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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老朋友140年不见了,我是贾亦斌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迎上前去,两位老人惊喜地呼唤着,亲切地摇动着双手,拍着肩膀。 这位远道而来的老人就是台湾著名的政论家、时任立法委员的胡秋原。身后是其妻子敬幼如、女儿胡采禾等人。 贾亦斌和胡秋原一路携手攀谈,说话间已走出卫星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黄顺兴和北大客座教授陈鼓应也来迎接在台湾时的旧交。这时,只见一位自发苍苍的老者也远远地蹒跚而来,一通大名,胡秋原和他顿时激动地抱作一团。原来这位是84岁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郭述申,他同胡秋原1924至1925年曾同在武昌高等师范就学。 在机场贵宾休息室,胡秋原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胡先生是否准备同中共高级领导人谈您对统一的意见?据我所知,您的意见同中共的‘一国两制’统一方案并不一样。”台湾《联合报》记者抢先发问。 胡秋原笑答:“如果完全相同我就不会来了。” “您的统一观点主要是什么?” “主要的要有统一的目标,现在不能统一的原因是双方如何最后建国的意见不同。还有实际的两个国号、两个宪法和两个政府等问题。我和贾先生是抗战一代的人,为什么抗战?抗战为了建国……” 贾亦斌插话:“是的,当时我们就是为了这个。” 胡秋原接着说:“中国胜利了,这是一件大事,我们中国人再不受外国人欺负了,可国家至今分裂,老百姓是多么痛苦。我有信心坦白地说,40年来大陆最大的成就是进人世界核子俱乐部,台湾最大的成就是经济上成为所谓‘四条小龙’之一。大陆的成就表示中国人有能力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国,台湾的富裕说明中国人有发财的本事,如果合起来中国就能富能强,这是中国人150年来追求的目标。我们在抗战时就希望有这一天,40年以前没有实现的事情,我们希望40年后看到这个可能性。我都79岁了,不客气地讲,看不到这一天真是死不瞑目啊!” 记者问:“统一之事台湾领导人也会有很重要的决定,不知您离开台湾时是否跟当局领导人谈过?听说您见过李焕(行政院长),他们是否接受您的意见?” 答:“30年来我一直谈的观点,我想我写的这些文章他们会看过了,从我的杂志看没受到过麻烦,我想他们至少心目中有谅解、默认。我来前是见过李焕,我回去要把这里的情况带回去。” 贾亦斌笑着说:“李焕过去与我很熟,他是我的同乡,还是我的部下、同学哩。” 笑过了,胡秋原忽而严肃地说:“我认为,爱国就不能不赞成统一,如不赞成统一,你就不够资格谈爱国和过问国是。任何中国人都应该赞成统一。我现在进一步讲,统一要快,要在本世纪结束以前,2000年以前达成目的,迟了还来不及。” “您认为两岸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尽快促成统一?” “我就想与中共有关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我还不太了解所谓‘一国两制’。从世界范围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可以成为混合经济,现在各个国家从美国到非洲国家都有混合经济,究竟怎样混合,各占百分之几,各个国家可以不一样。如果中国有了混合经济,我认为‘一国两制’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胡秋原是湖北黄赃人,早年留学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30年代中期曾为国共合作穿针引线,随即投身于抗战的洪流。在台湾时,他是《中华杂志》发行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他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学者,曾坦言:“我以前是极力反共的,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看到了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希望。”