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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蒋介石召集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在总统府礼堂举行团拜会。虽是新年，却是一片悲悲切切。会后，蒋介石把李宗仁叫到礼堂休息室谈话。 “德邻，文告已发，看来我是不能再于下去了。”蒋介石脸露苦涩，但仍显得镇静自若，“我退下来，也许更有利于谋和。但是在我走开之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你也不容易接手。请你告诉健生，叫他也明白这个道理，不要再发什么通电了，以免动摇人心。” 李宗仁明白，蒋提出下野，决非真心，乃是“以退为进”、“以屈求伸”。这样的把戏，他在历史上已经玩过两次，可谓得心应手。于是便说：“委座还是暂缓引退的好，待中共方面对和谈声明有所反应后，再议不迟。” 蒋介石微微颔首。其实，这正是蒋介石的意图所在。 是日晚，蒋介石又致电白祟禧：“中正元旦文告，谅荷阅及，披肝沥胆而出，自问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今日吾人既已倾吐精诚，重启和平之门，惟言和之难，卓见已详。如何方可化干戈为玉帛，想兄熟虑深筹，必已有所策划，甚冀惠示其详，俾资借镜。今大计虽已昭明，而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待以宁静，借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则幸矣……” 那么，中共方面的反应如何呢？ 当呼吁“谈判”的空气愈来愈浓，“和平”活动愈来愈热闹的时候，毛泽东再一次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政治辨别力和政治坚定性。元旦当天，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用两天时间写下的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宣告：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决不使革命半途而废！ 1月5日，新华社又发表了《评战犯求和》的评论，并将“中共权威人士”于10日前公布的首批43名战争罪犯依次列出。蒋介石作为首犯排在第一位，李宗仁名列第二，以下依次为：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谷正纲、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态、顾维钩、宋美龄、吴国帧、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励。并正告“这个名单的确定和宣布，是要告诉蒋系将领和地方系军阀们，交出军队可摘掉战犯帽子受到宽待，继续顽抗只能按战犯受到惩办”。 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声明说： 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如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中共方面的反应如此激烈，态度如此强硬，这使迟迟不想引退的蒋介石感到不寒而栗。他视毛泽东的声明为要他无条件投降的“哀的美敦书”，再无恋栈的可能了。 1月19日，蒋介石在总统官邸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到会的有张群、陈立夫、孙科、吴忠信等党政要人。 蒋介石说：“毛泽东步步紧逼，他提出的八项条件，大家都看到了吧！我们在新年文告中所提条件，他全部拒绝了，我又是他们公布的战犯名单的首犯，把路堵死了嘛！逼我投降嘛！我可以下野，但决不做阶下囚！现在有两个方案，大家可以研究：一个是让李德邻出来谈判，谈妥了我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来主持。”说完，长嘘一口气。 许久无人吱声，气氛令人窒息。 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打破沉闷局面，用探询的口吻说：“总统下野之事关系重大，是不是召开中常委会讨论一下？” “不必了！”蒋介石忿忿地说，“娘希匹，什么中常委，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想好了，采取第二条办法，现在就下野。至于下野文告怎样措词，请大家研究。” 陈立夫突然声泪俱下地说：“下野之事，还望总统三思啊……” 蒋介石摆摆手，说：“我既不能贯彻勘乱之主张，又何忍再做和平之障碍！” 1月21日，蒋介石于正午约宴五院院长及党政军巨头，正式宣布引退。 下午2时，他又在官邸召集中央常委临时会议，出示他和李宗仁的联名宣言：“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易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爱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宗仁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蒋介石声音低沉，表情悲凉，全然没了平时训话时的那种慷慨激昂的气势：“我自黄埔建军20多年以来，历尽艰难险阻，但在袍泽们大无畏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决心下，遵总理遗愿，坚持奋斗。