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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布哈林一块被押上被告席的，还有一位资格很老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克列斯廷斯基。在苏维埃政权初期那最艰苦的年月里，他作为中央书记，帮助列宁解决了许多国家大事。列宁在世时，克列斯廷斯基任财政人民委员，但在国外，他首先是以一个颇有才干的外交家出名的。他曾作为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在德国住了十年，后来回国担任外交部的副人民委员，成了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助手。 克列斯廷斯基虽然属于最杰出、最坚强和久经考验的老一代革命家，但从气质上看，仍不失为典型的，心地善良的知识分子。他身居国家要职，却没变成一个自负的官僚。对待下级，哪怕是最普通的职员，他都非常诚恳，坦率，和蔼，好象对方同样是克里姆林宫中的重要官员。他最喜欢谦虚诚实之人，容不得两面三刀的人和追名逐利者。因此，他对残忍的和爱搞阴谋诡计的斯大林毫无好感。有一次，他对几个好朋友说：“我仇恨那个丑恶的家伙和他那双黄眼睛。”当然，这件事发生在说这种话还不会有杀身之祸的那个时期。 一九三六年，斯大林决心向列宁的战友们“算总账”，克列斯廷斯基自然也就成了牺牲品之一。其实，克列斯廷斯基早在二十五年之前就认识了斯大林，他们还一块在彼得堡从事过地下工作，但这段历史也没能使他免遭毒手，相反还加速了他的死亡：我们已经知道，斯大林最容不得那些对其历史了解甚多的人。这些人会联系他近年来的罪恶行径，相应地指出他的履历中，那些在过去大概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特别注意的疑点。 第一二次莫斯科审判的魔爪放过了克列斯廷斯基，他暂时还安然无恙。但是，那些被枪毙的人几乎全是他的知心朋友，这不能不使他猜到自己的前途如何。他暗存的唯一希望是，作为外交部副人民委员，他同欧洲各国许多著名领导人建有私交，而对这些领导人，连斯大林也得敬畏三分。显然，他指望斯大林会因此而打消“清洗”他的念头，同时也希望这场血腥的镇压浪潮会更快低落下去…… 然而，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他的这些希望全部破灭了。这一天，他被免去外交部副人民委员的职务，调任俄罗斯联邦司法部副人民委员。这一贬职意味着什么，谁都不难猜到。 被斯大林镇压的人，大多数是在不变换职务的情况下被投入内务部监狱的。但有时为了不使某个人的被捕太惹人注意，斯大林也会暂时给这个人换一个低一点的职务，即所谓“过渡”一下。例如，内务部头子亚果达就是先从内务部调到邮电部，然后才被推上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席的。又如，十月革命中最著名的功臣安东诺夫一奥弗申柯（即电影《列宁在一十月》中率队冲入冬宫逮捕临时政府的“卫队长”的原型——译者注），一九三七年被斯大林从西班牙召回国，先调任一个闲职——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紧接着就失踪了。现在，又一个将被处死的人——克列斯廷斯基，又成了俄罗斯联邦司法部的副人民委员。 克列斯廷斯基担任新职后，并没马上被捕。斯大林有意让他在这种“不死不活的状态中”过了两个多月。显然，斯大林的主意是让克列斯廷斯基在极度的惊恐中一天一天地，一小时一小时地去等待被捕，从而导致精神崩溃，失去对刑讯逼供的反抗力。确实，被斯大林关进“捕鼠器”中的克列斯廷斯基，尝尽了临死前那种无休无止地拼命挣扎的滋味…… 再说，克列斯廷斯基还得为妻子和独生女儿的命运担心。他女儿名叫娜塔莎，已满十五岁，因此，斯大林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颁布的有关对未成年犯可以判处死刑的法律，对她是有效的。我从这个姑娘才五岁起就认识她了，所以，父母对她的宠爱，我了解得一清二楚。娜塔莎在很多方面酷似父亲，不仅继承了父亲的外貌和高度近视，而且还继承了父亲那活跃的思想和惊人的记忆。 克列斯廷斯基是五月底被捕的。既然在前两次审判闹剧中已有那些多党的高级干部争相抵毁自己，他也就用不着担心自己的假口供会破坏布尔什维克党的威望了。他过去无比珍视的一切，早被斯大林及其帮凶扔进污泥浊水之中，遭到了肆意践踏，早就浸透了他的亲密战友的鲜血。克列斯廷斯基不敢奢望保住妻子的生命，但他知道，如果他同意付出斯大林的要求的代价，救下女儿还是有把握的。 克列斯廷斯基当过司法干部，所以，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斯大林的刑讯逼供和审判意味着什么。早在被捕之前，他就告诫自己：反抗是没有用的；既然落入了内务部之于，就应该马上同那里的头头妥协。的确，六月还没过去，他就已经在第一份“交待”上签了字。 但是，到了法庭上，他却干出了一件令全世界都感到意外的事情。当然，对于这场审判闹剧的导演来讲，这件事并不算意外。 在开庭的第一天，当审判长问克列斯廷斯基是否认罪的时减后者断然否认道： “我不承认自己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从未参加过‘右派一托洛茨基联盟’，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指控我的罪名都是强加的，我一个也没犯过。