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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父亲把他抱到我面前来。快走到我跟前时，他用一双小手捂住了眼睛。两个人身后是一片火海，他们刚刚从火海里逃了出来。我想去抱埃里，但是那里只有一片血淋淋的东西…… “你在叫什么？你会招来哨兵。” 阿瑟在摇我的肩膀。透过微弱的灯光，我看到他的脸高高地“悬在房顶。 我还没有完全清醒。我眼前晃动着一个缠满绷带的头，绷带上污迹斑斑。这也是在做梦？我看什么都好像是在透过模模糊糊的玻璃在看。 “我去给你倒杯水，你可能是发烧了。”阿瑟又把我摇了摇后说。随即，我看清了他的脸。 “阿瑟，”我结结巴巴地说，“阿瑟，我明天不想去医院劳动了。” “首先，”他解释道，“已经是今天了，其次，你可能被编到别的队里去。我会代你去医院。” 阿瑟尽量让我镇静下来。他讲话的口气就好像我是个小孩儿。 “你突然害怕死亡出现在你眼前了？仅仅是因为你看到了一个濒死的党卫队员？你已经看到了多少被杀死的犹太人；就是因为这些你才在晚上大叫？死亡永远伴随着我们，你难道忘记了？死亡甚至也不会放过那个党卫队员。” “你刚睡着，哨兵就进来逮走了一个人——这人就睡在那个角儿上。他们就在小屋门口逮着他。随即他就倒下了。他死掉了。赶快醒过来，跟着我。去看一看这一个人，你就会明白你琢磨你的党卫队员也琢磨得太多了。” 为什么阿瑟强调说“你的党卫队员？”难道他故意要伤害我？ 他注意到了我的畏缩态度。“这个时候，任何美好的感情对我们来说都是奢侈品。你付不起这个代价，我也付不起这个代价。” “阿瑟，”我又说道，“我不想再去医院了。” “要是他们把你派到那儿去，那你就只好去。这你是无能为力的。很多人巴不得整天都别留在营里。”阿瑟似乎还没能理解我的意思。 “我还没给你讲过街上的人们。这些人我一个也不想再见到了。他们也不应该再看到我。我不想要他们同情。” 阿瑟不再说什么了。他回到自己的铺上继续睡觉。我尽量克制着不让自己睡着。我担心自己还会做梦。忽然间我又看到了街上的人。我意识到现在我彻底与周围世界割裂开了。他们不喜欢我们犹太人——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们的父辈们偷偷走出了居住区，走入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们勤奋工作，尽其所能想让和他们一样的人们来认同他们。但是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假若犹太人把自己封闭起来，把自己与周围世界隔开，那他们是外来人。要是他们离开自己的世界，顺应外边的世界，那他们又是让人不舒服的移民，他们遭人憎恨，遭人排斥。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我不过天生就是一个二等公民。 一位智者曾经说犹太人是大地上的盐。但是波兰人认为他们的大地上盐太多了，会毁了他们的土地。因此，和其他国家的犹太人相比，我们对纳粹的做法可能有更充分的心理准备。因此也可能更有抵御能力。 从出生那天起我们就住在波兰，和波兰人一起成长，和他们～起上学。可是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永远是外国人。在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很难搭起一座理解的桥梁。即使波兰人自己现在被别人征服，也很难改变这一点。即使有共同的悲惨经历，我们之间仍有隔阂。 我再也不想见到波兰人了；不管怎么说，我宁愿待在集中营。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排队点名。要是我不得不去医院的话，我希望阿瑟能和我一起去。这样的话，假如护士再找我，我就可以让阿瑟去。 集中营司令到了。他并不是每次都来点名；昨天他就没来。他手牵着一只又大又黑的德国种短毛猎犬。他身边站着一名军官（军官正在点名）和几个党卫队员。 首先是清点囚徒数目。幸好，数目没错。 随后司令命令道：“像昨天一样，去劳动的开始整队。” 这命令让人相当困惑。囚徒们都以为是按照住屋整队。现在重新安排去劳动的人显然快不起来。司令官一着急，便大声吼叫起来。 那条狗开始躁动起来，使劲儿挣着链条。司令官随时会把它放开。不过这次我们仍然很幸运。一名军官从司令的办公室出来，带来了好消息。因为司令急着把狗拖走，这样我们就得以避免像平常那样见到可怕的一幕。不至于有人被狗咬伤，也不至于有人被司令点出来枪毙。 大门内乐队奏起了动听的进行曲。党卫队紧盯着我们的队列。不时有人被拉出队列。这人可能显得有些过于显眼。可能是踏错了步子，也可能看起来比别人体弱。被拉出来的人随后就被送进了“管道”。 还是昨天的那几个阿斯卡里监送我们。一名党卫队员从哨兵室里出来，站到了我们队前面。我在纳闷要是那名护士再来找我，我该往哪儿藏。 墓地和向日葵又出现在我们队列的左前方。医院那名垂死的党卫队员不久就也要和他的同伴埋在一起了。我在想，到底哪一块儿地方是留给他的呢？ 昨天我的同伴儿像着了魔一样地紧盯着向日葵，但是今天他们根本没去注意这些花。只有几个人往那边扫了一眼。我目不转睛地一排一排地看了过去，几乎踏着了前边的人。 格罗德斯加大街上，小孩儿们正在用心地玩耍。最起码他们见了穿制服的人不用躲藏。他们该是多么幸运啊！ 同伴提醒我注意路上的一个行人。 “看到戴着提洛尔帽的那个家伙了吗？帽上有毛的那个。” “当然是个德国人。”