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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他在会议第三天发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说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他说：“统一战线工作总的方针要适合团结御侮，目前应该是和为贵、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 但是，毛泽东毕竟没有被王明的尚方宝剑历吓倒。他对重大原则问题，历来抓住不放，坚定不移，不肯轻易让步。他财主明的许多情难是不能接受的，虽然没有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还是作了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他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又说：“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区别，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共产党在八路军出动后，政治影响更扩大。在全国群众中组织力量虽不够，但不能看数量少，在群众中力量是很大的……”这些，都是对王明指责的回答。 在会议的第四天，毛泽东又专门就战略问题发了言。他说：“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在持久战中领土与军队什么最重要？军队较重要。军队失败，领土不能保。应向国民党提出保存军队是基本的，过去红军便是采用这个原则。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军一部。”他提高声调，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因此，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 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上谈到过十二月会议的情况。他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 他在延安整风时的政治局会议上还讲过：“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尽管王明的主张影响了不少与会者，对工作带来一些干扰，但从全局来看，它在党内并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并由于在实际工作中行不通而遭到抵制。参加这次会议的彭德怀回忆道：“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王明所说的内容，没有解决具体问题：“又说：“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回去传达就只好是，毛主席是怎么讲，王明又怎么讲，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所以，有些人虽在会上作了口头的自我批评，夜实际工作中并没有真正去贯彻王明那一套。 这次中共政治局会议于12月14日结束。会议在组织方面作了一些新的安排：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中央局赴武汉领导南方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赴武汉同国民党谈判；由刘少奇、杨尚昆负责北方局，朱德、彭德怀负责北方军政委员会，加强对华北游击战争的领导。 会议增补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会议决定，中央负责处理各类来往电报的分工如下：党的工作由张闻天处理，军事问题由毛泽东处理，统一战线工作由主明处理，王外出时由张负责。 为准备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筹备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书记为王明，秘书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五人组成。 再说蒋介石对王明的回国也十分重视，他指望利用王明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特殊关系取得苏联的实质性援助。以抗击日军，因此于12月上旬接二连三地发出邀请，请王明去武汉“共商国是”。中共中央鉴于国共谈判中的一些问题正陷于僵局，认为王明直接参与，或者会缓和气氛，因而同意王明与蒋介石会谈。 中央政治局会议刚一结束，王明、孟庆树夫妇就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以及博古等人一起离开延安到达武汉，佐在八路军驻汉办事处。 12月20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进行了接触和交谈。 21日，蒋介石会见了王、周、博。 王明的谈锋甚健，讲了当前抗战的形势，讲了两党关系，讲了合作的具体任务，讲得眉飞色舞，却发现蒋介石有点心不在焉。都什么时候了？首都南京已经丢了，日本卵翼下的王克敏、王揖唐拼凑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在北平挂牌办公了，主战声低落，主和声高扬，在此危急的形势下，他希望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哪里还有倾听空谈的兴趣和耐性。 这时，王明把底牌和自己的资本亮了出来，清清嗓子说：“委员长，苏联方面已经意识到中国局面的严重性，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中苏系邻邦，所谓唇亡齿寒也。苏联方面除原定的援助项目外，愿意帮助中国政府组织30万机械化部队，并建立与战争相适应的军事工业。” 蒋介石立即兴奋了。忙问：“你这些消息从哪里得来？是斯大林说的吗？” 王明答道：“离开苏联前，我去见过斯大林，他也有这个意思。” 蒋介石又认真听了周恩来和博古的谈话，然后表态：“所谈极好，所谈极好。照此去做，前途定见好转，外敌不足虑矣。只要内部团结，同心协力，胜利定有把握。以后你们可直接找陈部长共商一切。”还希望王明能够留汉相助。 中共中央原来要王明见过蒋介石后很快就回延安，在中央工作。可是，王明离开莫斯科时就把国民党看得比共产党更重要，把武汉看得比延安更重要，此时听蒋介石有请他相助之意，便决定在武汉留下来。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就组织问题作出决定：因为代表团与长江局成分大致相同，为了工作便利起见，决定合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央代表团，对内叫长江中央局。长江局的委员是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下设五个机构：参谋处，叶剑英任参谋长；秘书处，李克农为秘书长；民运部，董必武兼部长；组织部，博古兼部长；党报委员会，王明任主席。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此决定没有明确批示。但亦未予否认。于是，王明就这样当上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在与蒋介石会谈后，王明、周恩来、博古与陈立夫继续谈判。