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我想我会和你一样那么去做。就是说，去拒绝那名濒死的党卫队员的请求。如果一个死刑执行者请求受害者宽恕，在我看来，这种事总是缺乏人性的，是对正义的嘲弄。一个人不能，也不该到处快乐地杀人，折磨人。然后，时限一到，就简单地请求别人的宽恕，接受别人的宽恕。在我看来，这样做还是在犯罪。 另外，讲一个不是犹太人问题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是民族解放阵线的一员，他会宽恕一名杀害和折磨了他朋友、妻子、孩子的海军士官吗？任何人都有权利，都可以正当地宽恕吗？ 拉特瑙被暗杀后，他母亲到刺客家中安慰刺客的母亲。我至今还记得，我读到这一节时心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撼，这种震撼永远也难以抹去。 我相信，这样地宽恕犯罪正是犯下了这种宽恕本身想减轻的罪恶。 马丁·E·马蒂 “我会做什么？” 作者最后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让人思考。“我”这个词儿蹦了出来，缠绕着我们，需要我们作出解释。这里不存在绝对命令或普遍原则。我该做什么？奥尔特加提醒我们说：“我就是我和我周围的环境”。我周围的环境与他周围的环境全然不同。所以就很难回答他的问题。 自从早期的基督教徒在罗马殉教后，已经过去了快两千年了。我们基督徒的孩子也被教育说要准备殉教。或许同样要求我们去作证人乃至去死。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居然有能力流传两千年。同样，犹太人的后裔也应该记住大屠杀。机敏的教师会告诉我们说殉教还在继续。即使在我们坐在学校这当儿，俄国、德国和其他地方的基督徒们也正在为他们的信仰而献身。我在朋谔斐尔的狄特里希上三年级时，我有一个基督徒同学，后来他死在希特勒集中营中。当时他正在写一本有关基督门徒的书。书的第一行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召唤一个人时，他是在召唤他准备去死。 毫无疑问，我是以一个小孩的想法去看待这样一个门徒的。要是环境需要我去做出这种极端的行动时，不知我是否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连牙医的椅子也害怕坐，一点儿痛苦就退缩的一个人，我能经受住折磨吗？我，一直锻炼着，也一直锻炼着自己忽略或无视日常生活中的不义与苦难的一个人，我能准备好去作见证吗？“我会怎么做？”我不知道。然而作者的问题在上述托辞下已经变了。 “我会怎么做？”变成了“我该怎么做？”然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与作者及他的环境融为一体，这是我无法做到的。就是作者的国友提出的建议也无法满足他提出的问题。假如我要直接地作出反应，我就有必要与他们尽可能相近，分享作者周围人的经历。然而，只存在一种办法，只存在一种“应该”或者“必须”。他的咨询委员们有时似乎就是这个意思。以一种方式行事就会是把犹太人给否定掉，以另外一种方式行事就是肯定了他们。我倒希望他一生都对这种建议持保留意见。说一个群体里的人只能以一种方式行事无异于把他们变得千篇一律，把他们程式化，剥夺了他们作为人的因素。 维克多·弗兰克是一名精神分析医生，他也是在集中营里活过来的人。他在营中和出了营后都一直在考虑特殊情况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囚犯，明知他们那天就要死了，却还能非常坦然，并且照样吃下面包？他回答不上来。不过他的确注意到，这证明了一个人的自由是不可剥夺的：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一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态度。作者的态度是困窘发呆，举足无措。他的选择使他一生都为这事困扰。有人说他的选择要比给他提出建议的人要拙劣，因为后者更相信自己，更相信他们对人们的影响。 说到人们和环境，还有话要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听到这个问题时与威森塔尔听到这个问题时的体验是不一样的。我觉得问题应该是：“作为一名犹太人会／该做什么？”除了我是个基督徒这个事实以外，我想象不出为什么我被问及这个问题。所以我应该听到的问题是，“一名基督徒该说什么？”这样一表述，我觉得我只能表示沉默。非犹太人尤其是基督徒不应该对他们以后两千年的后代提出对大屠杀问题的看法。因此，我们应该无话可说。 这并不是说从根本性质上讲大屠杀与历史上所有其它的集体屠杀或残害不相同。这样的话无异是玷污了其它地方的无辜受害者。在今天，亚美尼亚人，非洲土著部落以及亚洲次大陆的人在经历着犹太人所经历过的仇恨与疯狂。从统计数字上讲，他们的数量或许小些。但是要说这些人所忍受苦难的意义与效力要小些，我可真是开始无法理解大屠杀了。大屠杀不过碰巧编织了进“我们”的历史——西方社会和西方宗教的历史。这种情况驱使我们保持沉默。来自基督徒的廉价的临时看法无异会弱化上百万人的生和死的意义。 那么，就请忘记作者所处的环境，保留他的问题的本质。是否有这么一个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罪恶是这么的大，以至于我在一个明显是真心后悔了的人面前仍拒绝宽恕他？