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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又亲自提笔写信给杜鲁门。祝贺之余，向其提出三项要求： 一、迅速给予并增加军事援助； 二、发表关于美国政策之坚定的声明，支持我国政府从事奋斗之目的，以鼓舞军民士气，并巩固政府之地位； 三、尽速派遣一高级军官与本政府共商有关军事援助之具体计划，包括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 三天后，即11月12日，杜鲁门在给蒋介石的复信中，只是表示将“根据1948年援华法援助中国政府”，对增加军事援助等项要求均予拒绝。蒋介石无奈，只得派夫人宋美龄以总统特使名义赴美，名为祝贺，实为求援。这是后话，且不表。 再说昔日歌舞升平的南京城，如今混乱一片。自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惨败后，战局急转直下，政府中枢动摇，刚上任半年的翁文灏坚辞行政院长职，空了一个月，才推出孙科来继任。蒋介石连日在官邸召开党政军汇报会议，云集文武百官，“仍无具体挽救时局之策”。军事上的失败，政治上的危机，又牵动财政经济，金元券急剧贬值，宁沪两地缺乏粮食供应，人心慌乱不安。11月9日，南京爆发了抢米风潮，“有聚集至千人以上者，警察无可弹压”。内外动荡，国民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已深深意识到大厦将倾了。 这一天，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布雷在湖南路寓所掷躅着，终日未出门。他自10月28日被推举参加李文范、孙科、程天放、贺衷寒、刘健群等人向蒋介石进言后，日夜“怀念时局，百感交集”。他奉令与吴铁城、孙科、张群、吴鼎昌、陈立夫、洪兰友、何应钦诸人共同商讨研拟的“战时体制”，尽管蒋介石一再催询，还是迟迟未能成稿，心中着急万分。 陈布雷体质素弱，原秉家训，“自甘于田野”，但自遇蒋介石后，感其知遇之思，即以身许蒋，表示愿“以笔札文字效力”。然而这毕竟是违背自己的职业旨趣的，于是“中因疾病，常思引退”。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决心以笔征战，乃又扶病工作，不分昼夜，遂使积弱之躯每况愈下。抗战胜利后，他想急流勇退，可是又“牵动了种种感情关系而不忍言退”，最终酿成了悲剧。 有谁知道陈布雷的心理矛盾和痛苦？只有他自己的亲属。好心的家人多么希望陈布雷早日脱离风高浪险的宦海，恢复原来的自由之身，重新驰骋早年大显身手的报坛！然而她们也知道进不容易退更难，何况陈又是典型的信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文人，追随蒋介石20年，前既“不忍言退”，后更不会“临难苟免”的。为了得到一点安慰，好心的亲属只有到观音菩萨面前述说心事了。她们求得“观音灵签”第九签，上刻诗云： 劳君问我心中事， 此意偏宜说向公： 一片灵台明似镜， 实如明月在当中。 这是个“上上签”。再抽，还是这个签。事情真是巧合，陈布雷何尝不是“一片灵台明似镜”？他对官场的冷暖浮沉、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幻，可谓了如指掌，只是不愿把那满腹心事、内心痛苦公开说出来罢了。 他的家属不满足于这个并未指明前程的答复，再一次上古寺进香，祈求观音菩萨示以因果。这次求得的是个“下下签”，即“观音灵签”第三签。签诗云： 冲风冒雨去还归， 役役劳心似燕儿。 衔得泥来成垒后， 到头垒坏复成泥。 这一次更是巧合。陈布雷原名训思，字彦及，别号畏垒，其中的“垒”字，跟签诗中的两个“垒”字正好相合。而签诗描述的燕儿与陈布雷的情景又何其相似！他何曾不像那“役役劳心”的燕儿，顶风冒雨，不分昼夜地为蒋家王朝衔泥筑垒。覆巢之下无完卵。蒋家王朝行将覆亡，忠诚地为蒋效力的陈布雷出路何在？陈的家人不由得不信“垒坏复成泥”的签言。 据说陈布雷曾将这两首签诗手录下来。看来，他也是相信的。 11月11日，陈布雷起床后，头晕心跳，目光昏暗。10时许，他勉强出席了蒋介石主持的“中政会临时会议”，讨论行政院提出的“修正金元券发行办法”和“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散会后回寓，精神恍惚，自叹病躯如此，对“国运严重时期”决难有所贡献，“乃真觉‘百无一用’为对书生之确评也”。