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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恕？！》一书讲述的故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难题：可以拒绝宽恕一个非常真诚地海改了的作恶者吗？这个问题是从一个真实的故事中引发出来的。西蒙，本书的作者，二战时期曾被关押在集中营；卡尔，一名党卫队员，曾积极地参与了非常罪恶的军事行动。当卡尔濒临死亡时，他悔悟了，他请求西蒙的宽恕，但是西蒙却拒绝了他。 西蒙一言不发地从卡尔身边走开了。通过这种方式，他拒绝了卡尔。不过显然，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不久之后，阿瑟，也同样被拘在集中营，他在责备西蒙时把话说得很明白： “你……，你也不要再讨论这事了。抱怨和呻吟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要是我们能在集中营里活下去——我相信我们能活下去——，要是世界又恢复正常了，互相能把人当人了，到那时候有足够的时间讨论宽恕问题。到那时可以投票表示赞成或反对，到那时或许会有人因为你没原谅他而不原谅你……不过不管怎么说，谁如果没有我们这样的体验，谁就不能完全理解……” 阿瑟说得对。我也明白这一点。那一晚上，我睡得很香。 西蒙并没有能睡得那么安宁。在故事快要结束时，我们发现他仍然被这些问题所困扰着。 他随后的行动雄辩地证明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与犹疑。他决定拜访卡尔的母亲证明他的犹豫不定和负疚感。实际的会面更证明了这一点。他拒不讲出卡尔所犯下的暴行，就好像是他自己做了这事似的。不难把这种犹豫踌躇看作是补赎。 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从西蒙拒绝宽恕卡尔的行为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我非常理解西蒙拒绝宽恕卡尔这件事，但是我发现我无法为他辩护。我要得出这样一个立场很不容易。因为任何一位忠于犹太一基督传统的人，任何一位对屠杀，对纳粹做出的野蛮行径怀有恐惧之感的人，都不会在类似西蒙所面临的痛苦窘境中那么容易就作出选择。 要想充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认真考虑两个基本因素：当时环境下心理的或情绪的一面与伦理的或宗教的一面。心理或情绪的因素非常重要，肯定会影响作出决定，然而当它们与伦理或宗教的原则发生严重冲突时，它们必须得为后者让路。根据我的看法，在这一事件中，情况恰恰就应该是这样的。永恒与千福之年应该超越短暂的一瞬和现世。 永远应该宽恕真诚的悔改，这是犹太一基督伦理的一个基本原则。希伯来和基督教经卷中似乎有唯一的一个例外，《新约》中提及“反对圣灵的不可饶恕的罪过”。但这里指的是个人对上帝的排拒，因而就预先讲明了与人类的宽恕问题无关。相反，正是在同一福音书中，我们读到耶稣回答应该宽恕多少次的问题。应该是“7次”吗？犹太传说这么说道。基督的回答道：“70个7次”——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无异于是说“永远宽恕下去”。 西蒙默认了上述原则，尽管他没那么直接承认。当谈及那些兴致勃勃地观看纳粹暴行的旁观者时，他写道：“当人类正在忍受这么骇人的屈辱时，有人却只是一言不发地驻足旁观，不做任何’的抗议，这难道不也是不道德的吗？”袖手旁观一名濒死的纳粹最后挣扎着寻求宽容，这不也正符合他对不人道行为的描述吗？ 《宽恕？！》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西蒙是否有权利以全体犹太人的名义宽恕卡尔。在我看来，这问题是毫不相干的。这位濒死的党卫队员没有要求他以全体犹太人的名义说话，因为他的悔悟与请求宽恕并不是针对对全体犹太人的伤害而发的，而是针对他所做的事情而发的。当时的环境气氛纯粹是个人对个人的；所有犹太人说话的权利是公共的和司法上的问题，并不适用于当时的环境气氛。你可以进一步问：要是卡尔把宽恕的范围扩展到整个集体，那就肯定会在这个幻象下满足地死去，那样的话，又会伤害到什么呢？ 《宽恕？！》中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在某些难以作出决定的环境下，伦理的和道德的基本原则是否可以有例外。可以一般性地给出两种回答。一种看法是，传统和宗教坚持的是基本教义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因而是不可有例外的。另外也有一种看法否定上述看法。认为恰恰存在着相对的道德原则，可以依据个人和社会的需要与愿望发生一些变化。两种立场起源于不同的宗教伦理与意识形态前提。这也恰好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世俗社会在这些问题上很难有完全一致的看法。即便有一些看法一致，也很难达成完全一致。 在西蒙所处的困境下我会做什么？我会（我也确实希望）宽恕他。并且，作为一个坚定的信仰者，我会建议他请求上帝的宽恕，与上帝和睦。我也会充分利用环境，建议他为他的灵魂和那些因他的非人道行为而受害的灵魂祈祷，祈祷它们安息。 伊瓦·弗赖希纳 西蒙·威森塔尔在故事的结尾邀请读者和他交换角色：“问你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我该做些什么？’”我发现的确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两次我都是屠杀事件的旁观者——第一次，我不在场，第二次，我是一个非犹太人——再生动形象的想象，再深切的同情都不能使我哪怕稍稍接近地体验到受害者与死的恐怖环境。