认为它是对付混乱的唯一选择。而且在1921年，他还试图为镇压喀琅施塔得暴动寻求开脱。 无论肃反委员会还是英国秘密情报处，都对兰塞姆的身份很感兴趣。尽管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一些人认为他是肃反委员会的间谍，可其他人还是在寻求机会以利用他与俄国领导人的广泛接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秘密情报机构争取兰塞姆的所有努力都一无所获。在兰塞姆的传记中也写道，无论是他还是秘密情报机构。都未能“互相利用”。如果把兰塞姆与秘密情报机构的关系相比较——他自己时常提起此关系，目的是以自己与英国有影响的人物的来往为布尔什维克高层人物留下印象一一他很少能在肃反工作人员中受到更高的尊敬。兰塞姆在战后同特工机关以及负责居民破坏行动问题的情报局头目巴兹尔·汤姆森曾经会过面，对此肃反委员会想必会一清二楚的。 尽管1919年兰塞姆从莫斯科去了拉脱维亚首都里加， 但此后许多年间， 他以《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身份到过俄国，在他那极简短并且不很工整的日记中提到过，在出差期间，他曾见到过肃反委员会的一些高层人物，如捷尔任斯基的副手彼得斯和温施利希特。肃反委员会中与兰塞姆来往的还有肃反委员会代表克雷什科，他是参加英苏贸易谈判的苏维埃代表团成员。 肃反委员会错误地认为，为《泰晤士报》效力、并于1922年成为该报国际新闻部主编的加罗尔德·乌尔雅姆斯和秘密情报处工作人员保罗，杜克斯，是那种对寇松和丘吉尔强烈反对签署英苏贸易协定的态度起了主要影响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肃反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外观察家中占上风的一种倾向，他们都过高估计了《泰晤士报》和英国特工机关在白金汉宫（指英国政府）权力阶层中的影响力。那种认为乌尔雅姆斯和杜克斯好像扮演了某种反面角色的想法，很有可能是由于兰塞姆对他们的评论造成的。兰塞姆曾和乌尔雅姆斯关系不错，但后来因为他对布尔什维克的强烈仇视与其断然分手。至于杜克斯，兰塞姆则因他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合作而对其耿耿于怀。依兰塞姆所言，杜克斯为秘密情报处执行的秘密任务，使得他“想起俄罗斯就好像是一只被追赶的狐狸想起猎手一样。”肃反委员会还误认为乌尔雅姆斯是一个男爵，他“娶了一位名叫特尔科娃的女子为妻，而该女之父是一名持有立宪民主党保守观点的著名政治家”。读了肃反委员会的报告，列宁认为有必要进行一些修改，便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个条子，上面说，乌尔雅姆斯的妻子不是特尔科娃，而是特尔托娃，并且她本人就是“一个很有名的立宪民主党人”（“我的妻子还是在年轻时就同此人很熟悉”）。 兰塞姆总是想夸大同英国政府的联系和对其的影响，这也使肃反委员会产生了误断，认为他在l921年初的俄罗斯之行，是他和另一位英国商人莱特从劳合·乔治那儿接受的特别任务的一部分，目的是促进贸易条约的签订。兰塞姆试图使肃反委员会相信，同英国相比，“苏联在东方有着更大的影响，如果把俄罗斯的影响与英国的影响相比，穆斯林世界对前者更有好感。从中肃反委员会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英国没有能力对付苏维埃在东方影响的扩大，因而它决定加快贸易协定的签定。兰塞姆还告诉肃反委员会说，英国报刊中关于喀琅施塔得暴动，以及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的反对势力的评论，旨在向撕毁贸易协定的“社会舆论”进行“有组织的施压”。在肃反委员会的报告记录中讲道：“兰塞姆认为，现在苏维埃政府应该发表那些反映事实真相的消息。” 看了肃反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写信给捷尔任斯基说：“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并且很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列宁和肃反委员会常常很看重兰塞姆所提供的那些与事实相去甚远的有关英国政治的情报，这往往是因为他所说的正是他们想听到的，而这同样成为他们阴谋理论的基础。兰塞姆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秘密情报可提供给布尔什维克。但是他的确在尽全力帮助他们争取得到西方外交上的承认。 1921年3 月签订了英苏贸易条约，从而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从此肃反委员会对兰塞姆的兴趣大为增加。他结识了英国贸易使团团长罗伯特·霍奇森，并对其很信任，而此人看来也不曾怀疑兰塞姆同肃反委员会的关系。1923年5 月，俄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协定面临撕毁的威胁。所谓的“寇松最后通谍”指责苏联政府进行反英宣传，并在印度及其邻国搞破坏活动。兰塞姆后来讲道，他曾和契切林及其副手李维诺夫以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就此“最后通谍”讨论了很久（虽然在其回忆录中对此事只字未提）。他认为，尽管寇松在对苏维埃俄国的关系上仍持公开的敌视立场，但英国政府总的说来还是希望维持现有关系的。“我一生中从未像这次在克里姆林宫，在短短的时间内喝了那么多的茶水，”兰塞姆写道。在他的日记中，记有他和李维诺夫的四次会面、与契切林的三次会面与霍奇林的两次会面，以及分别同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一次会面，而这些都是在四天内进行的。 英国曾禁止霍奇森与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代表们讨论“寇松最后通谍”问题。但是兰塞姆还是说服他同李维诺夫在莫斯科近郊的森林里进行了一次“偶然的”会面。八个月后，兰塞姆终于如愿以偿：对苏联的外交封锁被突破了。1924年1 月，当英国政府首次由工党主席拉姆齐·麦克唐纳主持后，莫斯科举行了仪式。在仪式上霍奇林向契切林递交了正式照会，承认苏联政权是俄国的合法政府。参加了这一仪式的兰塞姆后来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我从1918年停战协定签署后进行了五年多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二十年代初期，英国情报机关掌握的有关苏联外交伪情报比起肃反委员会掌握的有失英国的情报要更为广泛。沙皇政府时期，英国外交部格外重视对外情报侦察工作，而苏维埃俄国当时尚不具备这种能力。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头十年，苏联的情报机关主要有两大问题。首先，布尔什维克不愿使用那些由沙皇制度继承下来的比较复杂的代码和密码，而使用一种不很可靠的秘密情报传递系统，这种系统一开始只是建立在简单字母换位的方法上的。其次，世界上最强大的沙皇破译机关被解散，而且令布尔什维克不幸的是，它的一些出色工作人员逃到了国外。 英国军事密码机关俄国处处长、政府通讯密码学校（今政府通讯总部的前身）校长埃内斯特（费蒂）·费特莱因就曾是一名沙皇“黑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和妻子躲到一艘瑞典轮船上，顺利逃过搜查，来到了英国。费特莱因自称是沙俄的一名主要的密码员，有着将军军衔。他对政府通讯密码学校的同事说，他是“搞书面密码和其他．需要广泛知识才可破译的代码的权威”。战后不久美国一位最有名的密码员乌尔雅姆·弗里德曼见到了费蒂。费特莱因右手食指上的大红宝石戒指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讲道：“当我对这个非常贵重的宝石显出兴趣之后，他告诉我说，这个戒指是做为赞扬和感谢他为末代沙皇尼古拉服务期间在密码工作中的成就而赐给他的” 也许是命运的嘲讽，在他以往的功绩中也有破译英国外交信函这一项。十月革命后头十年，他的主要成就是破译俄国外交电文，但这一次却是为英国人效劳。虽然费特莱因讲起英语来带有浓重的俄国口音，但他却是一名非凡的语言学家。英语他主要是通过读《布莱克古墓》和其他一些风行的侦探小说学会的。他有时说些英国人不大习惯的话，像“谁窝藏了我的铅笔？”或者是“他就是告密者”，令学校的同事们很开心。费特莱因很少提起革命前的俄国，但有时候同事们为了让他开口，就说些可能会引起他异议的话，此如说。“费特莱因先生，沙皇真的是个很强壮和健康的人吗？”——他们听到的是恼怒的一回答：“沙皇是个废物，头脑里没有一点思想。是个萎靡的、遭人鄙视的家伙。”。 因为有了费特莱因和其英国同事的出色工作，政府通讯密码学校才得以在英苏贸易谈判时破译了俄国人大量的外交信函。截获的情报有很重大的意义。比如，在1920年6月谈判刚开始时， 他们就曾截获了列宁写给克拉辛的一封信， 信上说：“劳合·乔治这个下流坯骗起人来不露痕迹，不知羞耻。请别相信他的任何话，好好愚弄他一番”劳合·乔治对这种侮辱之辞表现得很理智，但是他的一些大臣对此的态度则不同了。寇松和丘吉尔利用破译的有关情报得知，苏俄对英国的一些报刊以及布尔什维克者有不正常的资助行为。苏俄还在英国。印度进行着其他形式的破坏活动。据此，他们要求遣回苏维埃代表团并中止谈判。劳合·乔治不希望破坏缔结条约的前景。但又认为应该对自己的大臣们的情有可原的愤怒以及证据确凿的破译文件有所反应。9月10日，首相指责8月份以苏维埃贸易代表团团长身份赴伦敦的莫斯科党的领导人列夫·加米涅夫（当时克拉辛是副团长）“粗暴地破坏了做出的许诺，并使用了各种破坏手段”。