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我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埃里？我什么时候第一次和他搭？这我都记不得了。他住在居住区门口附近。有时他会溜达到门口。有一次我偶然听到一名犹太警察和他讲话，所以也就知道了他的名字——埃里。很少有小孩敢跑到居住区门口。埃里也知道这一点。他是凭直觉感觉到这一点的，他不知道原因。 “埃里”是他的小名。他的全名是以里亚·以里亚胡·哈那维。先知的意思。 想起了这个名字，就不由得又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在逾越节的喜宴上，桌上的盘子里放着一个巨大的，装饰华美的酒碗，谁也不能碰这个碗。这碗酒是为以里亚胡·哈那维准备的。经过了一系列祈祷后，就派我们中的一个小孩儿去打开门：据说这时先知就会进来喝这碗为他预备的酒。我们小孩儿瞪大了双眼，非常好奇地盯着门看。不过，当然，没有人进来。而我祖母老是对我说，先知事实上已经进来喝了酒。我跑去看看杯子，它还是满的，于是祖母就会说：“他酒量超不过一滴泪水！” 为什么祖母这么说？难道我们只能为先知以里亚胡奉敬一滴眼泪？自从出埃及以后，多少代以来，我们都是凭记忆庆祝逾越节。从这个伟大的事件中，慢慢演化出了一个传统——为以里亚胡·哈那维留上一杯酒。 我们小孩儿把以里亚胡视作我们的保护神，在我们的想象中，他会以任何可能的形式出现。我祖母告诉我们说他是很难被认出的；他可能化身为一个村夫，也可能化身为一个店员，一个乞丐，甚至是一个小孩儿。为了感谢他对我们的保护，在逾越节的喜宴上总是用最好的杯子为他留下最好的酒——不过他只喝一滴泪水那么多的酒。 小埃里在居住区里奇迹般地躲过了对小孩的多次搜查。小孩儿被认为是“没有工作，没有用的多余的嘴”。成人整天在居住区外工作，党卫队经常趁他们不在，突然袭击小孩儿，把他们带走。部分小孩儿总能想办法逃脱搜捕，因为他们总知道想办法躲起来。大人们在地板下，在炉子边儿给他们挖洞藏身，或者在壁橱旁给他们做个假墙。他们及时地产生了一种对危险的第六感觉，不管危险显得多么微小，他们都会及时发现。 可是慢慢地，那些最聪明的藏身之地也被党卫队发现了，他们成了这场事关生死的捉迷藏游戏的赢家。 埃里是我在居住区看到的最后一个孩子。每次我离开居住区——我一度获准进出居住区——，我都要四处看一看埃里。要是我看到他了，我就明白那个时候不会有危险。那时居住区也闹起了饥荒，满街都有饿死的尸体。犹太警察经常警告埃里的父母不要让埃里到大门口。但是没用，因为在居住区大门口的德国警察经常给埃里食物。 有一天我进居住区，埃里不在门口，不过随后我就看到了他。他正站在一扇窗户下，伸出小手从窗台上扫东西，然后把手指放进嘴里。我走近一些后明白他在做什么了，我一下子流出了眼泪：他在收集别人放在窗台上用作鸟食的碎屑。毫无疑问他认为鸟儿们可以从居住区外找到营养，而现在即使城里最友善的人也不敢给饥饿的犹太孩子一片儿面包了。 居住区门口，经常有妇女提着成袋的面包或面粉与居住区里边的人交换，拿食物换衣服，换银盘或地毯。不过已经很少有犹太人有什么东西可换了。 埃里的父母当然没有东西可换，即便是换一片儿面包的东西也没有。 党卫队的头目凯茨曼——臭名昭著的凯茨曼——知道，尽管反复搜查了这么多遍儿，居住区里肯定还有小孩儿。于是他那残忍的大脑想出了一个邪恶的计划：他要开一个幼儿园！他对犹太人委员会说，如果他们能找到一个地方，并且找到一个妇女来管理，他就可以建一个幼儿园。这样的话，在成人外出工作时，小孩儿就有人照顾。犹太人那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又起了作用，他们把这视作一个比较人道的态度的表示。他们甚至互相告知说，已经颁布了新法令，禁止枪杀。有人还说他听到过美国电台说，罗斯福已经警告过德国人，假如再杀犹太人的话，美国就会对德国进行报复。所以以后德国人会更人道一些。 还有人说，有一个国际委员会要参观居住区。德国人要建一个幼儿园给他们看——以显示他们对犹太人的体贴与关心。 一位名叫恩格尔斯的盖世太保官员，长着灰白的头发，带着一个犹太人委员会的人来了，说是要看一看幼儿园建的地方是否合适。他说他相信居住区还有很多孩子想进这个幼儿园。他答应增加粮食配给。盖世太保也的确拉来了很多罐可可和牛奶。 于是那些还心存疑虑的儿童父母被慢慢说动了，把他们又饥又饿的孩于送进了幼儿园。人们还焦急地等待着红十字会派来的一个委员会。可是这个委员会一直没来。相反，一天早上，来了3辆党卫队卡车，把所有的孩子都带走，送进了毒气室。那天晚上，父母们收工回家，整个废弃的幼儿园登时充满撕心裂肺的哭喊。 然而，几周后，我又见到了埃里。他的直觉又救了他。事情发生的那天早上，他留在了家里。 