威森塔尔讲述这个极富戏剧性故事的高度技巧也难以弥合这个鸿沟。因此，我就只能就西蒙对那位濒死的党卫队员的期望所做的反应作出回应。 有人或许会说那是缺少反应，因为西蒙一言未发离开了房间。不过我觉得他自始至终一直有所反应：他允许那位党卫队员握着他的手，尽管憎恶（间或是恐惧）驱使他离开房间，但是他还是一直坐在床边，他还替那位将死的人赶走苍蝇。西蒙不得不来，他别无选择。但是他可以选择走开而他并没有走，他留下来听卡尔讲述他想讲的话。几年后，他到斯图加特拜访卡尔的母亲，他决定不剥夺这位孤单的老母亲对他“好”儿子的美好印象。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是他做出的有意义的充满人情味儿的反应。 而在他离开那个房间后，从那时起好多年内有好多次西蒙都在考虑一个问题，考虑他当时是否应该满足卡尔的请求，宽恕卡尔。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应该宽恕，而在于他当时是否能去宽恕。他当时有权力去宽恕吗？ 过去二十多年，我在开关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问题的课时，我经常用《宽恕？！》一书作教材；它总是引起激烈的讨论。有一个特点非常突出，几乎毫无例外，基督徒学生赞成宽恕，而犹太教学生认为西蒙没有满足那位濒死的人的愿望，他的做法是正确的。 这会得出什么推论？在回答宽恕问题时，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吗？可是，宽恕并不是基督徒的发明。我们的传统有很多是从犹太教继承过来的：充满爱心，仁慈宽厚的上帝正热切地等待着，他张开双臂，欢迎回头的罪人。这些文本来自圣经传统——在很多处都可见到——，也同时反映在拉比的教义中。谨引用一例： 一个国王有一个儿子。有一次他们出发做百日旅行，国王的儿子和国王走岔了道。他的朋友对他说：“回到你父亲那里去。”他说：“我不能。”于是他父亲就捎了个口信儿给他：“请尽快回到我身边，在以后的道路里我会和你在一起。”上帝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对我们说：“回到我身边来，我会和你们在一起。” （帕西克塔拉巴提，引自哈里特·考夫曼《犹太教与社会正义》第29页） 耶稣著名的“悔改的罪人”的比喻正是坚持了这个犹太教传统。上帝宽恕人，唯一要求的就是人要真心悔改——teshuvah。基督教传统和犹太教传统都要求这样一个“转变”。没有悔改，就不能宽恕。 如果是这样，如果两个传统都相信有一个仁慈的上帝，如果二者都强调需要悔改，为什么我的学生还会有不同的反应呢？我把它归结为两个原因。 首先，我相信这是因为在基督徒中对耶稣的训诫广为流传着一种误解。人们常引用他在山上布道时对他的信徒的告诫：“转过另一半脸来”。耶稣这里指的是针对“我”所做的错事，他要“我”不要复仇。他没有说，要是某人损害了我，第三个人也应该“转过另一半脸来”，也不是说，要是针对另外一个人做错了事，我就应该宽恕做错事的人。换句话说，这个训诫是说给我听的，是要我宽恕针对我所犯下的罪行。在主的祈祷中也传达了同样的意思：“宽恕我们犯下的罪过，一如我们宽恕对我们犯下罪过的人”（不是“宽恕那些对别人犯下罪过的人。”） 我相信基督徒——及醒悟过来的非基督徒——已经误读了这个文本，而且会继续误读下去。他们把耶稣的训诫解释为我们应该宽恕任何人，宽恕每一个人，不论他们损害了谁。最重要的一点是耶稣针对“我”发起挑战，要“我”宽恕针对“我”犯下的罪行（这本身就已经是个很了不起的挑战了！）。没有一个地方告诉过我们要我们宽恕对别人的损害。可是，在基督徒中广泛流传着这么一个印象，那就是，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必须宽恕，老老实实地完全宽恕，不管罪恶是针对谁。 用到威森塔尔的故事里就是：卡尔请求西蒙宽恕他，两年前，卡尔曾参与了对手无寸铁无辜的犹太男女老少的残暴屠杀，杀戮的一幕深刻在卡尔的脑海中，他深受着折磨，他无法平静地死去。但是，我又要问了，西蒙可能满足卡尔的请求吗？我可以再次强调：不能。只有受害者才是有权利决定是否宽恕的人，但是他们死了，代死人行事非人力所能想象。 第二个原因可以归结为我的学生对补赎或赔偿概念的态度有别。我写下这几行文字时，马上就要到赎罪日，这是犹太教徒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很早我就从犹太朋友那里知道，要准备过赎罪日，最重要的是要回头看看过去的一年，请求你有意无意伤害过的人宽恕你，并想办法补赎你对他们的伤害。犹太人相信，只有在那时，或许他们才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期望上帝的宽恕。因为，正如《密西拿》中所说： 冒犯上帝的罪，在赎罪日就可得到宽恕。冒犯邻居的罪，在赎罪日得不到宽恕，直到和邻居和好后才有可能被宽恕。 （约玛，密西拿引自哈里特·考夫曼《犹太教与社会正义》第30页）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在犹太教新年和赎罪日这段时间写了40封信，写给她认为她以某种方式伤害过的人。这是通向“悔改”的漫长过程，而在天主教那里经常以忏悔的形式完成。“向我们的神父诉说或者高呼‘圣哉马丽亚’”——尽管这个传统最早起源于补赎观念，可是到了今天，连补赎的一点点痕迹也没有了。 再回到故事中去：卡尔不能为他的罪恶赎罪，因为受害者已死。西蒙也不能以受害者的名义宽恕。在这里，读一读亚伯拉罕·赫舍尔的回应是十分有益的。 总结以上想法。西蒙或许可以对卡尔这么说：“我没办法宽恕你。因为我不能，也不敢以遇害的犹太人的名义说话。