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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出于这种畏惧情绪与戒备心理，所以国民党始终不愿与共产党对等合作，不愿与共产党形成统一的合作机构与共同纲领，而是想方设法企图削弱与吞并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则认为，抗战的时机对中共十分有利，中共完全可以在抗战中发展和壮大自己。因此，对国民党，希望通过合作达到改造这个党及由这个党领导的政府和军队的目的。毛泽东在国共合作刚刚形成的时候就指出：“国民党在华北失败以后，气焰大杀，其内部如陈诚、胡宗南、卫立煌等实力派，对国民党政策表示不满，更由于八路军在华北的模范作用。以及国际形势的转变，使我们在政治上处于完全的优势。因此，我们应不失时机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采取攻势的批评与斗争。主要方向，首先是改组国民党，然后及于改组政府与改造军队。这不是使国共合作分裂，而是使之更进一步的开展。” 一个要“消融”共产党，一个要改造国民党，两党关于合作的目标相差如此之远不能不使合作的局面蒙上一层乌云，继而双方发生矛盾，再而矛盾愈益增大。 新的风波很快就起来了。 1938年1月1了日，国民党武汉当局指使几十名暴徒捣毁了刚刚创刊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营业部和印刷厂。中共代表团提出抗议，国民党方面答复：这显然是地方流氓滋事。 1月24日，又到了两党关系委员会开碰头会的日子。国共双方六位大员坐在桌子两旁，脸上已不见了前几次相聚时的笑容。 刘健群说道：“你们的诚意到底表现在何处？很显然，苏联出兵能迅速改变时局，你们为什么一再推诿？八路军，不，八路军早不存在了，应该是十八集团军，从不贯彻中央军令，游击游击，游而不击，究竟存的什么心？你们如何向全国人民交待？” 两个多月前，为适应战争需要，国民党重新下达了军队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命令公布后，中共方面对民对下一直延用“八路军”这个称谓。后国民党方面提出质疑，要中共改正，中共方面答曰：华北人民已经习惯这个称呼了，请予允许在民间保留。这一保留不大要紧，在华北，在全国，八路军便和国民党军有了醒目的区别。 康泽接着说：“你们应该向广西派学习，把军队交给中央，军政、人事与中央统一，重要领导人离开军队到中央工作。” 王明作了一些解释，周恩来则重点谈了新四军问题。新四军已经成立一个月，但编制迟迟未下。双方争来争去，国民党方面勉强同意新四军下编四个游击支队。 此后，两党关系委员会基本停止了活动，两党关系又采取了遇事协商、随时约见的办法，主要在周恩来和蒋介石之间进行。 蒋介石这时又黑又瘦，他正陷于南京失陷和陶德曼调停失败的忧虑和惆怅之中。 陶德曼是德国驻华大使。从1937年11月开始，日本政府一面鼓动军方大举浸华，一面委托陶德曼出面调停，诱使中国议和。12月初，蒋介石听了陶德曼转述日本条件后，定下两项原则：一、不拒绝德国的调停，这样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须要保存。 但是，谁也想不到日军那么快就能攻占南京。南京陷落的当天。近卫文磨首相就扬言：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四大都市不守，国民政府的实体己成问题了。 12月14日，东京召开内阁会议，重新研究向德国大使提出的对华议和条件，认为取得了如此重大的胜利，而且付出了大量的牺牲，以如此轻微的条件议和，太便宜蒋介石了，必须对战败者追加新的条件。 12月26日，蒋介石婉拒了陶德曼的求见，决定由夫人宋美龄和孔样熙代为接见。 但是。宋美龄带回来的却是一个坏得不能再坏的消息。 陶德曼转达的日本所提条件极为苛刻，它包括四项基本条件、四条口头说明和九条细目。且看九条细目： 一、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 二、中国放弃排日反满政策。 三、在华北及内蒙古设立非武装地带。 四、华北在中国之主权下，为实现日满华三国之共存共荣，应设立适当机构，赋以广泛权限，尤以实现日满华经济合作为要。 五、在内蒙古设立防共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与现在外蒙古相同。 六、中国须确立防共政策，并对日满两国防共政策之施行予以合作。 七、在华中占据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在大上海市区域由日中协力维持治安及发展经济。 八、日满华三国缔结有关开发资源、关税、贸易、航空、交通、通信等方面必要之协定。 九、中国应偿付帝国所要求之赔偿。 如此苛刻的条件，直使蒋介石渗出一身冷汗。他在日记中写道：“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 日本的条件不能接受，那么是否继续和日本交涉呢？蒋介石陷入难以抉择的境地。