我的回答恐怕是，不管在我能想象到的哪一种环境下，宽恕都比拒绝宽恕更有价值。不过我必须问一问，是因为害怕什么，顾及到什么，才使我对这个回答心存疑虑的？又是因为什么我嗫嗫嚅嚅，闪烁其辞不敢明确表示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害怕“廉价的宽赦”，就像《宽恕？！》中的人们所担心的一样。W·H·奥丹·哈罗德模拟了一段基督徒宽恕的译文。他让各个角落的小新闻记者们评论说，他喜欢做恶，上帝喜欢做恶的人，世界就是这样完美地安排的。不，没有仇人和凶手上勾，他们不相信宽容唾手可得。作者在医院里的沉默也是对廉价宽容的警惕。 第二点担心：如果个人开始以受害者的名义宽恕凶手，那么，针对某个人的犯罪就会变得没有那么严重。马上又出来了一个问题，的确表示了悔改的德国人日后是否可以觉得自己已经被宽恕了？这里又必须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延长一个人的犯罪感是否总是有价值。作为一个白人，他们告诉我，我必须永远对白人过去在美国的所作所为——屠杀印第安人，奴役黑人——感到有罪和羞愧。在某种意义上说，我确实感到有罪和羞愧。不过，是在我自己对不住印第安人和黑人以及其他许多人种后裔的地方，我才充分感觉到了自己的罪过。我心存卑屈的心态，我自恨，我对我继续下来的优秀品质失去了自豪感，难道这一切不都该有一个限度吗？难道纳粹主义不也部分地滋生于这种消极的憎恨态度吗？难道我就不能从人类历史的某一点，某一个榜样，某一个主题中找回历史的高贵与尊严吗？ 让我犹豫的第三个原因是：如果宽赦是廉价的，并且随时都可散去，我们不久不就会忘了把故事再往下讲吗？西奥多·阿多诺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都曾提醒我们说，忘了把故事往下讲就是剥夺了既往受难者行动的意义。可是有多种讲故事的方法。威森塔尔的犹豫不决仍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因为他一直是在承受着痛苦给我们讲述这件事。 我们确实不希望廉价的宽赦，不论是随便一个人，还是一个被遗忘的受害者。那我们希望的又是什么呢？我在寻找着人世间的宽赦。当我的同事们写文章论及罪恶现象或意志现象时，我想明白宽赦该是什么样的。作为一名基督徒，我被告知上帝是一个宽厚的它者，不过我还希望需要成为一名宽厚的兄弟。不宽赦或许会和廉价的宽赦一样导致集权主义的产生。如果存在被宽赦这回事，它一定会在人们中间传开。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即使是最恶的人的生命中的潜力，不得不注意到只有我们才能问住宽赦的激流。我确实一点也不能说这是我的洞见，因为我是一名基督徒；从现象上讲，许多信仰，甚至没有明确信仰的人们也都有宽赦这样一个概念。单纯报告式地说，在有基督徒的地方，时常会发现不见有这么一个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不可以有一个转变。 如果我宽恕一个真心悔改并痛下决心的人，我就获得了自由。威森塔尔成功地处理了他的不踏实心理；这事促动了他。不过我可以全神贯注地考虑这件事，以免注意到“它者”的出现。宽恕和被宽恕是一种经历，这种经历可以使我自由地去过一种新生活。我不能说我比威森塔尔更自由，更有创造性。那是因为，我不能说他已经做过的事，只是我愿意去考虑要做的事情。 辛提亚·奥齐克 有关“宽恕”的沉思笔记 1．对耶稣的运用 这名党卫队员曾受过天主教教育。他年轻时曾是“教堂的辅祭”。难道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所受到的教育不能阻止一名小孩儿长大后成为一名党卫队员？难道像“这名党卫队员曾受过天主教教育”这样的句子不是在概念上自相矛盾，成了毫无意义的话了吗？ 然而这些话并非毫无意义；这名党卫队员确实曾接受过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应受的教育。 难道他少年时所接受的谆谆教诲，少年时养成的对主——主被描绘为具有人形但又是全能的——的崇拜后来使他更容易接受“元首”？ 2．同情的源泉 同情不是“感觉”，不是直觉或反射。同情是教育出来的。然而，同情的根源是什么？是什么教会了同情？第二条戒律——你要反对敬异教的偶像。 每一个偶像都是摩洛神（M。l。Ch）的一个影子，需要人们以鲜肉来喂食它。越是献身于偶像，越是需要无情地把笃信者的肉扔给他。戒律反对偶像崇拜，首先就是要反对牺牲，是出于同情才这么做的。 忘记了第二条戒律时，摩洛神就跳出来。第二条戒律缺席时，就开始追捕受害者。 第二条戒律要比第六条戒律更清楚，后者是告诉我们不要杀生；第二条戒律告诉我们尤其要反对因信仰而杀生。 在法国，教会说过“希特勒是摩洛神”吗？ 摩洛神的胃口是填不满的。开始只拿犹太人喂它，到后来它甚至要吃教堂里的辅祭。 没有无辜的偶像。每一个偶像都压制人类的同情心。它被造出来就是为了这个。 3．报仇与宽恕 道德上执迷的人类更倾向于报仇还是更倾向于宽恕？ 什么是报仇，什么是宽恕？ 我们通常都会这么去想：报仇残暴，宽恕高尚。 可是反面可能同样真实，拉比说：“悲怜残暴的人会以对无辜者的冷漠而告终。”宽恕可能也是残暴的。 你会反对说：“只有在只宽恕而对发生的事情不管不问时才可能是这样。然而宽恕不是不管不问或为之开脱。它允许赎罪，允许洗清过去，允许重新开始；它鼓励重新开始。宽恕允许新生。” 只有在有下一次时才能宽恕。