在我看来，床上那个人说的黑眼睛小孩儿就是埃里。他的小脸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他是我看到的最后一个犹太小孩儿。 从这时起，我对这个濒临死亡的人开始有些同情：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他捏得我手生痛，我把手抽了回来。 不过我还没想走。还有一些别的什么，对这一点儿我很确信。他的故事还没有完…… 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楚。我的思绪已经飞向了别处。尽管我是坐在这里听他焦急地给我讲一些事，然而似乎他已经忘了我在场，我也似乎忘了他在场。他一个人在独白。生病的人经常独白。他还要把他的故事讲下去吗？还是他虽然想讲，但是不敢用合适的词句表达出来？谁知道他还会讲些什么？根本猜不出来。我只知道一点：没有无法超越的邪恶行为。 “没错，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喃喃道。 他说什么？他怎么能看见？他的眼上和头上全是绷带。 “我看见那小孩儿，他父亲，他母亲。” 他呻吟着，长长地出了口气。 “他们跌到人行道上时或许已经死了。太可怕了。到处是喊叫声，子弹一排一排打了出去。似乎是故意要用枪声盖住喊叫声。永远也忘不了——我头脑里老是出现这声音。我花了这么长时间去想，不过那恐怖情景还没想够……” 我现在听到枪声了吗？要是我们已经熟悉了枪声，恐怕谁也不会再注意到它了。可是我却能听到枪声。在集中营里经常能听到枪声。我闭上眼睛，记忆中听到和看到的恐怖细节一下子涌了上来。 听他断断续续的说话，我自己也好像在现场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看到可怜的人们被赶进了房屋，我听到他们的惨叫，我听到他们为孩子们祈祷，我看到他们从火海里跳了出来，摔在了地上。 “不久我们就又出发了。在路上他们告诉我们，对犹太人进行屠杀是为了报复俄国人埋下的定时炸弹，这些炸弹炸死了我们30个人。我们杀了300个犹太人作为报复。没有人问杀死犹太人与俄国的定时炸弹有什么关系。 “晚上每人发了份儿白兰地。白兰地能帮助我们忘掉白天发生的事……收音机里正在报道前线情况，报道炸掉的船只数量，俘虏人数，打下了几架飞机以及新征服了什么地方……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有白兰地壮胆儿，我们开始坐下来唱歌。我也跟着唱了。我反问我自己，今天为什么能做出这样的事。也许我想麻醉自己。我也确实让自己麻醉了。事情离我越来越遥远。可是到了夜里，白天的事又涌上了心头…… “睡在我边儿上的同伴是彼得，他也来自斯图加特。他老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地念念叨叨。我站起来瞪着他。可是天太黑，看不到他的脸，只听到他说，‘不，不，’又老在说‘我不能，我不能。’早上起来，我看看其他一些同伴，很显然他们也都没睡好。可是没有人谈论这件事。他们都互相回避这件事。甚至连我们突击队长也注意到了。 “‘你们也太感情脆弱了！男子汉们，你们不能这样。这是战争！你必须坚强。他们不是我们的人。犹太人不是人！犹太人是一切不幸和灾祸的根源！你开枪打死他们和开枪打死自己人是不一样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小孩儿，这都没关系。他们和我们不一样。毫无疑问你应该干掉他们。要是我们心肠太软，那我们就注定还是别人的奴隶，而元首说……’ “都是这些话，你也知道。”他引了个开头，没再引述下去。 他还要讲些什么？或许还要讲一些能安慰他自己的话。或许还要讲一些能解释他为什么给我讲他的身世的话？但是，他没有再回到这个话题。 “我们没休整多长时间。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又开始行军，现在我们成了冲锋大队的一部分。我们登上卡车，被送往火线。但是这里也见不到多少敌人。他们已经从小村庄和小城镇撤退了，没有交战就放弃了这些地方。只是在敌人撤退时，偶尔有小规模的交火。彼得受了伤，卡尔·海因兹战死。于是我们又休整了，留出时间来洗衣写信。各种话题都谈论到了，但是很少有人提起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发生的事。 “我去探望彼得。他腹部受伤，但神志还清楚。他认出了我，眼泪汪汪地望着我。我在他身旁坐下，他告诉我说，他不久就得送往医院了。他说：‘那间房子里的人们，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说完他就昏死过去了。