我说道。 “某一类德国人罢了。现在他是个纯正的德国人。但是在三年前，他是个狂热的波兰人。我太了解他了。我就住在他附近。抢犹太人商店时有他，学校里殴打犹太人时也有他。俄国人寻找合作者时，他肯定也志愿参加了。他永远站在掌权者那边。或许现在他又从某个地方找到了他的德国人祖籍。不过我敢打赌，不久前他还连一句德语也不会说。纳粹就需要他们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人，他们寸步难行。” 事实上我们经常听说属于少数民族的日尔曼人总在努力让他们自己百分之一百五十地成为德国人。在劳动小组里我们经常得小心避免碰到这些人。他们总想急切地证明他们配得上他们那张特别配给卡。他们中许多人总在尽力掩盖他们对德国人的无知，所以他们就更残暴地对待波兰人和犹太人。他们非常高兴波兰人和犹太人成为牺牲品。 我们一到高等技术学校后院，阿斯卡里们就躺到了草坪上去卷他们的烟抽。两辆运货卡车已经在等着我们。到处又都是废弃的垃圾箱。墙边靠着一溜锨，我们每人去拿了一把。 我尽量挤着去装卡车，这样护士就不大会愿意去叫我了。可是勤杂工已安排了四个人去干这个活儿。 随后我就看到护士在囚犯中间来回走，瞪着眼儿看他们。昨天的一幕又要发生？这位濒死的纳粹有什么事忘了交待了？突然间，护士站到了我面前。 “请你，”她说道，“跟我来一下。” “我得在这儿工作。”我拒绝道。 她走到专管我们的勤杂工面前，朝他嘀咕了几句。随后她指了指我，又朝我走了过来。 “放下锨，”她简略地说道，“跟我来。” 我跟着她，心中满是恐惧。我不愿意再听到忏悔了。我没有这个权利。我最害怕这位即将死去的人会再请求我宽恕。这一次或许会因为我太孱弱而让步，如果这样的话，这将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不过护士没沿着昨天的路线带我上去，这让我感到非常吃惊。我不知道她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或许是去停尸间？她从一串钥匙里挑了一个出来，打开了门。我们进了房间。这里似乎是一个储藏室。一只木凳几乎要通到天花板，屋里堆满包裹和盒子。 “在这儿等一下，”她命令道，“我马上回来。” 我静静地站在那里。 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绿布包着的包裹。上边缝着一个写有地址的亚麻布条。 有人在走廊里走动。她四下里看了看，显得有些紧张，然后把我带到了储藏室。她带着征寻的眼光看着我：“昨天和你谈话的那个人昨晚死了。我答应他把他的东西全转送给你。除了他行坚信礼时的那块表，我得把这块表送给他母亲。” “我什么也不想要，姑娘。把这个也带给他母亲。” 她什么也没说，把包裹推给了我。我碰也不想去碰。 “请把这些全都送给他母亲，地址就在上边。” 护士犹豫地看着我。我转过身走了。她没有再留我。很显然她对昨天这位党卫队员给我讲的一切一无所知。 我回到后院继续工作。一辆灵车驶过。他们已经把那名党卫队员运出去了？ “嗨，你，都快睡着了。”勤杂工叫道。 一名阿斯卡里听到吆喝，过来抽了一鞭子。他的眼睛透露着虐待的得意神情。不过传令兵又把他打发走了。 今天医院没提供午餐。从集中营送来了囚徒常吃的食物——一种叫不上名字的气味难闻的黑汤。我们狼吞虎咽地喝着。士兵们站了一圈儿看我们吃饭，就好像我们是一群被喂食的动物。 后来我一直是在恍恍惚惚地劳动。那天晚上我再回到操场时，已经记不得是怎么回来的了。我一眼也没看向日葵。 晚上，我告诉我朋友们那名党卫队员死了。他们对此没有兴趣。我头一天给他们讲完，事情也就算完了。不过他们都认为我没接下这名党卫队员的遗物是对的。约塞克说：“昨天你给我们讲了这事后，似乎还有几点需要进一步考虑。我本来很想跟莱伯·施洛姆讨论讨论，可是他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他很容易就可以向你证明，你做得是对的……不过即使如此，我还是估计你老在挂着这件事。不过不要绞尽脑汁去想了。你没有权利去宽恕他，你不能宽恕他，不接受他的东西也是非常对的。” 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犹太教法典》告诉我们……” 阿瑟一反他平时那种冷静态度。他对约塞克说道：“别再逼他着魔了；他已经在梦里梦见这事，睡觉时候还叫了起来。这样下去会招来灾祸的。只要有一个哨兵听到叫声，他就会给你一枪。以前不就有过这种事吗？ “你，”阿瑟转过身对我说，“你也不要再讨论这事了。抱怨和呻吟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要是我们能在集中营里活下去——我不相信我们能活下去——要是世界又恢复正常了，互相能把人当人看了，到那时候有足够的时间讨论宽恕的问题。到那时可以投票表示赞成或反对，到那时或许会有人因为你没原谅他而不原谅你……不过不管怎么说，谁如果没有我们这样的体验，谁就不能完全理解。我们要是在这里争论这个问题，我们就是在滥用一项奢侈品，处于我们这样的位置，我们肯定是享用不起这项奢侈品的。” 阿瑟说得对。我也明白这一点。那一晚上，我睡得很香，没有梦到埃里。 早上点名时，来自东部铁路线的检查官在等着我们。我们又可以回去干我们原来的工作了。 ※ ※ ※ ※ ※ 两年多过去了。这两年多完全是被苦难和死亡的幽灵纠缠着。有一次我差点儿被击毙，但是我还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有了这一次经历，我也就明白了人在面临死亡时的想法。 