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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1938） 长期以来，关于费里克斯·捷尔任斯基生命最后时刻的描述，成了克格勃发展史上的一种圣经故事。费奥多尔·福明是在斯大林清洗中幸存下来的职位最高的肃反工作人员了。他写道：“1926年7 月20日，捷尔任斯基是在同党的敌人斗争之时倒在自己的岗位上的。”在去世前三小时，捷尔任斯基还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全会上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讲话，反对那些背离列宁路线的人。”据福明讲，捷尔任斯基理直气壮地问与会者：“你们知道，什么是我的力量所在吗？那就是我从不顾惜自己（礼堂里满座皆答：“对”！），正因为如此，在座的各位才信任我，爱戴我。我从不反对理智的东西，但只要有混乱无序的存在，我就会全力以赴同他们做斗争。” 在表白了自己的功绩后几个小时，捷尔任斯基便因心肌梗塞去世了。听过他最后一次讲话的与会者，在得知他的死讯之后，都争相对他大加赞扬： “在阴谋和反革命行动接连不断的艰难岁月里，当苏维埃大地化成一片灰烬、当为自由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遭到自己的敌人的血腥包围之时，捷尔任斯基表现出了超人的精力，他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人阶级的敌人憎恨他，但又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他高大的形象、大无畏的精神、敏锐、耿直和绝对的忠诚为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捷尔任斯基的死，对约瑟夫·斯大林来说正是时候。在此之前，他已在列宁去世后的长期的权力争斗中取得了胜利。“铁费里克斯”就算没有任何功绩，他也未必会同意斯大林的做法，即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用作同党内持不同政见者斗争中的离间和欺骗的工具，尽管这些方法他也曾毫不犹豫地用来反对共产党人的敌人。列宁去世后，捷尔任斯基成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BCHX）的主席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无疑，他是会反对那些对工业部门中的“资产阶级专家”的攻击，会反对几年后斯大林在农村开始的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在去世前三小时所作的“言辞激烈的讲话”中，捷尔任斯基头一次如此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党的机构：“我一看到我们党的机构，看到我们的组织体系，看到我们不可置信的官僚现象、懈怠的工作效率，以及极端混乱状态，我就感到恐惧。” 接替捷尔任斯基的是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这是一个高高的、身材匀称的男子，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比自己的前任显得要温和一些。初看，这两个人有很多共同之处：两人都是老布尔什维克，都出自富裕的波兰家庭。缅任斯基在肃反委员会成立不久就成了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并在捷尔任斯基当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之后，被任命为他第一副主席。他大概是克格勃领导中最有素养的一位了。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这个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跑到西方后对自己过去的同行没有表现出什么好感的人也称他是“很有修养”、“受过全面教育”的人。据费奥多尔·福朋讲，缅任斯基在进肃反委员会时就精通十二种语言。后来他又掌握了汉语、日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他不仅显示出对语言的兴趣，还对诸如物理、化学、天文学、数学等精密科学感兴趣。而且缅任斯基也不像自己的前任那样被视为力量和权力的化身。福明在一份经过官方认可的颂辞中还承认，“他没有发号施令的腔调”。对于很多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下达的命令却以“我恳请……”的字眼作为开头而感到惊奇。从缅任斯基时期开始，遭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迫害的托洛茨基，认为他是个奇怪而平庸的人；“他给我的印象最好用一个词来表达：印象皆无。他看起来好象是某个不存在的人的影子，或者更确切地说，像是一个未完成的肖像画的粗劣的草稿。”缅任斯基不是斯大林分子。国内战争期间，他在前线遇到过托洛茨基并警告过他，说斯大林正在进行一场反对他的“很复杂的游戏” 。 但是他本人也从未真正反对过斯大林权力的恶性膨胀。‘还是在被任命前，缅任斯基曾得到过严重哮喘。他经常是躺在卢比扬卡自己办公室的沙发上接待来访者的。“大夫命令我躺着，”他解释说。1929年4 月，缅任斯基心脏病发作，这使得他两年未能工作。1931年，他又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但健康状况使得他不能全力工作。到了1933年，他已经感到时常虚弱，甚至不能独自登楼到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去。很快，他就几乎不再料理事务，住进莫斯科近郊的别墅中去了。 由于缅任斯基身体不好，加之领导工作无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权力渐渐落人他的一个更有进攻性的副手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的手中。此人是个犹太人，长得很墩实，身体极好，无论举止还是长相，都和缅任斯基迎然不同。迄今对这个人的回忆除了让人羞惭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甚至在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中也是这样认为的。几乎所有的有关斯大林时期的回忆录中，都是以憎恶的口气提到这个名字，“若说缅任斯基在见识的广度上无人匹敌的话，那么亚戈达则在残忍、缺乏教养和粗暴上无人可及”，阿加别科夫这样写道。但是捷尔任斯基1923年任命他为自己的第二副手的时候，他的粗暴和残忍还没有表现得如此明显。可能捷尔任斯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善于执行任务、精力充沛而又很自负的官僚而已。亚戈达成了被特权腐化了的典型的官僚。他日益膨胀的野心和他的残忍是很相符的。据亚戈达的一位同事说，在1936年夏，被解除显赫职位的前几天，他正完全沉浸于自己的新工作服的设计梦中：锁了金边的白色毛料上衣，就像沙皇时期海军军官那样的镀金佩剑；天蓝色裤子和进口皮革制的靴子。 斯大林从未完全信任过亚戈达，这部分是因为他自己是个反犹主义者，也因为亚戈达倾向“右翼反对派”和他的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1928年在和加米涅夫的一次谈话中，布哈林说，亚戈达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二副主席、国外处处长特里利瑟尔都“和我们在一起”。他还说，亚戈达告诉了他有关农民起义的秘密情报。同时布哈林也清楚，亚戈达是个机会主义分子，因而不能指望他的支持。1931年，斯大林想巩固自己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里的影响，便派去了一个党内工作人员A·H·阿库洛夫。此人和亚戈达平起平坐，也被委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的职位。但仅过了一年，阿库洛夫就被迫离开此职。然而斯大林为了等待合适的机会安插一个自己人担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领导人，就暂时和亚戈达达成了某种妥协。亚戈达与其说是个空想家不如说是个官迷，为了能往上爬，他也愿意追随斯大林。但是他也并不准备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特里利瑟尔则是“右翼反对派”的更积极的支持者。 还在1923年， 他就在进攻托洛茨基的路线斗争中和布哈林站在一边。但到1929年，将特里利瑟尔视为潜在对手的亚戈达，在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下达到了目的：将特里利瑟尔挤出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接替其任国外处处长的是前反间谍处处长阿尔图尔·阿尔图佐夫。 缅任斯基和亚戈达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的第一年里，主要是在“托拉斯”行动大功告成的气氛中度过的。但是这一成绩很快就被一连串的丑闻曝光和苏联对外情报机构的失败弄得黯然失色。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迅速扩大的网络以及军事侦察机构的安全，都因苏联密码的落后而受到威胁，除此使其受到威胁的还有苏联驻外间谍机构负责人在对当地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中经验不足这一因素。这些负责人工作十分勤勉，却常常办些外行事。1927年春，发生了一起揭露苏联间谍机构在八个国家中活动的轰动性丑闻。3月份先是揭露了在波兰的一个由过去的白军将军、后来成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的达尼埃尔·韦特连科的间谍组织；伊斯坦布尔的一家苏土公司的著名专家，被指责在土耳其——伊拉克边境搞间谍活动；紧接着，瑞士警察局宣布逮捕了两名苏联间谍；4 月份，在对驻北京的苏联领事馆搜查时，找到了大量有关苏联间谍活动的文件；之后，法国的安全机构也逮捕了八名苏联间谍网的成员，该网是由法共政治局委员让·克列梅领导的；5 月份，奥地利外交部中一些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秘密情报的工作人员被拘捕；与此同时，由于英国特工机构对“全俄有限合作公司”（“AP KOC”）和苏联贸易代表团住处的突击检查和搜查，从而揭开了一个据英国内务大臣乌里扬姆·约翰逊一希克斯（此人以好激动、好夸张而闻名）称是“我曾听说过的最大、最卑劣的间谍组织”。 北京和伦敦的突击检查以及随后公布的一些材料，对苏联的对外间谍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中国公布的文件中，有大量记录苏联秘密行动（主要是军事侦察）的卑劣的细节，包括从莫斯科来的一些旨在加剧中国人民和西方国家的冲突而“不惜采取任何措施，包括抢掠和大屠杀”的指示。文件中还有间谍的名册、要求中共党员给予帮助的指示，还有对秘密运人中国的武器的详尽描述。尽管英国的警察局没能查获这样多的极重要的文件。但伦敦公布的材料影响也不小，因为文件中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英国专家又解译了苏联外交密码。在对下院的讲话中，首相、外交大臣和内务大臣都引证了截获的苏联外交电报。 北京和伦敦的轰动性披露，对克里姆林宫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来说损失不可估量，因为这件事正发生在苏联与中国、英国的关系处在转折的关键时刻。从1922年起，苏俄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与国民党民族主义制度合作的基础上的。1927年4 月，由于共产党领导的起义使得上海落人国民党总司令蒋介石的手中。“蒋”斯大林说，“应该像柠檬一样被榨干，然后给扔掉”。但实际上充当了柠檬的却是共产党人。在上海取得胜利后，蒋开始系统地消灭共产党人，而正是这些人帮助他掌上了大权。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共产党人以一次次武装起义作为回复。但所有的起义都被残酷镇压了。 对苏联间谍的揭露，还带来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苏联同仍然被其视为有影响的世界大国——英国的关系破裂了。1926年5 月的总罢工，被保守党的多疑分子视为是俄国的阴谋分子组织的，从此，斯坦利·鲍德温政府便受到要求断绝同苏联的外交关系的极大压力。1927年，英国政府对苏联军事情报活动展开了声势浩大、毫不留情的揭露。接着1927年5 月26日，奥斯汀·张伯伦向苏联代办阿尔卡季·罗森戈列茨通告说，鉴于苏联进行“反英的间谍活动及宣传”，英国政府决定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对自己的正式声明，张伯伦赋予了一种出人意料的个人性质，他引证了罗森戈列茨4月1日发出的一封电报，并说：“您在电报里请求向反对英国政府的政治运动提供物质援助”。