狂郁忧思，不能自制。 “此树婆婆，生意尽矣！”当天，陈布雷写下了一篇充满内心矛盾和痛苦的“杂记”，觉得心力体力不支，决定作两三天的休息。谁知这一休息，蒋介石官邸再也听不到陈布雷招呼同僚的声音了。 11月13日上午10时20分左右，总统府秘书周宏涛、总统府二局局长陈方、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陶希圣、行政院秘书李惟果，先后接到了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从陈公馆打来的电话，用哭腔报告了同一个消息：“请你快来！布雷先生完了！” “啊……”接到电话的每一个人，第一个反应都是非常惊讶的这么一声。 蒋君章打完这几个电话，又好不容易打通了上海的电话，将陈布雷的死讯报告了陈的夫人、数日前赴沪喝外甥女喜酒的王允默。 陈布雷弃世被发现，是在10点10分许。他的秘书蒋君章因事去找他，见他卧室的门紧闭着，敲也不开，立即要副官站在茶几上开气窗，两人从窗口向里张望，没有看见什么，里面对开窗声也没有任何反应。两人感到事情不妙，慌了神。副官伸手进去弄开了弹簧锁，两人夺门而人。只见陈布雷脸蜡黄，眼睁开，嘴张大，一动不动地直挺挺躺着。掀开被子一摸，手已冰凉，脚已僵硬，只有胸口尚存余温。枕边放着一封给蒋君章的信。床头有两个安眠药瓶子，一个已空，一个还剩三分之一，地上还洒落几粒安眼药片。 不一会儿，周宏涛、李惟果、陈方、陶希圣等先后赶到，并带来了三个医生。 医生立即给陈布雷打了强心针，然而已经毫无用处。绝望之余，在场者开始商议善后事宜。头一个问题便是：怎样公布消息？直说吧，伯被共产党及民革、民盟的人利用，不直说吧，又如何遮掩？商讨的结果，都主张不说清楚。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如何把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报告蒋介石，而又不过于掠动他？这事倒好办一些。因为11时蒋要召见陈方，完全可以趁这机会由陈方及周宏涛将陈布雷自杀消息及陈的遗书报告上去。 次日，陈布雷谢世的消息由国民党中央社向外界披露： 陈布雷于昨(十三)日上午八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陈氏前晚与友人谈话后，仍处理文稿，一切女口恒，就寝为时甚晚。昨晨，随从因陈氏起床较晚，入室省视，见面有异，急延医诊治，发现其脉搏已停，施以强心针无效。陈氏现年59岁，体力素弱，心脏病及失眠症由来已久，非服药不能安睡。最近数日略感疲劳，仍照常从公，不以为意。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 《中央日报》刊载这条消息时，用了一个长长的、醒目的标题：《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 陈之死，适值国民党所称的“国步艰难之时”。他去世的那天，是辽沈战投结束的第五天，也是淮海战场上解放军向黄百韬兵团发起总攻的第二天。此前四天，蒋介石向刚连任的杜鲁门总统写信求援，前一天，杜鲁门回信拒绝。在国民党上层风声鹤唳之时，一个小小的事件都会引起一阵惊慌，何况是总统府国策顾问之死！ 陈布雷死得突然，死得蹊跷。随着中央社消息的传播，传言、议论越来越多，“颇有离奇不经之谈”，无异于对浮动的人心火上浇油，实在是一件于国民党统治不利的事情。于是，他们决定赶紧把陈布雷之死在社会上、在国民党内引起的风波平息下去。其办法就是对社会舆论稍稍作点让步，把陈布雷服毒这一真相巧妙地透露一点，同时借机大作文章，把陈之遗书中所谓的“自弃自了”说成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力图把对死者的悼念引向对蒋介石的效忠。 中央社按照南京政府的新基调，于11月18日发布了一条新消息，称：“……两医官判断布雷先生系服安眠药过量……蒋秘书于布雷先生卧蹋枕旁，发现遗书一封，嘱其不必召医救治，并嘱其慎重发表消息，不可因此举而使反动派捏造谣言。蒋秘书即遵守遗言，发表先生因失眠症及心脏衰弱逝世……总裁对于布雷先生二十年来鞠躬尽瘁，而最后乃感激轻生，以死报国，异常震悼，即将其遗书发交治丧委员会照相制版发表，并命将原件交还亲存。” 中央社两次所发消息，前后抵梧，人们读后更加疑窦丛生，正应了“欲盖弥彰”那句话。 自11月19日起，陈布雷的《十一月十一日杂记》、《上总统书》、《遗陈夫人书》等10件遗书陆续刊载于京沪各地报纸。