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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毛泽东的意见完全一致的是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他会前已和毛泽东形成了共识。 红军前敌总政委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红军应当采用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 前敌总指挥彭德怀说：“我基本上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一般说，运动战的可能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 周恩来也是主张运动游击战的。他说：“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团力量消灭敌人。”六年后，他在检查自己抗战初期的工作缺点时说：“(我)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政权观念’，尚有一种由下而上，由地方向中央，由敌后到全国的政治改革观念：“ 毛泽东之外，连周恩来这时尚“缺乏政权观念”，何况他人！也许这才是洛川会议对八路军作战原则发生争论且末取得一致意见的症结。让毛泽东感到苦恼的是，当整个民族都处于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人们热血沸腾，急于效命疆场之际，他只能一般地提醒人们不要死打硬拼，而无法将保存和扩大实力以获得未来政权这个实质一语道破。不过他后来还是认真斟酌了别的领导人的意见。在次年《论持久战》—书中明确提出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的作战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样的表述、显然更全面了。 出席洛川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 “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 洛川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8月22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正式委任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副指挥(9月11日改称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 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依据与国民党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粥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第一二０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泅淇；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仟宋任穷，准备开赴山西前线，加入第二战区(晋绥)序列。 于是，山西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成为红军出师后的第一个和主要的合作者。 为什么要先开入山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有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山西当时处在华北抗战的前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攻占平津后，在华北未遭到严重的打击，长驱直入，凶焰正炽，山西即将成为华北的西战场。 第二，山西是八路军开赴前线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临下地俯瞰河北平原的地方，可以有力地牵制华北日军的行进。凭借山西宽阔、险峻而复杂的地形，不仅有利于阻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前进，而且有利于八路军开展山地游击战。 第三，阎锡山已经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在华北步步扩张之际，严重威胁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他从反共转而同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日，邀请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到山西，帮他组织山西救国同盟会和另建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阎锡山想利用共产党的经验来保持他经营多年的“独立王国”。这样，山西的民众抗日运动在“七七”事变前已开展起来。平津失陷后，中共华北党组织动员了大批党员和爱国学生到山西参加抗战，山西的救亡运动更形高涨，一时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心。 为了落实八路军进入山西作战的事宜，9月初，毛泽东派周恩来、彭德怀和徐向前一起到太原同阎锡山当面商谈。 在日军即将闯人山西之际，阎锡山把他的旧军(晋绥军)部署于大同一带，准备与日军一战。红军出师，也准备首先开赴太同前线。但当局、彭、徐赶赴晋北时。阳高、天镇相继失陷，山西形势急转直下。阎锡山眼看日军长驱入晋，他战无信心，不战又无以回答山西民众。