在回国途中，罗森戈列茨在华沙做了停留，并和苏联大使彼得·沃伊科夫在中心火车站小餐厅里进了早餐。在罗森戈列茨的火车开动前几分钟，一个白色俄国流亡分子一边喊着：“这是为了民族的俄罗斯，而不是为了共产国际！”一边朝沃伊科夫连开了几枪。苏联政府很快作出反应，声明“这是英国之手给了沃伊科夫致命一击。”不管多么耸人听闻，反正1938年在战前最后的公审中，罗森戈列茨竟然承认，说从1926年起他就在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 苏联情报机构在1927年春的失败造成了严重后果。首先，整个苏联使馆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安全体系以及密码体系都不得不做出重大变化。所有苏联使馆和贸易代表团都收到了紧急通知，要求销毁所有一旦被截获可能造成新的披露的文件、甚至是在遭受攻击危险最小的德黑兰使馆，其院内由于焚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文件而燃起的火堆惊动了当地的消防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外国情报机构也接到命令，他们只能保存近一个月的信件，还要同时制定出一个一旦被搜查即迅速销毁文件的计划。而对与当地的共产党人所进行的间谍合作工作也下达了新指示，主要是要抹去他们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接触的任何痕迹。 为了保障外交信件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联络系统的安全。克里姆林宫下达命令，启用虽然费力费时、但只要使用正确则绝对可靠的“一次性”密码。结果使得西方的破译员们从1927年到二战开始，几乎未能破译一份重要的苏联的密码通告。为此，作战处处长A·T·丹尼斯托曾悲伤地写道，英国政府将破译苏联密码之事公诸于众“无疑是破坏了整个工作”。 1927年，对苏联间谍人员的揭露，对斯大林的影响也相当大。他从中看到了帝国主义阴谋的迹象：“毫无疑问，现代的主要问题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问题。这不是某种非现实的、抽象的、局部战争的‘危险’，而是完全现实的、具体的、整体上的战争，尤其是反苏联的战争的威胁。” 依斯大林看，反对苏联的“帝国主义联合阵线”的组织者，首推其主要敌人——“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战斗指挥部——保守党”。“英国帝国主义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仍是人民革命的最凶险的刽子手”。斯大林认为保守党政府制造的阴谋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步是对北京的苏联使馆进行搜查，目的是“揭露有关苏联进行破坏活动的‘可怕的’文件，并以此制造群情激愤的氛围”。第二步是对伦敦的“全俄有限公司”的处所，进行突击检查，并断绝英苏外交关系，目的是“在整个欧洲开始对苏联的政治封锁”，以作为战争的序曲。第三步是“保守党间谍组织”在华沙刺杀沃伊科夫的行动，它就像1914年在萨拉热窝发生的、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刺杀奥地利皇储弗郎茨。费迪南的事件一样。 虽然这个“英国阴谋”没有带来任何结果，但之后必然会有其他阴谋接蹱而至。英国继续资助“在苏联的间谍恐怖主义小组”，并试图挑起白色流亡人员及其他帝国主义势力的对苏行动。斯大林表示，他反对“那些所谓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他们认为新的战争的威胁是‘凭空想象’的，而用和平的谎言去麻痹工人，并对资产阶级对新的战争的准备视而不见……”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威胁，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首先，需要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加强我国的防御能力”，尤其是加强军事工业，并提高苏联人民的警惕性。其次，必须向那些内部敌人——恐怖分子、工业生产中的怠工分子和“其他的废物”进攻，以“巩固我们的后方”。斯大林的“废物”也暗指共产党内的反对派：“经过这一切之后，我们对我们的反对派还能说些什么呢？无论是对他们在面临新的战争威胁之时对党的非难，还是对于他们在战争威胁切实存在的时刻加紧对党所进行的攻击，我们都勿需表白什么。” 在1927年之前，对斯大林日益增长的权力欲构成唯一威胁的因素来自于布尔什维克党内部。战争威胁的出现对斯大林是个绝好的时机，因为此时他正在积极巩固手中的权力；从另一方面讲，斯大林这个人，正如赫鲁晓夫所言，是个“有着病态的疑心”的人，很显然，他坚信自己的阴谋理论。从某种程度而言，也可以这样来概括所有的党的领导人，要知道是意识形态本身使得他们相信这一点。布尔什维克人的信仰的基本公理之一，就是世界资本主义永远不能容忍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帝国主义国家及其特工机关一定在策划阴谋，以图消灭“工农国家”。正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作为“革命的盾牌和宝剑”，担负着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并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的使命。 斯大林第一次使用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来巩固他个人在党内的权力。和肃反委员会一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任务是同反革命作斗争。但是，这时“反革命”的概念已发生了变化。列宁时期“反革命”即意味着共产党的反对者。而鉴于站在反对斯大林的最前线的正是共产党人，因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便在党内也使用起过去用于对付党外敌人的渗透和离间等手段。 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左翼反对派” 成了最早的牺牲品。1927年9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名潜入“左翼反对派”中的奸细，发现了一个非法“印刷所”（事实这个印刷所不过是几台油印机），反对派打算在此印刷自己的纲领。据一位曾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后来跑到西方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讲，当亚戈达向斯大林讲了印刷所的事之后，斯大林回答说：“真是好极了！现在要把你们那个间谍升格，说他是弗兰格尔将军的一名军官、你们一定要在报告中指出，托洛茨基同弗兰格尔的白军分子有联系。”此后，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说，“左翼反对派”有同白色分子合作的嫌疑。 1927年11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其近百名拥护者被开除出党。季诺维也夫愿意悔过，同“托洛茨基主义”划清界线，因而才被恢复党籍。托洛茨基拒绝这样做，所以，在1928年1 月，他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判决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同中国相接壤的偏远边境地区。在此后近十年间，托洛茨基一直是“猎人”的狩猎对象，他是克格勃历史上被监视时间最长的目标。1928年，“猎捕妖婆”（“妖婆”指托洛沃基分子）行动刚开始时，将一个伟大的异教徒强行逐出莫斯科颇具喜剧的色彩（然而几年之后这种作法恐怕就不足为奇、毫无“喜剧色彩”而言了）。 l 月17日早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来到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住所，当时，托洛茨基还穿着睡衣。托洛茨基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革命前，警察来抓他时，他不只一次这样干过。隔着门谈判未奏效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行动小组负责人便命令破门而人。当托洛茨基认出其中一位年轻的军官是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的一个警卫员时，他吃了一惊。看见自己过去的政委穿着睡衣，年轻人失声痛哭起来：“您枪毙了我吧，托洛茨基同志，枪毙了我吧”，他抹着眼泪央求说。托洛茨基安抚了自己过去的警卫员，还对他说，不管命令对否，都应该服从。然后，他选择了消极抵抗策略，拒绝更衣，并哪儿也不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强行除去了他的睡衣，给他套上外衣，然后不顾他家人的抗议，驱车把他送上了开往西伯利亚的快车。 1929年2 月，托洛茨基又被转到土耳其。放逐之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想方设法不让他人与其接触，以防他又采取消极抵抗的方法。在奥德萨，在两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他和妻子、长子列夫·谢多夫登上了“伊里奇”号轮船。据后来所知，他们是这艘轮船的唯一乘客，甚至船员也接到指示，让他们离托洛茨基一家远点。当“伊里奇”号驶进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后，托洛茨基的一个守卫给了他一千五百美元，以便他“能够在国外开始生活”。当时托洛茨基身上分文皆无，于是，他将自尊心紧紧搂在手中，接了这些钱。在国外的头半月。托洛茨基是在苏联驻伊斯坦布尔的使馆里度过的，然后他去了土耳其的“王子岛”。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二十年代末的“猎捕妖婆”行动，是针对政治、经济间谍的。1928年3 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宣布破获了一起在顿巴斯煤田制造的“反革命阴谋”。根据对阴谋过程极为详实的描写，首先被北高加索政治保卫局局长IO·卜叶夫多基姆揭露的，是沙赫特城的一伙工程师，他们同煤矿的旧主、当时流亡在外的白色分子以及西方的帝国主义分子一起，参预了旨在破坏煤矿生产的阴谋。侦察报告呈交给了缅任斯基，他要求拿出证据。叶夫多基姆出示了几封截获的由国外发给这些工程师的信件。尽管信中没有一点犯罪的迹象，但叶夫多基姆坚持认为，这些信中有用这些工程师才懂的密码写成的“破坏指示”。缅任斯基说了对此的意见，并给叶夫多基姆两周的时间破译密码。于是，叶夫多基姆便直接去找斯大林，而斯大林命令将这些工程师逮捕。在政治局特别会议上，斯大林得到了亲自处理这一案件的权力。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凭着几起因机器损害、工人酗酒、劳动组织不当而引起的事故（也可能还有几起是真正的破坏活动），再掺进几个过去的沙俄工程师和国外商人，便编造出一个由华沙、柏林和巴黎组织的“蓄谋已久的国际阴谋”。苏联的报刊对“可耻的怠工者、阴谋分子和间谍”鄙薄地抨击了两个月之久。整个这起假想中的阴谋被写成25万字的起诉书，指控50个俄国专家和3 个德国专家搞怠工和间谍活动。人为拖延的公审大会，是在莫斯科的工会大厦（革命前此建筑是贵族议事厅）的水晶玻璃大吊灯下举行的。总共有10万工人、农民、学生和其他经过专门挑选的听众，每天轮流着参加法庭的会议。《合众报》记者尤泽·莱昂斯过去曾是共产党人的积极支持者。他写道： “那些拒不承认有罪的人引起了听众的特别关注。他们被挤在大厅的一角，弯着腰，声音中充满了恐慌。他们不时要回答检察长刻薄的提问，还要及时地驳斥那些来自被告席的、与其不利的‘声明’。每次，当认真听完法官所说之后，他们就会自语一阵，但很快又顿住，最终又不言语了。他们无力地、惊慌地望着礼堂，好像这才意识到这里还有他人的存在。实足的一场好戏。对公审大会的组织者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成功。” 在工会大厦上演的这出悲剧，与斯大林以后搞的“公诉”相比，其血腥味还淡多了。只有十一个所谓的沙赫特怠工分子被判处死刑，还有六个人被判无罪，这是因为他们顺从地、准确地扮演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他们安排的角色。对于大多数出庭的公众，以及苏联报纸的读者来说，这出教益性剧目确实很有说服力：这些与国外反革命势力相勾结的“阶级敌人”是很合适的替罪羊，可以将那些否则要使国家领导人良心不安的痛苦推到他们身上。在1928年中央的四月全会上，斯大林“揭露”了一个大阴谋，而所谓沙赫特案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如果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会让我们安宁那就太愚蠢了。