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国民党军损失惨重，悲观绝望的气氛笼罩着国民政府，希望议和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本来一直主和的征精卫、张群等人又纷纷发表和谈的言论，要求蒋介石停战求和。然而蒋介石明白，这时如向日本求和，时机极为不利。等于乞降，必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危及国民党的统治。 早在陶德曼提出调停之韧，国内舆论对于中日之间的交涉就颇有微调，山西的一家大报还猛烈抨击陶德曼，说他出卖中国，是日本的帮凶。后来，虽然抗战的宣传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但对于中日间的秘密交涉，新闻界一直十分关注，一家报纸在头版头条竟用了这样一个标题：“谁主张和谈，谁就是汉奸。” 而中国共产党对于蒋介石的活动更是极为关注，无论在报纸上，在谈话会上，还是夜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中，都一再呼吁警惕求和势力的抬头，号召人民起来孤立投降派。显然，如果和日本直接谈判，接受日本的条件，两党关系必然破裂，中共决不会再像现在这样高呼“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了。 但是，如果断然拒绝中日谈判呢？陶德曼在向孔祥熙、宋美龄转述日本的苛刻条件时，特意提醒：“日本的极端分子们批评这些条件，认为太温和了。”言外之意，不是十分清楚吗？无疑，一旦拒绝谈判，战火将会越烧越远越烧越深，假如几年之内全中国被占领，他除了投降又能做什么呢？要么打游击，然而他的军队能像未、毛红军那样打游击吗？” 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下不了决心的蒋介石只好开会决定。 平时，一谈起和战问题，汪精卫等人总是慷慨激昂，攻击主战的人是唱高调，特别对力主抗战的中共，更攻击为借刀杀人、借抗战之名图发展之实。可是在12月27日的国防会议上，听了日本提出的条件后，他们却一言不发。 周佛海左看看，右瞅瞅，实在憋不住了，便带头开了一炮：“我认为，在现在的形势下，鉴于中日军事实力的对比，接受德国的调停，与日本和谈是上上之策。至于继续作战，那无异于自取毁灭，是下下之策。” 对周佛海态度鲜明的发言，徽微顿首以表赞同的有，摇头摆手大力反对的有，更多的仍然沉默不语。 “孟潇，谈谈你的看法？”蒋介石叫起了唐生智。 “败军之将不言勇，本来作为南京失守的罪人，我无权发表意见。但是，为中国着想，答庞日本的这些条件，进行和谈，我看那才是真正的亡国之举，绝对行不通！”唐生智和周佛海唱起了反调。 几番争议之后，意见仍然对立。 最后，还得蒋介石出来收拾场面。他嗓音有些沙哑地说：“今日形势，除投降外无和平可言，舍抗战外无生存可图。为国为民着想，我认为抗战比议和要好一些。不过，我们不要放弃任何可能和谈的机会，只要不损害民族利益，纵使个人作出牺牲也是可行的。” 转眼到了元旦。这一天，国民政府进行改组，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院长兼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长由孔祥熙升任。副院长则由熟悉对日关系的张群担任。这次改组，对外显示抗战力量的加强，同时也为中日交涉埋下了伏笔。 元旦之夜，外交部长王宠惠无心观赏鼓乐管弦、霓裳羽衣，只顾心急如焚地等待陶德曼。 当陶德曼把日本所谓“非正式条件”的补充说明交给王宠惠时，王宠惠的心凉透了。这四条补充说明不仅没有从原来的条件后退，反而使日本的亡华要求更具体化和明确化了。 王宠惠立即报告蒋介石。蒋问：“宠惠，你认为日本的补充声明如何？” “委员长，我认为日本的条件是亡国条件，日本认为战场上取得了主动权，便可以灭亡中国。提的条件完全是讹诈，企图使我方在军事失利的情况下，屈辱求和。” 蒋介石已经没有了上次的惊讶。似乎对日本的一套手法看透了。他疲惫地说：“日本提出的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应该拒绝。不过在此不利的形势下，还是要虚与委蛇。这样吧，对于田穗曼，不要马上作答，纵使问起，只说我方正在考虑。” 拖延战术已定，由于北方战事吃紧，蒋介石于1月4日飞往洛阳，部署抗战事宜去了。 日本一催再催，陶德曼一问再问，王宠惠却一拖再拖，敷衍搪塞。日本政府认为中国政府缺乏诚意，实质是“拒绝答复”，乃于1938年1月15日决定“陶德曼工作结束”。陶德曼的调停宣告失败。 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给予中国国民政府最后反省机会正及于今日。然而国民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竟策动抗战，内不体察人民涂炭之苦。外不顾东亚全局之和平。 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之调整两国邦交，协助新中国之建设…… 针对近卫声明，国民政府随即发表了指斥宣言。 1月20日，国民政府召令驻日大使许世英归国。 1月28日，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也撤回日本。 