可怜的彼得。他临死还忘不了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一次经历。” 我听到走道里有脚步声。我望了望门。门随时都有可能打开。我站了起来。他拦住了我。 “求你等一会儿。护士在外边，没人会进来。我不多耽误你，不过我还有很重要的事要说……” 我极不情愿地坐了下来，决心等护士一回来就走。 这个人还要给我讲什么？不是他一个人杀了犹太人，他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凶手！ 他又开始剖自他的心理：“随后几周我们朝克里米亚开进。谣传说要有一场更激烈的战斗，俄国人已经挖好了战壕；不再是靖蜒点水式的战斗，而是一场近距战，肉搏战……” 他停下来喘气。他换气儿更频繁了，很显然力气已经耗尽。他的呼吸变得不规则起来，喉管发涩。他伸手去拿玻璃水杯。 我没有动。他意识到我还在，显然有些宽慰。 他拿着了杯于，猛喝了几口。 随即叹口气，低声嘀咕道：“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 他在谈论上帝？可是上帝已经不在了……正像居住区的那位妇女说的，上帝已经走了。可是我们还需要他，我们盼望着看到他存在的迹象。 然而，因为这个濒死的人，因为他对好恶的选择，已经不可能使上帝存在了。元首代替了上帝的位置。只要他们的暴行没有得到惩罚，他们就会坚信上帝不过是一个虚构，不过是可恶的犹太人的发明。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要“证明”这一点。但是现在这一个人，这个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人，却在寻求上帝！ 他继续讲道：“在克里米亚的战斗持续了好几周。我们伤亡惨重。各处的军人坟墓都在增加。我听说他们被认真地掩埋了，每一个坟头上都种满花。我喜欢花。我叔叔的花园里有很多花。我经常一连几个小时躺在草地里看花……” 他知道他死后坟头上也会有一株向日葵吗？凶手即使死了也拥有一些东西……而我呢？ “我们挺进到塔甘罗格，那里已经被俄国人牢牢把守。我们潜伏在山头间，离他们只有100码远。他们不停地开炮。我们蜷缩在战壕里，借喝白兰地壮胆儿。酒瓶在大家手里传来传去。我们等待着进攻命令。终于开始进攻了。我们冲出战壕装塞弹药。可是突然间我定在了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攫住了我。我的手，举着枪端着刺刀的手开始发抖。 “那一刻，我仿佛又看到了烧着了的一家人，父亲，孩子，随后是母亲——他们都朝我跑了过来。‘不，我再也不朝他们开枪了。’我脑海里满是这些想法……随即，一发炮弹在我身边爆炸。我失去了知觉。 “我在医院里醒来时，发觉我已经双眼失明了。我的脸和上体被炸得血肉模糊。护士告诉我，医生从我身上取出了满满一盆儿弹片儿。我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就是现在，我也觉得我无异于是个死人……” 他叹了口气。他又完全想到自己身上去了，充满了自怜。 “越来越痛得难以忍受。我浑身都是打止痛药留下的斑痕……从一个野战医院转到另一个野战医院，但是他们就是不把我送回家……这才真正是在惩罚我。我想回家，想看到我母亲。我父亲一向严厉，我知道他会怎么说我。但是我母亲……她会用另一种眼神看着我。” 我明白他是在拷问自己。他是下了决心不掩饰任何事情。 他又过来抓我的手。但是我早已把手抽开，并坐在上面他够不着了。我不想去碰一双死人的手。他寻求我的同情，可是他有权利得到同情吗？他这样的一个人值得任何人同情吗？他有没有想过，要是他那么自怜的话，他能赢得人们的同情吗……？ “你瞧，”他说道，“那些犹太人很快就死去了，他们不会像我这样得忍受痛苦——尽管他们不像我这样充满罪恶。” 听到这句话，我站起来就要走——我，是他一生最后碰到的一个犹太人。但是他伸出他那苍白无血色的手一把抓住了我。一个耗干了气血的人从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力量？ “他们把我从一个医院转到另一个医院，但是就不送我回家。不过我先得告诉你，……我很明白我的处境，我躺在这里，一刻也不停地在想着发生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恐怖事件。要是我一下子就被炸弹炸死就好了——可是我没有死，虽然我一直想死……有时我希望医生给我打个注射，让我彻底摆脱这种惨状。我也确实要他帮助我睡过去。可是他不可怜我。我也知道他已经利用注射的办法让许多濒死的人摆脱了痛苦。或许他是碍于我还年轻。