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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日军越长城南下，猛攻崞县，进逼忻口。忻口是太原平原的北大门。相传因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在平城镇匈奴围困40日，脱险后回师驻跸该地。将士忻然而得名。如今、这里却硝烟弥漫，成了华北战场最吃紧的地方。 面对日军的凶猛势头，蒋介石严令阎锡山组织抗击，并令卫立煌率第十四集团军的四个半师星夜兼程向太原方向集结迎敌。 阎锡山以50个团守忻口中央阵地；以10个团为右翼，归朱德、彭德怀指挥，实行侧击。由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任忻口前敌总指挥。 蒋介石致电卫立煌：“忻口会战关系至大，望督励所部一举歼敌为盼。” 10月6日黎明时分，在搏动着中国共产党心脏的延安风凰山下，毛泽东坐在窗前，尚未就寝。忻口战役即将开始，他经过一夜熟虑，提笔同意前方总部积极出击，配合阎锡山、卫支煌正面阵地作战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以一一五师主力北越长城，从东线袭击敌人后方交通线，与—二０师主力在西线之行动配合，阻止日军向山西正面之攻击。他估计：如此，则一一五师“因转移与作战频繁，要准备付出相当代价，即准备减员二千至二千五百”。毛泽东认为，这在支持山西作战，支持华北作战较长久之战略目的，有很大意义。 周恩来携带电台，随阎锡山行动，协调八路军作战。 战斗展开后，国民党军仍习惯于正面作战方法。周思来一再建议：正面硬堵不如以少数钳制敌军，主力向东北出击加强侧面部署，以阻敌突人，避免败溃。阎锡山等表示同意，但以后的实际战斗并未完全按照这个建议展开。 当日军在忻口正面遭到守军抗击之际，八路军一一五师把从代县经平型关、灵丘至张家口的敌后东路交通要道完全破坏，收复灵丘、广灵等数座县城，并以一部深入河北，收复冀西数县，直通保定。一二０师卡断了日军从代县到大同的西路交通，两度攻占雁门关，收复雁北数县，使忻口之敌陷于孤立无援、前后被包围的困境。 在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组成了三个兵团，在卫立煌、何柱国、李默寇、王靖国、刘茂恩等高级将领的指挥下，先攻后守，抗敌极为壮烈。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麒、旅长郑廷珍身先士卒，亲临战斗前沿，突遇日军猛烈扫射，壮烈殉国。官兵见状，更加奋勇，作殊死血战。 郝梦龄灵柩运回武汉，各界4000余人到车站迎接，全市下半旗志哀。蒋介石为郝、刘亲致祭文。郝临战前留下的《双十节与妻书》发表在武汉各报上，“抱定牺牲决心。不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等语，传诵一时。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郝梦龄为陆军上将，刘家麒、郑廷珍为陆军中将。 一天，卫立煌对周恩来、彭德怀焦虑地谈到，敌机每日清晨即来我方阵地侦察，继即以数十架飞机轮番轰炸，对阵地威胁极大，一天几乎要损失一个团的兵力。 翌晨，天色微明，彭德怀就到院子里，仔细谤听在重峦叠嶂中隐隐回响的敌机声。原来，大家以为敌视是从北平飞来。彭德怀这员虎将向有“张飞”之称，有时却心细如丝。他根据飞机的航速、续航能力和轮番到达忻口的时间判断，忻口附近必有日军的，临时机场，即下令侦察。10月11日，朱德、彭德怀电告蒋介石、阎锡山等：“代县已有敌机着陆场，因我袭击敌人后方交通，故连日敌视运输粮弹中。”同时，彭德怀命令刚开入晋北的一二九师陈锡联团进入代县，实地侦察。19日，该团的赵崇德第三营夜袭阳明堡机场，一举烧毁敌机24架，取得平型关之捷以来又一次振奋人心的胜利。忻口上空一度日军息影，消息传至友军营连，官兵高呼：“中华民族万岁！” 从会战打响，前后一个月全是血战。日军用尽浑身解数，仍不得前进一步。 日军见忻口坚如磐石，”强攻下去也不奏效，乃改变方赂，采取大迂回战术，集中平汉路兵力强攻娘子关，沿正太路西进，使太原市腹背受敌。11月2日，忻口守军被迫撤离，向太原转进。 卫立煌从前线退到太原，再次见到周恩来，向这位当年在黄埔时的老上级“啪”的一个敬礼，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腿都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部队帮了大忙。我代表将士们向八路军表示感谢。” 这时，日军集空军对太原轮番轰炸，太原城内一片火海。接着，又向太原空降伞兵，并以重兵攻城。 11月7日，周恩来在隆隆炮声中伏案工作。直到晚上，才从容不迫地问他的机要组长李金德：“阎锡山走了没有？”李金德回答：“他早就跑得不见踪影了。”周恩来这才说：“好吧，那我们也走吧。” 11月8日，太原沦陷。国民党各军争路西退南逃。阎锡山脱下戎装，换上锦袍马褂，坐在汾河西岸的一座天主堂内收容溃散部属。 何应钦第二年在国民党临代会报告中说：忻口会战“歼敌三四万人，造成华北各战斗中最有利之战局”，“我朱德部在敌后方袭击，迭次予敌重创”。 