“我宽恕你，”我们对一个把泥土弄到地毯上的小孩儿说，“不过下一次不要再这样了。”下一次，她会把沾满泥的靴于放在门外；宽恕不断增强能力，宽恕会教育她。宽恕是一名有效率的教师。同时，污点也会被洗去。 然而杀人却是无法变更的。杀人是无法逆转的。杀了人就不再有“下一次”。即使宽恕能阻止他再杀一群人（在纳粹德国没有这样的例证），难道上一群被杀的人还能活过来吗？ 有些污点是宽恕所不能洗刷的。宽恕允许赎罪，但它只有被用于有可能赎罪的地方。 你会反对说：“如果宽恕不能洗刷谋杀的罪过，报仇也不能洗刷。如果宽恕不能补赎罪过，报仇就更不能补赎，因为报仇是以恶报恶，因此使世上多了份罪恶。” 然而这是误解。报仇不是以恶报恶；报仇不能是报复，不能回敬，甚至也不能要求补偿。如果可以的话，对一个大屠杀凶杀犯报仇就会意味着是杀死他的全家或他整个民族的一大部分；而他的受害者同样不能复活。 我们所说的“报仇”是以公共的正义对待罪恶的一种行为——不是重复罪恶，不是效仿罪恶，不是再犯下新一轮的罪恶，而是确保不要再对过去的罪恶置之不理；不要再显得好像是在宽恕它似的。 “公共的正义？”没错。当罪恶发生时，扭头不管，不去注意它，这是合谋犯罪。同样，三四十年过去后，当罪恶已成为历史时，弃之不顾，或忘掉了它，这还是合谋犯罪。容许自己这一代人或下一代人集体遗忘掉罪恶，这同样是宽谅了罪恶。 你会反对说：“你瞧，把报仇称作公共正义是因为它不宽谅罪恶。可是宽恕一样不宽谅罪恶。宽恕并不像它平时所表现的那样；事实上并不是那样。你已经证明有些罪恶是宽恕所洗刷不掉的。而现在你又说报仇和宽恕一样，既不能宽谅也不能洗刷罪恶。那么，报仇和宽恕又有什么区别呢？ 可以这么理解：宽恕是无情的。它忘记了受害者。它否定了受害者生活的权利。它模糊了苦难与死亡的界限。它淹没了过去。它以对受害者的无情为代价培育了对凶手的同情。 有一种东西总被人们叫做“报仇”——这里说的就是正义，是它照亮了世界直至其罪恶的本性（说到“罪恶的本性”，我不是指某种哲学上的或形而上学的东西，而是指做恶者的行为；准确地说做了什么事；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由谁；针对谁——这被称作“报仇”的东西为同情的炉火所点燃。这被称作“报仇”的东西——化妆了的正义——生起一炉又一炉的同情之火。 一度我忘了我是在什么地方。随后，我听到了一阵嗡嗡之声。一只绿头苍蝇……在这名濒死的（党卫队）士兵头顶上盘旋，他看不到苍蝇，也看不到我挥手赶走了苍蝇。 “谢谢你，”尽管他看不到他还是觉察到了。第一次，我意识到，我，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下等人，已经在无意中让一个同样毫无抵抗能力的高等人轻松了很多。 后来叫做西蒙·威森塔尔的那位年轻人，后来满世界“寻找纳粹”的那位年轻人，“在无意中”替那名濒死的纳粹赶走了苍蝇。伸出的是一双同情之手。那一刻这名党卫队员被看作是一只苍蝇的受害者。 报仇，只有报仇，才知道同情受害者。 你会反对说：“雄辩家！如果他宽恕了那名党卫队员，他就不会赶走苍蝇了？” 他会根本注意不到苍蝇。宽恕凶手的人连淌出的鲜血都视若无睹——他又怎么可能看到这么小的东西呢？ 正是宽恕是无情的。宽恕表面上显得非常温和，但是对被杀害的人却非常无情。 4．道格敏感，道德责任 想一想这位濒死的党卫队员。他不是和其他人不一样吗？他至少表现得有良心，决心悔悟，认识到一生的不健康。他不自大；他不替自己辩解；他厌恶他目睹的一切事，他反感他做过的一切。他道德上正在发生转向。难道在他临死前不该——用基督徒的话来说——听他忏悔然后再赦免他罪过吗？他悔改了，许多和他一样的人并没有——对待悔改的人应该和对待没悔改的人一样吗？对待一个再生的神，一个恢复了心灵纯洁的神，应该和对待一个不悔改的，不肯悔改的野兽一样吗？ 再想一想那些野兽。他为他的兽性而感到高兴。他永远不会悔悟；在记忆中，即使他犯下的屠杀罪行过去了30年，他也会为这些行为而狂喜。他的心灵，对其它的事情都已感觉迟钝。而对他昔日的小胜利，对他昔日对弱者粗暴的强权统治却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他那时是了不起的；他那时从来没后悔过，现在他也从来没想到要洗去昔日的感觉与记忆。 而这位濒死的党卫队员却感到痛悔。事实上，他是有道德、情感的。他确知他的悔悟，他知道没办法补赎了，但是他知道应该补赎罪过，他理解悔悟的力量。他对他的道德本性看得很清楚。他是个有良心的人。 是不是该对有良心的人另眼相看？对他们的谴责是不是不该那么严厉？我们谴责野蛮；他是个野蛮人；我们像谴责所有野蛮人一样谴责他。可是我们怎么胆敢去谴责一个有良心的人呢？那样的话，岂不是把他和野蛮人不加区别了吗？ 我们谴责有良心的聪明人，因为这里存在着差别；因为，尽管这些人内心不凶残，但他却允许自己变得凶残，因为他不抵制凶残。不是他缺乏良心，而是他扼杀了它。不是他缺乏感情，而是他要把自己的感情窒息了。不是他缺乏人性；而是他把人性泯灭了。 野兽们掌管喂养摩洛神。因为对他来说摩洛神不是一个坏神，而是可爱的真主，是给他带来晋升的主人。为了晋升，他大量地喂它婴儿。他没有良心，没有接受道德教育，没有道德洞见，他不能阻止自己这么做。或许他永远也不是他教堂的一个辅祭。他是不是甚至连什么是邪恶也不知道？ 有良心的聪明人同样也喂它婴儿。他这么做得不到提升没什么关系。良心，教育，洞见——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他只是不停地喂。他知道什么是邪恶。现在他不停地喂了这么久，他已知道摩洛是什么样的了，他已很接近摩洛神。