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我站在阅兵场上。囚犯们刚分领完早餐，正在慢腾腾地排队。所谓“早餐”，不过是一种带苦味的黑汤。也亏集中营厨师们说得出口，他们把这种汤叫做“咖啡”。为了赶上点名，囚犯们一边喝着这种黑汤，一边排队集合。 我没有去领我那份儿“咖啡”。我不想在人堆儿里挤。对于党卫队中的虐待狂们来说，厨房前的这一小块儿空地是个理想的狩猎场所。通常，他们总是藏在小屋里。一旦有需要，他们就会像老鹰扑食一般冲向无所依恃的囚犯。每天都有这样的受害者，这已经成了一个固定节目。 大家一言不发地排着队，等着点名。这种场合不免萦绕着各种危险。不过，现在我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危险。我陷入了回忆之中，想尽力记起昨晚的谈话内容。 噢，想起来了！ ※ ※ ※ ※ ※ 深夜，四周黑漆漆的。我们躺在床上。到处有呻吟声，低语声。间或有人翻身，压得木板床嘎吱嘎吱响。黑暗中分不清谁是谁的脸。不过，只要一听声音，自然就知道是谁。白天，我们屋有两个人回了趟居住区（Ghetto）。是哨长批准他们去的。哨长会批准他们去？真是个不合情理的怪念头。一个囚犯，会拿什么去贿赂哨长？ 现在，这俩人正在给大家讲述他们的见闻。 阿瑟使劲儿往人堆儿里挤，要尽量靠近这两个人，生怕漏掉一个字儿。他们带回了外边的消息，有关战争的消息。我实在困极了，朦朦胧胧，似听非听。 居民区的人们能够听到大量消息，我们这些在集中营里的人只能从他们那里了解其中很少的一部分。那些白天外出做工的人带回来的消息少得可怜。不过，偶尔也能从波兰人或乌克兰人的谈话中听到点儿什么。听到的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谣传。有时候，街上的人出于同情，也会向他们小声嘀咕两句，传递一点儿消息，安慰他们一下。 很少听到好消息。就是听到了，也会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想法。反之，只要是坏消息，我们总会不加思索地接受；我们早就习惯这样来接受消息了。坏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惊人。今天的消息比昨天的要坏，明天的消息比今天的要更坏。 小屋内空气窒闷。白天劳动一天，汗衫全湿透了。到了晚上，大家又穿着这湿汗衫挤在一起睡觉。大部分人困得连靴子也来不及脱就睡着了。晚上不时有人尖叫一声，可能是因为做了恶梦，也可能是因为邻床踢了他一下。小屋原来是个马厩，天窗只有通常房间一半儿大小。高低床上密密麻麻挤满一百五十多人，根本得不到足够的氧气。 人们虽然操着不同语言，但通常都要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高知阶层和文盲阶层；宗教信仰者与不可知论者；热心的人与自私的人；勇敢之人与愚钝之人。现在，共同的命运把他们都拉平了。不过，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分化出一些小团体，小圈子。在别的场合，或许他们陌若路人，而在这里，他们却凑到一起来了。 我所隶属的圈子包括我的老朋友阿瑟和一个叫约塞克的犹太人。他是新近送进来的。他们是我最亲密的伙伴。约塞克很敏感，不过信仰坚定。营房的环境，包括他人的挪揄与讥讽，都对他的信念是一个伤害，但是这一切绝不会动摇他的信念。我对他只有羡慕的份了。他对什么都有一个确定的看法，我们其他人则只是徒劳地抓住一些解释，经常陷入绝望之中。他心情平静，这有时反倒让我们感到不安。阿瑟对生活总是冷嘲热讽，所以约塞克的平静反而会激怒他。他甚至变着法儿挖苦约塞克，冲着约塞克发脾气。 我半开玩笑地称约塞克为“拉比”（Rabbi）①。他当然不是一个“拉比”；他原来是一个商人。不过信仰渗透了他的生活。他知道他要比我们优越。我们都是信仰上的穷人。他愿意随时与我们分享他的智慧与信仰，他愿意与我们分享神力。 ①指犹太教教士。——译者注。 可是，知道了我们不是第一批受害的犹太人，这能给我们什么安慰呢？约塞克老是给我们讲一些故事轶闻，向我们证明，每一个人从他出生那一天起就注定要受难。这又能给我们什么抚慰呢？ 约塞克一讲起话来，就彻底忘掉了（也不顾）他是在什么地方。根据我们的看法，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所处的位置。有一次，我们几乎因此争吵起来。 那是一个星期天晚上。我们中午就歇了工，躺在铺上休息。有人在谈论听来的消息。当然，消息一如往常，让人沮丧。约塞克似乎没有在听别人谈论，而且什么问题也没问。忽然间，他坐了起来，满脸放光。他开始发话了。 “我们的学者说，上帝造人之初，有四个天使作为人类的义父母站在那里。这个四个天使分别是怜悯，真理，和平与正义。关于上帝是否应该造人，他们老是争执不下。反对最激烈的是真理天使。上帝被惹恼了。作为惩罚，上帝把真理天使流放到地球。其余的天使恳请上帝宽恕他。最后，上帝听从了这三位天使的话，召真理天使回天堂。因为从天堂流放到地球，真理天使流了很多眼泪，眼泪中积存了一大块儿泥土。就是利用真理天使带回的一大块儿泥土，上帝创造了人。” 阿瑟这个债世嫉俗的人被激怒了，他打断了约塞克的话。 “约塞克，”他说，“我可以相信上帝用这块泪水浸泡过的泥土创造了犹太人，但是你是否也希望我相信，上帝用同一块儿材料制造了我们集中营的指挥官威尔豪斯？” “你忘了该隐。”约塞克辩解道。 “你忘了你是在什么地方了。该隐一怒之下杀了亚伯，但是他并没有折磨亚伯。该隐和他哥哥间有一种人格的联系。但是，在杀害我们的凶手眼里，我们不过是异乡人。” 我明白约塞克受到了伤害。为了避免争吵，我加入了谈话。 “阿瑟，”我说道，“你忘了已经进化了几千年，都知道人有了进步。” 他们俩只是苦笑——现在这种老生常谈是毫无意义的。 可是阿瑟的问题也不能说全无道理。我们真的都是由同一种材料制成的？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有的人成了凶手，而有的人成了受害者？在凶手与受害者，营官威尔豪斯与受折磨的犹太人之间有一种人格联系吗？ 昨天晚上，我似睡非睡地躺在铺上。我脊背受了伤。我有些昏头昏脑地听着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我听到了一小段来自伦敦BBC广播电台（也可能是来自莫斯科电台）的消息。 阿瑟突然抓住我肩膀，摇了摇我。 “西蒙，你在听吗？”他叫道。 “嗯，”我喃喃道，“我在听。” “我希望你支起耳朵来听。你眯缝着眼，我还以为你睡着了。你真应该听到那位老妇人说过的话。” “哪一个老妇人？”我问道。“我还以为你说我从BBC广播电台听到的消息呢？” “这事儿早了。你该已经打过瞌睡了。那位老妇人说……” “她能说什么？莫非她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去？还是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杀掉我们？” “谁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不过她讲到了别的问题。我们或许应该及时像她那样去想这些问题。在她看来，上帝已经离去。”阿瑟停顿了好一阵子，以便让我理解他说的每一个字眼。“你怎么想，西蒙？”他问道，“上帝已经离我们而去。” “让我睡上一觉，”我说道，“上帝回来的时候，请告诉我。” 