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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大小报刊，每天都要代表沉默的人民，向斯大林同志表达自己的无限热爱和衷心感谢，然而，斯大林却并没因此而产生错觉，他很清楚人民对他的真实态度。内务部的密报告诉他，无论是工人或是集体农庄庄员，都不赞赏他的路线。在密切注视这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时候，他就象一个有经验的司炉，知道在锅炉里气压升得太高， 气压表的指针已要超过红线的关头， 必须抓住放气阀的拉杆。但他“安抚人心”的手段只有一个：把那些“最不安分守己之人”弄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去！ 斯大林的无情镇压，确实使人民对他那强大的国家机器产生了恐惧感，却扑灭不了人民心中的不满。而这种不满情绪，正是斯大林独裁政权中最薄弱的一环。 世界上，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暴君都要千方百计转移人民的不满情绪，把自己的罪恶转嫁到他人头上。沙皇政府就曾煽动愚昧的百姓去仇恨“异族人”，把致使俄罗斯人民贫穷落后的罪过硬栽到那些“异族人”头上。希特勒疯狂地虐杀犹太人，也是出于这一缘故。而斯大林也有自己的替罪羊；长期以来，他总要制造各种有关“俄国资产阶级的残渣余孽”的神话，让专家学者们来替他承担经济失败和国家无法摆脱贫困的罪责。 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0 年公开审判的“沙赫特案件”和“工业党案件”，就是斯大林企图嫁祸于人所炮制的闹剧。在这两次审判中，一些优秀工程人员和著名学者被迫编造谎言，供认自己是如何按照那些早已流亡国外的资本家和银行家的指令去破坏苏维埃工业建设的。可惜的是，跟后来的一系列审判闹剧一样，斯大林在这两次审判中也运气不佳。例如，在审理“工业党案件”时，一位主要被告，即享有盛名的热工学家拉姆辛，向法庭详细陈述了自己跑到国外去找原俄国大资本家里亚布申斯基和维什涅格拉茨基接受反革命指令的情节。然而，当这一审判的有关材料正式见报之后，西方人士都毫不含糊地指出：在拉姆牵手接受“指令”之时，这两个资本家已经死去多年。 一九三七年以前。斯大林似乎还打算让党内反对派领袖们来替他承担震惊全国的经济衰退和粮食紧缺（这是强行搞农业集体化的后果）的责任。然而，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刚刚结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尸骨未寒，斯大林就决心把上述责任强加到这个“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的头上了。 为此，他一改过去官方报刊的宣传方针。人们都还记得，过去，当外国报刊报导苏联出现了大饥荒，工人受剥削和农民造反时，苏联报刊的反应是何等愤怒，不仅痛斥这些报导的作者，骂他们是最无耻的骗子，而且一再证明，在全世界，只有苏联才能让劳动人民享受自由劳动的幸福，苏联人民的福利待遇一年比一年有所改善。 当然，这些自欺欺人的话都是说给外国人听的，因为再高明的宣传，都不可能让长年挨饿的苏联工人和农民们相信，他们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 突然，从一九三七年起，斯大林决定公开承认许多曾被他矢口否认的事实了。他要向人民解释，不是他领导的政府，而是反对派的领袖们造成了经济困难和人民的痛苦。 斯大林知道，这种离奇的神话，如果由他本人或手下的宣传家们散布出来，人民群众多半是不会相信的。可是，如果反对派领袖们能在法庭上亲口承认这些罪责，详细讲述他们如何毁坏大量粮食，如何滥杀牲口，如何造成工业和商业上的混乱，那么，人民恐怕就不得不相信了。 在法庭上交待反对派成员破坏农业生产的任务，交给了两名被告人——米哈伊尔·切尔诺夫和瓦西里·沙朗戈维奇。斯大林之所以选中他们两人，并非出于偶然：切尔诺夫在乌克兰，沙朗戈维奇在白俄罗斯，曾给人民留下了可怕的记忆。奉斯大林立命前往乌克兰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农业人民委员切尔诺夫。而且，一九二八年，他还根据中央命令，在那里不折不扣地贯彻粮食征收政策，为了夺走农民手中的粮食，甚至使用过武力和暴力。至于沙朗戈维奇，作为原白俄罗斯党中央书记，他也同样用恐怖手段在白俄罗斯农村推行过集体化运动。 这两个人都不是老布尔什维克，也没参加过反对派。他们是国内战争结束之后才入党的，而且同斯大林在列宁死后突击提拔起来的多数干部一样，积极参加过对反对派成员的大规模围剿，而且还颇有“建树”。顺带一提，切尔诺夫还有一段值得他骄傲的历史：同斯大林一样，他也曾在神学学校里念过书。 可见，斯大林的诡计在于：把那些曾替他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的高级助手推上被告席，命令他们去向法庭宣布，他们实际上是布哈林和李可夫的秘密帮凶，他们之所以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土地上为非作歹，完全是由布哈林和李可大唆使的，因为这两个人密令他们煽起农民对斯大林制度的不满。 切尔诺夫在法庭上供认，他和他为同党曾“故意胡乱计划播种面积，想方设法地减少国内可耕地数量，煽动农民的不满情绪……捣毁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让致病的杆菌污染大型粮库和粮仓…… 沙朗戈维奇也同出一辙地供认，他与同党在一九三六年“故意让贫血症大面积地流行，结果弄死了三万匹马”。 