他知道，挽救晋局，必须借重八路军之力，遂急请同、彭、徐与他共商防守之计。 周恩来等一路过来，见到的都是兵荒马乱的景象。日本侵略军节节推进，山西境内人心惶惶。那年秋天，暴雨成灾，数万灾兵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大量从冀绥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和伤病员四处流浪，无人收容，更增添了混乱气氛。阎锡山派来迎接的军政官员都是忧心忡忡。 9月7日，周、彭、徐直抵雁门关下太和岭第二战区前线司令部。阎锡山热情地欢迎他们，并进行会谈。周恩来耐心地向阎分析抗战形势和前途，鼓励他坚持抗战。阎锡山听后，解除了许多顾虑，有了一些信心。作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他请周帮助写一个战区作战计划。周恩来用一天时间就写出来了。阎锡山看后，吃惊地说：“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并且感叹地说，“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对阎锡山当时表示的“联共”态度和“守土抗战”主张，周恩来等表示赞赏，希望他履行诺言，与中共长期合作，坚持抗战到底。经过商谈，阎锡山同意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中总动员委员会。 对晋北抗战，阎锡山拿出了他策划的方案：以晋绥军六个军的兵力在平型关、沙河、繁峙一线土布置一个口袋阵，要求八路军与高校滋军共同防守平型关。 周恩来同意阎锡山的计划，同时指出，八路军将发挥特长运用运动战与游击战的结合，配合友军围歼日军。彭德怀具体提出，以友军坚守乎型关正面八路军一一五师隐蔽集结于敌前进道路的侧面，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八路军一二０师则位于晋西北地区，待机侧击进攻雁门关之敌。阎锡山表示同意。 当晚，周恩来等又赶到大同，和第二战区北路前敌总指挥傅作义晤谈。傅对中国共产党很尊重，表示拥护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坚决抗战，服从阎锡山的统一调度。徐向前回忆说：“思来精力旺盛，思想敏捷，很善于谈判，讲话能打动人。傅作义对他很佩服。” 当时，华北的时局转瞬即变。日军兵分两路，从北面和东面以大迂回的姿态夹攻山西。其中，北线沿平绥铁路向晋北进犯的兵力有三个师团，仍是日军主力所在。9月13日，晋北重镇大同弃守。接着，广丘、蔚县等地相继被占。日军准备用重兵进据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东北地区，直指太原。 这时，华北的国民党军队虽有一部分进行英勇的抵抗，但由于实行片面抗战、消极防御的方针，70万军队抵挡不住日军30万人的进攻，出现了“兵败如山倒”的溃退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开赴前线后能不能扭转这种局势，已成为举国瞩目的问题。 9月19日，一一五师劳师远至。即奉总部命越五台、出长城，于平型关西之大营镇集结待命。21日，朱德、任弼时、左权率总部抵太原。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立即开会，讨论山西战局及八路军的作战计划，大家一致同意同思来、彭德怀关于平型关战役的部署。22日，周恩来又随同朱德去见阎锡山，最后确定战役计划。23日，朱德、彭德怀下令一一五师选择地形，进人伏击状态。相机出击。 24日，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亲临前线，指挥所部三四三旅之六八五、六八六团，在乎型关外设伏。25日晨，部队向正在开进的日军板垣师团二十一联队一部及辎重部队发起突袭。以勇敢顽强的近战肉搏，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大批军械物资。八路军也付出重大牺牲，伤亡600余人。而阎锡山所率各军，有的惧敌不前，有的要保存实力，纷纷撤出阵地，没有参加战斗。 自抗战以来，日军在华北横冲直撞。至此。才真正尝到了被痛击的滋昧。英国路透社报道说：日军以前没有与中国有名的红军作战，现在碰上了，就不容易占便宜。平型关大睫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祝捷电报雪片似地飞向延安，飞向八路军总部。这是华北战场上第一个振奋人心的胜利，在一直被动应战的抗日战场上，树立了一个主动出击挫敌的范例，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共产党、八路军的英勇精神和神奇战术，在全国获得很高的声誉，为八路军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按下不表。 再说洛川会议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在山西工作了近三个月，南京的谈判工作由博古、叶剑英继续进行。 8月30日，遭中共中央矩绝到红军中任职的康泽通知中共：已决定边区政府以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丁惟汾为正，林伯渠为副。是日夜，刚从洛川赶回延安的毛泽东电复时剑英：拒绝康泽的提议，必须以林伯渠为边区政府长官，张国为副长官。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国民党方面连电中共军队尽快出动。因两党合作的事实还没有完全确认中共中央派两个师赴华北前线，却仍留一个师不动，以在谈判最后阶段占据主动。中共中央提出要求：蒋必须同意发表中共宣言，承认中共合法；边区政府一定要林正张副。不要国民党派任何人；南京派来的高参和政训处副主任，全部予以拒绝，不许进人营门一步。 9月16日，西安行营代主任蒋鼎文急电朱德：“委座派军部之高参赵锦文、刘伯龙、李放六、乔波梗，政治部副主任李秉中五员已抵长安。”朱德复电：五位大员的到来，己引起八路军全体将士不安，既然中央已信八路军可以为国效力，即应信任其自主作战，要是派了监军，恐怕会使官兵心生疑惧，影响战斗力。 