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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蒋介石的心存一念、不过是个飘飘忽忽的肥皂泡。 他想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的企图一再受挫，转而把目光移向世界大国，以期获得支持。 早在7月14日，中国驻苏大使走访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探询苏联调停中日关系的可能。苏外长答曰：“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纯系无懈可击的外交辞令。 7月21日，英国大使许阉森来到蒋介石的官邸。南京虽然懊热难耐，许阁森依然西服笔挺，坐直身子，仔细听着蒋介石的话。蒋说：“现在局势，只有英美两国努力从中设法，或可变为和缓，而东亚和平亦可维持。此意请即转达贵国政府。” 接到许阉森加急电报的英国首相艾登，立即约见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向日本提出忠告：“英国政府重视中日之间的和平解决。日本为了远东全局之利益，应该自我节制。东京似乎认为中国的抵抗不过嚷嚷而已，这种看法实则大错特错。我深知中国极愿和平，但蒋介石委员长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是不能再忍的。” 话虽然这么说，不过英国政府正迫于筹谋对策以应付在欧洲窥测侵略机会的德国，故而对华态度是只要其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被侵犯，则力避和日本产生摩擦。 22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刻刻严防，步步留神，不得后退。”但是第二天，当他得知秦德纯和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达成日本人提出的指鹿为马的七项协定后，又这样电示宋哲元：“来电所报告之条件加己签字，中央愿予批复表示共同负责。中央对此次事件，自始即愿与兄同负责任。” 24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再次约见英国大使，谈道：“中央对于宋哲元与日本人间的协议可以同意，实已达到最后限度。日方如再提出其他条件，我方必予拒绝，彼时战争必不能免。现在唯有请英美两国从速努力防患于未然，以免战祸。” 但是，英国却没有再作进一步的努力。 美国方面，在事变之初，也是抱着不卷入亚洲事务的消极态度。 7月25日，蒋介石约见美国大使詹森，力言：美国是表明尊重中国主权的《九国公约》之发起国，在国际法上、在道义上都有协助制止日本行为的义务。美国政府接受这些话之后，才如梦初醒，想到还有一个国际条约，后来才由国务卿赫尔发表一个声明，提出希望中日两国不要诉诸战争。即使在此时，美国人强调的还是它所关心的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产，至于具体的制止行动，则还没有顾及。 26日，蒋介石又与德国大使陶德曼、法国大使那齐雅晤谈。陶德曼一屁股坐在日本的榻榻米上。表情漠然。那齐雅如天马行空，向蒋讲了一个古老的故事：“在百年战争年代(十四五世纪)，英国企图征服法国、扩张势力于欧洲大陆，但最后终于失败。缩回英伦三岛。今天希冀征服中国的日本，也将必然会失败而退回到海岛上去。 “大使先生可有具体想法？”蒋介石睁大眼睛望着这位“满腹经纶”的大使先生，欲求一解救中国之妙方。 不料那齐雅的回答依然漫无边际：“日本军部意见不能统一，其前途并不光明。” 蒋介石感到不快了，对和平也渐渐失望了。 十分明显，各国都因其本国利益的约束，虽则倡言反对日本侵略，但是一到具体化，便都踟躇不前。这样的态度，反而更加助长了日本军方的气焰。 7月25日，平津一带日本兵力已增到10万。当日午夜，日军不宣而战，突然对骏廊坊的三十八师发起攻击。次日，日军驻天津、山海关之间的部队向前开进，因军轰炸中国在廊坊的兵营，中国军队退向通州，廊坊落入日军之手。 利用这一事件。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告”：限中国军队28日中午前从卢沟桥、八宝山、西苑一带后撤，整个二十九军全部撒出北平，如不实行，日军将采取单独行动。 宋哲元气炸了肺。为了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他已尽力忍让，做出了许多，然而日军仍然步步紧逼，实在欺人太甚。他当即命令秦德纯退回通牒，并提出口头抗议。 来送通牒的松井恼羞成怒，威胁道：“条件接受当做，不接受也当做！” 秦德纯不首示弱，一拍桌子：“我们可在枪炮上见面！” 傍晚，日军即向广安门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猛烈还击。 27日，日军已不再等待它自己所定的期限，香月清司中午发布了向中国军队总攻的命令。 蒋介石时时注意战场动静，这一天密电宋哲元：“此时应先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为基础，切匆使之疏失。保定防务应有确实部队负责固守。至平、津增援部队，可直令仿鲁(孙连仲)随时加入也。” 卢沟桥边点燃的战火，终于在华北中枢的北平四周全面扩散开来。 当二十九军尚未准备好应战姿态，日军就于27日清晨，在18架飞机配合下，以骑兵突袭团河中国驻军，午前突然进攻通州中国守军，二十九军牺牲千余官兵。午后，日军又袭击高丽营、昌平、汤山、抄河等地。 28日拂晓，香月清司亲率10万大军，在大批飞机、坦克和各种机械化部队配合下，自北苑、西苑、南苑一齐对北乎城发起攻击，猛烈异常，战火弥天。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合力指挥，奋力抵抗。两军短兵相接，从日出打到日落，死伤无数。佟麟阁、赵登禹亲率部队冲杀，身先士卒，遍体是血，也不知中了多少枪弹，最后双双在南苑壮烈殉国。部队人人奋勇，无一后退，一片冲杀之声，终因寡不敌众，后援无继，在重创日军以后遭受惨重损失，死伤5000余人，正在兵营的近千名北平学生也大部牺牲。 7月29日。北平陷落。30日，天津又落入日寇之手。 蒋介石在29日的日记中写道：“历代古都，竟沦犬逐矣，悲痛何如！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失陷后之处置，此不足惊异也。” 他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明平津之役不过是战争的开端，而不是结局，号召全国以一致决心，共赴国难。 