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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陈立夫去了洛阳，他是被蒋介石召去的。农历九月十五日，是蒋介石的50岁生日。他的两位前夫人毛福梅、姚怡诚不忘旧情，在奉化老家请和尚做水陆道场，为寿星消灾弭祸。社会上发起“献祝祝寿”活动，搞得热闹非常。蒋介石本人则到洛阳避寿去了。他尽情享用着事业达至顶峰时的风光，并召去几十位要员随驾，陈立夫也在其中。他此举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与诸大员商议彻底解决共党和红军问题。到场的张学良不以为然，单独见蒋，请蒋领导抗日救亡，想不到蒋介石大发雷霆：“最近的敌人是谁？共产党！谁为害最急？共产党！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如此远近不分，急缓不文辨，是非不明，还谈什么革命？”张学良刚一解释，蒋又斥之：“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 11月19日，潘汉年终于等到了陈立夫，他向陈转述了中共中央想以曾养甫案为基础进行谈判的意愿。 陈立夫故作谅诧道：“是么？有过这么四条么？我怎么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潘汉年答：“曾养甫案由张子华转告中共中央。” 陈立夫连连摇头：“纯属子虚，纯属于虚！曾养甫作为我的代表和你们密谈，他有这样一案，我不会不知道。” 潘汉年一时语塞。他能说什么呢？总不能要求让曾养甫前来对质吧。再说即使找曾养甫也不能马上找到，因为前不久蒋介石乎息“两广事变”届，为加强控制，已派曾养甫去当广州市长了。此刻，潘汉年只是睁大眼睛看着陈立夫，似乎要从陈的脸上寻找出说谎的证据。 “要谈，只能在10天前谈的原则下进行。”陈立夫见潘汉年默不作语，补充道，“蒋先生这次又强调了，你们可派代表参加国会，名单由我们来提。” “你不觉得你们的条件太过分吗？”潘汉年冷冷地说。 陈立夫说：“过分吗？目前日德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战线，中苏关系可能会恶化，那时，红军岂不更糟糕？” 潘汉年边站起身边说！”蒋先生既然要加入反苏战线，就不会抗日，那我们今天的谈判也就不需要了。” 潘、陈谈判再次不欢而散。 11月21日，红军在山城堡一举歼灭胡宗南军一个多旅，显示了红军的力量。陈立夫又派人到上海找潘汉年，表示谈判不能中止。 12月1日，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18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田，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于此同时，中共中央两次致电潘汉年，明确表示：“国共十年对立，今求联合，完全是也只能为了对日抗战，挽救中国于危亡地位，在当前尤为保卫华北与西北，抗拒日寇进攻而有停止内战共同救国之迫切需要。彼方之同意谈判，其出发点当亦不能外此。然如陪电所言，殊不见有任何之诚意，无诚意则失去谈判基础，只好停止以待他日。” 12月上旬，陈立夫又约潘汉年晤谈了两次。在蒋介石同意下，国民党方面略有松动。陈立夫告诉潘汉年，可将保留红军数目由3000改为3万，其他条件不变。潘汉年一听。感到这种让步并没有改变根本文场，当即表示拒绝。 中共中央被逼无奈，只好另觅出路。在给潘汉年的指令中说：“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的前提，谈判显无速成之望……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围共秘密谈判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虽然国民党方面另派张冲专程到上海转告潘汉年，希望国共谈判不要结束，潘汉年也向张冲表示，如果国民党放弃消灭共产党的企图，则谈判还可重新开始。但秘密谈判事实上中断了。双方礼节性的希望只是给两党再奏谈判新曲留下了一缕娓娓余音。 正当国共两党秘密谈判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这一重要事件的发生，使得国共关系出现了转饥。也扭转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自从“两广事变”结束，蒋介石就打好了第六次“围剿”红军的腹稿。在他看来，自己雄兵百万，对付缩到陕甘贫痔之她的区区几万红军，把他仍彻底消灭，不过是探囊取物，易如反掌，红军再要逃跑，可决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他的“两广事变”时南调的部队已纷纷北上，平汉、陇海路一带集结了30个师数十万人，西安、兰州机场已下令扩大，100多架飞机也已筹调听用。这是对红军的最后一战，也是中国内战助最后一战，眼见得“安内大业”将要大功告成，他喜不自禁。精神倍增。为了万无一失，他决定飞赴西安，亲临“剿共”前线视察。 闻讯的张学良正面临着巨大的内心孤独，这孤独又与迷惘搅在一起。