当人们读到他说的“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人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布雷此意，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等话时，对于他的死因才渐渐不再议论。 然而陈布雷遗书并非如中央社所称“全部发表”，而是扣下了一部分不利于南京政府的内容。 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那就是蒋介石对他视之如心腹、倚之如股脓的幕僚长之死，是非常伤心、悲痛的。他含泪说道：“在此国难未经之时，天夺良辅，你的眼睛一闭，离我而去，可是丢下我，叫我又怎么办呢？” 蒋介石说的是真心话，他此时已经苦于无法摆脱困境了。随着军事上的不断惨败，国民党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其中尤以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 蒋、桂矛盾由来已久，在“行宪国大”前后更表面化了。李宗仁冲破蒋介石的层层阻挠，竞选上副总统后，蒋介石便免去了白崇禧的国防部长职务，让他去汉口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认为这是蒋介石排除异己，拒不受命。后来，桂系谋师黄绍闳劝道：“局势已经很清楚，难道老蒋还能长久支持下去吗？还有胜利的希望吗？我们如果还死跟着他跑，岂不是陪葬！我们应该及早寻一条出路。我们都高高在上地处在南京、上海，那些广西军队岂不是任由他们摆布葬送，那时我们什么都完了，你还不是笼中之鸟！现在难得的好机会放你出去，你还不远走高飞，自己还想关在笼里吗？你到武汉去至少可以把广西的部队拿了回来，还可以多拿一些老蒋的部队，武汉是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的战略要地，你看形势，看机会，拥兵在手，主张和平，同共产党合作，迫蒋下野，德公就可以代理总统，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 白祟禧听罢，双掌捂着额头，像是在沉思。突然，他将捂额的双手放下，站起来说：“对！我就到武汉就职去！” 于是，他踌躇满志地乘着那架绰号“空中霸王”的专机，带着夫人马佩璋和几个贴身心腹，飞往汉口赴任。从此，华中成了白崇福的一统天下。 不料刚过三个月，全国局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9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济南，10月中旬，又在辽沈战役中先后解放锦州与长春。这时，徐州会战眼看就要展开。国民党危机日重，蒋介石同意了国防部长何应钦的提议：采取白崇禧6月初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方针，由白祟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的部队在中原作战，以保卫南京。 10月30日，白祟禧从武汉飞抵南京，参加当日下午的军事会议。对于要他指挥两个“剿总”在中原作战，他认为这是自己向往已久的事，因而笑容微露，满口答应。当晚，他到傅厚岗副总统官邸跟李宗仁密谈。李对他说：“健生，司徒雷登大使已经告诉我了，他已向马歇尔国务卿提出了让老蒋下台的建议，由我们跟共产党重开谈判。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可不能把自己的部队投向徐州战场为他卖命呀！” 当夜，白祟禧细细琢磨，真要实行“守江必守淮”，须将主力部队部署在淮河以南，采取攻击防御战术。战事发展至今，徐州“剿总”的几个兵团却以徐州为中心，一字排开布防在陇海线上，要想再变更部署，为时已晚。以后徐州会战失利，恐怕老蒋会借此诿过于他。既然现在前线频频失利，出现了要和谈的潮流，他还是觉得拥兵保存实力、守武汉静观风向为好。 事隔一夜，他决心变卦。 10月31日上午，军事会议继续召开。白祟禧发言时，坚决不肯指挥华中、徐州两个“剿总”，一口拒绝了统一指挥中原大军的任务。他悻悻地说：“五个月前，我要求统一指挥中原大军，那时候为什么不答应呢？现在要想重新部署兵力，已经来不及了！” 11月，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场节节惨败，黄百韬兵团在碾庄被歼，黄维兵团也在双堆集被围。