地在《中华杂志》上疾呼统一,建议和谈,并不顾个人利害得失,开始了为祖国统一奔走的大陆之行。行前,国民党有关方面从台湾打电话到美国,劝他不要到大陆,但是遭到他的拒绝。 9月,京华秋色正浓,故土旧友,人世沧桑,使离开大陆40年、近8旬高龄的胡秋原处于激奋与感慨之中。他行色匆匆,兴致融融,把活动日程排得无一缝隙,整天忙于访问、座谈、演讲,宣传他的“民主统一,复兴中华”的主张。 9月15日下午,邓颖超会见了胡秋原。 当他走进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邓颖超迎上前去,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说:“我能与您重逢,真是喜出望外!我过去在‘国民参政会’上就久闻你的大名,你很健康,显得年轻,鹤发童颜。” 落座后,胡秋原说:“到北京来,特别想看看邓大姐。” 邓颖超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欢迎您的到来。” 在谈到和平统一事宜时,邓颖超说:“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共同为对国家、民族有利,对大陆、台湾都有利的事情贡献力量。海峡两岸同胞是一个国家的兄弟婉妹,尽管国共两党过去有恩怨,但终究是一家同胞,希望早点统一。至于用什么方法统一,胡先生的看法和今后更多台胞提出的意见我们要考虑,共同商量。我们欢迎各方面的意见,对统一,我们一方独唱不行。我们在宪法中有信仰自由这一条,关于信仰问题我认为不能提到统一问题上来。叶剑英提出的‘九条’中也没有提这个问题,也没有要求台湾放弃三民主义。” 胡秋原说:“最重要的是中国非团结、统一不可,事不宜迟。”他建议祈望得到原旧政协发起人中健在的邓颖超、陆定一、张群和陈立夫的支持。 邓颖超表示赞同,并说:“胡先生对故土充满眷恋之情,爱国之心令人敬佩,我们愿意听取您的意见,领取教益。” 当她听到胡秋原准备寻访丝绸之路时,亲切地叮咛道:“北国风寒,多加珍重。” 胡秋原在北京的许多场合说:“我是一个书生,乎生无他求,只希望中国能够赶快统一,让子孙后代得到幸福。”他盱衡内外大势,认为中国必须在20世纪内实现统一,否则,下一世纪将无“中国世纪”可言。他主张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超党派统一,海峡两岸各党派联合起来,寻求一条符合两岸全体中国人共同愿望的新路来。 胡秋原的大陆之行及其关于国家统一的主张,在台湾引起震动,更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忌恨。高层人士认为,胡秋原身为党籍公职人员,擅自前往大陆,并与中共领导人谈话,发表筹组“联合政府”的言论,其行为“十分不当”,已严重违反“政府”政策和国民党的规定,必须以党纪规约来处理。 9月21日,李登辉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决定给予胡秋原开除党籍的严厉处分。 这一处理立刻在台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民众中议论纷纷,学术界看法不一,朝野人士争论不休,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鲜明地对立起来,尤其是统独之争更趋激烈。“中国统一联盟”主席陈映真、秘书长刘国基等发起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活动,并受到许多统派人士的声援。 然而胡秋原却稳坐钓鱼船。他作为著名学者,既不吃党饭,又不做党官,更非政府要人,有没有国民党党籍,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于是,他照旧按计划飞西安、敦煌、乌鲁木齐、成都、武汉、上海、广州,并到自己的老家黄赃探亲访友。 在乌鲁木齐,正值中秋,他赋诗一首,寄托情怀: 两岸隔离四十秋, 为求统一故乡游。 飞行半月来西域, 遥望天山两白头。 骨肉相仇人窃笑, 久分必合势方道。 主宾同赏团圆月, 预卜全华共九州。 在母校武汉大学,胡秋原同师生座谈时说:“我还是强调两句话:中国要变不要乱,要统一不要分裂。”