形势突变，迫使蒋介石急速调整军事、政治、外交等项部署，国共合作问题被急迫地提到了议事日程。 7月31日，蒋介石下达了红军三个师的番号，并同意照中共所提人数及编制进行改编。 8月1日，蒋介石让张冲向中共中央发来密电，密邀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迅即到南京共商国是。中共中央立即开会商讨对策经慎重研究后，认为毛泽东还不宜出去，如开国防会议，就派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去，细系谈话，则派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叶剑英去。周恩来第二天将此意电告张冲。 4日，张冲回电称：开国防会议。5日，周恩来、未德到西安。10日，偕同在那里的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会议期间，冯玉样、白崇禧、刘湘、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将领也纷纷同周、朱、叶会晤。共产党在南京实际上取得了公开合法活动的地位。从12日开始，周、朱、叶与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张冲、康泽举行正式谈判，谈判主要集中在发表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和边区政府三个问题上。 关于红军参战后的行动方针问题，来南京之前的8月4日，周恩来、朱德和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粥时等在云阳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动抗战的意见》，认为：抗日战争是要南京发动全国抗战，我们争取参加和领导。为实现这一方针，我们应参战不迟疑，但要独立自主担任作战任务，发挥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关于红军出兵问题，以主力出动为妥，但为适应持久战的需要，出去后要节约兵力，谨慎使用，不打硬仗，多进行侧面的运动战和游击战。第二天，洛甫、毛泽东复电：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要按情况使用兵力，在此原则下，同意开拔主力。 在11日的国防会议上，朱德、周恩来发言，强调指出：必须动员全国军民抗日，方能取得最后胜利。听说有人要在外交途径上寻得妥协。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是不可能的事。 当前战争中，必须注意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战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在交通大道，则坚壁清野。在敌人的侧面山地则不退，并组织民众，以军事人才加以指导，奋起抗战。 12日，国民党最高国防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推举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组织大本营，行使最高统帅极，统一指挥全军和各个政党。蒋介石的方针“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所以对日战争是没有宣战的“应战”的战争。他针对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确定以持久战为主旨，在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后又续增五个战区)。其作战方针是，在华北集中一部分军队作持久战，确保天然堡垒的山西；国军主力集中于华东，力保淞沪要地，巩固南京；另以少量兵力守备华南各港口。 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实现似乎已是指日可待了。但两党谈判的进展却仍不那样顺利。8月12日，蒋介石派康泽见周恩来，授意他对周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修改意见：不同意提“民主”，要求一律改为“民用”；要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解释；不同意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面共赴国难等。甚至提出把宣言中的三项政治主张全部删去，只留下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四项保证，企图将直言变成中共向国民党的投降书。同时，为了贬低中共的地位，康泽还提出，宣言中凡提到国民党的地方，均应改为“国民政府”或“中央”。 对此，周恩来表示：“有的可以研究，有的不能同意。”同时表明可以继续商谈，不急于发表。 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周恩来再次中明：必须设立总司令部；中共推荐各级指挥人员，均可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红军保持独立，国民党不得派遣军政人员。 第二天，8月13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发动了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战火燃烧到了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已经清楚地看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再难避免，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作战，在华北牵制日军，与在淞沪抗战的国民党军作战略上的配合。于是，国共谈判长期拖延不决的状况随之急转直下地得到改变。18日，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三个师以上设立总指挥部，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并同意一律照发部队的给养(在22日正式发表)。僵持已久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等问题终于获得解决。 