度过种种难关。近两年来，军事上遭受挫折，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我有意息兵，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今之最要者，乃应同心同德，共济时艰，共挽危局，断不能相互埋怨，相互倾轧，更不可有悲观失败之情绪和论调，以至影响士气，影响全局……” 众人之中，已有饮泣之声。 谷正纲忽含泪起立大声疾呼：“总统不该退休，应继续领导大家同共党作战到底！” 素有“小委员长”之称、被中共列为第三名战犯的陈诚，此刻立起精干矮小的身子发言道：“总统还是不下野为好，毕竟我们还有半壁江山，定能与中共争得两分天下。” 城府颇深的陈诚在此之前曾试探性地问蒋经国：“总统为何非要引退不可呢？”蒋经国说：“父亲主要考虑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唯有退方能打破半死不活之僵局，往最坏处打算，也好另起炉灶，重定基础。父亲要我到台湾在你手下任职，我愿协助陈主席把台湾治理好。”陈诚说：“总统运筹帏幄，有你我一起治理台湾，保证总统无后顾之忧。”他作为蒋介石的心腹，顿然明悟了蒋的意图：以台湾作为积蓄力量、东山再起的最后据点。台湾与大陆相隔一道海峡，四面环水，易守难攻，使国民党尚未受到损失的海空军可以据此发挥优势；台湾处于西太平洋交通要道，很容易与日本及美国等西方国家联络，以获得外援；而且在抗战胜利后，与大陆相比，台湾相对安定，内战战火尚未燃及。蒋下野前，审衡时局，虽然还想立足华东，稳定西南，再图中原，但他亦自知困难太大，因而把最后的目光投向了台湾。 陈诚见下野的蒋介石情绪低沉，便有意斟词择句地以“半壁江山”、“两分天下”的话题来激发大家发表高见，以慰蒋介石之心。 汤恩伯马上响应道：“辞修之言极对！我们势可与共党隔江对峙，待国际形势变化再图恢复。卑职将整肃所部30万大军，确保京沪杭。” 言毕，洪兰友、张道藩、陈庆云、何浩若等皆含泪慰留。 李宗仁表情很复杂地说：“我只是一个代总统，需要时还须请蒋总统出面主政。” 蒋介石摆摆手，说：“都不必再说什么了，我今天就离开南京，解甲归田。”他起身宣布散会。 李宗仁忙问：“总统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 蒋介石厉声说：“不必了！我还有要事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 老同盟会员、年已古稀的监察院长、美髯公于右任趋步向前，请蒋介石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蒋把手往后一甩：“找德邻办去！”随即离去。 下午4时，蒋介石驱车奔中山陵拜调。 他肃立在中山陵前，默然无语，悲从中来：距抗战胜利后还都，三年不到，江山易手，怎不叫他痛心疾首，悲愤懊丧……直到儿子经国再次催他动身，他才叩别陵堂，欲乘“美龄”号专机飞往杭州。 宋美龄这时不在身边，她还没有从美国回来。蒋介石更感到了无限凄清。 飞机从明故宫机场起飞后，他吩咐机长绕空一周，向首都作最后一瞥。“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他凭窗俯瞰，腮边不禁挂出两颗老泪。前两次下野，他都在不久后重新出山，那么这一次，还能有还都“登极”的希望吗？ 等李宗仁率领一班文武大员赶到机场送行时，“美龄”号已悄然飞走了。 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 不过蒋介石是个细心而精于谋划的人，他在引退前一个月即对自己退居幕后指挥作了周密的部署。 1948年12月27日，蒋命令将大批贵重文物，计有中央博物院、故宫博物院、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及外交部等所藏物品共3348箱运往台湾。 1949年1月10日，蒋经国到上海，将中央银行现金运往台湾。据李宗仁说：“库存金钞共值3.35亿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全部黄金为390万盎司，外汇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5亿上下。”蒋经国在2月10日的日记中说：“经过种种之接洽，说明与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将大部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20万两黄金。” 转移财产之外，蒋介石重点在人事上作了安排。当时的参谋总长顾祝同是蒋的亲信，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是蒋的同乡，蒋就特别关照、叮嘱他们，不管国家发生了什么事，都要他们继续把持这两个重要的职务。 