太原失守后，华北战局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处于主导地位。 再说太原失守四天后，华东战场的上海就失守了。上海既失，各军仓皇后撤。日军分两路逼进，东南黑云翻滚，人心惶惶，南京大门洞开，无险可守。11月19日，国民政府举行国防最高会议，认定日本志在必得南京，为持久抗战计，决议迁都重庆，而抗战及内政、外交等活动则以武汉为中心，蒋也在武汉指挥抗战。 一天，蒋、汪等20余人正在开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前来告别。他将串部分官员乘兵舰去重庆。当时气氛压抑、悲凉。秘书长张群说：“大家都不要难过了。好在这不是上别的地方去，乃是去重庆。重庆重庆，就是重复回来庆祝的意思。”这样一说，有的人就笑起来了。 淞沪沦陷后，日军水陆并进，马不停蹄，一路向南京打来。南京防守之事，已成燃眉之急。何去何从？蒋介石举棋不定。日本向蒋提出和谈条件。蒋予以拒绝，表示如欲和谈，必须恢复战前状态。否则国民政府会被舆论浪潮所淹没。从11月17日起，蒋介石在南京连续召开三次高级幕僚会议，参加者有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刘斐等人。 蒋问李宗仁：“敌人很快就要进攻南京了，德邻兄对南京守城有什么意见？” 李宗仁答道：“我不主张死守南京。我的理由是：在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折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而敌人则夺标在望，士气正盛。南京必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并将大军撤往长江西岸，一面可以阻止敌人向津浦线北进，同时可以阻止敌人西上。让他徒得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 蒋又问白崇禧，白说完全同意李的主张。应主动放弃南京。 这时刘斐发言，他认为南京是守不住了，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只宜作象征性的防守，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 蒋介石微微点了点头。其实，他早已决定放弃南京，但他的方略是将日军主力吸引于南京和长江下游，如果主动弃守南京，恐怕日寇看出破绽，而将魔爪缩回去。因此，他口称：“南京为国府所在地，断不能不战而退。”其实是疑兵之计，只是想做做样子而已。 蒋介石又问何应钦、徐永昌的意见，二人均表示同意蒋的意见。 “孟潇兄，你看呢？”蒋介石望着唐生智。 不料唐生智忽然起正，大声疾呼：“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寝陵所在地，若拱手让敌，成何体统？首都一旦失陷，不但影响国际观瞻，也无以向全国人民交代。值此大敌当前，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也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 这番话颇有大义凛然的气势，别人不便加以反对。最后，蒋介石决定调集从上海撤退下来的黄埔嫡系余部和广东的两个军，合计大约了万多人，加上他的“御林军”教导总队的3万人，兵力总数11万人，防守南京。 接着，蒋介石问座中将领：“守南京，就这样决定了。大家看谁来当总指挥好？”当场无人吭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都明白这副担子吃不消。何应钦面色沉重，徐永昌低头不语，白崇禧仰望天花板。蒋环顾左右，最后目光落在唐生智身上。 唐生智会意，事由他起，守城也是非他莫属了。他站起来，大声说：“当此国难危急，军人守土有责，岂能坐视不救？如果委座还没有预定的人选，我愿尽忠报命，誓与南京共存亡！” 蒋介石马上颔首答道：“好，就请孟潇兄勉为其难吧！本来。保卫首都，中正责无穷贷，可是政府决定西迁，本人必须坐镇后方，统筹全盘战略，无法分身、只得偏劳孟潇兄代我负此重任。我会亲自命令守城各军将领，务必服从唐司令长官的指挥，就如同听本委员长的指挥一样。” 会后，蒋介石委任唐生智为南京卫成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 11月17日，日本成立大本营，由天皇统率。12月1日，大本营陆军部下达进攻南京的命令。松井石根指挥第六师团、第九师团、第十二师团及第五师团的第九旅团，采用包围迂回战术。渐渐接近南京外围。7日，园军向南京外围发炮，并发起总攻击。中国军队毫不示弱，奋起抵抗。一时间，南京城上空被激战的枪炮声涨满了。 直到这天早晨，蒋介石才离开南京赴赣。走之前，他借夫人到唐生智家看望。听着隆隆炮声，他说：“孟潇兄，只须坚持个把月，在江西整训的卢汉的两个军就会调来解围。只是你身体尚未康复，有劳你守南京，我很难过。” 唐生智说：“委员长身系全国抗战大局，快上飞机吧，南京的事由我负责到底。” 蒋介石偕宋美龄上了飞机。他让飞机绕南京一周。飞机上，他看到日军炮弹爆炸时腾起的烟雾，不由得叹息一声，感伤地说：“风景依然、时势大变矣！” 