但是你相信上帝，我也相信上帝，上帝是无限仁慈的，他只需要我们对我们的罪感到后悔。如果你是真心地后悔了，我也相信你是真心地后悔了，既然你不可能补赎罪过，那就让你自己去接受上帝的宽容吧。” 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下这样要求西蒙是不是有些要求过多了？讲述这个故事的人在那样一个无力，恐怖，丧失希望，死亡时刻都会降临的环境下，我们这样去要求他是不是过于严苛了些？的确，我重读故事时，我不仅被那位即将死去的人的苦恼所打动，也为他对于苦难，对于非人的环境，对于西蒙和其他犹太人的麻木态度所震惊。单纯是召西蒙去他的房间就是对犹太人的惩罚——即便不是致他于死。可是卡尔坚持要见到“一个犹太人”——任何一个犹太人——他希望自己能安静地死去。他自己的苦难完全遮蔽了犹太人的苦难——不是他参与杀害的犹太人，而是继续活在他身边的犹太人——是那些还活在集中营，居住区，像西蒙这样的犹太人。 他在病床上感到很苦恼，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具有人情味儿的。不过我还要问一个问题：卡尔能不能去劝说他的党卫队同伴，而不是召来一个贫弱，无力，不幸的犹太人到他的病床边来。他能不能通过他的积极一些的行动去改善犹太人，起码是一部分犹太人的命运？或许这样的行动可以补赎他的罪过？ 马太·福克斯 西蒙·威森塔尔是一个宣讲真理的人，他撼动了我们的良心。和许多古老的拉比（包括耶稣）一样，他没有给我们讲那么多对与错的问题；相反，他把我们置于一个非常的境地，要我们用自己的良心去作出抉择。因此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他。但是我们也要诅咒他——因为他发起了非常难于对付的挑战。假如我们像他那样在医院里和一名濒死的党卫队员在一起，假如我们处在他那样棘手的位置，我们会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 让我们想一想他所处的环境。西蒙不知道他能活上一天，还是一周，还是一月。（事实上，他的好多朋友都没能在集中营里活下来，他有89位近亲也都死掉了）。而这位年轻的党卫队员，还在以一种命令的方式招呼一名犹太人去听他忏悔。他希望西蒙多少能帮助他从犯下的罪过中解脱一下。卡尔作为一名党卫队员，他目睹了并参与了残杀无辜的行动，他们把这些无辜的犹太人锁在一间屋里，一把火烧掉。这桩罪恶让卡尔感到发抖，梦魇折磨得他难以人睡，然而这决不是他唯一的罪恶。远在那决定命运的前夜，远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发生的惨案之前，他就多次参与了歇斯底里的疯狂行动，把许多无辜的人送进了集中营，逼上了战场。他没对这些无法猜想到的无数罪恶行为表示悔悟，他没想一想做为一名党卫队员他已经做下了多少令人憎恶的虐待犹太人、反对犹太人的行为——他只是对一桩搅得他难以人睡的残暴事件感到后悔。 作为一名充满热情的纳粹，这位年轻人通过其他许多事件参与了杀害西蒙89位亲戚的行动。的确，他只能对西蒙每日都要面临死亡的集中营负部分责任。所以他在病榻前向西蒙做的忏海也是不完全的。这远不是事情的全部。 当一名天主教徒忏悔罪过（这名党卫队员是位误人歧途的天主教徒）时，他不仅要讲出全部事实，而且应经受补赎以证明他的懊恼与悔恨。在我看来西蒙应是一名最为理想的接受忏悔的人。他给予了卡尔他所唯一能给予的悔悟机会：沉默。卡尔至死良心上都一直在后悔着。西蒙没有以一名犹太人的身份宽恕他——几百个人在那个房间里被一把火烧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在集中营里死去了，他怎么能以哪怕是其中一个人的名义去宽恕呢？而西蒙却以聆听忏悔的牧师的身份被召了去，去听这个人讲出他的心里话。有些罪恶太大，就是牧师也难以宽恕。公开的悔改是必须的。这个人没有机会公开悔改，不过他私下的悔改也值得考虑。让他在无声的真理照耀下死去，西蒙的决定是明智的。他一言未发，走了出去。西蒙保住了他的良心，那位年轻的士兵拯救了他的灵魂。他把自己的灵魂卸给了有可能是最好的一个人——不是一名为他那说不出口的罪恶提供廉价恩典的牧师，而是一位被他折磨得精疲力尽的受害者。 你可以把这称作冷酷的爱，也可以把它称作无情的同情。然而从道德上讲，西蒙给予卡尔的是一个负责的、成熟的反应。沉默，与你的罪恶在一起。与黑暗在一起，有这么多你的受害者都静静地躺在那里。与你的良心在一起。与你的受害者在一起。与你的上帝在一起。根据我的印象，卡尔认识到了西蒙反应方式的力量，所以他才把他少得可怜的遗物作为感恩的礼物送给西蒙。而西蒙，再一次很明智地拒绝去碰它。 然而西蒙确实拿起了那人的手并把它握在手中。他确实替那位罪恶缠身的士兵赶走了扰人的苍蝇。通过握手，西蒙作为人出场了。通过握手，驱使他在听了那么多骇人的事情后仍然留在房间里继续所下去。倾听是他送出的礼物，倾听是他同情的表示。这一不寻常的举动把两个人联接起来了。一个是那位年轻人，是个杀手，另一个是纯粹由于出身而毫无道理被捕杀的人。两人都是老一代人决定的牺牲品。然而一方是老一代病态观点的行刑者，而另一个则是受刑者。这就是西蒙式的同情。留下来倾听，保持沉默，拒绝廉价地宽恕可恶的罪行。有些罪只有上帝才能宽恕，人类无法宽恕。没有人要西蒙以上帝的名义宽恕。 在两个年轻人之间似乎已经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宽容。的确，我不相信西蒙会拒绝履行针对这位濒死的党卫队员的天职。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许多方面看，自从西蒙活着走出集中营后，他毕生所从事的工作可以看作是他在医院病床前所从事的事情的一个继续。可以相信，西蒙继续到处寻找纳粹，为的是让他在病榻之前改宗，进行临死前的忏悔。如果他不找到这些罪人，这些人就那么死去了，那么，不论是他们还是他们的受害者在来世都不得安息。