我尤其不承认自己犯过勾结德国谍报机关的罪行。” 在先后共三次莫斯科审判期间，被告人胆敢当庭申明自己无罪，而且想推翻被指控的全部罪名，这是第一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克列斯廷斯基的无罪声明，引得人们议论纷纷。那些一直在关注这场审判的人，都以极大的兴趣等待着，看克列斯廷斯基能否将自己同法庭的决斗坚持到底并显得最后胜利。 第二天，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克列斯廷斯基又同其他被告人一道，被押进了审判大厅。在上午的审理中，他没说一句话，检察长也没向他提任何问题。晚上开庭时，他才站起来，向法庭说了这么一席话： “昨天，由于被押上被告席和听人宣读起诉书，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加之我病魔缠身，突然被一种虚伪的耻辱心的强烈感情所支配，我无力说真话，不敢承认自己有罪。所以，我本来应该说：‘是的，我有罪’，可我却机械地冲口而出：‘不，我没有罪’。” 国外那些密切关注着这场审判的人，在看过报纸上的报导之后，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从三月二日到三月三日这一夜之间，克列斯廷斯基为什么会判若两人？任何一个不偏不倚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可怕的刑讯逼供。 然而，事实上，克列斯廷斯基突然改变自己的立场，并不是由于内务部的人对他采取了什么刑讯手段，他们根本就用不着这样干。克列斯廷斯基这种先翻供后又认罪的行为，说穿了，还是斯大林炮制的这场审判闹剧中的一幕假戏。在前两次莫斯科审判中，全部被告人都异口同声地承认自己有罪，他们不仅不为自己寻找减轻情节，反而争先恐后地承担被指控的主要罪名，这种反常现象，自然会引起西方人士的怀疑，对此，斯大林也意识到了。 斯大林心里明白，外国批评家们抓住了他精心策划的审判闹剧的薄弱环节，也难怪；被告们在表演规定角色时太卖力了，演过了头。现在。斯大林决心要让世界看一看，并非每一个被告人在法庭上都是任人支配的木偶。他选择了克列斯廷斯基作为这种“有头脑的”被告人，因为后者在内务部受审时，最愿意与侦讯人员合作。再说，克列斯廷斯基过去当过司法人员，最善于领会和实现检察长发出的鼓励性暗示，在最适当的时刻进入角色。 众所周知，第三次审判跟前两次一样，首要被告还是托洛茨基，尽管他正在远离审判大厅几千公里的外国。正是为了托洛茨基，斯大林才再次启动了功率强大的造谣机器。在受审中，每个被告人都清楚地感觉到了斯大林对远在天边的托洛茨基的刻骨仇恨和要实施报复的强烈欲望。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仇恨，只有他多年来对后者那惊人才华和革命殊勋的忌妒才能相比。 斯大林深知造谣污蔑是一剂烈性毒药，必须严格认真地控制其使用量。刚开始，他只是控告托洛茨基犯了“对农民估计不足”和“不太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的过错（这多少还有点儿道理）。接着，托洛茨基被指控策划恐怖活动。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中，托洛茨基的罪名又上升为充当法西斯德国的间谍。现在，将把列宁的最后一批战友送上断头台的第三次审判又要开庭了，必须赶紧发出最新指示，再给托洛茨基戴上一顶“帽子”。诚然，要找一顶比“德国统帅部的间谍和奸细”更加可怕的“帽子”是不那么容易的，但常言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果然，斯大林又找到了新的罪名，并要通过克列斯廷斯基的嘴巴公布于世。斯大林答应克列斯廷斯基，只要他同意“合作”，就免他一死。按照过去的说法，托洛茨基是从一九三五年卖身投靠法西斯德国的，而现在，克列斯廷斯基奉命在法庭上宣布：他本人和托洛茨基一块成为德国统帅部间谍的时间，是一九二一年！ 斯大林只顾延长托洛茨基充当外国间谍的“工龄”，却没想到，这样一来反而毁掉了自己精心抱制的所谓“托洛茨基为德国人效劳”的整个神话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他为对付外国舆论而提出的这样一个肯定：托洛茨基和其他反对派领袖之所以要染指如此卑鄙的罪行，主要是想夺回他们失去的权力。 然而，一九二一年的时候，根本就不存在托洛茨基要为夺回权力而斗争的可能性，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人试图夺他的权。那个时期的托洛茨基，正处于荣誉和权力的顶峰。他被公认为十月革命的传奇式英雄和红军的统帅，而且，这支军队刚刚才在十几条战线上粉碎了新生红色政权的全部敌人。当时的托洛茨基凭什么要去充当德国间谍？难道，是为了刺探自己手中的情报吗？或者，是为了瓦解他亲手创立打在他指挥下正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红军吗？ 克列斯廷斯基不折不扣地讲出了斯大林要讲的一切，但是斯大林却一如既往，并没履行自己的诺言。克列斯廷斯基还是被枪毙了，他的妻子，某儿童医院的院长兼医生，也被逮捕了，而且我想，她也不会逃脱被处死的厄运。至于他的女儿娜塔莎，其命运我就不清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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