和平的大门关闭了。 这时，蒋介石正在洛阳。为了讨论徐州会战和坚持华北问题，他电召第一、第二战区师长以上将领赴洛阳开会。 1月15日，一列东驰的火车驶进洛阳车站，从车上下来的除卫立煌等国民党将领30余人外，还有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师长林彪、贺龙、刘伯承。八路军将领身穿灰布军装，腿缠绑带，与身着黄呢制服、足蹬皮马靴的国民党将领形成鲜明对照。军帽上虽然同样都缀着青天白日帽徽，但一望而知。他们代表着两支不同的军队。 车站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要人亲自来接。副参谋总长白祟禧走向彭德怀，邀彭同车：白记得，这就是当年率领红军在他和李宗仁统治的区域强渡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红军第三军团长。 “久违，久违！”白崇禧向彭德怀伸过手去，打量着这位曾使他震动的纽军猛将。 “久违，久违！”彭德怀伸出手来，会心地笑笑。 八路军警卫班长递过来一把日本指挥刀，彭德怀说：“这是朱总司令赠给钧座的战利品。”白崇禧接过刀，连说：“谢谢，谢谢！” 坐到车上，彭又说：“小弟还带有最近缴获的日本军官用小手枪数支，准备奉赠委员长、何总长和钩座。” 汽车驶过洛阳市街，白崇禧手持指挥刀反复把玩，沉吟不语。车转了个急弯，才回神转目，答道：“玉阶兄及军座指挥有方，八路军英勇善战，令人钦慕！” 此后，国民党军界人士和国内外友人，多以得到八路军赠送的日本战刀、手枪等战利品为荣，有的还当面索赠。 在洛阳会议上，蒋介石发表训词，表示坚决抗战。会后单独会见朱、彭、林、贺、刘，表示接受朱、彭提出的改造军队、开放民众的意见，但对八路军提出的扩大编制、增加经费和武器供应的要求，采取了敷衍的态度。蒋介石看到，在华北战场上大显身手的八路军将领，虽然和国民党将领有同样的薪傣规定，但依旧是士兵装束，生活简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曾在讨袁战争中名震川鄂的刘伯承，竟还穿着一双草鞋；而他自己的将军们，戎装凛凛，生活阔绰，却不乏怯敌之人。看着看着，不胜唏嘘，感慨系之。 会毕进餐，蒋介石特邀朱、彭共桌，以收刺激“将心”之效。这一举动，果然使在座的国民党将领侧目而视。 席间，蒋介石约彭德怀同车赴武汉继续会谈，彭应允了。 这时，徐州南北战事吃紧，蒋介石深感八路军在敌后配合，牵制华北日军的重要。在会谈时，他伺彭德怀提出：“我已决心与日军决战于徐州。徐州得失，关系中原全局，当待八路军努力配合。可否在青纱帐起时，派队袭击津浦线，进行支援？” 彭德怀慨然答道，“为了配合徐州会战，不待青纱帐起，即当派队前往。” 蒋介石甚为满意。他注视着彭德怀。一个久沉在他胸中的希望冉冉升起。 蒋介石这次单独约彭德怀赴武汉会谈，当然主要是为了解决八路军对徐州会战的配合问题，但同时，也不无其他用心。 从1928年夏天以后，在送到他手里的有关红军活动的情报中，“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是使他最伤脑筋的几个字。第二次江西“剿共”不利，曾冒出来个黄汉湘其人，向蒋介石献计，自报奋勇，带着蒋的委任状，去苏区策反黄公略(黄汉湘之侄)和彭德怀。结果蒋介石得到的不是彭、黄二杰，而是黄汉湘的人头。1932年，又有一个叫舒适存的人，不识相地向蒋献策，以重金收买彭德怀。蒋介石前事不忘，不耐烦地回答：“好，好，以后再说。”舒适存讨了个没趣。 以后，蒋介石就不断悬赏捉拿彭德怀，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而今天，彭德怀不卑不亢，坐在他的面前：紫黑皲裂的皮肤刻染着北国疆场的风霜，两道浓眉凝集着一股凛然之气，宽厚的嘴唇透露出农民的质朴本色，徽微向下的嘴角又显示出刚正、倔强的个性；灰色的布军装，经过几个月的栉风沫雨，虽已褪色，但穿扣整齐，扎束硬挺，正如许多人评论的，是标准军人的仪态。 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八路军的战绩频传，蒋介石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他决心用他的拿手好戏试探一下——这拿手戏在他击败各路军阀，统一全国的大业中，是大大奏过效的。 会谈完毕，彭德怀告退欲起。蒋介石忽然笑吟吟地问起彭德怀的家庭情况：有没有归里探望，府上可安，等等。彭沉默不答。蒋搓搓手：“如有难处，我可嘱张主席(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关照。” “承委座垂询，职家早承何健主席关照过，连祖上三代的坟都挖了，家弟二人，至今在外流落。”彭德怀冷冷一笑。 “有这等事？不像话，不像话！我马上下令保护，你让他们回家！”蒋介石站起来，连声叫：“来人，立即通知张治中。”同时签署了5万元支票，亲自送给彭德怀。 彭德怀起立，正色道：“德怀一家素以劳动为生，身为抗日军人，每月有八路军规定之津贴费足矣，其他分文不能领受。”稍停，又补充说：“八路军在前线浴血杀敌，现部队扩充，衣食不继，粮弹两缺，主要靠缴获维持。委座以抗战为重，希给八路军按兵员实数发购。” 蒋介石面色微沉，仍不失笑容：“那——那是另外的事，至于这，是赠给副总司令的薄仪。” “德怀是共产党人，决无个人受财之理！”