这时战局恶化，蒋介石不得不对中共的要求一一作出让步。 派丁惟汾的事几经电报往来，便不了了之。林伯渠稳稳地当起了包括23个县、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第二天，蒋介石对中共宣言发表谈话： 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不幸十年以来，一般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对民族危机亦无深刻之识，致使国力因之消耗，人民亦饱受牺牲，遂令外侮日深，国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宣言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俺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面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是证明中国今口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共存。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中国民族既已一致觉醒，就应绝对团结，自动坚守不偏不倚之国策，集中整个国家民族之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抗暴敌，挽救危亡。 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9个多月的艰苦谈判，终于结出了果实。 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无不庆幸和感到振奋。9月24日。正在香港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宋庆龄发表《国共统一运动感言》，欣慰地指出： 读了中共共赴国难宣言和蒋委员长团结御侮的谈话，我异常感动。回想国共两个兄弟党，在最近十年来，互相杀戮，这是首创国共合作的孙中山先生生前所不及意想到的。到最后，这两个兄弟党言归于好，为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在这民族危机千钧一发的今日，一切过去的恩怨，往日的牙眼，自然一笔勾销，但是过去国共分裂这一段悲惨历史，却仍然值得我们记取。国民党同志应该谨记着：要是不顾先总理遗教，抛弃了工农大众利益，将成为民族罪人，等于国民党自杀。共产党同志也应该记住：只有在孙总理遗教领导之下，和中国国民党真诚坦白合作，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使命。我相信两党同志，经过惨痛教训，再加上日寇无情的残酷的进攻，一定能够本“兄弟阔墙，外御其侮”的古训，友爱地团结成一体。惟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民国走上独立解放的胜利途径，孙中山先生死而有知也应该含笑九泉了。 然而毛泽东的头脑依然冷静，没有喜形于色。他在9月25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这样写道：“蒋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确定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发出了‘与全国人民彻底更始’的诺言。但还表现着自大主义精神，缺乏自我批评，未免遗憾。” 看来，蒋、毛两人都没有放松戒备。因此，国共合作的道路不会平平坦坦。 抗战初期，应该说蒋介石是积极的。 8月13日，日寇根据“欲置中国于死命，以控制上海和南京最为重要”的策略。发动了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当夜，蒋介石下令京沪警备总司令张治中主动发起反攻，旋任张为第三战区(其正副司令长官为冯玉祥与顾祝同)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淞沪地区的全军作战。 张治中命八十七师攻击日本俱乐部及日本海军操场，八十八师则在八字桥一带与日军展开了肉搏战。这是压抑得太久、忍无可忍而喷射出来的民族复仇的火焰，张治中称之为“甲午以后五十年之最后清算”。 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称：“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推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这天上午，中国年轻的空军出击轰炸了日军起卸物资的上海汇山码头、陆战队司令部，炸伤了国旗舰“出云”号。下午，由河南周口飞往杭州笕桥机场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27架飞机，与日本海军航空队所属九六式轰炸机18架在笕桥机场上空遭遇。双方展开激战、日机被击落6架，中国空军无一损失，首战告捷。 蒋介石非常兴奋，不过他把这次战绩的意义估计过高了。他在15日的日记中写道：“侵寇空军技术之劣，于此可以寒其胆矣！” 宋美龄在抗战爆发前后领导了航空救国募捐活动，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这时由于这位第一夫人的建议，国民政府定“八·一四”为“空军节”。 中日战端既开，双方都想先发制人。日本迅速增兵，运兵船开到最高速，一个师困接一个师团地开来。随即编成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中国也迅速增兵，陈诚的第十五集团军共50多个师奉令开赴淞沪，增援张治中。