我脚头挂的牌子上不仅写有我的名字，还写有我的出生年月，或许就是这个让他打消了想法。结果我只好躺在这里等死。我身上的痛苦真是可怕极了，不过更可怕的是我还有意识。我总禁不住回忆起那燃烧的房屋，那从窗户跳下来的一家人。” 他陷入了沉默中，似乎是在搜寻词句。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想。我不相信他仅仅是在找一个听众。 “小的时候，我全身心地相信上帝，相信教堂的诫律。那时，一切都是平静的。要是我还有信仰，我相信我不会这么害怕死。 “要是没有悔罪……我就不能死。我一定得忏悔。但是该怎样忏悔呢？只讲一堆没有应答的空话……？” 毫无疑问，他是指我的沉默不言。可是我能说什么呢？这儿是一个濒死的人，一个不想成为凶手的凶手，一个在可怕的意识形态指导下成为凶手的人。他在向我这样一个人悔罪，而这个倾听悔罪的人可能明天又会死于和他一样的凶手手下。他确确实实为他的罪恶而感到悔恨了，尽管在他说的这么多话里他不想承认这一点。也不需要他来承认，他说话的方式和他对我说话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他的悔恨。 “相信我，要是痛苦和折磨能换回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死去的人的生命，我愿意忍受更多的痛苦和折磨。每天都有许多和我一样年轻的德国人在战场上战死。他们在与一支武装了的敌人战斗，并且不得抽身，而我……我却留在这里，带着我的罪恶留在这里。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你和我在一起。我一点也不知道你是谁，我只知道你是个犹太人。这就足够了。” 我什么也没说。事实上，在他上战场时，他不仅与武装了的军队作战，他还与手无寸铁的男人，女人，孩子和老人作战。我想象得出他们被包围在火海中，从窗户跳下来，然后被打死。 他坐了起来，双手合十，似乎要祈祷。 “我希望安心地死去，所以我需要……” 看得出有些话他说不出口。不过我也没心思帮他。他一言未发。 “我知道我给你讲的那些事是非常可怕的。在我等待死亡的漫长黑夜里，一次又一次地，我希望把这事讲给一个犹太人听，希望能得到他的宽恕。只是我不知道是否还有犹太人幸存着…… “我知道我请求你的宽恕是一个过奢的愿望，但是如果没有你的回答，我不可能安心地死去。” 现在，整个房间静得出奇。我向窗外望去，对面的建筑已经全部沐浴在阳光之中。太阳已经升到了正空。后院只剩下一小块儿三角形的阴影地带。 这是怎样的一种对比啊！室外阳光灿烂，而太平间内一片野蛮时期的阴冷。在这里，在这张床上躺着一个人，他想安宁地死去——但是他不可能安宁地死去，因为他犯下的恐怖罪行让他永远也不得安宁。在他身边，坐着一个同样注定要死去的人——然而这个人并不想死，因为他渴望看到恐怖时代的结束，看到使这个世界日渐枯萎的恐怖时代的结束。 命运使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走到了一起，他们在一起度过了非常奇怪的几个小时。一个人寻求另一个人的帮助。而另一个人自身也无所助靠，根本不可能去帮助他。 我站了起来，朝他看了看，他正双手合十。在他双手之间，我似乎看到了一株向日葵。 最后我下定了决心，一言未发，离开了房间。 护士没在门外。我忘掉了我是在什么地方，没有沿着护士带我上来的楼梯往下走。和我做学生时候一样，我顺着楼梯来到了大门。直到我看到医生和护士脸上吃惊的表情时，我才意识到我下错了楼梯。但是我没有退回会。没有人阻拦我。我走出大门，走到外边的空地，然后又找到了我的同伴……骄阳当空，那阳光，正洒在地上。 我的同伴们正坐在草地上端着饭盒喝汤。我也非常饿了，正赶上最后一份儿汤。医院给我们一人送了一份儿饭。 我还在想着这个濒死的党卫队员。遇到他让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他的忏悔扰得我心烦意乱。 “你去什么地方了，这么长时间？”有人问我。我叫不上这个人的名字。早上从集中营到医院的路上，他一直站在我身边儿。 “我开始以为你逃走了。要是那样的话，就有理由把我们打发回集中营了。” 我未加解释。 “你找到什么东西了？”他边问我，边偷偷地看了一眼我的面包袋。和其他囚犯一样，我的面包袋也是空的。我耸了耸肩。他狐疑地看着我，似乎是在说：你肯定找到什么东西了，你不想和大家分享，所以才不想承认。 他想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什么也没有解释。 “你是不是觉得我烦？”他问道。 “不觉得。”我说。我不想和他说话——这个时候不想说。 休息了一小会儿，我们又开始工作。似乎有倒不完的垃圾箱。卡车把垃圾拉到某个开阔的地方去烧，然后又不断地开回来装。