没有这一点记忆，正义就会死去。西蒙是为了这些党卫队员，而又不仅仅是为了他们——他对他们充满怜悯与同情。自从他开始追求正义后，他毕生都在满怀同情地从事这件事。因为没有同情就没有公正。西蒙并不为他发现的凶手定罪；他把这事留给法院的法官。他只提供见证，证词，证据。这些东西会证明他们的罪过。一如它们曾证明了卡尔的罪过。 在这场倾听真相的工作中，西蒙接受了卡尔留给他的工作。这是一场奇怪的交换，是两人之间奇怪的联系。注意到这一点是很令人感动的。西蒙在卡尔的病榻前侧耳倾听；而卡尔却给予了西蒙终生为之奋斗的使命。 另一件充满同情的行动是西蒙一时下定决心决定去拜访卡尔的母亲。在那里，他和卡尔的联接更加紧密了——他第一次在照片上看到了卡尔的面容，感受到了卡尔破碎的家庭的悲凉与痛苦。他一任卡尔母亲继续否认她儿子做出过恶事，这位母亲相信她儿子是无辜的。这一举动超越了正义，又是一件充满同情心的举动。他直觉感到讲出真相对这位心已破碎的寡妇没有任何好处。现在来做这件事已经太晚了。 然而正是卡尔母亲对儿子所犯下的罪恶的否认构成了纳粹恐怖行为的罪后之罪。有多少普通的德国市民——甚至是牧师主教——都多少知道一些正在发生的罪行，却又一直在矢口否认？有意地无视事实就是一种罪恶。在这一个故事中，这样的罪恶大得使大屠杀得以发生。西蒙对待卡尔的母亲和对待她儿子一样——他倾听了两者的话，又都一言不发地走开了。每个人都应该在知道真相后死去，哪怕只是知道一部分真相。而西蒙的工作开始打破沉默，让活着的人都充分了解发生的真相。而在做这一件工作时，他一直让自己依国际公认的尺度充满同情地去行动。 我相信这个故事能深深撼动我们。因为，和任何一件真实的道德故事一样，它不但适用于昨天，同样也适用于今天。人类对罪恶的承受能力不能仅依靠孤立的单个人的决定与行动。这个故事——一个完整的纳粹故事——给我们提供了有关罪的共谋，对罪的疏忽以及对罪的否认等等赤裸裸的问题，促使我们对罪恶作出深入的思考。在新闻宣传，政客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谎言和权力很容易就能到处扩散，到了那时，上述的罪恶就顺理成章地在社会大众身上发生。对罪恶进行否认会促使罪恶扎根成长——卡尔母亲的行为正是这样。直到今天，这种事仍在发生。当我们否认着罪犯的存在时，我们就是在与罪恶同谋，我们因此会扼杀掉我们的地球，使年轻人的心灵堆满锈污。正像我们消费型的生活在浪费着森林、水、土壤与空气一样，我们否认监狱的存在，我们就得同时建造监狱来容纳因失望、失业而暴力犯罪的年轻人。我们对罪恶的抵赖与卡尔母亲对罪恶的抵赖如何可能区别呢？在我们周围以我们的名义发生着什么样的罪恶呢？抵赖会比真理更重要？这些问题——这些常青不老的道德问题——正是西蒙的故事要告诉我们的。 宽恕与遗忘是两件不同的行为。一个人必须宽恕——不是出于利他的动机，而是出于自由生活的需要——但是我们却不应该忘记。西蒙没有忘记——因此他赠送给了我们最好的礼物——一生都献身于公正和同情。这是一种神一般的生活。他所讲述的故事促使我们不要忘记。如果我们真的能记住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就选择了超越死亡的生活。 马克·古尔登 从好多方面看，《宽恕？！》都值得我们去注意。单就故事本身来讲，它动人，忧伤，让人惊骇。故事一步步展开，读者越来越被它吸引。 故事讲述了作者西蒙·威森塔尔早年生活的一次悲惨体验。西蒙在令人难以忘怀的作品《凶手就在我们中间》一书中，披露了许多德国战犯企图逃避海改的实情。《宽恕？！》一书同样非常打动人。而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它提出了一个灼人的道德问题，逼使读者依从自己的道德良心去回答。 这是一个有关宽恕的问题——而且是要宽恕约30年前犯下罪行的德国人。或许有人会说这个主题在今天稍嫌有些枯燥。因为有证据显示，全世界正在合谋忘记那些令我们人类感到耻辱，对宗教和人性来说是一个戏弄的可怕的暴行，即便是它们还活生生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每当我写到或想到这些可怕的罪行时，我总是激情难抑，整个脑海都被这些真正的恶行所包绕。我忍不住要问一问自己，文明的人类真的建造了那么多巨大的复杂的焚尸室，要把成千上万的另一些人像臭虫一样快速地消灭掉？ 普通的德国士兵难道真的遵命用连排机枪扫射站在巨大坟坑旁边的活人，把他们打得千疮百孔，堆积如山？ 德国人真的把96万多13岁以下的无辜小孩——这数目相当于10个温布雷体育场所能包容的人数——送进了毒气室？ 当我们看到电影上那令人头晕目眩的、堆积如山的、变了形的尸体时，我们的眼睛是在欺骗我们吗？拜尔森，奥斯维辛，巴克瑙，特雷布林卡等集中营真的有那么多死人的骷髅吗？这些重见天日的死尸难道一度就是像你我这样的人吗？ 回想这些事情无异于是把人置于一个难以承受的可怕的梦魇之中。人类的心智尚无力理解这么巨大的屠杀。可是，哎呀，它并不是梦魇。它令人恐怖地真实，在现今存在的大量文献中都有对它的每一个细节的详细记录。 请想一想这么一个事例：最近在法兰克福审判奥斯维辛集中营屠杀事件时，对于死于集中营的受害者的确切人数产生了分歧。最后有证据显示，440万男女老少（几乎是整个丹麦的人口）被送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在集中营解放时，只有6万多人还活着。这意味着被送进去的人中有98．5％的人都被德国人以各种方式消灭掉了。这种屠夫算术，这种大面积的死亡，使得任何一个人都不敢去想象。即便是屠杀老鼠，而不是屠杀人类，也无法有这么高的杀戮率。 你瞧，这就是战争结束时德国人应承担的罪过，面对这种过失，他们整个国家没有一点补赎的行动。早些时候经常有人问，做出这种事情的人——不管是积极参与还是消极顺从——是否还能在这种非人道的恶果前生活。他们还敢抬起他们的头面对文明社会吗？