临别即兴赋诗道: 四十年后回母校, 犹如老大归故乡。 但愿后昆齐努力, 共掏心血光炎黄。 胡秋原以80高龄,行程万里,于10月18日离开最后一站深圳,经香港返回台湾。 他在香港发表书面谈话,讲了对大陆的观感:第一,80年代以来,经济上确有进步,全国人民已有基本的温饱;第二,在政治上,党权过高,民主不足,腐败贪污现象甚为严重;第三,在言论上,口头的批评甚为自由,但在文字上,还是千篇一律官方宣传为主,不过人民的批评可以间或出现;第四,我遇到的许多中共高级干部和负责人几乎很少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害的,而且很多干部学养甚高,我相信中共的改革不会回头。 当记者问及胡秋原回台湾面临当局的压力时,他说:“我是公开去大陆的,我也是很光明地回去,我的话也是公开的,我没有得到共产党什么好处,我不过就是讲了国共要谈判,两岸要统一,现在我更加强了这个信念。我别无所求,我只是希望能够见到,抛开多年仇恨,但求中国富强。宪法上没有规定立法委员不准去大陆,没有这条法律。至于开除我,这是国民党的权力。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中国人,只要中国人不开除我,我做中国人到底了。我相信没有人会再开除我的国籍,我还是要尽中国人的力量。” 胡秋原偕同妻子、女儿、秘书等抵达台湾桃园机场时,受到“中国统一联盟”及其支持者约200余人的欢迎。他们手持标语布条,呼喊着“欢迎胡秋原北商国是归来!”“中国统一万岁!”气氛热烈,情绪激动。 胡秋原走下飞机时,一位记者问他:“国民党开除你的党籍,你是否很生气?” 胡秋原指着自己的嘴巴大声地笑道:“已年近80了,有什么好怄气的!” 问:“国民党党证有没有带在身上?” 答:“不知放在哪里,要回家找找看,国民党真的要收回,我会亲自送去中央党部。” 他在桃园机场发表即席演说,再次强调:“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是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将来而筹谋。台湾一旦脱离大陆,无论有多少成功,在国际强权环伺下,都没有安全可言,前途都是黯淡的。因此,未来只有朝统一发展。” 为支持胡秋原,台湾《中华杂志》10月号出了“声援胡秋原先生专号”。 胡秋原的大陆之行虽只有一月有余,但在台湾激起的余波却久久没有平息。 行文至此,似乎该提到一位20世纪曾影响历史进程的名人了。 他就是在西安事变中促成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张学良将军,一位街谈巷议、无人不知的人物。 自当年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即被蒋介石软禁起来。到台湾后,依然过着幽闭生活,没有自由,身边只有红颜知已赵四小姐陪伴。到70年代末期,他的生活才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即被后来传为美谈的“三张一王转转会”——张学良、张群、张大千和王新衡轮流坐庄,定期聚会。 1980年“双十节”,国民党当局曾安排张学良参加庆祝活动。10月20日,张学良由副参谋总长马安澜和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陪同,乘专机前往金门参观,张学良在金门古宁头以高倍望远镜眺望大陆。这一活动由官方的“中央社”和军方的“军闻社”作了报道,并配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张学良眯起眼睛,把脸贴在望远镜上,贪婪地观看海峡对岸的大陆家园。回到寓所后,他激动得连续几夜睡不着觉,天天都在念四大陆、家园和留在大陆的故旧亲朋。 张学良问妻子:“你是不是也想趁有生之年,能回次大陆,看看奉天,看看那西安?” 赵四小姐眼里盈满泪花,叹了口气说:“汉卿,咱们还会有那么一天吗?” 1981年8月18日,台湾《联合报》抛出了一篇爆炸性新闻:《和中国近代史相关联的——张学良访问记》。这是自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接待的第一位职业记者,也是数十年来对张学良情况最详细的一篇报道,因而掀起了一阵波澜。 据访问记透露:“张学良目前住在台北北投复兴岗附近半山上的一栋房子里,平时以读《圣经》、养兰花和听京戏打发日子。