他是个有道德情感的人。他喂婴儿是为了填饱偶像的钢肚。 有道德情感的党卫队员不断地喂，不断地喂，不断地喂。 一个曾在教堂做辅祭的有美德的孩子出现在他面前；他把这孩子吃掉。作为悔悟模范的有美德的将来出现在他面前；他把它吃掉。他不停地吃，不停地吃。同时仍拥有精巧细密的道德情感——这种情感非常精巧细密，能确知神圣的宽恕权力，能知道请求宽恕。 我记得汉娜·阿伦特有一句话：“不可逆转的历史的唯一解毒剂就是宽恕的能力。”最终还是无意义的词句。她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道德哲学家，然而即使她也不能造出一个历史上的拉撒路（约翰福音11，路加福音19—25）来。 格雷厄姆·格林解释天主堂的地狱观念时说——不再是中世纪无尽大火的遗址；从此后与上帝永远分离。 就让这党卫队员没被赦免就死去吧。 让他到地狱去吧。 不久，是那苍蝇而不是他去见上帝。 约翰·T·鲍里库斯基 要对西蒙·威森塔尔在《宽恕？！》一书中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充足的回应是人的能力所不能及的。不过，如果我们理解了宽恕与“和解”间存在着非常有意义的区别，我们至少可以取得一些进展。遗憾的是，在公众的印象中，或许也在威森塔尔的观念里，两个概念经常混在一些威森塔尔拒绝说出那名濒死的党卫队员想听到的宽恕话语时，人们感觉到他心里其实已经想这么做。他与同在集中营里的牧师交流看法，他与国友阿瑟，亚当和约塞克谈话，他不愿意破坏那位纳粹母亲心目中的“好儿子”的形象。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一个印象；他在公开场合的沉默似乎并不全代表他内心的感情。 从他内心来说，他愿意以某种方式去宽恕。这无疑能从他以前在谈话中对这样问题的评价中找到根源：“我们真的是同一块儿材料制成的吗？”威森塔尔就追问到这一步。人们自然会随之产生一个印象，他认识到无论“受害者”还是“行凶者”，他们都有基本共同的人的特性——即使这并不影响我们仍要公开对行凶犯罪的人进行谴责。他愿意承认，在那名濒死的党卫队员“谈到犹太人时口气非常温和”。这一点也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印象。 宽恕的公共形式就是和解。这自然需要一个很长的，很复杂的过程。尤其是在要威森塔尔以一个受害者群体的名义通过语言和手势与一名纳粹士兵公开和解时，更需要一个过程。和解包括几个步骤：悔悟、忏悔，承担责任，治愈，最后和好。很显然，在威森塔尔遇到这名濒死的纳粹士兵这么一个有限的时间内，这么一个受限制的环境下、和好是不可能的，不可能这么快就完成这几个步骤。和解需要能够有行动而不只是语言来证明真是改变了。据我观察，这名士兵不只是要寻求有限意义上的宽恕，而且希望能够和解。不仅是和威森塔尔个人和解，而且还希望通过他与整个犹太人和解。 据我看，威森塔尔拒绝这种和解是对的。因为这种和解只会给这个人带来神学家保罗·蒂利希所说的“廉价宽赦”。威森塔尔是不是应该对这位濒死的人说一些话或作一些事，以表达在很有限意义上威森塔尔个人已经宽恕了他，这个问题当然已经在讨论中。不过，事实上这名士兵首先把威森塔尔看作一个“群体的象征”，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个人，这一点使问题变得相当复杂。不过，如果威森塔尔对宽恕与和解的区别了解得更清楚些，或许威森塔尔能找到一个办法，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宽恕这位士兵，另一方面也要让他明白，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可能与全体犹太受害者实现有效的和解。如果威森塔尔这么做了，或许有助于减轻故事结尾所讲的因遇到这名士兵而带来的沉重心情。他本可以对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约定作出更积极的反应——不管这名士兵犯下的严重的罪行（对于这一点他似乎清醒地意识到了），而同时拒绝与这名士兵任何不成熟的和解。 《宽恕？！》中除了有关宽恕／和解的道德窘境问题贯穿始终外，还有两个问题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值得去认真思考。第一个是阿瑟对那位匿名的妇女说“上帝离我们而去了”的反应，他问是不是说神代表受害者而介入是不可思议的。在阿瑟看来，这是一个有些自由气息的观念。威森塔尔评论说，自从他和他朋友们进到这厩房以来，他们第一次笑了，而他没笑。他对这位妇女的“神学”观察的反应相当沮丧：“他要是回来了，就请告诉我。” 事后来看，人们可以说，阿瑟和西蒙都只是部分正确。的确，大屠杀并不标志着所有与上帝的对话和对上帝的信仰的终结。非常容易去谴责上帝没能有效地履行神的责任，没能阻止住纳粹的扩张。然而，另一方面，威森塔尔的简短解释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提示，就大屠杀而论，神正论的随便回答的作用，并不比就和解而论“廉价的宽恕”的作用稍大。寻求对神的存在做出有意义的理解，这是一个远较阿瑟尔或西蒙的理解要更痛苦的一个过程。诚如埃里·维厄瑟尔在他的一些作品中深切地指出的那样，许多大屠杀的受害者，尽管他们遭受了那么多的痛苦，最终他们不可能简单地让上帝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不过，正如欧文·格林伯格和其他人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要更深一层评价上帝在大屠杀时的角色，不能只像那位妇女所说的那样，说上帝彻底离开缺席了。