克拉辛被允许留下了，而将于次日返回俄国接受新的指示的加米涅夫则被告知不能再来英国。劳合·乔治对加米涅夫说，他对他的指责有“确凿的证据”，究竟是哪些，他没有说。 显然，苏维埃代表团后来还是明白了，是他们的电报被截获并被破译导致了这样的结果。8 月，英国内阁同意公布部分截获的情报。八封证明布尔什维克资助一家“日报”社的电报交给除了这家“日报”社以外的所有全国性报纸的编辑部，为了在情报来源问题上迷惑布尔什维克，并使他们相信情报是在哥本哈根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那儿遗失的，这份材料的转交条件是标明引自“中立国”，但是《泰晤士报》没有接受这个游戏条件。令劳合·乔治极为不满的是，该报的有关文章是这样开头的：“这些电稿是英国政府截获的。”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成员、肃反委员会驻外机构头目克雷什科显然对密码所知甚少，也许是他没有认真阅读《泰晤士报》，也许是他认为被破译的只是用以转发这八封电报的“三月码”——不管是哪种情况，总之他仍持错误想法，认为苏维埃的密码是可靠的。而且，他对后来截获的、并在9 月刊登在《每日邮报》和《晨邮报》上的情报也没有足够重视。首先意识到苏维埃代码和密码系统泄密情况的不是苏维埃贸易代表团的成员，而是红军南方集团军司令米哈伊尔·伏龙芝（正是他在克里木击溃了白军将军弗兰克尔男爵）。伏龙芝在1920年12月19日向莫斯科报告说：“弗兰克尔过去的一名塞瓦斯托波尔电台的负责人的一份报告表明，我们所有的密码都因为太简单而被敌人破译……由此可知，我们所有的敌人，尤其是英国，都对这段时间我们国内的军事行动及外交工作的情况了如指掌。” 一周后， 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接到指示， 令其尽可能派专人投递自己的信件，“直到制定出新的密码为止”。费特莱因和其英国同行们在好几个月中都未能破译出1921年初开始使用的苏维埃的新密码。但到四月底，政府通讯密码学校又成功地破译出苏维埃外交信函中的大部分内容。在1923年5 月发表的那份著名的“寇松最后通谍”中，不仅指责布尔什维克进行破坏活动的阴谋，还逐字援引了截获的苏维埃的电报，同时还因为英国人被译了俄国人的信函而对俄国人说了些非外交辞令的挖苦之语：“俄国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官员大概还认得这个日期为1923年2 月21日的信件吧，这是X ·拉斯科利尼科夫写给他们的……”、“外交人民委员部也应该记得从喀布尔发给他们的日前为1922年11月8 日的电报吧……”。“显然他们也应该知道这个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助手N·卡拉汉寄给X·拉斯科利尼科夫的信件吧……”。 但此事之后，费特莱因和他的同行又得为莫斯科从1923年夏开始采用的新的密码和代码大伤脑筋，不过，到1924年底政府通讯密码学校又能够破译出苏联外交信函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了。 虽然苏维埃的密码和破译机构在“寇松最后通谍”发表之后仍然落后于自己的英国同行，但肃反委员会的国外处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比较起来不仅毫不逊色，而且前者的情报网范围更广泛，目的性更强，技术更先进（原因是一战后秘密情报机构的预算大为削减了）。1921年 3月签署的英苏协定，为日后苏维埃贸易使团和使馆遍布全世界揭开了帷幕。这使得肃反委员会国外处能够建立起“合法的”国外情报网、其工作人员都被安插在苏维埃的代表处工作，有外交身份做掩护。用外交身份做掩护的问题总是引起外交人员同情报人员之间的矛盾，英国在这一方面也不例外。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驻外情报站长们没有任何特权、他们隶属于英国使馆，“负责进行护照检查”。因为处于使馆次要工作人员的地位，情报站的负责人通常并不为大使们所敬重，他们甚至认为还是离情报机关远点为好。肃反委员会“国外处”的驻外情报站长们就不同了，他们有较大的权力和影响。确实，正因为这一点，他们与苏维埃大使们之间频频出现的冲突也就更为激烈了。1930年，留在西方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驻外情报站长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讲道： “理论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外情报站长应听从大使的管理，他的正式身份是使馆二秘或者类似人员，但事实上，他的权力往往超过大使的权力，所有的使馆工作人员都对其畏惧三分，就是大使本人也这样，因为他们时刻担心有人告密。但有的时候，大使也会对驻外情报站长产生不满，直言抱怨，甚至批评他们未能履行自己作为使馆外交工作人员的职责。这种情况下，使馆通常会分成两个阵营：一些人支持大使，而另一些财替驻外情报站长说话。这种情形会～直持续到莫斯科召回其中一人为止，而其拥护者一般也会紧随其后被召回国内”。 从1921年8 月到1929年底，国外情报机构的总头目是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特里利瑟尔。此人是俄国犹太人，1901年他18岁的时候就成了职业革命者。一战前，他的主要工作是揭露布尔什维克流亡人员中的间谍活动，甚至是曾任斯大林秘书的鲍里斯·巴扎诺夫（后受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迫害而逃到西方）也称特里利瑟尔，是个“聪明而博才的肃反工作人员”。和与其同时代的国外处的大部分领导人一样。特里利瑟尔也在三十年代末的恐怖时期被镇压。斯大林去世后他又被平反昭雪。如今他的肖像挂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处”的后继机构）纪念馆里一个醒目的地方。在担任国外处头目的头两年里，特里利瑟尔将机构里的大部分日常管理工作都交给了自己的副手；爱沙尼亚族人弗拉吉米尔。安德烈耶维奇·斯特尔涅。此人出名不仅是因为年轻（他是1921年被招进国外处工作的，当时他只有22岁。），还因为他心狠手辣。不管是真是假，反正肃反委员会中有一种说法，说当他生身父母被枪决时，他只差没有亲手执行而已。 1921年，特里利瑟尔主持了国外处的工作、大约就在此时，共产国际创建了一秘密国际联络处（OMC ）。联络处给国外处以很大帮助，吸收了一些外国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进行秘密情报工作，因为这些人更愿意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救援呼吁做出反应，而不愿同苏维埃情报机构直接打交道。三十年代的许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负部的最优秀的外国间谍，都一直以为他们是在为共产国际效力。 国际联络处还为建立“先遣组织”打下了基础，这些组织以后成了苏联情报机构实施“积极行动”的重要工具。先遣组织都是用国际联络处的钱建立的，在这方面最伟大的组织家应属德共副主席维利·明岑贝格——“我们所有战友的保护神”（他的“生活伴侣”巴贝尔·格罗斯这样亲昵地称他）。1921年俄国国内饥荒时期，明岑贝格建立了“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总部设在柏林。该基金会很快就成了共产国际思想的主要宣传者。巴贝尔·格罗斯讲道： “团结是他一个神奇的词。先是团结饥饿中的俄国，然后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当明岑贝格用‘慈善’替代了‘团结’一词后，便有许多知识分子为其所打动，自愿响应他的号召……当他兴奋地讲起‘无产阶级奉献和支援的神圣职责’的时候，他触动了热情的。忘我的、牺牲精神的音弦。哪里有信念，哪里就有这种精神的体现。” 每一个“与俄国人民团结”的体现都促进了出资者与工农苏维埃国家之间那种密不可分的情感联系，而后者一直是共产国际所竭力宣传建立的理想化的形式。 “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是以“明岑贝格托拉斯”闻名于党员之中的。据1933年派到明岑贝格身边工作的阿尔图尔·凯斯特勒称，在国际领域里，与其他任何一名共产国际的有名望的活动家相比，明岑贝格具有更大程度的独立和行动自由。因为“处于党内官僚压制性的控制之外”，明岑贝格创造性地组织了“与共产党正式刊物那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截然不同”的宣传工作。“明岑贝格托拉斯”很快就得到了一支“独立”作家、教授和学者大军的支持。我对克捷·科尔维茨为明岑贝格创作的一幅画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一幅”一个大眼睛的孩子乞求面包的宣传画，它是本世纪给人印象最深的形象之一。二十年代，“明岑贝格托拉斯”开办了自己的报纸、出版社和读书俱乐部，而且还推出了一系列电影和戏剧。据凯斯特勒讲，“托拉斯”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十九家报纸和杂志，甚至还有远离欧洲的国家报纸和杂志。不管怎样，明岑贝格能够使他的大部分企业都能赢利。 “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还下设了明岑贝格所谓的“无辜者俱乐部”，用以在共产国际的暗中领导下“组织知识分子”去支持各种各样的运动。