自从我们住进马厩以来，我第一次听到我朋友的笑声。难道不过是我在做梦？ ※ ※ ※ ※ ※ 我们还在等着入列。显然排队遇到了些障碍。所以我还有时间问一问阿瑟我到底是在做梦，还是真的谈过话。 “阿瑟，”我问道，“我们昨晚谈的什么？谈到了上帝？谈到了‘上帝已经离我们而去’？” 一约塞克昨天去了居住区。他向一位老妇人打探消息，老妇人抬头望着天，很严肃地说：‘噢，万能的上帝，请您不要离去。您回来吧，再回来看一看您的大地。’” “瞧，这就是消息？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经被上帝放弃了的世界里？”我总结道。 我认识阿瑟已经多年了。从我成为一个年轻的建筑设计师起，他就成为我的高参和朋友。我俩就像一对儿亲兄弟。他曾是律师，作家，嘴角总挂着一丝嘲讽的笑意。我则渐渐变得宿命起来，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建造房屋了，人们也不再可能自由而幸福地居于其中了。在国营里，我们的想法总是两岔。阿瑟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提前就去想甚至多年后也不大可能发生的事。不错，他确实认为我们不可能幸存，但是他又坚决地相信，德国人终究逃不脱惩罚。也许他们成功地杀害了我们和其他成千上万无辜的人们，但是他们自己最终也会因此而毁灭。 我更多的是生活在现实中：品尝着饥饿，疲惫，对家人的担忧，屈辱……尤其是屈辱。 有一本书上曾经说，人的坚定信念不可动摇。如果说我曾经还相信过这句话的话，集中营的生活也会彻底改变我的想法。在这个地方，每天发生的事反复在“证明”着，一个人不再是一个人。在一个不再把人当人的世界里，什么也不可能让人相信。所以人就开始怀疑，不再相信世界的秩序，不再相信上帝在世界中的确定地位。我们真正地开始认为上帝已经离去。不然的话不可能是这样一个现状。上帝一定是走了。而且他也没有留下代理。 老妇人说的话一点儿也没有让我感到吃惊，她不过说出了我早就认定了的事实。 我们又回到集中营待了一周。在东部铁路线工作的营所又进行了新的一轮“登记”。登记包含着在正常状态下生活着的人所难以想象到的新危险。他们越是频繁地对我们进行登记，我们就变得越少。用党卫队的语言来说，登记不仅仅是盘点。它还意味着别的，再分配劳动力，拣选不再具有实际劳动能力的人，把他们扔出去——通常是扔进毒气室。根据有限的个人经验，我们信不过字面上听起来似乎是无害的词句。德国人从来没有对我们无害的意图。对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存有疑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 不久前我们中有两百多人被送往东部铁路线去工作。在那里工作一点儿也不轻松，只是不需要每晚返回集中营，还是感到自由了一点儿。饭还是从集中营带来的，所以口味依旧。不过放哨的是铁路警察，我们也就不必老担心营房的党卫队巡逻了。 在德国人眼里，工头和领班不过是二等公民。日尔曼少数民族受到的待遇要好上一些。但是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被夹在自命为优等民族的德国人和低贱的犹太人之间。一想到如果犹太人不复存在了，他们也会感到不寒而栗。到了那个时候，疯狂的灭绝机器注定要开向他们。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尔曼少数民族都会感到不安。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摆脱不安，极力要装作比一般的德国人更像“德国人”。少数人出于同情，不时会偷偷给我们塞几片儿面包，希望我们不至于劳累致死。 其中有一个叫得罗什的醉汉，他年纪较长，对我们不是那么凶残。不过只要他没酒喝，他就会借殴打囚犯打发时间。他管的那一队犹太人经常拿钱买酒精贿赂他。有时，囚犯会给他讲述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借以激起他脆弱的同情心。这一招通常会管用，他真的“被感动了”。他得意的俏皮话和他对犹太人的欺负一样为人所熟知。他知道有些囚犯的家庭在居住区已经被杀完了，每次有人向他讲述这类故事，他就回答说：“总得留他几千个犹太人去参加里木堡最后一个犹太人的葬礼吧！”有一天我们听他把这话一连说了几遍儿，他对自己这与众不同的妙语感到非常自豪。 等到分排成几队后，我们几个特别想出去做工的人看来注定要留在集中营里了。在营里不断气地搞着建筑，每天都要死上几个人。他们用绳子把犹太人吊起来，把他们踩在脚下，放驯犬去咬犹太人，用皮鞭抽打他们，羞辱他们，所有能想到的方式都用出来了。很多人忍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便自愿地放弃了生命。他们少活了几天，几周，几月，但他们也免受了无数的折磨与暴行。 在集中营里会有不止一个的党卫队员在监视你。经常有卫兵一个作坊一个作坊地来回串，拿皮鞭抽囚犯取乐，或者向指挥官报告说囚犯在搞所谓的“破坏活动”。这样的汇报总会招致对犹太人的严厉惩罚。要是一个党卫队员说囚犯没能好好工作，他的话总是被接受的，即便是囚犯能够指出他已经把活儿干完了也不行。党卫队员说得话总是对的。 指定的工作已经快干完了，我们这些从东部铁路线撤下来的人沮丧地站成一圈。很显然铁路线上已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了。忽然有一个下士过来点了50个人。我被选上了，阿瑟被留在了后边。我们被分成3组，开向里边的那个门儿。那里有6个“阿斯卡里”被分派来站岗监督我们。这些人是志愿为德国人服务的俄罗斯逃兵和囚犯。“阿斯卡里”本是指一战期间在东非为德国人服务的黑人士兵，不知什么原因，党卫队也拿这个名称称呼俄罗斯的辅助人员。这些俄罗斯人被用来在集中营里协助放哨。德国人希望他们做什么，他们是再清楚不过了。而且其中的许多人也不负所望。只是由于贿赂才使他们的凶暴稍稍收敛了些。“营头”和“领班”与他们交涉，保证给他们提供酒和香烟。所以出外工作的人如果是在阿斯卡里的看管之下，可以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阿斯卡里非常喜欢唱歌：在集中营的生活里，音乐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还有一个乐队。其成员包括里木堡和附近的许多一流乐师。党卫队中尉理查德·罗基塔曾经是西里西亚咖啡馆的一名小提琴手，他对“他的”乐队非常着迷。这个人，平时对囚犯又是骚扰又是屠杀，同时却又只有一个雄心——领导一支乐队。他特别为乐师们安排了房间，变着法子对他们表示关心，但是又从不让他们离开集中营。一到晚上，他们就演奏巴赫·瓦格纳与格里格的作品。有一天罗基塔带回了一位名叫蔡蒙特·施莱希特的作曲家。他让这位作曲家创作一首“死亡探戈”。每当乐队奏起这个旋律时，这位虐待狂罗基塔的眼中就会满含泪水。 一大早，囚犯们离开集中营去工作的时候，乐队就奏起乐曲送他们出去。这位党卫队员坚持要我们及时出发，以便赶上音乐。经过营门的时候，我们就唱起歌来。 集中营的歌曲很特别，混杂着忧郁悲伤，病态幽默和下流词句，是俄语、波兰语和德语的奇怪混合。下流淫荡迎合了阿斯卡里们的需要。他们老是要求大家唱一首很特别的歌。他们只要听到这首歌就会大咧着嘴笑，平素脸上挂着的凶残表情一扫而空。 