还应该理解上帝不断的缺席／出现的关系。也包括重新定义人和神在世界中的角色。不能再以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经经典版本来看上帝和上帝介入的可能性问题。 读了《宽恕？！》后，人们会觉得，威森塔尔在与他的朋友们讨论那位妇女说“上帝离开了我们时”所作的隐秘回答，事实上比初看起来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其影响了他后来遇到那位濒死的纳粹的一切活动。或许正是由于威森塔尔无力把握神存在的问题——或许从外在看，神抽身而去；而从内心看，神比他所认识到的更要萦绕于心——部分地使得他指不准该如何接近纳粹士兵。如果他个人没认清上帝在大屠杀中的角色问题，就不大可能有内在的力量支持他去以真正仁慈的方式接近濒死的党卫队员，不是伪装以犹太人的名义虚伪地宽恕他。 最后我要涉及到《宽恕？！》中一个痛苦的话题——波兰人与犹太人的关系。这个话题虽然痛苦，但是必须被提及。在《宽恕？！》中，威森塔尔也深知，不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可能中，波兰民族都是纳粹计划的一部分或一整块儿的受害者。比如说，他也承认“在自命为上等人的法国人和被视作低等人的犹太人之间，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一想到有朝一日没了犹太人后他们的下场，他们也会不寒而栗的。”不过，他对波兰一犹太关系的描述很容易给人以这样一个老套子的印象，即波兰和波兰人是反犹主义的温床。他评论说“一位智者曾说犹太人是大地上的盐”，随后他又加了一句“但是波兰人认为他们大地上的盐太多了，会毁了他们的土地。因此，和其他国家的犹太人相比，我们对纳粹的出现可能有更充分的心理准备。因此也可能更有抵御能力。” 毫无疑问，在两次大战的间隙，由于传统上对犹太人的偏见，由于现代的民族国家理论，波兰社会普遍地盛行反犹。当然，这种反犹太主义的观念应该弃绝（最近几年波兰主教已经这么做了）。然而，还有另外的情况是《宽恕？！》所了解不到的。这就是锡高特运动，这是在大屠杀中形成的旨在拯救犹太人的唯一的组织。有一些很正直的个人，基督徒或社会主义者，其数目在波兰远比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要多。在波兰社会还有很多犹太人长期地合情合理地积极地生存下来。最后，二战期间波兰成了欧洲最大的犹太团体的家园。这个犹太团体的成员异常复杂，从极端的正教徒到社会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到犹太爱国主义者，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不管怎么说这些“事实”并无助于彻底消除波兰反犹主义的恐怖气氛，威森塔尔在《宽恕？！》一书中讲述到的经历正是这种气氛的反映。不过，要准确地概观波兰一犹太人的全貌，上述这一个事实不能不写。 丹尼斯·普拉格 我是一个信教的犹太人，我一直很敬慕基督徒，也很欣赏基督教。我意识到基督教是非犹太人与上帝交通的神圣道路（对于一个在正统的犹太教神学院中培养出来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小小的神学变体），而对非基督教化的美国的前途深感担忧。不过，通过几十年来经常性地与基督徒和基督教朋友交谈，我已经认识到，除了基督的神性问题，犹太教与基督教，或者说基督徒与犹太教徒间的最大——甚至也是最重要——的不同就在于他们对宽恕的理解，最终对罪恶的反应不同。 《宽恕？！》第一次出版时，我最感兴趣的是所有犹太人都认为西蒙·威森塔尔没有宽恕悔过的纳粹凶手是对的，而基督徒则认为这样做不对。我认识到，这不光是因为大屠杀对犹太人来说是一场大灾难，还因为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对罪恶的反应不同。这也牵涉到他们对宽恕的理解不同。基督教徒是先对宽恕的理解不同而导致对罪恶的理解不同，还是先对罪恶的理解不同而导致对宽恕的理解不同，我不知道孰先孰后。 首先，讲一讲宽恕。在第一版中，和威森塔尔一同受过折磨，同是犹太人的有关口应者对宽恕的看法是，一个人如果伤害了另一个人，他必须请求他的受害者宽恕，而且也只有其受害者才有可能宽恕他。除非一个人已经被其受害者宽恕了，否则，上帝不会宽恕伤害了他人的人。 因此，人们不能宽恕杀人凶犯，因为可以宽恕的人已经永远地走了。在一些令人敬畏的忏悔条件下（我相信，这也包括杀人犯献出自己的生命），上帝可能会宽恕一名杀人犯，不过至于说到人，杀人犯是不可被宽恕的。即使父母也不能宽恕杀害他们孩子的凶手（父母宽恕杀害他们孩子的凶手必然是把孩子视作财产而不是视作一个有自主性的人）。 犹太教相信只有受害者才能宽恕，因而杀人犯不可被宽恕，这种看法必然会强化这样一个信条，即认为杀人是一个人可做出的最糟糕的事情（尽管都是杀人犯其罪行也不同——比如说，以折磨人的方式杀人比其它形式的杀人罪过要严重得多）。杀人破坏了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基础。难怪在洪水过后上帝给人建立下第三条戒律是：“让别人流血的人他的血必为别人所流。”