他们把垃圾都运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过实话说，我并不关心这个。我只希望离开这个地方。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们停止了工作。我们被告知第二天得再来，还要装运垃圾。听到这个消息，我表情冷漠。 回集中营的路上，阿斯卡里们似乎也没了唱歌的情绪。他们一言不发地走在我们身边，甚至也没督促我们快走。我们都很疲惫，就是我也很累，虽然在病房里待了大半天。真的一下子就过去了好几个小时？我的思绪总忍不住又回到这场骇人的会面。 我们路过的地方，人们站在人行道上看着我们。我辨不清哪一张脸是哪一张脸，它们看起来似乎都一样——或许是因为他们对我们都非常冷漠。 不过不管怎么说吧，为什么他们就应该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呢？他们早已习惯于这么看我们了。我们与他们有何相干呢？或许只有少数人日后会痛苦地意识到，他们曾是这么冷淡地呆看着这群不幸的人，只有少数人才会在日后为此而感到不安。 前边有马车挡着我们，我们没法走快。我在猜想，在这些旁观的人群中，是不是有很多人一度陶醉于高等学校的“没有犹太人的日子”的运动。我在想，是不是不只是纳粹在迫害我们。那些对人类蒙受的令人震惊的屈辱只是一言不发地旁观而不进行抗议的人是不是也是非常不道德的？不过在他们眼里，我们还是人吗？ 两天前，几个新来的囚徒给我们讲了一个让人非常伤心但又非常典型的故事。三名犹太人处绞刑后被吊在了公共场合。一个自作聪明的家伙在每一个上边系了一个纸片儿，上写着“犹太肉”。旁观者对这个聪明的玩笑报以疯狂的大笑，还有人不断地尖叫着，打着口哨来取乐。一名妇女对这些邪恶下流的字表示抗议，却当即遭到了毒打。 我们都知道纳粹在公开处决人时，总希望有更多的旁观者。他们希望吓住公众，把各种可能的抵制压制下去。当然他们也很清楚许多旁观者是有反犹情绪的。这些处决和古罗马的“面包与马戏”一样，由纳粹上演的恐怖场面绝不会招致憎恨。在集中营中我们大家都不厌其烦地描述我们看到的恐怖场景的每一个细节。有些人一讲起来就好像是刚看了一场马戏回来。或许有些现在站在路边盯着我们看的人正是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看着绞死犹太人的人。我听到笑声正满足着他们的想象力。这笑声就像他们在旁观犹太肉时发出的笑声。 走到格罗得兹卡大街的尽头，我们又左转，走上了雅诺斯卡大街。队伍停了一下，让一列满载煤矿工人的矿车经过。矿工们一群一群地簇拥在车门口，就好像一串一串的葡萄。他们虽然显得很疲劳，但是却能够很幸福地匆匆忙忙赶回家与家人团聚，他们可以在一起打牌，讨论政治，收听收音机——或许还可以听听违禁的外国台。他们在一件事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有梦想，都有希望。而我们，却得匆匆忙忙地赶去参加晚上的排队点名，视军官情绪而定做一些体育练习。通常是做一些冗长乏味的屈膝练习，一直做到军官对他设计的这种玩笑感到厌烦为止。或者做一种名叫“维生素B”的练习，一连几个小时我们得搬着厚木板穿过党卫队组成的队列。晚上工作被认为是在给我们增加“维生素”，但这并不真的是在给我们增加什么维生素，这不过是在变着法儿杀掉我们而不是在增进我们的健康。 要是在点名时发觉有人不见了，他们就会一遍又一遍儿地反复点。他们会让缺席者的十个同伴走出队列把他们处死，借以吓住那些想缺席的人。 同样的事第二天还会发生，或许后天仍会发生，直到我们全部被消灭掉。 想一想明天……由不得我想起那个头上缠满绷带的党卫队员。明天，也可能是后天，他就可以有一株自己的向日葵了。而对于我来说，明天，也许是后天，等待我的可能是万人坑。的确，随时都有可能下达命令，把我和我同伴们，把我们一屋的人全部清除掉——也极有可能，我有可能成为那十个中的一人，被用来枭首示众。 有一天有谣传说从其它省又送来了新囚犯，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屋就没有地方了，要是集中营当局没来得及建造新房屋，他们就会用别的办法来搞。办法很简单，他们只需要清除掉老囚犯——一个屋一个屋地挨个儿清，给新来的囚犯腾出地方来。每两个月都会这么清理上一次。这加速了我们自然消亡的速度，目的是要使加利西亚和里木堡的“解放犹太人”的速度接近。 雅诺斯卡大街的面房店，屋又窄又脏，一片灰蒙蒙的，满是战争破坏的痕迹，门面墙上弹痕累累，窗户都被打得稀碎，已经用破板子挡住了，有的地方干脆只用纸板挡了一下。雅诺斯卡大街是里木堡的主要干道，德国人夺取这个城市时，这里曾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穿过了一排排房屋，我们又从军人坟墓旁走过。