在其他领域中，如重工业、轻工业、内外贸易、国家财政等方面，被告们也被强加了许多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破坏活动。总之，审判的结果将向人们表明：国家工业化的一切成果全应归功于斯大林的英明领导，而所有失误和混乱则统统归罪于反对派的猖狂破坏；斯大林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而其政敌则在处心积虑地设置障碍，制造混乱，其目的当然是企图煽动人民对斯大林的不满，而为了达到这一罪恶目的，反对派的破坏分子们甚至不惜炸毁矿井，致使大量矿工死亡……被告们还同意检察长的这样一项指控：原反对派领袖们一贯认为，“死人能引起了人们的不满，死的人越多越好”。 所谓反对派成员破坏铁路交通的罪行，被告们在法庭上陈述得更“精彩”。其实，不仅在贫穷落后的国家，即使在经济高度发达，铁路交通的技术和设备相当完善的国家里，交通惨案也时有发生，并经常造成大量的死伤。在苏联，铁路多半还是沙俄时代修建的，设备极其陈旧，却不得不超负荷使用。因此，交通堵塞是家常便饭，列车颠覆更屡见不鲜，简直成了社会的一大灾难。过去，每次发生车祸之后，内务部部进行过调查，揭露和枪毙了许多真正的罪犯和无事者。现在，斯大林却命令内务部去翻箱倒柜，找出过去那些交通事故的材料，择其最严重最可怕的，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抛出来作为反对派成员搞破坏活动的恶果。 然而，站起来向国家交待有关制造交通惨案的罪行的人，并不是制造这些可怕事件的真正罪犯，而是老布尔什维克捷连斯基。在公诉人维辛斯访通过提问进行的暗示和怂恿下，捷连斯基还向法庭交待了自己如何与同伙一块破坏苏联的商业，销毁人民生活必需的粮食和用品的罪行。斯大林意识到，人民一直因长期挨饿而怨声载道，所以，他决定在长期缺乏生活必需品这个要害问题上大作文章，把自己对此应承担的责任推到反对派身。 捷连斯基在法庭上供认，他在担任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主任期间，多次制造事端，中断对居民的商品供应。由于他的破坏活动，国内各消费合作社的柜台上几乎见不到人民急需的砂糖、盐和烟叶。此外，他说自己还在商业系统推行不平等的商品分配制度，致使一些商店连起码的必需品也缺货，但另一些商店里的商品却堆积如山，变霉腐烂。最后，他又重弹老调：这一切，都是为了煽动人民对斯大林的不满。 但是，维辛斯基对这些谎言还不满足，他知道，斯大林想听到更加耸人听闻的揭发。 “你们的破坏活动，给食油供应造成了什么恶果呢？”维辛斯基以职业讹诈者所特有的无耻追问道。 一九二七年出生的一代孩子，几乎都不知道黄油是什么味道。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五年，苏联的普通百姓只是在专供外宾的商店里才看见过黄油，而那里只使用黄金或外币。 一九三五年，长达六年的票证制度终于被废除，商店柜台里总算出现了黄油，但其价格之高，绝非老百姓所能问津。 因此，维辛斯基现在要叫捷连斯基承认，应该为老百姓的餐桌上看不见黄油负责的不是别人，而是反对派的领袖们。 “我想知道黄油的供应情况！”维辛斯基慷慨激昂地说道。“您刚才说了有关盐、砂糖的供应情况，承认你们从事破坏活动造成了商店短缺这些食品。那么，黄油呢？” “我们不向农村出卖黄油，”捷连斯基答道。 “我没问您出卖什么，”维辛斯基粗暴地打断了对方的话。“我知道，你们出卖的，首先是祖国……说吧，关于黄油的销售情况，您知道些什么？” 显然，维辛斯基预先并没就这个问题同被告们通过气，所以，捷连斯基怎么也弄不清楚公诉人需要他怎样作答，只好又重复一遍：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消费合作社不向农村出售黄油……” “我不是问您出售过什么，”维辛斯基再次打断对方。“您又不是商人，而是阴谋集团的成员！我再问一遍，有关黄油，您知道些什么？” “什么也不知道，”捷连斯基仍然不明白检察长的意图。 这时，审判长乌尔利赫出面干涉，他要求捷连斯基回答实质问题，不得再顶撞公诉人。此后，捷连斯基再也没顶撞检察长，而是规规矩矩地承认，黄油短缺的责任，也该由反对派领袖来承担，甚至当维辛斯基问他阴谋分子是否往黄油里扔过铁钉或玻璃渣时，他也点头称是。 “对你们这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您敢负责吗？”维辛斯基问。 “我敢。我敢为全部罪行负责。” “为了割破我国人民的喉管和肠胃，故意往黄油中扔钉子和玻璃渣，对此，您也敢负责吗？”维辛斯基又强调了一遍。 “敢负责，”捷连斯基顺从地答道。 这类神话必须编造一大堆，才能使维辛斯基在起诉发言中充分证明斯大林所炮制的一个观点： “在我们这个物产丰富的国家里，不会也不可能出现这种曾经出现过的食品短缺的状况。现在清楚了，为什么我国某个地区会在供应上运转不灵，为什么我们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家会突然在食品上缺东少西。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这些叛徒！” 这些充当替罪羊的被告人都被判处了死刑。可是苏联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没因此而有所提高，反而还下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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