阿瑟已经不在世了。一场流行性伤寒带走了他的生命。他死在我的怀中。他在死亡线上挣扎时我紧紧搂着他，用一块布揩去他口边的白沫，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高烧使他昏迷不醒，他很悲惨地结束了生命。 随后有一天，亚当在工作时扭伤了脚踝。在他和劳动小组一起前行时，哨兵发现了他有一点儿跛。他马上被淘汰出来送进了“管道”。在那里他待了两天，随后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被枪毙。 约塞克也死了。不过我只是在很久以后才听说的。我们这个队被送到东部铁路线并驻扎在那里。有一天从集中营又派来了一支劳动队伍。我发现约塞克就在这个队里。我可以关心他一点儿了。我们和外界有些联系，可以得到更多的食物。我请求我们的“犹太工头”把约塞克和我们安排到一起。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又想法说服监工，让我们多在铁路线上工作。但是这也失败了。 随后有一天，那支增派的劳动队伍里没有了约塞克。他生病了，被安排到了集中营工作。他发了高烧，经常体力不支，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党卫队员一走近，他的同伴就提醒他打起精神。可是约塞克太虚弱了，已经站不起来了。一梭子弹结束了他的生命——据说是为了惩罚他的“懒惰”。 那些年我认识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话下来。我的死期显然还没有到，死神还不需要我。 苏联红军向西挺进时，德国人向后撤退。我们撤出了集中营，一大队囚徒和党卫队哨兵向西往其它集中营转移。我被送进了恐怖的普拉绍夫集中营；我开始知道格罗斯一罗森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最后，经过无数次辗转，经过无数个临时集中营，我被送到了茅特豪森。 我被直接送到了第6营，死亡之营。虽然毒气室在全力运转使用，但是仍赶不上等待送进毒气室的人数的急剧增加。从早到晚，焚尸炉上空总悬挂着一大团烟云，证明死亡工业在全力进行。 没必要把死亡的“自然”进程提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炉的尸体？缺乏营养，疲劳，疾病，这些东西自身常常是无害的，但是却可以带来一大批身体虚弱的囚徒，可以更缓慢，更稳定地把尸体源源不断地送进焚尸炉。 我们第6营的囚徒不再需要去工作。我们也几乎见不到党卫队员，只能见到死尸。每隔一段时间，就由那些还有些力气的同伴把死尸运进来。随后，新来的人就又代替了他们。 我们饿得几乎无法忍受。每天的食物特别少。我们每天可以在外边待上一小会儿。一到室外，我们就一头扎在地上，去拔地上那少得可怜的青草，像牲畜那样把它吃掉。经过这样的“放风”，搬尸工就更忙了，因为很难有人能消化掉这种“食物”。尸体被码在手推车上，不断线儿地推走。 在这儿的集中营里，我有时间去想了。很显然，德国人的末日已经临近。可是我们的末日也快到了。凶杀机器已经自己在疯狂地运转了，正在清除着这可怕罪行的最后证人。我的推测后来被证实了：确实有一套完整的计划，准备在美国人赶到集中营之前把我们全部消灭掉。 “只有半个小时就要自由了，但是只有15分钟就该我们死了。”有一个人这么说。 我躺在自己的铺上，瘦得像一具骷髅。我看什么都看不清，就像是隔着帘子在看。我想，这大概是饥饿所导致的。随后我就一直处在昏昏迷迷的状态。一天晚上，似睡非睡的，在里木堡医院里碰到的那位党卫队员又出现了。我几乎已经全把他给忘了，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况且，饥饿也已经使人思维迟钝。我意识到我只能再活几天，至多再活几周。就在这时候，我又记起了那名党卫队员，记起了他的忏悔。他的眼睛不再隐蔽；一双眼睛从绷带的小孔露出来，直盯着我。眼神里满含着愤怒。他把一样东西提到我面前——那是我拒绝从护士手里接过来的包裹。我在梦中肯定惊叫了起来。那天晚上是一名医生值班儿。这名医生来自克拉科夫，是一位年轻的犹太人，我经常和他谈话。 直到今天我还搞不明白，为什么第6营里还会有医生。他帮不了我们，因为他全部的药物不过就是些叫不上名字的红粉片儿和一些小纸团。不过对当局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因为他们可以谎称还有一个医生在照看第6营的1500名囚犯。 “你怎么了？”医生问。我发现他站在我床边。我们4个人睡一个铺。很显然，其他3个人已经醒了。 “你怎么了？”他又问道。 “我做了一个梦。” “做梦？我倒真希望我还能做梦。”他安慰道。“我睡觉时老希望我能做一个梦，能够把我从这里带走。可是我总是做不来梦。我睡得很香，但是从来不做梦。你做了一个好梦吗？” “我梦见了一名死去的党卫队员。”我说。 我知道他不理解我最后说的这句话，我身体又太虚弱了，没力气把整个故事讲给他听。不过给他讲了又有多大意义呢？我们谁也不能从这间死牢里逃脱。 于是我就没再说什么了。 就在我做梦的那天晚上，我们屋里有一个人死掉了。他曾经是布达佩斯的一名法官……因为他的死，我们拥挤的小屋就可以多一点儿空间，所以我们就犹豫着是否应该报告他的“死讯”。不过事实上到了最后，一个空位是掩盖不住的。 两天后，又新来了一批囚徒，一名年轻的波兰人被安置到我们屋。他叫勃洛克，他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来。