不允许杀人（按照摩西律法，允许凶手活着就是允许杀人）是文明社会的道德基础。 相反，容忍杀人是蜕变的世界的特征。不过，就在我评论有关20世纪前几十年的事情时，我的同事，尤其是我们国家的那些精英们已经开始容忍杀人了。美国社会，杀人犯只需在监狱中待上11年。这样一个事实，不可能再解释成别的了。我们不仅宽恕大部分杀人犯——杀人犯离开监狱时，据说是已经“还清了欠社会的债”——甚至杀人犯毫无悔改之心，我们也已经宽恕了他们。西方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把杀人视作不幸的“反社会”行为，并寻求让杀人犯重返社会而不是惩罚他们。（更不用说处死他们了）。 是不是因为整个社会深受基督教宽恕人想法的影响？或者是因为这个社会的世俗精英拒绝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绝对道德观念？或许二者兼而有之。 《波尼·加兰之被杀》一书和《宽恕？！》一书一样阴郁。在书中，精神分析医生威拉德·盖林描述了一名天主教牧师庇护一名杀人犯——一名西班牙天主教会学校的学生，他把他女朋友棒打致死——做了许多事，来使杀人犯免遭起诉。我完全能想象出一群世俗犹太心理治疗医生或社会工作者如何忙忙碌碌地来为这种行为作出解释，我想不出有哪一个拉比，就是最开放的拉比会那样做。 的确，我是以现实生活来检验我的观点的。 顺便讲一下。十多年前我主持一个每周一次的电台节目，应邀嘉宾有一名新教神父，一名天主教牧师和一名拉比，每周一个人。当时发生了一件很恶劣的事，一群年轻人毒打并强奸了一名在纽约中央公园跑步的妇女。这群年轻人被捕后，一名罗马天主教会的主教到监狱里探视他们，只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上帝爱着你们。” 当时我非常愤怒，我公开声明，应该有人写一篇“如何区分个人访问与主教访问”的文章。我想到了纽约许多优秀的天主教徒把他们的生命都奉献于消灭贫穷与疾病的事业上，他们为了与他们教堂主教见上一面愿意把一切都奉献出来。而有幸能得到这样一次见面机会的人却是差一点成为杀人犯（那名妇女被扔在那里，她失血过多，要不是现代医药的奇迹的话，她肯定早已死去）的行凶犯和强奸犯。 在我主持节目时，我搞不清我对这位主教（一个好人，恕我隐去他的姓名）愤怒是一种个人的反应还是作为犹太教徒的反应。我假定是后者，因为事实上，所有的被问到的基督徒都赞成这位主教的做法，而所有被问到的犹太教徒都赞成我的看法。不过我还想在圣职人员那里证实一下我的看法。整整四周，我问那些圣职人员，如果他们与这些拷打那位妇女的年轻人会见，他们会怎么说。所有的新教和天主教神职人员，不管是自由的还是保守的，其回答都与那位主教的话大同小异。所有的拉比，不管是改革派的，保守派的还是正统派的，都说他们不会去见这些年轻人。如果不得已要见，他们会告诉这些年轻人他们厌恶他们，他们必须接受严厉的惩罚，并要在以后的生活中想法补救他们的罪恶；这些拉比当然不会对他们说上帝爱着他们。 基督教徒关于宽恕的观点，以及在这桩强奸案中显示出来的基督教徒关于上帝之爱的观点——在我一生的学习犹太教的过程中，我还没听说过一名犹太人说上帝会爱一名作恶之人——，使我得出一个结论，基督教和犹太教，或者说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对罪恶及如何处置罪恶看法不同。还有必要再补充一个例子。 在苏维埃集权体制下，苏维埃犹太人和苏维埃基督徒都受到了压迫。的确，直到冷战结束，苏维埃基督徒比苏维埃犹太人所受到的压迫要重。感谢世界范围犹太人的努力，到80年代为止，没有一个苏维埃犹太人因为信仰犹太教受到监禁，而却有很多的苏维埃基督教徒因为信仰（或传播）基督教而受到监禁。为什么世界上十数亿的基督徒没有人大声抗议而1300万犹太人却能使苏维埃犹太人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词？ 我想有4个原因：基督教关于宽恕的教义使人们对压迫他们的人不再那么愤怒；一个人应该为他的敌人祈祷的说法被理解为“为他们祈祷，不要与他们战斗”；相信上帝爱着每一个人，不管这人是多么邪恶，使得基督徒不愿意仇恨罪恶的人，因此也不可能与他们战斗（我假定爱杀人犯的人不像恨杀人犯的人那样希望他们死掉）；基督徒强调在来世拯救灵魂使得他们不强调在此世拯救肉身。 因此，当1982年世界著名的新教徒比利·格雷厄姆神父到苏联后，他不是站在受折磨的同一宗教信仰者一边，而是站在苏联当局一边，反复地告诫教会“上帝给你们权柄让你们成为一个更好的工人，更忠实的公民，因为罗马书13章中告诫我们要遵从当权者。”如果一个拉比敢在某个苏联教堂发表这样一个声明——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早就被革出了犹太教门。 这不是在诽谤基督徒；的确我认为基督徒为历史上最大的社会试验，为美国的建立做出了较大贡献。我也不是在为犹太人唱赞歌；他们热心于与邪恶作斗争常常导致他们拥护像马克思主义及其无数虚无主义的支派。我这只是想解释清楚为什么犹太人认为宽恕一名活活烧死一家人的凶手是明显的道德错误，而基督徒则同样明显地认为应该宽恕。 第斯·普兰 西蒙·威森塔尔的困境把我们带到了宽恕这个中心问题上来了。我们人能宽恕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灾难的人吗？ 作为柬埔寨屠杀行为的目击者和幸存者，我永远也不会宽恕或忘记红色高棉高层领导人对我，对我家庭和朋友所造成的伤害。我不可能宽恕或忘记。