他和夫人赵一获现在信奉基督教,熟读《圣经》,可以背出《圣经》的某一章某一节。张学良现在还是美国一家研究《圣经》的学院的‘函授生’,拜周联华牧师为老师。他常在星期日去士林的一家小教堂做礼拜……” 1988年3月27日,张学良偕夫人赵一获第一次前往李登辉的官邸拜访。这时的李登辉刚继任“总统”,接任国民党主席也才两个月。掌权未稳的李登辉,与张会面非常谨慎,只和他谈论《圣经》、信仰和人生,别的一概回避。 当年知情者认为,张学良上门拜访,是以为蒋氏父子均已故去,而为自己争取人身自由探路。李登辉这么谨小慎微,张没有太大的信心认为可以有机会离开台湾。 同年12月24日的圣诞夜,张学良夫妇接到李登辉夫妇邀请到官邸聚会的请柬。此次聚会,张学良觉察出李登辉对他俩礼遇和友善得多了,由此也证明李登辉已稳操大权。 随后台湾的政治形势趋于开放,孙立人多年被蒋氏父子软禁一案被翻了,这股政治翻案风潮也涌向张学良,当时有民间团体联名上书给李登辉,要求还给张学良“真正的自由”。李登辉没有正式回应,反倒是聪明绝顶的张学良发表公开信,强调自己这几年的生活已经完全自由。张学良此举为李登辉解了围,李登辉心领神会。 1990年6月,是张学良90大寿。台湾的党政圈由“总统府资政”、张学良的老友张群发起,公开为张学良举行盛大的祝寿会,显然有意为他争取自由造势。李登辉特颁“寿”宇屏祝贺。 这是与世隔绝54个春秋之后,张学良首次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公开露面。来自诸多国家的新闻记者蜂拥而上,争先恐后地要求对其采访。但结果却出人意料,张学良从“我的一生是被日本断送了,我不希望日本的年轻人再犯过去的错误”这一强烈的愿望出发,单独接受了NHK(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要求。 6月8日,台北市凯悦饭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在台湾作家高阳的协助下,于3天内对张学良进行了长达10个小时的采访。 张学良以惊人的记忆力和未改的口音激昂地谈到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等重要历史转折点的真相。NHK电视台以《张学良现在开口讲话——通往中日战争的道路》为题,于12月9、10两日连续播放了采访实况。张学良的清晰描述,使人犹如目睹,往事历历重现。播放时还穿插了许多历史镜头和旁白。 当记者问他当年为什么要送蒋介石回南京时,张学良说:“假如我把蒋总统扣了,岂不是扩大内战吗?当时国民党政府已经威胁我,不借以武力与我对抗。我们是为制止内战而发动的事变,如果再发生新的内战,就不好办了。所以我下定决心,由我个人承担责任,解决事变,立即释放蒋介石……大家都反对我去南京,设法制止我。周恩来甚至追到飞机场,打算把我带回去。因为大家都担心我到南京后会遇到什么情况。嘿嘿,我这个人啊!我认为作为一名军人,对自己所作所为要自己承担责任。我送蒋介石回南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接受惩罚。更明白地说,我是抱着死的决心去的,我认为自己肯定被处决,后事我都预备好了,因为我是军人,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负责,其他的事情我什么都不考虑了。而且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不去接受惩罚,那么我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将遗留下问题,我决定为了不挑起新的无谓的争斗,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而牺牲自己。” 张学良接受采访在国际范围引起了震动。通过权威媒介的报道和述评,使海峡两岸再度掀起了“张学良热”。台湾报纸称之为“打破半世纪沉默,为历史证言”。在东北沈阳,更引起强烈的反响,故乡的人们,盼望张学良早日归来。 再说祝寿会过后,张学良的好友张群等一个接一个的辞世,跟他交往的人越来越少,使他感到无限寂寥和悲凉。他与赵一获商量,想到美国看望儿孙和故旧。老夫妇商量了半天,却不知道能否被批准。 1991年2月14日,农历除夕,李登辉夫妇邀请张学良夫妇在他的官邸聚餐。席间张提起出国的念头,李连连说好。席终时李登辉还特别交代有关方面协助张学良办好一切出国手续,不要让老人家太操心。