再说唐生智和两位副长官匆匆设定战斗序列及作战计划，率部在沿紫金山到光华门、中华门一线作奋力抵抗。然而日军装备优越，火力极猛，很快即攻破雨花台，炮弹射程直达闹市中心新街口，战势急转直下。白天敌祝轮番轰炸，地面炮火密集，让人抬不起头来。唐生智只得乘黑夜巡视各据点，白天夜长官部所在地原铁道部地下室内通电话指挥。俄顷之间，紫金山天堡城也落人敌手，敌人居高临下定点炮击，大火四起。正在这时，军事委员会发来急电：“如情况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 唐生智见战局实难挽救，与其坐待生俘，莫若突围转移，乃于12日下午召集师长以上紧急会议，宣布撤守，分路突围，能渡汉的到滁州集合，不能渡江的突出城门之后，对广德、芜湖方面之敌进行反击，向皖南转移。 但是，有些军长、师长并没有将突围的命令传达下去就一走了之，以致群龙元首，齐趋城北捐江门夺路逃生，造成极度混乱。当时宋希濂部下任戒严部队扼守捐江门，即末悉撤退命令，正打得勇猛，忽见友军狂退，以为是逃跑，大怒，立即掉转枪口向乱兵扫射，自相戕杀。 唐生智下令关城门，堵下关，压迫突围，但哪里管得饺？一片混乱之中，卫队几十人团团保护唐生智退到江边，呜枪射击，夺得一船，急渡过渡，又一路步行赶到六合，再向滁州方向走去。 这次侥幸脱险的，除军、师级将领及其卫士和部分由太平城出门的部队与零星散兵之外，也许只有原守城外的汤水镇东西一线的粤军第六十六军和第八十三军而已。大批部队过不了江，留在了城里。 12月13日晨，谷寿夫率领日军第六师团率先从中华门进入南京。接着，牛岛、中岛、末松的三个师团相继人城。 于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 于是，豆古未闻的大强奸开始了。 30多万中国人的鲜血，洗去了六朝古都的秀色，南京沦为一座白骨累累、阴气森森的“鬼城”。 唐生智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副省长及政协副主席。他晚年谈起当年防守南京之事，深自仟侮：“总之，我是指挥无方。措置失当，使10万守军陷于敌手，生还者无多。我罪责难逃。自告奋勇，自投罗网，自取其咎，还有什么可说的！”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国际连番命启程， 日船悄悄四人行。 六年中外风云变， 蒋请苏机万众迎。 这是一首王明的诗。前两句说的是1931年秋他到莫斯科去，后两句说的是6年后从苏联回国。其洋洋自得之情，跃然纸上。 王明、孟庆树夫妇和康生等人是1937年11月14日乘坐苏联飞机回国的。 6年前他离开中国时，安排博古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到达苏联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后又被选入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主席团。直到遵义会议，他一直通过博古领导着中国共产党。 王明为什么不直接当共产党的总书记，却如此看中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呢？那是因为当时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却享有极高的权威。只有充分相信自己力量的政治家，才会当太上皇和后台老板进行垂帘听政或遥控指挥。可以想像，遵义会议博古的下台、毛泽东的上台对远在莫斯科的王明产生了多么巨大的震动。 王明是《八一宣言》的起草人，国共合作的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当国共合作真正实现的消息传到莫斯科，王明坐不住了。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政治生命进人了一个非常时期。在他看来，遵义会议赶搏击下台，实在有那么点“政变”的味道。在国共合作实现后，扳回这一局的可能存在了。他决定回国摘桃子。 回国前，王明先后拜见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这当然不只是礼节性的告别，而是要寻求支持、抬高身价，加重在政治斗争中的砝码。 11月29日下午，天空中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嗡嗡声，打破了延安上空的静寂。一架飞机在低空盘旋，然后准备下降。 这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和抗大学员、各界群众已在瑟瑟的寒风里等了好一会了。 飞机终于降落了、从飞机上走下来一位裹着厚厚的毛边茄克衫的人，他就是王明。他的身后，是近视的、烟不离手的康生，他1932年去莫斯科，直到如今才回国。同机到达延安的，还有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等人，以及苏联顾问。 王明没有在简陋的苏维埃政权茅屋中生活过，在莫斯科住洋楼、吃面包、喝啤酒的6年生活，使他显得白白的、胖胖的、矮矮的，与迎上来的高大的毛泽东产生了明显的反差。 