由于俄国的进攻，他被转到这里来了。 勃洛克性格坚强，什么也动摇不了他，什么也打扰不了他。他在最恶劣的环境里也表现得泰然自若。某种意义上，他让我想起了约塞克，尽管从体格上说，他一点儿也不像约塞克。起初我把他当成了一名有知识的乡村青年。 在茅特豪森，谁也不问同室的囚徒从哪里来，过去是什么职业。他愿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听什么。过去已经不重要了。这里没有阶级差别，我们全都是一样——只有一点不一样，每人与死亡约定的日期不一样。 勃洛克告诉我们说，在从奥斯维辛往茅特豪森转移过程中，很多人都死去了。有的人因为在无休止的铁路周转过程中饥饿而死，有的是在整日不停的徒步迁徙时，因过度疲劳而倒下。走不动的人就被枪毙了。 有天早上，我听到勃洛克在用波兰语祈祷。这真是个不寻常的发现。我们已经很少有人祈祷了。一个人如果老是无辜受折磨，他就会很快失去信仰…… 逐渐地我了解到勃洛克曾学过神学，他是在华沙的神学院外被逮捕的。在奥斯维辛，他受尽了最惨无人道的虐待。因为党卫队知道他是一个受过训练的牧师，所以就老翻新花样来羞辱他。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信仰。 一天晚上，他挨着我睡。我把我在里木堡医院的经历讲给他听。 “不管怎么说，他们并不都是一样的。”听完了我的话后，他说道。随后他站了起来，紧盯着前方，一言不发。 “勃洛克，”我继续说道，“要是纳粹不进攻波兰，你现在还是一个牧师，你认为我该怎么做？我该宽恕他吗？我有权利宽恕他吗？依你的宗教，这件事该怎么做？你要是处在我这个位置，你该怎么做？” “停，停，等一下。”他拦住了我的话头。“你的问题把我压得都喘不过气儿了。放松一下。我能理解，这事儿深埋在你记忆中。尽管我们经历了那么多别的事，你还是忘不掉这件事。我认为你潜意识是对你那时的态度感到不满意。从你的言谈中我得出这个印象。” 他说得对吗？难道我的不安源自我的潜意识？难道是潜意识驱使我一遍又一遍地去思考在医院里碰到的这件事儿？为什么我老是放不下？为什么这事儿还没完，还没处理好？对我来说，这似乎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相对无言，沉默了好几分钟。勃洛克一直在盯着我，不过他似乎也忘了时间，忘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 “我认为几大宗教对宽恕问题的态度不会有太大不同。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也只是实践上的区别，而不是原则上的区别。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你只能宽恕一件针对你而做出的错事。不过还有另一面的问题：这名党卫队员还能向谁求助呢？他做了错事的对象没有一个还活着。” “这就是说他想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是不可能被满足的？” “他转而求助于你，或许是因为他把犹太人视作命定的一个整体。对于他来说，你是这个群体的一员，从而也就是他最后的机会。” 勃洛克的话让我想起了我在听这位濒死的人的忏悔时体验到的感情：那时候我确实是他接受赦罪的最后机会。 在和约塞克讨论这件事时，我要向他尽力表述的就是这个观点。但是他那时想法用另一种观点来说服我。难道这只是一个错觉？ 勃洛克继续对我说道：“我认为他没对你撒谎。一个人与死亡面对面打交道时，他是不会撒谎的。在临死时，他显然又恢复了孩子时期的信仰，他能安心地死去，那是因为你听了他的忏悔。对他来说，这是真正的忏悔——即使没有神父…… “就像你知道的，这不是正式的悔罪。但是通过忏悔，他的良心得到了解放，你听了他的忏悔，他就可以安心地死去了。他又重新获得了信仰。就像你所说的，他又重新成为与教会关系密切的孩子。” “你似乎完全站在他那边儿。”我抗议道，“很少有党卫队员生下来就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们却没有一个记住教会的教诲。” “这不是问题。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我对这个问题想了很多。我在那里也和犹太人讨论。要是我在集中营里能活下来，要是我有幸被授予圣职，成为一名牧师，那我一定会重新考虑我就犹太人问题讲过的话。你知道，尤其是在波兰教会里反犹气氛很浓……不过还是让我们先来讨论你的问题吧。就是说，在里木堡的这个家伙显得确实有悔改之意，对他所做的错事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懊悔——这肯定是你描述的吧？” “我是这样描述的，”我回答道，“我至今还相信他是真诚的。” “那好，”勃洛克严肃地宣布，“那他就值得宽恕和怜悯。” “但是谁去宽恕他呢？我吗？没有人赋予我权利去这么做。” “你忘了这样一件事实：可以让这个人补赎他的罪过，但他的时间却不够了；他没有机会赎回他所做的一切。” “或许是这样吧。但是他就成为健全的人了吗？我没权利以别人的名义宽恕他。他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 勃洛克毫不犹豫地解释道：“在我们的宗教里，悔恨是寻求宽恕的最重要的因素……很显然人家感到悔恨了。