尽管对“无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无鄙视，明岑贝格还是用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将其代表诱人自己的网络之中。虽然宣传在他的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但他成功地运用了“无辜者俱乐部”为国际联络处的间谍工作做掩护，而这些间谍中就有一些这种知识分子的代表。 在国际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和国外处的同行之间，总是不时出现一些工作上的自然磨擦。但在这两个秘密机构的最高层中，由于国外处头目米哈伊尔·特里利瑟尔和国际联络处头目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此人在1921年该处建立后至三十年代中期遭镇压之前一直主持该处工作——之间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常常使这种分歧得以缓和、化解。和特里利瑟尔一样，皮亚特尼茨基也是犹太人，还不到二十岁便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在一战前，他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革命者和一些携带革命书籍的人非法穿越国境。在与国际联络处的关系中，国外处总是扮演着兄长的角色，和作为国际联络处领导成员的特里利瑟尔不同的是，皮亚特尼茨基官方上同国外处并无任何联系。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共产国际共同制定的最大的一次秘密行动，是在德国进行的最后一次革命政变的尝试。这一回，这个后来得到苏联中央政治局肯定的倡议是来自共产国际的。1923年3 月，列宁又遭到了第二次打击，其奋斗不息的政治生涯行将结束。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主张在其有生之时再组织一次革命。哪怕只是在一个国家内。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胜利会推动其在整个欧洲的蔓延。因为准备进行革命，8月15日，季诺维也夫中断了夏日休假，来为德共成员做指示。8月23日，苏联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秘密会议，听取了共产国际委员、德国问题专家卡尔·拉杰克的报告，“同志们，”托洛茨基说道，“我们急切盼望多年的大震荡终于到来了。它的使命是要改变大地面貌……。德国革命将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垮台。”政治局只是部分地同意了托洛茨基的乐观看法，不过最后还是决定派四个人持伪造证件前往柏林，执行在德国进行革命前准备的秘密任务。拉杰克领受了任务，其使命是向德共成员转交共产国际的指示（由苏联政治局制定），并领导德共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捷尔任斯基的副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温施利希特奉命建立并武装“红色百人队”，先进行革命，然后建立德国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反革命作斗争。德国人出身的劳动人民委员瓦西里，施密特则负责到各地建立联盟的革命支部，为革命后建立德国苏维埃做准备。而俄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格奥尔吉·皮亚特科夫的任务是协调其他人的工作并保证莫斯科与柏林的联系。 实际上，直到1923年时还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德国革命计划。德共只得到很少一部分工人的支持，而工人阶级所持的主要观点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并且德国政府的立场也比1917年俄国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的立场要强硬多了。但是苏联秘密使团依然保持着乐观态度。在给莫斯科的一份充满对德共领导人的鄙夷看法的报告中，皮亚特科夫坚持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已经作好了革命的准备。在9 月底举行的政治局特别会议上，决定开始革命政变。这个决议极其秘密，会议记录被藏在了政治局书记处的保险柜中，而不像那时通常采取的散发给中央委员会委员一的做法。政治局通过的计划是进行节日游行；庆祝即将到来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周年纪念日，这场游行要发展为一场由温施利希特的“红色百人队”挑起的同警察之间的武装冲突，按布尔什维克的意图，政府若敢以武力镇庄武装行动，必然会引起德国工人总起义，而温施利希特的队伍则应该趁此机会占领国家的重要阵地，就像红军战士六年前在彼得格勒搞的那样。“红色百人队”用的武器是用货轮非法运往汉堡，并在那里由码头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卸下来的。 德国的革命应该在10月23日清晨开始。国际联络处处长约瑟夫·皮亚特尼茨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和芬兰族、共产国际总书记奥托·库两年整夜未眠，他们坐在库两年的办公室里，抽着烟，喝着咖啡，等着拉杰克从柏林发来电报，报告革命开始。当时，列宁身困病榻，其他苏联领导人围坐其左右，都在等待着与库西年办公室直通电话的铃声。虽然列宁自己仅能说出几个词来，但他却全身心地期待着他五年前预言的革命到来的消息。可是最终也没有得到格林来的消息。10月23日晚，拉杰克接到电报，询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几个小时后拉杰克的电文到了，但上边却只有一个词：“失败”。在最后一刻，确信得不到工人阶级的足够支持后，拉杰克及德共领导人下令停止计划中的起义。而不顾命令在汉堡开始的起义，很快便被镇压下去。此后便是一片互相指责之声，莫斯科指责德共，说他们错过了一次“绝好的机会”。而事实上一切错误都是莫斯科造成的，因为它对明摆的事卖置之不理，自以为是地认为，这种机会是确实存在的。 从此，共产国际便把传播革命的希望从欧洲移到了亚洲，特别是印度和中国。1923年“德国十月革命”的失败、证明了1921年德国“三月行动”失败后选择的方针是对的，即不组织革命运动，而转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在此后若干年中，肃反委员会对付西方驻莫斯科外交使团的行动，要比肃反工作人员在国外的行动更有成效。因为渗入各国在莫斯科设立的贸易代表处和大使馆，要比渗入西方主要大国的外交部的任务更简单。当时监视外国使馆的任务是由肃反委员会的反间谍处（KPO ）负责实施的，二十年代，该处的领导人是阿尔图尔·赫里斯季安诺维奇·阿尔图佐夫。“阿尔图佐夫出生于一个干酪制造商的家庭，其父母是意大利籍的瑞士人，后来移居到了俄国，他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局局长M·C·克德罗夫的侄子。1929年到1934年，他接替特里利瑟尔主持了国外处的工作，如今他的肖像和赞扬他在两处工作业绩的记录被一起挂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里。 第一总局的秘密材料将阿尔图佐夫描绘成一个“点子发生器”。他制定出许多渗人外国使馆的办法，从“蜜糖陷讲”到不很光彩的桐吓手段，这些以后都被用来武装克格勃了。在外国外交信使刚一进人苏联境内，有时还是在人境之前，他们就已被跟踪，其外交信函成了伺机猎取的对象。在信使经常乘坐的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的夜班车上，挂有一节专门的车厢、内设照相洗印间，这是供趁信使睡觉之际搞到其信函内容之时用的。1921年，一名为芬兰驻莫斯科贸易代表处工作的信使，面对肃反委员会女间谍的百般诱惑，表现出非凡的坚定，不管那个迷人的女士使出何种手段，他一刻也不曾放下自己的提包。此后不久，另一位芬兰信使却被茶水里的安眠药药倒，其手提包中的东西立刻在邻厢的工作间中被拍窃。这是有记录的第一起苏联情报机关用麻醉剂对付外交人员的例子。同二十年代的国外处不同的是，反间谍处有自己的实验室，在那里，它的工作人员学习如何打开外交公文包；如何制造替代物，如何使用特殊墨水进行秘密记录以及如何使用麻醉剂等系列技术。反间谍处对外国外交人员的成功劝诱的最鲜明的一例，便是发生在爱沙尼亚代表处工作人员罗曼·比尔克身上的一件事。在莫斯科时，他赔牌输给肃反委员会的间谍一大笔钱。结果他不仅让肃反工作人员看了他的外交公文包，而且最终被招募，并在后来参加了“托拉斯”行动。该行动是二十年代苏联情报机构进行的最成功的一次行动。 1922年，反间谍处曾制定了诱骗英国贸易代表处负责人罗伯特·霍奇森的计划，一名过去的沙皇职员大概不无凭据地说，外交人民委员部曾答应为其谋份工作，以换取有关英国代表处的情报。 后来霍奇森得知了这件事， 并向外交部做了汇报：“罗勒尔（肃反委员会反间谍处英国处处长向这位职员提出如下计划：让他将我带到家里去，给我下点安眠药，对我搜身并找到所需的情报。这位职员并没有照办，而是道出了显而易见的理由反对这项计划：代表处的汽车会在屋子旁等很久，代表处也会明白我离开这么久的原因，最后弄不好会将事情弄复杂了，而这不见得会令苏联政府满意。