蒋介石急电白崇禧调兵驰援，白竭力反对。勉强让第20军东调以后，就再也不让第2军等部队调走了。国防部的电报、参谋总长顾祝同的电话，都被白崇禧硬邦邦地顶了回去。这可急坏了蒋介石，便亲自从南京打电话到汉口，找白祟禧讲话。开头双方的态度还好，以礼相称，“总统”、“健生兄”地叫着。说来说去，二人态度急剧变坏，各不相让。蒋说：“我是总统，调第2军是军令，你是军人，应该懂得服从命令！”白毫不示弱，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如你认为我不听命令，你撤我的职好了！”一个电话打了半个多钟头，蒋介石气得说不出话来，“啪”地把电话甩了。白崇禧一不做二不体，放下电话就下了紧急命令，不准集结在沙市的第2军东调，还命令到了汉口的第9师开回沙市去。 蒋介石这时感到悲凉，也感到孤独。形影相伴的宋美龄不在身边，她正在大洋彼岸为蒋介石的未来命运而忙碌着。 蒋介石祈盼着夫人能尽快从美国带来福音，然而他的祈盼落空了。 宋美龄第一次访美是在1942年11月。那时，她受到罗斯福总统非常热情的欢迎和接待，她风头十足，以一位东方女性特有的魅力使访问取得了巨大成功，罗斯福承诺提供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然而这一次，华盛顿没有给蒋夫人铺红地毯，没有邀请蒋夫人住进白宫，也没有让她在国会讲演。杜鲁门用挖苦的口吻说；“蒋夫人来美国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认为她也不喜欢住在白宫，当然，对她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真是世态炎凉，今非昔比。尽管宋美龄依然气质优雅，口齿伶俐，能说一口纯熟的英语，但却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创造奇迹。她向美国提出的一套求援计划，包括请麦克阿瑟将军到中国指挥对中共作战的计划，均遭到对方的严词拒绝。杜鲁门不仅没有给她面子，而且不客气地向报界发表一篇声明，透露美国向蒋介石提供的援助总额已经超过38亿美元，而现在局势恶化的程度，任何大量的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没有希望的政府。 宋美龄受到冷遇，愤怒地离开华盛顿，到纽约孔祥熙购置的别墅里居住下来，几个月后直接去了台湾，再未踏上中国大陆。 当宋美龄将这不幸的消息告诉翘首以待的蒋介石时，对蒋介石的打击之大可以想见。然而，他也只能徒呼奈何了。 12月24日，白崇禧在汉口发出主张停战言和的电报，由张群、张治中转交蒋介石，并宣称非蒋下野不能谈和。25日，他操纵湖北省议会发出通电，向蒋介石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公开警告蒋介石“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要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规，寻取途径，恢复和谈”。 同日，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发出通电，倡议与中共和谈，并要求蒋介石下野。接着，河南省主席及湘、鄂、豫、桂四省参议长亦发出请蒋介石下野的通电。 这时，司徒雷登公开告诉张群：“曾和我交谈的多数美国人的印象确实是认为：广大中国民众感到蒋委员长是结束战争的主要障碍，应该免除蒋委员长的职位。”他又称：“这是美国制定政策的主要因素。” 军事惨败，外交受挫，财政崩溃，内部分裂，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自己再行“以退为进”的良策，同时，他下令毛人风撤除了对李宗仁的暗杀令。圣诞之夜，他亲笔写下了“冬天饮寒水，雪夜渡断桥”两句诗，以作万般无奈的悲凉之叹。 12月31日傍晚，蒋介石邀中央执、监委员及军政要员40余人在黄埔路总统官邸聚餐。虽然大厅里火树银花、五彩续纷，一派节日气氛，但在辉煌耀眼的彩灯下映出的，却是个个忧心忡忡的阴沉面孔，无人谈话，无人说笑，惟闻杯盘盏碟之声。党国的要人们也许意识到，这将是蒋家王朝“最后的晚餐”了。 蒋介石的目光扫视一遍全场每个人的脸庞，然后以低沉的语调说：“各位，现在局面严重，已经到了党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应该怎么办？