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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边问边在本子上记着。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毛泽东谈得兴致勃勃，不知疲倦。 谈到对外政策，毛泽东说：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是欢迎外国投资的。 “苏维埃是否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斯诺问。 “许多不平等条约实际上已为日本所破坏，特别在满洲。那些援助中国或者并不反对中国独立和解放战争的国家，应该请他们同中国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那些积极援助日本的国家，自然不能给予同等的待遇。举例说，德国和意国，他们已和伪满洲国建立了特殊的关系，是不能算做中国人民的友邦的。”说到这里，毛泽东提高了声调，“要抗日成功，中国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但这不是说，没有外国的援助，中国就不能抗日！” 关于抗日战争的前途和战略方针，毛泽东说：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长城以南的主权，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方针。 斯诺问：“你认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人民才能消耗和打败日本的军队？” “三个条件可能保证我们的成功。”毛泽东扳着手指头回答“第一，中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第三，目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受苦的被压迫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在这三个条件中，主要条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毛泽东的重点话题。他佩佩面谈，缓缓道来，中心意思是：面对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正在相应地作出重大变动。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对富农的土地是不没收的，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现在一些资本家、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面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他们。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反日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我们主张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一)抵抗外敌侵略；(二)给予民众以民主权利；(三)发展国民经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但并不反对现在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在多次交谈中、应斯诺的再三请求，毛泽东向他详细披露了自己从童年到长征的经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仅有的一次，所谈内容，弥足珍贵。 斯诺在10月底回到北平，在美国大使馆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之后，即一头钻进盔甲厂13号门旁边的私宅里。把他在苏区采访获得的丰富材料整理成文寄到英国，在伦敦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并且很快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第一次向全世界公正面翔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产生了巨大的轰动。以后，也被译成中文，用《西行漫记》的书名出版，在中国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众多的人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相，认识了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和他们的政治主张。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第一次向西方世界做广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还是把文章扯回国共交涉上来吧。 7月27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毛泽东称赞周恩来领导的这项工作“可为很好的模范”。毛还提出：过去我们的方针，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建立抗日联合战线。以后的工作方针还是以前的三个，但次序要变更，第一是联合战线的扩大，应放在第一位。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现在大家应该出马，不应该关起门来。红军的行动也应该配合这项工作。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并决定成立中央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负责。月底，又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对整个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 8月初，毛泽东写信给张学良，提醒他：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随后又写信给杨虎城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的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同时又写信给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希望他继续推动杨虎城下决心联共抗日：“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杨虎城收信后十分感动，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共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 西北大联合，“三位一体”的局面渐次成熟了。 8月8日，潘汉年来到保安。他是奉王明指示从莫斯科回国的。他先到南京会晤了陈立夫、曾养甫、张冲等人，带到保安一条消息：曾养甫希望潘汉年回陕北听取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再到南京见陈果夫。 两天后，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会议听取了潘汉年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王明来信内容之后。专门讨论了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我们3月提出谈判的五条原则后，南京方面5月答复时提出四项办法。他们五届二中全会来信又提出新的四条：(一)尊奉三民主义；(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探；(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从蒋介石的态度来看，现在总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他可能改成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使群众对他改变态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我们应当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为要达到真正的抗日，必须要经过这样中间的过程，我们可以和他谈判。