一旦我们走出带刺儿的铁丝网，空气就似乎突然清新了许多；铁丝网后的人和房屋渐渐看不到了，掩蔽到了一片瞭望塔之后。 行人常常停下来，好奇地盯着我们。有时，他们向我们打起手势来，不过很快就会停下来，担心党卫队员会看到这种表达友好的手势。 街上的交通似乎未受战争影响。前线在700英里以外，只有眼前的少数士兵提醒这不是和平时期。 只要有一名阿斯卡里唱起来，尽管大家都没有心情唱歌，也都只好跟着唱了起来。妇女们站在目瞪口呆的人群中，一听到下流的歌词，就害臊地扭过脸去。自然，阿斯卡里们看到这一幕，会感到非常开心。有一位阿斯卡里离开队伍，跑到边道上和一个姑娘搭讪。我们听不清他都说了些什么。不过小女孩儿一听到他说话，涨红了脸，飞快地走开了。肯定也不会是什么好话了。 我们的目光都在边道上的人群中扫来扫去，迫切想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当然也有人只顾低着头走路，担心遇到熟人。 从行人的表情上你可以明白，我们已经命定要被勾销掉。里木堡的人早已对受折磨的犹太人熟视无睹了，他们就像看一群被赶往屠宰场的家畜一样看着我们。每当此时，我总觉得这世界好像是早已谋划好了要与我们作对，我们只能毫无反抗地接受命运，得不到一丝同情。 就我个人而言，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些旁观者脸上冷漠的表情。他们中是否有人想过还有犹太人活在世上？他们是否想过，只要有我们在，只要纳粹还在忙于对付犹太人，他们就不是唯一的居民？我忽然想起几天前的一次经历。在回营的路上，我原来认识的一个男学生刚好路过，他现在是一名波兰工程师。他不敢公开朝我点头，这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面带诧异，似乎是在惊诧我为什么还活着。对他来说，我们无异已经死了；我们每个人都背着一张签发过的死亡证书，只是死期尚待确定。 队伍忽然在十字路口停了下来。 我看不出为什么要停下来，不过我注意到了街道左边的一溜军人坟墓。一圈儿低低的铁丝栅栏把它围了起来。栅栏下星布着杂草和灌木，不过隐约还是可以看出坟墓一线排开。 每一个坟头上都种着一株向日葵，像接受检阅的战士一样挺直立着。 我看得出了神儿。一个坟头一个坟头地望过去，向日葵的花盘儿像镜子一样吸纳着阳光，然后把它们反射到油黑的地面儿上。光线似乎穿透地面，直让你看到了下界。眩目的阳光下，蝴蝶在向日葵花盘间飞来飞去。它们是在一个坟墓一个坟墓地传递消息？它们是在向每一朵花低语些什么？是要通过花儿告诉地下的士兵？没错儿，它们就是要做这个，它们要把阳光和消息传递给地下的死者。 我忽然有些嫉妒这些死去的士兵。每一位士兵都有一株向日葵和这个世界联系着，又有蝴蝶去拜访他们。而我不可能有一株向日葵。我会被埋在万人坑中，尸体摞着尸体。没有向日葵把阳光带进我的黑暗世界，没有蝴蝶在我可怕的坟墓上边旋舞。 不知道队伍站了有多久。后边有人推了我一下，队伍又开始往前走了。我边走边回头看坟墓上的向日葵。向日葵不计其数，无法一一分辨。但是埋在向日葵下边的人们仍然通过它们与世界保持着联系。他们就是死了也要比我们优越…… 我很少去想死亡。我知道它在等着我，迟早会来。我也渐渐习惯于它的到来，甚至对它如何到来也没有丝毫想法。死亡的可能性也太多了。我只希望它快来。至于它如何到来，那也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然而出于某种说不清的原因，向日葵激起了我新的想法。我觉得我会再遇到它们。对我来说，它们是一个象征，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 我们来到了雅诺斯加大街，把坟墓远远地抛到了后边。我回过头去，最后看了一眼远处的那一片向日葵。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要被带到什么地方。我旁边的人朝我嘀咕道：“说不定他们又在居住区建了工厂。” 有这种可能。有传闻说正在建一些新工厂。越来越多的德国商人移居里木堡。他们倒不是特别急着获利。能继续从事他们的职业，保证他们的雇员，留在相对安逸的里木堡不去军队服役，远离前线，这才是更重要的。这些工厂主只需从德国带来书写纸，一个橡皮图章，几个领班，以及一些办公家俱。不久前里木堡还控制在俄国人手中。俄国人把大部分建筑公司都国有化了，这些公司原先大都是犹太人的。俄国人撤退的时候，机器设备带不走。所以他们留下的东西都送到“战利品仓库”，新来的德国工厂主们正在瓜分这些“战利品”。 劳动力怎么也不会缺的。只要还有犹太人，就不难获得廉价的，并且几乎是完全免费的劳动力。只要工厂生产的东西被认为有利于战争就可以了。不过要取得保护，还是有必要搞一些贿赂。这些工厂主经同意可以把分厂开到占领区去，他们可以从成百上千的犹太人中挑选廉价劳动力，也有权支配许多机器仓库。他们从德国带来的人不必那么忙碌。他们在里木堡的德国人居住区内安家，住进富有的波兰人和犹太人放弃的豪华房子里。 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么多德国工厂建在波兰是很有好处的。工厂里的工作没有那么艰苦，工厂主得保护“他们的”犹太人，这已经成了一条规矩。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工厂就不得不搬到更靠近前线的地方。 我听到周围的人在焦急地小声谈论：“我们要去哪儿？” “去”意味着迈动双脚完成大脑已经作出的决定，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并没有作出决定。我们只是机械地跟着最前边的那个人走。他走大家就走、他停大家就停。 我们向右拐，到了雅诺斯加大街；我过去经常在这条街上闲逛，先是一个学生，后来是一个建筑师。曾经有一度我还和一个来自普热梅希尔的男生在这里合租一间房居住。 现在，我们机械地沿着大街走——一队命定的人。 还不到8点，街上却已经热闹起来了。农民们正赶进城来交换商品；和通常遇到战争和危机时一样，他们已不再相信货币。没有农民注意到我们这个队伍。 当正要走出这个市镇时，刚才扯着沙哑的嗓子唱歌的阿斯卡里们休息了一下。一群刚下车的士兵背着包裹沿着雅诺斯加大街匆匆往前走；党卫队走了过去，满含鄙夷地看着我们。有一阵儿，有个军官停下来盯着我们看。他脖子上挂着一架照相机，但是他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给我们照上一张。相机从一个手换到另一个手，犹豫了一阵儿后，他还是走了。也许他不想在党卫队眼皮下惹出麻烦来。 已经能望到雅诺斯加大街尽头的教堂了，这是一栋高耸入云的红砖方石结构的建筑。领头的阿斯卡里要把我们往哪个方向带？往右，去往车站方向？还是往左，沿着萨皮依大街往朗基监狱方向走？ 我们拐向了左边。 我太熟悉这条路了。高等技术学校就坐落在这条大街上。多年来我每天都要沿着这条街走上几趟。那时我还在努力学习，要考取一张波兰学校的毕业证书。 就是在那时，萨皮依大街对于我们犹太人来说仍是一条不幸的大街。那里只住了几家犹太人。为了避免混乱，犹太人一般不来这个地区居住。这里住着波兰人——世袭公务员，专家，工厂主和官员。他们的儿子是里木堡有名的“阔公子”，大都在高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农业学校就读。其中大部分是流氓，好斗，反犹。