谈判中，王明提出：为了更加巩固和扩大两党合作，现在应争取以下具体办法：第一，须协商和通过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第二，须成立一个由国共两党代表组成的经常协商和计议各种问题的组织；第三，在军事问题、政府问题、民运问题等各方面，国共两党应该更加巩固和扩大合作的范围和程度，以便达到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加强和充实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以及真正达到全中国人力、武力、智力、财力、物力总动员，对日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的目的。 陈立夫表示同意中共的看法，并特谈判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在蒋介石的首肯下，由国共两党代表组成的、经常协商和计议各种问题的组织——两党关系委员会于12月26日正式成灾，国民党方面以陈五夫、张冲、康泽、刘健群为委员，共产党方面以周恩来、王明、博古、时剑英为委员。两党委员会于成立的当天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以后每五天会商两次，一致同意起草共同纲领，推定周恩来和刘健群共同担任起草工作。但实际上，刘健群并未参加工作。四天后，这份《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已由周恩来单独草成，并由中共代表团讨论通过。 第一步似乎开始得很好，前景仿佛很乐观。但事实上，对共同的政治纲领和合作的组织形式这些主要问题，国民党领导人并无意解决。 当中共代表团满怀信心地带着这份连“初期建国纲领”都写得详详细细的《纲领》参加两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国民党代表看都没看，却提出这样一个新问题：“你们应该帮助政府劝说苏联出兵，这才是当务之急。只要苏联出兵，就能改变时局。” 苏联的真实态度早巳告知中共。王明纵有三寸不烂之舌，又怎能使苏联改变政策呢？蒋介石对苏联不肯出兵十分不满，为此而迁怒于中共，不同意发表共同纲领。 双方谈来谈去谈不出什么结果。国民党方面表示：既然如此，移到下次再谈吧。 以后，双方代表虽继续磋商，国民党中央却始终没有表示正式意见，共同纲领问题事实上被搁置起来，两党关系委员会也成了形同虚设，落得个昙花一现的历史命运。这且按下。 行笔至此，有一件事似应穿插一下，因为这件事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有一定关系。 这件事是围绕着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展开的。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一至五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把手，在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创建党的过程中，作出过巨大贡献。他还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和领导人之一。在寸多年的时间里，他曾经叱咤风云，闻名通迹。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他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职务，1919年11月又因参加“托陈取消派”被开除出党。但为时不久。便于1932年10月15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各界民众强烈要求释放政治犯的情况下，他于1937年8月23日在南京被释放出狱。 当时，有人劝陈独秀回上海重整旗鼓，但他“当时非常不满上海的托派组织，觉得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因此决定不回上海”，而前往武汉。这时，蒋介石派亲信朱家骅拉他，要他“组织一个新共党”，并答应供给10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的五个名额，但他“不为所动，表示坚决不干”。与此同时，他一再表示他不是托派，并多次写文章，作讲演，宣传抗日，还托罗汉向中共在南京的代表谈自己“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其后，他曾与中共代表叶剑英、博古见面，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博则向他提出公开脱离托派的要求。9月中旬他到了汉口以后，又见了董必武，董也督促他实行中共中央提出的三项条件。在接触过程中，周恩来、叶剑英等明确提出，陈独秀、罗汉这一派人是赞成抗日的，以后对他们“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使用”。 不久，陈独秀应友人之邀，偕同妻子潘兰珍去了四川江律。 据张国焘回忆，1937年10月间，罗汉曾以陈独秀代表的身份到了延安，会见了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等人，谈托派内部意见不一，派系甚多，但陈独秀和其他多数重要人物主张与中共恢复合作，还说明陈独秀等是坚持抗战的，赞成中共现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但据《林伯渠传》说，罗汉只到了西安，未能到达延安。8月下旬，罗汉在南京找到叶剑英等，说陈独秀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叶剑英认为此事重大，应与中央商议决定，要罗汉去延安接谈。9月初，罗汉与李侠公到西安，向林伯渠转告了叶剑英的意见。林便打电话给张闻天，说叶剑英介绍罗汉、李侠公要去见你，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并给他们以工作。9月8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林伯渠，准予罗、李去延安一谈。后因大雨路阻，未能成行。9月9日，林伯渠将罗汉致中共中央的电报拍发延安。10日，张闻天、毛泽东电告林伯渠，提出对托派分子的几条原则，并要他转告罗汉。这几条原则是：(一)我们不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侮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二)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1。公开放弃并坚持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实现之后可以再考虑。张闻天、毛泽东还将这一电报内容，转告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和上海的潘汉年、刘晓，望他们在同陈独秀及其他托派分子接触中，掌握上述原则。 不管罗汉有没有去延安，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陈独秀能够实现上述三个条件，中共中央是愿意与之联合抗日的。 然而正在这时候，王明、康生回国了。他们目睹了苏联对托洛茨基派的清洗，满脑子都是“托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之类的观念。他们一到延安，知道了中央的意图，立即不问情由，声色惧质地表示反对。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一再批评中共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对托派实质认识不高。”