阿尔图佐夫对这理由表示赞同，便不再采用这个计划了。 对驻莫斯科的外国代表处的俄国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一些同使馆工作人员有接触的人进行恫吓，是反间谍处最常用的办法。1924年5 月，霍奇森给契切林寄去了两封“异常友好”的信，他认为这位外交人民委员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某些工作方法的反对者，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信中他举了些例子、说明政治保卫总局在近两年是如何对付英国使馆的。其中他提到政治保卫总局的军官阿纳托利·弗拉基米罗维奇·尤尔根斯的大名。此人的“职业”，用霍奇森的话讲是“恐吓妇女和年轻姑娘”。1922年初，尤尔根斯盯上了英国使馆里一名叫捷列扎·科赫的女佣，以终身监禁相威胁、要求她立下书面字据，答应进行反对英国使馆的间谍活动，并将每周进行的工作向肃反委员会汇报： “她吓坏了，签上了自己的名。他们还威胁她说，如果将此事告诉我，就对她不客气了……在此后几个月内，她都不敢离开使馆。后来，当她想出国时，他们总是不给她出境许可证，理由是她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尔的事件有染，而她却从未去过那里。” 1923年，尤尔根斯又对一名叫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什梅格曼的中年妇女故技重演。霍奇森曾在她那儿买过古式家俱。尤尔根斯将她召来威胁说，如果她不做出书面保证，同意从霍奇森那儿窃取文件并在英国使馆进行间谍活动，她就别想活着走出卢比扬卡。 “她最终在这份保证书上签了名，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一直受到尤尔根斯的迫害。” 1924年初，一名与贸易使团的一个工作人员相识、名叫塔季扬娜·罗曼诺夫娜·列维茨卡娃的姑娘也有过同样遭遇。她因为拒绝与肃反委员会合作而被以英国间谍的罪名在纳雷姆放逐了三年。 在霍奇森向外交部写的报告中提到，“比起其他使馆来，”英国代表处受到的“待遇还算是很公道的。”起初，当波兰外交代表处对政治保卫总局的行为提出抗议后居然还得到了官方的道歉，而霍奇森却未得到任何官方的解释。但1924年8 月他又报告说，这次政治保卫总局停止了它的破坏活动（据以后所知，这一现象好景不长）。霍奇森说，他五月份提出的抗议“显然受到契切林的重视，他真诚希望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肃反工作人员及其继承者还成功地对欧洲各国驻欧洲之外的外交使馆进行了渗透。二十年代初，英国驻拉什特（波斯）的领事的情妇，为肃反委员会的军官阿普列索夫提供了英国领事馆的秘密文件。阿普列索夫在当上政治保卫总局驻外情报站长以后，于1923年来到了马什哈德。在这里，他获得了一份英国领事馆向英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报告复件，他还阅读了驻德黑兰的武官同驻印度的最高指挥部之间往来的信函。 还是在斯大林掌权之前，对于苏联间谍来说。欧洲国家驻欧洲大陆以外的使馆中最薄弱的就是在北京的外国代表处了。1927年4 月，在警察局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搜查中。发现了几份绝密的英国外交文件的副本。外交部的工作报告中讲道，这些文件中有英国大使马尔兹·兰普森最近几个月做的“两份最重要的报告”。而兰普森则说。意大利和日本外交代表处情报道失得更加严重： “从意大利代表处得到的文件主要是破译的北京和罗马之间往来的最重要的电报。而从日本代表处得来的文件更为详细，甚至包括正式接见时的座位安排情况，以及使馆官方发言人同他们的拜访者之间的谈话记录。” 兰普森报告说，一名办事处主任和另一个在英国使馆工作的中国人，因为替俄国人搞间谍活动而被揭露。但是英国外交部并没有引以为戒。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期里，外交部里竟然没有一名保安军官，更不必说专门的安全处了。英国代表处的安全机构，说得轻些，水准不高。英国驻罗马大使馆里情报的遗失是从1924年就开始了的。并一直持续到二次世界大战，而至少有一名意大利官员与此事有牵连。 尽管对驻北京的外国使馆的间谍活动主要是由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而非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组织的，但搜查苏联大使馆时抄出的文件明显可以看出，上述两个情报机构的工作手段都有所体现。在关于招募外国使馆中“低级”的中国工作人员（听差、门卫、苦力等等）的报告中讲道：“招募的最合适的间谍是一些党员（共产党），他们在以意识形态的信仰为基础招募秘密间谍方面有着精深的造诣、”这些被招募的间谍要“搜集那些扯碎了的、扔在使馆的垃圾篓里的文件，打废了的纸页、工作后留在各种油印机上的校样初稿等等。” “对偷到此类材料的间谍要进行金钱的奖励，但数目不是很大，原因有两个：一是如果他们手中钱很多。会引起其他在该代表处工作的中国人的怀疑，他们的上司会通过这些人知道这种事。二是如果间谍由于某种原因突然怀疑其情报有重要意义的话，他可能会趁机和我们讨价还价，因而我们要不断向他表明，我们等待他拿出更重要的情报，而如果我们付得多了点，就是希望他以后干得更漂亮。可见，给这些间谍的报酬应该比他们从自己的主子那里得到的工资要多一些。” “那些招募来的间谍如果干得好，他们的招募人就应该得到奖赏，因为正是他们是这项工作的推动力量”。 “要帮助那些秘密间谍懂得，他们应该表现得勤勉、严谨，要呈出自己对主子的耿耿忠心和依恋之情，努力使自己不受怀疑。他们的联络员要‘时刻保持警惕，记住会有假情报’，要清楚地意识到间谍有可能被代表处的工作人员识破并被利用来传递假情报”。 从外国的外交代表处窃出的文件，可以和截获的密件对照。这种对照分析是苏联密码破译员工作的最佳辅助手段。有时，就像沙皇时期一样，还能偷出密码来。 到了二十年代中期，截听和破译又在俄国外交情报工作中扮演起重要角色来。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里，截听和破译工作是由格列布·伊万诺维奇·博基领导的保密处来进行的。保密处在肃反委员会中的工作始于1921年，不过那时它的工作性质很单一， 主要负责劳改营事宜， 后来它逐渐地开始朝截听和破译方向发展。博基1879年出生于一个乌克兰教师、老布尔什维克的家庭。他参加过1905年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曾十二次进过沙皇的监狱，两次被流放西伯利亚、他从1921年开始领导保密处，一直到1937年斯大林恐怖时期遭镇压为止。还是在二十年代中期，保密处的工作人员就在驻莫斯科的一些使馆中装了窃听器。除此之外，他们还破译了一套外交密码、 据说， 有一次博基为了向契切林展示其技术能力，专门请他过来“欣赏”从阿富汗驻莫斯科的代表处的“现场直播”。那时阿富汗大使正在同一名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效力的女歌手调情。 1921年3 月，当苏维埃俄国随着英苏贸易协定的签署而冲破外交封锁之时，苏维埃的外交情报机构才开始起步。当时成立不久的国外处所拥有的唯一的有关它的“主要对手”英国的情报，是阿尔图尔·兰塞姆收集的一些只会让人误人歧途的材料。到1926年7 月，捷尔任斯基去世之时。情况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苏维埃的截听和破译部门尽管还没达到沙皇时期的水平，但已经成为外交情报的一个重要来源地。经过对驻莫斯科的和其他国家的西方大使馆的渗透，苏联的外交间谍机构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间谍机构，莫斯科则成了大部分西方情报机构十分危险的活动场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期，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一直没有在莫斯科建立常设机构，和其他西方情报机构一样，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企图潜入俄国，而且主要是穿越苏芬边境和波罗地海三国边境的努力没有多大成效。 但是，到了二十年代中期，英国驻外情报机构的缺陷便因在截听和破译领域的优势以及对共产国际文件的大量占有而得到弥补。沙皇政府最复杂的外交密码对国外的破译机构来说是难以对付的，至少在一战前是这样；与之不同的是苏维埃的外交密码和情报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困难，在革命后不到十年就被轻松地破译了。共产国际当时也和那些莫斯科的西方使馆一样脆弱。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很清楚，“许多秘密文件都被外国政府的间谍搞到了”。军情五处、伦敦的特工机关以及德里的英国情报部门。成功地截获了共产国际中英国和印度代表团的通讯内容。现在印度共产党还将那时被截获的一封密件当做研究自己历史的一个重要文件。共产国际成员总是想隐瞒自己的一些失败，因为担心苏联政治保卫总局就此会对共产国际的安全系统加强控制。 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丢失了一些重要的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保加利亚代表瓦西里·科拉罗夫被请到明斯克参加阅兵。他坐的是夜间列车，待他醒来时，发现他的衣服和箱子都不见了。