犹太人一旦落入他们手中，总会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们把剃须刀片夹在木棍顶头，用这种武器来欺负犹太学生。晚上在大街上走非常危险。即便你只是外表上看起来像犹太人，也会招致危险。尤其是在年轻的国家民主党和激进国家党把他们的反犹口号从理论付诸实践以后，情况就更严重了。警察很少站出来保护受害者。 不可理解的是，当希特勒来到波兰西部边境，准备兼并波兰领土的时候，这些波兰“爱国者”仍然只在想着一件事：犹太人和犹太人对他们的仇恨。 那时，在德国，德国人正在建造新的工厂，把军事能力提高到极限；他们正在修建直通波兰的战略公路，正在召集越来越多的德国年轻人服军役。但是波兰议会却很少关注这些即将来临的危险；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比如颁布新的犹太人屠宰法，把犹太人的日子弄得再难过一些。 类似的议会争论总伴随着街头殴斗。因为在反犹太主义者看来，犹太知识分子无异于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非拔去不可。 战争爆发前两年，激进分子发明了一句口号，叫做“没有犹太人的时代”。他们想减少犹太学校的数目，干扰犹太学生的学习，让他们无法参加考试。在这些日子里，一些兄弟会的学生公然身披刺有“没有犹太人的日子”字眼的缓带在校园里边聚会。他们总是在临近考试的时候这么做。“没有犹太人的日子”因此成了一个流动节日，高等技术学校的校园成了一块儿飞地，不经校长邀请警察不得干预校内事务。而校长基本上是不邀请的。虽然激进分子只占学生的20％，但是由于大部分人的怯懦和懒惰，少部分人占了上风。大部分学生不关心犹太人，也不关心秩序与正义。他们不愿意暴露自己，他们缺乏意志力，他们为自己的事所缠绕，犹太学生的命运与他们毫不相关。 教师团中反犹的比例与学生中的比例大致相当。有些人是很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不过即便不反犹，犹太学生也很难从他们那里获准一个补考机会，来弥补“没有犹太人的日子”爆发以后他们失去的考试机会。来自贫穷家庭的犹太孩子，只要耽误上一个学期，就不可避免地得结束他们的学习。所以即使是在反犹节日里，他们也不得不到高等学校去。当然，这就导致了荒诞的一幕。在考试的日子，沿街总停着一溜救护车，他们总有事可做。警察也在围墙外等着，防止校园内的暴力扩散到街道上。经常有一些野蛮的学生被逮捕被判刑，但是他们从监狱里边出来时却像英雄一般，衣服翻领上佩着监狱之门图案的徽章。他们是为了他们的国家事业而受难！他的同志们为他感到骄傲，许多教授给予了他们很多特权，永远不存在开除的问题。 在阿斯卡里带领下，我走过熟悉的小屋，脑海中翻腾着往昔的许多记忆。我扫视着人行道上的一张张面孔，心想，或许能看到以前的学生。我肯定能马上认出这些学生来，因为，只要他们看到犹太人，脸上会明显表现出一副憎恨和鄙视的表情来。在我是一个学生时，这样的表情也看得太多了，永远也不可能忘记。 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这些曾梦想着一个“没有犹太人的波兰”的高贵的爱国者现在在什么地方呢？没有犹太人的日子或许不远了，他们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只是到了那时，也不再会有波兰了！ 我们在高等技术学校门口停了下来。一切都没有变。主楼是一栋黄褐色的新古典建筑，矗立在离道路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一堵低矮而带有高高的铁栅栏的石墙，把它与街道分隔开来。考试期间我经常穿过这扇栅栏，注视着激进学生为等待他们的迫害对象而设置的栏杆。大门入口处是一面绣有“没有犹太人的日子”口号的旗帜。从大门到主楼入口处，全副武装的学生组成了一道警戒线，检查每一位想进入主楼的人。 现在，我又站到了这个门口。这一次没有了旗帜，没有了让犹太人饱尝铁拳的学生，只有几个德国哨兵，入口上方的板子上写着：“战备医院。”集中营来的党卫队员朝哨兵嘀咕了几句，然后门就开了。我们穿过修理得很好的草坪，从大门左转，绕过主楼到了内院。内院坐落在一片阴影之中。救护车进进出出，我们不时停下来让救护车通过。然后把我们交给了医药组的一名警卫，由他给我们分派任务。尽管我在这里待过好多年，现在仍不免有一种很奇怪的陌生感。我记不起来我是不是来过这个内院。要是来过，是为了什么事才来的？我们那时总能不受干涉地进进出出，也用不着搞清里里外外的结构，那是多么惬意的时候呀！ 内院放满了混凝土垃圾箱，里边全是血迹斑斑的绷带。地上到处是空盒子，麻布袋，包装材料，一群囚犯正在把这些东西往卡车上装。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药水味，消毒水味和腐烂的味道。 红十字会的女孩子们和医院的杂工正在前前后后地忙。阿斯卡里们离开了阴凉刺鼻的后院，跑到很远的草坪上晒太阳去了。有几个正慢吞吞地用报纸卷烟——这是他们在俄国已经养成的习惯。 有几个伤势较轻或正在恢复健康的士兵也坐在长椅上晒太阳，一边注视着那些阿斯卡里们。尽管这些人穿着德国制服，一看就知道是俄国人。还可以听到他们也问到了我们。 有一个士兵从长椅上站了起来，朝我们走来。他扫视着我们，就好像我们是动物园里的动物。大概他想知道我们还能活多久。然后他指指自己的胳膊，胳膊吊着绷带。他朝我们嚷道：“你们这些犹太猪，看看你们该死的共党兄弟干的好事。不过你们也活不了几天儿了，都得送死了。” 其他几个士兵似乎并不附和他的咒骂。他们同情地看着我们，其中有一个还无奈地摇了摇头。不过谁也没说一句话。朝我们走来的那个士兵又咒骂了几句，然后又坐回到椅子上晒太阳。 我自己在想，早晚有一天，会有一株向日葵种到这个下流家伙的坟头上来看护他。我扭过头去仔细打量他，我马上看到了一株向日葵。他似乎很讨厌我盯着他看，所以就捡了一块儿石头朝我扔来。石头打偏了，向日葵也不见了。那一刻我感到非常孤独，真希望阿瑟也跟着一块儿来了。 后来，管我们的勤杂工又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的任务是把装满垃圾的纸箱运到房子外。这些垃圾显然是手术室里的。垃圾的臭气熏得人透不过气儿来。 我站到门外换口气儿时，发现一名个头不高的胖护土径直朝我走来。她身着蓝灰色制服，外罩白褂子，头戴小白帽。她带着很古怪的神情看着我。 “你是犹太人吗？”她问。 我很吃惊地看着她。为什么要问这个？从我的服装和表情不就能看出来吗？莫非是想羞辱我？问这个问题有什么用意？ 或许是出于同情，我想。或许她想塞给我几片儿面包，但又不敢当面塞，怕被别人看见。 两个多月前，我在东部铁路线干活儿，装卸氧气筒。一名士兵从停在路边的一辆卡车里钻出来，朝我走来。他说他已经观察我们好久了，我们好像不够吃。 “我那边儿背包里有几片儿面包；你去把它拿走。”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自己拿来给我？” “给犹太人东西是不允许的。” “我知道，”我说道，“不过你要想让我吃的话，你就自己拿来给我。” 他笑了。“不行，你得自己去取。这样我就可以良心安宁地发誓我没有给你。” 想到这件事，我就遵从了红十字会护士的指示，跟着她进了大楼。 大楼的墙壁很厚，楼内有些凉爽。护士走得很快。她要把我往哪儿带？她要是给我东西的话，就在这里，在楼梯前就可以给，谁也不会看到。而她只回了一次头，示意我跟上。 