在他引退前三天，特别任命他的亲信汤恩伯担任京沪抗警备总司令，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和台湾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台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方天为江西省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主席(后改宋子文)，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 蒋介石在引退前，还命令国防部制定了扩充军队的庞大计划，并在他引退后开始实施。这个计划是：在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四川、陕西等省，共设置14个“编练司令部”，由王敬久、胡琏、沈发藻、欧震、黄杰、何绍周、罗广文、陈铁、张雪中、孙元良、钟纪、胡宗南、李弥、宋希濂等14人分任司令。按照蒋介石的设想，国防部拟征壮丁200万，并由各编练司令部就地募兵，迅速补充，在3至6个月以内，完成编练任务，以图东山再起。 再说蒋介石下野的第二天，李宗仁就发表声明，表示“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谈”。 1月24日，李宗仁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上台仪式，由国民党元老居正监誓，就任国民政府代总统。 他一上台就想做出点姿态，采取几项较开明的举措以取悦国人。他在宣誓就职的当天，便伤令行政院将“剿总”改名为军政长官公署；取消全国戒严令；裁撤“戡乱建国总队”；释放政治犯；启封被查封之报馆杂志社；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除特种刑事条例；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得逮捕，等等。 他在上任的第二天，即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得知张学良已被蒋介石押解台湾，便电令台湾省主席陈诚立即释放张，并派程思远赴台督办。而陈诚却以“不知张关在何处”为借口，推脱敷衍了事。李宗仁听说杨虎城由军统局秘密监禁在重庆，就打电报给重庆市长杨森，令其迅速查明杨虎城的下落。但杨森早巳接到蒋介石的密旨，叫他把什么事都推到毛人风身上。于是，他给李宗仁的复电称：“查问此事，请找毛人风。”而毛人风在哪里呢？连个影子也找不到。 堂堂的一个代总统，发布的一道道命令乃如一纸空文，非但无人执行，反而百般阻挠，这使李宗仁十分窝火。他召集邵力子、吴忠信、张治中等人议事，大发牢骚说：“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颁发的文令形同废纸，一钱不值……我管不了啦，还是交给蒋吧！我反正不过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 吴忠信劝道：“代总统还应以大局为重，划江而治已是迫在眉睫之要务，只要能阻止中共渡江，以求得体面的和乎，便是我们当任的一大政绩。” 李宗仁说：“我又不是清文宗，非仰赖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不成？能不能劝劝总裁少干预一些，或到国外居住一段时期？” 吴忠信说：“德公，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该清楚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在争取什么呢？” 李宗仁一时默然。 张治中感叹道：“这种局面实在令人忧虑。不过，对中共所提的和谈条件该有个正式答复了。” 李宗仁沉吟一声，凝神沉思起来。 话分两头。再说1月19日，白祟禧原来的秘书黄启汉来到汉口。 白崇禧急切地问：“是李任公(李济深)叫你来找我的吗？” 黄启汉点点头：“李任公嘱我带信也带话给你。” 他赶忙寻出密藏在大衣里的白绫条子。白崇禧接过来，匆匆扫了一眼写在上面的密信，喜出望外，说：“我派季宽(黄绍闳)去香港找任公，想请任公来武汉主持大计。哪知季宽扑了个空，幸亏你和任公联系上了。除了信，任公还有什么话转告？” 黄启汉说：“任公分析说，蒋介石败局已定，中华民族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我们何去何从，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不认真、慎重、严肃地考虑。任公说他自己并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他相信共产党、毛泽东是真正为国家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一切稍微具有一点正义感、民族感的人，都应该赞同和拥护他们。何况蒋介石统治中国20多年，已经把国家弄得一团糟，凡是有志之士，无不痛心疾首，如今蒋介石即将彻底垮台，哪个还再跟他走，那是再愚蠢不过的了。” 白崇禧频频点头，说：“所以我们上个月在这里给蒋介石发了两封电报，敦请蒋介石下野。” 黄启汉继续说：“任公还讲到，也许有人以为过去曾经反对过共产党，现在怎么能够合得来？任公讲，过去是过去了，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我们也要向前看，莫要向后看。任公讲到他自己，不是也反对过共产党吗？但此一时彼一时也。