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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0月1日，建国32周年的国庆节，北京各大报刊均在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以通栏套红标题《建议举行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刊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这篇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 (一)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 (二)海峡两岸各族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开展贸易、增进了解。我们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 (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 (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 (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 (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 (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切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事。 10月9日，借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中国共产党主张实现两党和谈与合作的呼声和舆论达到了高潮。 这天，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规模和声势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大。 ——北京铁狮子胡同孙中山逝世纪念室和宋庆龄故居经修缮后开放。 ——《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展览》、《辛亥革命历史展览》和《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书画展览》同时举办。 ——《辛亥风云》、《革命军中马前卒》等影剧正式上映、上演。 ——人民银行首发关于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金银币。 ——邮电部发行了纪念邮票。 …… 这天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气氛异常热烈，“辛亥革命了0周年纪念大会”的巨大横幅高悬在大会主席台上方，主席台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1911一1981”的字样分别挂在画像两侧。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人士1万多人参加了大会，盛况空前。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讲了话。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胡耀邦的情绪显得诚恳而激动，他清了清嗓子说： “现在我们提出的建议，对于台湾方面没有任何不公平，不安全的地方。如果台湾方面还有不放心的问题，也不妨在双方谈判中提出来研究解决。由于长期隔阂而存在着某种不信任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接触，不交谈，怎么能消除隔阂，建立互信呢？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难题，还要让彼此的力量在对峙中互相抵消，我们将何以上对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以来的先烈，下对海峡两岸的各界同胞和子孙后世呢？共产党决不用国民党曾经用过的方法来回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过火行为永远不会再重复。在这里我愿意告诉台湾当局，不仅孙中山先生的陵墓经过一再修葺，而且奉化莹墓修复一新，庐山美庐保养如故，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老家和亲属都得到妥善安置。树高千丈，落叶归根。难道蒋经国先生就没有故乡之情？就不想把蒋介石先生的灵柩迁移到奉化蒋氏墓地来？” 一番深情的话，赢得了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胡耀邦放慢速度，继续说：“我今天愿以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先生、谢东闵先生、孙运璇先生、蒋彦士先生、高魁元先生、蒋纬国先生、林洋港先生，邀请宋美龄女士、严家淦先生、张群先生、何应钦先生、陈立夫先生、黄杰先生、张学良先生，以及其他各位先生，邀请台湾各界人士，亲自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愿意谈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热烈欢迎。这对于蒋经国等先生和台湾各界同胞会有什么损失呢？外援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最可靠最有力的还是本国10亿人的爱国大团结。唯自助者天助之。自毁长城的人，无论高唱什么不现实的口号，任何人也无法帮助他转危为安，化否当泰。我们如果能够互相谅解，互相尊重，长期合作，风雨同舟，使我数千年文明古国真正昂首阔步于世界，中山先生必当含笑于九泉。中山先生生前号召‘和平，奋斗，救中国’，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大声疾呼‘和平，奋斗，兴中国’呢？