我谴责这些领导人，谴责这些幕后策划者，是他们下命令杀死成千上万的人，包括杀死残疾人，小孩儿和宗教信仰者，信过教的人以及任何他们认为对他们的想法会构成威胁的人。我父亲死于饥饿，我3个兄弟和姊妹被枪杀，还有我的侄儿，侄女和堂兄弟。我身边工作的朋友都被带走杀掉。我们在劳改营里是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没有人同情我们。我们和老虎关在一个笼中，没有逃走的可能。我们只能祈求上帝了。 除开红色高棉领导人，我还是可以宽恕红色高棉士兵的。他们确实也杀人，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如果我处在威森塔尔的位置，我会宽恕这士兵。为什么？因为我总觉得士兵们是被卷进去的。他们大都来自丛林地带，没受过教育，生活非常贫穷。他们是被人教育去杀人的。他们被洗了脑。更重要的是，他们是被追杀人，如果他们不执行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命令，不仅他们要被杀掉，连他们整个家庭也都要被杀掉，他们害怕死亡。 我不是说士兵做得对，我也不是为他们找借口，不过起码我理解为什么他们那么做。我想宽恕的关键是理解。我永远也不理解为什么红色高棉高层领导人要那么做。他们那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人性到哪里去了？他们可以停止杀人，给人民更多的饭吃，停止每天14到16个小时，每周7天的强制劳动。 我永远也不能宽恕或忘记红色高棉领导人对我一家的伤害。要不是他们，我的兄妹们会被残暴地杀害吗？不会n在内战和红色高棉胜利前，柬埔寨国内多年来都很和平。要不是红色高棉领导人，我父亲会因饥饿而被饿死吗？不会。柬埔寨本来有很多的食物可以吃。红色高棉领导人把人民手中的食物全都没收了。 我们有必要学会把真正的罪犯与人质区别开，把罪魁祸首与被洗脑的人区别开。我们不能把每个人都看成一样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与听从命令的个人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不错，两者都是不道德的。然而，有些人是有意屠毒生灵，有些人不仅愚笨又被洗了脑，而且非常怕死，以致才被迫去做坏事，这两种人之间是有差别的。 我不能从道德上评价西蒙·威森塔尔在那名士兵请求他宽恕后他一言不发地走掉这件事。不过我感到这事很让他挂心，因为他一直在问别人，假如别人处在他的位置该怎么做。我觉得宽恕是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我知道有人不理解我的这些想法。不过最后我们都得向上帝交待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得不生活在一起。 泰伦斯·普里提 快要死去的人期望得到特别关照。通常，他们非常害怕，非常不快。临死时请求宽恕罪过也是很正常的反应。西蒙·威森塔尔在《宽恕？！》一书中讲到的那名濒死的党卫队员与通常情况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请求得到他曾参与迫害过的人们的宽恕。很显然，正是因此使得问题异常复杂起来。 首先，存在着一个那名党卫队员的良心问题。如果他只是想“忏悔”，他可以找一个本宗教的牧师去忏悔。他可以请求上帝宽恕，有可能，他会得到标准的回答，说只要悔悟是真实的，上帝的同情就会是无限的。任何一个在战地战斗过的人都知道，在面临危险时，悔悟似乎都是非常真实的。一个从不祈祷的人，如果他身陷火海，也会祈祷并发誓，假如上帝把他救出火海，免他一死，将来他会“好好做人”。确定无疑的死讯只能强化对怜悯与慈悲的恳求。这正是威森塔尔讲到的那名党卫队员的情况。 对于他所恳求的犹太人，问题就不一样了。这名犹太人每天都面临着死亡，每天却都还在活着。他就知道应该勇敢地面对死亡并坚守信仰到最后一刻。假如我是一名犹太人，我就会把这名党卫队员的请求看作是对我的公然侮辱。我会把这种请求看作是试图找一条简便易行的“出路”，看作是装腔作势，嘲笑感情的姿态。 一名受害的犹太人只能宽恕伤害了他个人的人；他不可能宽恕种族灭绝的屠杀。一个参与活活烧死妇女儿童的人，仅仅是因为自己碰巧要死了才请求宽恕，我怎么想也认为这是对宽恕的一种嘲弄。在病榻前宽恕这一名党卫队员就意味着，并隐含着宽恕每一位参与杀人的党卫队员。 这名党卫队员本该请求上帝，而不是请求人来宽恕他。他远不只是犯下了伤害几个悲惨的人的罪恶，他已经犯下了违犯人性原则的罪恶。这是他和他的创造者之间的事，而不是他和一个他从劳动队伍里随便挑出来的一个听他“忏悔”的犹太人之间的事。 这名犹太人应该把这些都告诉他吗？期望一个自身被悲惨的处境困扰，受到非人地对待的集中营囚徒去担当一名听取忏悔的神父的角色，这也未免所望过奢了。他也不可能担当一名听取忏悔的神父。不管怎么说，他还是非常克制地听完了这名党卫队员可怕的故事，没表示他对这种野蛮暴行的恐惧或仇恨。他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出去，他已经做得足够理智，足够有条理，足够妥当。 约述亚·鲁宾斯坦 人类历史上最具暴力的世纪快要结束了，这个时候来考虑一名纳粹军官和一名犹太人之间发生的事似乎毫无意义。这名受伤的纳粹决定向一名犹太人承认他杀害过犹太人，想在坦白这件事后能安静地死去。而在今天，他给西蒙讲的故事已经被发生在柬埔寨，卢旺达，印度尼西亚，波斯尼亚的类似屠杀事件所超过。