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作结论时说：“我们又要抗日，又要统一……‘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现在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也指出：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会议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作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这次会议标志着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过渡的结束，决定了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这时，红军二、四方面军尚未与中央会合。为了全党统一行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粥时，通报了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口号。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中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愿意“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实现“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 8月27日。一直为国共谈判奔走的张子华再次来到保安，他带来了曾养甫给周恩来的信以及同武汉电台联系的密码。31日，周恩来给曾养甫复信，表示“兹为促事速成，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但弟等外出不易”，故邀请陈立夫、曾养甫到苏区或陕西华阴会晤。次日，周又给陈果夫、陈立夫写信，说：“黄君(即张子华)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亚为贤者(指陈氏兄弟)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介石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信中表示：中共“早巳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速负责之商谈。” 与此同时，毛泽东分别致信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夫和王均、朱绍良、毛炳文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主张“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又多次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领袖，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敬佩。他还设法与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分别写信给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和各派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理解与支持。 在这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对张学良和杨虎城部的工作。他派自己的秘书张文彬到西安同杨虎城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协议。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留在西安，公开身份是十七路军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随后，毛泽东又派叶剑英到张学良部作为中共中央的常驻代表，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但是，长期以来的国共对立要得到和平解决谈何容易。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了。在他看来，所谓“中共问题的解决”，就是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由他们改编。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如果能用武力来强行解决，他仍认为是“上策”，还要再试一试。 在“两广事变”前，蒋介石对国共谈判表现出一定的热情。当他以政治收买和军事讨伐的办法解决了“两广事变”之后，觉得又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对付红军和共产党了。他一面继续摆出要谈判的架势，一面调兵遣将，向陕甘地区增兵，胡宗南就是这时又调到西北向红军进攻的，想给红军以大的打击后再在谈判桌上讲条件。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向善于运用灵活的策略，这时也准备了两手，与蒋针锋相对。在政治上，多方努力，积极促成谈判；在军事上，毛泽东致电驻在张学良处的刘鼎，告诉他：“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方已有相当准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击，促其觉悟。” 9月22日，周恩来再次致书陈果夫、陈立夫，提出质问：“蒋先生于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犹抽调国军入陕，阻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岂停止内战可以施之于西南，独不可施之西北耶？”并指出：“内战不停，一切抗日准备无从谈起。”希望他们“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 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实力作了错误估计，认为目前红军武装最多不过3万人，根本不堪一击，“共匪与军阀之势力，己不足为中国之患，且也闺变数乎，两广就范，中国统一之局达于垂成之域矣。”他以为共产党已处于极困难的地位，急于同他们妥协。因而采取军事压迫和政治解决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继续调集军队围剿红军，一面仍由曾养甫、湛小岑出面，再次速请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谈判。 10月8日，中共中央表示：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周恩来可以飞往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停止进攻红军，立即准备抗战。但是，蒋介石根本不理睬共产党的要求，仍命大军进攻苏区。在此情况下，两党高级人员的谈判无法进行。14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暂不出去，由在上海的潘汉年作为代表，同国民党作初步谈判。潘汉年是9月24日从保安前往上海的，走时携带着周恩来的信件和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10月21日，国民党方面同意先和潘汉年进行初步谈判。这时，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困彭德怀即将率部发起宁夏战役，毛泽东希望能在战役发起前谈判以对战役有所帮助，想让潘直接接触国民党上层人物，以便早日惊动蒋介石。