不，同志们，他们是不会的，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世界资本主义，他们是不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迅速发展等闲视之的。过去世界资本主义企图通过直接的军事干涉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这一企图破产了。现在他们企图、而且将来也仍会企图以无形的经济干涉来削弱我们的经济力量；他们并不总是很明显地、但也相当猖狂地在组织怠工，在这样或那样的工业部门搞各种各样的‘危机’，以此为将来的军事干预铺路。这一切都是世界资本主义反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偶然的事。” 沙赫特事件五十年后，一些克格勃的军官们才承认，此事是间谍恐怖症的产物。但在戈尔季耶夫斯基时代，克格勃还未能正式承认这一点，甚至在1978年由第二总局（反间谍局）局长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格里戈连科领导编写的克格勃秘密材料中，还毫无依据地称，沙赫特事件是真正的阴谋。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克格勃仍然坚持斯大林对1928年沙赫特事件的解释。在1979年公布的解密材料中讲道： “很显然，二十年代末那些构成反苏统一战线的破坏分子、间谍、奸细对发展社会主义和巩固我国的国防力量构成了严重威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机构及其特工机关对这个敌对的地下组织进行了揭露，帮助党和国家粉碎了国际反动势力的阴谋。” 1928年时，甚至大部分曾为沙赫特事件编造证据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军官们，显然也反对这一阴谋。斯大林时期的俄罗斯，经历了一场曾在一战时笼罩欧洲的间谍恐怖症。在一战前的头几周，英国警察局便接到告密（这些告密者没有一个有凭据），说国内有“好几千”所谓的“德国间谍”。“间谍恐怖症”，伦敦特工机关的头目巴兹尔·汤姆森曾写道，“好像一场可怕的流行病，伴随它的是无可救治的幻症。”直到战争末期，仍有一些大臣和部分公众认为军队失利、生产的跌落以及其他非正常的情况，都是敌人的破坏和阴谋的结果。在1918年的一个指控陪审员有诽谤行为的刑事案件中，有人证明说，德国秘密机构有一个“黑名单”，里面有四万七千名性畸形者的名字，主要是英国的一些达官贵人，他们受到了讹诈和恫吓，目的是为了破坏英国的军事计划。 在二战初期，欧洲再次被间谍恐怖症所笼罩。1940年，德国人占领了法国的荷兰后，英国充满对内奸——“第五纵队”的恐怖，这与一战时期的间谍恐怖症相差无几。国内侦察机构在六月份所作的报告中讲道：“‘第五纵队’的猖狂行为已达到了危险的地步。”直到后来，温斯顿·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才认识到，有必要采取一些“最强硬的措施”，以消除事实上根本没有的危险。 战争期间让西方国家人心惶惶的关于“第五纵队”庞大阵容的神话，以及冷战时代由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领导的、以假想的美国共产党人为目标的“猎捕妖婆”行动，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斯大林总是认定有反苏破坏行动的存在。但斯大林的“猎捕妖婆”行动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规模上都与西方的同名行动大不相同，比如，冷战期间美国的行政机关与其说是麦卡锡主义的倡导者，不如说是麦卡锡主义的对象之一。而在苏联猎捕妖婆的主要猎手则是斯大林本人。丘吉尔对“第五纵队”的担忧很快就过去了，并在1940年底他得出结论：“猎捕妖婆”有害而无益。 虽然，西方世界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时期，也患过“间谍恐怖症”，但实际成为其猎捕牺牲品（包括假想的间谍和假想的共产党人）的人数并不多。与此相比，苏联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仅三十年代被镇压的假想敌人的人数就以百万计算。斯大林及其同谋，利用所谓的沙赫特阴谋，结束了新经济政策时代（即对资产阶级的利益容忍的时代），开始了向那些破坏经济的“阶级敌人”发动进攻，其对象主要是工业生产中的资产阶级专家以及农村里的富农。在消灭了“左翼反对派”以后，斯大林将其对苏联经济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激进政策据为己有。而以布哈林为代表的温和政策推行者（他们赞成建立在妥协基础上而非阶级冲突基础上的政策）以及“右翼反对派”，显然比“左翼反对派”更容易地成了众矢之的。1929年1 月，布哈林被清除出政治局。促使斯大林时期的领导人在次年实施更快的工业化步骤，作为五年计划的基础部分和在农村进行旨在“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的强制性集体化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面对国内敌人和国外帝国主义分子长期信心不足。1928年11月，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中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能否生存，决定于苏联经济是否能够赶超西方：“或是我们做到这一点，或是让别人把我们打倒。”他在1931年2月又重复了自己的话： “旧俄罗斯历史的一个明显特点便是她总因为落后而挨打……我们比发达国家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应该在十年内缩小这一差距。我们要么做到这一点，要么完蛋。” 理想主义和缺乏安全感是斯大林改造苏联经济思想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大飞跃的前景，使得党内新一代成员的头脑极度发热，这实际上是在重蹈1917年列宁的覆辙。五十年后，苏联一名不同政见者彼得罗·格里戈连科回忆了他和那些年轻的共产党员们是如何“狂热”地接受斯大林的思想，相信1929年是“伟大的转折年”的说法： “那时面包不够吃，到处排长队，眼看就得实行凭票证供应，并可能发生饥荒，但我们不管这些，都为斯大林的思想所陶醉，我们都充满激情地说。‘是啊，伟大的转折，消除小农经济，消灭可能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帝国主义豺狼甭想来进犯我们！我们走在通向社会主义胜利的光明大道上’！” 斯大林的经济计划将许多过去支持托洛茨基的人争取到了自己这一边儿来。国家银行行长、托洛茨基过去最亲密的战友皮亚塔科夫，在1929年10月对人民委员会热情洋溢地说：“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时代到来了。” 这一成为许多党员热情的来源的“英雄时代”，需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这个强制工具作为保障。1929年11月，所有刑满三年以上的政治犯和刑事犯都转归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管理，因而，广阔的劳改营网络在三十年代迅速成为强制为苏联经济劳动的主要场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理想主义信念和粗暴的力量，改造了苏联的工业。人们定下了不可能完成的生产任务，并坚信“没有布尔什维克人攻不下的堡垒”，因而取得的成果，比从国家的现实状况出发而预料的结果要多得多。在乌拉尔河、库兹巴斯和伏尔加河畔，出现了新兴工业中心；不毛之地上有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和（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拔地而起；新设备运进了哈萨克斯坦和高加索的边远地区；第涅伯河上建起了巨型水坝，使得发电量增加了近两倍。这些成绩都是在三十年代初取得的，而那时正是西方因1929年的华尔街七月一悲剧引起的大萧条而走向全面衰退之时。苏联的官员颇为自豪地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同世界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矛盾作了对比。 资本主义虽然处于萧条期，但在苏联人看来。其危险性并未减少。1930年7 月，斯大林说：“每当资本主义的矛盾开始激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把目光投向苏联，好像说：‘我们能否通过苏联这个苏维埃国家，这个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革命化的革命堡垒来解决资本主义自身的部分矛盾，或者是所有矛盾呢？’这就是他们为何企图对苏联进行冒险的进犯，搞武装干涉，而这种企图因为其经济危机而变得更加强烈。” 1929年6 月，保守党人在大选中失败之后，随着以拉姆齐·麦克唐纳为首的第二个工党政府的掌权，以及英苏复交，英国不再被苏联视为战争威胁的主要策源地。战争的威胁，用斯大林的话说，是来自于法国这个“所有进犯性的军国主义国家中最有侵略性和最富有军国主义的国家”。当时，法国指责苏联对西方市场搞倾销政策，于是开展了反苏运动，这就更增加了苏联领导人的担忧。1930年10月，法国工商部长下令限制进口苏联商品并试图说服法国的东欧盟国也效仿此举。苏联以全面禁止进口法国商品并公开谴责法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作为回复。“法国人的计划”，人民委员会主席、未来的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说，“主旨在于对苏联进行经济封锁，并以此做为武装侵略的准备”。 新的外来侵略的威胁，使得苏联加紧了对那些同外国人、尤其是同法国帝国主义分子联手的国内怠工分子的打击步伐。1930年9 月22日，新闻界宣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发现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它以亚历山大·梁赞采夫教授为首，里面有48名教授、农艺师及食品企业的领导人。他们都被指责为破坏粮食供应。第二天，各个报纸的社论中都登载了各个劳动集体要求惩治反革命阴谋分子的会议决议， 9月24日就公开宣布，所有据名阴谋分子都已被枪决。报纸上刊登了他们的声明中的片断，声明中他们对自己的滔天罪行供认不讳。据苏联报界报导，在几百个劳动集体中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工人们“对光荣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这把出鞘的革命利剑，为清除这一肮脏的阴谋而作的卓越贡献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以后，几乎每次供应脱节，或是生产中出现某个大事故之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总能及时地披露一个“肮脏的阴谋”。在“一五”期间揭露的最大的假想阴谋，是“地下工业党”阴谋。参加该党的有两千名工程师和计划工作人员，他们妄想推翻苏维埃政权，先后同以法国为首的十来个国家的总参谋部串通起来，还同著名的法国国务活动家莱蒙·普安卡雷、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以及其他一些国外知名人士，如劳伦斯·阿拉维斯基、石油巨头亨利·德特尔金相勾结，当然，也同在巴黎的妄想重返俄罗斯并恢复资本主义的俄国白色临时政府（据后来得知，这个政府的两个成员在此之前已经死了）狼狈为奸。对由八个人组成的工业党执行委员会的公审，是在曾以殿堂辉煌美丽而著称的贵族会议大楼内进行的。审判是在五十多万工人和职员的震天吼声中开始的，他们在大楼外面踏着积雪高喊着“处死！处死！处死！”。有声明说，帝国主义间谍的反革命集团随时都可能营救这些被告，并煽起群众性怠工运动，但在年迈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向全世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进行了热切的号召后，敌人的间谍放弃了自己的计划，于是战争的威胁消除了。 事隔半个世纪以后，克格勃仍不顾一切地坚持认为，工业党是“受西方间谍及在巴黎的旧俄国大资本家的指使和资助的真正的地下间谍中心”。戈尔季耶夫斯基不知道克格勃中曾有哪个工作人员认真对待过这种愚蠢之说。乍一看，五十年前，即三十年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这一案件的态度是如此的无耻，而工业党一案从头至尾都不过是假想之事。但事实上一切都不那么简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确实发现一些存心不满的工程师和领导人员，对苏维埃政权怀有仇恨并和国外的白色分子保持着各种联系。