自1928年易帜以来，已近8年；自“九一八”日本进占东北以来，已经6年；自奉命撤出山海关，代蒋受过背上“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以来，也已3年有半。自己顾全大局，惟命是从，忍辱含垢，为什么？不就是为国家统一、和平、强盛吗？可这么多年来，自己都干了些什么？内战，“剿共”！父仇国恨，自己有一丝一毫报了吗？东北几千万父老在日寇铁蹄下呻吟，自己手握几十万大军却退到了西北，自己的军人人格何在？ 他长时间地思考着，寻找着答案。 蒋介石在西安建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张学良是副总司令。他委婉地呈报蒋介石：“为洗不抵抗之名，请领袖让我去抗日，剿共的事换别人来。”蒋不理，还把他训了一通。日本魔爪伸向华北，蒋介石一再妥协，张学良愤慨地说：“东北的罪过就算我个人承担了吧，可现在是怎么说？一人误岂可全国也误？一时误岂可永久再误？现在就该全国奋起了！”乃亲书东北军的共同语言“披甲还乡，复土雪耻”悬于卧室，又呈报蒋介石，要求率军开赴抗日前线。蒋不允，令其向红军进攻。杨虎城告诉他：“红军不好打。”他为对蒋负责，还是进军，结果损失惨重，近3个师的兵力被歼灭，两个师长阵亡，7名团长死伤或被俘，这在东北军的军史上还没有过，张学良受到极大震动。他向蒋介石要求补充，因蒋说过，“剿共“部队的损失优先补充。可蒋不但不补充。还把两个师的番号取消了。张学良要求给阵亡的两位师长的家属各发10万元抚恤金，蒋也不允。他忿然称：“我张学良混得不值10万块钱了！” 爱国学生掀起“一二·九”运动全国抗日情绪达到沸点，张学良心潮起伏，寝食不安。他对部下说：“我若是一个学生，也会上大街去游行，也会告诉政府，国土若是对内一寸一寸地收复，对外一省一省地退让，政府必然要与国家同归于尽。”转而问部下：“那些学生如果每人手里有一支枪，谁能挡住不让他们去打日本？”他还把“一二·九”运动的骨干请了几个来座谈。 共产党发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引起张学良极大共鸣。他对军长王以哲说：“共产党认为日本正在灭亡中国，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了，讲的极有道理。我非常同意。” 王以哲说：“西北苦寒，我们现在打红军，是用拼命换饭吃。全体官兵都不愿“剿共”了，希望副总司令带领我们去打日本。。 后来，便有了红军放回高福源联络张学良谋求停战抗日，有了李克农与张学良的晤谈，有了刘鼎常住张府，更有了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天主教堂的彻夜长谈…… “九一八”五周年，金国沸腾，西安也爆发大游行，游行队伍高托“向国民党情愿书”、“上副司令请愿书”，口号声响砌云霄。许多人劝张学良不要出面，张说：“政府不敢与民众对话；还算什么政府？”坚持戎装出见。面对鼎沸的人群，他悲怆地宣布：“请大家相信我张学良，我身为副司令，一定要率军为国效死，为民报仇。‘九一八’以来，有人送了我一个不抵抗将军的名称。我张学良一腔热血，有人的人格，有军人的人格，我将用自己的行动向国人证实这一点！” 再说这时的杨虎城，也是思绪如潮，心神不宁。他原是冯玉祥的部将，多年在西北军干事。直到1929年蒋、冯矛盾激化，他才审时度势，择主而事，跟了蒋介石。第二年，蒋、冯、阎大战中原，杨虎城为蒋十分卖命，依战功耀升至十七路军总指挥。然而在蒋介石眼里，他从来都不是可以信赖的人。他当陕西省主席，东有潼关顾祝同挟制。他当西安绥署主任，西边又多了个省主席马鸿逵。东西均无法发展，只能局促于陕西一隅。不久，那力子又取代他做了陕西省主席。归其究底，自己不是嫡系，纵有多大功劳，也是一员降将，鸟尽弓藏，降将能有什么好运？这且不说，“那张学良率东北军颠沛流离，被蒋介石驱之人陕，既为“剿共”，暗地里也含有与十七路军争夺三秦地盘的用意。这里的形势也使然，不能不争，那么多无家可归的军队拥到这并不富足的地方，而张、杨在诸多将领中又决非甘居人下的等闲之辈。这一着棋正是蒋介石权术生涯中的得意之作：张、杨依蒋之言戮力“剿共”，对红军是致命的打击；二人若为争食争地而结怨，“内讧”、“火并”，谁也免不了损伤元气，最后只好由南京政府来收拾残局——是谓“一石三鸟”。杨虎城相当冷静地看出了这一招，想出了对付的办法。张学良兵重位高，杨虎城为其下级，然而东北军有失土之恨，患难的朋友好交。张学良到西安后，杨虎城友好相待，十分尊重。几番交往，两位过去从未打过交道的将军便携起手来，并设计了一套“暗通明不通，上合下不合”的策略，以对付南京。杨虎诚过去就与共产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时同张学良一样，与共产党建立了秘密同盟。于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共产党扭成一股劲对付蒋介石，形成了有名的“三位一体”，完全打破了蒋介石的“一石三鸟”计划。 西安城里有国民党省党部，有宪兵团，有军警联合稽查处，明里暗里特务多如中毛，对张、杨的举动就没有看出一点蛛丝马迹吗？不。其实早在9月，蒋介石就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报警情报。9月20日，心腹爱将陈诚已向他密报了张学良的苦闷心情。张学良通过冯庸向陈诚作了如下陈述：“余近曾亲赴前方视察，遍询官兵，深感不抗日无以维军心，且将酿成巨变。