对一些施行恐惧和严刑的罪犯已经作出了正式审判，甚至真理委员会也已经编纂出了前政府的恶行劣迹纪实材料，但是从心底出自个人意愿忏悔的人非常之少。事实上，这样的忏悔少得可怜，最近有一个戏剧性的例子——一名阿根廷海军军官说他几年前介入了一件事情，他们把政治犯从飞机上扔进大海——提醒我们，在拉美有成千上万像他这样的杀人事件已经随着凶手的消失而不为人知了，今天，这些罪犯理所当然地躺在床上，与那些纳粹罪犯在家中舒适地终老而死毫无二致。 西蒙与一名受伤的纳粹相遇这件事让我们想到了战时与海因里希·希姆莱有关的一件事。希姆莱是前党卫队领袖，是德国政策的总制定者。1943年在波茨南的一次对纳粹军官的讲话中，希姆莱承认又要进行大屠杀又要做一个正常的人是很不容易的。 你们大部分人会知道，当100具尸体一个一个地躺在那里，当500具尸体躺在那里，或者1000具尸体躺在那里时，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不过你们还是要继续这么做下去。而同时——除了要归因于人的弱点外——你们还应该保持体面，当然，这让我们感到非常为难。 希姆莱的断言反映出集权体制也被人类情感的廉价感伤所迷惑。希特勒是一个素食主义者。纳粹不是无情的野兽。他们对他们的母亲很好，对他们的孩子很宽宏大量，也很爱他们的妻子。历史的需要要求他们去杀害成千上万的人。诀窍就是要继续做一个正常的、体面的人，就像希姆莱自豪地对他们的下属所解释的那样。 当我考虑西蒙的窘境时，总忍不住要想到希姆莱的演讲。我发觉我对那名受伤的纳粹的宽恕请求反应冷淡。似乎更多是由于快要死了，并且他伤得很重，而不是由于他对自己罪行的憎恨才驱使他这么做。根据故事所说，这名纳粹似乎是说他完全被大屠杀吓坏了，即使在他参与杀人时也是这样。他好像对自己的不安情绪感到非常吃惊，并运用这种情绪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他在加入青年希特勒和党卫队的这么多年——煽起仇恨和暴力的丰裕节日——他一直没作好充分的准备来接受这对雅利安人所进行的活生生的，残酷的测试。至少希姆莱还很聪明地承认毕竟杀掉一千个人时是非常困难的。他还没被这名年轻的纳粹在燃烧的房子前的手足无措所困扰。他们会向希姆莱证实说这名年轻的党卫队员还是一个“体面的人”，但他没让自己“人性的弱点”阻挡自己进行屠杀。他成功地克服了弱点。手足无措证明他是一名“文明的德国人”，参加大屠杀证明他还是个好纳粹。 今天我们知道，那名德国士兵如果拒绝屠杀无辜，他不会受到惩罚。那名年轻的纳粹不必遵守命令烧死和杀死手无寸铁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他曾抛弃的信仰本可以在他杀人前而不是在他临死时才恢复。他本可以往地面上放枪。他本该恶心作呕——像许多盟军士兵和记者第一次遇到腐化的尸体时那样。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坐在安宁的家中去提示说这名纳粹本来如何可以避免手沾鲜血是没用的。尤其是在他参加希特勒青年会10年后，还有党卫队包括在东部前线进行了两年的残酷战斗后，却提示说他并不知道他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恐怕是最荒谬的。 这名特别的纳粹生长在一个天主教宗教家庭，有两个非常普通但又非常爱他的父母。他不是个无责任感的年轻人，不是天生的虐待狂，也不是一个残暴的、无感情的人。那时德国社会正鼓励偏离传统道德。即使如此，个人也还必须自己做出选择。这名年轻纳粹的选择背离了他的真实承诺。没人强迫他加入希特勒青年会。事实上，他是背离他父母的意愿这么做的。没人强迫他加入党卫队。其他与他有相似背景处在相似社会压力下的年轻人加入了白玫瑰社（一个秘密的反纳粹组织），或者拒绝参军。他们都被判处了死刑。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赖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弟弟海因茨，他曾是一名狂热的纳粹。然而一旦他了解了“最后解决”（这是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帮助制定的）的含义时，他假造了一百多份通行证帮助德国犹太人逃出德国。直到1944年，他因担心盖世太保发现他的工作开枪自杀才终止。后来，我们知道有一位名叫库尔特·格斯泰因的党卫队军官运用他打通的通道提醒外界世界，希特勒计划对犹太人进行毁灭性屠杀。这些德国人对以他们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感到异常后悔，并且冒着受迫害的危险补赎他们的罪过。 单是忏悔和后悔并不能保证宽恕。即使这名纳粹就要死了，既没有力量也没机会做一些正直的事，像其他后悔的纳粹设法去做的那样。他临死前希望从一名充满恐惧、非常脆弱的犹太囚犯那里得到宽恕，这种乍看起来是忏悔的行为事实上倒更像是冷漠的利己主义的行为。 人性要求正义和怜悯。西蒙帮这名受了伤的人喝水，又帮忙赶走恼人的苍蝇，这些自发的行为表明正义和怜悯完全可以从已经把它们熄灭了的集中营里再生出来。那名纳粹杀了那么多人，西蒙对他足够怜悯。对西蒙来说，如果再宽恕他，那无异是背叛了自己家庭所受的苦难，背叛了他周围的各种苦难。不过，这可能是第一次，也可能是他最后一次遇到一名全然无助的纳粹，并且压抑得他透不过气儿来。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