而总想在一切事情中看出阴谋的不治之瘾，使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认定，此案一定和精心组织的反革命阴谋有牵连，而且其中帝国主义间谍一定扮演着某种角色。于是，一部描写此阴谋的“剧本”便被这个集体“创作”出来，并被搬上了“舞台”。为的是让苏联人民、共产国际中心的朋友以及国外的进步力量引以为鉴。“阴谋分子”的“供认不讳”，使得斯大林的教育剧更具说服力。1967年，一名当年在公审中的受害者后来曾向苏联检察长递交了一份经过发誓的书面证词，讲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得到供词而采用的手段： “有些人是因为得到补偿保证而屈从，而其他一些试图反抗的人在体罚手段下“变得聪明起来”。……那些人揍他们的脸、脑袋。生殖器，把他们往地上摔，用脚端，拍他们的脖子，直到头部供不上血才松手；他们被放在传送带上、不让睡觉；被扔进单身牢房里——被扒去外衣，光着脚、扔进冰冷的牢里或是没有窗户的闷热不堪的牢里……对于一些胆小的人来说，这种方法再加上相应的威吓就已足够了。” 那些参加了这些公审的人当中，很少有人对其真实性发生过怀疑。甚至是托洛茨基分子，尽管他们也遭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迫害，也对“工业党阴谋”的存在确信不疑。托洛茨基认为，这些“破坏专家”是受雇于国外帝国主义分子和出卖灵魂的俄国流亡分子的。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地下组织的成员认为，工人们对“破坏专家”的愤怒是“他们真正的革命热情”的有力证明。“红色无产者”工厂的一个工人四十年后讲道：“工人们痛斥叛徒罪行的愤怒情绪我将永生不忘” 对工业党一案审判的结果却非常出人意料。在掌声和观众们的欢呼声中，法官对五人做了死刑判决。两天后又宣布将死刑改为十年监禁。而后有几人还被秘密宣告无罪释放。情况发生这样的变化，纯粹是由于经济原因。尽管新一代技术人员已在培养中，但在“一五”期间，国家的迅速发展显出苏联经济对“资产阶级专家”的明显的依赖性。在1931年初举行的工业部门领导人会议上，在工业党一案的诉讼时期曾主持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的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作了发言，他强调了“慎重对待那些诚实劳动的专家”的必要性。春天，委员会对一系列提出上诉的被流放和被监禁的工程师的案子重新进行了审理。斯大林也在1931年6 月假惺惺地宣称：“我们总是将‘对专家们的非难’视为、而且继续视为不良和有害的现象。”斯大林号召“要最大程度地慎重对待那些毅然转向工人阶级一边、从旧学校出来的专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很少在报纸上发表讲话的缅任斯基也在《真理报》的文章中指出斯大林之辞的英明。他强调说，捷尔任斯基就经常尽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之所能，来“保护专家们不受各类迫害。” 虽然对“专家们的非难”有所缓和，但并未由此结束“间谍恐怖症”。斯大林和许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员继续认为，叛徒和国外敌人的反革命阴谋是暗中破坏苏联经济这一长期计划的一部分。1933年3 月，维克斯地铁公司中有六名在俄罗斯帮助搞工业建设的英国电气工程师，同一大批被指责怠工和从事间谍活动的破坏分子一起遭到逮捕。的确，因工作关系，这些英国工程师是掌握了一些有关苏联经济的情况（但这些情况用公司经理的话讲是“一般性质”的，它们在西方也可以轻易就能得到），如果抛开这些因素，那么所谓的怠工也和以前的情况一样，不过是假想而已。实际上，在前贵族会议大厦里进行的公审，事先都被安排好了。作为被告的苏联人，对这种假想的犯罪活动同声供认不讳。他们就像一群被驯服的畜生，专注地盯着检察长维辛斯基，并时刻准备恭顺地、无条件地执行驯兽员依靠手中的鞭子所示意的最微小的动作。当公审行将结束，给他们最后陈述权时，所有的人都请求宽大处理，并保证要主动赎罪，而且他们的话无论是风格还是表达方式，都很像审理沙赫特事件时那些被告所说的话。 而英国工程师扮演角色就不那么在行了。据说，其中两人出庭前就把一切都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交待”了，但开庭后两人又都推翻了自己的供词（当然，其中一个后来又改变了说法）。另一个被告则在公开审理的时候，发表了前所未闻的声明。他说，“指控是捏造的，其所依据的证词都是那些受威吓的犯人提供的。”所有的苏联被告（除了一人）以及两名英国工程师被判处了不同刑期的监禁。英国政府回之以贸易禁运作为抗议性报复， 而且禁运直到1933年7月，英国工程师被释放后才解除。 “一五”期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仅领导了同工业生产中的破坏行为的斗争，而且还领导了农村的集体化运动。强制的集体化运动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斯大林所谓的“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了。因为富农是集体化运动的死敌，所以消灭他们也就成了开展这项运动的重要条件。被称为“富农”的不仅是那些富足的农民，还有所有带有反对集体化嫌疑的农民，甚至包括一些贫农，例如那些常去教堂的人。最初对富农家庭户主的大逮捕，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于1929年底进行的。这些人后来都被枪决了。然后，1930年初，又有几千户富农家庭被强行用运送牲口的平台火车拉到西伯利亚荒无人烟的北极地带，任凭命运来处置他们。他们能否活下来，政治局丝毫不感兴趣。迁移近一千万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来说确实是规模太大了。为此，专门招募了两万五千名年轻的党员，组成了所谓的“二万五千人大队”，经过两周培训后，便被派到农村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迁移富农、组建集体农庄。这支大队对自己的正确性毫不怀疑，他们非常残酷而又卖力地同“制造反革命阴谋、意在阻挠社会主义胜利的阶级敌人”进行了斗争。当年“二万五千人大队”的一员、列夫·科佩列夫后来写道：“我当时坚信，我们是看不见的战线上的战士，我们是在同富农和破坏分子战斗，是为了国家在‘一五’期间非常需要的面包而战。”但眼看着几百万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对他们的痛苦和惊恐的感受，连那些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老军官们简直也是无法承受的。伊萨克·多伊切尔讲了他同一位刚从农村执行任务归来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派员的会面情形：“‘我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他含着泪对我说，‘我同沙皇斗争过，后来又参加过国内战争，难道我做这一切就是为了现在用机枪围住村子，命令自己的士兵只管朝一大群农民开枪么？不，不，决不是！’” 到1930年3 月初，“二万五千人大队”将一半多的农民赶进了集体农庄，同时将村子搞得一片混乱。 斯大林只好下令暂缓这一行动，为的是保障春播的进行。3月2日，斯大林在《真理报》的《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一文中，假惺惺地指责了那些特派员没有遵循“自愿”的原则。在此之后，集体农庄的数目减少了一半多，但是在庄稼顺利收割之后，强制集体化又重新开始了。 集体农庄造成的损失、低收成、急剧扩大的余粮收集、干旱和1932年的欠收——所有这些都是二十世纪欧洲历史上最可怕的一次饥荒的原因。1932年——1933年间，有近七百万人死于饥荒。一名在当时饥荒最厉害的乌克兰工作的党内活动家后来回忆说：“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们在饥饿中死去。我看到妇女和孩子们肚子浮肿，皮肤发青，尽管目光已失神无采，但他们还没咽气。到处是尸体、尸体，裹着破羊皮的死尸，脚上是肮脏的毡子，在农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尸……”但他还没有失去信心：“我努力说服自己，对自己解释说，我不应该受怜悯之心的软弱感情的影响。我们体现了历史必然性，我们是在履行自己的革命职责……我坚信，我是在对农村进行伟大的必然的改造，而他们的痛苦是他们无知的结果，或是由于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使然。” 当乌克兰饥荒横行的时候，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在继续揭露“阶级敌人” 和“反革命阴谋分子”的破坏事件。当中有似乎毒死了牲畜的兽医；有被指控集体谎报气象预报的工作人员；有似乎是破坏了拖拉机并往种子里掺草籽的人员；还有没完成计划的集体农庄主席。乌共中央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科肖尔（后来在大清洗时被枪决）宣布说，“在人民教育委员会、农业委员会、司法委员会。乌克兰马列主义研究所、农科院、舍甫琴科研究所等地方也发现了一大批反革命巢穴。”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接二连三地揭露农村破坏阴谋的本领，为越来越为斯大林所痴迷的“阴谋无所不在”的理论提供了长期的滋养。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是深得斯大林信赖的一个手下，也是政治局中侥幸躲过大清洗的、不多的成员之一。他坚持说，那些逃脱了驱逐的富农以及白匪、反革命分子，组织了“对粮食供应和播种工作的破坏活动”。1934年4 月，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曾向斯大林报怨说，顿河地区“集体农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斯大林则回答道：“亲爱的肖洛霍夫先生，贵区（而且不仅是贵区）那些尊敬的农民企图破坏对城市和红军的粮食供应。这种破坏行动是暗中的，表面上并不显著（没有流血冲突），但它并不能改变如下事实：尊敬的农民们实际上在进行一场反苏维埃政权的饥饿战争……” 尽管有关饥饿的农民都是些破坏分子的说法实在荒诞，但是还不能将一切都简单地归为一种企图，即苏联党内领导人为将公众的注意力从自己的罪责和错误上引开而寻找替罪羊。因为和猎捕中世纪妖婆的猎手一样，斯大林坚信这些阴谋理论可以用来达到其个人的政治目的。除了在农村寻找根本就不存在的破坏分子之外，在1933年饥荒时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执行了两项重要的任务。首先，他们要将饥饿中的乌克兰同外界隔绝起来。不允许往乌克兰境内运粮食，而乌克兰人没有特许也不准离开该地。基辅的火车站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武装分队占据着，他们将没有特别通行证的人从火车上驱赶下来。在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也遭遇了饥荒的最可怕的后果。食人成了那里的平常现象，而因为刑法中没有规定追究食人者责任的条款，所有的食人者就只好被交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与此同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但负着第二项任务，即阻止任何有关饥荒消息的扩散。 苏联三十年代“积极行动”的最大成绩，便是使世界大部分轻信的西方客人和记者、尤其是到过苏联的这类人相信，所谓的现代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不过是反苏宣传的又一个新行动。曾两任法国总理的激进党领导人爱德华·赫里欧，曾在乌克兰度过了五天，经过官方接待、宴会和精心安排的旅行之后，他彻底驳斥了“资产阶级刊物关于苏联发生了饥荒的谎言”。在访问了这些“波将金村”（一个名叫波将金的公爵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去克里米亚视察时，沿途布置了些假村庄，以表明自己的成就。后沿用“波将金的村庄”表示“摆样子的东西”——译注）后贝尔纳尔·索伊称：“我在俄罗斯没有看到一个吃不饱的人，不管是老是少，莫非他们是被什么东西填起来的？莫非他们圆滚的脸颊是用橡胶从里面给填起来的？”《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记者约尔特·杜兰金因其“对俄罗斯公正、坦诚的报导”而得到了“普利策”奖金。1933年他重申：“如今所有关于俄罗斯闹饥荒的报导若非夸张就是恶意宣传。”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比阿特里斯·悉德尼·维伯在1932年——1933年访问了苏联之后，也得出同样结论。他将“欠收”归罪于个别地区“从事破坏活动的居民”，他鄙薄地抨击了那些“无缘无故”把谷子从穗上搓下来、或是摘下整个谷穗据为己有、对公共财产进行无耻盗窃的行为。 