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他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接着又话中有话地说，“王明同志回来了。他过去对革命的贡献，他的鼓舞和指导作用证明是极为宝贵的……在这一历史时刻，他又回来指导我们了。” 王明和苏联派来专门护送王明的顾问也讲了话。 当晚，毛泽东请王明、康生吃饭。 在陕北公学大院，毛泽东、张闻天又主持召开了欢迎大会。 王明一到延安，就提出了召开政治局会议的要求。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12月9日上午，后来被称作“十二月会议“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了。 第一天上午，风平浪静。党中央总负责张闻天作题为《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肯定了洛川会议的决定和已经取得的成绩，指出巩固国共合作、改造旧政府、改造旧军队、保证党中央团结等10项主张，指出前一段党内出现投降主义倾向的种种表现。 下午，王明发言了。他把写了几页的发言大纲朝桌上一放，讲道：“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我今天着重讲讲这个问题。中央的工作亟待改进的地方很多。” 在讲了一大段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道理后，他把提纲朝旁边一推，清清嗓子，自由发挥起来：“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对国民党，只应分成抗日派与降日派。” 他进一步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方面，我们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嘛！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 这些指责，毫无疑问是针对毛泽东而发的。因为就在20多天前，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明确地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 王明又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淞沪抗战打了几个月、能是片面抗日吗？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这些指责，自然也是针对毛泽东的。 对毛泽东的指责还有许多许多： “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游击战争能战胜日本吗？” “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 “改造旧军队，这是不策略的口号。” “我们的斗争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说多建议，少号召，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有意义的。” 王明强调：“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受蒋统一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要使人家一到特区，便感觉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 王明讲起来滔滔不绝，一直讲到夜深人静，这才话锋一转，说道：“我今天这个发言，并不是仅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回国前，我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亲切接见，并会晤了季米特洛夫同志。可以说，我今天讲的主要观点，就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与会人员本已疲惫，听到这里不禁眼睛为之一亮。 第二天，王明在会上作了第二次发言，主要讲他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如何做出成绩，如何受到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表扬。 于是，正在延安运筹帏幄、得心应手的毛泽东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一下子陷入了被动的地位。 正是： 不怕令日千尺浪， 要靠历史论短长。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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