从窗口探出头去，他看见仪仗队正在列队等候在月台上，还有军乐队在演奏着雄壮的进行曲。乐队奏个不停，可是科拉罗夫却一直不露面；处境十分尴尬，最后当前来迎接的人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后，便应急凑来大衣、皮靴，引着客人从车厢后门出去了。执行委员会的意大利代表帕尔米拉·陶里亚蒂，即大名鼎鼎的艾尔科里遭遇也大同小异。艾诺·库西年回忆说，有一次她去陶里亚蒂夫妇下榻的一家莫斯科旅馆前去拜访：“我敲了敲门，陶里亚蒂应声说他不能来给我开门，因为他身上什么都没穿。晚上有人把他们的东西全给偷走了……显然，‘小偷’是趁着他们熟睡之际从阳台爬进去的。” 最严重的失窃事件是共产国际用以资助国外共产党的钱款去向不明的现象，这些钱或是被手脚不干净的信使挥霍了，或是被位居高层的人物侵吞了。印度一名有影响的共产党人M·H、罗伊手头便很宽裕，他住在巴黎，常出门旅行，显然，花的是共产国际给他的钱。因为当时其他的印度共产党人常抱怨说，许多钱“不知上哪儿去了”。为了报销挥霍的钱款。罗伊给共产国际列了一个资助党员的名单，而事实上根本没有那些印度党员。很可能。罗伊开具的“资助名单”不止这一份。 在1926年英国国内总罢工中，共产国际遭受了空前的打击。共产国际的图书馆员、英语说得很漂亮的艾伦·瓦树尼乌斯接到任务，让他将三万英镑交给在伦敦码头当装卸工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他先来到斯德哥尔摩，然后持着伪造的瑞典护照乘上开往伦敦的轮船，在船上他结识了一位司炉。这人告诉他，说自己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并和他要转交钱款的人很熟。回来后，瓦列尼乌斯对奥托·库西年说，他认识的一个司炉答应按照嘱托转交钱款。库西年的妻子后来回忆道：“‘那个司炉叫什么名字？’奥托严厉地问道。‘他说了自己的名字，不过我给忘了，’瓦列尼乌斯应声答道，奥托气恼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向他指了指门。当然了，那些钱最终没有交到接款人的手中”。 但是，西方政府在利用共产国际安全系统中总是出现疏漏的同时，自己也时而陷入窘境。因为被截获的共产国际的电稿常常是些伪造品、在柏林，雷瓦尔和华沙的白军分子就经常伪造一些苏维埃的和共产国际的文件，在他们看来，伪造文件既是嫌钱的手段，也是破坏布尔什维克声誉的一个办法。但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例如，1921年9 月，英国外交部不能不为其向莫斯科表示抗议的正式照会中所言感到脸红，在照会中引证了一连串苏维埃和共产国际的文件，而据后来调查，这些文件都是他人在柏林造出来的。英国间谍机构1921——1928年的特命全权代表的助手温德姆·查尔兹。称这些伪造品为“不可容忍的恶作剧”，因为“它们使得每次我们拿出真文件的时候俄国人都叫喊着‘伪造品’”。 将所有截获的真文件都说成是假的，这很快成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共产国际的一个迷惑对方的抵赖手段。用类似方法迷惑对方的最明显的上例是所谓的“季诺维也夫信函事件”。信的落款日期是1924年9 月15日、它被英国秘密情报处截获，并在1924年10月英国大选期间见诸报纸。这份文件中，指示英国共产党对其在工党中的追随者施加压力，加强在军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并为即将爆发的革命做好准备。那时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正是这封信导致了英国第一个工党政府的失败而保证了保守党的胜利。季诺维也夫信函的原稿已找不到了，因而今天很难确定此信的真伪，要知道那时被间谍机构截获的真真假假的共产国际的文件数不胜数。掌权的保守党政府认为，季诺维也夫信函的真伪可从其他的情报人员那里得到证实。这些人中，据后来所知，有军情五处的一个“代理”人员。他混人英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并固定地提供一些有关共产国际的可靠情报。1924年底，共产国际指责英国共产党对秘密文件保管不善。对发生的事有两种解释：或是真的有这样一封季诺维也夫的信，或者这只是一个伪造品，里面的内容只是接近共产国际相关文件中的内容，因而军情五处的间谍很容易地就将两者搞混了。 共产国际宣称季诺维也夫的信是伪造的。不管这种表白是对还是错，有一点是显然的：共产国际利用这一形势有效地组织了迷惑众人的运动，旨在向全世界表明自己与此类指示没有任何关系，尽管事实上共产国际的成员时常接到这样的上级指示。这场唇枪舌战的闹剧，以1924年11月英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而告终。该代表团由三个轻信的英国工党代表组成，他们要对共产国际的文件进行研究，并查清季诺维也夫信件一事的真实情况。艾诺·库西年后来讲了那场“疯狂的突击活动”，为了在英国代表团到来之前抽去共产国际档案室里对英国共产党人的秘密指示以及其他“有损名誉的文件”，他们连轴干了三天三夜，甚至连记录着每日来件的本子也被精心加工过，并做了相应的改动。 “结果真将这个三人小组给蒙骗过去了。而共产国际也就清刷了在英国进行破坏行动的罪名。等代表团一离开，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并为他们如此轻松地就愚弄了英国人而开怀大笑。” “季诺维也夫信函”事件的另一个后果是共产国际联络处的秘密活动受到了政治保卫总局更严格的控制，而军事问题则开始转由苏联军事情报机构（当时是总参四部，后来是情报总局）来处理。为了对国际联络处的秘密行动加强控制，政治保卫总局扩大了、自己在这个组织里的间谍数量。同时国际联络处也采取了旨在提高联络安全系统可靠性的步骤。1925年，皮亚特尼茨基在国际联络处的第一副手阿尔布拉莫夫，在莫斯科附近的城市梅季希创建了一个秘密学校，培训一些共产国际的电报员，用以同国际联络处进行密码联系。1926年总罢工时，即瓦列尼乌斯向英国共产党人转交钱款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们建立了更可靠的信使传递系统，当中有贸易船队上的共产党水手，他们都置于军事情报机构和汉堡水兵及运输工人工会领袖埃多·菲梅纳的直接领导之下。为了确认这些挑来的信使是否绝对可靠，他们先给这些人一些考验性的任务，例如，先让他们按照预定地址送递密封的物件，其实包里什么也没有，然后才交给他们真正的任务。 尽管二十年代苏联的间谍活动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肃反委员会的主要行动对象从其成立第一天起就是“反革命”分子，而不是资本主义政府。到国内战争末期，主要的反革命威胁是来自俄国国内的。但随着1920年11月最后一批白军分子的溃散，反革命中心也移到了国外。1920年12月1 日，列宁命捷尔任斯基制定一个削弱这些中心的计划，四天后，捷尔任斯基拿出一个多目标的行动计划。他建议从那些地位显赫的俄国流亡者的家人中多抓些人质，建立特别行动队袭击流亡领袖，扩大派遣间谍的行动（这些行动也帮助揭露了“洛克哈特阴谋”）。“为了查出我国领土上的外国间谍”，捷尔任斯基建议说，“必须建立一个假想的白军联盟。” 在国内战争中失败后，白军分子并没有对布尔什维克政权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严重威胁，但在列宁看来，这种威胁却十分严重。1921年7 月，列宁向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说。 “现在，在我们击退国际反革命的进攻之后，又形成了在国外的俄国资产阶级和所有的俄国反革命党派的组织。逃亡到国外的俄国流亡者有一百五十万或二百万……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原先那些政党残余都无一例外地在共同行动……这些人正在利用每一个机会，尽一切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来进攻。分裂苏维埃俄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应该向这些敌人学习。这些流亡分子都知识渊博，组织严密，都是些很好的战略家……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讲的是溃兵识多。击溃的反革命大军学会了很多东西，学得很不错” 列宁号召“国外的同志们”，要将白军分子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 克格勃至今还记得国内战争时期在对白军分子的颠覆行动中取得的成绩。代号为“辛迪加”和“托拉斯”的两次行动被写人第一总局安德罗波夫学院的“积极行动”的教材中。 “辛迪加”行动是为了专门对付白军分子一个“最危险”的人物的。此人名叫鲍里斯·萨温科夫，是前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曾任克伦斯基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在1920年俄波战争中， 萨温科夫领导了华沙反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政治委员会（PNK） ，并组织招募了“俄罗斯人民军”（该支军队曾在波兰人的指挥下一同红军作过战）。1921年1 且，萨温科夫又将俄罗斯政治委员会的残余人员组建成新的组织，以期推翻布尔什维克。“人民捍卫祖国和自由联盟”在苏维埃俄国建立了间谍网，用以搜集情报并策划反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行动，据苏联史料记载，“几乎所有的萨温科夫的间谍都在波兰人的控制之下，而波兰警察局则帮助他们越境。”