该隐的标记是否永远地留在了德国人的脸上，一如大卫之星纹在逃出了的受害者臂上，再也无法抹去了？ 这些问题只有时间才能回答，而且时间也确实回答了这些问题。因为事实上，还不到30年的时间，在整个历史上给人类心灵带来极大创伤的民族已经在世人面前恢复了其地位，它已经在非常自信，非常镇静地和友好的人们对话。事实上，美国总统已经在称它为“我们忠诚的，可信的，值得尊敬的盟友”。 今天，人们已经不再讨论对600万人的大屠杀了。他们甚至不再想读到有关它的情况。有关该主题的书籍被人们轻蔑地称作“集中营废品”，自然也就不能再卖了。世界似乎已经同意“让事情过去”，德国人比谁都更积极地推行“忘掉它”运动——不为任何别的原因，正如阿登那曾天真地提到，仅仅是为了“恢复我们的好名声”。他们最近甚至试图创制一部法律来阻止对纳粹的审判，因为这种审判只能使有关毒气室，焚尸炉和严刑拷打的传说长期流传下去。 过去，人们对德国人所做下的恶行有一套心照不宣的一致叫法。如“大屠杀”，“最后行动”，“种族灭绝”等等。然而，多少年来，有人却在偷偷修改这些叫法，代之以杀戮，屠杀和兽行。以掩盖这些名称本来具有的令人震惊的恐怖特征。我们一直在被提醒说，是纳粹——一批从外层空间来的神秘的亚人类——干出了这些事。他们不邀自来，有很高的才智，驯服了地球上的国家，向地球上的人发布命令，而后者不敢，不能，也没有抗命。显然，活着的德国人中没有一个人是纳粹，甚至有人根本没见过纳粹，不管什么暴行发生，人们都会说这是在众所周知的“希特勒纪元”或“希特勒时代”发生的。——这完全是人为想出来的集体托词。 人类应该报快忘记这些由外来的凶手（谁也不曾认识他们）犯下的罪行（谁也不曾见过这些罪行），这又有什么可怪的？ 全部都忘掉或许不难，但是要全部宽恕恐怕还得要讲上陈词烂调之外的东西了。首先，我们得问一问自己，谁手上握有给予宽恕的权利？我们当然可以像牧师那样说，怜悯与宽恕全属于上帝，如果是这样，所有的对话马上就中断了。或者我们可以引用诗人德雷顿的格言——“宽恕，属于那些受伤害的人。”可是，很遗憾，在这个例子中，受伤害者（600万被杀戮而死的人）不能行使这一特权，他们连一丁点儿意见也不可能表达。 如果死去的人不能宽恕，活着的人就同样不能。你怎么可能去宽恕一群公然烧死活人的怪物；以条顿人特有的虚饰与严谨，在公开场合举行一定的仪式去宽恕他们。甚至我们能设想全能的主会赦免他们？然而正是这样可怕的罪行成为《宽恕？！》提出的挑战性的中心问题——威森塔尔有权利拒绝宽恕那位颁死的纳粹吗？你可以无视这个问题，可以躲避它，采取一种诡辩的一分为二的闪烁其辞的态度，然而基本问题还在那里——要是你处在威森塔尔的位置你会怎么做？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答案；这是一个单个个人所面临的困境，需要个人来回答。 从个人来讲，我会毫不犹豫地解决这个问题。我可以设想出这样的解决办法来：威森塔尔就要死了——就要不名誉地死掉并被人遗忘——他将成为这个濒死的纳粹和成千上万他这样的人自豪地为之辩护为之奋战的“观念”和“标准”的直接牺牲品。我会问一问我自己，假如这位年轻的纳粹还活着，或者，假如同时德国人赢得了这场战争，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会试图想象出胜利的德国人会赐予生活在他们政权下成百上千的新威森塔尔以基督式的同情。考虑到这些，我会一言不发地离开病床。同时我绝对敢肯定，现在，世上又少了一个纳粹！ 汉斯·哈伯 阅读《宽恕？！》，我心中非常激动。别的人读你的故事肯定也是这样一种心情。不过，你没要我做文学批评，而是问我对宽恕问题的看法。我对你故事里没明说的两个问题特别感兴趣：我们应该宽恕谁？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宽恕？我猜想你确实宽恕了你称作卡尔的那个人。不过我恐怕这样的回答太简单。我们不是上帝的一个控诉法庭。是他校正我们的审判，而不是我们校正他的审判。上帝的惩罚直接降临到了这名党卫队员的头上，绕过了所有的人类法庭。人类惩罚的人仍可得到上帝的开释；人所开释的人上帝还可能惩罚他。但是上帝惩罚的人我们既不能开释也不能加罪惩罚。尤其不能通过憎恨的方式惩罚他。他已经作出惩罚了的就脱离了我们的司法，即便是“愿灵安息”这样的词句也只是一种建议。我们可以希望一个人安静地休息，但我们不能保证这一点。 马上就面临另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我们能够宽恕别人，宽恕还在活着的凶手吗？ 这里我们仍需要搞精确些。你说“我们”，你把“我们”理解为谁？如果你是指犹太人，指殉教的母亲和父亲，亲戚和朋友，以及其他被杀害的人，那意思上就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凶手既不是可被宽恕的，也不是不可被宽恕的。受害者没有这样的道德要求。我总是怀疑在谋杀案中代表某个个人出现的被称作顾问的角色。裁判某个凶手违反人性是人类自己的事。维克多·高兰克兹，英国出版商，在战后马上把“宽恕”的字眼写在了犹太人的旗子上，在我看来，这和犹太人从人类手上接过了复仇之剑一样可疑。说到“我们”，我是指人类，而不只是指犹太人。 谋杀不可宽恕吗？没错，这一点毫无疑问。一个人可以宽恕凶手吗？这是和惩罚这样复杂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问题。希望惩罚凶手是出于正义的戒律。在凶手受到惩罚后希望去宽恕凶手是出于爱的戒律。你写道，卡尔“并不生来就是凶手，也不希望以一个凶手的身份死去。”这与宽恕的问题有什么关系？二者是不相干的，不论在哪种意义上也都不是一个借口。在现实中谁也不生来就是凶手。生来就是凶手的是病理学上的例外——事实上，他们的行为要比生来就“健康”的人更能被原谅。耶稣十字架之死是人类自由选择的一个象征。自己决定去做一个凶手要比非常的环境驱使他去成为一名罪犯要负更大的罪责。