坟墓一溜一溜的，排得很长。不过向日葵看起来已经和上午有些不一样了。它们都把头扭向了另一个方向，夕阳给它们抹上了一层红色，它们在晚风中微微颤抖。他们似乎彼此在小声交谈。它们是被这群衣衫褴褛，步履瞒珊的人吓住了吗？向日葵或枯黄，或淡黄，或金黄，或铜褐，各种色彩在我眼前飘荡。它们生长在肥沃的土地上，得到了最好的培育。它们背后是粗壮的大树，构成了一道阴森的背景，再往上就是幽蓝晴朗的天空。 快到集中营时，阿斯卡里命令我们唱歌，同时调整步伐，整理队形。司令官可能看到他的囚犯们回营，他坚持要他们一定得边走边唱，并且要（显得）很高兴。来回都要这样。阿斯卡里不得不协助他做好样子。我们必须精神焕发——而唱歌就是这种状态的一个部分。 要是我们表现得不合司令官的意，我们可就要倒霉了。我们已经多次受过了这种折磨。阿斯卡里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也会笑不起来——毕竟，他们只不过是俄国人。 很幸运，没见到司令官。我们顺利进营，跟着另一个队到操场上等待点名。 我看到阿瑟排在另一队中，就很急切地跟他打招呼。我急于要把我在医院里的经历都告诉他，同时也告诉约塞克。 我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反应。不过两人的看法肯定有很大差别。我同时也想给他们讲一讲有关向日葵的事。为什么以前我们就没注意到？它们已经开花好多周了。难道就没有人注意到它们？难道它们只对我来说才有意义？ 今天很幸运，点名比平时都要结束得早。我走过去，伸手搭住阿瑟的肩膀。 “喂，怎么样？活儿重吗？”他笑着问我。 “不怎么重。你知道我去了什么地方？” “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我去了高等技术学校。” “真的？那儿比过去要空旷多了吧！” “就请到你要这么说。” “你好像有点情绪不好。”阿瑟关心地问道。 我没有解释。人们正往厨房里挤，我们也很快去排队解决吃饭问题。 约塞克打了满满一盒饭从里边出来。他冲我们点了点头。 我们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吃饭。操场上人们三五成群地站着，互相在讲述着白天的见闻。有人可能白天出营工作时偷到了一些小东西，现在正在互相交换。 我扫眼看到了“管道”，这是一条被遮蔽起来的狭长通道，一头连着集中营，一头通往沙丘。经常是在沙丘那里枪毙人。 有时候在被枪毙前，这些人要在管道里待上两三天。党卫队员从我们的小屋里，从城里把他们逮出来，把他们藏在这里。党卫队要凑够“足够合理的”枪杀数目，所以先速到的人就得在这里待上好多天。等着执行死刑的党卫队员把他们拉到沙丘那边去。 而那一晚，“管道”里一个人也见不着。阿瑟告诉我里边之所以没人，是另有原因的。“今天又要杀死5个人，他们等不了多久了。考瑟尔抓到了这5个人。听咱们小屋里一个人说，他们是在了城里某一个很好的隐蔽处被发现的。” 阿瑟说话的语气非常平淡冷静，好像是在描述一件很常见的事。 “这中间还有一个小孩儿，”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声音略显得有些忧伤。“小孩长着一头金发，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犹太人。如果他父母把他送给雅利安人家庭，永远也不会察觉他是犹太人。 他一提起小孩儿，由不得我就想起了埃里。 “阿瑟，我一定得跟你讲一件事。他们已经把高等学校用作了军事医院，今天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件事，刚才我没有给你讲完。你要是听了，可能会觉得好笑。不过我想听一听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我相信你的判断。” “你讲吧。”他说。 “不，现在不讲。过一会儿再讲。我希望约塞克也来听一听。” 给他们讲那些悲惨的事情合适吗？我想到了那天在“管道”里被枪杀的5个人。在我眼里，是不是对这一个党卫队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或许最好对我在医院太平间里听到的一切缄口不言。 我担心阿瑟这个玩世不恭的家伙会说：“看他看他，无数的犹太人在忍受着折磨，每一小时都有犹太人被枪杀，他还忘不了一个快要死掉的党卫队员。”或许他还会加上一句说：“你恐怕已经受了纳粹的流毒。你开始认为日尔曼人多少是有些优秀的民族，所以你就开始为一个快要死掉的党卫队员担心。” 要是听到他这样说的话，我无疑会很伤心。毫无疑问，阿瑟会告诉我很多纳粹犯下的不可告人的罪行。