尽管有波兰人帮助，也有法国人、英国人和捷克人的资助，萨温科夫仍是勉强维持生计。1921年6 月英国秘密情报机构驻华沙的情报站长向自己的上司报告说：“情况令人绝望，到今天现款只有几万波兰马克了，而这甚至还不够支付（萨温科夫的）工作人员7月份的工资。 但是，萨温科夫最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于从西方得到的钱款不够，而在于他的组织中打人了苏维埃的间谍，虽然他对这一点未留意识到。1920年12月，萨温科夫刚刚建立了一自己的“人民捍卫祖国和自由联盟”之后，驻戈麦尔（苏俄的一个省中心）的苏维埃内务部队副司令员亚历山大·爱德华多维奇·奥佩尔普特来到波兰找到了他。奥佩尔普特自称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成员，并给他带来一包伪造的文件。奥佩尔普特的真名是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谢利亚尼科夫。他是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而且渗透工作干得卓有成效。其实他的姓氏就应该引起怀疑：要知道，在苏维埃时期，俄语中引人许多新的缩合词。奥佩尔普特这个姓很容易令人怀疑是“行动”和“迷惑”两词的缩合。无论是萨温科夫还是奥佩尔普特接触过的其他情报机关，都没有猜测到这个姓氏的含义。在当上萨温科夫的主要助手之后，奥佩尔普特弄清了所有在苏维埃俄国活动的“人民捍卫祖国和自由联盟”的主要成员。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被肃反委员会逮捕，有四十四人在1921年8 月被提交公审。为了不暴露奥佩尔普特的真实身份；便宣布他也被逮捕了。 奥佩尔普特所搞到的情报，成了苏维埃政府就萨温科夫企图在华沙制造反苏行动一事向波兰政府提出正式抗议的依据。1921年10月在波兰方面的坚持下，萨温科夫离开了华沙，他先到了布拉格，然后又到了巴黎，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反布尔什维克中心。从此肃反委员会便开始了行动的第二阶段——“辛迪加2 号”。任务是肃清萨温科夫的组织中在俄国和西方的残余分子，并将萨温科失本人诱回俄国。以便在莫斯科公开审判他。由于萨温科夫当时对许多情况尚未搞清楚，因而此行动进行得比较顺利。1921年底他来到英国，与旧相识温斯顿·丘吉尔见了面以后，他和高层官员们又进行了一轮会见。有意思的是，他还和驻伦敦的俄国贸易代表团的一些人见了面。萨温科夫说，他同苏维埃代表团团长克拉辛见了面。他的有关未来的、自由的俄罗斯的思想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拉辛甚至建议他参加苏维埃政府。但是英国秘密情报处处长曼斯菲尔德·卡明显然是根据截获的克拉辛的电报向外交部报告说，不能相信萨温科夫所述，因为，事实上贸易代表团“对他的接待相当不友好”。圣诞节前不久，丘吉尔和萨温科夫驱车前往位于切克尔兹的首相郊区官邸。他们在“自由教堂”神职人员和威尔士人合唱团的人群中找到了劳合·乔治。有好几个小时，合唱团都在用威尔士语演唱宗教颂歌。等所有的颂歌都唱完了，萨温科夫便向劳合·乔治讲了自己不切实际的计划，想引起对方的好感，但毫无效果。不过按萨温科夫自己所述，这次会面的情形完全是另一个样了。据他讲，合唱团的颂歌平稳地转为“上帝保佑沙皇”，而劳合·乔治及其家人很快就附和着唱了起来。 尽管萨温科夫是个事实上的幻想家，但他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当然，与此同时也有许多追随者逐渐对他失去了兴趣）。甚至是丘吉尔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此人很欣赏。谈到萨温科夫时，他写道：“他对一切所述、所为都很注意，他记得所有的时刻。甚至是令人不愉快的时刻。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为俄罗斯人民做得这样多，贡献得这样多，牺牲得这样多。” 1922年夏，萨温科夫的助手、前沙俄军官N ·舍舍尼亚在穿越俄波边境时，被苏维埃边防军抓获。按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命令，舍舍尼亚向流亡在波兰的萨温科夫的追随者们写了一封信，说他已和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反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之后，反间谍处的一个高级军官A·N·费奥多罗夫化名成A·N·穆辛去了波兰几次，他自称是莫斯科地下组织（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的领导人。最后他说服驻维尔诺的萨温科夫组织的领导人伊万·福米乔夫和他一伺去俄国。在莫斯科，福米乔夫和一些自称是地下组织领导人的政治保卫总局遣入人员会了面。谈判的结果是，他同意请萨温科夫来领导他们的组织。 1923年7 月，穆辛在巴黎会见了萨温科夫，并告诉他，莫斯科的地下组织在战术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迫切需要他的领导经验。但萨温科夫自己没有去莫斯科，而是派了自己的助手、上校谢尔盖·巴甫洛夫斯基前往赴命。9 月，巴甫洛夫斯基一到莫斯科就被抓了起来。 克格勃中心就此事在精心编纂的材料里写道， 他一开始“很猖狂……，但后来，他被驯服并同意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干事，扮演政治保卫总局给他派演的角色。”巴甫洛夫斯基给萨温科夫连拍了几封电报，请求与他在莫斯科会合。 1924年7月，萨温科夫终于上了钩，决定回到俄国。他给自己的老朋友、老助手西德尼·赖利发了封电报，请他离开纽约来帮助他准备秘密回国一事。他们对此计划讨论了三周，到了8 月15日，萨温科夫和他的一些追随者来到了苏联，直接落入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审问很快就摧毁了他的顽抗。在8 月27日的公审大会上，萨温科夫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我完全地、无条件地只承认苏维埃政权。我，这个走过一条敌视你们的、血腥的、沉重的斗争之路的人，这个比任何人都更激烈地否定你们的人，想对每个热爱自己祖国的俄罗斯人说：如果你是俄罗斯人，如果你热爱自己的人民，那你就应向工农政权深鞠一躬，并无条件地承认它。” 因为萨温科夫的当众仟悔，他没有被枪决，而是被判处十年监禁。据克格勃的官方说法，1925年5 月，萨温科夫从牢房窗口跳下去摔死了。但事实上一一关于这一点，现在的克格勃领导人是再清楚不过的——萨温科夫是在卢比扬卡被人从楼梯上推下去的。克格勃的一名老工作人员普几次给戈尔季耶夫斯基指了这个地方，而且他们所有的人都相信萨温科夫是被人推下去的。 肃反委员会还制定和进行了另一次行动，这次行动甚至比“辛迪加”行动更为成功。肃反工作人员编造出一个代号为“托拉斯” 的有名的“俄罗斯保皇组织”（MOP ）。这个虚构的组织存在了六年，并被作为和平时期破坏行动的典型例子写入现代情报史中。“托拉斯”行动的主要对象是两个重要的白色流亡团体：柏林的“最高保皇协会”（BMC）和巴黎的“俄罗斯军人联合会”（POSC ），后者的领导人是亚历山大·库捷波夫将军。虚构的“俄罗斯保皇组织”的“存在”于1921年秋末开始为人所知。那时，反间谍处的军官亚历山大·亚库舍夫扮成一名有机会作为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成员出国的“托拉斯”秘密成员，在雷瓦尔与“最高保皇协会”的成员尤里·阿尔塔莫诺夫会了面，并向他介绍了自己组织的情况。通过阿尔塔莫诺夫，反间谍处与“最高保皇协会”建立了联系。1922年，阿尔塔莫诺夫又前往华沙，当上了“俄罗斯军人联合会”的代表，负责保障与巴黎的库捷波夫将军的联络。在此后几年间，按照反间谍局的安排，亚库舍夫和其他一些“托拉斯”代表去过德国、法国和波兰，在那里与俄国的白色流亡人员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有时陪同亚库舍夫外出的还有前沙皇军官尼古拉·波塔波夫将军。此人革命后很快就投靠了布尔什维克，而现在扮成“俄罗斯保皇组织”军事司令部的统帅。 库捷波夫将军比其他白军领袖更怕苏维埃间谍的渗透。在获取其信任的过程中，玛丽亚·扎哈尔琴一舒尔茨发挥了主要作用。当自己的第一个丈夫死在“伟大战争”的战场上以后，玛丽亚将孩子托给熟人，自己志愿上了前线，她的第二个丈夫又在国内战争中被打死。而玛丽亚则随着败退的白军到了南斯拉夫。1923年，她加人了库捷波夫的组织。“侄女”一一此人就是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多次来到俄国与“托拉斯”的代表们见面。著名的英国间谍赖利最后一位妻子佩皮塔·赖利这样描写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她是一个身材匀称的女子，面色苍白但充满魅力和智慧，有一双安详、诚恳的蓝色眼睛，当然，受过很好的教育，被西德尼称为‘古典妇人’真是再贴切不过了。”扎哈尔琴科·舒尔茨在“托拉斯”行动的胜利中作出的贡献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人指责她与肃反委员会合作。但是在第一总局安德罗波夫学院的教材中写道——而且也不无根据——她甚至都不曾想过．自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她不过是亚历山大·奥佩尔普特手中乖顺的玩物。