过去不认识，今天认识了，只要我们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就会化敌为友。” 白崇禧说：“任公讲得都很对。这件事，你先要保密。待我们和共产党取得联系后，再商议如何做。” 21日下午，白崇禧收到了南京发来的宣布蒋介石引退并以李宗仁为代总统的通电。晚上，又收到蒋介石专门打给他的一封电报，他看罢，嗤之以鼻，让黄启汉随便拟一复电给蒋，敷衍一番。接着，在他的办公室邀集李任仁、李品仙、夏威、刘斐、徐祖贩、韦水成和程思远等桂系核心人物来开会密商，黄启汉也参加了。刘斐是刚刚辞掉军委参谋次长回到湖南家乡，而又被白邀请到汉口来的。黄绍闳、刘仲容两位重要人物这时分别从香港和上海去了南京。 白崇禧首先讲话：“我们昨晚刚开会，今天又有了新情况。老蒋终于干不下去，要拿德公作挡箭牌，看样子他还是要在幕后控制的。但事已至此，只好全力支持德公，早日实现停战和谈。我们再商量一下具体怎么办。” 李任仁说：“毛泽东已经提出八项条件表明态度，并主张华中五省首先停止征兵征粮。我们既然要跟共产党和谈，假如不停止征兵征粮，怎能使人们相信我们有和平的诚意，不被人以为是在施缓兵之计呢？” 白崇禧脸色顿变，说：“和谈尚未开始，怎么能够停止征兵征粮呢？万一谈不成，岂不是误事？” 一时无人做声。过了一会儿，李品仙说：“还是谈谈八项条件吧。第一条首当其冲要惩办战争罪犯，这一条就无法接受。” 白崇禧说：“是呀！惩办战犯等于把我们一网打尽，这如何受得了呢？” 李任仁说：“惩办战犯问题，无非是明确战争责任。讲到个人，只要促成和谈，实现和平、民主、统一，就可以从战犯变为功臣。” 白崇禧还是不同意，说：“这是我们自己这样讲的，哪个能保证？” 刘斐说：“重老(即李任仁)说得有道理。如果只同意后面七条，不同意第一条，显然会给人看出是因为你自己的名字也在战犯之列的关系，这就太不漂亮了。” 黄启汉也忍不住说：“如果不是完全同意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根本就不可能进行和谈。” 夏威、韦永成也说：“形势既已如此，看来不同意也得同意了。” 大家都望着白祟禧。只见他坐在书桌前的紫红皮转椅上，两肘支在左右扶手上，双掌撑着前额沉思不语。 远处传来一两声鸡啼，夜已经很深了。 白崇禧缓缓放下双掌，抬起头来说：“好吧，有什么办法？我们只得同意接受八条作为和谈基础了。”说罢，又语调低缓地问：“万一我们的军队在武汉站不住，先退到衡阳，再退人广东或云南，你们看好不好？” 李任仁说：“我看不好。最好是先撤退，和中共联络好，请他们来接收，不要等到站不住脚才走。先退到湖南，从株洲斜出江西，沿浙赣路至浙江，截击蒋介石的部队，和中共呼应，形成夹击的形势，这是上策。” 白崇禧盯了李任仁一眼，从神态上看颇不以为然，但没有说出来。然后，他就宣布散会了。 黄启汉正要走出办公室，被白崇禧叫住留下，吩咐道：“你帮我写一篇接受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的短稿，一会儿送给武汉各报社明天见报。另外，我明天派一架飞机送你到南京去见德公，然后从南京直飞北平，也许能更快更直接地找到中共联系。” 第二天，黄启汉想到昨夜白崇禧对于接受与中共和谈的态度十分勉强，打算再摸摸自的底，了解一下白对和谈究竟有多大诚意，于是一大早就到白祟禧的办公室去请白再谈一谈。白祟禧说：“就是先去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表示希望就地停战，及早开始和谈。”说着说着，他还是流露出了基本想法：“我是最终希望解放军不要过江，将来就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我派你去北平，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找到李任公，请他早日到汉口来共商大计。我复他一封手书，让你带去。” 白崇禧当即拿起毛笔来给李济深写了一封复信，表示：“兹蒋已去位，德公继承艰危，决以最诚恳态度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以坚确决心，扫除独裁祸根，将来国是全由国人公意抉择。务恳请公鼎力相助，共奠和平，千万生灵，民族生机，在此一举。尤望大驾及革委会诸同志，早日莅临武汉或南京，指导一切。” 写罢，又在信笺上端，加注“中共八项条文，禧已有表示可以商谈”等字。 1月22日下午，黄启汉从汉口坐飞机到达南京。当晚，李宗仁即约他和刘仲华到傅厚岗代总统官禧谈话。刘仲华是李的参议，将与黄一起飞往北平执行接头使命。李宗仁对二人说：“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我已经叫空军派好了飞机，明天就送你俩去北平。现在傅作义将军已经在北平接受和平改编，但解放军还没有进城。你们乘这个机会，去求见中共中央的领导人，表示我们求和的诚意，要求中共停止军事进攻，及早开始和谈。告诉他们，我李某人愿意接受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 黄启汉很兴奋，当即告诉了李宗仁关于李济深给白崇禧的密信和自在汉口讲的话。李宗仁也马上写了一封信给李济深，希望李济深从旁协助；又吩咐秘书代写了一封给傅作义的信，肯定傅接受和平改编是对的，也要傅支持搞好和谈。 1月23日下午，黄启汉、刘仲华乘坐一架美制军用运输机向北平飞去。 正是： 有人愿意作诸葛， 怎奈无人当阿斗。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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