我们开始爬楼梯。奇怪的很，我居然记不起来到过这个地方了。在二楼，一群护士迎面走来，一位医生严厉地看着我，似乎是在说：这个家伙来这儿干什么？ 我们爬上了顶楼大厅。不久以前，我就是在这儿接过毕业证的。 这位护士停了下来，和另一位护士交谈了两句。我在想自己是否应该溜掉。我太熟悉这块地方了。要想逃走很容易，每一条走廊通向何处我都十分熟悉。不管她想干什么，都让她找别人去吧。 突然之间我忘了我在什么地方了，忘掉了护士，甚至也忘掉了集中营。右边，有一条通道通往巴吉亚斯基教授的办公室，左边，有一条通道通往德尔达吉教授的办公室。两位都是很有名的憎恶犹太学生的教授。我曾在德尔达吉教授的指导下做毕业论文——设计一处疗养院。巴吉亚斯基改过我很多论文。他与犹太学生打交道时，总是结结巴巴，几乎都快要透不过气儿来了。我至今还忘不了他那戴着图章戒指的手拿着粗铅笔在我的设计图样上勾来勾去的情景。 护士打了个信号让我等着。我收回了思绪，倚着栏杆，低头看楼下大厅忙忙碌碌的人群。伤兵们躺在担架上被抬了进来。不断有人进进出出。有些伤兵柱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过。一个伤兵平躺在担架上，瞪着眼看着我，满脸痛苦。 我又想起了另一幕情景。1936年学生骚乱时，一群反犹学生把一名犹太学生抬过栏杆扔下了大厅，他那时就像这名士兵一样痛苦地躺在地上，很有可能也正是同一个位置。 栏杆那边有一道门通往建筑系主任办公室。我们经常去那里，把作业交给教授批改。不管什么时候，这位主任总是非常沉静，非常有礼貌，非常温和。我们从来不知道他是支持犹太人还是反对犹太人。他总是淡淡地礼貌性地接受我们的祝贺。你几乎可以很自然地感觉到他很冷淡。当然，或许我们是过于敏感了，总要把人分成两类：喜欢犹太人的和不喜欢犹太人的。对犹太人的长期欺压导致了我们这种想法。 护士又回来了，再次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从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得出来，她很高兴我还待在这里。 她带我绕着大厅围栏转了一圈儿，在原建筑系主任办公室门前停了下来。 “在这儿等着，我一会儿叫你。” 我点了点头，站在那里往楼梯方向看。杂工们正在把一个已经毫无反应的人放在担架上往下抬。大楼从来就没有电梯，德国人来后也没有装。过了一会儿，护士从主任的房间出来，抓住我胳膊，把我推进了房间。 我四下扫视，寻找我曾熟悉的摆设：写字桌，放我们作业的茶几。但是旧有的摆设都不见了。眼下室内只有一张白色小床，旁边放着一张小桌。白白的床上有一个白白的东西从毯子一端看着我。我一时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了。 护士俯在床边嘀咕了几句，我听到了几声低沉的声音，显然是在回答。尽管这房间不是特别亮，我还是看到有个人浑身缠着绷带，静静地躺在床上。我睁大眼睛，辨认出床单下这人的轮廓，然后又去辨认他的头。 护士直起腰，小声说道：“就在这儿。”然后她就出去了。 床上的人带着沙哑的声音有气无力地说道：“请你站近点儿，我不能大声说话。” 现在我看得更清楚了。床铺上的人头上裹满绷带，只露出了嘴巴，鼻子和耳朵，双手苍白，没有一丝血色。这真是一个很怪的地方，那一双死尸般的手，满头的绷带，我居然会在这么一个奇怪的地方遇到这么一桩奇怪的事。 我不知道这个受伤的人是谁。不过很明显，他是一个德国人。 我犹犹豫豫地坐到了床边。病人察觉我坐下了，便轻声说道：“请坐近一点儿，我说起话来很费力。” 我稍稍坐近了些。他想坐起来一些，伸出毫无血色的手来抓住我。 我的思绪一下子乱了起来。我搞不清眼前的一幕到底是实还是梦。我，一个集中营的囚犯，衣衫槛褛，坐在前里木堡高等学校主任的办公室里，而现在这里成了一座军事医院，我坐在了事实上是一个太平间的病房里。 我眼睛开始适应室内昏暗的光线，可以看到白色绷带上黄色的斑点。是药膏，还是脓汁？再看那缠满绷带的头，简直跟幽灵一般。 我神思恍惚地坐在床边。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伤员，看着绷带上灰黄的斑污。污点似乎动了起来，在我眼前组成了不同的图案。 “我活不了几天了。”伤员的声音小得几乎让人听不到，“我知道我快要死了。” 说完这话，他沉默了。他是在斟酌该说什么，还是被死亡的征兆吓住了？我又仔细打量了他一番。他非常瘦小。衬衫下他的骨骼清晰可辨，几乎要从他干巴巴的皮肤里迸裂出来。 我对他的话无动于衷。我在集中营的强制生活已经彻底破坏了我对死亡的恐惧与情感。 疾病、苦难和宿命永远伴随着我们犹太人，这样的事情再也吓不住我们了。 大约两周前，我偶然走到一个扔满水泥袋的仓库前，听到有呻吟声，就跑进去看个究竟。我看到有个囚犯躺在水泥袋之间。我问他怎么了。 “我就要死了，”他哽咽着说，“我要死了，这世界上没一个人帮助我，没一个人会为我的死感到悲哀。”他又有意无意地加了一句。“我22岁。” 我跑出仓库，找到了国医。他耸了耸肩，转过了身去。“今天有两百多人在这儿干活儿。有6个人都要死掉了。”他甚至没问一声快要死去的人在什么地方。 “你起码应该去看一看他。”我抗议道。 “我管不了那么多。”他回答道。 “但是你是医生，可以自由地来回走动，你可以向哨兵解释你为什么离岗。我不能随便动。一个人像被人抛弃了一样孤孤单单地死去也太可怕了。求你帮一帮我，他是快死的人了。” “好了，好了，我这就去。”他说道。 可是我知道他不会去。他也完全失去了对死亡的同情。 晚上点名时有6具尸体。事情未加解释就了了。医生的估计是正确的。 “我知道，”病人咕咕哝哝地说道，“这么个时候，成千上万的人都在死去。到处都有死亡。死亡既不罕见也不特别。我注定要死掉了。可是有一些经历老折磨着我，我实在想把它们讲出来。否则我死也不得安宁。” 他喘着粗气。我感觉到他正透过头上缠着的绷带在看着我。或许他透过黄色的斑污能看到我，我却看不到他。 “我听一个姊妹说犹太囚犯在后院干活。她才给我带来了我母亲的一封信……她把信给我读了后才走掉。我已经在这儿待了三个月了。于是我做出决定。我是考虑了很久后才得出决定的…… “这个姊妹回来后我请她帮我。我希望她帮我找一个犹太囚犯来，不过我提醒她要小心，不要让人看到她。这名护士不明白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个要求，一声没吭就出去了。我不再指望她会为了我来冒这个险。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她弯下腰低声告诉我，有一个犹太人在外边。她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是要满足一个临死的人的最后一项要求。她知道我的身体状况。我在太平间里，这我也知道。他们让没希望的人孤单一人待在一个屋里边死去。或许他们不想让别人难过。” 给我说这些话的是个什么人？他想给我说什么？难道他是个假装成德国人的犹太人，临死前想再看到犹太人？居住区和集中营中都盛传说，在德国人中，有一些外貌上非常像雅利安人的犹太人。他们利用假造的档案参了军，有些甚至还混进了党卫队。这是他们寻求生存的办法。这个人就是这样一个犹太人吗？或者他是半个犹太人，是两个种族人通婚后生下的孩子？他动了一下。他另一只手下压着一封信，身子一动，信掉到了地板上。我弯下腰，把信捡起来，放回到床单上。 我没碰着他的手，他不可能看到我动——不过他还是有反应。 “谢谢——这是我妈妈的来信，”他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 马上，我又感觉到他是在盯着我。 他伸手攥住信，把信往回拿，那架势似乎是想从与纸的接触中获得一点儿力量。我想起了我母亲，她再也不会给我写信了。五周前居民区搞了一次突然搜索。经过多次掠夺后，我们只剩下了一件有价值的东西，那是一块金表。我把金表留给我母亲，以便在有人抓她时用它来打通关节脱身。后来我邻居言之凿凿地告诉我这块金表的下场。我母亲把这块金表送给前来逮捕她的乌克兰警察。他拿着表走开了，但随后又回来，把我母亲和其他人扔进卡车。卡车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地方，从此后就再也没收到我母亲的信…… 时间似乎要凝固住了。我听到这个濒死的人在说话。 “我叫卡尔……我志愿加入了党卫队。当然，你听到党卫队这个词儿……” 他停下来说不动了。他喉管发涩，似乎在吃力地咽下一块儿东西。 现在我明白了，他绝不可能是一个藏在德国制服下的犹太人或半犹太人。我怎么会想到了这个地方呢？然而在那个时代，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 “我必须把一些可怕的事情告诉你……一些非人的事。这是一年前发生的事……已经有一年时间过去了？”说到最后几个字，他几乎是在自言自语。 “没错，有一年了，”他继续说道，“我犯下罪行已经有一年了。我必须给谁讲一讲这事，或许这样能好一些。” 他抓住我的手，手指紧紧勾着我的手指，似乎觉得我一听到“罪行”这个字眼，我就会把手抽走似的。什么时候他开始有这么大的力量？还是因为我太虚弱了，连把手抽走的力气也没有了？ “我必须得把这些可怕的事情告诉你——我告诉你是因为……因为你是犹太人。” 难道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恐怖事件？ 一个病态的大脑，什么样的暴行和折磨都会想象出来。这一点我再熟悉不过了。我自己生病时有过这种体验，在集中营里我也在别人身上看到过这种情况发生。这个病人还能告诉我什么样的恐怖事情呢？再恐怖的事情，我也在集中营难友们晚上的交谈中听到过了。 我对他的故事没有一点兴趣，我只希望护士别忘了告诉阿斯卡里我在这里。不然的话他们会到处找我。或许还会以为我跑掉了。 我有些不安。我听到门外有声音，不过我马上听出来是那位护士的声音，我有些释然了。床上的人仍然用低沉的声音在说：“过去了这么长时间，我才意识到我犯下了罪行。” 我盯着缠满绷带的头。我不知道他想向我坦白些什么事，不过我知道，在他死后，他的坟头上会有一株向日葵。已经有一株向日葵转向了窗户，透过窗户，阳光撒进了太平间。为什么向日葵转过脸来了？因为它要伴他到坟墓，站在他的坟头上，维持着他与生活的联系。一想到这里，我就有些嫉妒他。我嫉妒他，还因为他在临终之时还可以挂念着他的母亲，挂念着会为他怕死而悲伤的活着的母亲。 “我并非生来就是杀人凶手……”他气喘吁吁地说道。 他开始大口喘气，沉默了片刻。 “我是斯图加特人，我今年21岁。我死得太早了。我还没怎么生活。” 21岁就死去，确实也死得太早了些。但是纳粹在把我们的孩子送进毒气室时，是否问过他们是不是死得太早了些？他们是否问过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已经认真生活过了？当然，谁也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 他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我知道你会怎么想。我理解。但我是不是还应该说，我太年轻了……？” 一阵沉默之后，他又说道：“我父亲曾是一个工厂的经理，他是一名坚定的社会民主党员。1933年后，他陷入了难堪之中。不过像他这种情况的人也太多了。我妈妈把我从小培养成一个天主教徒，事实上，我还是教堂的一名辅祭，牧师也非常喜欢我，希望我有一天会学习神学。然而事情完全没有按原来的样子发展；我加入了希特勒青年会，自然，我的教堂生活结束了。我母亲非常伤心，不过后来也就不再责备我了。毕竟我是她儿子。对于此事，我父亲从来未置一辞…… “他担心我会把在家中听到的情况报告给希特勒青年会……我们的领袖要求我们无论在何处都应该推行我们的事业……甚至是在家里……他告诉我们，无论听到谁低毁这个事业，都应该向他报告。许多人也确实这么做，但我没有这么做。不过我父母还是非常担心。只要我在他们身边，他们就缄口不谈任何事情。他们对我的不信任态度让我感到非常烦恼。不过，非常遗憾，那时也没有时间反省这些事。 “我在希特勒青年会找到了朋友和同志。我的生活非常充实。放学后我们大部分同学都匆匆忙忙去了俱乐部和体育场。我父亲很少跟我说话。就是有事要说，也非常谨慎，只是有保留地说。现在我知道他为什么难过了——我经常看到他一连几个小时地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在那里呆想…… “战争爆发了，我志愿人了伍，当然是进了党卫队。我们部队中远不只我一人这么做；过半儿的人是志愿入伍的——不加丝毫思索，就好像是要去跳舞或去远行。我离家走时，我母亲哭了。我关上家门时，听到父亲对母亲说：‘他们把我们的儿子从我们身边夺走了。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对他的话感到很生气。我想回去和他理论一番。我想告诉他，他根本不理解这个时代。不过我还是算了，不想让大家都不愉快地分别。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我父亲说话……后来他偶尔在我母亲写给我的信上附上几笔。不过通常我母亲总是很抱歉地说他还没有从工厂回来，而她又急着赶这班邮件。” 他停了下来，伸手去拿床头桌上的茶杯。虽然他看不到，但他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他端起杯喝了一大口，我没来得及帮上忙，他又把杯子稳稳当当地放回原处。事情真的会像他刚说过的那样糟糕吗？ “我们先被送到了一个军事基地的集训营，在那里我们热情地收听波兰战场的消息。我们贪婪地阅读报上的报道，担心我们还来不及派上用场战争就会结束。我渴望亲身去体验一下，去看一看世界，去冒一冒险，这样就有资格去跟别人讲我的冒险经历了……我叔父有很多在俄国战斗的经历可讲，他经常给我们讲他们如何把伊万赶进马苏里亚恩湖，讲得我们大家都非常激动。我也希望在那样的事件中扮演一个角色……” 我如坐针毡，老想挣脱手走掉。可是他想跟我聊，不但用嘴对我说，而且用手抓着我。他越抓越紧……好像肯求我不要舍下他一个人走掉。或许他的手就是在发挥着眼的作用。 我环视房间，瞥了一眼窗户。窗外，后院有一半儿已经沐浴在阳光中，房顶的影子影影绰绰洒在地上——光线与阴影间有一条清晰的界限，没有任何过渡。 这位濒死的年轻人又讲到了他在被占领的波兰的时光，提到了一个地方。这地方是莱希舍夫吗？我没有问。 为什么搞这么长一段时间的铺垫？何不直接说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根本没有必要这么温和。 他的手开始发抖，我趁机要把我的手抽走。可是他又抓住了我的手，低声说道：“求你了。”他是想为自己，还是想为我鼓劲儿？他到底要说什么？ “随后——随后就发生了恐怖的事情……不过我先得给你讲一讲我自己。” 他似乎觉察到了我的不安。他是不是注意到我正看着门？因为他突然说道： “没人会进来。