故余殊觉痛心，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此种苦衷，不求人谅，成败利钝，所不计也。如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外传种种，不能动摇我心。况余自赞助统一后，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深仇不能报。奇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田深，今之出此，不得已也。”陈诚深感事关重大，在给蒋介石的密电中写道：“职意汉卿此举，比两广之抗日，尤为严重。钧座如认为抗日时机已至，则明白领导之；如认为尚非其时，则须力阻之、决不可听之而处于被动，使整个国家陷于万劫不复也。” 蒋介石狠重视张学良这一动向。他在接陈诚密电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东北军之隐恩，所谓‘联共抗日，自由行动’之企图，乃因桂事和平解决而消乎？……盖共匪利用其‘抗日统一战线’之策略，一方面拉拢、煽惑所谓‘中立分子’，一方面对军队进行策反工作。而东北军于九一八事变后，因故乡沦陷，被迫退于国内，一般官兵怀乡与抗日之情绪，尤为强烈。共匪乃把握此种心理上之弱点，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抗日’等口号。加以煽动分化，遂使东北军对于剿匪任务丧失战志。”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头脑非常清醒，他对于西北问题的认识可谓入木三分。然而，清醒的认识并没有导致清醒的行动。相反，他陷入了一个又一个误区。 10月22日。蒋介石从南京乘专机来到西安，下榻于东郊的临潼华清池。华清池是个风光绮丽之所在，它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恋爱故事而温馨于世。 蒋介石初到西安，装出一副颇为悠闲的样子，让张学良、杨虎城陪着，游览了秦陵、黄陵、华山、终南山。在游山逛景的消闲气氛中，蒋介石询问张学良：“汉卿，你近来看些什么书？” “近来看了两本书，一本叫《辩证唯物论》，一本叫《政治经济学》。”张学良坦率地回答。 蒋介石心想，这还得了，怪不得他们在西北搞什么联合抗日，不愿跟我去“剿共”，原来正在接受赤化。他一本正经地数落张学良：“这些书都是苏俄人写的，不适合中国国情。你看了会中毒的，以后不许再看这些书了！你要读好《大学》、《曾文正公全集》，读通了，一辈子受用不尽。” 张学良听后。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东游西转几天之后，蒋介石终于露出了此行的真正目的，向张、杨宣布他的“剿共”计划，要求张、杨立即做好一切准备，向陕北红军进攻。谁知张、杨不同意继续“剿共”，反面劝蒋介石领导抗日。张学良甚至把毛泽东、周恩来给自己的信转给蒋看，请他顾及民族前途，接受中共的建议，互派代表商谈合作抗日问题。 蒋介石怒气冲冲地说；“怪不得有人告诉我东北军、西北军已和红军秘密联合、酝酿抗日，原来果有此事，你们是不打自招啊！告诉你们，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谈抗日的事情！你们难道不懂，如果剿匪不彻底，留下后患，将来夺天下的必然是共匪吗？” “全军抗日心切，如继续剿共，恐军心不稳。”张学良解释道。 “风吹草动，兵随将走。士气问题，由我负责！”蒋介石余怒未消，乃召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以上军官训话。以往任何场合只要有蒋，便肃静无声，此次却乱哄哄的，咳嗽、跺脚、交头接耳、还有拉枪栓的声音。张、杨见状，恐生意外。适时护蒋离场。 一番部署之后，10月19日，蒋介石以避50大寿为名，由西安飞往洛阳。次日，张学良约阎锡山一同借“祝寿”之机到洛阳进谏抗日事。刚一开口，蒋就厉声打断：“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张学良还要解释，蒋早气得七窍生烟，戟指怒目：“抗日，抗日，等我死了以后，你再去抗日好了！” 阎锡山与张学良分别时泪流满面，说：“汉卿，看蒋先生的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蒋介石永远不会纳谏抗日。我要保我的家乡，你要恢复你的家乡，都靠我们自己干了。” 张学良愤然说：“我已决心不再和蒋先生谈了。可现在日军大举进犯绥东，傅作义已起来抵抗了，全国声援，连乞丐、妓女都纷纷捐款，我们这些重兵在手的人当有何说！” 绥远抗战激励着张学良。11月2了日，心情焦灼的张学良给蒋上《请缨抗敌书》，其中写道：“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欲拼此一腔热血，洒肉疆场，为国家尽一份天职……今绥东事既起，正良执受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久磨砺，惟望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但是，张学良枕戈待旦，翘首盼来的不是“大命朝临”，动是从洛阳发来的予以拒绝的6字电令：“时机尚未成熟。” 