农村人为的饥荒，以及对城乡中确实存在的和假想出来的“阶级敌人”的无情追捕的第一个恶果，便是苏联共产党从整体上变得残酷起来，尤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甚。“恐怖”，布哈林写道，“从那时起成了管理的正常手段，而服从上面的任何命令则是最大的幸福。”但阶级斗争中的问题不能不引起那些对其革命理想主义的实现还抱有一线希望的布尔什维克的抗议，哪怕它是被压抑了的抗议。这种抗议的最鲜明的表现形式，就是布哈林的支持者M ·留金写的一封信，该信有他和其他十七名支持者的共同签名，并于1932年中央委员会秋季全会前夕，在委员们中间进行了传阅。“留金行动纲领”的内容，直到1989年才公布。里面对斯大林本人以及当时的一些不法行为进行了毫不掩饰的抨击，其火药味之浓，甚至连看了这封信的托洛茨基分子都误以为这是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发起的挑衅。在这封信中，斯大林被认为是“在复仇心理和权欲的驱使下将革命引到崖边的丧门星”。信的作者要求除掉斯大林，他写道：“继续容忍斯大林的桎梏、他的专横、他对党和劳动群众的鄙视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耻辱”。 “留金行动纲领”对斯大林的影响很大；而且随着这封信的出现，残余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也更加积极了起来，这就使得该信的影响力更不可忽视。1932年10月，一名苏联领导人、过去的托洛茨基分子E·C·戈尔茨曼，在柏林见到了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并交给他一份文件，文件对苏联经济进行了批评性的分析。这份题为“苏联经济形势”的材料是在托洛茨基分子的杂志《反对派通讯》中匿名发表的。戈尔茨曼还带来了在苏联内部建立统一的反对派联盟的建议。尽管急速衰弱的“左翼反对派”当时已在很大程度上人心涣散、纪律松驰，但经常高估自己在苏联的影响的托洛茨基还是致信给自己的儿子：“我认为建立联盟的设想是完全可行的。”斯大林则更是高估了托洛茨基在苏联的影响。当1936年，他指责自己的政治警察局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一事上迟误了四年时，首先指的是他们在1932年未能除掉“留金行动纲领”以及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 斯大林当时还未准备“猎捕”被驱逐到国外的托洛茨基，但他却要求尽快惩办留金。尽管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支持，斯大林却未能在当时由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谢尔盖·基洛夫主持的政治局里拉到足够的赞同票。但“留金行动纲领”的十八名签名者还是被荒谬地扣上了 “企图建立资产阶级富农组织、 意在通过打着‘马列主义’大旗的地下活动，在苏联重建资本主义的富农制度”的罪名，并被开除出党。而在此之前，与其说是反对派的领导人，不如说是反对派象征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被同时开除出党，因为他们未能及时通报“留金反革命集团”的情况。 在1933年1 月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坚持要加强“阶级斗争”：“我们应该记住，随着苏维埃国家的强大，来自于那些垂死阶级残余分子的反抗也在增大” 于是， 斯大林将饥荒以及其他经济问题的罪责推到由“垂死阶级”的代表——他们中的个别人“甚至钻入了党内”——组织的破坏活动便也不足为奇了。但是斯大林又遭到了反对。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特舍夫试图证明，将组建集体农庄经济的问题全部推到富农身上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总是喊叫说富农、敌对分子、旧官吏、彼得留拉分子（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家伙，在破坏庄稼的收割，或是在征收粮食中捣鬼，这样是改变不了现状的。”农业政策遭到如此强烈的批评，以至斯大林在其一生中也不得不最后一次承认：“我们错了。”他的话，被作为“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的范例，登在了一家党的杂志上。 这个阶段，在党的领导人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斯大林及其支持者想要赋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反革命势力做斗争的全部自由权，而其他人则坚持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当时斯大林认为公开反对后一种倾向是不明智的。于是1933年5 月，经他同意，下发了一份文件，指责在农村搞大镇压的行动，一个月后建立了苏联检察机构，目的在于限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权力。 在1934年初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反对斯大林的势力又有所抬头。现在已准确查清，当时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斯大林得的票数要比基洛夫少300 票。但是，党内反对斯大林的势力实在弱小，以至绝大多数俄罗斯居民并不知道他们的存在，而今天我们也只能猜测这一反对派的真正规模。 与此同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在不断增长，到1934年，这种势头已可以扼制任何一个反对派了。虽说他未能全面控制党组织，但却越来越牢固地将专政机关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1934年5 月，被疾病折磨的缅任斯基去世了，接替他的是亚戈达，实际上他已行使了一段时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职责。7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易名为“国家安全总局”，归由亚戈达领导的重新设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 政治警察局、 正规警察局、刑事侦察局、边防军和内务部队，从此时起（而所有刑侦系统从1934年10月起）都归属同一机构管辖。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了政治警察局的同义词，尽管形式上后者不过是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这部庞大、强劲的机器都直属斯大林。斯大林通过自己的秘书处（由A ·波斯克列贝舍夫领导）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有着直线联系。据跑到西方的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说，波斯克列贝舍夫和格奥尔吉·马林科夫领导了一个“小委员会”，专门对政治局得到的情报进行评估。从斯大林的书记处出来的，还有他的宠臣尼古拉·叶若夫， 他于1936年接替了亚戈达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主席的职位， 并领导了“大清洗”。 斯大林的潜在对手基洛夫的遇害，使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权力更为加强。1934年12月1 日，当基洛夫走出列宁格勒党组织中央大楼自己的办公室时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杀害基洛夫的凶手，自认为是曾暗杀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民粹主义者的继承人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明显是精神错乱。必须指出的是，尼古拉耶夫行刺前曾两度被基洛夫的卫兵拦住，尽管发现他的包里有装了子弹的手枪，但两次都根据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命把他放走了。半个世纪之后，凡是和戈尔季耶夫斯基谈论过刺杀基洛夫一事的克格勃的人员，无一不怀疑是斯大林亲自下令干掉基洛夫的。很多人认为，斯大林并没有让亚戈达参预此事（因为当时亚戈达尚未取得斯大林的完全信任），而是通过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主席菲利普·梅德韦季及其副手N ·扎波罗热茨行动的。后来赫鲁晓夫认为，亚戈达曾接受过斯大林的口头命令，也是此阴谋的参预者，这种臆断显然有误。基洛夫遇害后，斯大林来到列宁格勒，扮演了其一生中最动人的角色，表现出其卓越的表演才能。梅德韦季在火车站迎接了斯大林，但他得到的不是问候之辞，而是挨了斯大林出人意料的一拳。斯大林满怀哀痛，从火车站直接前去向基洛夫遗体告别。而后，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因该职而被解除了职务，但两人仍在远东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工作，直到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枪决。赫鲁晓夫后来认为，这样是为了“对刺杀基洛夫一事杀人灭口” 基洛夫遇害的当天晚上，从上面就下达了指示，要求立刻惩办所有有搞恐怖活动嫌疑的人，包括判处死刑。据赫鲁晓夫称，该指示的下达“未经政治局”批准，是斯大林个人的倡议。这样，内务人民委员部获得了对苏联公民的生杀予夺之权。二十年间都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确定谁是“恐怖分子”，谁不是。第一批被指控与基洛夫之死有牵连的是所谓的从波兰、芬兰、拉脱维亚边境潜入俄罗斯的白匪阴谋分子。有104 名“阴谋分子”为此遭殃，他们被抓获并被枪决。基洛夫遇害三周后又披露了一桩实际并不存在的阴谋。1934年12月22日宣布，尼古拉耶夫是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建立的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斯大林亲自罗列了被定名为“莫斯科中心”和“列宁格勒中心”两个“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名单。后来又宣布说，尼古拉耶夫从拉脱维亚领事馆那里领取过5000卢布（此人后来被驱逐出境），而这个人曾帮助季诺维也夫分子与被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进行联系。12月30日又宣布一条消息，所有阴谋分子在未有辩护情况下经过简短审判都被枪决了。1935年 1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为前反对派领导人，在政治诉讼案中，以主要被告者身份出现在审判会上。含糊的控词指出，他们对基洛夫之死应负有类似教唆性质的政治责任，对此，二人并未表示异议。法庭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监禁，加米涅夫五年监禁。尽管这一审判是如此荒唐，但苏联人对此却是十分严肃的，因为他们早已对此类揭露各种阴谋和地下组织的事情习以为常了。 审判过后， 斯大林将亚戈达叫到身边对他说：“您干得很不好，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他认为，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该折磨到他们对一切都招认了为止。亚戈达异常震惊，以至于在把这次谈话讲给自己的副手格奥尔吉·普罗科菲耶夫听时，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1935年，斯大林又对现实的和潜在的反对派展开了新一轮的、更密集的进攻。从1933年开始并持续到1934年末的党内清洗、 主要是为了根除腐败和懒散。 到了1935年，清洗便呈扩大趋势，并开始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斯大林宣称：“对基洛夫同志恶毒的暗杀，”让“党内许多可疑分子现了原形。”只有精良的镇压机器才能将他们清除，因为据一名党内活动家称，“骗局、政治诡计和两面三刀是党的敌人的基本战术。”地方的所有党组织中都展开了自我批评和坦白交待的运动。用叶甫根尼·金兹堡的话来讲，“挤满人的大礼堂成了忏悔室。”每一次这样的集会都有自己的一套内容。人们忏悔说，他们对持续革命理解不正确，还说1932年对反对派行动纲领一事投票时投了弃权票。他们承认“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和对‘二五’计划的意义认识不够。他们表示后悔与‘罪孽的家伙’们保持了联系，并对‘梅耶霍德剧院’（1920－1938年由梅耶霍德领导的一个莫斯科剧院，经常上演宣传鼓动的、政论性强烈的戏剧——译者注）盲目迷恋。 