从8月中旬开始，中国军队70万与日军30万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在这直径百公里左右的冲积平原上，双方夜以继日地争夺了几个月，你强攻不停，我死守不退，直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蒋介石自始至终指挥了这次战役，从9月中甸起还亲任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左中右三路军迎敌，多次到战场督战。 10月某夜，蒋偕李宗仁、白祟禧等高级将领，乘专车抵苏州视察，正逢数十架日机前来空袭，照明弹照得如同白昼，炸弹呼啸，鸡鸣犬吠，泥水飞溅。将军们沙场踱步，虽险遭不测，却无慌乱之态。 蒋夫人8月里就和李德全、沈慧莲等共同组织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10月20日，她偕顾问端纳赴上海前线劳军。为躲避因军炮火，汽车高速行驶，急转弯处，人与车俱翻落于沟豁之中，宋美龄摔断了数根肋骨、端纳也受重伤。 中国军队抱着与国土共存亡的决心，同仇敌忾，前赴后继，寸士必争，以低劣的武器抗击具有现代化装备的敌军，其壮烈程度为中国有史以来御外侮之罕见。 陈诚部九十八师姚子青营坚守宝山城，日军政一次打退一次，与日军肉搏两天两夜，全营500多人全部壮烈牺牲。 团副谢晋元、营长杨端符率领800壮士、坚守苏州河北岸最后据点——六层钢筋水泥建筑“四行仓库”。侵略者视为肉中刺，连番进攻，仓库四周弃尸无数。但“四行”坚如磐石，官兵们引吭高歌，响彻霄汉。18岁少女杨惠敏机智勇敢，躲过层层火网、终于将长达4米的国旗，送到四行仓库。仓库之巅大旗不倒，苏州河南岸中外士人热泪纵横。 日军10个师团、200余辆坦克、300余架飞机、70余艘军舰，全线进攻，一副不拿下上海死不罢休的样子。中国军队猛烈还击，每小时死伤数以千计，部队不停补充，各主力师的补充数都在4次以上，每次几乎都是整团的补充，仅旅团长即死伤几近半数。三路军总司令陈诚、张发奎、朱绍良细察战斗情况，觉应后撤，报蒋介石，蒋不允。又打数日，伤亡更重。三司令报请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再报蒋，要求后撤。蒋又不允，严令死战：“有敢擅自撤退者，军法从事！” 三司令不敢违逆，挥军又战。两军对垒成胶着状态。 10月29日，蒋介石再次乘火车来到战场，在南翔附近召集参战部队师以上军官会议。他非常激奋地说：“倭寇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现在打了近三个月，连我们一个上海还没占去。各位统率所部，努力抵抗，不惜以壮烈的栖性，给倭寇以绝大的打击，此种为主义为国家拼死抗战的精神，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了……近三个月来，我们虽然没有得到大的胜利，但在我们预定的消耗战和持久战的策略之下，已使敌人受到意外大的打击，在精神上我们已实在打败了举世共弃的倭寇！” 11月5日，日军增兵3个师团在杭州湾北岸金山卫登陆，对上海战场施行侧翼迂回。之后，另一师团又在长江南岸白茆口登陆。中国军队东、南、北三面受敌。前线告急，要求撤退，蒋介石仍不允。他希望打到11月13日。这个时间是沪战整三个月的时间，他心中固执地有“三个月”这个概念。前线官兵又打了三天，陈诚、张发奎、朱绍良都向白崇禧告急，他们不敢径向蒋介石告急，只好请白崇禧转这个弯子。白身处前线，亲见双方优劣十分明显，中国官兵疲惫不堪已到极点，于是再度进言蒋介石下令撤退，蒋仍不允。 白祟禧认定蒋已是意气用事，但敢怒不敢言，又传令苦战。两天后，他见中国军队阵线已乱，已到了最后关头，于是不顾一切三次进言下令撤退，痛切地说：“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委员长再不下令撤退，就要完全崩溃了！” 蒋介石无奈，只好下令撤退。日军见状，乘势进攻，并派飞机追炸撤退部队。中国军队一时间十分混乱，人马践踏，如溃堤之水，建制全乱，只滚滚向后撤退不止。 11月12日，日军以伤亡6万余人的代价占领上海。 蒋介石十分遗憾。淞沪抗战硬是没有坚持到11月13日。而且大撤退时九国公约会议正在比利时召开，他未能等来列强对日侵华的干涉行动。 淞沪抗战打乱了日军自北面南和速战速决助战略部署，为中国方面物力、人力西撤赢得了时间。 淞沪抗战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泰晤士报》指出：“沪战激烈，日军未达摧毁中国军队之目的。双方伤亡惨重，但华军十周之英勇抵抗。已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之荣誉，此前所未闻者。华军在弹尽枪折之时，一般认为不能保持数日之地，彼等竟能坚守十周之久，此种奇迹。自属难能可贵。上海一隅之抵抗，对于整个中国战场有极大之影响。”路透社电讯：“目前华军大部分缺乏训练，更缺乏军备，犹有带布伞作雨具者，虽此，犹能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之日军顽强奋战，此精神可佩。日军纵然占领部分土地，亦难征服中国矣！”英、美、苏等国朝野对中国刮目相看，在道义或物质方面，也希给予援助，志愿人员相继来华。 诚然，淞沪抗战在战略决策和指挥方面均有着许多失误：蒋介石一味高喊要“把日本人赶到海里去”，到支持不住时。也一直不许后撤，直到伤亡近半，全线崩溃，一下溃退到南京，确属意气闲事。同时他还存在一种侥幸心理，以为日军进攻上海。关系英美利益，中国军队只要火拼支撑一段时间，就可能引起欧美武装干涉，结果等于水中望月。在具体部署上，主战场的侧后杭州湾竞没有一兵一卒，致使日军从容登陆，直抄了中国军队的后路。敌强我弱的抗战。本来应该进行长期消耗战，而不应与敌人强争一城一地，自丧元气。 然而这毕竟是一次认真的切实的抵抗。 过了几天，蒋介石在他51岁生田时感慨地说：“此次抗战，实被迫而应战；与其坐以待亡，忍辱受侮，不如保全国格，死中求生，与敌作一决战。如我再不抗战，则国民精神亦必日趋于消沉，民族生机毁灭无余矣！设或与倭妥协，即或答应其要求。甚至承认伪满，但其一遇国际矛盾冲突之时机，彼必不顾信义，继续侵略不止。” 正是： 滔滔不尽东流水， 尽是当年壮士血！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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