你应该这样想想：这儿有个人就要死掉了，而你却没有满足他最后的请求。” “我就是为此而感到担忧。但是有一些请求是肯定不能满足的。当然我承认，我还是有些同情这个家伙。” 我们谈论了很长时间，不过并没有得出结论。相反，勃洛克开始不那么坚持他开头时的看法了，他有点儿拿不定我是否应该宽恕这位即将死去的人。在我这一面，我也越来越不敢确定我做得是否对。 不过，交谈对我们两个人都是有帮助的。他，作为一个准天主教牧师，我，作为一个犹太人，互相交流了我们的看法，互相都对对方的观点有了进一步理解。 自由的一刻终于到来。但是我们中许多人却赶不上了。幸存下来的人成群结队地返回家乡。勃洛克也回了家，两年后我听说他病了。但是自那以后，我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 对于我来说，我已经没有家可回。波兰是一个坟场。我要想开始新生活，就不可能到坟场去开始。那里的一木一石都触动我对那场悲剧的回忆，我差点儿活不到这场悲剧结束。我也不想碰到那些对我们的苦难负有罪责的人。 所以在解放不久，我就加入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纳粹犯下的罪行。积年的苦难已使我的信仰充满创伤，我对世界上是否有正义在也产生了怀疑。要让我这么简单地重新开始那被粗暴地打断了的生活已经不可能。我觉得委员会的工作或许能帮助我恢复对人性的信仰，或许能使我相信人除了物质生活之外还需要有的那点东西。 1946年夏，我妻子，我的几个朋友和我一起去林斯地区。我们在山坡上铺了块地毯，坐下来观赏阳光下的风景。我借了一副望远镜，仔细研究周围的地貌。这样，起码我就不需要拖着一双虚弱的双脚来回跑就可以欣赏到目力所及的风景。 环视四周，我忽然看到我下边有一束灌木丛，灌木丛下有一株向日葵。我站了起来，慢慢朝它走去。我很快又看到那儿有更多的向日葵。我的思绪一下子纷乱起来。我想起了里木堡的士兵墓，想起了医院，想起了那名死去的党卫队员。在他的墓上，一定长有一株向日葵…… 我回来时，朋友们都很关切地望着我。“你为什么面色苍白？”他们问。 我不想把萦绕于心头的那一幕告诉他们。已经很久没再想到在里木堡医院的经历了，然而一株向日葵提醒了我。提醒了我什么？难道我有什么需要责备自己的吗？ 我再次回想起与这位陌生人见面的细节，我想起他满怀爱意地谈及他母亲。我甚至还记得她的姓名和地址。这些都写在他遗留的小包裹上。 两周后我去慕尼黑，抽机会去了斯图加特。我想去看一看这位党卫队员的母亲。假如我跟她聊一聊，或许我能对他的人格有一个更清楚地了解。不是好奇，而是一种说不清的责任感驱使我去这么做……或许还希望能借以把我生命中最不愉快的体验永远地驱除掉。 那时候，整个世界都在想办法更确切地了解纳粹暴行。一开头的时候人们都觉得难以置信，这主要是因为不相信会有这么大的罪恶存在。慢慢地，活生生的事实证明，这样大的罪行确实是真的。后来人们恍然大悟，原来纳粹犯下的罪行如此巨大，以至于听起来简直是件不可信的事。 可是过了不久，神父，慈善家和哲学家们开始恳求世人们宽恕纳粹。这些利他主义者的话恐怕是永远也不会中听的，不过却表现出对屠杀过千百万无辜者的凶手们的同情。神父们说，在神的审判来临之前确实会出现犯罪，所以我们就可以不必在生世对他们进行判决。这种论调特别适合纳粹的宣传。因为他们不信神，所以他们并不怕神的审判。他们只害怕尘世审判。 我发现斯图加特已经变成一片废墟。到处都是炸碎的瓦砾，人们住在被炸弹炸毁后的屋檐下，头顶上只有一片屋顶。我记得在“水晶之夜”他们烧毁了犹太教堂后，有的就曾经说：“今天他们烧毁了我们的教堂，总有一天他们自己的房屋也会变成一片瓦砾和废墟。” 柱子上和墙上到处都是告示，被拆散了的家庭正在相互寻找。父母在寻找孩子；孩子在寻找父母。 我向人打听这位党卫队员的母亲可能在那里住的那条大街，人们告诉我城市的这一块儿地方已经被炸平了，这一带的居民已经搬到了另一个地方。没有公共交通，我只好徒步去找。最后我来到了一栋几乎全被炸毁的房屋前，只有下边的几层似乎还可以住人。 我顺着肮脏破旧的楼梯上了楼，敲了几下破术门。开始没有回音，我想可能会令我失望，我今天跑了空腿了。突然门嘎吱一声开了，一位瘦小孱弱的老太太出现在门口。 “你是玛丽亚·S夫人吗？”我问道。 “我就是。”她回答道。 “我可以跟你和你的丈夫谈一谈吗？” “我丈夫已经去世了。” 她请我进了屋。我四下打量了一下。墙壁已经裂了缝，天花板上的膏灰也已经剥落。壁橱上方挂着一张照片，照片没挂在正中。照片上是一位眉目清秀，金发碧眼的男孩。照片的一角儿缠着一条黑带。不用说这照片儿上的人就是恳请我宽恕的那个人。他们只有这一个儿子。我走过去看着照片，要看一看我从来没见到过的这双眼睛。 “那是我儿子，卡尔，”这位妇人带着沙哑的声音说道，”他在战场上死去了。” “我知道。”我自言自语道。 我还没告诉她我为什么要来这里。确实，我还没下定决心，拿不定主意自己该说些什么。在来斯图加特的路上，我前前后后想了一遍。开始，我想把他告诉我的所有情况都如实地告诉他母亲。不过我暗自在想，要是先不讲他告诉我的事，我是不是还可以听到一些矛盾的说法？这样的话，对我来说，事情就要更简单一些。这样的话，或许我内心深处无法抑制的同情感就会消失。我开始责怪自己没准备好开场白。现在我见到他母亲了，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对她说了。 我一言不发地站在卡尔像前：我禁不住老想看着他。她母亲注意到了。“我只有这一个儿子，他是一个可爱的好孩子。他这个年龄的很多年轻人都死去了。一个人能有什么办法呢？生活中有这么多的痛苦和磨难，只剩下我一人了。” 许多母亲也都只剩下一个人了。我这样想道。