毕竟，很难说有谁想以一名凶手的身份死去，就是无神论者也害怕来世。 所以我们不能宽恕凶手——只要凶手还没有赎罪，不管是我们陪审员还是最高法官都不能宽恕他。每一个社会——我重复一遍，每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原则，最极端的赎罪的就是死刑。这就又把我带到了另一个你没有明说的问题：有酌情减轻凶手罪过的情况吗？ 可以推断，应该有酌情减罪的情况——否则一个一个地审判凶手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应该认真考察这些情况。在一些段落里，尤其是在你和那位党卫队员的母亲谈话的段落里，你描述了卡尔成为凶手的经过。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但又是很复杂的情况。人们不应该把宽恕问题与惩罚问题温到一起。如果让世间的法庭来审判卡尔，就会酌情考虑到他年轻，考虑到他所处的环境，考虑到时代，考虑到大气氛与战争背景。不过，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是从两个不同的视角去做的。宽恕是精神上的事情，惩罚是法律上的事情。法庭判决要考虑酌情减罪的情况。这些情况会导致一个温和的判决，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在宽恕凶手。赋予一个人自由意志，不仅是要他在做凶残的事还是约束自己不去做之间进行选择。赋予一个人自由意志还要人决定是顺从正义还是抛弃正义。大赦一名未受惩罚的凶手是一种犯罪的同谋形式。它不是鼓励宽恕，而是阻止了宽恕。 那么，谁又该是我们宽恕或复仇的对象呢？ 你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尽管你讲述了那位党卫队员及其受害者的故事，在开头的时候是在控诉凶手，最后却是把纳粹体制作为罪犯放在了法庭上。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生了分歧。 对于我们所讨论的制度，不存在宽恕的“问题”。制度所犯下的罪过是不可宽恕的。制度已经受到了审判，并且已经被摧毁。然而我们面临的不是墨菲斯托菲里斯，而是浮士德。贿赂，虽然有一股长久存在的势头，但是如果没有受贿者的合作，它就不可能存在。换句话说，受贿者不是贿赂者的牺牲品，而是他们的合作者。浮士德说了句“真是可怕的景象”！后就转过身去，而魔鬼马上替自己辩护说：“是你诚恳地把我邀请来的。你在我的领地上逗留了那么长时间……你满怀热情地想见到我，想听到我的声音，想看到我的样子……” 开的是浮士德公司，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说是墨菲斯托菲里斯公司，他们之间是一种伙伴关系，就和希特勒与党卫队员卡尔一样。证据依赖于相反证据。邪恶的纳粹制度并不腐蚀每一个人，而那些受到腐蚀的人中有很多没做凶手。我不认为体制会成为减轻个人罪责的借口。瓦尔特·惠特曼说：“对于国家，或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对于任何国家的任何一座城市，要坚决抵抗，而不要顺从！”抵抗罪恶不是一件英雄行为而是一种责任。任何一个人，如果他认为他能把这世界上的邪恶本身也一同去掉，那他不过是夸大妄想的受害者，谁又能保证夸大妄想狂自身不包含着罪恶的因素呢？重要的是要增强对罪恶的抵抗力。 依我之见，这就真正存在一个宽恕问题，可能也正因此我们就回答了该宽恕谁以及什么时候宽恕的问题。 如果爱的原则与正义的原则仍是彼此分割而不是相互补充，那么人类就只停留在原地——停留在一个糟糕的境地中。从这个观点看这个问题，你会发现，自从创世纪以来，在人类历史上，爱与正义一直是互相反对着的。一段时间，正义是人类的理想，过了一段时间，爱又成了人类的理想。至于正义在爱中，爱在正义中这一神圣的观念，人类已大方地交付给创世者。 宽恕是对上帝的模仿。惩罚也是对上帝的模仿。上帝以那样一种方式去惩罚去宽恕，但是上帝从不仇恨。这是一种值得为之奋斗的道德观念，但是人类恐怕达不到。 在《宽恕？！》结尾你写道：“我知道许多人会理解我，赞成我对那位濒死的党卫队员的态度。不过我也知道许多人会谴责我，因为在一名悔过的凶手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拒绝让他安心”。 这两类读者我都不是。在我看来，你是否宽恕了这名党卫队凶手并不重要，因为神解除了他的生命并惩罚了他，也使你的良心免于做决定之苦。不过至少你不恨这位快死的凶手，这是一个开端。没有正义的宽恕具有一种自我满足的特点。没有爱的正义是假装有力量。 纳粹制度犯下了最糟糕的罪行，这使得我们很难去宽恕。它使得我们走进了心灵的迷宫。我们必须找到走出迷宫的道路——不是为了凶手，而是为了我们自己。单单是爱并不能表明是宽恕，单单是正义也不能表明是惩罚，二者都不能引导我们走出迷宫。既要补赎罪过又要宽恕，这并不自相矛盾；假如一个人出于自由意志夺去了另一个人的生命，补赎罪过是宽恕的必要前提。与爱和正义一样，赎罪与宽恕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达到无仇恨的爱。这是我们的目标；我看不出还有别的什么目标。 约西·克莱因·哈勒维 威森塔尔遇到了即将死去的卡尔，这事的发生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和判断。假定我们有权利去评判威森塔尔这样一个进过集中营的人，这种假定本身就显出我们缺乏谦卑。这就好比一个没有经历过大屠杀的人，却要谴责大屠杀的生还者，问他们为什么不暴力抵抗，为什么不，比如说，团结起来。威森塔尔和他的囚友讨论是否宽恕卡尔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我们没权利对他们作出评价。 