关于八路军开赴前线后的作战方针，周、朱、叶根据洛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与蒋介石等人进行了反复的谈判。蒋介石、何应钦原来还想让八路军打正规战，经过周恩来等的据理力争，最后不得不同意八路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钳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 18日，周恩来等电告中共中央，说南京方面既已同意发表朱、彭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作战方针也已确定，部队仍以速开为有利，并提议“至少再以一个旅为先遣部队，先行东进”。中共中央当即同意这个建议，派红一军团为先遣部队，日内出动。自8月下旬起，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陆续由韩城等处东渡黄河，经同蒲铁路开赴抗日前线。 在南京谈判中，周恩来等还和何应钦商定了红军在南方各路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为下一步集中改编为新四军打下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取得合法地位后，需要在各地设立公开的办事机构。西安谈判时，顾视同已允许在西安设立办事处。“七七”事变后，阎锡山也允许在太原设立力、事处。南京谈判中，国民党又同意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办事处。以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又先后在武汉、长沙、兰州等地陆续增设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通讯处等机构。 共产党早就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自己的报刊。周恩来在庐山和南京谈判过程中，同国民党几经磋商，终于达成了中共可以在南京出版机关报《新华日报》和机关刊物《群众》固刊的协议。周恩来、朱德还在南京探望了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请他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于右任欣然同意。 周恩来根据与蒋介石达成的协议还要求南京方面释放在狱中的共产党员。8月18日，他和叶剑英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看望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当天，将夏之栩、熊天荆、王根英三人营救出来。随后，陶铸、钱瑛等也分批获释。这段时间内，周恩来还到上海会见了刚从国外归来的叶挺，请他出面来做改编南方游击队的工作。 这次南京谈判历时十余天，成效显著，但也还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由于抗战形势迅速发展，朱德先回陕北，周恩来也于8月21日离开南京。未了事宜由时剑英和随后到来的博古继续进行谈判和交涉。 经过前后半年多艰难曲折的谈判，在客观形势发展的推动下，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实现，开始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 再说蒋介石指望英、美、德、法诸国制止日本的侵华行动未获成功后，转而求助于苏联。卢沟桥事变后，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对日本表示了激烈的责难，苏联政府也表示愿意援助中国人民抗日。但是，蒋介石既想得到苏联的援助，又忧俱苏联借机引来“赤化”。更使中共如虎添翼，因此在同苏联的交往中犹犹豫豫，进进退退。他隐藏心底的一句话是：“倭祸亟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 在此期间，国民政府要人孙科、陈立夫、王宠惠、张冲等先后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会面商讨两国缔约问题。孙科在会谈中，婉转地批评了蒋介石的对苏政策，说蒋以往在同苏联的关系上过于谨慎，但他本人和冯玉祥是想中苏关系积极化的。 “如果苏中关系发展太慢，这不是苏联方面的过错。”鲍格莫洛夫这样说。 王宠惠则直言不讳：“我们总是过于寄希望于英美等国。但是，美国是不干涉并完全拒绝某种集体行动；英国曾准备对日本采取集体行动，终因美国不同意而只好告吹；法国是友好地对待中国，但它不能没有美国而决定任何行动……现在我们要采取一切措施来改善中苏关系。” 眼见得时机渐渐成熟，蒋介石便亲自与鲍格莫洛夫就缔约问题举行会谈。蒋介石显得轻松而自信地说：“在不损害中国主权的条件之下，我在原则上同意与贵国立即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不过我想，是否有可能在互不侵犯条约之前签订军火供应协定？当然我是说，履行供应可以在条约签订之后。” 鲍答道：“如没有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军火供应协定就没有任何意义，至少两个文件要同时签订。” 蒋介石摇头：“这将使我处于非常难堪的处境。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条约将明显地作为军火供应协定的报偿。” 鲍大使持持上唇的一字胡。仍然坚持互不侵犯条约在先，军火供应协定在后。蒋介石无奈。只好允诺。于是，双方互相递交了条约草案。同时，鲍格莫洛夫向莫斯科报告了有关向中国提供军火的问题。苏联政府回电，特别强调一点：在签订条约的有效期内，南京政府不能同任何一个国家签订反共条约，因为这种协定实质上带有反苏性质。王宠惠表示同意。 8月21日，双方商定正式签订条约。上午，中国外交次长徐漠来到鲍格莫洛夫处。寒瞳之后，徐漠称中国政府坚持同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军火协定。 鲍格莫洛夫一听就火了，一拍桌子：“蒋介石的这一立场会在莫斯科产生极不利的印象，并拖延整个问题。”他越说越气，冲着徐谟大声警告：“中国政府是在玩火！我根本不明白中国政府要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是同日本战斗的飞机或仅是书面的承诺？不清楚为何目的！” 