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表示着自己的怨怒：“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即其不知做事应有段落。俟告一段落，始可换另一段落，彼于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耶！” 12月2日，张学良未带随从，孤身一人，亲驾军用飞机，再赴洛阳进谏。他耐着性子向蒋介石陈述：“东北军中抗日情绪已高涨到无法抑制，剿共军事因太不得人心实难继续，无论如何应派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 话未说完，蒋介石就教训起来：“汉卿，你不在陕北剿匪前线，怎么跑到这里来？你的使命是集中全力消灭共匪。” 张学良又请求蒋介石“俯纳民情”。他心直口快地说：“上海七君子究竟犯了什么罪，中央一直讲不清楚，民众对此反响极大。事实上，他们只是要求抗日救国，如果这样有罪，那真如沈钩儒所说的是爱国未遂罪了。委员长，赶快放了他们吧，免得失去人心，铸成大错。” 提起释放“七君子”，蒋介石更不耐烦了，盛气凌人地说：“你懂什么？你就专心剿共好了，政治上的事你不要管！” 张学良也开始激动起来：“委员长这样听不得意见，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什么区别！” 蒋介石一听这话，直气得身体连同嘴唇一起抖动起来，指着张学良的鼻子大骂：“放肆！除了你张学良，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对我讲话。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 张学良强压怒火：“委员长骂我什么都行，不能不让我抗日！东北军的士气，打日本，一人一个英雄；打内战，谁也不干，除非委员长亲自指挥。” 蒋介石一挥手：“好吧，我亲自去西安！” 张学良极为痛心，满怀悲愤地退出蒋介石的房间。 蒋介石在盛怒之了，作出了亲临西安督战的决定。他当晚在日记中写遭：“东北军之赠。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 12月4日，蒋介石移驾西安，部署最后的“剿共”步骤。中央军的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和南京政府大员蒋作宾、邵元冲等先后接踵而至。接着，几十万大军纷纷进逼潼关；西安上空，战云弥漫，机声隆隆；西安街头，军车狂奔，宪警趾高气扬。蒋介石一住进华清池附近的临时行辕里。即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式的两个方案：(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地盘，由中央军“剿共”。很显然，这两个方案都将断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张、杨当然无法接受。 两支部队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张、杨紧急磋商，仍决定通过乞请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办法，感动他、说服他。 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到华清池进谏。他痛切地说：“委员长你想想，自从1928年易帜以来。我张某人追随你，说过半个不字没有？你打桂系，我支持了你，你打冯、阎，我又支持了你。九一八你不让抵抗，我代你受过，所负罪名八辈子也洗不清呀，可我不管遭受多少唾骂，对委员长说过半个不宇没有？我为了谁？还不是为国家吗？你委员长英明卓识，是有能力领导全国抗战的第一人，你为什么就不站出来？如今共产党也提出抗日，为什么不能和他们联合，而非要斩尽杀绝呢？” 张学良声泪俱下，但蒋介石不为历动。他说：“联共联共，你知道将来夺我们天下的是谁吗？他毛泽东的3万人抗起日来能纸什么用？几个冲锋就打完了。若现在不灭他，将来养成大患就完了！项羽鸿门宴上放了刘邦，关羽华容道上放了曹操，都是前军之鉴，你不要受共匪蛊惑！” 张学良再三“苦谏”，继之以“哭谏”，同蒋介石争辩达3小时之久。最后，蒋介石把桌子拍得咚咚响，大吼：“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变！” “哭谏”失败后。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都不允许再拖下去了。12月8日，张、杨在九府街芷园秘密磋商，权衡利害得失，最后确定了“实行兵谏，逼蒋抗日”的决策。 于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临近了。 正是：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因未到伤心处。 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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