后者在莫斯科与她相见时引诱了她，并在以后的好几年里与她保持了暧昧关系。既多情又很幼稚的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获取了库捷波夫和赖利的信任，这使她在“托拉斯”行动的组织者手中成了一名作用无法估量的“间谍”。 “托拉斯”帮助反间谍处打入到流亡国外的主要白军分子组织中，并查明留在俄国的这些人的支持者。除此之外，或多或少被诱上钩的还有芬兰、波罗的海三国、波兰、英国和法国的情报机构。像爱沙尼决贸易代表罗曼·比尔克，就在反间谍处的压力下成了白军组织和虚构的“俄罗斯保皇组织”之间的信使。而波兰的外交官则通过自己的外交邮政渠道转发“俄罗斯保皇组织”的电报。负责送“托拉斯”代表出境的是苏维埃边防军准尉托伊沃·维亚希亚。此人表面上好像在和芬兰军事情报机构合作，实际上在为反间谍处效力。据苏维埃官方史料记载，至少有8 个“托拉斯”组织的成员获得过西方情报机构的奖励，而实际上他们却是在积极地同这些机构斗争着，确有其事曲是。至少有二个“托拉斯”的间谍因其工作卓有成效而被波兰情报机构奖给了一块金表。 由于“托拉斯”行动，肃反工作人员除掉了当时被反间谍人员错认为是自己最危险的外国对手、“超级间谍”西德尼·赖利。还是从1918年莫斯科传奇经历之时，赖利就把从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救俄罗斯”的事业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战争末期，在和英国秘密情报处处长曼斯菲德尔·卡明的谈话中，赖利说道：“我觉得我还能为自己的国家效一点力，我要将罪孽生命的剩余时间献给这项事业”。但对于赖利这种狂热以及他那种对奇怪行动的向往（比如他想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扒光衣服去遭众人鄙薄的计划），卡明是持鄙视态度的，而外交部的官员们对此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卡明决定不给他分派工作，因而他同秘密情报处的联系在和平时期也就无足轻重了。 战后几年间，赖利主要做些买卖。他往返于美洲和欧洲之间，有时出口些捷克收音机，有时卖些叫“古马格索兰”的神药。但是他想以此积蓄财产的希望却不曾实现。同时他还制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推翻布尔什维克的计划。二十年代初，他与鲍里斯·萨温科夫保持了紧密联系，正是赖利不顾卡明和外交部的指示，在1922年将萨温科夫带到英国。与高层官员进行了整整一轮谈判之后，他在很奇特的情况下与劳合·乔治在其郊外总统府里见了面。渐渐地，赖利和现实情况脱离了联系。据他的一位女秘书埃列奥诺拉·托耶讲，赖利有“好几次出现严重的精神失常并产生幻觉”，“有一次他认为他就是基督耶稣”。但是苏维埃的情报部门把赖利这些推翻布尔什维克制度的古怪的计划并不视为是其脱离现实的一种表现，而是当作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进行阴谋活动的证据，并认为它们和政府最高层有着脱离不掉的干系。直到今日赖利在克格勃内仍享有不应有的“超级间谍”之誉。1924年“托拉斯”的行动主要目的是中立赖利，而为此需要将他诱骗到俄国来。 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抓获赖利的人之一，是毫无戒备之心的埃内斯特·博伊斯大尉。在1918年赖利试图实施其冒险的计划之时，他任秘密情报机构驻莫斯科情报站站长。作为一名政治上并不十分成熟的人，博伊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对赖利的装腔作势和显示出的勇敢印象十分深刻，而未能现实地评价他那些为了推翻布尔什维克的不切实际的计划。1919年，博伊斯领导了秘密情报机构驻赫尔辛基的情报站——这是英国情报机构进行反俄活动的主要中心。 他不仅对赖利有所青睐， 对“托拉斯”的活动也表现出了极大热情。甚至是在1924年8月对萨温科夫公审之后，博伊斯依然没有改变自己对“托拉斯”的态度，坚持认为，这个组织的影响以及其拥护者的人数（其中包括在苏联政府成员中的）还在呈增长趋势。尽管秘密情报机构的上司曾禁止博伊斯参预赖利的冒险行动，但他全然不顾，在1925年1 月给赖利写了封信，请他与巴黎的“托拉斯”的代表们会面。赖利当时还在纽约，他所有的计划都像纸糊的房子一样坍塌了。三月份，他给博伊斯的回信中写了自己“凄惨的现状”，并宣称：“我准备在任何时刻，只要遇上可靠的人讲认为这是真正可行的事，就会抛开一切，将自己的全部都献给为‘辛迪加’（‘托拉斯’）的利益而服务的事业。” “凄惨”的景况和高筑的债台将赖利因在了美国。尽管如此，他还是在9月3日来到巴黎同博伊斯和库捷波夫将军见了面（后者曾试图劝他不要去俄国），并决定再到芬兰同“托拉斯”代表们谈判。与此同时，“托拉斯”也决定再为自己的“可靠性”增加点法码：他们把博伊斯的一个“主要间谍”尼古拉·布纳科夫的兄弟鲍里斯·布纳科夫，秘密地搞出俄国。稍晚些时候“托拉斯”又故作姿态，让其信使鲍里斯·布纳科夫送来了他心爱的小提琴。但在当时，无论是博伊斯还是赖利都未有半点疑心。9 月21日，赖利到了赫尔辛基，而后他与尼古拉布纳科夫和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一起前往维堡同“托拉斯”的主要代表亚库舍夫会面。维堡本来是赖利计划中的最后一站。但是亚库舍夫利用赖利的虚荣心和狂妄自大，对他说此事关系重大，便说服他前往俄国同“托拉斯”领导人会面。他向赖利保证，说他返回芬兰后还能赶上9 月30日从什切育发出的轮船。赖利在布纳科夫那儿给自己的妻子佩皮塔留了一封信，“以备不测”。然后便和亚库舍夫向俄芬边境出发了。在信中，赖利努力向妻子表明，就算是布尔什维克抓到了他，他们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是什么人：“如果我在俄国被逮捕的话，他们也顶多给我栽些小罪名，然后很快就会把我放掉的，因为我的新朋友们是有着足够的权力的”。 赖利应该于9月28日夜到9月29日晨从俄国返回，但事情并非这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芬兰军事情报机构和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策划了一整台戏。当夜，在阿勒库尔村听到从苏联方向传来的枪声。然后观望的人就发现，边防军用担架抬着一个人急行。而原定的接头人——苏联边防军托伊沃·维亚希亚（此人表面上好像在为芬兰情报机构效力，也的确多次“帮助”“托拉斯”的密使和信使穿越国境，而实际上他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并没有出来同芬兰军事情报机构的人员进行联系。此时，芬兰人和秘密情报处断定，接头人和赖利在越境时或是被打死、或是被抓住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此时终于如愿以偿。 根据官方的、可能是精心加工的对这次事件的说法，赖利在9 月25日进人苏联境内以后并没有马上被逮捕。非但没有，亚库舍夫还将他带到了莫斯科近郊的别墅，在那里他和自称是“‘托拉斯’政治委员”的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名军官会了面。他请赖利讲讲他的行动计划。后来苏联的官方材料中说，赖利建议组织抢劫俄国的博物馆，将抢来的艺术品在西方销售，用以资助这一行动。这之后他才被逮捕。他们先审讯了赖利，然后宣布，1918年12月因“洛克哈特阴谋”而对其缺席进行的死刑判决将被执行。赖利还想垂死挣扎一下，他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封信： “经过长期思考之后，我表示愿意向您提供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感兴趣的有关英国情报机构的组织和人员的全部情报，同时还有我所知道的有关美国情报部门和我打过交道的俄国流亡人员的情况。” 假如赖利真是打算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合作的话，那他很可能像萨温科夫那样被提交公审。但据苏联官方说法，他在1925年11月3日被枪决。 在赖利被诱骗到俄国之后的若干年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散布了有关其命运的各种各样的说法和传闻。“托拉斯”行动一直进行到1927年。在这一行动的牺牲品当中，也有赖利的妻子佩皮诺·赖利。她先到了巴黎，然后去了赫尔辛基，指望多少能知道自己的丈夫的一点情况。同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在赫尔辛基会面之前，赖利夫人“几乎毫无疑问地认为，她是一名遣入的间谍”。但她们刚一见面这些疑虑便顿时消失了： “从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我就认为她是可以信任的。看第二眼时我已知道我会喜欢上这个女人的。看到我的痛苦、绝望和孤独，舒尔茨夫人温柔地、满怀同情拥抱了我，并说，她觉得她自己对我丈夫的死负有责任，还说未弄清所有的情况之前她是无法安心的。她对我保证说，如果他还活着，他们会尽一切努力营救他；如果他已经死了，则一定为他报仇。” 然而，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几乎相信西德尼·赖利已经死了。她拿出一则从《消息报》上剪下的消息，那是有关9 月28日晨在阿勒库尔村附近发生的交射情况的官方报道。上面讲道，有“四个走私分子”在企图越境时受阻：有两人被打死，一名被俘，另一名在去彼得格勒的途中因伤势过重死去。