我会为我自己而感到羞愧。所以最好还是把在医院里遇到的一切放在心里不说为好。 我在操场上逛来逛去，和一些熟人闲聊着天儿。 忽然有个人嘘了一声：“6个！”这是在警告我们党卫队来了，我匆忙回去找阿瑟。我挨着阿瑟坐下，两名党卫队员朝乐队乐师的小屋走去。 “你要给我们说什么？”阿瑟问。 “我想了好多遍儿，我不想讲了。或许你不理解，或许……” “噢，什么事？给我们讲吧，”阿瑟追问道。 我沉默了。 “好了，随你便儿。”阿瑟站了起来，似乎有些不高兴。 两个小时后，我还是给他们讲了。我们坐在各自铺上，屋子非常问人。我给他们讲我们如何穿过市区，我如何看到向日葵。 “你们谁注意到过这些花？” “当然我注意到过，”约塞克说，“有什么别样？” 我不愿告诉他们我看到向日葵时它们给我留下的印象。我不能说我对死了的德国人拥有向日葵感到嫉妒，我不能说我一直有一个孩子气的梦想，想有一株自己的向日葵。 阿瑟插话道：“嗯，向日葵确实是种宜人眼目的花。德国人毕竟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不过对那些正在地下腐烂的东西来说，花儿不会有更多的用处。向日葵也会像地下的东西一样腐烂；来年它们也会了无影踪，除非有人来年再栽一株新花。可是谁又知道来年会发生什么事呢？”他嘲弄般地加上了一句。 我继续讲我遇到的事。我讲到护士如何抓到我，如何把我带到主任室，然后又详细讲到这位濒死的党卫队员，讲到我在他桌边坐了几个小时，讲到了他的悔罪。在讲到随父亲一起跌死的孩子时，我提到了埃里。 “这人怎么会知道小孩儿的名字？”他们有人问。 “他不知道。我提到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里木堡居住区的一个孩子。” 他们都被我讲到的恐怖情景惊呆了。我停下来整理思路时，他们催促我赶快继续往下讲。 最后我讲到这位濒死的人如何恳求我原谅他的罪过，我如何一言不发地离开，我看到约塞克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我敢肯定他是赞成我的做法，我冲他点了点头。 阿瑟先打破了沉默：“一个太少！”他感叹道。 这话正合我们那些天的想法，不过阿瑟这时候这样说，多少有些打断了我们的思路。有一个叫亚当的，他平时很少废话，这时候深思熟虑地说：“所以，你就看到了一个就要死掉的凶手……我愿意一天碰上10个。可惜我不能常去医院。” 我理解他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亚当是学建筑的，战争一爆发，他不得不放弃他的职业。俄国人占领时，他在一个建筑工地工作。他的所有家产都被俄国收归国有。1940年夏，掀起了一场驱逐浪潮，许多人因为“出身不好”，（尤其是出身在富有家庭）被驱逐到西伯利亚。他和他家人躲了好几个星期才躲过驱逐。 他到集中营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说：“你看，躲过俄国的驱逐还是有必要的嘛。要是俄国人逮着了我，我现在肯定就在西伯利亚了。俄国人没逮着我，我现在就还能在里木堡。塞翁失马……” 他对周围的一切非常冷漠。他的未婚妻在居住区，但他很少听到她的消息。她肯定已经被编人了某个军事形式的劳动队。 他深爱他的父母。他父母在德国人最初占领时就已经都死去了。有时候，亚当对周围环境不管不顾的态度让我觉着他好像是个梦游人。他越来越跟人疏远。起初我们还搞不太明白为什么他会这样。逐渐地，我们都开始理解了。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亲戚也都逝去了。 我的故事显然激起了阿瑟的感情。不过有很长一阵子都没有人再说什么。 随后阿瑟站了起来，去听一个人在讲他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消息。其他的人也起身去忙自己的事。 只剩约塞克和我。 “你知不知道，”他说道，“你讲你遇到了那个党卫队员时，我一开初很担心你已经宽恕了他。你没有权利这么做，因为这些人没有授予你权利以他们的名义这么做。人们针对你自己做了什么，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原谅他们，也可以忘掉他们。那是你自己的事。不过要是让你的良心去承载别人的苦难，那会是件非常可怕的罪恶。” “不过，难道我们不都是处在同一命运的共同群体中吗，一个人必须代别人回答。”我插嘴道。 “要小心呀，朋友，”约塞克继续往下讲道，“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些永留史册的时刻。这种时刻很少发生。而你今天就遇到了。