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本人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考虑。我已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即张群)先生宣读一遍，征求大家的意见。” 大家面面相觑，默然落筷，倾听张群宣读总统新年文告： ……自国父倡导国民革命，创建中华民国，开国至今，整整经过了37年。在这一个时期之中，革命先烈爱国军民流血牺牲，坚贞奋斗，饱经挫折，备历艰辛，宪法才得实施，宪政才告成立。今日在宪政政府成立之后第一次举行开国纪念，深觉岁月磋舵，建国事业如此迟滞，三民主义未能实现，实在是感慨万分。溯自抗战结束之后，政府唯一的方针在和平建设，而政府首要的任务在收复沦陷了14年的东北，以期保持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但是三年以来，和平建国的方针遭逢了阻挠，东北接收的工作也竟告失败，且在去年一年之中，自济南失守以后，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东北九省重演九一八的悲剧。华东华北工商事业集中的区域，学术文化萎苹的都市，今日皆受匪患的威力。政府卫国救民的志职未能达成，而国家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这是中正个人领导无方，措施失当，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惶慷栗，首先应当引咎自责的……只要和谈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证，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吾个人更无复他求…… 蒋介石在文告的最后表明：自己意欲下野，不再担任总统，“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张群念完文告，全场鸦雀无声，空气压抑而紧张。 蒋介石的目光在每个人的脸上掠过来扫过去，最后停在身旁的李宗仁脸上，问道：“德邻，你对这篇文告有何意见？” 李宗仁答道：“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 蒋介石听了，脸露愠怒之色，又将目光向周围一扫，说：“大家都谈谈自己的看法吧！” 突然，一张桌上响起抽泣之声。众人一看，是几天前刚任孙科内阁社会部长的谷正纲。他以哭声说道：“总统不能下野呀！总统万万不能走啊……” 抽泣声打破了沉默。张道藩站起来说：“我坚决反对发表这篇文告！与共产党谈和乃与虎谋皮。党国危亡就在眼前，这局面非总统不能挽救。若是总统离开，这将对士气人心发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陈立夫随即站起来发言：“只有总统当政，方能挽救党国于千钧一发之危！” 蒋介石紧皱的眉头舒展了一些，显然，他从刚才的话语中得到一丝慰藉。 大厅里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 “为今之计，下野谋和倒不失为上策！” “总统以国事为重，激流勇退，适当其时。” “只是文告中的诸项条件，恐怕中共难以接受吧！”说着说着，声音由低而高，变成了莫衷一是的争论。 这种司空见惯的争论，使蒋介石忍耐不住地冒起火来：“我并不要离开，只是有人要我退职！我之愿意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坐在他旁边的李宗仁斜眼着桌上的酒杯，一言不发。他知道蒋介石是在含沙射影，有意说给他听的，“某一派系”云云，明摆着是指他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嘛。但在这种场合下，他却不露声色，保持沉默。 使蒋介石感到难堪和寒心的是，除谷正纲、张道藩、陈立夫等少数几位文官力主蒋继续当政外，多数武将们都缄口不言。于是，他对掌管舆论宣传的张道藩说：“既无再多异议，文告明日发表！”言毕愤然离去。 正是： 时来天地皆同力， 运去枭雄不自由。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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