官邸会宴之后不到一个月,3月10日张学良夫妇即启程赴美,行前李登辉还送他们一笔旅费。 张学良踏上赴美旅途之后,“张学良要取道美国回大陆”的议论充斥于海峡两岸,这念头在人们心中急剧地膨胀起来。 3月24日,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姚广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如果张学良先生本人愿意回大陆看看,我们是非常欢迎的,我们将尊重他本人的意愿。” 在美国逗留期间,张学良在纽约与吕正操见了面。吕正操早年曾是东北军将领,作过张学良的部属。吕向少帅表示大陆人特别是东北家乡的人都热切地欢迎他早日回去看看。张学良豪迈地说:“要回去我自己会回去,不需要你们特别安排。” 见吕正操不解,他又强调说:“大陆当然会欢迎我,可正是这样的欢迎越发令我难以成行。” 张学良几十年来思乡心切,如今恢复了自由,为什么反倒犹豫了呢?为什么不愿让大陆欢迎他呢?其中必有缘故。 当时美国的华人报纸认为张学良半个世纪才获得自由,犹如冲出牢笼的猛虎,永远不会回台湾了,有些友好故旧也劝他留在海外,或回到大陆去,因为台湾政局多变,蒋经国的旧势力仍根深蒂固,须防不测。但这些建议一一为张氏婉拒,他解释说:“不要为难别人。”他在美国逗留了3个月,6月底又返回了台湾。直到1993年12月15日第二度赴美,才决定长期定居夏威夷。 张学良所说的“不要为难别人”,正是他迟迟未回大陆的原因。这个“别人”是谁呢?据知情人说,是指李登辉。 爱国心和家乡观念强烈的张学良当然十分怀念阔别数十年的故国河山、东北父老,也很想祭扫他素所尊敬的父亲张作霖的坟墓。他的难言之隐,主要是要照顾和报答让他重获自由的“恩情”。他知道,两岸关系尚处于紧张状态的阶段,李登辉是不乐意他回大陆访问的,大陆越是欢迎,李登辉越不高兴。正因为有这样的考虑,他才说“这样的欢迎越发令我难以成行”,“不要为难别人”。 老一代熟识张学良的为人的人,都知道张氏是极重感情、讲义气的人。正如当年西安事变进入尾声时,张学良突然送蒋介石返回南京,结果上了大当,身陷图图。当时赶到机场目睹大错已无法挽回的周恩来就感叹道:“汉卿受旧戏曲的道德观念影响太深了!” 往昔年少气盛的少帅品性如此,如今垂暮之年脾性依旧。张学良摆脱了蒋氏父子为他设置的真实牢笼之后,又陷入了他自己所营造的“报恩”感情罗网之中。 那么,张学良到底何时才能回到他日夜思念的故乡以了凤愿?他1991年第一次赴美时与“美国之音”记者有一段对话,似乎有助于解开谜底。 问:少帅,自从发生西安事变以后,您的住所一直飘泊不定,这些年来您一直住在台湾,现在来到美国看家人,您觉得现在您的家究竟在哪里? 答:我年轻时当然是家在东北,我飘荡不定;随遇而安,我还是想我自个的大陆故土,我还是怀念故土,自从“九·一八”后我就没回到东北老家去。 问:您既如此想家,这次您有没有打算就便回东北去看看您的故士,看看老乡亲? 答:当然我是很愿意回到大陆,大陆方面也表示,我回去绝对绘我一切的自由等等,但政治时机尚未成熟,到了我是很愿去的,政府对我也没有限制,但对政治上仍有影响的事我不愿意,我是闹云野鹤,不愿再影响政治。 问: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什么政治变化下您会回去?目前时机成熟了吗?会在这月、下月、今年,或在您在美度假的期间? 答:假若两方敌对的问题完全没有了,我就可以回去。 问:也就是说这次度假完了您不会回中国大陆去了? 答:我想不会,我还是不去的好。 问:那您度完假就回台湾了? 答:到现在我仍要回台湾。 问:台湾经济进步,政治上也开明了许多,台湾称他们为自由中国;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您对海峡两岸的看法怎样?两岸都说要和平统一,您对此有何希望? 答:我个人衷心希望两岸双方能和平统一起来,我非常反对中国分裂,当年我有权势在手我就是赞成统一的,如中原大战种种事我都是如此,我很反对内战的,我非常希望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如今,张学良定居夏威夷已经5年了。1998年6月1日。 他在那里悄然度过了自己的98华诞。看那身体状况,精、气、神,都已大不如前。 正是: 人间无情惟白发, 英雄头上不肯饶。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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