然而我们却获允评判威森塔尔这位生还者。他和其他的生还者决定重新回到我们这个世界而不是索群独居，他们也就同时承担了通常的道德重负；自1945年以来，他们就得用和我们一样的道德标准去衡量自己；他们在战争中所经受的磨难不能作为他们逃避审查他们战后生活的避难所。 要回应威森塔尔的故事，我应该从我有权利开始的地方开始，从他1946年与卡尔的母亲会面这个地方开始。在这个地方，在道德上是没有什么含糊的。威森塔尔没有告诉这位母亲有关卡尔的真相，这位母亲已经失去得太多，起码也应该允许她为自己的儿子而感到骄傲。他没让自己利用这个机会在无辜者身上为自己复仇；不管“那里”发生了什么，在“这里”表现得凶残是不公正的。拒绝宽恕是因为那个时间，那个地点，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 这里所传递的信息让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尽管我生于战后，我却是一名竭力避免与德国人接触的犹太人。我拒绝拜会德国人，也拒绝买他们的商品。我遇到和我同年龄的德国人时，会带着明显憎恶的表情看着他们，看到他们狼狈不堪我会觉得非常高兴。我希望把德国人——所有证明与这个罪恶的文化有染的德国人——从人类中驱逐出去。 后来，在1989年12月，我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到德国旅行。柏林墙刚刚出现了裂隙。在寒冷的夜晚，我夹在拥挤的人流中，沿着西柏林干道库达姆大街缓缓前行。我很沮丧地被告知，耶路撒冷刚好处在六日战争后的几周：同样是令人目眩的欢乐，同样是不可思议的穿过警戒线的快乐感觉。我感到要躲避开德国人的庆祝，无疑是要我自己躲避掉人类共有的基本体验，是把我从人类中放逐出去。 就是在那次旅行中，我参观了西柏林的一个新教青年会，这个青年会的名字叫“梅尔鲍姆·赫斯”，是以一个死于大屠杀的德国犹太人的名字命名的。墙上有一张海报写明了到波兰的路线，帮助人们查找以前的集中营遗址；另一些海报支持各种自由主义的或激进的极右事业，从参加盟国到参加大赦国际或圣地诺阵线。你会感到死去的犹太人梅尔鲍姆统治着这里的一切，这些年轻人提出各种利他主义的政治观念以纪念这位犹太人。 我问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是否为他们作为一个德国人而感到骄傲。他们笑了起来。我又问柏林墙倒塌时他们是否感到激动？他们面面相觑。我又想起像他们这样年纪的犹太年轻人对于他们国家的每一个胜利都充满热情，如营救面临危险的海外犹太人，成功地打击了恐怖主义头目。而在这里我却感到，他们不像是德国人，而像刚刚从大屠杀逃出来的人。梅尔鲍姆·赫斯的年轻人被大屠杀吓坏了，他们不可能允许自己分享自己人民的庆典。然而我并没有为他们的羞耻感而感到高兴，我只感到针对罪恶而复仇的空虚。我事实上不希望让过去扭曲了他们的现在，不希望让奥斯维辛否定掉他们应得的自尊。 当然我并不认为德国人或犹太人应该忘掉过去。然而在柏。的经历促使我主张德国人与犹太人间实现和解。威森塔尔对卡尔母亲的姿态强化了我这种感觉，正像我们曾被要求记住埃及人一样，经历了一段时间后我们还必须超越他们。对威森塔尔这样的生还者来说，要对一名党卫队军官的母亲表现得宽容一些需要一定的道德勇气；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合宜地对待年轻一代德国人需要的仅仅是道德常识。 阿瑟·赫茨伯格 这位濒死士兵的个人身世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他的罪过。这位年轻人并非身不由己的成为纳粹的，因为生养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他的父亲一直不动摇地反对希特勒及其追随者。他决定加入青年希特勒协会时，他母亲没表示什么异议，而他的父亲则激烈反对。这位年轻人（当时他14岁）不但没听，反而挑战性地加入了党卫队。直到他临死时，他才记起他的父母曾教他往好处走。因为他知道，他们至少已经成功地消灭掉几乎所有的“欧洲犹太人，而还不能（像一些后来醒悟过来的纳粹所做的那样）快乐地投进坟墓。”当他确信他所选择的凶手队伍可以成功时，他就选择了做恶。纳粹政权确实允许“意志不坚”的士兵另做选择。假如他留意到自己有那种冲动，他本可以避免亲手犯下恐怖的罪行，但他却选择了屠杀无辜的百姓。即便他不完全肯定“低等民族”应该被消灭，他也确定知道这种“对人口的灭绝”会让他从纳粹体制的胜利中获得特殊的好处。 在士兵床前那样一个紧张时刻，西蒙·威森塔尔或许不记得了，《塔木德》曾有训诫说，谁也没权利犯杀人之罪，即便他知道不遵守这样一条戒律会被杀掉。《塔木德》原文中有这样一条解释：“你怎么知道你的血要更尊贵？”这位濒死的党卫队员本该冒着丧失自己生命的危险，不去做一名种族主义凶手或一名职业杀手。他却要一名犹太人——任意一名犹太人——到他的床前，为的是他能与他的受害者，与上帝言和。 威森塔尔什么也没说，他做得非常对。这位党卫队员所参与犯下的罪行已经超出了人类宽恕的限度，甚至上帝也宽恕不了，因为上帝自己也在受指控之列。 （根据《创世纪》篇的说法，）当上帝建议毁掉所多玛与蛾摩拉，因为它们充满罪恶时，亚伯拉罕抗议道：“难道上帝要把正义与邪恶一块儿毁掉？”在《创世纪》的故事里，上帝只好说，如果在这个充满邪恶的城市里能找到十个义人，他就放过他们。可是亚伯拉罕连这么小的数目也找不到。然而，在这篇与亚伯拉罕的对话中，尘世的正义的确赞成，即便是上帝，也应该公正行事；上帝接受了这个前提，同意他没有权利破坏正义。如果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必须问一问亚伯拉罕所问的问题，在这些受害者中，有许多义人和善人，还有一百多万不知罪恶为何物的孩子。