和平统一，振兴中华，千秋传业，系乎一转念一反掌之间。让我们学习中山先生的遗训，‘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携起手来，为创造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新历史而共同奋斗！” 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这是中国共产党再次向国民党发出的重要的和解信号。 担负现场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作了特别报道。 但是台湾方面严格封锁了新闻媒体的传播。 胡耀邦公开邀请的14位台湾高层人士当时的职务分别是： 蒋经国——国民党主席、“总统”。 谢东闵——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副总统”。 孙运璇——国民党中央常委、“行政院长”。 蒋彦士——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高魁元——国民党中央常委、“国防部长”。 蒋纬国——“国防部联勤总司令”。 林洋港——国民党中央常委、台湾省“主席”。 宋美龄——国民党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私立辅仁大学董事长。 严家淦——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 张群——“总统府”资政。 何应钦——“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立夫——“总统府”资政。 黄杰——“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 张学良——著名爱国将领。 对中共中央这次充满深情的邀请，台湾方面依然拒之千里之外，始终未作任何反应。时至今日，14人中有的已经故去，健在的也未能踏上大陆这魂牵梦索的故士。 1982年1月10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接见一位海外朋友时说：“九条”是以叶剑英委员长的名义提出来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 至此，“一国两制”的概念正式使用，这一构想基本形成。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绎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对“一国两制”构想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一)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 (二)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与大陆不同的制度。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四)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 (五)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方式，这个适当方式就是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 (六)我们一定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要多接触，增进了解。 “一国两制”的提出，在国际上获得了高度赞誉。英国前首相撤切尔夫人称之为“天才的创造”、“令人神往的构想”。美国一家著名的智囊机构评价其是“20世纪世界战略史上从来没有攀登过的新高峰”。 在实践中，“一国两制”构想也取得了很大成功——根据“一国两制”原则，中国政府与英国和葡萄牙分别达成了和平收回香港、澳门主权的协定。 “一国两制”构想绘台湾留下的空间已经是大得不能再大了，比联邦制和邦联制国家所能给予其各个行政区域的空间都还要大。可以说，“一国两制”要求台湾的仅仅是其对中央政府名义上的承认，并没有其他苛刻的条件。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和平统一，台湾不但拥有广大的生存空间，而且还因为背靠祖国大陆，能拥有更为广大的发展空间。 中共的主张在台湾岛内及海外华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舆论呼吁：台湾应及早“宣布与北京和谈统一，为民族尽大孝，为国家尽大忠。”“国共倘不早口谈判第三次合作，局势可能演变至不可收拾的情况。” 在中共和平方针的影响下，在台湾及海外华侨舆论的触动下，台湾国民党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对共产党，对大陆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最初两年，国民党仍然攻击中共的和谈主张是他们“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说穿了就是诱降的策略运用”。后来，在经历了消极对抗、酝酿试探、局部开放等几个阶段的调整后，逐步形成一个所谓“维护台湾安全”为中心，通过民间、间接、单向、渐近等方式发展与大陆关系的政策模式。这样，海峡两岸局势逐步走向缓和，互动关系已初步形成。政治上，“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在具体执行中已被突破，双方具有官方性质的非政治性对话逐步开始；军事上，双方的对抗已经停止；经济上，两岸交往增多，台商到大陆投资者日众，间接贸易已经开放。国共两党终于打破了近40年的人为隔绝状态，开始进人一个由中华民族自己医治历史创伤，整合国家，实现和平统一的历史进程。 1986年5月3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B198号波音747货机机长王锡爵，在驾机从曼谷飞往香港途中，转航祖国大陆，降落在广州的白云机场，王希望在大陆定居。 