他于10月22日电告潘汉年，要潘“直接去见陈立夫”。 共产党尚未惊动蒋介石，国民党内部倒先惊动蒋介石了。10月23日，宋庆龄、何香凝草拟了一份旨在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一致抗日的建议书。拿出去征求附议签名。两天里，即有十几位领袖级人物在建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其中有冯玉祥、孙科。这样大的动静，不可能不惊动蒋介石。这份建议书传到各路诸侯那里，后果将不堪设想。蒋介石想来想去，决定通过一个人向这十几个人交交底，同时让这个人去共产党那里当说客，以遏制签名运动的势头。 可是，找谁谈呢？宋庆龄是孙中山的遗孀，何香凝是廖仲恺的遗孀，辈高位尊，不是好相与的角色，弄不好反被她们训斥。 找孙科吗？似乎也不太合适。还是找冯玉祥吧，把兄弟加败军之将，再合适不过了。于是，产生了以下一番蒋冯对话： 冯：联共问题怎么办？ 蒋(手抚茶杯)：同中共妥协问题，我已考虑很久了。去年年底就开始找他们了。 冯(面露诧异)：哦？这么说，你真的要实行三大政策了？ 蒋：是呀，先总理的遗训，我怎敢不从？都吵我不抗日，谁能来体谅我的难处？和共党妥协，有问题不好解决呀！ 冯：人的问题？ 蒋：这不是问题。从前大家一桌子吃饭，一个屋子开会，后来才成冤家的，现在再合一起，有什么不可以？ 冯：是这个理。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那是什么？党的问题？ 蒋：这更好办。实行宪政，各党各派都可参政，共产党当然也不例外。 冯：那还有什么问题？ 蒋：军队。谁能去领导他们的军队呢？他们连改编都不答应，抗什么日！ 冯：哎，是难。你准备怎么办？ 蒋：你能不能想法让他们服从呢？ 冯：试一试吧。 蒋：我看还是把他们送到外蒙吧！ 蒋、冯谈话之后，即没有了下文，签名运动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10月27日，红军三大主力开始按计划集结。31日，国民党军陆续攻向靖远、中卫等地，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主力被迫向东转移。黄河天险毫不留情地把红军割成了两块，红军的历史上出现了可以作为悲剧注释的“西路军”三个字。红军趋向中苏边境已无可能，中共领导人寝食不安，焦急地寻找着新的出路。 蒋介石忽然对和谈有了浓厚的兴趣，指示陈立夫立即找那个潘汉年。在他看来，红军除了签城下之盟，已别无出路。 潘汉年不知道西北发生的突变，一心一意在上海寻找陈立夫。因为寻找的艰难，他已把毛泽东亲手起草的协议草案背个滚瓜烂熟。11月10日，陈立夫敲开了上海沧州饭店潘汉年的房门。 谈判开始，潘汉年向陈立夫递交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并兴致勃勃地作了说明。草案内容如下： (一)双方派遣全权代表进行谈判。订立抗月救国协定。 (二)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 (三)必要步骤：1。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2。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屯驻地区，供给军费、粮食和一切军用品，不得变更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3。改革一切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不再破坏共产党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的人员，共产党停止以武力推翻政府；4。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5。建立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红军派人参加，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地位；6。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 (四)两党中央各派出同数之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关。 (五)国共双方保持其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陈立夫接过草案，粗粗一看，即放在一边，静听着潘汉年的说明。嘴角上接出一丝怪异的笑意。潘汉年结束了陈述后，发现陈立夫像是睡着了一般，心存疑惑，不由得追问：“陈先生以为如何？” 陈立夫大笑。笑够了，才开始说话，一副颐指气使的口吻。他对共产党的方案不置一词，完全撇开，提出了他们早已准备好的另一种意见：“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条件了。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二，中共军队最多编3000到5000人，师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军队问题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各点就好考虑了。能否停战，蒋委员长意思是要看你们对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 面对陈立夫的傲慢态度和苛刻条件，潘汉年当即予以拒绝。他生气地说：“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是合作抗日的谈判条件。当初邓文仪在莫斯科活动，曾养甫派人送到苏区的条件都不是收编，而是讨论合作。你这些条件当然是奉了蒋先生之命才提出的，蒋先生目前有此想法，大概误以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了，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认为磋商合作条件尚非其时？” 潘汉年的话一下子揭开了问题的实质。陈立夫一时尴尬起来，急忙转变话题，口气也缓和下来。他告诉潘汉年，刚才所谈条件是蒋介石的意思。他个人也无可奈何，希望周恩来能亲自出面谈判，此事或可还有转机。他说：“军事问题双方谈了要负责的。你我都无法决定此事，是不是请周恩来先生来宁和蒋先生一谈？据我所知，蒋先生是愿和周先生面谈的。” 潘汉年余怒未消，说：“在你们这种苛刻条件下，周恩来是不会出来和你们谈的。” 陈立夫狡黠地一笑：“请潘先生暂不要报告我刚才所说的条件，我想周恩来应该会来的。” “如不把贵党条件报告，暂时停战的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潘汉年十分肯定地回答。 谈判陷入了僵局。 11月11日，中共中央收到了潘汉年的电报，一方面认为国民党的条件无法接受，一方面打算让步。第二天，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南京对红军究竟能容纳至何限度，望询明电告，被方条件如使恩来出去无法接受，恩来出去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红军，不能不使红军将领生疑……据张子华称，曾养甫曾有这样一案：一、党可公开活动；二、政府继续存在；三、我方可参加国会；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为一致对外，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谈原则协定。” 由此可见，共产党为了生存下去，已经作了全面让步，已经把对手提出的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了。即便如此，能不能谈成呢？11月1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然而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中央既决定周恩来暂不出面谈判，便让他去河连湾迎接二、四方面军去了，这件事也许比谈判更为重要。因为几天之后，他亲自部署红军主力，在环县以北的山城堡挫败了胡宗南部的进攻。按照常规，这将有利于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 正是： 手握权柄腰杆壮， 身处矮檐难逞强。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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