护士答应在外边看着…… “海因兹是我中学同学，他也和我一起到了波兰。他老说我是个爱做梦的人。我一直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这样叫我，或许是因为我永远都是又快乐又幸福的——至少在那件事发生以前……也好，海因兹听不到我讲这种事了。我母亲永远也不该知道我都做了些什么。不应该让她失去她有一个好儿子的想法。她老是把我叫做她的好儿子。她应该永远像她希望我的那样看待我。 “她曾经把我的信念给邻居们听……邻居们都对她说，我为元首和祖国光荣负伤，他们都感到非常骄傲……你明白，这都是一些套话……” 他的话变得尖刻起来，似乎是想伤害他自己，刺痛他自己。 “在我妈妈看来，我还是个没有牵挂的快乐男孩儿……满脑子的崇高想法。噢，这就是我们制造的笑话……” 他讲起他年轻的伙伴和同事时，我也想起了自己酷好玩笑的岁月。我想起了我的老朋友们……想起了我在布拉格的老同学。我们经常在一起开着玩笑，我们都是年轻人，未来的生活正等着我们。 然而我的年轻朋友和他的年轻朋友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难道我们不是来自不同的世界吗？来自我这个世界的朋友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有的还在集中营，有的已经葬身于叫不上名字的万人坑之中了……他的朋友又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还活着，即便是死了，至少他们的坟头上还会有一株向日葵和一个刻有他们名字的十字架。 我又开始反问自己，一个犹太人干吗得听一个行将死去的纳粹士兵的忏悔。要是他真的重新发现了他对基督教的信仰，那就应该派一个牧师来，牧师可以帮他平安地死去。假若我快要死了，假如我确实有什么需要忏悔的地方，我应该向谁忏悔呢？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不可能像这个人这样有这么多时间来忏悔。就像我之前的几百万人那样，我的生命将会以非常暴力的方式结束。也许会让你意想不到地吃惊，也许我还来不及准备枪就响了。他仍在滔滔不绝地谈论他的年轻朋友，就好像是在大声读书一样，这只能勾起我对我自己的年轻朋友的回忆。然而这一切也走得太远了，显得不那么真实了。似乎我生来就应该是在集中营里，似乎我生来就是为了受这披着人皮的野兽的虐待，我成了毫无反抗能力的牺牲者，成了他们发泄怨气和民族仇恨的对象。回忆逝去的光阴只会使我丧失力量，而我需要保持力量，因为只有有了力量，才有希望在这个恐怖的时代里生存下去。我仍然坚信，总有一天，这个世界会报复这些残暴的人们——尽管他们胜利了，尽管他们在为战争的胜利而欢呼，尽管他们非常傲慢自大，总有一天，绞索会套到纳粹的脖子上，今天犹太人的命运总有一天要落到纳粹头上…… 本能驱使我不再去听这临终辩白。我想走掉。这位濒临死亡的人肯定感觉到了，因为他扔下手中的信，伸出手来试图抓住我的胳膊。这举动是这么的无助与可怜，突然间我感到有一丝歉意。尽管我想走，我还是应该留下来。他又开始平静地讲了下去。 “去年春天我们明白要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被告知要准备做一些大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表现出他是一个男子汉……他必须刚强，这里不允许人道主义者的胡说。元首需要真正的男子汉。这种教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俄国的战争开始了。出征前，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收听希姆莱的演讲。他讲到元首任务的最后胜利……讲到把劣等民族驱除掉……我们拿到了许多有关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的文字材料，我们贪婪地阅读《冲锋》杂志，很多人还把上面的漫画剪下来贴在床上。不过我不关心这些……一到晚上，我们就聚在餐厅里，喝着啤酒，兴奋地谈论着德国的未来。像在波兰一样，向俄国的进攻无疑是一场闪电战。感谢天才的元首，战线不断地向东推进。向前，向前，德国需要更多的空间生存。” 他停下来歇了一会儿，显然是有点儿累。 “你会发现我一生从事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业。” 他为自己做过的事感到内疚。他的话变得有些痛苦，有些认命。 我又朝窗户外看去，看到光与影的界线现在已经移到了内墙的另外几扇窗户上了。太阳已经升得更高了。有一扇窗户反射的光线非常耀眼，让你觉得窗子离你非常近。过了一会儿，光的闪烁变得像信号一般。那时候，我们愿意把每一件事都看作一个象征。那个时代神秘主义和迷信非常流行。我集中营的国友们经常讲鬼的故事。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件事都是不真实的，都是不确定的：地球上的人充满着神秘的形态；上帝已经离去，在他缺席的地方已另有掌管者，给我们传递着信号，给我们以暗示。平时，无论谁相信超自然的力量，我们都会哈哈大笑。但是现在，我们反而希望他们能干预整个事情。我们贪婪地听信所谓的清醒的预言者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只要他们能给予我们改善生活的一线希望，我们就完全愿意附合这种无谓的解释。犹太人永远是乐观主义者，自认比任何理性都要优越。然而现在，即使是理性也没了其位置。纳粹当道的世界会有什么理性和逻辑可言呢？人们会陷于奇想之中，而这不过是为了逃避可怖的现实。在这样的气氛下，理性反而成了障碍。我们躲人梦中，不想从梦中醒来。 我走了一会儿神。一阵嗡嗡声把我惊醒。一只青蝇，可能是闻到了气味，正在这位濒死的人头上盘旋。他看不到苍蝇，也看不到我挥手赶走了苍蝇。 “谢谢你。”尽管他看不到，他还是觉察到了。 第一次，我意识到，我，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下等人，已经在无意中让一个同样毫无抵抗能力的高等人轻松了很多。 谈话又进行了下去：“六月末，我们加入了一个突击大队，被装上卡车运往前线。我们驶过大片麦田，麦田一望无际。我们的排长说，希特勒有意在这时对俄国人发动进攻，以便我们能够抢收粮食。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决定。我们一路看到许多死去的俄国人，被炸毁的坦克，被破坏了的卡车，大批死去的马匹。也有一些俄国伤兵，无助地躺在路边，没有人照料他们；我们一路上都能听到他们的惨叫声和哀号声。 “我们有一个同事朝他们啐唾沫，我抗议他不要这么做。他用我们军官常用的话回答我：‘不要同情俄国人……’ “他的话听起来很像严肃的军事命令。他以战地记者的口气说话。他的话无异于鹦鹉学舌，一点也不动脑筋。他说的全是从报上抄来的陈词烂调。 “后来我们到了一个乌克兰村庄，我们第，次与敌人交上了火。我们朝一个废弃的农舍开火，俄国人早已把这个农舍改造成了防御工事。我们冲进去后，只发现几个伤兵躺在地上，我们没法管他们。我是说，我没管他们。可是我们突击队的头……给了他们致命的一击…… “我现在躺在医院，这些细节老是反复出现。我回忆了一遍又一遍，一遍比一遍清晰，一遍比一遍具体……现在，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回忆。 “战争是非人的。许多人都忍受不了。比我们大的人看到我们是这个样子，就冲我们嚷嚷：‘你们得相信自己，俄国人对待我们的人不也是这样吗？你只需要看看他们如何对待他们自己人的。我们遇到的囚犯大都遍体鳞伤。他们带不走囚犯，就用枪炮把囚犯射倒。谁选择了创造历史，谁就不应该拘泥于细节。’ “有天晚上，有个同事把我拉到一边儿，想对我诉说他内心的恐惧。但是话刚开了个头他就又停下来了。他信不过我。 “我们继续创造历史。一天又一天，捷报传来，老有人告诉我们说，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希特勒这么说，希姆莱也这么说……对于我来说，恐怕真要结束了……” 他长出了一口气，又呷了口茶。我听到身后有声音，转过身一看，门已经开了。他已经听到了声音。 “大姐，请你……” “没事儿，我只是想看一看……” 她又关上了门儿。 “盛夏，我们来到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到处都是丢弃的汽车枪支。许多还原封未动。很显然俄国人迅速撤退了。房屋正在燃烧，大街被堵了起来，改成了防御工事，但是没有人留下来抵抗。市民中有伤亡。我看到人行道上有一具妇女的尸体，两个小孩儿正蜷缩在她身旁…… “传来命令要我们原地休息。我们把枪靠在墙上，坐下来休息抽烟。忽然间一阵巨响，我们四处张望，但是没看到飞机。随后我们看到有好多间房子被连根儿炸毁了。 “俄国人撤退前在许多房屋下埋下了炸药，部队进城后，房屋就炸毁了。有一个同事说俄国人是从芬兰人那里学到这种诡计的。我很高兴我们是在休息，我们再一次幸免于难。 “忽然有一辆指挥车在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一位少校钻出车叫我们上尉上车。随后又来了几辆卡车，把我们拉到了城市的另一个地方。那里也是一片狼藉。 “车停到了一个大广场上，我们下了车，四处张望。广场的另一头，有一群人在被看管着。我以为他们是被赶出城来的市民，因为战斗还在继续。忽然间人群中在到处传着这样的话：‘他们是犹太人’……以我这么大年纪，我平生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犹太人。当然，以前也见到过一些，但是自从希特勒掌权以来，他们中大部分都已经迁移走了。少数留下来的很快也就消失了。据说他们被送进了居住区。随后他们就被忘掉了。有时候我母亲会提起我们的家庭医生，他是个犹太人，我母亲非常怀念他。她小心地保存着他开的所有处方，因为她绝对相信他的医学知识。可是有一天药师告诉她，必须换一个医生开处方，他不接受一个犹太医生开的处方。我母亲非常恼火，我父亲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 “不用说你也知道报上是怎样谈论犹太人的。后来我在波兰看到了犹太人，他们和我们斯图加特的犹太人完全不同。在德贝克军事基地，有一些犹太人在那里工作，我经常给他们一些吃的。不过突击队的头发现后，我就没再给他们了。犹太人得清扫我们居住的地方，我经常故意在桌上留下一些食物，我知道他们会找到的。 “我对犹太人的了解仅限于从广播上听来的，从报上读到的东西。我们被告知说他们是一切灾祸和不幸的根源……他们总想踩在我们头上，是他们导致了战争、贫穷、饥饿、失业……” 我注意到这个濒死的人讲到犹太人时，口气非常温和。我从来没听到一个党卫队员用这样一种口气说话。他比别人要和善些？还是因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下达了命令，”他继续说道，“我们朝犹太人站着的地方开了过去。大约有150到200个犹太人。包括一些小孩儿，他们正焦急地看着我们。有人在抽泣。有几个婴儿还在他们母亲的怀抱里，没有年轻男子；大部分是妇女和白发苍苍的老人。 “我们越走越近，已经能看清他们的眼神——他们满怀恐惧，莫名的恐惧……他们显然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 “运来了一卡车油桶，我们把油桶卸下，搬进了屋子。犹太人中强壮一些的被叫出来，要求他们把油桶搬到顶楼。他们听从了命令——他们无精打采，没有丝毫个人意愿，像一个机械人。 “随后我们就把犹太人往屋里赶。一位士官手里拿着鞭子，谁走得慢他就给谁一鞭。一时诅咒声和脚踢声乱成一片。房屋不大，只有三层。我本来以为挤不下这么多人。可是过了几分钟，街上已经没有一个犹太人了。” 他停了下来，我的心开始咚咚直跳。我完全想象得出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我太熟悉这一幕了。我仿佛置身于其中，不得不拿着汽油桶往屋里挤。我能感觉到他们不得不使劲儿地挤在一起的情景；我仿佛能听到他们疯狂的喊叫声，他们肯定已经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位濒死的人又接着往下讲道：“又拉来了满满一卡车犹太人，他们也被塞进了这栋房屋。然后门锁了，一挺机枪架在了对面。” 我明白这故事是怎么收场的。我自己的国家已经被德国人占领了一年多，我们听到了很多类似事件在比亚利斯托克，布罗狄和格勒得克发生。总是同样的手段。我没必要再花时间听他讲述这恐怖的一幕了。 我站了起来，准备离开。可是他恳求道：“求你坐下，我必须把后边的事讲给你听。” 我确实不知道是什么促使我留下。不过他声音中似乎有些什么东西阻止我听任直觉离他而去。也许我希望能听他用自己的话亲口讲出纳粹的恐怖行为。 “我们被告知一切就绪，我们退后几尺。我们接到命令，要我们打开手榴弹保险栓，从窗户把手榴弹扔进屋去。接着是一声声巨响……天啊！” 他说不下去了，从床上微微抬起身来，浑身都在颤抖。 不过他还是继续讲了下去：“我们听到里边人的惨叫声，看到火苗一层一层地添食着他们……我们端起来福枪，准备射击任何从火海里边逃出来的人。 “房屋里的惨叫声非常恐怖。浓烟拥了出来，呛得我们……” 他的手湿漉漉的。他被自己回忆到的情景吓呆了，他停下来，抽出手去擦汗。我的手稍稍放松了些，但是他马上又抓住它，紧紧地攥住它。 “请你，请你，”他结结巴巴地说道，“不要离开，我还有话要给你讲。” 我再也不用怀疑了，就是这么一个结局。我看到他正鼓起全身最后的力气，要把这个故事的悲惨结局告诉给我。 “我看到二楼的窗户后边，有一个人挟着一个小孩儿。这人的衣服正在燃烧。他身边儿站着一位妇女，毫无疑问是孩子的母亲他空出的一只手紧捂着孩子的眼睛……随即他跳到了街上。紧随其后，孩子的母亲也跳到了街上。随后，其它窗户也有很多浑身着火的人跳了出来……我们开始射击……噢，天啊！” 这位濒死的人用手捂着绷带覆盖着的眼睛，似乎想从脑海中擦去这些画面。”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奋力跳出窗户，可是有一家人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尤其是他们的孩子。黑头发，黑眼睛……” 他已经精疲力尽，说不下去了。 他讲到黑眼睛的孩子，这让我想起了埃里。埃里住在里木堡居住区，6岁左右，长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一双难以理解的眼睛——一双充满责备的眼睛——一双永远难以忘怀的眼睛。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