—还说：关于反对托派的斗争，“过去国际曾三次电报，中共没有团答，国际很不满意，另有一电限中共一天答复，国际不满，今后应特别慎重，一字一句都注意。”并特别强调：“要加紧反托派斗争。托派是军事侦探的组织，主要是两面派的办法，运私货的办法，不采取两面派的办法会使人认识。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要上当。”不仅如此，王明还在许多讲演和文章中，一再指斥陈独秀等人是“汉奸”。直到晚年，王明还在回忆录中把反对联合陈独秀作为自己的功绩加以焰耀，写道：“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后，便得知毛泽东已和陈独秀的代表罗汉达成协议。由于我已回到延安，‘恢复党籍’的计划才未实现……这一事实证明，毛泽东当时已准备同帝国主义反对派的积极帮凶——托派分子勾结起来。” 与此同时，康生不甘寂寞，与王明相呼应，发表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公开诬陷陈独秀等与上海的日本侦特机关“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陈等“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并由托派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这样，陈独秀回到党内的大门不仅关上了，还落了个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的罪名。而谁都知道，当时最重、最恶、最臭、最为人们所唾弃的罪名便是汉奸。 对于王明、康生的造谣诬蔑，陈独秀十分气愤。他于1938年3月写给《新华日报》的公开信中说：“近阅贵报及汉口出版之《群众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报》，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解……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 当时的很多社会名流，也深为陈独秀不平，并由此在武汉的报纸上发生了一场公开的辩论。1938年3月16日，傅汝霖等9人在《武汉日报》上发表公开信说：“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殊出情理之外，系莫须有之诬蔑。”9人之一的张西曼还单独给《新华日报》写信说，他之所以“敢负责为陈独秀先生辩护”，就因为“由他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坚决态度，可以证明他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 当事人罗汉也出来说话了。他在汉口《正报》上发表公开信辩驳说：“以这样严重的卖国谈判，参加者又有当时政府要人在内，而其结果乃以300元之代价成交，真可谓极廉价之高峰……康生君说去年六七月间我和独秀曾与美国侦探接洽。只管造谣的高兴，竟连陈、彭那时尚在南京狱中的事实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国民党曾想利用此事做点文章。 一天，国民党要员胡宗南、戴笠专程到江津拜访陈独秀，希望陈独秀为他们正在策动的反共活动推波助澜。按照蒋介石的嘱咐，他们不仅给陈独秀带来了贵州茅台酒及其他贵重礼物，而且带来了《大公报》剪辑，那上面有陶希圣、周佛海等国民党人为陈独秀的“辩护启事”，目的是以此激起陈独秀对延安的怨恨，从而大骂共产党。不料陈独秀看了报纸剪辑后，虽然对这么多人为他辩护有些感动，并称赞了蒋介石的抗日主张，但最后却说：“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可见陈独秀虽然对延安好有一些看法，虽然穷途潦倒，却不肯充当蒋介石的反共工具。也许十年前大革命的失败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也许他的两个儿子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之下对他的打击太大了吧！ 另有文章记载，周恩来后来也曾在朱蕴山陪同下拜访过陈独秀。 “仲甫先生，您身居山乡，不知日后作何打算？”周恩来关切地询问。 陈独秀苦笑道：“恩来，我已疾病缠身，还能有什么打算呢？我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养养身体，研究研究自己早年关注过的文字学。” “仲甫先生，恩来这次来江津，一则探望老先生。二则还想劝您去延安。那里既可安心从事抗日工作，医疗条件也比这里好。”朱蕴山诚恳地说。 见朱蕴山已把话题点明，周恩来接着说：“仲甫先生，您多年从事党的领导工作，又深知抗日战争的艰难希望您抛弃个人成见，以国家民族为重，向党中央写出个人的书面检查，争取回党工作吧。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都希望您去延安工作。” “恩来。我主张坚决抗日，也赞同为了抗战，国共两党必须进行第二次合作。回党工作，亦为我所愿，不过这书面检查，一时从何说起呀……”停了一会儿，陈独秀转向朱蕴山说：“时间已过去了十年以上，中央除了思来、毛泽东，我熟悉的人不多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我这个人又比较固执，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 “仲甫先生，中央绝无勉强之意。”周恩来赶紧说，“什么时候您愿去延安，中央都欢迎。希望您多多保重，如欲去重庆看病，可以随时找我，一定提供方便。” “谢谢恩来，也谢谢蕴山。”陈独秀笑了。 陈独秀终于未能回到党内，中共与他联合抗日的愿望也未能实现。这当然与陈独秀不肯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条件有关，但与王明、康生的极力反对更有直接关系。王明、康生的行径，完全是照搬苏联大反托派的做法。他们对陈独秀的造谣诬陷，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当时全国民众在日军的疯狂侵略面前，正强烈要求团结对敌，一致抗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人人心。但由于王明、康生的造谣中伤，硬要把陈独秀这个刚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来，主张抗日的人打成“汉奸”，便使很多有正义感的人们十分费解和不满，并为那些热心反共的人提供了口实，致使中国共产党的威信蒙受了损失。 陈独秀1942年5月病逝，临死也没有离开江津。 建国后的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在谈到对犯错误人的处理问题时，刘少奇说：“陈独秀抗战初期曾要求到延安来，如果来了。看到革命胜利，也可能改过来，” 毛泽东点点头，接着说：“他后来去世了。那个责任也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延安。那时我们提了三个条件，他不能接受。当时我们还不稳固，那时就那么一点资本，那么一点根据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国际。现在我们本钱大了……”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正是： 此生终老荒僻地， 是非留待后人评。 未知国共关系如何发展，且看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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