尽管列夫·托洛茨基当时处在斯大林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对这个主要的对手越发感到不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后继者们在对“政治犯”的逼供时总是用同一个问题发问：“您是否也认为托洛茨基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先锋队的领袖呢？”大部分被开除出党的人都被称为是托洛茨基分于或季诺维也夫分子、对于被驱逐中的托洛茨基来说这是个鼓舞人心的事情。1936年1 月他写道：“在最近几个月被开除出党的一、二十万托洛茨基分子中，也就有不超过几十名，最多也不超过几百名是1923——1928年那时的老一辈反对派，而大多数人都是后来者……可以肯定地说，尽管遭受了十三年前所未闻的野蛮和残酷的迫害、诽谤和折磨，尽管有比迫害本身更危险的失败主义和背叛变节的存在，（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今天在苏联仍有着最强劲、最庞大、最团结的队伍。” 应该说，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都生活在他们臆想出来的世界中，并总是以虚幻之景相互慰藉。斯大林对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的托洛茨基分子危险性的坚信，也传染了托洛茨基本人，于是托洛茨基便不能不为这些不存在的继承者而欢欣，而这又使得斯大林相信，托洛茨基主义具有比其所预料的更大的威胁。 但是，为什么托洛茨基分子在苏联消踪．匿迹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再简单不过了：要知道，除极个别例外，他们确实没有在国内。但是斯大林以及大多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认为，他们的消失恰恰证明了这一事实：托洛茨基分子已转人地下，他们常常扮演成最忠诚的党员。1936年夏，中央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提议通过了一项秘密决议，赋予内务人民委员部肃清所有“人民之敌”的特权。七月，以政治局的名义，但多半是根据斯大林的个人命令，向所有党组织下达了秘密通令：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之流正联合所有我国劳动人民最凶恶、最不共戴大的仇敌——间谍、奸细、破坏分子、白匪、富农之类的人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此时区分托洛茨基分子还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已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是一丘之貉。我们所有的党组织、所有的党员都应明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需要共产党员们保持警惕。在目前的情况下善于辨认党的敌人、不被他们乔装打扮所迷惑，是每个布尔什维克所不可缺少的素质。” 在此后的几周里，报纸上连篇累续登载一些文章提醒大家，“由于一些党员无原则的自由主义和警惕性不高”，使得党的队伍内仍然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败类”在活动。 8 月19日，开始了对主要的“败类”的审判。这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帮凶”的“供词”比1935年1 月的供词又进了一步，他们承认说：他们是刺杀基洛夫行动的“直接组织者”，他们把刺杀基洛夫视为刺杀包括斯大林本人在内的其他党的领导人， 进而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准备阶段。 他们从1932年起就一直依照（根本没有的）转达的托洛茨基的指示在行动。一个被告甚至讲了他和托洛茨基的儿子在哥本哈根的宾馆里的会面情况（而据后来所知，这次会面的实际时间与供认的时间相差了近二十年）。因为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所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的成员都被判处死刑。 他们的当众忏悔，是斯大林建立又一个阴谋理论的重要一步，即通过这一事件来证明国内外敌人企图合流的勾当。公审不仅将“左翼反对派”残余分子和流亡中的托洛茨基联系起来，还将他们同白匪和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法庭定论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已经陷入“白匪”的泥沼并和他们同流合污，“他们构成了已被苏联根除的剥削阶级残渣余孽”。他们还同盖世太保合作，托洛茨基曾与其商定采取共同行动来对付苏维埃政权。在法庭最后的表白中，季诺维也夫用极简单的话概括了自己的拥护者们与纳粹主义和国际法西斯主义势力之间的关系：“托洛茨基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而季诺维也夫主义又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一种。” 令斯大林满意的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还提到了“右翼反对派”的残余分子：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托姆斯基深知这会导致什么结果，便以自杀了之。11月中旬，斯大林在索契例行休假之时得到了一个不愉快的消息：经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调查，布哈林和李可夫被宣告无罪。于是，斯大林对亚戈达由来已久的怀疑开始公开化了。亚戈达当时正沉醉于国家安全委员这个新头衔（它和元帅军衔相平）以及克里姆林宫的新住宅。他实在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被荣耀的光芒刺昏了头脑。他实施了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卫换岗程序，这一音乐伴奏下的换岗仪式很容易使人想起沙皇时代。11月25日，晴天一声霹雳：斯大林及其宠臣安德烈·日丹诺夫联合致电政治局，要求让尼古拉·叶若夫接替亚戈达：“亚戈达看来无力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成这方面迟误了四年。这显然是指亚戈达对1932年留金“反革命”行动纲领以及托洛茨基分子的威胁所持的态度不够强硬。 可能斯大林此时已决定开始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大清洗。但他决定先麻痹一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让他们感到很安全。因此斯大林只是撤掉了亚戈达和其副手F·普罗科菲耶夫，而且，这两个人既未被枪决，甚至也未被逮捕。亚戈达被任命为人民邮电委员，而普罗科菲耶夫成了他的副手。 接替亚戈达的叶若夫相貌不佳，孩子气十足，他是第一个成为克格勃头目的俄罗斯族人。在这之前，叶若夫是中央委员会书记，监察委员会主席，代表斯大林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进行监控。他在党内建立了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平行的安全机构。一切迹象表明，正是该机构根据斯大林的命令策划了暗杀基洛夫的活动。叶若夫参加了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审判的准备工作。他甚至在卢比扬卡有自己的办公室，并作为党内负责安全事务的代表亲临审讯。他对如何设法让那些进行强烈反抗的人招供十分感兴趣。他总是间侦察员，“依你们看，什么是摧垮囚犯的最后一击。”叶若夫颇为自豪的是，有一次，他扬言要把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孩子们也给惩办了，使得这位以坚强闻名的人痛苦“忏悔”起来。一个目睹了这一情景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察员讲道：“我这一辈子没见过像叶若夫这样恶毒的人。他干起这种事来心满意足。”亚戈达不喜欢叶若夫在卢比扬卡的出现，但1936年给他的无尽荣耀、个人恶性膨胀的虚荣心、以及在政治局谋到位置的现实前景延缓了他的怀疑。 在叶若夫时期，发现妨碍清除臆想中的斯大林的敌人的障碍，都被剔除。此后两年进人了被西方称为“大清洗”的时期，而“叶若夫恐怖”也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名垂”苏联历史。在1937年1 月举行的公审大会上，皮亚塔科夫、拉杰克以及其他15名臆想的叛徒被带上来。调查结果表明，除了1936年8 月公审中所揭露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之外、托洛茨基还建立了一个名为“托洛茨基反苏中心”的“后备中心”，以备前一个中心遭到破坏时启用。第二个“中心”。即所谓的“后备中心”被冠以一连串的罪名：它勾结“人民的敌人托洛茨基” 以期推翻苏维埃政权，恢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它与德国、日本的“某些代理人”抗涂一气，进行破坏、颠覆、间谍以及恐怖活动，妄图削弱苏联的经济、军事实力，帮助外国人侵者进攻，并打败苏联。当局还认为，这一次在“托洛茨基反苏中心”的案子中纳粹政权及其情报机构所起的作用，尽管是背后的，但比在上一个案子中的作用要更重要了。同时，在这次审理中首次出现了作为一个主要阴谋者的日本政府的身影。有证词说，托洛茨基曾答应将乌克兰给德国、将滨海边疆区和阿穆尔边疆区给日本，作为对他们帮助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酬谢。“托洛茨基反苏中心”长期向德国和日本的情报机关提供“极端重要”的秘密情报，并在他们的指示下在和平时期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活动，还准备在战事开始后，使用微生物武器的剧毒杆菌“污染军列、餐厅和部队集中地，进行更大的破坏活动”。 1937年3 月18日，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俱乐部里召开的会议上，叶若夫宣布又粉碎了一起更大规模的反革命阴谋。而在惊恐万分的听众集中到礼堂之前，亚戈达的一帮工作人员——主要是各部门领导——已被逮捕了。他们名义上是被派到地方上检查工作，但从莫斯科出发后的第一站就被抓获并被投进监狱。叶若夫说，阴谋分子已打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心脏了。亚戈达本人就是一个大叛徒，还是在“暗探局”工作时，亚戈达便为德国秘密情报部门所收买，并潜入了肃反委员会。他在被解除职务前就已将间谍们安插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个要职上了。叶若夫通告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被逮捕。 与会者向叶若夫使劲鼓掌，虽然他们中大多数都很清楚。他说的都是假话。稍晚些时候跑到西方的国外处高级军官瓦尔特·克里维茨基讲道：“他们鼓掌纯粹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有的人清楚，如果及时仟悔，他们也许可以逃脱射向脑壳的子弹。也许，出卖了自己的朋友，他们能再次获得生存的权力。” 相互倾轧的典型是阿尔图佐夫。他对阿布拉姆·斯卢茨基1934年接任其国外处处长一事始终耿耿于怀，此时他终于看到了报复的机会，于是便第一个发了言。阿尔图佐夫先悔过说，集体的“盲目”干扰了他们对亚戈达叛徒行径的揭露，纵容了他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党对立起来。他举了一件事为例：1932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支持亚戈达弄掉了斯大林的宠臣阿库洛夫。“我应该如实地说，当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整个党组织都赞成暗中同阿库洛夫做对。”然后阿尔图佐夫开始发起进攻：“请问诸位，当时是谁领导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党组织的？”他意味深长地顿了一下，喊道：“是斯卢斯基！” 斯卢斯基未料到事情会如此转变。他开始结结巴巴地想辩白，但马上就开始转守为攻：“我倒要问问你，阿尔图佐夫，你那时住哪儿？谁住你对面？布拉诺夫吧？第一批被逮捕的人中是不是有他？谁住你上面，阿尔图佐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吧？他也被逮捕了。又是谁就住在你下面呢，阿尔图佐夫？是亚戈达！而现在我想问问诸位同志，根据如今的情况，有谁能和亚戈达住一栋楼，但却未受到他的绝对的信任呢？” 阿尔图佐夫很快就被逮捕并被枪决了。在此后的一年间，大多数亚戈达时期曾任处长的人都被逮捕并枪决了。