5月17日至20日，大陆方面由中国民航香港办事处经理张瑞普、中国民航国际司副司长卢瑞龄、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总工程师刘远藩3人组成中国民航商谈代表团，台湾方面由华航香港分公司经理钟赞荣、副经理陈勋伟、华航总经理特别助理陈恩锦3人组成台湾华航代表团，双方在香港就华航货机交接问题举行正式晤谈，并达成了一致意见。 5月23日，根据协议在香港启德机场举行交接仪式，华航货机事件得到了妥善解决。 中航代表张瑞普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说：“这次商谈，双方完全处于平等地位，互相尊重，互相谅解，在融洽友好的气氛中，终于得到了圆满结果。事实证明，我们同胞兄弟之间的确是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 两航香港谈判虽是一次一般性的飞机事件的谈判，但它的圆满成功，对于国共两党关系和海峡两岸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949年以来，国共两党各据海峡一岸，相互对峙，其间虽有偶尔接触，却都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而且只是带有试探性的接触。此次两航谈判，虽说是民间性的，商务性的，但实际上，是带有政治性的，在两航代表团背后，是国共两党在左右，国共两党最高级领导人都曾亲自过问此事，干预此事。因此，这次谈判结束了国共两党自1949年以后即不再公开往来的历史，“成为37年来海峡两岸第一次在官方正式允许下的公开接触”。 1987年9月15日，台湾《自立晚报》的李永得、徐璐飞抵北京，从而开创了另一个“第一”——台湾记者第一次采访大陆。此事虽然在台湾激起一场轩然大波，两位记者和《自立晚报》社长吴丰山受到指控，差一点坐牢，毕竟为许多已经做好准备跃跃欲试的台湾记者开辟了道路。此后不久，一批又一批记者踏上了大陆的行程。中共“十三大”召开时，皮介行成为第一个采访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记者；台湾当局开放探亲后，张自强成为第一个向台湾红十字会申请探亲并获准的记者；南方朔是第一个面对面采访中共对台政策各位领导人的台湾记者；70高龄的台湾前中央通讯社东京分社主任李嘉是台湾资深记者中以其特殊身份造访大陆的第一人…… 台湾取消报禁、书禁后，大量介绍大陆的书籍、文章涌现，大陆的影视音像制品在台成为抢手货。台湾“文雅出版社”出版了台湾诗人罗青选编的《小诗三百首》，其中收录了俞乎伯、冯雪峰、谢冰心、何其芳等20多位大陆作家的50余首诗，发行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连续4次再版。台湾“成文出版社”连续出版了台湾作家周锦主编的一套20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对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禹、冰心、萧军、沈从文、叶圣陶、丁玲、何其劳、艾青、沙汀、姚雪垠等作家作了评介。台湾“时报文化有限公司”出版和再版了香港作家赵聪着的《新文学作家列传》和《五四文学泥爪》，共为64个新文学作家立传，称鲁迅为“中国新小说的奠基人”，称老舍的小说“具有真正的中国风味”等。当代大陆作家张贤亮、张洁、阿城、戴厚英等人的作品在台湾发行，也成为抢手书。《走向未来丛书》及朱光潜、费孝通等学者的社会科学著作，以及大陆翻译出版的外国著作，也被台湾的大学生当作学习参考书。老一代大陆美术家的作品，在台湾更为走红。 1987年11月2日，被台湾民众称为“一个具有历史性而又非常值得特别标志的日子”：台湾红十字会在台北、高雄两地开始办理探亲登记，当天办理赴大陆探亲登记的就达1334人，民众就像潮水般涌人红十字总会，办公室被挤得水泄不通，服务人员应接不暇，“每一位前来办手续的人都掩不住一脸的兴奋、喜悦”。 随后，台湾“国防部”又宣布，军人眷属除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外，均可赴大陆探亲。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对大陆同胞赴台方面也有所放松。 正在这时候，蒋经国因糖尿病瘤疾而于1988年1月13日逝世，终年78岁。 当天，中共中央即致电国民党中央，吊唁蒋经国逝世： “谅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中共中央领导人随即发表谈话”除表示悼念之意外，重申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不变： 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作出交待，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作了一定的努力。 当此国民党领导人更替之际，我们重申，我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政策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希望新的国民党领导人，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把海峡两岸关系上开始出现的良好势头推向前进，为早口结束我们国家分裂局面、实现和平统一做出积极贡献。 台湾人民有着爱国的光荣传统，盼望统一，反对分裂，近年来同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一起，为推动和平统一，促进国共两党和谈作出了努力。我们愿与台湾各界人士共商国是，完成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大业。 我们由衷地期望台湾局势稳定，社会安宁，经济继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中共中央的唁电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谈话发表后，立即在台湾和国际土产生了强烈反响。台湾大报《中国时报》说中共中央唁电“电文仅有39个字，但被视为是近40年来，两岸隔绝敌对下，共产党对国民党首次有较平和的直接反应，也是对党与党之间对等地位作出反应”。路透社报道说：“唁电没有提及蒋经国的总统职务，只称他为中国国民党主席，因为北京不承认台北政府。”