她邀请我坐下。我注视着她那张饱经苦难折磨的脸，对她说道：“我是代你儿子来问候你的。” “真的吗？你认识他？他已经去世四年了。我是从医院得到的消息。他们把他的东西捎回来给我了。” 她站起来，打开了一只旧箱子，掏出了护士在医院里要塞给我的那个包裹。 “我一直把这些东西留着，他的手表，他的笔记本，还有其它一些小东西……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我犹豫了。我不想破坏她对她“好”儿子的印象。 “4年前我在里木堡东部铁路线工作，”我对她说道，“有一天，我们在那里工作时，一列医疗火车从东边运回了很多伤兵，我们从窗户和他们聊天儿。有人递给了我一张条子，上边有你们的地址，递条的人希望在我有机会时，代他的同伴来问候你。” 我对自己的临场编凑感到满意。 “就是说，你事实上从来没见过他？”她问道。 “没有见过，”我回答道，“他可能伤得太厉害，没法儿到窗口来。” “那他怎么能写呢？”她问道，“他眼睛受了伤，他给我邮来的信一定是他口授，让护士代写的。” “或许他让他同伴写下你们地址的。”我迟迟疑疑地说。 “没错，”她想了一下后说，“肯定是这样。我儿子非常爱我。他和他父亲关系不好，虽然他父亲和我一样爱他。” 她停顿了一会儿，往四周看了看。 “真抱歉，没什么东西给你，”她很抱歉地说，“我很想给你准备点什么，可是你知道，这个时候会有什么呢？我家里什么都没有，商店里的东西也少得可怜。” 我又站了起来，去看他儿子的照片。我不知道该怎样把话题再引到他儿子身上。 “你想看的话就把它取下来，”她向我建议道。我小心地取下照片，把它平放在桌子上。 “这是他穿的制服？”我问道。 “是的，那时他16岁，参加了希特勒青年会。”她解释道，“我丈夫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组织，他是个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他遇到了很多麻烦，因为他不加入党。现在回头看，我很高兴他没加入。那些年他一直没有得到提升；他一直受人忽视。只是在战争时他才做了个经理，那是因为年轻人都被征走了。他被提升为经理才几周，也就是我们接到我儿子的死讯一年后，他所在的工厂被炸毁了，许多人都被炸死了——我丈夫也在其中。” 她做了一个绝望无助的手势，双手交叠到一起。 “于是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生活在对我丈夫对我儿子的记忆中。我或许应该搬到我妹妹家去，可是我不想离开这间房子。我父母住在这里，我儿子也在这里出生。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使我回忆起昔日的幸福时光。要是我走掉的话，我觉得我是在忘掉过去。” 我瞥了一眼，看到墙上挂着一个十字架。老太太看到了我的眼神。 “我在一栋房子的废墟中看到这个十字架的。它被埋在瓦砾中，只有一边露了出来，好像带着责难的样子指着天空。没人想去拣它，我就把它拿走了。我不再感到自已被遗弃了。” 难道这妇人也曾想到上帝曾经离我们而去了，只是看到这些废墟，他才又重回这个世界？我还没能仔细想上一想，她又继续说道：“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帝对我们的惩罚。希特勒上台执政时，我丈夫就说最终会是一场灾难。这真是非常有预见性的话：我一直在回味他说过的话…… “有一天我儿子说他参加了希特勒青年会，我们听了吃了一惊。我一直严格按宗教的要求把他带大。你可能注意到了房间里的圣像。1933年后，我不得不把大部分圣像都取掉——我儿子要我这么做。他的同伴们老拿他曾经狂信教会来开他玩笑一他带着责备的口气给我讲起这些事，好像这是我的错。你也知道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是怎样教唆孩子对抗上帝和他们的父母。我丈夫是个宗教信仰不怎么强的人。他很少去教堂，因为他不喜欢神父，不过他不许谁说低毁教区神父的话，因为教区神父很喜欢卡尔。我丈夫很喜欢听神父夸卡尔……” 老妇人眼中满是泪水。她拿起照片仔细端详，泪水滴到了玻璃上…… 我曾在美术馆看到一张画像，画像上一位母亲正拿着她儿子的照片在看。而在这里，同样的场面在生活中出现了。 “唉，”她叹了口气道，“你知道我儿子是个多么好的小伙子。他随时准备帮助别人。在学校他真是个模范学生——直到他参加了希特勒青年会。自他入会后，他就彻底变了，他再也不去教堂了。” 她沉默了半晌，好像是又回到了过去。“结果，我们家庭开始有些分裂。我丈夫话说得很少，当然这和往常一样，可是我还是能感觉到他很难过。要是他想谈论某个被盖世太保抓起来的人，他首先会四周观望一番，确信他儿子没在旁边听着……一头是我丈夫，一头是我孩子，我真是为难极了。” 她又陷入了回想之中：“随后战争就爆发了。我儿子回到家，宣布他志愿人了伍。当然，是参加了党卫队。我丈夫被吓坏了。他没有责备卡尔，但是也不再谈论卡尔……直到他起程出发。卡尔临上战场前，没从他父亲那里得到一句话。 “卡尔集训时邮回了很多快照，但是我丈夫总是把照片推到一边儿。他不想看到他儿子穿着党卫队制服。有一次我对他说，‘我们不得不生活在希特勒的统治下，成千上万的人也都是这样生活的。你要明白邻居们会怎么想。你在工厂里会遇到麻烦的。’ “他只回答说：‘我装不得假。他们已经把我们的儿子从我们身边夺走了。’卡尔走时，他也是这么说的。他似乎已经不再认卡尔是他的儿子。” 我全神贯注地听她讲，不时地点一点头，鼓励她继续讲下去。我总希望她能再多讲一些。 