彭德怀忍住性子起身告辞，蒋介石无可如何。 彭德怀回到住所，尚未坐定，何健即来访。彭德怀料知还有文章，对这个当年屠杀湖南人民的刽子手余恨未消，托辞不见。旋即奔赴码头，乘轮渡江北去。按下不表。 再说蒋介石为了表明对国共合作的诚意，这时不仅邀请八路军将领参加军事会议，而且还邀请共产党领导人参加某些部门和机构的工作。 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个部。蒋介石任命其嫡系宠将陈诚为政治部部长，请周恩来担任副部长。为此，陈诚亲自登门相请。同时，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表示要周恩来到行政院任职，并由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出面相邀。 对这两次邀请，周恩来本人和中共代表团都婉言推辞了。 1月中旬，蒋介石发话了：政治部副部长非周恩来不可。 蒋介石为什么这么做？是出于对周恩来十分赏识呢，还是使的离间之计，抑或仅仅为了装璜门面？外人无法窥得蒋的心迹，单知道他的态度够坚决的。 周恩来仍然再三推辞，理由是：我做副部长可能引起两党磨擦，恐不要。 蒋介石还是不依不允，对周说：“你不要怕磨擦，可以避免磨擦。政治工作方针是加强部队，发动民众，副部长职权可以明确规定，按职负责，不致引起磨擦。编制人事还没定，都可以商量嘛。你和陈诚原来就熟，康泽也是可以共事的，不致捣乱。” 1月21日，中共代表团依照组织程序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未见中央答复。2月1日，是新政治部开始工作的日子，中共代表团再电中共中央：“我们认为，孔祥熙为主和者，行政院方面应谢绝；政治部属军事范围，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我党影响，可以去担任职务。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陈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 经过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正式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是整个抗战期间中共领导人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的惟一要职。 蒋介石对改善国共关系作出的另一表示，是邀请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参政会。1月上旬，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的具体建议。他说：“为了动员和组织全民参加抗战，采纳各种抗日的好建议，要有一个民意机关，既要有国共两党、救国会、国社党等以及无党派人士参加，也要吸收其他坚决抗日和真正代表民意的分子参加。各集团军亦可派代表参加，以增多坚持抗战分子在政府和军队中的力量。”蒋介石采纳了这个建议、半年后宣布国民参政会成立。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共有7人：毛泽东、王明、博古、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除毛泽东请假外，其他6人都出席了国民参政会的第一次会议。 这一些，不能不说是国共合作的某种成果：但是几乎与此同时，国民党阵营中冒出了一种不和谐音。这种不和谐音是CC系、复兴社首先鼓噪起来的，领头的便是与中共代表团谈判的康泽、刘健群等人。他们在1938年初突然发起了一场鼓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的宣传活动，宣称“今天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他们控制的《扫荡报》、《武汉时报》、《血路》、《抗战与文化》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把矛头直指共产党和它的政权、军队。2月10日的《扫荡报》发表社论，公然声言中国有三种妨碍并破坏统一的因素，把陕甘宁边区说成是西北的新的封建割据区域，指责红军虽改易旗帜却不服从中央，并说在国民党外存在其他党派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统一，要求取消这三种势力。“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问题，在武汉三镇弄得满城风雨，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中共当然不会坐视不管。 正是： 你敲鼓来我吹号， 鼓号不是一个调。 要知中共如何反击，且听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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