斯卢茨基暂时未被触及。道理很简单：要想让那些已上了“清洗”黑名单的国外处的军官们顺利回到莫斯科，就必须给其以假象。让军官们误以为清洗不会轮到他们头上。1938年2 月，已成为无用之人的斯卢茨基被请到了叶若夫的副手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的办公室里。在那里他受用了茶和点心。吃完东西，斯卢茨基当场就死了，好像是心脏病发作。参加了斯卢茨基葬礼的些有经验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们后来讲道，他们发现他脸上有一些特殊的斑点——氢氰酸中毒的痕迹。在由他“一起工作的战友”写的官方悼词中，斯卢茨基被称为是“为工人阶级事业而奋斗的无畏的斗士……他的名字为工作在我们宽广无垠的祖国的各个地方的肃反工作人员所熟知……这个名字曾使敌人闻风丧胆。”但斯卢茨基的前任，特里利瑟尔和阿尔图佐夫的肖像，如今挂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中，而斯卢茨基却没有获得如此殊荣。 叶若夫“粉碎”的下一个大“阴谋”是和红军有牵连的。6 月11日，他宣布，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卓越的苏联军事统帅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以及其他七名将军被控有背叛行为而遭逮捕。显然，次日他们就全部被枪决了。伏罗希洛夫元帅报告说，叛徒们“承认他们犯了罪，进行了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据后来宣布说，他们与托洛茨基和纳粹德国勾结一气。尽管这些指责实在荒诞，对反革命阴谋的恐怖也不过是一种偏执狂，但斯大林和叶若夫显然是确实担心有人搞军事政变。叶若夫的副手弗里诺夫斯基曾对克里维茨基讲道：“我们刚刚揭露了一起军队里的大阴谋，这是历史上前所未闻的阴谋。他们制定了暗杀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本人的计划！不过我们抓获了他们，现在一切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国外处副处长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在和另一个后来叛逃的人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谈话时曾说：“这是一起真正的阴谋，这从上层领导当中开始蔓延的惶恐就可以知道。当时所有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都突然被宣布作废，而我们的各分队都已处于战备状态。”正如弗里诺夫斯基所言：“整个苏联政府都处于千钧一发之势，不可能像正常时期那样行动，也就是说先审判再枪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先枪决，而后再审判。” 据后来所知，是盖世太保决定利用斯大林这种病态恐惧症。他们伪造了一些文件，里面说图哈切夫斯基打算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发动军事政变。这些文件被秘密带到捷克斯洛伐克。但事实上盖世太保并不用搞这次行动，因为还在捷克总统贝奈斯给斯大林讲了所谓的军人阴谋之前斯大林就已决定要清除这些人。盖世太保就是在自己最大胆的设想中也未曾料到，斯大林和叶若夫会自己开始逐个清除红军的高层指挥人员。 显然，“叶着夫恐怖”的牺牲品的准确数字已永远无法弄清。1956年，在回答政治局的秘密质询时克格勃曾通报说：从1935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有大约一千九百万人被捕，其中至少有七百万人被枪决或在劳改营中死去。看来真正的受害人数还更多。命运的最可怕的嘲讽是，最危险的“人民敌人”竟是三个担负保卫苏维埃国家任务的重要角色——党、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1934年党代会上当选中央委员的139人 当中就有110人被枪决或被判处监禁， 而1966名代表中只有59 人参加了1939年举行的下一次大会的工作。 革命军事委员会的80名成员中有75人被枪决。红军中的军官有一半以上——大约有三万五千人——被枪决或是被关进监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最高层领导两度被清洗。在亚戈达时期。18名担任国家安全局一、二级机构的人民委员都被枪决（斯卢茨基除外，从各方面情况来判断他是被毒死的） 。1939年叶若夫被撤换后，1937——1938年任职的122名高级军官中只有21 人保住了自己的职位。 “叶若夫恐怖”彻底推毁了早期肃反委员会领导人那种理想主义信念，即一切残酷都是建立新社会和同反革命斗争的需要。遭镇压的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是周睹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更换的见证人之一。她讲道：“1937年被清除的老一代肃反工作人员的特点是趣味雅致，但弱于文学研究。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当着我的面（对奥西普）说，经受一下惊恐的感觉对诗人是有益的（‘您自己这么对我说过’），因为它可以成为诗人灵感的源泉。于是诗人‘就开始了对惊恐的全面的体验’。” 曼德尔施塔姆死在劳改营中，而赫里斯托福罗维奇被枪决了。他的后继者们都是一些修养不高、没有理想主义观点的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也和党内一样，恐怖的氛围帮助了那些最不道德的、随时准备诽谤他人而保全自己的人存活下来。驻在劳改营周围的行刑队的战士们，大多数成了酒鬼。每天早上，当他们从武器间取来自己的枪时，总有人给他们一杯伏特加，喝完后，他们将那些受害者装上卡车拉到由一些刑事犯挖好的坑前，命令他们排成队，然后就开枪射击：“在这些行将毙命的人中，有些人默不作声，有些人就开始哭着，说他们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都是屈死的，等等。但妇女们只是哭着，互相紧紧依偎在一起。” 有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士把犯人排成行，后脑勺对后脑勺，然后进行比赛：看谁一枪能打死更多的犯人。“娱乐”完毕，他们回到营地，把枪交回武器间，又取来酒尽其量地喝，之后倒下便睡。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受害者中有俄罗斯的，也有外国的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和其他外国共产党驻莫斯科的代表中，大多数人都被定为“敌人的奸细”或“外国间谍”而被枪决。最易受害的是那些非法的共产党的成员及其家人，因为他们无法得到他们本国政府的支持。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因各种原因都在国外的监狱里呆过，因此很容易就被指控说他们被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工机关收买了。在所有的外国共产党人中又数波兰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间谍”嫌疑大，尤其是波兰共产党人更为苏联当局所“怀疑”。首先，他们的领导人中有许多犹太人，他们在列宁死后站到了托洛茨基一边。毫无疑问，他们都逃脱不了被枪决的厄运。马努伊尔斯基在1939年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发言说：“为了破坏共产主义运动，法西斯——托洛茨基的间谍们千方百计在一些共产党中建立自己的‘代理派别’和‘小团体’，并挑起宗派斗争，而受敌对分子沾染最深的是波兰共产党，其上层领导的位置，基本上都被波兰法西斯间谍所占据”。 对于由西马·马尔科维奇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斯大林也放心不下。因为他们在1925年对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曾持反对意见。不可思议的是，斯大林所信任的唯—一名著名的南共党员，在战后成了苏联阵营里第一个异端分子，他就是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铁托后来回忆道：“1938年我在莫斯科前……我们讨论了是否应该解散南共。当时在苏联的所有南共领导人都已被捕，就剩下我一人，我当时在那儿真是孤立无援。” 最后一个大规模“粉碎国际反革命阴谋”的行动，是1938年2 月进行的对21名“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成员的公审。主要的被告是布哈林、李可夫和亚戈达，对他们的指控不外乎是其他托洛茨基分子也有的那些罪名：进行间谍活动、搞破坏、实施恐怖行动、积极为外国人侵和肢解苏联当马前卒、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等。不同的是，以前托洛茨基分子只是被指控同德国和日本的秘密机构合谋，现在则指责他们还和英国和波兰的秘密机构合作。按照指控的说法，托洛茨基似乎在1921年时当了德国的间谍，而从1926年起又成了英国间谍。对亚戈达的指控更离奇，说他在一段时间内“被德国、日本和波兰的间谍像苍蝇一样团团围住。” 在最后一次审判中“查明”，托洛茨基及其所领导的反革命团伙，曾答应将乌克兰割让给德国人，把滨海边疆区及阿穆尔边疆区划给日本。1938年2 月又“查明”，他们还把白俄罗斯许给波兰，将乌兹别克斯坦许给英国。托洛茨基分子们的恐怖主义计划也越发显得危险诡诈、规模庞大。比如，亚戈达不仅参与了暗杀基洛夫的行动，他还是首先利用医学手段进行“救死扶伤”的人之一：正是他一手策划毒死了自己的前任缅任斯基、伟大的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B·B·古比雪夫；正是他企图向叶若夫本人下毒，但未达到目的，因为他的阴谋被及时揭穿。 在对“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的审理中所体现出的阴谋理论的新特点，是将注意力转向了西方政府及其情报机构所扮演的角色上来。他们认为，托洛茨基分子已不是外国特工机关的一些普通帮凶，而成了他们的“走狗”，成了自己主子的“奴才”。国家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宣称：“‘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不是一个普通政治团体，而是外国情报机构的间谍和奸细组成的反革命集团。这一点已被完全彻底地证实了，而这也正是本案独一无二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意义之所在。” 按照斯大林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阴谋理论，从十年前的沙赫特案件开始，外国情报机构在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颠覆活动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阴谋理论的最终方案中，外国情报机构“后来居上”，成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伊始就开始进行反革命险恶活动的主角：“苏联国内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整个历史，是同国际资产阶级欲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积极企图紧密联系的。在苏联策划的所有阴谋，不论大小，没有哪一个没有外国资本家和军事集团的直接的、积极的参预。” 菲茨罗伊·马克林是“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一案的旁听人之一。他当时是英国驻莫斯科使馆中的一名年轻外交官。后来他回忆道，在审理中，有一次灯光忽然照在了礼堂尽头的一个单人包厢上，马克林极为吃惊地看到斯大林坐在包厢里。尽管斯大林并不热衷所有的细节，甚至他连大多数被告的名字也不知道。然而正是他主宰了这一切，他是恐怖政策的设计师。戈尔季耶夫斯基从自己的父亲以及其他老克格勃那儿得知，基洛夫死后，斯大林每天晚上都要分别同亚戈达和叶若夫会面。同叶若夫的谈话常常是晚上十点开始，深夜两点才结束。斯大林不仅对惩办党内、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及军队内的有地位的活动家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个人兴趣，而且也很关注被揭露出的普通“人民之敌”的数量。他经常派他最信任的助手，像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等人，到全国各地巡视，以保证“揭露”计划的完成或超额完成。甚至在“大清洗”最高潮的时候，斯大林也仍不满足于向他报告的被镇压的人数。伊万诺沃州警察局长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后来回忆说，1937年卡冈诺维奇就到他这儿视察过。