这之前我也曾和许多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谈过，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国家社会主义曾影响到他们。许多人都说他们曾经反对过国家社会主义，但是却害怕他们的邻居。他们的邻居也像他们一样害怕他们。这样的恐惧不断递加，结果就越来越强化了猜忌与不信任。 许多人就像卡尔的父母一样。但是，是不是也有另外一些因为已经准备接受这个新制度，不需要向这个制度屈膝的人们又怎样呢？因而对于他们来说，国家社会主义满足了他们最重要的愿望。这个制度把他们从无意义的生活状态中拉了出来。这个制度要掌权，就得以许多无辜的牺牲者为代价，这一点他们并不担忧。他们是处在胜利者阵营的，他们已经切断了自己与这个制度受害者的关系。他们对弱者表现出了强烈的鄙视态度，这是一个高等人对低等人的鄙视。 我看得出来，这位老妇人是个好心肠的人，是一位好母亲，也是一个好妻子。毫无疑问，她也经常对被压迫者显示出同情，但是她自己家庭的幸福对她来说还是最重要的。成千上万的家庭都只是在关心着自己小圈子的和平与安宁。这就为凶手上台和保住政权搭好了台基。 现在我应该把这样一个真理不加掩饰地告诉给这个．老妇人吗？我应该告诉他，他的儿子在元首的名义下所做的一切鸣？ 我，差一点也成了他儿子的一个牺牲品。而她，是叫个在废墟中为自己家庭变成了一片废墟而感到悲伤的妇女，在我们二者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我明白她的苦恼，我也知道我自己的苦恼。悲伤是我们之间的共同联系吗？苦恼会是一种粘合剂吗？ 我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老妇人忽然又开始回忆了。 “有一天他们把犹太人带走了。我们家庭医生也在其中，据宣传说，要给犹太人重新安置定居。据说希特勒给他们划了整整一个省，他们犹太人自己可以不受打扰地在那里生活。可是不久，我就听说党卫队残暴地对待他们。那时我儿子在波兰，人们到处在谈论着那里发生的骇人的事情。有一天我丈夫说：‘卡尔和党卫队正在那里。或许位置已经颠倒过来了，过去是我们的大夫治疗他，现在该他来治疗大夫了——” “我丈夫没讲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可我知道他很伤心。我也非常难过。” 老妇人忽然紧盯着我。 “你不是德国人？”她贸然问道。 “我不是，”我解释道，“我是一名犹太人。” 她显得有点儿尴尬。那时候，德国人遇到犹太人时都感到有些尴尬。 她马上告诉我说： “在我们这个地区，我们一直都是和犹太人非常和平地相处的。我们对他们的命运不负有责任。” “我知道，”我说道，“现在他们都这么说。我也相信你说的话。不过还有些人，他们说的话我是不能接受的。德国人的罪行问题或许永远也讲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德国人谁也摆脱不了责任。即使他个人无罪，他也得感到羞耻。作为一个犯下罪行的国家的一员，他不可能像一个过路人想什么时候下车就什么时候下去一样，简单地一走了之。德国人有责任发现谁是罪犯。不是罪犯的人也必须公开断绝和罪犯之间的关系。” 我感觉到我说得太激烈了一些。这位孤独的寡妇悲伤地望着我。和她不适合讨论德国人的罪孽与罪行。 这位早已心碎的女人，身陷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根本接受不了我的责备。我感到有些抱歉。或许我不应该提出罪行问题。 “他们给我讲了好多事，我听起来都不相信，”她继续往下讲道，“他们说了好多有关犹太人的事，我不能相信。在战时会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只有我丈夫似乎知道真相。他们厂里有些工人被派到东边去装配机器。他们回来后告诉他好多事情，虽然我丈夫知道这个党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但是连他也觉得这些事听起来不可信。他不怎么告诉我他听到的事情。或许他害怕我无意中会传出去，那样可就要惹到盖世太保了。他们已经对我们表现得有些不友好，经常注意着我丈夫。不过由于我们卡尔在党卫队，所以他们也就没骚扰我们。我们的一些亲戚朋友都遇到了麻烦——他们被最好的朋友告发了。 “有一次我丈夫告诉我，一名盖世太保官员曾到了他工作的地方。那里雇佣了很多外国人。这位官员来调查一桩蓄意破坏生产的案件。他和我丈夫谈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他说：‘你不受怀疑，因为你儿子是党卫队员。’ “我丈夫回来后把这件事讲给我听，他很痛心地说：‘他们已经把这个世界掀了个底儿朝天。我现在居然也受到了他们的保护，什么事儿也没这件事更让我感到难受。’他实在不能理解这种情况” 老妇人忧伤地坐在那里，陷入了回忆之中。我凝视着她。我开始理解她是怎样生活着的了。我知道，她肯定会不时拿出她儿子的包裹，把它抱在怀里。这是他最后的遗物，就好像就是她儿子自己。 “我确实能相信人们讲到的事——发生了那么多可怕的事。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卡尔永远也不会去做坏事。他是一个有修养的年轻人。我丈夫也已经去世了，我现在非常想念他……”我见到许多失去了儿子的母亲，我也理解她们的心情。 但是他儿子没有对我撒谎；他的家庭就是他描述的那个样子。