《创世纪》中“争论”的事实表明，亚伯拉罕不能宽恕上帝意欲（或赞成）行这么大的残酷之事。上帝或许会以这是他的工作作辩护：神的计划人是不能理解的。我不能忍受把这个争论推演下去，说纳粹是上帝设计出来的工具，帮助上帝完成人类不可知的计划。的确，如果没有世上这一切对人类的谋杀，上帝本来还有权利得到他想得到的这世上的一切东西。有谁敢以站在大屠杀背后静默不言的上帝的名义宽恕纳粹及其帮凶？毫无疑问，作为一名过去的天主教徒，这位党卫队士兵会认为悔改的话语可以使他得到神的赦免。或许，威森塔尔走后，他向某位牧师忏悔，牧师为他举行了最后的仪式，保证他得到了神的宽恕。但是，曾经允许发生大屠杀事件的上帝过去不会有，现在也不会有足够的威望去宽恕干过谋杀勾当的怪物。 另一方面，当西蒙·威森塔尔在战争结束数月后去斯图加特拜访死去的士兵的母亲时，他没有揭破她对她儿子抱有的幻想。威森塔尔是对的。他不是为了罪恶一事而去拜访她。他遵守了圣经的训诫，我们每一个人都因自己的罪而死，就是我们的孩子或我们的父母也不分担我们的罪过。他不能把真相告诉这位母亲，因为这样做会毁了她。那样的话，即便她还能活着，也只是作为一具躯体而活着。 这些想法并不只是来自于对威森塔尔所讲述的动人故事的思考。我于1921年生于加利西亚的卢巴克佐，因为我全家人1926年迁居美国，我选过了大屠杀。我无法与我同一代的德国人及其卫星国的同伴和平相处，因为我同时代的这些人本来是可以拒绝加入纳粹的，但是大多数人都高呼“希特勒”，直到他战败自杀。我还记得我自己的亲戚——一位祖父，许多叔伯婶姨和他们的孩子——我无法理解那些杀害他们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就应该把他们杀掉？有些人事后说对不起并感到羞耻，他们的罪行犯下就犯下了。我只是痛心有些人极力要“解释”大屠杀。这些作品有时或许会充满历史洞见，甚至有非常精巧的神学解释，但是它们都模糊并掩盖了一个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人，还有上帝，这么可怕地失败了？西蒙·威森塔尔在这位党卫队士兵的床前什么话也没说，我们也只能保持沉默。 西奥多·M·海斯伯格 我是谁，居然敢给另一个宗教的人士提建议？要知道，他比我受过的苦难要更多，更不可思议。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去提出这样的建议的。不过既然邀请我这么做，那我就只好这么做了。 我的整个直觉告诉我，应该宽恕。或许因为我是一个天主教牧师，我从事的是宽恕的事业。我一天几个小时地坐在告解室，宽恕每一位走进来的人。他们忏悔，他们表示歉疚。 我想上帝最能宽恕罪恶的人类。关于耶稣的最伟大的故事就是悔改的罪人的故事。我们能不能期望就像上帝就在我们中间一样彼此宽恕？ 当然，在这里，罪恶很大。然而它仍然是有限的，而上帝的慈悲是无限的。 不管是谁为了什么事请求宽恕，我都会宽恕，因为上帝会宽恕。如果我曾受过这么多苦难，宽恕起来可能要困难得多，但是我希望我还会宽恕。不是从我个人的狭小立场出发，而是从全能的，无所不宽恕的上帝的代理人的角度来讲。 亚伯拉罕·约书亚·赫舍尔 五十多年前，布里斯克地区的拉比在华沙登上一列火车回家。这位拉比是位非常著名的学者，并以他的温文尔雅的性格而受人尊重。他身材稍稍高大一些，相貌并不出众。他在车厢里找到了席位坐下。他周围全是外出的商人，火车一开动，他们就开始玩牌。他们越玩情绪越激动。拉比远远地坐在一边，聚精会神地思考问题。拉比冷淡的态度激怒了其他人，有一个人就建议让拉比也一块儿玩。拉比回答说他从来就不玩牌。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受不了拉比的冷淡了，其中有一个人就对他说：“你要么来一块儿玩，要么就离开这节儿车厢。”又过了一会儿，这人扯着拉比的衣领，把他推到了另一节车厢。后边的几个小时里，拉比只好一直站着，他一直站到了目的地——布里斯克。 那位商人也是到布里斯克的。拉比一下车，就被欢迎他的人群围了起来，人们争相与他握手。“这人是谁？”那位商人问。“你不知道？这就是布里斯克著名的拉比。”那位商人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他还不知道他冒犯了谁。他赶快挤到拉比面前，求拉比宽恕。拉比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回到宾馆，商人的心一直踏实不下来。他去了拉比的家，获准到了拉比的书房。“拉比，”他说道，“我并不富裕，不过我还是积蓄了三百多个卢布。要是您宽恕我的话，我就以行善的名义把它捐给您。”拉比只回答了一句：“不。” 那位商人焦急万分，他去了教堂寻求安慰，他把他的焦虑给教堂的人们说了后，他们都感到非常诧异。他们的拉比，这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怎么这么不宽恕人。他们建议他去找拉比的长子，把他父亲令人吃惊的态度告诉给他。 拉比的儿子听完这事后，他非常不理解他父亲为什么这么困执。他看这人非常焦急，就答应去和他父亲商谈这事。 根据犹太律法，儿子直接批评父亲是不合适的。于是儿子进了父亲的书房，和父亲一般性地谈起犹太律法，慢慢转到宽恕问题上。当讲到如果一个人3次请求宽恕，那就应该宽恕他时，儿子提到了正万分焦急的那位商人的名字。布里斯克的拉比就此回答说： “我不能宽恕他。因为他不知道我是谁。他冒犯的是一名普通人。就让这位商人走到这位普通人面前请求他宽恕吧。” 没有人能宽恕由别人犯下的罪行。因此，假定随便一个活着的人都能就600万死去的人的苦难进行宽恕是不合情理的。 根据犹太教传说，即使上帝自己也只能宽恕针对他而犯下的罪行，无权宽恕针对别人而犯下的罪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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