每天他都打电话给斯大林，报告逮捕的人数，尽管当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用施赖德尔的话讲，已采取了“残酷的拷问”方式以获取那些臆想的“人民之敌”的招供，但每次给斯大林打完电话后，卡冈诺维奇都要求再加快获取供词的过程。有一次卡冈诺维奇当着施赖德尔的面打电话给斯大林，向他报告了截止此时逮捕的人数。和以前一样，斯大林很不满意。施赖德尔听到卡冈诺维奇一个劲地重复道：“一定完成，斯大林同志。我刚刚已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各部门的负责人交待过，让他们不要太姑息，要尽量扩大对‘人民之敌’的打击数量。” 凡是同外国有联系的人，一旦成为“人民之敌”，就必须要承认自己是间谍。许多年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克格勃的档案里看到了这些人的案卷。其中最典型的一例，是他年轻时就留在记忆中的一个名叫施图尔姆的德国共产党员的案子。1937年，他饿着肚子从乌克兰前往沃洛格达。在吉比雪夫城，当他想要点面包的时候，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逮捕了。在几次不堪忍受的审讯之后，他承认自己是德国间谍，并很快被枪决了。 恐怖的不可遏制的势头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臆想出的“人民之敌”又不得不供出同样也是臆想出的“同伙”，而众人的疑点又自然地落到他们的亲朋好友身上。结果是1937—1938年间被逮捕的人数开始以几何级数增长。但恐怖政策的主要推动者、急于让它无所不在的人，当然，还是斯大林。为了在公审中收到最大效果，经常需要伪造这样或那样的罪证，对此，斯大林从未感受到良心的谴责，因为无论是他还是叶若夫，都深信自己的阴谋理论，而所有的诉讼也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实际上，这些有关“帝国主义特工机关和其托洛茨基分子爪牙的联合进攻”的荒谬理论，同列宁的思想逻辑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在审判“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一案的时候，斯大林就曾在一封公开信中引用列宁的话，试图证明其阴谋理论的正确性：“我们不单是生活在一个国家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多国体系中，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并肩存在最终是不可思议的。但只要这一局面还未结束，苏维埃共和国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恶战便不可避免……我们应该记住、我们时刻都处在遭受侵略的危险关头。” 就斯大林看来，如果认为苏联的外敌不会一有机会就向苏维埃国家发起进攻，那就“荒谬而愚蠢”了：“能有如此想法的不是盲目说大话的人，就是隐藏的人民的敌人。”这样一来，那些不同意斯大林阴谋理论的人立刻就被划归为“人民之敌”。依据列宁的原则，帝国主义分子是不会放弃消灭世界上唯—一个工农国家的企图的。而一旦他们准备实施这个计划，其情报机构进行积极的破坏活动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但如果要把两位领导人相比较。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列宁从未达到斯大林的那种惨无人道、那种对“间谍恐怖”思想的偏执程度。列宁曾说，“认为那些负责领导几个商业企业的外国人会构成威胁，或以为我们不能好好地盯着他们，那就太可笑了。”当然，斯大林那种充满了荒唐的公审创举在列宁活着的时候也是不会有的。 有两个原因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在斯大林时期要比在列宁时期更易接受阴谋理论。首先，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只存在于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一国之内。这使得它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输出革命的最初愿望逐渐地让位于在国内捍卫革命的迫切任务。“寻求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斯大林在1937年2 月的公开信中说道，“应同巩固国防力量、巩固红军和红海军、动员全国力量打退国内敌人的军事进攻，与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进行斗争工作结合起来。” 那个年代的间谍恐怖症也可以用赫鲁晓夫所说的斯大林本人的“多疑症”来解释，在他眼里， 敌人无处不在，两面派和间谍无时不有。共青团书记亚力山大（“萨沙”卜科萨列夫的遗孀后来回忆了她丈夫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斯大林不仅同他碰了杯，甚至还拥抱并吻了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萨沙面色苍白、神情不安地对我说：“咱们回家吧。”我们离开后，我问他为什么心绪这么不好，他答道：斯大林吻我的时候在我耳边说：你要是叛徒，我就杀了你。” 几个月以后，科萨列夫就被枪决了。苏联最伟大的精神病学家弗拉基米尔·别赫捷列夫虽在1929年就曾断言说，斯大林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这一伟大学者后来也为这一诊断付出了自己的性命），但在1989年举行的苏联著名精神病专家会议上，大家推翻了这一原始诊断。因为与真正的妄想症患者不同的是，斯大林始终保持了不说是惊人的，至少也是冷静的判断能力。除此之外，他还有着惊人的直觉力和时间概念。当然，也不排除在斯大林“多疑症”病态中具有一些妄想症的倾向。 叶若夫也和斯大林一样，生活在阴谋世界中。无论是在私人交谈中还是在官方发言中，他总是说，外国情报机构“结成了一张卑鄙的阴谋大网，在这张网里，形形色色的敌人在一面大旗下活动着。”在对内务人民委员部高级军官的讲话中他说，在“同法西斯间谍的斗争中”，不可能避免一些“无辜的牺牲者”；“宁可让十个无辜者受害，也不可让一个间谍漏网”。叶若夫总是担心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叛徒会对他进行暗杀活动。因此，即使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想到他在卢比扬卡的戒备森严的办公室去，也要乘电梯到五楼，穿过几条长长的过道，再沿楼梯下到一楼，再过几条过道，然后登电梯到三楼，这才来到叶若大秘书的办公室，而且在这么长的路上他们还要不时地出示自己的证件。很可能，叶若夫真的相信对“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一案审讯中被告所说的话，亚戈达曾企图毒死他。斯大林也担心别人会对自己下毒。他有一个女服务员，其唯一职责就是用存放在一个上锁的柜子里的密封袋里的茶叶为斯大林烧茶，而这个柜子只有当着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面才可打开。有一次警卫发现柜里的茶叶袋是启封的，于是这个女服务员便被逮捕，并立刻押送卢比扬卡。 大多数的苏联人当时都相信，苏联遭受着众多间谍的大规模阴谋，以及受控于外国秘密机构的破坏分子的威胁。在各个工厂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部宣传着官方的这一理论，他们向工人们讲述，若是他们集体里混人帝国主义间谍该是多么危险。几乎所有的电影中，也包括喜剧中，都至少有一个人物是间谍。很多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抓获的臆想的间谍和破坏分子（尤其是在叶若失恐怖初期抓获的）都相信，他们成了一个可怕的错误的牺牲品（“如果斯大林本人能明白这一点该多好！”）但是、他们同时又绝对相信其他的“人民之敌”的罪行。劳改营的老住户们已对此习以为常了，于是他们让那些再次进来的人“别再放老唱片了（即别再说自己是无辜的。冤枉的）。”甚至那些已看出公审的证词是荒谬的人也常常认为，那些被告“客观上有罪”。党内工作人员总是从字面上理解别人的每一句话。叶夫根尼哑·吉兹堡回忆说，1937年，当她的一位女友看见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前来抓她丈夫的时候，便失声惊喊起来： “这么说他骗了我，这么说他这么长时间真的是反党的？” 军官们冷笑了一下，说：“你最好收拾一下他的东西。”。 但她没有为党的敌人做这件工作，而当他去吻别自己熟睡的孩子的时候，她挡住了他的路： “我的孩子没有你这样的父亲。” 但令人惊讶的倒不是这种质朴的迷信，而是那种还在三十年代初（饥荒时期）就表现出来的、来自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材外国观察家们的惊人的轻信。美国大使约瑟夫·戴维斯在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讲道，法庭出示了“证据……它们毫无疑问地证明对叛国罪的宣判是正确的。”获过多项奖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米兰迪认为，“将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同意斯大林的说法。”当时英国最有名的俄国历史专家伯纳德·佩里也称公审的速记材料“印象深刻”：“那种说斯大林最初是想消灭潜在的‘第五纵队’的说法……无疑是毫无根据的。”维伯自己则认为，被告“表现得很正常很明智，而英国人难得有这种理智之举。他们只知道一味地抵触，而又无法克服官僚陈规，要知道，人为的法律陈规只有在对被告的犯罪事实存有疑问时才有利于被告。” 对于许多经受了恐怖或是接替那些被镇压的人的职务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来说，活下来便是最主要的一目的。工作使他们的知觉迟钝起来，心肠残酷起来、他们觉得还是不要去想他们所做的可怕的事为好。 米哈伊尔·戈罗霍夫是个工程师，他在1938年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他讲道，“大多数新来的人都是党员（而实际上还都是些毛孩子），人家对他们说，‘社会主义’的敌人企图打破我们的苏维埃体系，杀死我们的领导人，这些破坏分子都应被消灭殆尽。”刚上训练班时，他和其他一些新手要参加拷问，他们平静地注视着如何折磨某个农民，并深信这是搞清阴谋真象的完全必要的手段。后来逃到西方去的维克托·克拉夫琴科讲道，内务人民委员部里一个与他从小就要好的朋友有一次说，恐怖“是清除间谍和叛徒的绝对必要的手段……”“试想一下，若是无缘无故，他们也就不会上我们这儿来了，”他说道。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老工作人员不像他们这么幼稚，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遭到了清洗。但就是他们，在接到粉碎“间谍和破坏分子”命令的时候，也常常无法弄清，哪里是真理，哪里是谎言。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跑到西方后又被人干掉了的伊格纳季·波列茨基（他就是伊格纳季·赖斯）的遗孀讲道，1934年到1938年任国外处处长的阿布拉姆·斯卢茨基，是一个“惹人喜爱的，随和的人”，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护那些（哪怕只是几个人）面临恐怖的无辜者。但她又写道：“斯卢茨基是个很矛盾的人，1936年以后他不止一次地勇敢地为一些人辩护，想使他们免遭逮捕。他一讲道那些人是怎样审讯这些以后坐在了被告席上的人的时候，总是泣不成声，他为这些人的家人而哭泣，但转而又会称他们是‘托洛茨基法西斯分子’。 斯大林对间谍和破坏分子的猎捕，将斯卢茨基以及那些有着和他同样思想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知道，大部分“叶若夫恐怖”的受害者都是无辜的，但作为忠诚的列宁主义者，他们又必须赞成说，苏维埃俄国总是遭受着国际资本主义组织的阴谋的威胁，而他们的特工机关又一定在对它进行破坏活动。而事实上，德国人和日本人企图利用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极端恐慌思想而促使他们相信还有更多的臆想的阴谋的存在——也正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三十年代给俄罗斯造成了最重大的损失。斯卢茨基和国外处的老一辈近卫军战士不能对此无动于衷，尽管他们很清楚周围已发生了什么。但他们无论是精神上还是体力上都是屠弱的。在陷人自己意识形态的陷饼之后，他们只有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才能摆脱这个阴谋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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