他如此气恼，也是事出有因。原来他已获悉，昨天日本大使川樾茂返任来华，当即会晤了蒋介石。随后又同前外长张群进行谈判。苏方以蒋介石同时与日、苏谈判深感不满。 在徐漠告辞时，鲍还在嚷嚷：“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的条约可能作为交易品被利用，以便表明如果日本不让步，中国将如何如何，是不是？” 蒋介石闻讯，也气呼呼的，中明他绝不向鲍氏妥协。宋美龄、孙科分坐在他两边，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劝他。蒋介石还是说：“不行！日本、苏俄都想以中国为战场，以中国为牺牲品，不先得到军火的保证，岂能先签互不侵犯条约？” 宋美龄和孙科还是坚持劝说：“在自由主义的列强国家断绝援助之际，而又要扩大抗日力量，还是应该迅速与苏缔约。” 慢慢地，蒋介石板着的面孔松开了：“好吧。但要告诉签约的代表，外蒙问题与不宣传共产主义问题，应特别注重。” 当晚8时半，蒋介石邀鲍格莫洛夫谈话。他把上午徐漠的说法解释为一种“误会”，并告知已令王宠惠立即签约。晚10时。 鲍格莫洛夫和王宠惠代表两国政府在条约文本上签了字。中国外交部对此发表谈话时，留了一个活口：“中国今日虽受外来极度之侵凌，不能不以武力抵抗武力。然酷爱和平为我国人之特性。今日以武力侵凌我者，苟能幡然觉悟，变更其国策，则我国人亦深愿与之签订不侵犯条约，共维东亚之安全，而谋人类之幸福……” 当时、日本对于中苏接近极度警觉，竭力张开情报网，以图摸清苏联对中国援助的实情。据所获情报，截止9月4日，由苏联经库伦运送中国战斗机了2架，轰炸机54架，侦察机20架，以及多数战车、大炮、弹药。此外，日本惟恐因中苏接近而强化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影响力，对此十分警戒。这一点，与蒋介石惧怕中共的力量在抗日中得到加强倒是一致的。 话说红军改编之初，毛泽东就对蒋介石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防止中了借刀杀人之计。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部部长黄绍域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出一个八路军出动方案，要求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蔚县一带集中；另一师沿陇海路转乎汉路，在徐水下车，到冀东五团、遭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毛泽东一眼看出这里面有文章。8月18日，他和张闻天电复周恩来和叶剑英：“‘黄白案’将红军分割出动，其中包含着极大阴谋，坚决不能同意。” 同一天致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毛泽东的扭忧加重了：“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它的企图是：(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二)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三)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此事关系重大，须在洛川会议中慎重讨论。”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七七”事变质中共中央举行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要研究解决新的形势下共产党面临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红军的作战方针问题，一个是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 会议主要由毛泽东作报告和发言。他指出：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政策和两个前途，即共产党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政策和国民党的单纯政府抗战政策，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 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他提出了五条，即：创造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与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 他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他解释道：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泽东还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留守兵团)，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大本营。 关于国共关系，毛泽东指出：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离彻底转变还远。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日本逼起来的，应战主义是危险的，赃战主义实际是节节退却。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同时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况，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 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国共合作刚刚起步，红军尚未开赴前线的时候，毛泽东就敏锐地提出并回答这样一些事关中共前途和历史走向的重大问题，不能不使后人佩服他的远见卓识。 正是： 害人之心不能有， 防人之心岂可无？ 未知毛泽东的主张能否通过，请听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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