可是我的问题还没有能够解决，还没有一丁点儿进展…… 我就这样走了，没忍心去破坏支持这位可怜的妇人活下去的最后安慰——她坚信她儿子是完善的。 或许没告诉她真相是不对的。或许她的泪水有助于冲刷去这个世界的不幸。 我能想到的远不只这些。我明白我给这位母亲讲不了什么。不论我怎样给她讲她儿子的罪行，她都有可能不信。 或许她宁愿相信我是在毁谤她儿子，而不愿相信我知道卡尔的罪行。 她老是重复说“他是多么好的一个孩子”，似乎是想让我肯定这一点。但是我肯定不能这么做。要是她知道了真相，她还会坚持自己的看法吗？ 在卡尔年轻时，他无疑是个“好孩子”。但是他生命中那段不光彩的时代已经让他变成了一名凶手。 卡尔的形象在我脑海中基本上已经全部出来了。他的真实相貌我也清楚了，因为在他母亲那里，我已经看到了他的面容。 我了解他全部的童年生活，也知道他犯下的全部罪行。我很高兴没把他做下的邪恶行为告诉他母亲。我相信我做得对。就她目前的处境，夺去她最后的希望无疑于也是犯罪。 现在，我不时会想起这名党卫队员。每一次我进了医院，每一次我看到护士，或者遇到一个头缠绷带的人，我就会想起他。 有时甚至是在我看到向日葵时…… 我在想，像他这样的人还在不断出生，还可以被灌输以邪恶的想法。表面上人们总是在努力避免灾难；医疗进步已经使我们有希望有一天会战胜疾病，但是将来我们能够避免生产出大批凶手吗？ 我从事的工作使得我能够与许多著名的凶手接触。我找出凶手，我参加听证，我在法庭上出示证据——这样我就得以看到在受到指控时，这些凶手们是怎样表现的。 在斯图加特审判纳粹时，只有一个被指控的罪犯表现出有悔改之意。他甚至坦白了没人看到的一些罪行。其他的罪犯都极力反驳事实。许多人居然只对一件事感到遗憾——他们遗憾证人还活着，现在能出来告诉真相。 我经常在想，要是那名党卫队员还活着，25年后对他进行审判，他会怎么去做。 他还会像他在主任办公室里一样，会像他当时把一切事情都告诉我一样在法庭上那么讲吗？他会把他在临终前向我忏悔的一切都公开地讲出来吗？ 或许我大脑中形成的对他的印象太过善良了些。我从来没见到过他在集中营中手拿着皮鞭，我只见到了临死前的他——一个想要人赦免其罪过的人。 难道他是个例外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找不到答案。要是他还活着，我怎么知道他会不会再犯下罪行？ 我非常了解许多纳粹战犯的生活经历。他们很少天生就是凶手的。他们大部分曾经是农民，手工业者，职员，或者是官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这样的人。年轻时，他们接受宗教教育；以前谁也没有犯罪记录。可是他们都变成了凶手，变成了信仰坚定的职业凶手。他们从衣柜里取出党卫队服装。换上这样的服装，他们也就换掉了他们的良心，他们换掉了自己的良心就像换掉了他们的平民服装一样。 我不知道他们第一次犯罪时的心理反应是什么样的，但是我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随后就成批成批地杀死人。 我经常见到一些受到指控的人非常傲慢无礼地对他们的罪行进行解释，或嘲弄般地露齿一笑，我很难相信那名非常悔恨的年轻党卫队员也会这么做……可是我本该宽恕他吗？今天，世界上有人要求我们宽恕和忘掉他们对我们犯下的恐怖罪行。这种论调建议我们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划一条线出来，做一个结论性解释。 我们这些人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忍受着各种苦难，我们无法忘掉我们经历的地狱般的生活。而现在有人却建议我们永远地保持沉默。 的确，当一名年轻的党卫队员在他的病榻前请求我接受他的忏悔时，我保持了沉默。后来，我遇到他母亲时，我又保持了沉默。我不愿让她发现她死去的儿子其实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好，她说她儿子一贯好不过是她的一个幻象。而且当犹太男人，犹太女人和犹太孩子被送往欧洲的屠宰场时，有多少旁观者不也是这么一言不发，驻足观看的吗？ 沉默的方式有很多种。没错，沉默胜于雄辩，但是沉默会以多种方式被加以解释。 我在这位濒死的纳粹身边保持沉默是对还是错？这是一个非常不好处理的道德问题。这个问题曾经冲击着我的心灵，也一定会冲击着各位读者的良心。有人理解我的窘境，赞成我的态度，也有人会谴责我，会认为一名凶手如果真的悔改了，那么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不应该还不让他轻松。 自然，问题的关键还是：是否应该宽恕。遗忘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宽恕却是涉及意愿的行动问题。只有承受了苦难的人才有权作出这个决定。 亲爱的读者，你刚刚读完了我生命中这段令人忧伤的悲剧故事，你是否可以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从我这个角度问一问你自己这样一个严酷的问题：“我要是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会怎么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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