这不仅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我看得出你对自己所做的事不很满意。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是我遇到这样的事的话，我也会这么做。可能有一个区别，我会非常审慎地公开拒绝原谅他，我会非常有意识地去这么做。你更多的是无意识地去这么做。所以你现在搞不清是对是错。不过请你相信我，你做的没错儿。你不会因为他而蒙受痛苦，而且，既然他已经对别人犯下了这么多罪过，你根本没法儿去宽恕他。” 约塞克讲得动了容。 “我相信来世——相信死后的生活，相信有另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们死后都要在那个世界重聚。要是你宽恕了他，到那时会怎么样呢？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死去的人会过来问你：‘谁给了你宽恕凶手的权利？’” 我思虑重重地摇了摇头。“约塞克，”我说道，“让你讲起来这事似乎非常简单。这可能是因为你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我也不想去改变我的做法——尽管我能够改变，不过我还是有很多问题，可以和你讨论上几个小时。我只想讲一件事，我非常希望知道你怎么想：这家伙确实是从内心深处感到后悔了，他根本不想去为自己原来做过的错事辩护。我看得出，他真的是在忍受着心灵的折磨…… 约塞克打断我的话头：“这种折磨不过是他应受的惩罚的一小部分。” “可是，”我继续讲我自己的，“他已经没有时间去悔改，也没有时间去补赎自己的罪过了。” “你说‘补赎’是什么意思？” 这正是我想让他问的。我没有去解释。我抛开这个话题未加讨论，又讲起了另一个话题。 “这位快死的人把我看作一个代表，把我看作其他犹太人的象征。他再也见不到他们，再也没法儿和他们谈话了。而且，他完全是很自然地流露出海改之意的。很显然，他并非天生是个凶手，他也不想成为凶手。是纳粹驱使他去杀害手无寸铁的人们。” “所以你认为你还是应该宽恕他？” 这时候阿瑟回来了。他只听到了约塞克最后这句话，他用很平静的语调对我说：“一个高等人要求一个低等人去做高等人应做的事。要是你宽恕了他，你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 “阿瑟，”我说，“我已经断绝了一个临终的人最后的希望。我没回答他最后一个问题！” “不过你肯定知道有一些请求是人们不能，也不敢保证满足的。他本应该去请一位他们自己教堂的神父。他们会很快达成一致。” 阿瑟用词非常巧妙，含着一丝难以察觉的讽刺意味。 “为什么？”我问，“难道没有一个统一的罪与赎罪的标准？难道每一个宗教都有其自己的道德标准，自己的答案？” “或许确实是这样。” 这就没有什么可说了。在那样一个环境下，在那样一个可怕的时代，能说的也都说了。话题也该打住了。 为了分散一下注意力，阿瑟给我们讲了好多他听来的新闻。不过他的话并没有怎么转移我的注意力。 我还在想着那个太平间。 或许阿瑟讲得并不对。他说高等人要低等人做什么事，高等人不过是一个词儿，听起来非常明了，却并不真正解决问题。那位党卫队员的态度并不像那种傲慢自大的高等人的态度。或许我没有把我的感受很好地表达出来：一个注定要死的低等人坐在一个注定要死的党卫队员身边……也许我没有把他在言谈中表露出的对他的罪过的绝望态度和当时的气氛清楚地表达出来。 忽然间我对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我那天确定到过主任的办公室吗？ 这就像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对自己存在的真实性也会产生怀疑一样……一切都有可能是不真实的；很可能这是因为饥饿和绝望而产生的幻觉……这太不合逻辑了——而我们整个生活本身本来也就不合逻辑。 囚徒们任人驱赶，他不得不学会让自己毫无个人意愿地任人驱赶。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每一样事都不再符合日常生活的逻辑。在这里，每一件事都自有其自己的逻辑。在囚徒的生活中，还有什么样的法则会继续有效呢？只有一条法则还保留着，可据以作如下判断的可靠基础，这就是死亡的法则。只有这条法则是合乎逻辑的。非常确定，无可辩驳。所有其它的法则都相形失色，毫无意义，结果就是处处被动。我们经常提醒自己，这是一条无可避免的法则，你无能为力，不可能改变它。这些想法导致了我们心理麻痹，导致了我们无可抚慰的消极态度，我们置身其中。而这种态度，正是我们大部分人绝望心理的最好表述。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