根据这些搜集来的消息，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判定。那个伤势过重死在去彼得格勒途中的人便是赖利。尽管布尔什维克根本没想过这一点。 虽然，佩皮塔·赖利对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是完全信任的，但对她的说法还是有些怀疑。尽管赖利待的是假护照，而且衣物穿的也是别人的，但他穿的是定制的衬衫，上面有他名字的字母缩写。此外，他的手表上还有他的英语签名，衣袋里还有佩皮塔的签名照片。因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应该能猜到，他们抓到的是著名的英国超级间谍，并且依赖利夫人所见，他们应该向全世界宣扬此事的。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承认她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但她向佩皮塔保证，将尽一切努力弄清“真相”。此时的赖利夫人已处于崩溃边缘： “我要向他们报仇……舒尔茨夫人当时就站在我身边。她既善良又聪慧，能理解一切，可以分担我的痛苦。她要我完全信任她。我一言不发，只是抓住她的手。她建议我参加这个组织。我相信了她。在莫斯科该组织中心的‘允许’之下我加入了‘托拉斯’，我的化名是‘维阿尔多’。就这样，我在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接替了丈夫的位置”。 按照“托拉斯”领导人的指示，赖利夫人在《泰晤士报》上登了他丈夫的死讯：“西德尼·赖利于 9月28日在俄国的阿勒库尔村附近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战士打死”。当然了，她也不相信赖利还会活着，可她幼稚地以为，这会迫使布尔什维克揭开他丈夫遭遇的真相。但苏联的报纸只是证实了他已死亡这一事实本身。而后则是有关他的“可怕的谎言”。唯一使她欣慰的是，她相信“托拉斯”正尽其“全部实力、影响和侦察手段，来弄清西德尼究竟出了什么事。”1926年初，赖利夫人收到“托拉斯”领导人的来信（此信是亚库舍夫和奥佩尔普特写的），信中说，考虑到她精通俄语，建议她到俄国来“和组织的成员们认识一下，并在其工作中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同时，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也使佩皮塔相信，她“要不惜生命去弄清西德尼·赖利究竟出了什么事”。她分别从彼得格勒、赫尔辛基和华沙用保密墨水给巴黎的佩皮塔写了信。“她是信守承诺的，并尽了自己的努力去做了”，赖利夫人讲道。 对“托拉斯”来说，最难的是满足西方特工机关对军事情报的需求。对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来说，给他们提供些假的政治情报是毋需费力的，至于有关苏联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的情况，肃反委员会的人们就不得不费一番脑筋了。因为要让他们的情报看起来即可靠又有价值并非一件易事。因而“托拉斯”尽量避免回答来自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和其他情报机关的这类询问，并总是强调一个情况，即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准备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而对军事情报搜集得过于积极会影响这一目标的实现。第一次进行散布伪军事情报的尝试就差点儿酿成大祸。1926年，皮尔苏茨基元帅当上了波兰军事部长（事实上的国家首脑）。很快，波兰的总参谋部便接到他的命令，要求其通过“托拉斯”搞一份苏联的征兵计划。波兰人来找亚库舍夫。他先是有些疑虑，然后答应搞到这个计划，要价一万美元。但后来“托拉斯”提交的文件中，有关邻近波兰的铁路情况的资料明显是假的。皮尔苏茨基研究了这份计划之后，又将它退还给总参，批示是“伪件”，考虑到因萨温科夫和赖利的垮台而引起的怀疑，以及“托拉斯”散布伪军事情报的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大的一次行动的失败，可以确定，“托拉斯”的时日也不多了。 1927年春，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给赖利夫人（当然还有库捷波夫）写去了一封充满绝望之情的信，信中她说，“托拉斯”里“尽是内奸”，“一切都完了……我兴致勃勃、全身心投入地干了四年，知道的却是令我余生毫无意义的一些东西。”阿勒库尔村附近的那场交战“是一场骗局，一切都是做戏，”她写道： “您的丈夫被人用最卑劣、最怯懦的手段杀害了。他根本就没能到边境跟前。这不过是演给我们看的戏罢了。他在莫斯科就被抓住了，关进了卢比扬卡。他被当作特别犯人关押了起来。每天有人带他出来放风，就在一次放风出来的时候，他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了。命令是他的死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头目阿尔图佐夫下达的，这个家伙决定用这样卑鄙的手段来报复他……我原来也不知道这一点，但这并不能免掉我的责任。我的双手上沾有他的鲜血，我就是到死也洗不尽。我要以可怕的复仇来赎罪。为此我不惜一死。” 赖利夫人的第一个反应是对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的同情：“意识到自己这些年来一直是布尔什维克手中的玩物，而且正是因为她，许多人或牺牲或被捕，其中还包括自己最亲密的女友的丈夫，这对玛丽亚可能是一次可怕的打击……佩皮塔不相信这位女友关于赖利之死的说法，她认为她又被人骗了。玛丽亚在信末尾请求她再“烦劳一次”，她请佩皮塔将她所知道的有关奥佩尔普特的所有情况写信告知她。 佩皮塔没想到玛丽亚是奥佩尔普特的情人，便给她寄去了他的案卷，而且天真地想像，“这个傲慢的绅士如果知道了的话，一定会为之惊讶不已”的。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回信说，奥佩尔普特什么都对她说了。他讲了1921年他在严刑拷打之下无奈做了内奸：“他现在正在帮那些被布尔什维克用间谍包围起来、并牵着鼻子走的其他国家的代表，摆脱现在这种可怕的处境……” 玛丽亚是在芬兰自己的情人奥佩尔普特那儿写的这封信， 他似乎向她揭露了“托拉斯”的行径。但是奥佩尔普特在新闻界和与俄国白色流亡分子代表的私人谈话中的表白，不过是“托拉斯”行动计划中的最后一步。因为骗局已昭然天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便决定收拢“托拉斯”行动，但要做得一方面能提高自己的声望，一方面还要让敌人懊丧不已。在揭露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时候，奥佩尔普特总是强调肃反工作人员是一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除此之外，他还有意夸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敌人所遭受的失败。他说，波兰情报部门事实上完全受制于苏联的间谍机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工机关的一名军官后来讲道，在奥佩尔普特披露之后，芬兰、波罗的海三国、波兰、英国及法国等国的情报机关“在一段时期几乎停止了相互间的来往”。 1927年5 月，玛丽亚和奥佩尔普特回到了俄罗斯。在动身前，他们曾想说服佩皮塔·敕利与他们一同人境，同两年前她丈夫一样。但他们往巴黎发的这份“建议同行”的电报，被“美国快递”邮政机构错投到另一个赖利夫人那儿去了，过了两周才又转到了她手中。如果佩应塔能按时赶到，她会力劝玛丽亚·扎哈尔琴科一舒尔茨，使她相信奥佩尔普特“明显是个内奸”，他在用“极狡猾的手段”将她骗往悬崖边上。库捷波夫将军认为，玛丽亚在发现了“托拉斯”的阴谋后，“精神有些失常了……她已无力摆脱‘回俄罗斯’这一想法的纠缠，无力报复那些欺骗了她的人，无力洗去那些被她无意之中送到死神跟前的人们的鲜血了”。在他们离去不久，库捷波夫和赖利夫人便得到消息，说肃反委员会的人已在边境上等着他们了。看到躲藏已是不可能的了，玛丽亚开枪自杀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在答《真理报》记者问对宣称，许多年间，玛丽亚·扎哈尔琴科舒尔茨和库捷波夫都一直是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间谍。 如今，克格勃还公开炫耀其“辛迪加”行动和“托拉斯”行动的成功，称之为对反革命阴谋分子和西方情报机构的最伟大的胜利。但直到今天，也并不是所有的真实情况都为公众所知晓。至今还有人说，两个主要人物奥佩尔普特和亚库舍夫并不是肃反委员会派遣的间谍。也有人指出，这两个人一个好像是“萨温科夫的追随者”，另一个是保皇党人，而有一天他们忽然顿悟了，便同意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合作。“托拉斯”行动公布于众的二十年后，它已成了对付秘密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的一系列反间谍行动的最佳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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