共同社认为中共这一做法灵活、实际，并将中共对蒋介石、蒋经国去世时所采取的态度作了比较——蒋介石去世时新华社发的消息是“国民党反动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死了”，而这次发唁电态度友好，与上次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目的是“借蒋经国去世的机会向台湾当局强调中国的灵活态度，这反映出中国十分重视蒋经国之后”。合众社评论说：“中共领导人代表官方对蒋氏去世最初的反应让人觉得他们犹如失去了亲人，对在晚年曾设法弥合近40年分离状况的这样一位疏远了的亲戚的死表示哀悼。” 在中共中央发出唁电的同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屈武也致电台北蒋经国夫人方良女士，吊唁蒋经国逝世。屈武长蒋经国12岁，作为于右任的亥婿，他和蒋经国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结拜为兄弟，后又在苏联同学。二人虽政见不同，但仍维持了几十年的友谊。 新中国成立以来，屈武曾多次向蒋经国发出信息，希望蒋经国以民族利益为重，求得早日实现和平统一。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之后，屈武更是竭尽努力，为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而多方开展工作。先是蒋经国的另一位老同学廖承志致信蒋经国，以“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为由，表示愿意“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请长辈教益”，可惜未引起回应，而不久廖承志即不幸辞世。1987年底，台湾开放对大陆探亲，屈武感到时机成熟，表示愿以90高龄率先赴台探望蒋经国，可惜尚未成行，蒋经国却遽尔长逝，海峡两岸的两位故友终未能白首相聚。 屈武在唁电中表达了深深悲痛的感情和无法弥补的缺憾，感人至深： 昨夜惊闻经国老弟病逝，悲痛无已，竟夕难眠。经国一生爱国，正期再展长才，共竟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意遁尔长逝，痛惜何似！我与经国，两世交谊，情同手足，当年苏联同窗，溪口话别，此情此景，历历在目。虽两岸睽隔，音问久疏，然思念之情，无时或已。近见开放探亲，正庆把臂话旧有期，诅料经国先我而去，竟成永诀，遥望云天，不知涕泗之所从矣。谨电致唁，敬希节哀，善自珍重。经国灵前，尚祈为我馨香祝祷安息。临电神驰，未尽欲言。 1988年7月14日，在国民党“十三大”闭会后的中央评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以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的名义，联合34位中评委，向国民党中常委会提出了一项议案，即《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互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 该提案的基本内容有： (一)中共应放弃四个坚持和武力犯台，并对中国共产党拒绝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表示惋惜。 (二)深信中国的统一是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的共同愿望，所以只是时间问题。但统一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努力达成，其方式是以文化与经济，而非武力，亦非第三者所愿或所能助成者。 (三)“欲谋求统一，必先建立共信，有了共信，互信乃生，互信生，自会团结统一。”而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 (四)复兴中华文化，“以伦理、民主、科学为纲，重振四维八德”，比中共用四个坚持来凝聚全民，其力量要大千万倍。这既为大陆人民额手称庆，也与台湾的文化复兴运动趋于同一方向而合流，如此进行，和平统一之门必将自然开启。 (五)“和平之门一开，则可进一步走向经济互惠之途，台湾之财经科技的潜力，与大陆之人力资源，合为互惠之基础，共同成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行委员会’，合力谋划国父实业计划之实施”。这样，千则可以协助大陆人民解决经济困难，二则可以奠定21世纪为中国人的世纪的经济初基。 (六)如果中共愿与国民党开诚合作，以平等及和平方式谋求中国自由、民主、均富与统一，从文化、经济两方面率先实现，那么国民党愿意向大陆提供50至100亿美元之外汇资金，作分年长期低利贷款之数。 (七)苟能如此进行，则共信互信，自能建立，双方在各方面之敌对行为全面去除，进而作次一步政治整合之协商，根据总理“和平、奋斗、救中国”之大方针，逐步进行，则和平统一，乃为必然之结果也。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一，历来以党务专家、教育专家著称，旧中国流传“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政治歌谣，可见其当日的势力。1949年逃到台湾以后，陈立夫受到排挤，远离政治中心，潜心研究中国文化。但他对中国统一，一直抱有期待和使命感。在国民党“十三大”召开前，他就兴致勃勃地自撰了这个3000多字的提案，亲自一一找人联署，在中评委开会期间，手边还不时拿着案文，逢人散发。 “立夫案”一提出，立即成为热门话题，陈立夫这位一向以反共守旧著称的国民党三朝元老也再次成为风云人物。尽管此案未能付诸实现，但它对台湾朝野所造成的心理震撼，是不可忽视的。大陆舆论也对陈立夫提案作了积极的评价，认为提案中尽管有些不适宜的提法，但主张祖国和平统一，提倡对话协商、互信合作，是令人感佩的，“只要谈起来，一切问题都好商量，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妥善解决”。 正是： 历史大潮不可逆， 和平统一势所趋。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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